周恩来一生滴水不漏,却说错了这句至为关键的话
冒进的苗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目前官方文献中,比较通行的说法是“一五计划”(1953-1957)顺利实施过程中。 短短几年间,国家各项事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风气为之一新。政治和军事方面,在朝鲜逼平美帝,政权彻底稳固;经济上物价稳定,生产 …
刚刚,我们这里结束了半个月的“原则居家”。
居家期间,我主要看了一些关于周总理的书和文章。今天恢复营业,就先写这样一个小题目吧。
大多数人都知道,总理的风格以严谨细致闻名。郭老曾形容他,“思考事物的周密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如电火行空”。
新近看到的几个故事,让我对总理做事之细,有了新的认识。与大家分享,供大家学习。
图为周总理在飞机上看地图。
01
时间来到1949年9月29号,距离开国大典两天。
这天上午,周恩来从中南海勤政殿步出,乘车进故宫西门,再出午门,最后登上天安门城楼。
沿途每经过一个节点,他就抬手看一看表。
跟随多年的卫士长成元功,注意到这个细节。他知道“周副主席”一定是在确认什么东西。
果然,折返途中,周副主席对身边人员说:
从勤政殿起步要5分钟,路上行车7分钟,下车等5分钟,上天安门城楼8分钟……总共需要半小时,太紧了,留点余地好。
原来,周恩来刚才之所以频频看表,是测算从勤政殿到天安门的时间,以确保参加大典的成员能准时到达。
在成元功的回忆录中,有一章专门写开国大典筹备期间的周恩来。他用了一个词:事必躬亲**。**
比如,如何升旗,何时奏乐,怎样布置,周副主席都亲自过问。
再比如,参加检阅的飞机数量不够,怎么办?周恩来就对空军讲:
人家飞机多,举行重大活动是三架一组,我们飞机少可以先两架一组。第一组从天安门上空飞过以后,绕一个大圈,再飞回来参加二次检阅。这样,飞机少的问题就解决了。
这段“飞机飞两遍”的故事,最近几年在社交媒体广泛流传。它通常被冠以一个极富感情色彩的名字《这盛世如你所愿》。
因为后来我们的飞机,再也不用飞两遍了。
02
按今天的词来说,周恩来绝对是个“细节控”。
一个真正厉害的“细节控”,体现在普通人不会注意的东西,但在他眼里就能看出端倪。
有一个材料很能说明这一点。它的讲述者叫周巍峙,是很资深的文化官员。
1964年的某一天,他陪总理观看了一部话剧叫《赤道战鼓》。看这个名字或许能猜到,讲的是非洲人民革命的故事。
看戏当天,总理没说什么。
可第二天夜里,已经躺下的周巍峙,接到了总理打来的电话:
我是周恩来,你查一下《赤道战鼓》里有个情节,非洲黑人革命者学《毛选》,你看看是在斗争前学的呢,还是在斗争中学的?
周巍峙同志的水平也是很高的,他一听就明白了:尽管当时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但我们是不赞成“革命输出”的。
如果非洲人民是在斗争前学的《毛选》,就有“革命输出”的味道;而在斗争中学习,就属于单纯的学习经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因此,周恩来过问的这个小细节,背后代表着对外政策的大问题。
于是,周巍峙连夜查询,迅速就给总理回了话。
**03
**
有一些老同志也曾说过,这辈子有“两怕”:怕主席的威严,怕总理的认真。
总理在话剧这样的小事情上很认真,在一些大事情上,就更认真了。
比如,原子弹。
1964年10月16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张爱萍副总长看到腾空而起的蘑菇云,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立即打电话给总理报告。
哪知道总理听后,没有表现出兴奋,反而沉默一会儿,问了一句:
_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_
这一问,问得张爱萍措手不及。因为大家一时还无法提供数据,来证实这点。
很快,各个测点的数据开始汇总。一位专家根据数据,分析出了爆炸的当量值,确认了核爆炸的真实性。
这时,远在北京的总理,才接受了这个喜讯。
1964年10月,周恩来是在接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职员时,宣布了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当时现场掌声雷动。上文提到的周巍峙,正是《东方红》的总指挥之一。
那个分析出当量值的专家,就是后来有“核司令”之称的程开甲。
阅读关于周总理的材料,会发现有个“神奇之处”。那就是当年的许多人,几乎都能说出一两件,来自“总理的关怀”。
比如,对程开甲的关怀就是,学好普通话。
那是在一次汇报后,总理大概感到程开甲的吴江口音有点难懂。于是,当场给他布置任务,“把口音好好改一改”。
不过,程开甲后来改了一辈子,都没有成功。
程老说:“后来当我每次作报告,战士们反映听不懂时,我就会想起周总理的交代, 心里很惭愧。”
从某种程度来说,周恩来正是通过各种体察入微的举动,感染过很多人,也征服了很多人。
04
受到总理熏陶的人里,外交领域或许是最多的。他说过一句名言,叫外事无小事。
**一个领导者,通过大事的指引,可以带出一支队伍;通过小事的塑造,也可以带出一支队伍。
**
有位身份特殊的女外交官,在她的文章里,曾写到过一个场景。
说有70年代的一天,在人民大会堂重要活动,部分外国大使由于堵车,迟到了一个多小时。会后,总理把外交部的人员留下,对着礼宾司长严厉批评。
这时,旁边有人解释说,堵车应是交通部门的责任。周恩来长叹一声说:
我还能批评谁?外交部到底是我自己的部。
因此,外交部老同志们撰写的,关于总理的文章,多到数不胜数。哪怕当年的普通干部,周恩来也能记住他们,同他们照相,给他们指点。
比如,后来的驻卢森堡大使施燕华,回忆过她两次为总理做翻译的经历。
第一次是在1967年,那时周恩来身体还非常健康。总理问她是哪里人,并且鼓励说:“外交部江浙一带人很多。你翻得还不错嘛,将来你再好好努力。”
第二次是在1975年,那时总理已重病在身。
1975年,中泰建交签字仪式在305医院举行。
刚从联合国奉调回国的施燕华,已几年未见总理。此时,她陪同泰国总理来到305医院,拜会周恩来。
会见结束时,施燕华匆匆向外走去。没料到,总理竟还记得她,并且叫住了她。施燕华如此回忆那天的场景:
我不好意思地走到周总理身边。总理握住我的手问:“你回来了?”我不禁一愣,难道周恩来总理还记得我去纽约了?我强忍着泪水轻声说道:“总理保重!”他回答:“谢谢!”
没过多久,总理便与世长辞。
在太庙举行的吊唁仪式上,施燕华作为工作人员,负责在大殿引领外国驻华使节。
她说,一次又一次带领使节们走到骨灰盒前,一次次鞠躬,总感觉总理就像过去接见完外宾一样,对她们喊:“过来,过来!一起照相!”
主要参考资料:
《周恩来总理卫士长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周巍峙忆周总理》,中国社会科学网
《程开甲回忆周总理关怀核试验工作》,党的文献
《周恩来指导外事翻译工作的细心》,湘潮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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