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邓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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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安庆

多年前第一次遇到邓安庆，他见面就说：“你长得有点像我哥哎。”等知道我年纪，他又点点头：“真的，跟我哥一样大。”

这样的话，听起来很像是套近乎，但出自他的口中，不知怎么的，就让我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奇特感受：这个人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他甚至可能都没意识到这番话会被人误解为套近乎。

后来熟了，我跟他说，读他第一部小说集《纸上王国》时就感觉，你是想“表现现实如其所是”——是什么样，就老老实实写下来。他感叹了下说：“是的，就是这样。我不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人。”

这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写法。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如实记录”，但任何现实生活要用语言呈现出来，都有一个转换过程。如今市面上流行的写法是“加法”，各种添油加醋、涂脂抹粉，而他却是在做“减法”，是要有意识地去掉芜杂。这当然是更难的，你想一下就能明白，很多故事在去除添加剂之后，其实就不剩什么了。

他这人性情温和，人畜无害，但不时会被人指控“卖惨”——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也谈不上“卖惨”，只不过对他来说，作为写作素材的现实生活就是那个样子，他仅仅是把它们尽可能真实地呈现出来而已。

我当然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卖”这个动机，但我倾向于认为没有，主要原因之一是，“惨”恐怕也卖不了几个钱。如果一个人的真实生活就很难，但说出来又要被嘲“卖惨”，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与文学无关的道德苛求：你生活不易，但最好忍着别说出来。

另一张照（其实他现在头发已经没这么多了）

自从他十年前出版第一本书以来，如今他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作家，可是他没房子、没钱、没婚姻、没孩子。在世俗意义的成功上，没有人会嫉妒他（除了我嫉妒他有作品被翻译成英、意、西、丹麦等多种语言），大家都爱他。

他好像觉得这样一辈子也不错。有一次，我们几个人聊起孩子，沈书枝问我家两个娃的小名，我说叫小毛、阿福，有时叫他们毛力多、福力多，邓安庆在旁来了一句：“可惜我不会有儿子，不然就叫他邓布利多。”

作为一个37岁的单身北漂，他现在也看开了很多，有时也会不时拿这一状态开开玩笑。前些天中秋节还说：“我实现了月饼自由（收到的月饼可以吃到明年）……但这不是我想要的自由……”我觉得这可以扩展为“邓安庆月饼自由定律”，即：我想要的，是那种我无法实现的自由。 

他给我的题赠，其实是他住长江头（湖北武穴），我住长江尾（崇明）

他现在确实比以前自由了，原因之一是，和很多人一样，前一阵他也失业了。有一次看到他了一条：

想写一篇新的小说，不过我立马提醒自己：新书刚写完，现在是休假期。刚躺下，内心又有声音响起：得开始写了，别忘了你还是个穷人！刚坐起来，我又想到：写作能让你富裕吗？我又一次躺下了。

确实，在国内是很难靠写作致富的——有时相反，写作倒成了他花钱的借口：

为了给小说的女主人公做点儿背景铺垫，逛淘宝逛到现在，衣服、美甲、提包、裙子、爽肤水、口红……真的是琳琅满目，挑花了眼。哎。

这一点，我也很服他，毕竟，再怎么想体验生活，我都绝对不会去逛这些淘宝店，如果有女性读者控诉我不能完全代入女性的感受，那我也只能认了。在小说《我认识了一个索马里海盗》中，他甚至是用女性第一人称写的，虽然我知道青山七惠也有这样跨越性别的尝试，但这难度太大，换作我是不敢轻易尝试的。

写作对我也很重要，但没有像他这样，几乎变成一种职业病，一种本能反应，他和我说过，去任何一个地方，经历任何事，他都能想到“能不能变成写作素材”。

这不是开玩笑的。有一次，他和朋友去郊游，同行的有一位是新来的，不知为什么，见面就拿他开涮（可能是他散发出一种“我很好欺负”的化学物质），见他也不还击，到后来就越来越不含蓄。他开始只是心底里反感，能躲则躲，只觉得这人怎么那么讨厌，但后来忽然意识到：“这种个性如果作为一个小说人物，倒是也很典型。”一想到这里，他精神一振，浑然忘了自己受的辱骂调笑，全神贯注地开始观察起此人的表情、行为、言语。

他说完这个故事，哈哈大笑之余，沈书枝对我说：“你看，千万不能得罪小说家，要不然他会把你写进小说里。”邓安庆也得意地说：“就问你怕不怕？！”但我想他可能忘了，现在已经不是“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时代了，在如今这个后现代社会，要是知道能有这样的好事，可能会有无数人想方设法地找上门来得罪他。

饭叔拍的一张，意境很吻合邓安庆的新书《永隔一江水》

这是真的。他写了很多老家的人物，本来他都很担心，人们看了会不会不快（毕竟那么真实，你想想），结果，去年疫情期间在家，有邻居过来说：“你什么时候也写写我妈？”

他笔下所写的，大抵都是他所熟悉的那个世界：老家湖北武穴长江边上的邓垸，以及他这些年来在苏州、北京等不同城市漂泊不定的生活。就像福克纳一辈子都在刻画老家那个“邮票大小的地方”，他也构造了一个“纸上王国”，在那里，他的心灵才真正得到了安顿。

王德威曾说过，当代中国小说家与前辈相比，有一个突出的不同：他们往往在文学技法上有了很大的提升，但生活体验却缺少了很多。如果是这样，那邓安庆可能是一个反例：他做过各种广告策划、内刊编辑、企业培训、木材加工、图书编辑等各种活计，虽然也不是不重视写作技巧，但却倾向于有意淡化它，这种朴实倒更像上一辈的作家。

有时，他让我想起俄国小说家契诃夫——和同时代的很多作家不同，契诃夫不是贵族，他曾说过：“我的童年时代并没有童年。”他从小劳作，书写的也都是一些乡下的普通人，谈不上什么英雄气概，只是在一个粗鄙、平凡的世界里讨生活，每个人都得为自己找到出路。诗人Korney Chukovesky对契诃夫有一句精到的概括，似乎也同样适用于邓安庆：“同情具体的人，这就是他的信仰。”

如果是这样，那他可以说并不只是在为自己写作，也是在为许许多多本来没机会发出自己声音的普通人写作，让他们能在那个“纸上王国”中留下自己的痕迹。我也问过他，接下去写什么，他说，没想好，但最重要的是写下去。是这样，只要能活下去，那就写下去。

最后，他用不着我为他打广告（毕竟他豆瓣粉丝是我两倍，有14万之多，混豆瓣的都知道这有多难），但如果你读到了这里，还想多了解他一下，那不妨关注他的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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