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还能再苟几年”：广州版清退进行时下的康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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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小红书上一篇关于广州的帖子获得了上千广州用户的点赞、评论和转发。这篇帖子和其他为数不少的帖文均提到了这样一个现象：从来没在广州地铁见过这么多的人。纵使广州地铁3号线一直有着“死亡3号线”“地狱西”（指3号线体育西路站）等别称，该贴评论区里生活在广州的人都觉得——今年春节后广州的人比往年更多了。

刘伟志是在今年元宵节后第一次来到广州。2月一个周末的夜晚，他从8号线中大站上地铁，坐到3号线广州塔站，去欣赏广州的夜景。那是他第二次坐地铁，第一次是从广州火车站到中大站。刘伟志从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市区的夜景也让他非常震撼。

只不过21岁的刘伟志并不是在中大站附近的中山大学求学，而是在中大站南面的康乐村打工。

关于康乐村的历史，比较常见的说法是可以上溯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相传当时“康乐公”谢灵运被贬官至广州，居住于现康乐村一带，为纪念他便有了“康乐村”这一名字。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首先席卷东南沿海，而“广州十三行”一直以来便是服装贸易的聚集地，海印桥下开始出现一些大胆的人摆摊做布料生意，且规模日渐增大。由于摆摊影响“市容”，小商贩们经常遭到警察驱赶，一些人开始另寻新址。

彼时，中山大学附近还是一片荒芜，南部康乐、鹭江两村农田鱼塘林立。“老广”间流传着“有权住东山，有钱住西关，没钱没权住河南”的说法。这里的河南并不是指河南省，而是位于珠江南岸的海珠区，即中山大学、康乐村的所在区。

地摊商贩逐渐汇流至康乐、鹭江两村摆摊，生意也逐渐红火。一些温州商人、潮汕商人也看上了这里的商机，加入到康乐村布料生意的行列。上世纪90年代，在政府支持下，相对“正规”的布匹市场建立了起来，拥有康乐村户籍的原住民们也在这里兴建村房。

康乐村或许是现今广州市中心仍然存续的典型城中村，楼房密集程度令不熟悉城中村景象的人无法想象。在烈日炎炎的下午，走在康乐村的路上，抬头也很难见到太阳。在难以通过一名成年人的楼房间隙中，污水横流、垃圾遍地。就是在这样一片城中村里，2022年年中时居住着10万余外来务工人员，拥有制衣厂5000家以上。这组数据还只是官方统计中登记在册的数量。

康乐、鹭江两村的制衣厂，与其说是厂，不如说是小作坊。经营着一家纽扣加工厂的旷学文告诉记者，100平方米以上的厂房就已经是“大厂”了，保守估计这片区域约有1万间小厂。如此逼仄的空间，10万人、1万间厂，这些数字足以让外人震惊。但或许，2023年2月的某个下午，记者在康乐村看到的拥挤、忙碌，仍远不及疫情前的繁盛。

康乐村中随处可见的湖北菜饭馆。摄影：吴鸣

再“苟”几年

烧腊、猪脚饭、肠粉，是广州路边小餐馆菜单上最常见的菜式。但在广州市中心的康乐村，随处可见的却是热干面、监利餐馆这类湖北菜。有研究者调查，康乐村约有六成湖北籍外来务工者，其余外来务工人员大多来自湖南、四川、重庆和潮汕地区。湖北籍务工者的进驻，让康乐村在新世纪后渐渐有了“湖北村”的名号。

30多岁的旷学文就是湖北仙桃人，来广州之前在云南做服装生意。2018年，听同乡说广州这边服装生意更好赚，便带着积蓄来到了广州，并由做销售转为了生产。旷学文承包了一间被转让的“小厂”。这间厂位于康乐村一间民房的一楼，总面积大概50多平方米，楼上还有4层，是供外来务工者租住的房间。

这也是康乐村厂房与居住的基本格局，大多数厂位于一楼，其余楼层则住着务工者。每个房间靠墙摆满了上下铺，一间房最多可以住30余人。

根据房间里的人数、是否有空调、是否有WiFi，以及房间是否有独立卫生间这些条件，床位租金在每晚20元到100元不等。有些厂会包吃包住，在订单不多的淡季，每天工资在200至300元不等。虽然旷学文的收入已经足以支撑他在康乐村外租一间相对来说贵一点的单间，但在饮食上，他还是喜欢在康乐村的湖北菜馆里约上好友喝上几瓶啤酒。

疫情后的三年间，由于防控政策随时可能影响经济环境，大多数厂家为了回避风险不再招长工包吃包住，而是根据订单量的多少雇佣临时工。工资也由订单情况决定，通常不会高于350元一天。被称为“小单快返”的经营模式也是这几年间，在上游厂家的推动下走进了康乐村的制衣厂。在欧美、中东异常火爆的跨境电商SHEIN和刚刚出海半年的TEMU（拼多多海外版），就是靠着像康乐村这样的小作坊和“小单快返”模式，用低价和效率拿下了大批境外消费者。

“小单快返”是为了应对快速变化及时调整而产生的一种低风险商业模式。以服装业为例，上游企业多则先订几十件少则几件成品，有时甚至只是将设计图放在官网和APP上销售，再根据销量多寡决定是否增加订单量。这样的模式节省了上游企业的成本，但也压缩了制衣厂的利润空间。因为订单小、出货快，“乙方”制衣厂基本上没有议价权，只有疯狂接单让厂子忙起来，才能在整个链条中赚取更多利润。

旷学文的厂做纽扣加工，在制衣产业链中属于比较不费人力、生产速度较快的一环。两条面对面的长桌，几张摆在桌前的长椅，桌上八台简单的缝纫机器就构成了这间厂。

广州康乐村。图：影片截图

旷学文回忆，疫情前的“双十一”“黑色星期五”电商大促期间，提前两个多月就会出现“爆订单”的盛况。那时候，即便是更小、更缺乏人际网络、更无名气的小厂都能收获大批订单。每年爆单期间，旷学文会再多摆几张桌子、租多几台机器、招多几名工人。15名工人每天至少要做够14个小时，从早上九点一直忙到凌晨一两点。

即便如此，旷学文也没有见证过康乐村的“全盛时期”。在外来务工者源源不断地涌入康乐村后，这片区域的流动人口管理成为了政府头疼的问题。旷学文来到康乐村的2018年，广州市政府已经决定要将康乐村的制衣产业转移，由广东省辖地级市清远市对接和接收，并连年拆掉许多后期未报备的违章建筑。

2022年底，因疫情封控爆发康乐村事件后，康乐、鹭江片区的拆迁和产业转移似乎加速提上了日程。根据海珠区官方发布信息显示：海珠区政府将于今年完成康乐、鹭江片区196万平方米拆违整治，并增加300套安防、846套视频、13套抓拍设备，且全面完成片区内人口信息摸查，在此基础上完成片区片策方案和控规调整手续。

来康乐村已经五年的旷学文，早已听说过这片区域迟早会整改，但他从未担心过。五年间，他每年都会听说政府要拆迁整改康乐村的消息，即使现在已经启动拆迁，波及的也多是后来所谓“没报备的违建”，“动铲子还没那么快动到自己头上”。在他看来，整片区域全拆起码还要三年后。

不过，去年年底因封控而起的群体事件，或许确实加大了政府清退的决心。据旷学文了解，一些大厂已经被有关部门问及是否愿意转移至清远。

同样来自海珠区官方消息：近期海珠区政府将全区7480家制衣厂分为A、B、C三类，A类28家重点扶持，B类102家保留提升、推动转型，C类7000余家逐步关停、有序疏解。康乐村小作坊们的命运似乎已经隐约看到了无法再被改变的轨迹。但就旷学文对该区域全部拆除疏解时间的预测，他觉得自己的厂还能再苟活几年。

不仅是他，小厂主圈子里对拆迁的共识都是“应该还能再苟活几年”。“哪有可能今年一下子给拆完啦，”隔壁手摇花厂的厂主如是说。

广州康乐村，一名男子骑著电动车。摄影：吴鸣

想象中的“人去楼空”？

康乐村的命运在去与留间已经摇摆多年，2022年底的疫情加速了这一过程。

疫情发生前正值2022年的“爆单期”，因为一名工人的意外感染，整个康乐村变得混乱不堪。旷学文认为，2022年最后康乐村之所以变成那样，是因为广州要搞什么“精准防控”，有人感染最多只封那一栋楼，甚至就封那一层。但“精准防控”显然未能防住病毒在以“握手楼”闻名的康乐村内的传播。

疫情迅速扩散后没多久，康乐村便被当地政府要求封村，实行只进不出措施，数十万潜在的密接者被转运至方舱集中隔离。但“双十一”即将来临，不甘心就这样白白错过挣钱机会，少数未受疫情影响的工厂顶着违反疫情防控的风险继续赶工。生产好的货物运不出去，一些大胆的人在村口水马内不顾防疫人员阻拦将货物扔出水马，在外接应的人拿到货物后迅速逃离防疫人员的管控范围。2022年10月及11月，康乐、鹭江两村究竟发生过多少起群体事件，旷学文也说不清楚，收到封控风声后旷学文就没再进过村了。

整个2022年的生意一直都不如往年，本指望“双十一”和“黑色星期五”在年底冲一下业绩，但最终还是因为封控违约了不少订单。这些原本属于康乐村的订单也不得不流向了其它城市的小加工厂。封控政策180度急转变后，旷学文在2023年元旦来临前关厂回家过年了，这是五年来他关厂最早的一次。

和他一样，不少外来务工者也都提前回了老家。不过，旷学文说，包括他在内，所有厂主都不担心过过年回来后的生意，觉得生意做不下去那是我们这些“不了解的人瞎想”。纵使这几年受到疫情影响加上政府对该区域管控加强，生意确实不如往年，但总有大批大厂需要将制衣订单外包给他们，总有人会回到广州继续打工。

春节之后，外人想象中的“人去楼空”并未出现，康乐村又恢复了往年的热闹，大批外来务工者来到康乐村落脚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各式订单也在蜂拥而至。同样在准备“转型升级”的中大布匹市场沿路依旧水泄不通，小货车、电动车的驾驶员们骂声不断。问起村里在春节后有什么明显变化，旷学文提到了骑着电动车从他身边路过、东看看西看看的四名特警，“警察巡逻变多了”。

在此之前，记者从未见过骑电鸡（注：粤语，指电动自行车）的特警，仿佛在这里，不管你是谁，进了康乐村的窄巷，都得卸下一些最初的“武装”。

刘伟志春节回家后听同乡描述了去年年底发生在康乐村的事情，这是刘伟志人生中第一次听说在中国大陆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初中毕业后，刘伟志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没再继续升高中或技校。头几年，他先在湖北荆州的工地找一些零工，或者在餐馆干一些兼职。后来跟随同乡来到湖南郴州的服装加工厂做零工。这几年的服装加工生涯里，每一道工序他都有试过。

春节刚过，听同乡说最近广州这边缺人，待遇也不错，在刘伟志印象中广州机会多，没太犹豫就与同乡一道来了广州。2月初，他们一人租下一张40元一晚的床位，房间里一共22个人，共用一个卫生间。虽然房间有WiFi，但是刘伟志晚上玩游戏时从不用WiFi，因为人多网速慢，影响游戏操作。

到广州安顿好的第二天，刘伟志就在村里一个祠堂门口找到了工作。通常在用人紧缺期，厂主或者中介就会来到村里几个祠堂、康乐小学、凤江小学等“地标”门口，拿着一张写明招聘要求的纸牌招工。更火爆的时候甚至连招工纸牌都不用，直接喊话招工。待业的外来务工者在招工者的外围堵得水泄不通，举手或高喊引起招工者注意，如果被点到就直接跟着招工者进厂。

广州康乐村。图：影片截图

康乐片区的制衣产业流传着一句话：上午接单，下午招工，隔天出货。这也是康乐、鹭江片区制衣厂仍能“苟活”的原因之一。对于上游派单的“SHEIN们”来说，压缩成本是最主要的。制衣厂小厂主大批外贸小企业倒闭的萧条中，想要继续生存下去就不得不接受“大厂”的小单模式，即便小单意味着利润微薄。

对工人们而言，一旦有大单或是遇上旺季，加班加点忙几天的收入就比从事别的服务业或工地工作的收入可观不少，没单时也能去接点别的工作。每年人手紧缺时，会有一些人从佛山或者东莞来到康乐村打工，等“爆单期”或春节后用人紧缺期过去，再回到自己原来打工的地方。

今年春节过后，电商进入了新一轮促销的备战期。历来春节过后都是缺工期，刘伟志和同乡都非常顺利地找到了新工作，他们主要负责按照设计样式给衣服钉缝各种饰物，每天工资260元。

春节后的电商促销节并没有出现往年那样的气势，订单需求量离所谓“爆单”仍有很大差距，但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还是在10个小时左右，根据进度每周只能休息一天甚至半天，这样的工作强度预计要维持到三月初。与之前的工作相比，刘伟志觉得这份工作待遇算不错，工作强度也一般，他还算满意。当然，工厂不会跟他签劳动合同或者其他形式的雇佣合约，更不用说五险一金。事实上，打工快七年的刘伟志从未见过一份正式的劳动合同。

刘伟志没想过要长久做下去，这份工作只在“爆单期”比较划算。他想等过两个月见识多了，再看看其他工作机会。现在，他觉得送外卖应该能赚得更多，工作也相对稳定一些。刘伟志喜欢在路上“飙”的感觉，送外卖可以让他在这座城市里跑一跑，等攒够几万块钱，他想回家当个包工头或开个小厂，赚得多才好“讨媳妇”。

不过，在实现这些愿望之前，他得先有一台电动车，二手的也可以。

康乐村一处张贴板上贴著大量制衣厂转让的小广告。摄影：吴鸣

祖传家业“随他去吧”

陈家康的电动车陪了他快十年了。订单多的时候，他会骑着电动车把货拉到中大布匹市场外的新港西路上和货车司机交接。这样货车不用开到市场里拥挤不堪的小路上，进出一趟耗时一个小时都算快的。

位于海珠区瑞康路的中大布匹市场商圈，如今由中大门、广州国际轻纺城、九洲轻纺广场、珠江国际纺织城、江南纺织城等共61家市场组成，市场边缘的道路上也分散着一些经营布料的商铺。尽管三年疫情间倒闭了很多商铺，但据陈家康估算，这片区域依然有上万家布料商铺。陈家康的商铺就是在市场通往城中村的小路上。他有一套自己的生意经，在这么多商铺中想要长久经营下去就要留住回头客，除了布料质量好，还是得靠服务态度把熟客留住。平常经营期间，只要不忙，他都会尽可能让熟客方便一点，少让他们麻烦。

陈家上世纪90年代起就一直在市场周边做布料生意，迄今快三十年。最开始是父母在经营店铺，如今父母交到他手上由他全权打理，偶尔过来帮他看看店。回望这三十年的经营史，起初是国内制衣的加工订单比较多，后来外贸单子渐渐占了订单额的大头。几十年的经营遇到的唯一低谷是过去三年。疫情期间，国内市场制衣加工订单明显减少，越来越多厂家转投“小单快返”模式。得益于这些年来积累下来的人脉资源，这三年生意虽大不如前，但陈家的店铺还可以维持下去。

最冷清的时候也是在2022年年底。因为“黑五”叠加“双十一”，国庆过后本应是布匹市场最为忙碌的一段时间，但因为康乐、鹭江片区发生的疫情以及随之而来的封锁，地理位置上紧邻的布匹市场也受到了波及。客户或货运司机担心进市场后健康码变色影响出行，不再来市场。很快，区域内所有非生活保障类店铺接到停业通知，即便很多熟客会直接联系好要哪款布料让商铺安排发货即可，但大大小小阻滞流通的措施还是对生意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广州康乐村。图：网上图片

11月初，整个海珠区开始实行“静默”措施。虽然官方在每一次通报中都未提及静默二字，但全区地铁飞站、作为被珠江四面环绕的一个岛，所有离开海珠的桥梁停止通车，这样的措施已属“静默”无疑。海珠区全区快递服务基本瘫痪，仅剩部分快递公司在政策允许范围内承运，时效大打折扣。布匹市场商铺在这一个月里近乎停摆。

正式解封后，不少厂家为了追订单恢复进货，但制衣厂工人大面积流失，几乎所有人都先后感染，2022年最后一个月的生意仍很难与往年同期相提并论。据陈家康所了解，2023年春节后，除了一些没能撑过这个冬天倒闭的商家，大部分他所熟悉的商家还是回到了往日的热闹中。

2月的某日下午，在长江国际纺织城一旁的小路上，电动车与货车争相通过前方狭小的空隙，互不相让。一条不到200米的小路，一台电动车最快也需要两分钟才能走完。货车不能像电动车一样见缝插针，起码要花电动车一倍的时间。路上虽忙碌不堪，但陈家康告诉记者，今年生意目前还是不如以前，可能也很难恢复到从前，能留住原来的熟客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在海珠区官方发布的信息中，中大纺织商圈内共有61家专业批发市场，其中35家经评估后被评为C类市场，将逐步关停、有序疏解。海珠区政府希望将该片区转型为省级服装时尚产业总部、交易中心、新品研发发布中心。距离中大地铁站最近、也是最新的中大门市场里，有许多服装设计工作室以及看起来更为高端的店面，或许这就是政府想要的发展方向。

当问及陈家康的店铺所在区域属于哪类市场时，陈家康竟表示并不清楚，附近几家店铺的店员或老板也不例外。面对极有可能到来的大规模清退计划，陈家康并不紧张。这几十年他给父母也给自己积攒了足够的养老本钱，孩子有自己的想法不愿再继承店铺。这家老店在他眼里，也没有必须“祖传”下去的必要。“随他去吧，”陈家康用粤语说道。

康乐村一名商户摆著寻找合作客户的广告牌。摄影：吴鸣

随遇而安的“九头鸟”

在康乐、鹭江片区，一间厂在同一个老板手下能经营个七八年，就算“长寿”。这片区域人口流动大，加上“小单快返”模式的普及，小厂难有扩容空间，规模化发展也从不会出现在他们的计划中。一些想要扩大规模的厂主，只能选择离开另寻厂址或其他出路。

在康乐村的一个广告栏中，除了大量住宿床位招租广告，还有部分制衣厂转让的广告。记者联系了其中一位厂主，他透露自己转让原厂是因为疫情放开后订单数量增加太多，又不愿放弃这个赚钱的好机会，便在清远另开新厂以扩大产能，原位于鹭江村的小厂只好转让出去。还有部分转让制衣厂的厂主称是个人发展原因寻求转让，有人受到去年年底影响赔了不少钱已无力经营，准备回老家或去别的城市发展；有人急需套现才无奈转厂。他们中大多数人都表示，转让的情况每年都有，不是今年才出现的特殊现象。不过，也许确实受去年年底事件的影响，转让制衣厂的老板比往年多了一些。

“小单快返”也是一些厂主决定退出的原因之一。虽然这种模式在康乐片区早已成为一种潮流，并逐渐向其他地区的制衣厂普及，但因此而来的利润压缩让一些厂主萌生了退意。这种高强度低回报的模式，厂主们叫苦不迭。但由于没有更好的替代方式，也就陷入了如今“要么入局，要么出局”的困境。

2022年的“黑色星期五”购物节来临前，康乐、鹭江片区的封控让SHEIN等跨境电商企业将这种模式加速推广至佛山、肇庆和湖南郴州等地的小型制衣厂。康乐村的制衣厂订单大量流失。而SHEIN开始谋划在土耳其和巴西建厂，以减少出口欧盟和美国的关税，部分厂主对今年生意不再乐观决定转让制衣厂。

对于可能来临的拆迁和清退，他们都认为不会太快发生，即便发生了也与自己没有太大关系。厂主们只想找个地方做生意，去清远、佛山等地租金还更便宜，拆迁赔偿金也不会落到他们手里，态度大多是“不关心”“不在乎”。至于工人，似乎更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我们都是‘九头鸟’，去到哪里打工不是打哟。”一位厂主这样说道。

广州康乐村。图：影片截图

“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这是流传在民间的一句俗语，有人把这句话当作对湖北人的嘲讽，但康乐村的湖北人把这句话当作夸奖。

湖北仙桃人旷学文说这句话是讲湖北人吃苦耐劳、很有本领。如果近几年人没什么意外的话，他会继续经营这个厂直到上头不让开了。他认为2023年可以参考疫情前的情况，应该还能再挣不少。

湖北监利人刘伟志认为这句话是说湖北人福大命大，怎样都能活下去。2023年3月初，最近这批订单正式完工，他拿到工钱后就离厂了，和同乡还有新认识的朋友在康乐村网吧里玩了几天游戏。他听有经验的工友说，接下来订单不会少，马上就是中东斋月和感恩节，到时候保准一天得干个十几个小时。至于要不要换工作或者去别的城市，刘伟志还不想多想。

2023年2月，回南天没有如期而至，不少人穿上了短袖。通往珠江新城的地铁里，白领们抱怨着拥挤的地铁、无尽的加班和从没有过的双休。不少“新广州人”或许并不知道，在距离珠江新城不足5公里的地方，三十多年的时光、几十万外来务工者的生活、工作和记忆，在不久的未来将不再留下任何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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