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园烛光集会到香港社运，五个大陆人在这扇窗口看到真实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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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了很大力气，从一个“六四是禁忌”的地方，到了另一个“六四是禁忌”的地方。这个日子成为了我的执着，我的责任。

端传媒记者 何恩林、特约撰稿人 包包 发自新加坡 2022-06-02

2022年5月31日，从铜锣湾柏景台停车场观看维多利亚公园。往年不少六四烛光集会的图片都在此处拍摄。 摄：林振东/端传媒

【编者按】以往支联会常常提到，香港是中国领土上唯一可以自由悼念六四的城市。的确，往年在维园访问期间会碰到不少大陆人、港漂，即使ta们因着种种原因未能畅所欲言，红着眼框对记者说“对不起，不能讲”，但那时的ta们还是有这么一个场合、一些活动，跟香港人相遇，传承六四真相。香港，或许是ta们看见自己国家真实面貌的一个重要窗口，甚至悄悄种下了政治启蒙的种子。端传媒访问了五个大陆人，希望在民间一片无力感当中，透过ta们在两地经历的一些事、一些情，寻找坚持的意义和力量。第一位是亲历八九民运、经历抑郁，每年穿黑白衣去天安门广场外骑车绕圈悼念，这两年换成了在香港维园开着手机灯绕圈，身旁的都是同路人。第二位在高中看过六四纪录片后，觉得被国家欺骗了，进而更多参与香港公民社会活动，ta跟很多人一样，以为香港的六四集会和六四纪念馆不会消失……第三位来了香港读书，不用翻墙的他在网路看到民运及六四资料，让他连结到曾经参与民运的大伯父，当年在理想与父母反对之间，选择了良知，最后陷狱。第四位看过那些年香港歌手“民主歌声献中华”、声援北京学生的演唱会后，第一次发现，原来香港可以做大陆不能做的事；只是当民主女神从中文大学被拆走，没有了这些实物，现在在港读书的ta，决定今年回去“民女广场”继续探问“民女去了哪？”第五位在大陆的教育和成长里，没有人教ta要批判思考，当看到民运和六四的种种，ta半信半疑了很多年，来到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ta终于知道大陆式的新闻造假是怎么回事了。

稿有點長，只希望在這時代，用文字用相片好好保存ta們的心聲。或者在未來的某年某月，會再次感動其他人。

一、亲历八九再走到香港，绕着广场走几圈的无声呐喊

叶清，50多岁，南方人，亲历八九

八九那年，我在官媒工作。胡耀邦去世第二天，我正好去西藏出差。拉萨是1988年出事后戒严。后来我在北京宣布戒严后一两天回到北京——从一个被戒严的城市，回到另一个被戒严的城市，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为数两次戒严。

在西藏的时候，我每天也盯着北京的情况。西藏的学生也游行，警察和他们对峙，一边是盾牌，一边是学生。只是对峙，没有冲突。我当时出差是去采访和学生运动无关的内容。去到受访者的家里，有个小伙子问我们对学生运动的看法。因为当时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是邓小平的定调，我们就说不会同意这个社论定调，他一听就接受采访，这好像采访前要做一个测试，也能看到当时年轻人的民心所向。

凡对中共历史了解的人，对要逆转最高层的定性，可能都没有那么乐观，尤其是决定戒严后。但我当时也没多想，势头在那里，不表达、不吭声是做不到的。在某种意义上，和2019年的香港有点像。我和家人在戒严后前后脚回到北京，几乎每天都去参加抗议，游行。五月底的声势没有一开始那么大，大家有点累了，加上戒严，有人也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危险。那时最让人印象深的是，以前北京街上自行车被偷是很平常的事，每个人可能不只被偷一次。那些天自行车是没人偷的，你骑车去广场，把自行车一放，然后走远了，几天后你再回去，自行车还在那里。6月3日晚上，大家知道有事情会发生，很多人去广场。我那天晚上太累了，在家里休息。我住在东面，深夜听到密集的枪声，军队从不同方向陆陆续续开进城。那时心情好像很“平静”，听到枪声，“喔来了”，要发生的终于发生了。因为戒严、赵紫阳被软禁，你知道中共迟早会有硬着陆、会有硬决定。

6月4日清早，我家人出门，亲眼看到一个人脑浆遍地，知道了什么是“肝脑涂地”。我那时还不知道害怕，整个人状态有点呆，出门看到冒烟的坦克，外交公寓墙上被子弹打了洞。有军人站在立交桥放哨，我和一些素不相识的路人还去和军人说话，“你看吧，哪有什么暴徒，你们开枪也是乱开一气。”那天，我去一个大学老师家参加一班知识分子组织的会议，结果到了发现家门紧锁，我才意识到，哪还能开会呢，该逃的已经逃了。

六四后，每个单位都要“清查清理”（清查行动，要求参加“说清楚”会议，提交书面报告，交代过去两个月做过什么），还要做党员重新登记，有点像香港公务员宣誓。虽然中共本来隔几年就会整党，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好像要重新经历一次文革。八九之后，有的大学要求学生军训一整年，而且是拉到军校。

我后来有两三年抑郁了，觉得生活失去了一种目的，丧失功能，早上起不了床。以前业余时间会看书，给朋友写信；那段时间什么事都做不了，不写信，和好多人失联，有朋友出国，有的人怕拖累。写东西时觉得失语，过去的语言不想用，也找不到新的语言。我后来也离开官媒的报社，只写和社会观念、文化有关的。

八九之后，每逢6月3日或4日，我就和朋友绕着天安门广场骑车。1990年六四不让穿黑衣服，我们就穿白色或黑白搭配的衣服，白色也有哀悼的意味嘛。再到后来，我一个人做这件事，好像是有种心理需要，变成习惯、本能。

当年知道香港有声援民运，也知道香港维园有纪念六四的活动，但以前大陆人要来香港很困难，直到自由行开放后才有机会来。第一次来是2009年，那时还很忐忑，不敢办自由行，觉得太明显，就花多些钱先绕道其他国家，再到香港，在中国出入境都很忐忑。

到维园感受最深的是有秩序，每个人都是自发和真诚，现场有老人、小孩和残障人士，从打扮来看也有不同阶层的人，这也很震撼。我那天心虚，本来准备了黑衣，但怕引人注目没敢穿。来香港是有矛盾的感觉，既感到解放，觉得可以自由表达，同时也有自我审查，还是有好多顾忌。后来有机会的话，就会来参加维园集会，或是5月支联会主办的游行。

从没想过维园集会有一天会办不成，甚至觉得那一直像非物质文化遗产般存在。

2021年6月4日，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支联会早前申请在维园举办六四悼念集会遭警方反对，警方调动7000警力在全港高调戒备，往年满布烛光的维园足球场空空如也。摄：林振东/端传媒

疫情让我这段时间滞留香港。2021年六四当日，集会不获批准，警察正一点点封锁，我打算绕维园走一圈，看到很多人围着维园走，我也开着手机灯，拿在手上往前走，好像举着点亮的蜡烛。一开始警察没怎么样，只是叫人别停留，后来有警察叫我关掉手机灯，没多说什么。

其实我第一次去法庭，也是因为旁听2020年维园非法集结案。因为审讯，我才更了解支联会，知道李卓人当年在北京上了飞机才被警察抓走。我觉得自己和香港的连结就是因为六四。以前谈到香港民主派人士，我只知道司徒华、李柱铭，但不是因为民主党，而是因为支联会。另外是文汇报回应六四的“痛心疾首”，这是中国新闻史或政治史少不了的一笔，尽管是党媒，但八九年能公开这么做。

今年天主教香港教区不举办追思六四的弥撒，太可惜了，是个打击，因为教堂也不像维园会喊口号、诉求。之后也许会遍地开花吧。我见过一间在离岛的海边餐厅，到了六四会摆蜡烛，放在拐角。以前会用支联会的宣传纸包住蜡烛挡风，去年没有了。岛上本地人停放船只的码头，船桩旁也会有人摆上电子蜡烛，一连摆几夜，照亮黑暗。

我不担心没有人出来纪念六四，我只是担心人少。我觉得香港人还有一股情绪，实在没地方发，（纪念六四）是一个相对安全、可以看到彼此的场域。我会遗憾大家由于恐惧或别的制约，不能寻找哪怕恕不相识或有连结的人。这点会让人反过来想，香港受到多大的高压和强权。

我听过一个阿根廷五月广场母亲的故事︰阿根廷长时间受军政府统治，很多人失踪、被暗杀或监禁。在白色恐怖时期，他们的母亲就去广场旁的警察局寻人，警察驱赶，她们就跑来跑去，渐渐变成围绕着广场转圈。当时社会的民主人士被镇压得溃不成军，因恐惧也做不了社会运动。这个行动就渐渐和民主运动混合在一起。

今年我还是会到维园附近走走。

鞍山去年第一次参加维园烛光晚会。这年集会警方以疫情为由，不批准支联会的集会申请。摄：林振东/端传媒

二、六四，从中国的禁忌，变成中港的禁忌

鞍山，30岁，北方人，来港2年

记得2016年第一次来到香港探望朋友，当时就想去六四纪念馆参观，最终发现原来所谓的“馆”，竟是大厦中的一间租屋。然而我最终还是没能进去——刚入大厦便被保安拦住，他问我要去哪。

“六四纪念馆。”我用极小又颤抖的声音回答。

保安显然听不太懂普通话，也没有什么耐心，他用广东话快速说了些什么，几个来回之后，我才明白他说纪念馆“已经关了”。当时我习惯性地将这番话理解为一种受到指示的“阻拦”——因为六四很敏感，所以政府不想让更多人去到那里参观——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只是我错过了开放时间。

我之所以产生这样反应，和我的成长环境不无关系。小时候长辈们总用神秘的口吻提起六四，父母作为八九一代的大学生，甚至于他们所在的城市参与过这场学运，但从未大大方方跟我讲过运动的过程。

高中时，一个同学塞给我一个USB闪存盘，里面是那部3个小时的六四纪录片《天安门》，他提醒我“看之前要有心理准备”。我和母亲说了这件事，她建议我不要看，“如果你看了，一些东西就彻底在你心里毁灭了”。

那会是什么东西呢？挣扎了一番，终于一个人在深夜看完，困惑、不解，好像突然发现眼前的世界都是假的，随之而来就是愤怒。后来和许多朋友聊过，“愤怒”是我们政治启蒙过程中最主要的感受，因为过往的日子我们真诚地、一厢情愿地相信大陆教科书中告诉我们的“历史”，直到有天发觉自己一直以来被当做一个傻子欺骗、戏弄，那是一种“我也是一个人，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对待我”的愤怒。

在后来的几年中，我陆陆续续通过更多的阅读、翻墙完成了整个幻灭的过程，迫切想和父亲聊聊他当年参与学运的感受，不知是社会氛围逐渐保守还是他本身的社会角色发生了变化，他的回答却让我非常意外——“当时还是不懂事，被美国利用了”。

毕业后我在一家根正苗红的媒体工作，每天都会接到网信办（规管网路的办公室）针对不同“敏感事件”做出的报导指示，比如对艾未未的展览不予报导，或者对美国大选从“西方民主乱象”的角度进行报导等等。那时我从这些指示中知道了许多在墙内根本无从知晓的事件，而六四，当然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红线，是禁忌中的禁忌，是要拼命假装无事的日子。

那几年六四，我会和朋友在家中聚会，重温纪录片，讨论今天生活在中国的我们可以如何纪念六四。这些讨论往往都没有答案，反而让我们感到非常无力，在这个环境中任何与六四有关的言论、行为都有极高的风险，一开始的讨论大家总会义愤填膺地说许多不切实际的想法，比如在当天去天安门广场静坐，点蜡烛，然后又很快意识到这不可行，陷入沉默，最后我们都会彼此安慰一般说“也许记住就是最好的纪念”。

而那时对我来说遥远的香港，则是唯一一个可以在中国领土上每年举行烛光集会纪念六四的城市，是一个可以自由地说真话的城市。

现在回想起来，2016年的香港正经历雨伞运动之后的低潮，但却是我眼中的“自由之地”。我还记得那几天和朋友不知疲倦地走在街上，看到街边挂起的不知是立法会还是区议会的议员横幅，兴奋指给朋友“你看！香港还有议员能选”；正好遇到在争取劳权的组织在做街站，我也兴冲冲地跑过去“你们可以随便在这里集会吗？”，对方很平常地回答“我们这只是一个小的街站，也没有阻到其他人，没问题啊”；我专门去7-11买了一份大名鼎鼎的异议报纸《苹果日报》，还在书店买了一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后来几年时常来往香港，参加过同志游行，探访过草根非牟利机构，也在2019年和上百万人一起在街头喊过口号，却再也没有想起要去参加六四集会或纪念馆。好像当一个自由多元的社会在我面前触手可及的时候，“六四”不再是禁忌，纪念六四就成为了一种“常态”，一种“行礼如仪”，理所应当到不再需要花费太多力气去关注，或许仍然重要，却不再迫切。

2020年国安法之后，我来到香港生活，看到社会肉眼可见地紧缩，香港和我费力想要逃离的那个社会越来越像……

2021年4月，传出消息说警方不会批出六四集会的不反对通知书，我才惊觉“连六四都要守不住了”。终于赶去六四纪念馆，那是一间比我想像中更小的单位，当时展出的主题是“走在抗极权最前线 ——从‘八九六四’到‘反送中’”，我看着那些并不陌生的新闻照片，却仍不敢相信香港有一天会失去六四集会。

2021年6月4日，香港警方连续第二年禁止悼念六四合法集会。当晚警方于晚上8时在维园外向人群作出驱散，零星的烛光只能在维园足球场附近亮起。摄：林振东/端传媒

六四纪念馆在那年6月2日由于压力宣布闭关。6月4日傍晚我去到维园，参加我的第一场、却已不被允许的“维园烛光集会”。现场的警察多到令人害怕，刚出铜锣湾地铁站便有机械的广播声提醒人们不要聚集，否则可能违反法例。我绕着维园走了一圈又一圈，看着被封起来空荡荡的广场，怎么也想不明白，“让大家像往年纪念又能怎么样呢？”

晚上7点多我离开维园，前往一位朋友的家中聚会，大家在家中点起烛光，几位朋友说起过往参加六四集会的趣事：怎样防蚊、每年都在固定时间响起的一首歌、举办集会的不同团体之间的小摩擦……我一个细节都不肯放过地听着，头脑中想像这个举办了31年的集会是甚么模样，也暗暗埋怨自己为什么不早点参加——大概那时以为怎么它都会存在下去吧。

年长的香港朋友突然讲起他的“六四记忆”，那一年他的女儿还小，在电视上看到六四的画面，问他“爸爸，为什么警察要打这些学生？”，年过六旬的他讲到这里忍不住大声抽泣：“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的女儿解释。我们香港人一直觉得，学生们真的没有做错什么”。

我在旁听得眼泪打转：为“六四”，也为他的女儿——2021年她因政治原因已移民英国，不知在2019年，她是否也曾成为了那个别人在电视上看到的、被警察打的年轻人？

“六四”本身的不公义，和“不允许纪念它”的不公义像是两道疤痕，前者因为后者的存在而更刻骨。花了很大力气，从一个“六四是禁忌”的地方，到了另一个“六四是禁忌”的地方，这个日子和更多的不被允许谈论的日子一样，都成为了我的记忆，我的执着，和我的责任。

K同学在港读大学，希望与记忆的消逝对抗。摄：林振东/端传媒

三、创造这一代人的价值观，全世界人民都可以联合起来

K同学，20多岁，东北人，在港大学生

我是在高考后知道六四的。当时准备出发来香港读书，爷爷奶奶很郑重地把我叫去，说如果你去港澳台读书，一定不要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奶奶的儿子（大伯），在大学经历八九事件，他们觉得大伯作为“受害者”一生都被影响，希望我能够所谓地吸收教训。听爷爷奶奶说起六四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这是发生在中国的吗”，觉得不真实。他们没有解释六四来龙去脉，只说大伯是怎么卷进事件中，爷爷把大伯从监狱里捞出来，安排了老家的工作。

我从小接受的教育保守，高中学政治，我会背导纲上每一个字，但连起来丝毫不知道什么意思。背这些政治理论好像再正常不过的事，就像每天要吃饭。我会把每日接受的政治宣传，当作学校广播体操，它在你耳边喊口号，你不会在意口号内容，也不会在意背景音乐，它就在那里响，你习惯它的存在。我也没有质疑过这个政权，我甚至没有政权这个概念。

我之前很疑惑为什么自己不知道六四。开始读传播学相关理论后，知道传媒对生活的影响远大于我们的感知。原来政权可以让一件事情消失在你18年的生活里。

来到香港后，明显感知到互联网的墙。那时参加迎新营，需要打开一些网页，我当时用华为手机，发现很多Google的应用程式无法下载。后来用电脑在网上查六四的资料，发现资料很多︰那些标语横幅、学生头上的绑带、振臂高呼的模样，我对这些感到冲击。

大陆的Propaganda（政治宣传）很成体系，我从小在街头看到“中国梦”、“童心向党”的标语，无论是学校还是日常生活都没有提及八九那时的事情。所以当我得知六四事件，我觉得和从小接触的中共形象很不符合。那时候在微信群还喜欢玩梗、打擦边球，打“只有八九”成语故意打成“十之**”，有一种我终于知道这件事的爽感，但大家不会深入讨论。

有一次，学校有场关于六四纪录片的放映活动，我想去看看墙外是怎么整合讯信息。现场大多是老年人，感觉他们是去缅怀，而不是旁观的态度。年轻人蛮少的，印象中也没有什么大陆人。看电影的过程中，有些观众想哭，现场充斥沉痛的情绪。

我录了几个片段发给大伯，我和他说，“听奶奶说你之前亲身参与那场运动，我来香港读书有机会看到这些，你经历的事情是可以被看到和铭记的。”大伯回复，你好好看吧，别为了发信息耽误了。

我和六四的第一层连结是大伯，我欣赏的亲人亲历了这场运动。在看纪录片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旁观者，我的家人真的在画面中，是历史的一部分。最感慨的画面是清场之后，学生已经不在那里了，一片狼藉，满地血迹，毁掉的棍子、画作、横幅和眼镜，我感受到碎掉的梦想。

2020年6月4日，出席维园六四烛光悼念活动的市民占据足球场大量空间。摄：林振东/端传媒

在影片中，也有看到香港声援。当抗议的视角放到大陆之外，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难接受了，没有那种讶异了——在我们学生年轻一代想要创造的价值面前，全世界人民都是可以联合起来。我被那个环节深深打动了。

我有点带着荒谬感来看待八九的，没想到一群学生可以坐在天安门广场，甚至产生武力冲突。因为六四发生在我一直以为的权力中心——天安门，那里有毛泽东像。对于普通人来说，看到天安门升国旗能建立民族认同感。以前和家人自驾游，路过时家人会说“你看这是天安门”，是有种很光荣能亲眼目睹的感觉。

后来学校有口述历史的课业，要选择社会事件相关的主题。很多同学选择2019年反修例运动。我则一直很想和大伯建立连系，但之前没怎么沟通，于是选择访问大伯八九六四的记忆。我那时才知道大伯从大学开始就很被家人干预，他本来是被北大历史系录取，爷爷奶奶觉得历史系没有出路、不好找工作，读法律更好，后来去了中国政法大学，成为报社编辑，报社当时是先进思想阵地。大伯常去清华北大旁听，他和我说，当时北京学术氛围很好，刘晓波和海子去不同学校开讲座。他到处旁听，大学读了5年，赶上八九运动。他说是自己决定参与运动，愿意为承担进监狱的后果。但他很为受害者感到内疚和惋惜，觉得可以不用类似绝食那么过激的方法。

在香港“经历”的第一个六四是2019年，只是我没有去维园现场，那时觉得去维园都是去缅怀六四的老人，不是大学Year1学生去的。那天晚上看到很多人发维园的照片和视频，满地是星光点点的烛光，氛围很肃穆。我之前听过《自由花》的普通话版本《水手》，当晚听到《自由花》觉得很熟悉，特地找了MV来看，是由六四画面拼成的。我很喜欢那首歌，第二天循环播放了一天。

2020年和2021年的6月4日，我都在大陆实习。2021年当时最流行的一个词是“躺平”，我就发了个帖子说，历史也是需要躺平的（来讽刺六四经历的抹杀和“被遗忘”）。之前我也转过《水手》，在朋友圈转发历年《人民日报》六四头版合辑图片公众号文章，帖子之后404了。我希望有人在评论区和我一起缅怀，讲讲他们的感受，但只有很少人给我点赞，没有人留言。

2021年下半年回到香港后，我和六四有了进一步连系。国殇之柱将被拆的消息传出后，社会上又有了哀悼六四的风潮。意识到六四更容易被消失，我想更加重视。我和朋友专程去了港大，想趁国殇之柱消失前了解多些。很多人去拍照，国殇之柱下面摆了很多花和文宣。同行的人说，艺术史老师会特意带学生来看，用艺术视角观察每一个细节。

后来，国殇之柱突然被移走，我们再去港大，看到原本摆放国殇之柱的地方变得像休憩广场似的，几个非常圆滑的石头取代了国殇之柱，本来是有棱有角，国殇之柱上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栩栩如生，最后变成了统一尺寸、无比光滑的鹅卵石。

朋友调侃，“你看，那就是将来我们的样子。”

我感受到当时整个大环境在收紧，我很担心香港终有一日会像大陆一样，人们不会记得这里曾有一个纪念六四的东西，大家也不知道六四是什么。有人说，政权之所以要冷处理六四，是想等知道六四的人死掉，六四就不会再被提起。我非常想和这件事抗衡，有句话说“人类与极权的对抗，就是记忆与遗忘的对抗”。我有很强烈的感受，希望自己成为六四记忆的载体。

那时候我的功课要拍一个纪录片，想拍一位大陆生在香港生活一段时间后身分认同的转变，以及在混乱的大时代中，一个漂浮的个体如何自处。拍纪录片也是基于身分认同的疑惑。我虽然在大陆出生、长大，但原来没什么爱国情绪。反而是来了这个城市之后，才由衷感受到我对一个身分或对地点的热爱，或是我的身分认同究竟是怎样的、我是哪里人。

拍摄过程中也感受到“在场”的意义。受访者说去送别《苹果日报》，我很受触动。近年看到一间间传媒倒下，支联会解散，政府作为强权想要控制历史记忆，我觉得公民的权利、发声的权利在不断消逝，我对传媒这个学科的认识，变成我要减缓这些东西消逝的使命感。让它不消失是我们做不到的，但能做的或许是很微小但能影响更多人的事情。

我觉得自己是作为青年人和香港人去纪念六四。我缅怀六四是为抽象的精神，无论是反抗，还是作为学生你的力量是什么，或是事件中你的诉求要怎么表达，要怎么争取你的信仰、要怎么维护。我缅怀的是这些价值，而不是特定时期的事情。今年六四我会留意哪里有悼念活动，我想未必会有大规模的活动，小的社群或独立书店应该会有一些活动吧。我也会去民女的那片空地上纪念。

庄琦20多岁，2021年六四在维园附近，保留下街头发放的蜡烛。摄：林振东/端传媒

四、在香港，我想保留悼念的习惯和自由

庄琦，20多岁，南方人，在港的大陆学生

初二历史课上，第一次听说了六四。有同学突然问起“八九年学潮”，那是一位很年轻的老师，平时提问会马上解答。当时感受到老师想讲但不太敢讲，有点犹豫和含糊其词，让提问的同学课后再找他。

记得初中时，网路还是能看到一些较敏感的东西。我在优酷上看到民主歌声献中华的影片，就是八九时香港支持北京学生的音乐会。那时隐隐约约觉得，原来当年可以有这么大的声援音乐会，原来香港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你在大陆是做不了的。

高中时，肉身翻墙出去，去了国外读书，看YouTube的时候被推荐了《天安门》纪录片，就点进去看。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人用椅子抬着受伤的人去医院。但我关注的重点不是有没有死人，更多是历史的来龙去脉，于是通过维基百科了解脉络，也在国外读到了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那本书对我影响挺大的，前因后果都清晰梳理出来。

我对政治的关注是一步步完成的。例如在2017年，大陆同学在学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我就去看和马克思有关的书，觉得那套很有道理，也更多反思中国经济层面的问题。2018年，微博禁了一个和同性恋有关的词条，我觉得很愤怒，也在网上写文章回应。我以前是没有写过回应的。

2017年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我和朋友来香港玩，还在街上看到法轮功。我和朋友在维港看烟花汇演，突然下暴雨。朋友被雨淋湿了，在附近买衣服，好不容易朋友买到一件T恤，上面写了“释放刘晓波”（注：2017年7月刘晓波病重离世）。那年习近平来港，在中环看到车队，也有横幅迎接他。就觉得香港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从大纪元到福建同乡会。

大学选择来香港就读。当时觉得香港挺自由，来之前对香港的了解主要是文化方面，从粤语歌或电影了解历史文化，例如粤语歌讲九七、讲移民潮，心理上有一些铺垫，你知道历史上这个城市的人有过什么感觉。如果没有那些软著陆的铺垫，来香港会很容易有一种“我就是你们的同胞，你们是一批被殖民大的，我就是更正宗的中国人”的想法。

来香港后，参加了同志游行，那是人生中第一次游行，看到有警察维持秩序，这在中国是不可想像的事情，体验蛮深刻的，就想以后可以多点参加这样的活动。后来在中文大学参加博群活动，也去雨伞运动纪录片和（本土派政治人物）梁天琦纪录片的放映会。那是大学应有的样子，什么声音都想去了解。在课堂上听到钟耀华的自辩陈词，那时政治启蒙氛围对我来说是最浓厚。

2019年6月4日，维园烛光晚会。 摄：林振东/端传媒

第一次去维园是2019年，默哀、邹幸彤发言、唱歌、大家一起点蜡烛，氛围很能引起人情感上的连结。我当时戴了口罩，不想被人拍到正脸，那时知道自己背后还有个“强大”的祖国，不可能像香港人那样“放肆”。集会对我来说比较意外的感受，可能是献花圈的环节。因为六四死人一直不是我关注的重点，但当天安门母亲发言，我才被拽回来，意识到这是有具体的人的事情。之前在网络上看到的是资料，现场集会能让我了解到他们怎么看待自己亲人的死亡，如何把家事和政治、政权连系在一起。我开始觉得自己在六四事件中是个持份者了，有亲身经历了，想把纪念六四这件事承传下去。

近两年的六四，还是有和朋友一起去维园，主要在外面走一走和拍照，传到朋友圈，让大家看到发生什么事。2019年的蜡烛在维园参加集会的时候烧完了。2020年和2021年去维园附近，拿到的蜡烛原封不动带回来——那是一个物证，我要是点了，就没了。

这两年变化很大。中大的转变一开始是民主墙被清除，所有东西被撕掉了，民主墙被铁马围起来。2021年底，得知民主女神像被拆走，我直觉上觉得必须去现场看看。下午回去的时候，现场有一些物资，有人摆了蜡烛、特刊，大家讨论要弄一些可以写字的东西。后来一个星期，我们每晚在雕像那里摆摊，用马克笔在普通A4纸上写“这是我们的中大，民女去咗边”。每天早上，清洁工都来清理。我们是涂胶水把纸张黏在地上的，我们还会想，如果黏得太实，工人也辛苦，他们又没做错什么，为什么要给他们增加工作量，而真正的大Boss又不出来。

民女第一天没了，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过了5天，只剩下地上有个方正的印子。每次经过大学车站，看到人们无意识地从民女的空地走过去，就像走平路一样走过去。有一次，有一个人往前走着，走到民女的范围，突然往后退了一步，他意识到那里原本有个民主女神像，就绕到旁边走了。

对八九民运来说，民女是一个符号，背后是政治体系。你真正需要改变的是背后那个宏大又遥远的东西。如果政治体制能有一个根本的改变，民女要不要其实无所谓。但两者之间的距离太远，所以我们才会关注到民女这种实在的、细微的东西。符号的东西被拿走，就去现场做一些事情，也是填补符号的空缺吧。

以前支联会举办集会，警察发出不反对通知书。现在是不让办集会，支联会解散。我觉得没有制度性的合法集会之后，一切会消亡得很快。的确会有个人继续悼念，但我觉得这是挺无奈的延续。对个体而言，这是异化的状态。当你拥有普通的权利，能很平常地做某件事，你不会说要坚持做某件事。你不做也没关系。到制度性的东西消失后，如何面对、如何自处，这样的问题才会出来。对于人来说，反抗还是不反抗，都是一种异化。不反抗的话，活得挺扭曲的。对反抗的人来说的，和一个政治的幽灵搏斗，也是挺自然的状态。

今年六四我应该还是会去民女摆上蜡烛和花，写些字，也会去维园附近走走。和朋友们也挺有默契，如果要约饭也会把那天空出来。在香港能纪念六四，是一个例外的状态。在中国的合法领土上，也就只有香港能这么做。

原来自由的香港可以怎么做，我想保持这样的习惯，就像保留生活上本来有的东西。

Nancy在维园阅读著《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们在北京……中大学生八九民运见证》。摄：林振东/端传媒

五、我在香港花了10年，完成自己的政治启蒙

Nancy，37岁，东部沿海人，来港13年

我2009年来到香港，刚来时总是会在新闻中看到很多关于大陆的负面新闻，身边的本地同学提到大陆都会有诸多负面评价，例如大陆人随处小便、没有法治之类，当时觉得有些不开心，觉得不好的一面肯定存在，但香港放大了某些不好的东西，把个别情况上升到对大陆整个体制的批评。

自小受中国大陆教育长大，没有受过批判性思考的训练，即使遇到一些觉得“好像有些不对”的事情，我也会自己打消念头，要么觉得事情太复杂我一个小人物搞不清楚，要么是觉得轮不到自己来操心，更不会去想这些问题背后的根源是什么。

好在那时的香港非常自由、包容，给了我足够的时间去慢慢探索。

大概2011年左右，我去了人生第一场六四集会。惭愧地说，我当时完全是抱着“打卡”的心态去，六四集会在我那时看来，就和“抢包山”、“海洋公园”差不多，是香港文化的一部分。

我在大陆的时候也听过“六四”这个词，但具体是怎么回事并不太了解。我在东部沿海地区长大，自小身边的人谈论的都是如何挣到更多的钱，没人关心自由民主这些东西，更不会和孩子讲这些。

在六四集会现场听到了天安门母亲的故事，也看了支联会发的小册子，台上的人说要“民主”要“改革”，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东西，尤其是“改革”，我和我的家庭也多亏了“改革开放”才能过上不错的生活。还有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细节是，现场播放了《血染的风采》。我听过这歌，在我印象中这是首革命歌曲，是一些人为了理想而牺牲的歌，代表着正义，有一些悲壮的色彩，用在那个场合，让我第一次对六四有了代入的理解，好像参与六四的市民们就是我从小在教科书中读到的那些“革命烈士”，这一场运动也是为了伟大的理想而发生。我对这一套叙事很熟悉，也因此条件反射般产生了很多情绪上的感动。

但集会结束后，我心里还是半信半疑，不知道“六四”到底是真的还是假。党怎么会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呢？就算党犯过错误，也总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啊。这就是我从小受的教育，要彻底推翻它很难，就像把自己打碎了重新建造一个，那太痛了，也太难了，所以即使听到了不一样的信息，出于一种保护自我的本能，我仍然没有完全相信。

因为住在港岛，有事没事就会去铜锣湾，几乎每次去到崇光百货那里就会有法轮功的街站。如果说六四对我来说是非常遥远的事情的话，关于法轮功，我还有许多记忆。

在2000年前后，中央电视台的30分钟新闻联播中，有20分钟都在说“邪教”法轮功，电视反复播放天安门广场法轮功信徒“自焚”的画面，令人觉得不可思议。这样的教育之根深蒂固，令我日后无论在哪个国家遇到法轮功的传教者，都像遇到瘟疫般立刻躲开。当我每日看到法轮功团体在铜锣湾公布所谓的“真相”，说共产党取活人器官，我心中很不屑，觉得他们是在“抹黑”。因为每天来来往往几乎都会遇到他们，我有一天终于“忍无可忍”在网络上搜了相关信息——第一次在没有防火墙的网络中搜寻到这些资料，发现这件事竟然是真的……

那是个人生的重要转折点，用网络语来说就是“三观碎了”，我过往深信不疑的竟然都是谎言，我觉得自己受到欺骗，那段时间开始疯狂搜索各种历史事件：大跃进、文革，当然也包括六四，只为了不再让自己被他们欺骗。从前也不是没有在课本上读到过这些事件，课本上轻描淡写将它们描述成一个“错误”，并且告诉我们现在国家已经纠正了这些错误。

在了解更多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想去告诉我在大陆的亲友，毕竟他们和我一样都被蒙蔽了很多年。但我发现他们和过去的我一样，对这些事情完全不感兴趣，我说多了几句，他们甚至开始怀疑起我的动机，觉得我出去了几年整个人都变了，怀疑我是不是被“境外势力”洗了脑。我只好闭口不谈。

之后几年，只要有空我就会去六四集会，想要了解更多。渐渐地，我相信了坦克是真的存在的，相信了他们真的向市民开了枪，接受了这个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实，也开始怀疑这个党真的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吗？可是有的时候，我内心又会挣扎，心想会不会是上面的人为了大局为了稳定，才“不得不”牺牲一些人。过往的教育仍在我身上发挥作用，我还是把自己看成“一介草民”，即便知道了些许历史，也无权过问“国事”。面对内心的挣扎，我会安慰自己说，“我只是一个为了生活奔波的普通人，没必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坚持那些主义”。

2021年6月4日，香港铜锣湾街头，墙上写上“不要让64成为禁语”字句。摄：林振东/端传媒

直到2019年。

我的工作需要经常来往大陆和香港，因为这场社会运动受到了很大影响，我也不能像以往一样觉得社会怎么样与我无关，因为它就是在真实地影响着我明天能否顺利上班、要搭乘什么交通工具。我也开始意识到，和自己一样的数十万港漂之所以背井离乡在香港落地生根，很多都是喜欢香港的自由开放和相对公平公正的社会体制。但是突然间怎么就发生了这么大件事情？数百万人上街？事情还越闹越大，没完没了，长时间霸据中外各国的国际上头条。身边也有很多朋友会谈论，但是很多时候大家的意见都非常不同，我觉得不行，这事儿得好好研究研究。

我记得7月21日，有示威者向中联办外的国徽泼了黑色油漆，所有的当权者都在谴责这一行为。我看到这一新闻感到很困惑：国徽脏了，正常的操作是把它洗干净。但是当权者的重点则在于利用国徽的象征意义，高调宣传和谴责。国家宣传机器成功地给他们扣上了港独的帽子，然后号召 14 亿人来反对。

很多当年在香港的港漂都觉得很无语，一边亲身穿梭于黑压压的人群中，一边看著来自大陆的压倒式统一口径的报道，都有种平行世界的感觉。那一刻，终于明白了新闻造假是怎么回事。画面是真的，事情也是真的，但是整个叙事就可以是和你的认知是180度的不同。

那时我也曾尝试和身处大陆的亲友解释些什么，但所有解释和国家宣传机器比起来都是苍白的，没人相信。这和六四也有共同之处，30年前在北京发生的事情和30年后在香港发生的事，似乎都不被这个国家的多数人民所了解。先不说认同，就连了解真相的机会都没有。

2021年6月4日，我再次来到维园，警察将整个维园封锁了起来，我绕著外围慢慢走，看到仍有市民在街边点起烛光，心里很敬佩也很感动。警察在不时拦截市民问话，我有些无奈，也觉得恐怖——香港变了，不可避免地和大陆越来越像。

从2009到2019年，我花了10年时间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启蒙。香港这10年的自由为我提供了启蒙的可能：无数的政治集会、街站；无数的文化沙龙、电影放映；还有自由的媒体报导，都在挑战我过往的认知，让我一点点摆脱洗脑教育带给我的影响。

可是，如果今天有一个和我一样在大陆并不关注政治、相信党国的大陆青年来到香港，TA还有机会去了解这些吗？TA还能知道六四是什么吗？了解这些需要的是天时地利人和，而现在的香港失去了所有。

今年又是一个没有烛光集会的六四。但六四对我来说，成为了一个提醒我“有人牺牲了”的日子。不仅是六四的死难者，在这个政权下，每个人都在牺牲，每个人的自我审查、被“喝茶”、我们接受的奴性教育，都是为了这个庞大机器的运转。六四集会没有了，媒体没有了，民主派没有了，很多人都走了，来了国安法，和唯一特首候选人，整个香港变得越来越像我小时候生活的那个环境，大家都在谈钱。失去六四，连同其他很多东西一起，我们也失去了香港。

2022年5月31日，维多利亚公园草地其中一部分正在关闭维修中。摄：林振东/端传媒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所有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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