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园烛光集会到香港社运,五个大陆人在这扇窗口看到真实的中国

使用CN2/CN2GIA顶级线路,支持Shadowsocks/V2ray科学上网,支持支付宝付款,每月仅需 5 美元
## 加入品葱精选 Telegram Channel ##

花了很大力气,从一个“六四是禁忌”的地方,到了另一个“六四是禁忌”的地方。这个日子成为了我的执着,我的责任。

端传媒记者 何恩林、特约撰稿人 包包 发自新加坡 2022-06-02

2022年5月31日,从铜锣湾柏景台停车场观看维多利亚公园。往年不少六四烛光集会的图片都在此处拍摄。 摄:林振东/端传媒

2022年5月31日,从铜锣湾柏景台停车场观看维多利亚公园。往年不少六四烛光集会的图片都在此处拍摄。 摄:林振东/端传媒

【编者按】以往支联会常常提到,香港是中国领土上唯一可以自由悼念六四的城市。的确,往年在维园访问期间会碰到不少大陆人、港漂,即使ta们因着种种原因未能畅所欲言,红着眼框对记者说“对不起,不能讲”,但那时的ta们还是有这么一个场合、一些活动,跟香港人相遇,传承六四真相。香港,或许是ta们看见自己国家真实面貌的一个重要窗口,甚至悄悄种下了政治启蒙的种子。端传媒访问了五个大陆人,希望在民间一片无力感当中,透过ta们在两地经历的一些事、一些情,寻找坚持的意义和力量。第一位是亲历八九民运、经历抑郁,每年穿黑白衣去天安门广场外骑车绕圈悼念,这两年换成了在香港维园开着手机灯绕圈,身旁的都是同路人。第二位在高中看过六四纪录片后,觉得被国家欺骗了,进而更多参与香港公民社会活动,ta跟很多人一样,以为香港的六四集会和六四纪念馆不会消失……第三位来了香港读书,不用翻墙的他在网路看到民运及六四资料,让他连结到曾经参与民运的大伯父,当年在理想与父母反对之间,选择了良知,最后陷狱。第四位看过那些年香港歌手“民主歌声献中华”、声援北京学生的演唱会后,第一次发现,原来香港可以做大陆不能做的事;只是当民主女神从中文大学被拆走,没有了这些实物,现在在港读书的ta,决定今年回去“民女广场”继续探问“民女去了哪?”第五位在大陆的教育和成长里,没有人教ta要批判思考,当看到民运和六四的种种,ta半信半疑了很多年,来到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ta终于知道大陆式的新闻造假是怎么回事了。

稿有點長,只希望在這時代,用文字用相片好好保存ta們的心聲。或者在未來的某年某月,會再次感動其他人。

一、亲历八九再走到香港,绕着广场走几圈的无声呐喊

叶清,50多岁,南方人,亲历八九

八九那年,我在官媒工作。胡耀邦去世第二天,我正好去西藏出差。拉萨是1988年出事后戒严。后来我在北京宣布戒严后一两天回到北京——从一个被戒严的城市,回到另一个被戒严的城市,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为数两次戒严。

在西藏的时候,我每天也盯着北京的情况。西藏的学生也游行,警察和他们对峙,一边是盾牌,一边是学生。只是对峙,没有冲突。我当时出差是去采访和学生运动无关的内容。去到受访者的家里,有个小伙子问我们对学生运动的看法。因为当时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是邓小平的定调,我们就说不会同意这个社论定调,他一听就接受采访,这好像采访前要做一个测试,也能看到当时年轻人的民心所向。

凡对中共历史了解的人,对要逆转最高层的定性,可能都没有那么乐观,尤其是决定戒严后。但我当时也没多想,势头在那里,不表达、不吭声是做不到的。在某种意义上,和2019年的香港有点像。我和家人在戒严后前后脚回到北京,几乎每天都去参加抗议,游行。五月底的声势没有一开始那么大,大家有点累了,加上戒严,有人也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危险。那时最让人印象深的是,以前北京街上自行车被偷是很平常的事,每个人可能不只被偷一次。那些天自行车是没人偷的,你骑车去广场,把自行车一放,然后走远了,几天后你再回去,自行车还在那里。6月3日晚上,大家知道有事情会发生,很多人去广场。我那天晚上太累了,在家里休息。我住在东面,深夜听到密集的枪声,军队从不同方向陆陆续续开进城。那时心情好像很“平静”,听到枪声,“喔来了”,要发生的终于发生了。因为戒严、赵紫阳被软禁,你知道中共迟早会有硬着陆、会有硬决定。

6月4日清早,我家人出门,亲眼看到一个人脑浆遍地,知道了什么是“肝脑涂地”。我那时还不知道害怕,整个人状态有点呆,出门看到冒烟的坦克,外交公寓墙上被子弹打了洞。有军人站在立交桥放哨,我和一些素不相识的路人还去和军人说话,“你看吧,哪有什么暴徒,你们开枪也是乱开一气。”那天,我去一个大学老师家参加一班知识分子组织的会议,结果到了发现家门紧锁,我才意识到,哪还能开会呢,该逃的已经逃了。

六四后,每个单位都要“清查清理”(清查行动,要求参加“说清楚”会议,提交书面报告,交代过去两个月做过什么),还要做党员重新登记,有点像香港公务员宣誓。虽然中共本来隔几年就会整党,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好像要重新经历一次文革。八九之后,有的大学要求学生军训一整年,而且是拉到军校。

我后来有两三年抑郁了,觉得生活失去了一种目的,丧失功能,早上起不了床。以前业余时间会看书,给朋友写信;那段时间什么事都做不了,不写信,和好多人失联,有朋友出国,有的人怕拖累。写东西时觉得失语,过去的语言不想用,也找不到新的语言。我后来也离开官媒的报社,只写和社会观念、文化有关的。

八九之后,每逢6月3日或4日,我就和朋友绕着天安门广场骑车。1990年六四不让穿黑衣服,我们就穿白色或黑白搭配的衣服,白色也有哀悼的意味嘛。再到后来,我一个人做这件事,好像是有种心理需要,变成习惯、本能。

当年知道香港有声援民运,也知道香港维园有纪念六四的活动,但以前大陆人要来香港很困难,直到自由行开放后才有机会来。第一次来是2009年,那时还很忐忑,不敢办自由行,觉得太明显,就花多些钱先绕道其他国家,再到香港,在中国出入境都很忐忑。

到维园感受最深的是有秩序,每个人都是自发和真诚,现场有老人、小孩和残障人士,从打扮来看也有不同阶层的人,这也很震撼。我那天心虚,本来准备了黑衣,但怕引人注目没敢穿。来香港是有矛盾的感觉,既感到解放,觉得可以自由表达,同时也有自我审查,还是有好多顾忌。后来有机会的话,就会来参加维园集会,或是5月支联会主办的游行。

从没想过维园集会有一天会办不成,甚至觉得那一直像非物质文化遗产般存在。

2021年6月4日,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支联会早前申请在维园举办六四悼念集会遭警方反对,警方调动7000警力在全港高调戒备,往年满布烛光的维园足球场空空如也。

2021年6月4日,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支联会早前申请在维园举办六四悼念集会遭警方反对,警方调动7000警力在全港高调戒备,往年满布烛光的维园足球场空空如也。摄:林振东/端传媒

疫情让我这段时间滞留香港。2021年六四当日,集会不获批准,警察正一点点封锁,我打算绕维园走一圈,看到很多人围着维园走,我也开着手机灯,拿在手上往前走,好像举着点亮的蜡烛。一开始警察没怎么样,只是叫人别停留,后来有警察叫我关掉手机灯,没多说什么。

其实我第一次去法庭,也是因为旁听2020年维园非法集结案。因为审讯,我才更了解支联会,知道李卓人当年在北京上了飞机才被警察抓走。我觉得自己和香港的连结就是因为六四。以前谈到香港民主派人士,我只知道司徒华、李柱铭,但不是因为民主党,而是因为支联会。另外是文汇报回应六四的“痛心疾首”,这是中国新闻史或政治史少不了的一笔,尽管是党媒,但八九年能公开这么做。

今年天主教香港教区不举办追思六四的弥撒,太可惜了,是个打击,因为教堂也不像维园会喊口号、诉求。之后也许会遍地开花吧。我见过一间在离岛的海边餐厅,到了六四会摆蜡烛,放在拐角。以前会用支联会的宣传纸包住蜡烛挡风,去年没有了。岛上本地人停放船只的码头,船桩旁也会有人摆上电子蜡烛,一连摆几夜,照亮黑暗。

我不担心没有人出来纪念六四,我只是担心人少。我觉得香港人还有一股情绪,实在没地方发,(纪念六四)是一个相对安全、可以看到彼此的场域。我会遗憾大家由于恐惧或别的制约,不能寻找哪怕恕不相识或有连结的人。这点会让人反过来想,香港受到多大的高压和强权。

我听过一个阿根廷五月广场母亲的故事︰阿根廷长时间受军政府统治,很多人失踪、被暗杀或监禁。在白色恐怖时期,他们的母亲就去广场旁的警察局寻人,警察驱赶,她们就跑来跑去,渐渐变成围绕着广场转圈。当时社会的民主人士被镇压得溃不成军,因恐惧也做不了社会运动。这个行动就渐渐和民主运动混合在一起。

今年我还是会到维园附近走走。

鞍山去年第一次参加维园烛光晚会。这年集会警方以疫情为由,不批准支联会的集会申请。

鞍山去年第一次参加维园烛光晚会。这年集会警方以疫情为由,不批准支联会的集会申请。摄:林振东/端传媒

二、六四,从中国的禁忌,变成中港的禁忌

鞍山,30岁,北方人,来港2年

记得2016年第一次来到香港探望朋友,当时就想去六四纪念馆参观,最终发现原来所谓的“馆”,竟是大厦中的一间租屋。然而我最终还是没能进去——刚入大厦便被保安拦住,他问我要去哪。

“六四纪念馆。”我用极小又颤抖的声音回答。

保安显然听不太懂普通话,也没有什么耐心,他用广东话快速说了些什么,几个来回之后,我才明白他说纪念馆“已经关了”。当时我习惯性地将这番话理解为一种受到指示的“阻拦”——因为六四很敏感,所以政府不想让更多人去到那里参观——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只是我错过了开放时间。

我之所以产生这样反应,和我的成长环境不无关系。小时候长辈们总用神秘的口吻提起六四,父母作为八九一代的大学生,甚至于他们所在的城市参与过这场学运,但从未大大方方跟我讲过运动的过程。

高中时,一个同学塞给我一个USB闪存盘,里面是那部3个小时的六四纪录片《天安门》,他提醒我“看之前要有心理准备”。我和母亲说了这件事,她建议我不要看,“如果你看了,一些东西就彻底在你心里毁灭了”。

那会是什么东西呢?挣扎了一番,终于一个人在深夜看完,困惑、不解,好像突然发现眼前的世界都是假的,随之而来就是愤怒。后来和许多朋友聊过,“愤怒”是我们政治启蒙过程中最主要的感受,因为过往的日子我们真诚地、一厢情愿地相信大陆教科书中告诉我们的“历史”,直到有天发觉自己一直以来被当做一个傻子欺骗、戏弄,那是一种“我也是一个人,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对待我”的愤怒。

在后来的几年中,我陆陆续续通过更多的阅读、翻墙完成了整个幻灭的过程,迫切想和父亲聊聊他当年参与学运的感受,不知是社会氛围逐渐保守还是他本身的社会角色发生了变化,他的回答却让我非常意外——“当时还是不懂事,被美国利用了”。

毕业后我在一家根正苗红的媒体工作,每天都会接到网信办(规管网路的办公室)针对不同“敏感事件”做出的报导指示,比如对艾未未的展览不予报导,或者对美国大选从“西方民主乱象”的角度进行报导等等。那时我从这些指示中知道了许多在墙内根本无从知晓的事件,而六四,当然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红线,是禁忌中的禁忌,是要拼命假装无事的日子。

那几年六四,我会和朋友在家中聚会,重温纪录片,讨论今天生活在中国的我们可以如何纪念六四。这些讨论往往都没有答案,反而让我们感到非常无力,在这个环境中任何与六四有关的言论、行为都有极高的风险,一开始的讨论大家总会义愤填膺地说许多不切实际的想法,比如在当天去天安门广场静坐,点蜡烛,然后又很快意识到这不可行,陷入沉默,最后我们都会彼此安慰一般说“也许记住就是最好的纪念”。

而那时对我来说遥远的香港,则是唯一一个可以在中国领土上每年举行烛光集会纪念六四的城市,是一个可以自由地说真话的城市。

现在回想起来,2016年的香港正经历雨伞运动之后的低潮,但却是我眼中的“自由之地”。我还记得那几天和朋友不知疲倦地走在街上,看到街边挂起的不知是立法会还是区议会的议员横幅,兴奋指给朋友“你看!香港还有议员能选”;正好遇到在争取劳权的组织在做街站,我也兴冲冲地跑过去“你们可以随便在这里集会吗?”,对方很平常地回答“我们这只是一个小的街站,也没有阻到其他人,没问题啊”;我专门去7-11买了一份大名鼎鼎的异议报纸《苹果日报》,还在书店买了一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后来几年时常来往香港,参加过同志游行,探访过草根非牟利机构,也在2019年和上百万人一起在街头喊过口号,却再也没有想起要去参加六四集会或纪念馆。好像当一个自由多元的社会在我面前触手可及的时候,“六四”不再是禁忌,纪念六四就成为了一种“常态”,一种“行礼如仪”,理所应当到不再需要花费太多力气去关注,或许仍然重要,却不再迫切。

2020年国安法之后,我来到香港生活,看到社会肉眼可见地紧缩,香港和我费力想要逃离的那个社会越来越像……

2021年4月,传出消息说警方不会批出六四集会的不反对通知书,我才惊觉“连六四都要守不住了”。终于赶去六四纪念馆,那是一间比我想像中更小的单位,当时展出的主题是“走在抗极权最前线 ——从‘八九六四’到‘反送中’”,我看着那些并不陌生的新闻照片,却仍不敢相信香港有一天会失去六四集会。

2021年6月4日,香港警方连续第二年禁止悼念六四合法集会。当晚警方于晚上8时在维园外向人群作出驱散,零星的烛光只能在维园足球场附近亮起。

2021年6月4日,香港警方连续第二年禁止悼念六四合法集会。当晚警方于晚上8时在维园外向人群作出驱散,零星的烛光只能在维园足球场附近亮起。摄:林振东/端传媒

六四纪念馆在那年6月2日由于压力宣布闭关。6月4日傍晚我去到维园,参加我的第一场、却已不被允许的“维园烛光集会”。现场的警察多到令人害怕,刚出铜锣湾地铁站便有机械的广播声提醒人们不要聚集,否则可能违反法例。我绕着维园走了一圈又一圈,看着被封起来空荡荡的广场,怎么也想不明白,“让大家像往年纪念又能怎么样呢?”

晚上7点多我离开维园,前往一位朋友的家中聚会,大家在家中点起烛光,几位朋友说起过往参加六四集会的趣事:怎样防蚊、每年都在固定时间响起的一首歌、举办集会的不同团体之间的小摩擦……我一个细节都不肯放过地听着,头脑中想像这个举办了31年的集会是甚么模样,也暗暗埋怨自己为什么不早点参加——大概那时以为怎么它都会存在下去吧。

年长的香港朋友突然讲起他的“六四记忆”,那一年他的女儿还小,在电视上看到六四的画面,问他“爸爸,为什么警察要打这些学生?”,年过六旬的他讲到这里忍不住大声抽泣:“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的女儿解释。我们香港人一直觉得,学生们真的没有做错什么”。

我在旁听得眼泪打转:为“六四”,也为他的女儿——2021年她因政治原因已移民英国,不知在2019年,她是否也曾成为了那个别人在电视上看到的、被警察打的年轻人?

“六四”本身的不公义,和“不允许纪念它”的不公义像是两道疤痕,前者因为后者的存在而更刻骨。花了很大力气,从一个“六四是禁忌”的地方,到了另一个“六四是禁忌”的地方,这个日子和更多的不被允许谈论的日子一样,都成为了我的记忆,我的执着,和我的责任。

K同学在港读大学,希望与记忆的消逝对抗。

K同学在港读大学,希望与记忆的消逝对抗。摄:林振东/端传媒

三、创造这一代人的价值观,全世界人民都可以联合起来

K同学,20多岁,东北人,在港大学生

我是在高考后知道六四的。当时准备出发来香港读书,爷爷奶奶很郑重地把我叫去,说如果你去港澳台读书,一定不要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奶奶的儿子(大伯),在大学经历八九事件,他们觉得大伯作为“受害者”一生都被影响,希望我能够所谓地吸收教训。听爷爷奶奶说起六四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这是发生在中国的吗”,觉得不真实。他们没有解释六四来龙去脉,只说大伯是怎么卷进事件中,爷爷把大伯从监狱里捞出来,安排了老家的工作。

我从小接受的教育保守,高中学政治,我会背导纲上每一个字,但连起来丝毫不知道什么意思。背这些政治理论好像再正常不过的事,就像每天要吃饭。我会把每日接受的政治宣传,当作学校广播体操,它在你耳边喊口号,你不会在意口号内容,也不会在意背景音乐,它就在那里响,你习惯它的存在。我也没有质疑过这个政权,我甚至没有政权这个概念。

我之前很疑惑为什么自己不知道六四。开始读传播学相关理论后,知道传媒对生活的影响远大于我们的感知。原来政权可以让一件事情消失在你18年的生活里。

来到香港后,明显感知到互联网的墙。那时参加迎新营,需要打开一些网页,我当时用华为手机,发现很多Google的应用程式无法下载。后来用电脑在网上查六四的资料,发现资料很多︰那些标语横幅、学生头上的绑带、振臂高呼的模样,我对这些感到冲击。

大陆的Propaganda(政治宣传)很成体系,我从小在街头看到“中国梦”、“童心向党”的标语,无论是学校还是日常生活都没有提及八九那时的事情。所以当我得知六四事件,我觉得和从小接触的中共形象很不符合。那时候在微信群还喜欢玩梗、打擦边球,打“只有八九”成语故意打成“十之**”,有一种我终于知道这件事的爽感,但大家不会深入讨论。

有一次,学校有场关于六四纪录片的放映活动,我想去看看墙外是怎么整合讯信息。现场大多是老年人,感觉他们是去缅怀,而不是旁观的态度。年轻人蛮少的,印象中也没有什么大陆人。看电影的过程中,有些观众想哭,现场充斥沉痛的情绪。

我录了几个片段发给大伯,我和他说,“听奶奶说你之前亲身参与那场运动,我来香港读书有机会看到这些,你经历的事情是可以被看到和铭记的。”大伯回复,你好好看吧,别为了发信息耽误了。

我和六四的第一层连结是大伯,我欣赏的亲人亲历了这场运动。在看纪录片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旁观者,我的家人真的在画面中,是历史的一部分。最感慨的画面是清场之后,学生已经不在那里了,一片狼藉,满地血迹,毁掉的棍子、画作、横幅和眼镜,我感受到碎掉的梦想。

2020年6月4日,出席维园六四烛光悼念活动的市民占据足球场大量空间。

2020年6月4日,出席维园六四烛光悼念活动的市民占据足球场大量空间。摄:林振东/端传媒

在影片中,也有看到香港声援。当抗议的视角放到大陆之外,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难接受了,没有那种讶异了——在我们学生年轻一代想要创造的价值面前,全世界人民都是可以联合起来。我被那个环节深深打动了。

我有点带着荒谬感来看待八九的,没想到一群学生可以坐在天安门广场,甚至产生武力冲突。因为六四发生在我一直以为的权力中心——天安门,那里有毛泽东像。对于普通人来说,看到天安门升国旗能建立民族认同感。以前和家人自驾游,路过时家人会说“你看这是天安门”,是有种很光荣能亲眼目睹的感觉。

后来学校有口述历史的课业,要选择社会事件相关的主题。很多同学选择2019年反修例运动。我则一直很想和大伯建立连系,但之前没怎么沟通,于是选择访问大伯八九六四的记忆。我那时才知道大伯从大学开始就很被家人干预,他本来是被北大历史系录取,爷爷奶奶觉得历史系没有出路、不好找工作,读法律更好,后来去了中国政法大学,成为报社编辑,报社当时是先进思想阵地。大伯常去清华北大旁听,他和我说,当时北京学术氛围很好,刘晓波和海子去不同学校开讲座。他到处旁听,大学读了5年,赶上八九运动。他说是自己决定参与运动,愿意为承担进监狱的后果。但他很为受害者感到内疚和惋惜,觉得可以不用类似绝食那么过激的方法。

在香港“经历”的第一个六四是2019年,只是我没有去维园现场,那时觉得去维园都是去缅怀六四的老人,不是大学Year1学生去的。那天晚上看到很多人发维园的照片和视频,满地是星光点点的烛光,氛围很肃穆。我之前听过《自由花》的普通话版本《水手》,当晚听到《自由花》觉得很熟悉,特地找了MV来看,是由六四画面拼成的。我很喜欢那首歌,第二天循环播放了一天。

2020年和2021年的6月4日,我都在大陆实习。2021年当时最流行的一个词是“躺平”,我就发了个帖子说,历史也是需要躺平的(来讽刺六四经历的抹杀和“被遗忘”)。之前我也转过《水手》,在朋友圈转发历年《人民日报》六四头版合辑图片公众号文章,帖子之后404了。我希望有人在评论区和我一起缅怀,讲讲他们的感受,但只有很少人给我点赞,没有人留言。

2021年下半年回到香港后,我和六四有了进一步连系。国殇之柱将被拆的消息传出后,社会上又有了哀悼六四的风潮。意识到六四更容易被消失,我想更加重视。我和朋友专程去了港大,想趁国殇之柱消失前了解多些。很多人去拍照,国殇之柱下面摆了很多花和文宣。同行的人说,艺术史老师会特意带学生来看,用艺术视角观察每一个细节。

后来,国殇之柱突然被移走,我们再去港大,看到原本摆放国殇之柱的地方变得像休憩广场似的,几个非常圆滑的石头取代了国殇之柱,本来是有棱有角,国殇之柱上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栩栩如生,最后变成了统一尺寸、无比光滑的鹅卵石。

朋友调侃,“你看,那就是将来我们的样子。”

我感受到当时整个大环境在收紧,我很担心香港终有一日会像大陆一样,人们不会记得这里曾有一个纪念六四的东西,大家也不知道六四是什么。有人说,政权之所以要冷处理六四,是想等知道六四的人死掉,六四就不会再被提起。我非常想和这件事抗衡,有句话说“人类与极权的对抗,就是记忆与遗忘的对抗”。我有很强烈的感受,希望自己成为六四记忆的载体。

那时候我的功课要拍一个纪录片,想拍一位大陆生在香港生活一段时间后身分认同的转变,以及在混乱的大时代中,一个漂浮的个体如何自处。拍纪录片也是基于身分认同的疑惑。我虽然在大陆出生、长大,但原来没什么爱国情绪。反而是来了这个城市之后,才由衷感受到我对一个身分或对地点的热爱,或是我的身分认同究竟是怎样的、我是哪里人。

拍摄过程中也感受到“在场”的意义。受访者说去送别《苹果日报》,我很受触动。近年看到一间间传媒倒下,支联会解散,政府作为强权想要控制历史记忆,我觉得公民的权利、发声的权利在不断消逝,我对传媒这个学科的认识,变成我要减缓这些东西消逝的使命感。让它不消失是我们做不到的,但能做的或许是很微小但能影响更多人的事情。

我觉得自己是作为青年人和香港人去纪念六四。我缅怀六四是为抽象的精神,无论是反抗,还是作为学生你的力量是什么,或是事件中你的诉求要怎么表达,要怎么争取你的信仰、要怎么维护。我缅怀的是这些价值,而不是特定时期的事情。今年六四我会留意哪里有悼念活动,我想未必会有大规模的活动,小的社群或独立书店应该会有一些活动吧。我也会去民女的那片空地上纪念。

庄琦20多岁,2021年六四在维园附近,保留下街头发放的蜡烛。

庄琦20多岁,2021年六四在维园附近,保留下街头发放的蜡烛。摄:林振东/端传媒

四、在香港,我想保留悼念的习惯和自由

庄琦,20多岁,南方人,在港的大陆学生

初二历史课上,第一次听说了六四。有同学突然问起“八九年学潮”,那是一位很年轻的老师,平时提问会马上解答。当时感受到老师想讲但不太敢讲,有点犹豫和含糊其词,让提问的同学课后再找他。

记得初中时,网路还是能看到一些较敏感的东西。我在优酷上看到民主歌声献中华的影片,就是八九时香港支持北京学生的音乐会。那时隐隐约约觉得,原来当年可以有这么大的声援音乐会,原来香港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你在大陆是做不了的。

高中时,肉身翻墙出去,去了国外读书,看YouTube的时候被推荐了《天安门》纪录片,就点进去看。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人用椅子抬着受伤的人去医院。但我关注的重点不是有没有死人,更多是历史的来龙去脉,于是通过维基百科了解脉络,也在国外读到了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那本书对我影响挺大的,前因后果都清晰梳理出来。

我对政治的关注是一步步完成的。例如在2017年,大陆同学在学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我就去看和马克思有关的书,觉得那套很有道理,也更多反思中国经济层面的问题。2018年,微博禁了一个和同性恋有关的词条,我觉得很愤怒,也在网上写文章回应。我以前是没有写过回应的。

2017年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我和朋友来香港玩,还在街上看到法轮功。我和朋友在维港看烟花汇演,突然下暴雨。朋友被雨淋湿了,在附近买衣服,好不容易朋友买到一件T恤,上面写了“释放刘晓波”(注:2017年7月刘晓波病重离世)。那年习近平来港,在中环看到车队,也有横幅迎接他。就觉得香港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从大纪元到福建同乡会。

大学选择来香港就读。当时觉得香港挺自由,来之前对香港的了解主要是文化方面,从粤语歌或电影了解历史文化,例如粤语歌讲九七、讲移民潮,心理上有一些铺垫,你知道历史上这个城市的人有过什么感觉。如果没有那些软著陆的铺垫,来香港会很容易有一种“我就是你们的同胞,你们是一批被殖民大的,我就是更正宗的中国人”的想法。

来香港后,参加了同志游行,那是人生中第一次游行,看到有警察维持秩序,这在中国是不可想像的事情,体验蛮深刻的,就想以后可以多点参加这样的活动。后来在中文大学参加博群活动,也去雨伞运动纪录片和(本土派政治人物)梁天琦纪录片的放映会。那是大学应有的样子,什么声音都想去了解。在课堂上听到钟耀华的自辩陈词,那时政治启蒙氛围对我来说是最浓厚。

2019年6月4日,维园烛光晚会。

2019年6月4日,维园烛光晚会。 摄:林振东/端传媒

第一次去维园是2019年,默哀、邹幸彤发言、唱歌、大家一起点蜡烛,氛围很能引起人情感上的连结。我当时戴了口罩,不想被人拍到正脸,那时知道自己背后还有个“强大”的祖国,不可能像香港人那样“放肆”。集会对我来说比较意外的感受,可能是献花圈的环节。因为六四死人一直不是我关注的重点,但当天安门母亲发言,我才被拽回来,意识到这是有具体的人的事情。之前在网络上看到的是资料,现场集会能让我了解到他们怎么看待自己亲人的死亡,如何把家事和政治、政权连系在一起。我开始觉得自己在六四事件中是个持份者了,有亲身经历了,想把纪念六四这件事承传下去。

近两年的六四,还是有和朋友一起去维园,主要在外面走一走和拍照,传到朋友圈,让大家看到发生什么事。2019年的蜡烛在维园参加集会的时候烧完了。2020年和2021年去维园附近,拿到的蜡烛原封不动带回来——那是一个物证,我要是点了,就没了。

这两年变化很大。中大的转变一开始是民主墙被清除,所有东西被撕掉了,民主墙被铁马围起来。2021年底,得知民主女神像被拆走,我直觉上觉得必须去现场看看。下午回去的时候,现场有一些物资,有人摆了蜡烛、特刊,大家讨论要弄一些可以写字的东西。后来一个星期,我们每晚在雕像那里摆摊,用马克笔在普通A4纸上写“这是我们的中大,民女去咗边”。每天早上,清洁工都来清理。我们是涂胶水把纸张黏在地上的,我们还会想,如果黏得太实,工人也辛苦,他们又没做错什么,为什么要给他们增加工作量,而真正的大Boss又不出来。

民女第一天没了,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过了5天,只剩下地上有个方正的印子。每次经过大学车站,看到人们无意识地从民女的空地走过去,就像走平路一样走过去。有一次,有一个人往前走着,走到民女的范围,突然往后退了一步,他意识到那里原本有个民主女神像,就绕到旁边走了。

对八九民运来说,民女是一个符号,背后是政治体系。你真正需要改变的是背后那个宏大又遥远的东西。如果政治体制能有一个根本的改变,民女要不要其实无所谓。但两者之间的距离太远,所以我们才会关注到民女这种实在的、细微的东西。符号的东西被拿走,就去现场做一些事情,也是填补符号的空缺吧。

以前支联会举办集会,警察发出不反对通知书。现在是不让办集会,支联会解散。我觉得没有制度性的合法集会之后,一切会消亡得很快。的确会有个人继续悼念,但我觉得这是挺无奈的延续。对个体而言,这是异化的状态。当你拥有普通的权利,能很平常地做某件事,你不会说要坚持做某件事。你不做也没关系。到制度性的东西消失后,如何面对、如何自处,这样的问题才会出来。对于人来说,反抗还是不反抗,都是一种异化。不反抗的话,活得挺扭曲的。对反抗的人来说的,和一个政治的幽灵搏斗,也是挺自然的状态。

今年六四我应该还是会去民女摆上蜡烛和花,写些字,也会去维园附近走走。和朋友们也挺有默契,如果要约饭也会把那天空出来。在香港能纪念六四,是一个例外的状态。在中国的合法领土上,也就只有香港能这么做。

原来自由的香港可以怎么做,我想保持这样的习惯,就像保留生活上本来有的东西。

Nancy在维园阅读著《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们在北京……中大学生八九民运见证》。

Nancy在维园阅读著《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们在北京……中大学生八九民运见证》。摄:林振东/端传媒

五、我在香港花了10年,完成自己的政治启蒙

Nancy,37岁,东部沿海人,来港13年

我2009年来到香港,刚来时总是会在新闻中看到很多关于大陆的负面新闻,身边的本地同学提到大陆都会有诸多负面评价,例如大陆人随处小便、没有法治之类,当时觉得有些不开心,觉得不好的一面肯定存在,但香港放大了某些不好的东西,把个别情况上升到对大陆整个体制的批评。

自小受中国大陆教育长大,没有受过批判性思考的训练,即使遇到一些觉得“好像有些不对”的事情,我也会自己打消念头,要么觉得事情太复杂我一个小人物搞不清楚,要么是觉得轮不到自己来操心,更不会去想这些问题背后的根源是什么。

好在那时的香港非常自由、包容,给了我足够的时间去慢慢探索。

大概2011年左右,我去了人生第一场六四集会。惭愧地说,我当时完全是抱着“打卡”的心态去,六四集会在我那时看来,就和“抢包山”、“海洋公园”差不多,是香港文化的一部分。

我在大陆的时候也听过“六四”这个词,但具体是怎么回事并不太了解。我在东部沿海地区长大,自小身边的人谈论的都是如何挣到更多的钱,没人关心自由民主这些东西,更不会和孩子讲这些。

在六四集会现场听到了天安门母亲的故事,也看了支联会发的小册子,台上的人说要“民主”要“改革”,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东西,尤其是“改革”,我和我的家庭也多亏了“改革开放”才能过上不错的生活。还有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细节是,现场播放了《血染的风采》。我听过这歌,在我印象中这是首革命歌曲,是一些人为了理想而牺牲的歌,代表着正义,有一些悲壮的色彩,用在那个场合,让我第一次对六四有了代入的理解,好像参与六四的市民们就是我从小在教科书中读到的那些“革命烈士”,这一场运动也是为了伟大的理想而发生。我对这一套叙事很熟悉,也因此条件反射般产生了很多情绪上的感动。

但集会结束后,我心里还是半信半疑,不知道“六四”到底是真的还是假。党怎么会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呢?就算党犯过错误,也总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啊。这就是我从小受的教育,要彻底推翻它很难,就像把自己打碎了重新建造一个,那太痛了,也太难了,所以即使听到了不一样的信息,出于一种保护自我的本能,我仍然没有完全相信。

因为住在港岛,有事没事就会去铜锣湾,几乎每次去到崇光百货那里就会有法轮功的街站。如果说六四对我来说是非常遥远的事情的话,关于法轮功,我还有许多记忆。

在2000年前后,中央电视台的30分钟新闻联播中,有20分钟都在说“邪教”法轮功,电视反复播放天安门广场法轮功信徒“自焚”的画面,令人觉得不可思议。这样的教育之根深蒂固,令我日后无论在哪个国家遇到法轮功的传教者,都像遇到瘟疫般立刻躲开。当我每日看到法轮功团体在铜锣湾公布所谓的“真相”,说共产党取活人器官,我心中很不屑,觉得他们是在“抹黑”。因为每天来来往往几乎都会遇到他们,我有一天终于“忍无可忍”在网络上搜了相关信息——第一次在没有防火墙的网络中搜寻到这些资料,发现这件事竟然是真的……

那是个人生的重要转折点,用网络语来说就是“三观碎了”,我过往深信不疑的竟然都是谎言,我觉得自己受到欺骗,那段时间开始疯狂搜索各种历史事件:大跃进、文革,当然也包括六四,只为了不再让自己被他们欺骗。从前也不是没有在课本上读到过这些事件,课本上轻描淡写将它们描述成一个“错误”,并且告诉我们现在国家已经纠正了这些错误。

在了解更多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想去告诉我在大陆的亲友,毕竟他们和我一样都被蒙蔽了很多年。但我发现他们和过去的我一样,对这些事情完全不感兴趣,我说多了几句,他们甚至开始怀疑起我的动机,觉得我出去了几年整个人都变了,怀疑我是不是被“境外势力”洗了脑。我只好闭口不谈。

之后几年,只要有空我就会去六四集会,想要了解更多。渐渐地,我相信了坦克是真的存在的,相信了他们真的向市民开了枪,接受了这个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实,也开始怀疑这个党真的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吗?可是有的时候,我内心又会挣扎,心想会不会是上面的人为了大局为了稳定,才“不得不”牺牲一些人。过往的教育仍在我身上发挥作用,我还是把自己看成“一介草民”,即便知道了些许历史,也无权过问“国事”。面对内心的挣扎,我会安慰自己说,“我只是一个为了生活奔波的普通人,没必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坚持那些主义”。

2021年6月4日,香港铜锣湾街头,墙上写上“不要让64成为禁语”字句。

2021年6月4日,香港铜锣湾街头,墙上写上“不要让64成为禁语”字句。摄:林振东/端传媒

直到2019年。

我的工作需要经常来往大陆和香港,因为这场社会运动受到了很大影响,我也不能像以往一样觉得社会怎么样与我无关,因为它就是在真实地影响着我明天能否顺利上班、要搭乘什么交通工具。我也开始意识到,和自己一样的数十万港漂之所以背井离乡在香港落地生根,很多都是喜欢香港的自由开放和相对公平公正的社会体制。但是突然间怎么就发生了这么大件事情?数百万人上街?事情还越闹越大,没完没了,长时间霸据中外各国的国际上头条。身边也有很多朋友会谈论,但是很多时候大家的意见都非常不同,我觉得不行,这事儿得好好研究研究。

我记得7月21日,有示威者向中联办外的国徽泼了黑色油漆,所有的当权者都在谴责这一行为。我看到这一新闻感到很困惑:国徽脏了,正常的操作是把它洗干净。但是当权者的重点则在于利用国徽的象征意义,高调宣传和谴责。国家宣传机器成功地给他们扣上了港独的帽子,然后号召 14 亿人来反对。

很多当年在香港的港漂都觉得很无语,一边亲身穿梭于黑压压的人群中,一边看著来自大陆的压倒式统一口径的报道,都有种平行世界的感觉。那一刻,终于明白了新闻造假是怎么回事。画面是真的,事情也是真的,但是整个叙事就可以是和你的认知是180度的不同。

那时我也曾尝试和身处大陆的亲友解释些什么,但所有解释和国家宣传机器比起来都是苍白的,没人相信。这和六四也有共同之处,30年前在北京发生的事情和30年后在香港发生的事,似乎都不被这个国家的多数人民所了解。先不说认同,就连了解真相的机会都没有。

2021年6月4日,我再次来到维园,警察将整个维园封锁了起来,我绕著外围慢慢走,看到仍有市民在街边点起烛光,心里很敬佩也很感动。警察在不时拦截市民问话,我有些无奈,也觉得恐怖——香港变了,不可避免地和大陆越来越像。

从2009到2019年,我花了10年时间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启蒙。香港这10年的自由为我提供了启蒙的可能:无数的政治集会、街站;无数的文化沙龙、电影放映;还有自由的媒体报导,都在挑战我过往的认知,让我一点点摆脱洗脑教育带给我的影响。

可是,如果今天有一个和我一样在大陆并不关注政治、相信党国的大陆青年来到香港,TA还有机会去了解这些吗?TA还能知道六四是什么吗?了解这些需要的是天时地利人和,而现在的香港失去了所有。

今年又是一个没有烛光集会的六四。但六四对我来说,成为了一个提醒我“有人牺牲了”的日子。不仅是六四的死难者,在这个政权下,每个人都在牺牲,每个人的自我审查、被“喝茶”、我们接受的奴性教育,都是为了这个庞大机器的运转。六四集会没有了,媒体没有了,民主派没有了,很多人都走了,来了国安法,和唯一特首候选人,整个香港变得越来越像我小时候生活的那个环境,大家都在谈钱。失去六四,连同其他很多东西一起,我们也失去了香港。

2022年5月31日,维多利亚公园草地其中一部分正在关闭维修中。

2022年5月31日,维多利亚公园草地其中一部分正在关闭维修中。摄:林振东/端传媒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所有受访者均为化名)

最简单好用的 VPS,没有之一,注册立得 100 美金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

See Also

邹幸彤:当被告来得比法官专业

两年前的香港,社运圈外的人,听过邹幸彤这名字的人不多。两年后的今天,这名字,却家传户晓了。一方的人称她为侠女、真香港女儿;另一方的人称她为搞事份子、国安法疑犯。也有不少自称对政治无感的中立人士,尤其是家长们,在看过媒体对她由高考状元、大律师 …

维园最后的纪念

2020年6月4日夜,本人摄于维园,此情此景,永为纪念! 品葱用户 zhengyi 评论于 2021-06-04 感动 品葱用户 765346283p 评论于 2021-06-04 感謝香港人這麼多年來堅持! …

林夕台北現身悼六四:天滅中共,結束一黨專政

六四天安門事件31週年,昨晚焦點就是台灣與香港的悼念活動,在台港人(4日)在自由廣場發起「無大台六四燭光晚會」,沒有架舞台,也沒有邀請名單,所有人都是知道活動後自發來到現場,大約9點時主辦單位宣布,現場有超過三千人參與,香港知名作詞家林夕, …

图片回顾:31年前支持六四民运的那些香港明星 | DW | 03.06.2020

31年前中国大陆那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开启了香港支持中国民运的先河。包括成龙、谭咏麟、曾志伟在内许多如今为“爱我中华”摇旗呐喊的港星,当年踊跃参与了支持六四学运的活动。有多少当年的同路人、如今已经分道扬镳? 无疑是89六四香港演艺界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