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武汉人已经扛不住了?
周六,一觉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琢磨着会是个好天气,于是我决定到附近逛一逛。 出门叫了一辆的士,上车扫码之后我随意问了一句:“现在生意还好吧。” 没想到打开了师傅的话匣子,他指着地铁口排成一队的出租车说:“现在出门坐车的人太少了,没得生 …
希望、恐惧和悲伤:解封后武汉人的生活
记者:王月眉 2020年5月18日纽约时报
他们以小事为乐,比如奶茶和热干面。他们重新发现了比如社区活动场所这样的地方。他们寻找新的词汇来描述他们失去的东西。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国武汉的老百姓一直生活在封城状态下,这里是新冠病毒最早出现的地方,曾受到病毒的严重打击。后来,确诊病例逐渐减少。4月8日,武汉解封了。
如今,武汉的居民们正在小心翼翼地摸索着走向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他们是世界上首批这样做的人。这里有创伤、悲痛、愤怒和恐惧。但也有希望、感激和新的耐心。
以下是四个武汉人的故事。
喜悦和解脱 喜欢过往车辆
她的朋友们在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传一个消息:奶茶店重新开业了!武汉回来了!
但是,当28岁的罗珊娜·俞(Rosanna Yu)抿了一口两个月来第一次买到的奶茶时,她不甚满意。“复工后的奶茶店,你们也不会做奶茶了吗?”她3月底在微信上开玩笑地写道。“怎么这么难喝?”
尽管如此,令人失望的奶茶总比没有好。虽然正常生活和好喝的奶茶可能仍遥不可及,但仅仅是这个前景就已经让俞女士感到振奋。
在解封后的四月初,罗珊娜·俞和父母去了一个公园,欣赏武汉著名的樱花。尽管官员们仍敦促居民尽可能呆在家里,但“我和我父母呆不住了”,她说。
她最近拍下了当地一家餐馆外排长队买武汉的著名小吃热干面的视频。她现在过马路时不得不停下来让车——她以前很烦这些车,但如今不烦了。
“真的我觉得,看到车多,其实很开心,”她说。
她的乐观情绪与运气有部分关系。她的朋友和家人中没人感染新冠病毒。封城刚开始的时候有些困难,但她很快学会了做油条和馒头,以此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有些事情确实变得更难了。罗珊娜·俞去年辞掉了秘书工作,原打算今年1月找一份新工作。但现在,父母出于安全考虑,希望她等到秋天再说。
她基本上不与朋友见面,因为无处可去;政府仍不允许人们在饭馆吃饭。
但总的来说,罗珊娜·俞已经接受了武汉的新常态。她打算继续在家做烘焙。她也许会选些在线课程。
她也发现了与邻居们的一种新的亲密关系。在封城期间,当过理发师的邻居为他人免费理发。为了团购而建立的社区聊天群已成为一个网上的支持圈。
“我活了二十多年,我第一次感受到这是我门小区,整个武汉,大家一起为一件事加油的那种感觉,”俞女士说。
愤怒和苦恼 永远离开武汉
Liang Yi在武汉封城前逃了出来,他已经四个月没回武汉的家了。
如果可能的话,他再也不会回去了。
“毕竟,我么现在又有下一代了,”31岁的他在谈到自己和妻子时说。“如果能够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我们就不期望再到武汉这样的一个城市再去生活了嘛。”
在世界各地,许多人渴望回到他们在新冠病毒出现之前的生活。但重返原来的生活对一些人来说已经不可能,甚至已经不愿意。
在疫情肆虐武汉期间,Liang Yi和妻子以及他们两岁的儿子躲到了距离武汉约120公里的父母家,他对政府最初否认疫情严重性的做法感到恼火。他对不让医院在疫情早期对许多疑似病例做病毒检测感到愤怒,他的一个朋友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个朋友被送回家自我隔离。
是的,武汉当局最终控制住了疫情。但他不能原谅官员们当初让疫情一发不可收拾。
“这次疫情可能真的跟武汉的他们这个政府的执政水平有非常大的关系,”他说。“给我的感觉就是在这样的城市生活就是缺乏安全的。”
现在,当其他武汉居民迎接城市的复苏时,曾经在武汉生活过八年、一辈子没离开过湖北省的Liang Yi正在准备告别这里。
他将不得不再回一次武汉,可能会在今年6月,或者是他觉得病毒完全消失了的时候。他将把自己在那里的房产卖掉,然后和家人搬到中国的其他地方去。最终,他希望他们能移民国外,也许去加拿大。
“我觉得也是迫不得已的一个事情,”他说。“因为这个对整个生活呀,都是一个颠覆,等于从头再来。”
悲伤和遗憾 寻找新的交谈方式
在母亲死于新冠病毒后的几个月里,威苒达·陈(Veranda Chen)每天都在网上搜寻新的分散自己注意力的东西。他读弗洛伊德,试着在厨房里做东西。他在微信上开玩笑说以后要开一家餐馆。他说,将给餐馆的招牌菜起名“忆苦思甜”。
但最近,他已对烹饪失去了吸引力。妈妈曾让他给自己做顿饭,但他说他忙着考研,没时间。
“我想过,‘我集中精力考上我心里的学校,然后(就能)把所有的时间花在他们常说的,老希望我能多陪一陪他们这上面,’”24岁的威苒达·陈提到父母时说。
“但是没有机会。”
威苒达·陈的母亲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感染了病毒。2月5日,她去了一家人满为患的医院,那里没有床位。她在去另一家医院的路上死在救护车里。终年58岁。
母亲与威苒达·陈的关系很亲密,尽管他们常常难以表达出来。她坚持要为他以后结婚攒钱,而不是把钱花在去热带气候的海南岛旅游。他曾认为母亲守旧,常常觉得她管得太多。
她死后,他才意识到自己有那么多的问题想问她——她的童年,自己的童年,以及母亲看到的自己的变化。
威苒达·陈必须学会怎样在封城期间哀悼母亲,通常的哀悼仪式那时是不可能的。他不能与朋友见面。他的父亲也不在家;父亲的病毒检测呈阳性,当时也在医院接受治疗。
威苒达·陈转向了Tinder——不是为了浪漫,而是为了交谈。“有时,和陌生人说话比和朋友交谈容易,”他说。“他们对你的生活一无所知。”
如今,威苒达·陈已与父亲团聚,他们也在寻找新的交谈方式。
他们不谈他的母亲;这个话题对他的父亲来说太痛苦。但是他想请父亲一起去钓鱼,并问他那些没来得及问母亲的问题。他也想向父亲学习如何做西红柿炒鸡蛋,那是他父母以前常做的一道菜。
他最关心的是能被一个心理学研究生项目录取。母亲去世后,这个计划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我利用它,帮着别人缓解痛苦,”他说。
耐心和提防 避免风险
武汉的春天标志着小龙虾季节的开始。红烧小龙虾、油焖大虾、水煮小龙虾,这些都是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吃的。
但哈泽尔·何(Hazel He)并不打算大快朵颐,至少要到等到明年再说。
“因为人流密集,还是会引起有一定程度的风险,”33岁的哈泽尔·何说。
如今,避免风险影响着哈泽尔·何做任何事情的决定。尽管武汉居民已可以在城里四处走动,但她仍通过视频与朋友聊天。带着六岁的儿子出门之前,她总会看看窗外,确保外面没人才出门。她最近又让他在他们公寓附近荡秋千了,但他们还没有出过小区。
这种焦虑已经不像疫情暴发初期那样巨大,那时,哈泽尔·何会在边看电视新闻边哭,儿子会问她出了什么事儿。
但是,和武汉的其他人一样,她对恢复日常生活仍犹豫不定,她知道抗疫的胜利是多么不稳固。
就在上周,武汉通报了六例新病例,而此前一个多月没有新增病例报告。
“武汉真的付出了很多,”哈泽尔·何说。“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无事不出门,管好自己就是对所有的人负责。”
哈泽尔·何对她的公司什么时候会恢复面对面的会议没有把握,她干的是招聘工作,与候选人面谈是她工作的核心部分,但她提醒自己,她还能对付抵押贷款。她至少要等到今年7月才能为儿子注册上小学。就目前而言,她满足于在家和儿子一起做算术习题。
“就像我们跑步,我现在落后了50米,”她说。“但我后面追起来,是一样的。”
王月眉(Vivian Wang)是一名驻华记者,此前曾为城市版报道纽约州政治。她在芝加哥长大,毕业于耶鲁大学。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 @vwang3。
翻译:Cindy Hao
(XYS2020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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