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评价《枪炮、病菌与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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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不笑

by Gregory Cochran

Posted on September 4, 2017

原文：https://westhunt.wordpress.com/2017/09/04/guns-germs-and-steel-revisited/

翻译：何不笑

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 [ Guns, Germs, and Steel，以下简称GGS ] 一书中提出一种观点，即，各个文明所取得的成就在不同地域间的差异完全是由生物地理（biogeographical）因素造成的，而与各自能力（ability）的区域性差异则没有关系。当然，他也并非否认能力之间存在差异，而是说，那些取得成就最少的文明，其人口是最聪明的！

戴蒙德还特别提到，巴布亚新几内亚人 [Papua New Guinea，以下简写作PNG] 明显比其他族群的人更聪明。“在心智能力上，新几内亚人可能在基因上优于西方人[重点强调]”：“现代’石器时代’族群平均来说也可能比工业化民族更聪明，而非相反。” （p 21.）

他这个说法颇为匪夷所思，以至于该书的读者往往拒绝承认戴蒙德曾经说过这话。他们喜欢用自己的语言来替这句话找台阶：你看，狩猎采集者确实天生就比发达民族更擅长狩猎和采集——生活方式不同而已。这种辩解显然没什么用，因为在被淘汰了的技术上拥有先天优势并不意味着就能转化为现代优势，哪怕这种先天优势很大。

诸如“PNG最优秀” [译注：原文PNG über Alles。über Alles 可能源于原纳粹德国国歌里的一段歌词Deutschlandüberalles，意思是“德国人最优秀”。二战后该段歌词不再采用] 的说法，我只在另外一个地方看到过，那就是Poul Anderson的一本科幻小说，书中有个人说：“朋友们，地球上唯一真正的人类、进化的主导、未来的主人，就是英雄的美拉尼西亚人。”不过那个角色是在装疯卖傻。

在论证最先发现了微积分、火药和青霉素的族群比那些几乎啥也没发明的族群更愚钝时，戴蒙德还否定了整个心理测试的学术成果。他没有给出任何证据，甚至懒得去讨论这件事。书中甚至没有提及“智商”这个词。

这是相当冒失的——它暗示所有的心智测试都是毫无意义、不值一提的。我对占星学、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什么的倒是持这种态度。

戴蒙德虽然没说，但其实各种能力测试确实是有效的。一个小时的笔试就能对一个学生求解问题的一般能力有个合理的评估，所以大家都采用这种测试。军方发现，测试得分最高的人通常可以培养成命中率更高的坦克炮手。

智商测试和其他教育测试（PISA等）在不同地区的得分确实可以用于衡量它们科技成就的差异。比如，东北亚人的测试分数最高，但对现代科技发展的贡献并不很大，但也还不错；而在此类测试中平均得分较低的族群，对现代科技发展的贡献则往往很小。

假如说能力测试这种学术方法真有什么致命的缺陷，那肯定会出现某些人（或整个人群）分数很低（比如80分）却仍然成为电子工程或分子生物学奇才的现象。但这种情况并未出现。

如果戴蒙德是对的（而测试是错的），那这个世界就会有许多巨大的套利机会，就像棒球统计学（sabermetrics）能让棒球经理发现被低估的球员一样。比如，如果PNG人确实显著地比世界平均水平聪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就能用很低的成本打造出一个实力雄厚的院系，甚至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这样一来，人们要想表明自己很聪明，就得在鼻子上插一根骨头 [译注：PNG某些土著族群里，男人通常用某些动物的骨头横插鼻子，作为鼻子的饰物，如下图所示。原文无此图]。为啥这种情况没有出现呢？是因为他们固执吗？为了保持领先地位，哈佛大学难道不应该先人一步采取这种政策吗？

即使戴蒙德是对的，那狩猎采集或其他落后民族也应该很容易就能追赶上发达国家，因为他们更聪明嘛。要知道，某个族群，即使其人口的平均智商水平中等偏上，也能大大加快追赶的脚步，何况PNG人还被说成了天才。事实是，他们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迹象。

戴蒙德也承认这一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一些曾被征服的民族，在被当做奴隶进口过来几个世纪后，最终还是形成了一个底层社会。”（ p 25） “1947年，美国东部贝尔实验室发明的晶体管飞跃8000英里，在日本促成了电子工业——扎伊尔或巴拉圭距离更近，但却没能创立出新型工业。崛起的新兴国家依然是数千年来以粮农为统治核心的旧有国家，要么是这些国家的人重组的国家。”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澳大利亚土著人和美洲土著人称霸世界的可能依然很低。8000年历史进程的势差，重重地压在他们身上。”（p 417）。

如果说狩猎采集者 “可能比工业化民族更聪明，而非相反”，那为何没能表现出来？也许他们没有互联网，那又为啥没能赢得数学竞赛和国际象棋比赛呢？保罗·墨菲（译注：美国19世纪国际象棋大师）、拉马努金（译注：印度著名数学家），乔治·格林（译注：英国18-19世纪数学物理学家，有格林函数）不也没有互联网吗？

真实的情形是什么样呢？“很多在欧洲殖民时代幸存下来的原住民后代，现在在澳大利亚白人主导的社会中很难在经济上取得成功。”（p19）。再问一遍：如果他们这么聪明，为何没能更富有？为啥他们的代数课常常不及格？

也许我们应该联想到劣生学效应（dysgenic）。假设，由于高学历女性生育率低，如今发达国家的智商正在下降，每代人智商下降1%。如果持续的时间足够长，也许有一天工业化国家的人思维会退化，而哨兵岛 [译注：孟加拉湾海域、安达曼群岛之一] 的士兵成了地球上最聪明的人。

即便如此，也绝非是现在。

总之，这个观点挺糟糕的。既没有啥证据，也没有经过事实的检验。

不过话说回来，这本书也并非一无是处。

比如他说，生物地理环境激发了文明和技术的兴起，这个观点就很靠谱，只不过错就错他认为这是唯一因素，或者说，认为这些环境下的民族其心智永远就不会有啥变化。戴蒙德很乐意承认，抗病能力改变了欧亚人和非洲人。

戴蒙德强调了动物和农作物驯化的重要性，这是走向文明的重大一步，人口数量和社会复杂性均因此大幅提升——这个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但他基于这个大框架下的一些具体的分步论证却并非事实，不过这方面的讨论仍然可以很有趣。

大多数重要的家畜都是在欧亚大陆或北非的某个地方被驯化的，只有骆驼和小羊驼在南美，世界其他地方没有。戴蒙德认为，这并不是因为人对驯化的兴趣或能力不同，而是因为只有少数几种大型动物适合被用来驯化。

这个说法没有说服力。当然了，有些地方确实如此，比如，新西兰的毛利人就没啥可驯化的——总不能去驯化瓦塔吧? [译注：一种昆虫] 澳大利亚也没多少大型哺乳动物，至少在人类消灭了很多物种之后剩下的里面，是没有多少了。但撒哈拉以南非洲有很多大型动物，却没有一种被驯化。他认为，斑马比马更野、更难以驯服——可是事实上人类已经驯服了斑马，反倒是马的野生先祖（tarpans，存活到19世纪）往往被认为是不可驯服的。牛的野生祖先（aurochsen，存活到17世纪）体型庞大且凶猛。它们喜欢用牛角攻击人，把人甩得老远。狍子是非洲的一种大型羚羊，按照戴蒙德的意思，它一定也是无法驯服的，因为当地人从来没有驯服过它，可事实上，它很容易驯服，现在就已经有了驯化种类。

关键在于，人们可以根据动物的性情、驯服难度、体型等的不同来有选择地驯化。一种动物可以在十代之内从完全野生变得相当温顺——比如西伯利亚狐狸的选育实验。长远来看，动物的性情并非什么很大的障碍，选育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戴蒙德对农作物的驯化也沿用了类似的观点：只有少数植物适合驯化，某些族群从未驯化某种农作物，部分原因是缺乏合适的植物种类——这话让我想到了爱斯基摩人，你说他们能有啥作物拿来驯化？

他关于植物驯化的论证力非常有限：比如，他说有很多植物都可以被驯化，并且还可能很有用，但却没能被驯化。其实，农学家们一直都在尽力争取驯化荷荷巴（ jojoba）、水葫芦或银胶菊之类的研究资金，只不过往往在科研成功之前，政府的支持便已耗尽了。

现代农业中，只有少数作物被人们大量种植，其原因在于这些作物已经是囊中之物——已经驯化的、经过优选的作物——它立马就能养活家人/卖钱；而那些潜在的、有用但未被驯化的作物却不能。成功的驯化往往会抑制其他同一生态位上的作物。比如，美国东部曾有几种作物被驯化，但随着来自中美洲的玉米和豆类出现，这些被驯化的作物多数都被放弃了。也许，假设美洲印第安人有选择地培育苏木草能持续进行几千年，它也可能会成为一个竞争者。可惜没有人会真那么固执。

墨西哥野玉米（Teosinte）看起来是一种没啥大用的野草，按理说不会有人费心去驯化它、花那么长时间把它变成现代玉米。如果6000年前有人把小麦带到墨西哥，很可能当地人会像丢烫手山芋一样放弃玉米。但玉米最终还是显示出了优势：它是碳四植物，而小麦是碳三植物——玉米的单产量高得多。

人们为什么没去驯化狐狸呢？作者又说了，是因为狐狸是独行猎手，没有合理的群体结构，所以不能驯化云云。其实不是：狐狸很容易被驯化。只是因为我们已经驯化了狗，再去驯化狐狸就显得多此一举。除非你像俄罗斯人一样。

还有一个因素可能抑制了本地植物的驯化——外来优势。如果你在原产地附近种植一种作物，那它很快就会招来当地的害虫和病原体；但如果你把它种在距离遥远的地方，它的表现往往会比在原产地好得多。所以，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作物在非洲就长势喜人，在东南亚也是。橡胶树种植园在马来西亚和利比里亚都能做得不错，但在巴西却失败了。玉米是非洲种植面积最大的作物，木薯和花生也很重要。大多数可可是在非洲种植的，而大多数咖啡是在南美洲种植的。

不过，戴蒙德的错误有时是情有可原的，这不是因为强行论证，只是因为科学发现尚未完善。这也是大家共有的问题。

他阐述了欧亚和非洲疾病对新大陆居民的灾难性影响，而反方向的影响要小得多，并据此得出结论：主要原因是家养动物的病菌传播：欧亚人驯养了很多动物，美洲印第安人驯养的动物却很少。本书第207页，他给出了麻疹、肺结核、天花、流感、百日咳和恶性疟疾可能是由家养动物传播的证据。

我对这方面的了解比二十年前要多得多，因为基因测序溯源技术。很遗憾，戴蒙德在这个最重要的论述上是错误的。结核病是一种古老人类的疾病，天花可能来自于某种东非啮齿动物，而恶性疟疾可能来自于大猩猩携带的一种疟疾。麻疹确实是牛瘟病毒的后代，但牛瘟（和腮腺炎）可能是蝙蝠病毒的后代。不过，家养动物在流感病毒的传播中确实起了作用，包括野生鸟类。只有百日咳病毒的起源目前尚未可知。

那为什么旧大陆是传染病的发源地呢？在这个问题上，他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他说，这是因为欧亚文明更古老，有足够的时间来形成免疫。人类在旧世界有携带若干主要病原体的近亲（黑猩猩和大猩猩），而大脚野人（Sasquatches）则没有病菌。重要的病原体，尤其是那些以昆虫媒为介的病原体，比如疟疾，无法通过冰河时代的白令海峡来到新大陆。旧世界的交通和贸易更发达，传播疾病的效率更高，等等。

我不认为戴蒙德这是在为美洲印第安人的落后找借口，就像他在讨论驯化时一样：拥有大量的瘟疫可不是一种成就。考虑到当时的科技水平，认为病菌起源于牲畜似乎是一个合情合理的构想，比如，William McNeill也有这种观点。这也并非完全错误——比如麻疹病毒就确实如此——但它构不成解释。

戴蒙德也有对的地方。他说，农作物东西方向的传播比南北方向的传播要容易得多，他是对的。中东作物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南欧很成功，在印度和中国也很重要。而玉米在传播到北美时必须适应较短的生长季节：这需要时间。而后哥伦布时代玉米在非洲的传播速度就要快得多。

地理障碍是减缓文明传播的主要因素。虽然古代一定有一些受困的航海者偶然会试图穿越太平洋，但在哥伦布之前，似乎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作物或智识）能够跨越太平洋。美洲印第安人不得不独自发展一切，而旧世界的人却在分享种子和知识（还有病菌）。毋庸置疑，必须从头开始发明一切，这确实是一个劣势。

美洲的地理环境极大地抑制了中美洲和安第斯文明的交流：即使是今天，泛美公路也并非全部通畅。撒哈拉的情况更糟，只不过与欧亚大陆的大部分早期文明还是有一些接触。

结语

关于宏观历史和文明兴起的研究尚需更多更严谨的工作，这是一个有趣且重要的主题。我尤其希望看到对旧世界和新世界两种完全独立的文明诞生进行真正巧妙而详细的比较。但这本书并不严肃，整个论述像个玩笑，大部分论点都是牵强附会的（错误的）。也许我们能从《枪炮、病菌与钢铁》中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人云亦云的应声虫，再荒谬的理论，只要有正确的政治含义，他们就立马拜服。

本文翻译并未获得原作者的授权，译者对文章无任何版权、观点等有关主张，仅供交流分享。

非生物人类专业，译文中某些关键术语可能不够准确甚至错误，建议疑问之处对照原文，也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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