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如何掩盖乌克兰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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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乌克兰哈尔科夫街上的饿殍

波兰导演阿格尼什卡∙霍兰的电影《琼斯先生》（Mr. Jones）开始不久，主人公加雷斯∙琼斯来到莫斯科了解苏联的集体化实施。他说自己除了寻找真相，没有别的目的。时间是1933年，两个极权主义大国——苏联和纳粹德国——正在欧亚大陆上展示他们对世界的对抗性愿景。琼斯的对话者是驻莫斯科的外国记者艾达∙布鲁克斯。她用嘲讽的口气问琼斯他在寻求揭开谁的真相。他说，他在寻找“真相，只存在一种真相”。

真相问题是霍兰所讲述故事的核心——由斯大林政权制造的致命饥荒，在1932到1933年冬天席卷了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北高加索的库班和顿河地区以及哈萨克斯坦。仅在乌克兰——其乌克兰语名称为Holodomor，这次饥荒常常被称为恐怖饥荒——估计就夺去了400万人的生命。在这片异常肥沃的土地上，斯大林强行制定了高不可攀的生产要求，征用了所有可用的粮食和牲畜，并利用随之而来的饥饿来打垮农民的腰杆，只因为他们对集体化的抵抗有可能破坏他的工业化努力。

但斯大林的罪行只是故事的一面。另一面是世界方面对报导和承认这一事实的巨大失败。许多人都是这一失败的同谋，但主演无疑是驻莫斯科的西方记者。他们误报、少报、不报在他们眼皮底下发生的明显事件。《纽约时报》驻莫斯科的沃尔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在报道中直接撒谎，故意误导读者。1932年，他获得了普利策报导奖。霍兰对新闻界在约瑟夫∙斯大林最严重的罪行之一中共谋的探索，使这部电影与我们当前的时代有着意想不到的相关性，因为媒体和新闻业本身的作用和目的似乎正受到攻击——既来自想当独裁者的人，也来自那些信奉美德为真理仲裁者的人们。

当我们第一次见到27岁的琼斯时，他是英国前首相大卫∙劳埃德∙乔治的外交顾问兼自由撰稿人。他刚刚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采访希特勒——现在又希望采访斯大林。听着苏联电台的报导，他正试图解决一个难题：他认为已经破产的克里姆林宫怎么可能大肆花钱以支持其工业化努力？这些数字矛盾百出。当时是大萧条时期，他丢了工作，预算被削减，他决定去苏联寻找答案。

他在三月初到达莫斯科。他到处探访外国记者，很快了解到他们不被允许离开首都莫斯科。他还听说，为斯大林的工业化进程付钱的是粮食——“斯大林的黄金”。但当他问及外号“欧洲的粮仓”乌克兰和他假定的“黄金”来源时，他被告知如果对这个话题问题太多可能会导致他丢掉性命。在琼斯抵达莫斯科的前夕，一名外国记者在大都会酒店附近被发现，背部中了四颗子弹。他新认识的记者艾达∙布鲁克斯告诉他，死者曾参与过乌克兰的报导，并害怕谈起这事。琼斯收拾了一些食物，坐上南下的火车去调查。

霍兰用了一些艺术笔调来戏剧化这个故事：谋杀、神秘和沉默有助于推动叙事。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在琼斯到来之前，并没有发生记者被谋杀的事件，乌克兰的饥荒也根本没有什么神秘感，甚至在莫斯科外国记者团内部也是如此。饥荒“是我们在莫斯科所有会谈中的大新闻……任何与你交谈的人都知道正在发生一场可怕的饥荒。”多年后，时任《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的玛尔科姆∙穆格里奇告一名采访者。连苏联媒体都承认，人们在吃“粮种和牲畜”。穆格里奇说，你不需要是天才、也不需要看到“莫斯科的所有记者都在歪曲”这个故事，就能明白该地区的人们在挨饿。

对于一个有一定胆量和好奇心的记者来说，旅行禁令会成为一个需要克服的挑战，而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穆格里奇正是这样一个记者。关于饥饿的问题困扰了他很久。1932年秋天，他作为一个知名共产党人来到莫斯科。他和英国著名社会主义者和社会学家比阿特丽斯∙韦伯（她创造了集体谈判这个词）的家人结婚。他本来打算放弃英国国籍，成为苏联公民，加入到建设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努力中。但是当他开始走出莫斯科的外国人圈子去调查普通俄罗斯人的生活时——毕竟他计划生活在他们中间——他面对的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自己的假设。

在他的小说《莫斯科的冬天》中，穆格里奇描述了在莫斯科的一个市场上与一个农民的相遇。农民扑倒在一块刚买的香肠上，然后开始狼吞虎咽。在他的脸上，主人公——穆格里奇自己——看到了一种“像动物一样、绝望、令人恐惧”的东西。那时他开始怀疑。他想，这个人在挨饿。其他人也在挨饿吗？他们的眼神和他的眼神一样吗？突然间，他“看到饥饿无处不在”——在周围“苍白痛苦的面孔”中、在排队购买基本食品“耐心的队伍”中、在空荡荡的商店里，除了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石雕半身像，什么也没有。晚餐时，妻子用在一家只有外国人才能进入、货源充足的硬通货商店购买的食品做晚餐，他问自己：“无产阶级专政怎么会给他这个外国人提供这么好的饭菜，而其人民在挨饿？”

穆格里奇决定追随自己的新闻直觉。“没有做任何形式的计划，也不想征得同意。”他买了一张去乌克兰基辅和罗斯托夫的火车票。“苏联的安全部门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高效，”他后来说。“一旦你躲过了它，你就有相当的自由。至少那时你可以。”乘坐着美国普尔曼公司生产的舒适列车，喝不完的茶水，享受着他的西方薪水和特权所带来的一切舒适，他就是这样到达北高加索和乌克兰的（很可能就在琼斯出现在莫斯科之前）。

抵达时迎接他的景象让他崩溃，并永远终结了他对社会主义的浪漫想像。他在旅行后给《卫报》的三篇散文。其中的一篇写道：“人民正在挨饿。”“饥饿是我听到最多的词。……牲畜和马饿死了；田地抛荒……所有生产的粮食都被政府拿走了；根本没有面包，任何地方都没有面包，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只有绝望和茫然。”他描述说，小城镇和村庄“已经麻木了，人们的状况太绝望，甚至不愿对发生的事情表示不满”，他们的身体常常因饥饿而浮肿。他指出，“只有军队和国家政治保卫局（GPU，秘密警察）吃香喝辣，其余的人显然是在挨饿，显然是受到了恐吓”。

穆格里奇指出，士兵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任务是防止饥饿的人们离开该地区，他的结论是，这场饥荒“是一场蓄意的饥荒”，并把它比作“军事占领；或更糟糕，是正在进行的战争”。他后来称整个情形是“恶魔似的”。他参观了一个德国私人农业特许经营区。与周围地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里的农业获得了丰收，人畜都吃得饱，欣欣向荣，这才证实了他的分析。

回到莫斯科后，穆格里奇向英国大使馆报告了他的发现，并要求大使馆用外交邮袋将他的报道偷运出去。3月25日、3月27日和3月28日，《卫报》分别发表了这些未署名的文章（可能是为了防止穆格里奇被逐出莫斯科）。穆格里奇称这些文章被他的编辑们“肢解”和淡化了。尽管如此，即使在被删改的状态下，它们还是引起了轰动。

琼斯则在3月10日踏上了前往乌克兰的旅程，而此时穆格里奇即将完成自己的旅程。在他们回来之前，两人都不知道对方的旅行。两人走过的路不同，可能到过的地方也不同，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与穆格里奇相比，琼斯的旅行并没有被禁止：对苏联人来说，他不是记者，而且由于他与劳埃德∙乔治的关系，他设法获得了前往当时乌克兰首都哈尔科夫的官方许可。但琼斯并没有直达他名义上的目的地，而是在离目的地40英里的地方下了火车，然后步行走完了剩下的路。

琼斯在乌克兰乡村徒步旅行时，走访了22个村庄，采访了饥寒交迫的农民。他用俄语与数百名农民一对一交谈，仔细记录他们的对话。他还和那些为了寻找食物而流入当地城镇的农民进行了交谈（“来自俄罗斯最富裕地区的农民到城镇里来寻找面包！”他后来惊讶的写道）。回到莫斯科后，他采访了大约20到30名外国外交使团成员。和穆格里奇一样，他发现政府制造的饥荒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琼斯在3月底离开了苏联。在回国的路上，3月29日——也就是穆格里奇最后一篇报导在《卫报》见报的第二天——他在柏林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许多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报导。这是第一次一个具体的人公布乌克兰饥荒的报导，他是一个目击者。

穆格里奇和琼斯报导的两记重拳让苏联新闻局无法承受。它施加压力，逼迫西方记者反驳。如一名记者后来声称的那样，无论是否西方记者有和苏共勾结，高调的反驳确实发生了——反驳者正是《纽约时报》名人、普利策奖的驻莫斯科记者、所有有关布尔什维克事物的西方权威人物沃尔特∙杜兰蒂。3月31日，《纽约时报》刊登了杜兰蒂现在臭名昭著的文章《俄国人挨饿，但没有饿死人》。他在文章中对饥荒的事实提出了质疑。他自己也知道这些事实是真实的，并在私下的谈话中经常提及。

杜兰蒂写道，是的，饥饿存在与苏联。但死人的原因是与营养不良相关的疾病，而不是饥荒本身。短缺是存在的，但大城市有食物。集体农庄是“新事物”，因此“搞乱了粮食生产”。

为了让大家明白这一点，杜兰蒂引用了一句当时已经成为他商标的流行语：“不打碎鸡蛋就做不了煎蛋”。这句话很可能是他从俄语中的谚语“砍树时，木屑就会飞起来”中翻译过来的。这句话当时在苏联被广泛用来掩盖人们对革命造成的混乱和过激行为的担忧。（据信斯大林本人也曾使用过。）它在苏联被赋予了一种邪恶的意味，永远与革命祭坛上被杀的数百万人联系在一起。但对杜兰蒂的读者来说，这句话似乎证明了他的天才，使他在苏维埃实验的崇拜者那里赢得了许多赞誉。

但杜兰蒂的工作并没有因为否认饥荒而结束。他还需要诋毁真实报道的人。杜兰蒂把琼斯描绘成一个想像力过于丰富的年轻人，暗示他的整个俄罗斯经历始于并终于一次为期三周的乌克兰乡村徒步旅行。（这不准确。琼斯曾在剑桥学习俄语，并曾两次访问该国。）他歪曲和曲解了琼斯的论点。

最后，琼斯单枪匹马站在“伟大的杜兰蒂”和《纽约时报》的对立面。媒体对他的报导嗤之以鼻。劳埃德∙乔治与他保持距离。使许多人难以接受他和穆格里奇报导真实性的是，当时希特勒正在利用乌克兰的饥荒进行宣传，攻击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并暗示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对斯大林的大规模罪行负责。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写道：“注意到饥荒在发生本身就变得很有争议。”

在攻击谴责之下，琼斯除了回国加入《西部邮报》和《南威尔士新闻》作初级记者外，别无他法。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把报导的重点放在纳粹德国上。5月他访问德国，他看到他早先关于德国“全速”走向法西斯独裁的预言已经成真。他对希特勒对德国民主制度的“致命一击”感到震惊。他还对他对犹太人的“残酷”和“中世纪”的仇恨运动感到震惊，并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在乌克兰之行后不久离开莫斯科的穆格里奇也发现自己受到了攻击。曾是他妻子亲爱的“波姨”的著名英国社会主义者比阿特丽斯∙韦伯称他的文章是“歇斯底里的谩骂”，公开驳斥他，为左派舆论定下了基调。在此几周前，萧伯纳给《卫报》发了一封20人联署的公开信，谴责他们认为是右翼对工人国家苏联的诽谤。穆格里奇继续写关于饥荒的署名文章。但他已经被“取消了”：他被诽谤、被排斥、被忽视，无法找到工作。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位曾经想移民苏联的英国人经常被当作反动分子、冷战分子或和平主义的反对者——不管当时流行什么名词。在他的余生中，穆格里奇“对这样的恐怖事件竟然会发生，然后就这样无声无息、被大家忽略了，感到很困惑”。

绝大多数驻莫斯科的外国媒体都没有报导斯大林在乌克兰蓄意制造的残酷而谋杀性的饥荒。这引起了众多令人不解的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记者选择忽视一个摆在他们面前的大新闻？为什么他们如此驯顺地接受苏联当局对他们行动和报导的限制？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甚至没有报导这种限制的存在？

毫无疑问，苏联新闻局对西方记者施加了强大的影响。其官员很轻易的操纵他们的采访需求，并利用他们之间的竞争。只有最顺从的记者才有希望获得在母国保证能登上头版头条的采访机会，而在饥荒时期，一个恐吓性的报导——六名英国工程师因被控破坏而被苏联逮捕——也让他们表现得温顺。审查制度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由于西方记者必须将每篇稿件都提交给苏联审查员，记者们很快学会了自我审查。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写一篇令人反感的文章并永远不会被发表呢？也有人可能担心自己会失去“艰苦岗位”的特权。在大萧条时期，没有人愿意被派回家然后找不到工作。

但其他因素肯定也起了作用，包括个人性格和信念。在那个两极分化严重的时代，只有一个思想特别独立的人才能看到全景，并且敢于写出来。穆格里奇和琼斯都看到了纳粹和苏维埃政权所固有的深刻危险——前者经常受到右派的赞扬，而左派却对其深恶痛绝；而左派把斯大林政权视为人类最后的、最好的希望。

穆格里奇以非凡的远见，预言苏维埃国家不会停止对旧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奴役”。在他的社会主义者同路人中，没有人同情这些人。（“他们得意过、滥用他们的特权，让他们为无产阶级砍伐木材和挖掘运河没什么错。”）他写道，问题是共产国家不会停止，直到它主宰“全体人民”。离开俄国后，他在柏林逗留了一下。他清醒地意识到，沿着柏林菩提树下大街游行的纳粹分子与共青团员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是“同样的人、同样的面孔，这是同一个的表演”。

琼斯也看到了这两个对立运动和政权之间的惊人相似之处。他在德国只呆了几个小时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在何处曾体会到“类似的理想主义与恐惧相结合的气氛，一边是无边的希望，一边是绝望”？他马上就知道了答案。那就是苏维埃俄国和法西斯意大利。他的结论是：“纳粹和法西斯的方法与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是一样的，不管他们的目的有多大的不同”。

在影片中，霍兰在琼斯和布鲁克斯的一段尖锐对话中反思了试图辨别全部真相的重要性。布鲁克斯在驻莫斯科前曾在柏林生活过，亲眼目睹纳粹摧毁了她所珍视的一切，她的共产党朋友被逮捕，她把自己看作是反纳粹抵抗运动的一部分。她到苏联是为了加入一个比她自己更宏大的运动。她告诉琼斯，苏联政府关心的是人“真正的人，工人”。琼斯难以置信地问她，她怎么能相信一个在她朋友的背上打了四枪并像丢弃破鸡蛋或木屑一样丢弃他的政权？

而沃尔特∙杜兰蒂，这个在美国备受瞩目和尊敬的报纸上否认饥荒的人呢？令人惊讶或不惊讶的是，杜兰蒂唯一真正致力于的事业是推销他自己。他天生是个精英主义者，可能还有点自恋，他喜欢成为关注的焦点。他对苏维埃政权的看法保证了他在巴黎和纽约的文化和社会精英中的名人地位，而这才是对他真正重要的。就在那时，他把自己定位为即将到来的美国对苏联外交承认的总协调人。他不会容忍一些年轻的对手毁掉他的盛宴。1941年，他曾经简短地承认他低估了饥荒，甚至把饥荒说成是人为的，但很快就老调重弹。

然而，如果说杜兰蒂无疑是为乌克兰饥荒编织“消音毯”的罪魁祸首，在莫斯科外国记者圈中几乎没有其他人“急于报导这件事”。很可能是作为对这一点的评论，霍兰将影片中关于新闻业最理想化的台词托付给了琼斯——一个年轻的自由职业者，一个外来者——而不是一个被认可的外国记者团成员。“新闻是最高尚的职业，”他告诉布鲁克斯。“你追踪事实，无论它们指向哪里。你不偏袒任何一方。”

正是这种对新闻业角色和使命的沉思，让电影《琼斯先生》有了如此的时代感。杜兰迪和他的记者同行们留下的拙劣的“历史的第一底稿”影响了几十年来世人对大饥荒和斯大林全部罪行的理解。在我们这个两极分化的时代，当著名媒体和记者个人在街垒上分庭抗礼的时候，此时此刻又在书写着怎样的历史底稿？90年前斯大林饥荒的故事为探讨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异常贴切的案例。

[原文刊登于《平板》杂志（Tablet Magazine）。作者Izabella Tabarovsky供职于威尔逊中心肯南研究所，专攻前苏联留下的历史记忆。

不懂纽约时报没事去招惹轮子干嘛？

轮子的行动力是连中共都忌惮的

这不，前脚攻击攻击完，后脚被人轮子火力全开，大挖特挖黑历史，我看一时半会都停不了。。

话说回来，左派操纵新闻的传统异能还是需要有人时不时地回顾一遍，提醒广大正常人的警惕。

感谢牛屎报这波吃饱了撑的骚操作。

品葱用户 恶俗克星张祥如 评论于 2020-10-29

《武汉肺炎会致命，但不会人传人》

品葱用户 江世俊 评论于 2020-10-28

可惜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是白人，如果有媒体对黑人奴隶制洗地过去二百年也逃不掉一笔巨额索赔。

品葱用户 萨格尔王吃冰棒 评论于 2020-10-28

看来左媒不是堕落了，而是一直很堕落
在自由世界满嘴喷粪，给独裁暴政涂脂抹粉，再次证明了支不分国籍

品葱用户 **upgraded

萨格尔王吃冰棒** 评论于 2020-10-28

>>看来左媒不是堕落了，而是一直很堕落在自由世界满嘴喷粪，给独裁暴政涂脂抹粉，再次证明了支不分国籍

绝对的权力 - 绝对的腐败，是时候把媒体绝对的权力给以平衡了。

品葱用户 **PulicatLagoon

江世俊** 评论于 2020-10-29

>>可惜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是白人，对黑人的欠债过去二百年也逃不掉一笔巨额索赔。

乌克兰人是白人，但是俄罗斯的白人；美国非洲裔是黑人，但是美利坚的黑人。本质不是黑命贵，而是美命贵，又或者说美国的精神是知错就改甚至不惜矫枉过正，而白俄和黄饿则是一脉相承一错再错并且以错掩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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