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需要年轻人,年轻人需要地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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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上海发布20年来首次新修订《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下称新版《条例》),从对设摊经营、占道经营的“全面禁止”改为“适度放开”“有序设摊”,为城市小经济放宽了一些生存的空间,也与当下越来越多人走上街头摆摊的现实形成关照。

地摊经济是城市包容性的体现,它拥抱一切,给迷茫失意的人一个方向,给计划创业的人一个试错的机会,给养家谋生的人一个增收方式。尤其在疫情期间,城市商业活动受限,灵活机动的地摊经济承载着一个城市的“烟火气”,不仅温暖人心,更是给了很多人生活的希望。

**文 | **卢妍

**编辑 | **赵磊

**运营 | **月弥

摆摊带来烟火气

傍晚时分,是上海青浦区彩虹桥最热闹的时候,人们会从市区驱车来到这里,欣赏日落。通往景区的必经之路上,大大小小的摊贩们占好位置,留出不足两米宽的人行道,等时间一到,这条路上就会挤满游客,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清一色的深蓝色遮阳伞下,堆叠着甘蔗、蔬菜、三种口味的江米棍、摞得老高的鸡蛋……即使站在很远的地方,你也能看清每一个摊位卖的是什么产品,红底黄字、大字报式的招牌被摆放在摊位的前后左右,烤肠、冰绿豆汤、臭豆腐、铁板鱿鱼,应有尽有。

几乎每个摊位背后都站着一个“多才多艺”的阿姨,她们穿着那种买厨具附赠的、印有某品牌logo的围裙,操着一口上海方言大声吆喝,试图与每一位经过摊位的路人进行眼神交流:“清爽解渴的冰绿豆汤要伐?”

你能听到鸡蛋打在烙锅里滋滋的油炸声,不锈钢铲碰在铁板上发出的噼啪声,紧接着迸发出来的香气钻进每一个路人的鼻腔,空气中混杂着葱香、辣椒粉、番茄酱的气味,或许还有臭豆腐的味道。

在一众阿姨中,33岁的小毛显得有点“另类”,她染着一头红发,笑的时候会露出整个牙龈,看着就像个大学生,在彩虹桥摆摊卖“上海人最爱喝的咖啡”。可以用“花里胡哨”来形容她的摊位:一米长的木桌上盖了一条白色蕾丝边的桌布,又罩着一层印有“摆摊不摆烂”“吃咖啡”等字样的彩色挂布,透明的花瓶中摆放着一束新鲜的黄色玫瑰花,除了一些制作咖啡的材料和机器,还摆放着音响、小花伞等装饰品。

但即便如此,在这样的集市里,没有朴素的大字招牌,她的摊位也黯然失色,吸引不了多少游客。事后她总结经验,摆摊要“接地气”,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卖的是什么东西。

上海不再全面禁止“路边摊”的消息一出,一直想摆摊的她有些如释重负,“原本感觉自己摆摊是鬼鬼祟祟的,现在觉得是光明正大的”。她发现景区的确放松了对路边摊的管控,但还是会约束限制摆摊的位置。“城管也会管,但不会赶,比如说你们摆摊不能超过这条线,注意卫生这样子。”

国庆第一天,她开始了第一次摆摊,每天早上八九点,她就需要收拾摆摊的东西,前往景区,抢占摊位,靠近景区大门的位置往往是最抢手的。一般中午十一点开摊,摆到晚上七点半左右。

摆摊前,她对摆摊地点还进行了一番考察。景区比较偏远,周围七公里以内,都没有咖啡馆,除了门口的路边摊,最近的超市都在三公里以外。她在网上购置了500个外卖杯、1kg咖啡豆、3kg柠檬和若干装饰,整个启动成本不到两千块,其中最贵的是200多块的二手制冰机和手压咖啡壶。

本以为稀缺效应会带来巨大的商机,她在心里也打起了溢价的算盘,咖啡的定价根据咖啡豆品种的不同,从20元到40元不等,为了更加贴合景区特色,她还开发了一款名叫“日落特调”的咖啡,35元一杯。但没想到国庆期间,上海突然升温,游客更青睐能解决刚需的矿泉水和冰绿豆汤,第一天她只卖出去了5杯。好在她做了两手准备,卖起了柠檬茶,小杯16元,大杯18元,但还是抵不住对面12元还买二送一的鲜榨甘蔗汁。

作为摆摊新手,小毛在摆摊过程中和周围的专业摊贩学习到了很多。摆摊必须得靠喊、靠热情,第一天她还有些不好意思,渐渐地也学会了吆喝,学会了如何用目光锁定潜在顾客。不仅如此,她还发现,其他摊位是不会把价目表给贴出来的,“就是等顾客来问,问了之后,他不会不买的,如果事先把价目表写在外面,顾客可能就不会问了”。

摆摊第三天,她的摊位成了迷你超市,除了柠檬茶和咖啡,还卖口罩、草帽和粽子,生意也渐渐好了起来,最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八九百,咖啡和柠檬茶的利润只占一半。

▲ 小毛在彩虹桥摆摊卖咖啡。图 / 受访者提供

和选择在景区摆摊的小毛不同,今年刚过30岁的霍凯在24小时做核酸的居民区发现了商机。他是山东淄博人,淄博烧烤是全国唯一保留有独立小炉纯炭的有烟烧烤,但他发现上海几乎没有这类烧烤,为了保持家乡原味,他使用的部分食材和调味料都是从山东老家寄过来的,“所以我的成本要比其他卖烧烤的高一点,可能别人的利润率能达到70%,但是我只能达到50%左右”。

自从开始摆摊,他便开启了“家-菜市场-摊位”三点一线的生活。他每天早上7点半起床,8点钟出门买肉,牛羊肉共6斤,回来后花两小时切肉,接着串肉到晚上六点多钟,每天能串200串,吃完晚饭后便开始烧炭,准备晚上出摊的东西。

烧烤是夜宵的标配,24小时不间断的做核酸人群给他带来了一批人流量,他一般九点钟出摊,总有源源不断的人围着他的小摊,站在“烟雾缭绕”的路边,撸串聊天,通常到晚上十二点,就能卖完,营业额在一千元左右。

即使12月才正式施行,新版《条例》通过的消息还是给想摆摊的人释放出一个积极的信号。霍凯发现,很多做核酸的地方、地铁口渐渐多了一些摊位,城市里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越来越多了。但是像霍凯这样的“野摊”仍然不能乱摆,“就算12月正式放开了,也还是会有城管的,不可能所有地方都能摆”。这是他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热闹的市集

在上海,更常见的可能是比较正规的市集摆摊。中国商业研究院课题组的数据显示,仅在2020年,上海共出现了近百个市集形态,集中分布于徐汇区、静安区、黄浦区以及浦东新区世博园及陆家嘴金融中心板块。这类市集通过了官方审批,也没有城管的约束,任何想摆摊的人只需要在搭建好的摊位上售卖,电源、场地、物料等市集主办方会解决。

2020、2021两年中,为了疫情之后经济的恢复,上海先后举办两届“五五购物节”、一届“六六夜生活节”,推出了各种各样的市集,还在抖音、美团点评、小红书等开展市集直播,发布必逛市集榜单及打卡路线,打造市集IP,带动了客流量和零售额的提升。

刘丽丽经营一家主办市集活动的公司,干这一行已有6年,主要对接商场进行市集活动策划。上海新规《条例》出来后,找她合作办市集的商场变多了,她觉得市集这种形态将会越来越流行,“在上海这样一个面积不大的直辖市,市集主办方不低于三十个,比很多省都多”。

▲ 上海市集,主办方会布置好摊位。图 / 受访者提供

她曾在南昌某个大型商场办过市集,但是很多人都不愿意出租金,整体消费水平也比较有限。在苏州办市集场地费会比上海的便宜,消费也比不过上海,但是苏州市集的氛围会更好,“苏州人的节奏会相对慢一点,更喜欢逛,但是上海人会比较匆忙,没有那种人们在市集里面慢慢地淘东西的感觉”。除此之外,在上海办市集,会有更严格的品类要求,但是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广东,就没有太大的限制。

在上海的地铁线路图上,一条紫色的环线串联起徐汇区、黄浦区、浦东新区、静安区等商业发达的地区,市集也基本分布在这条4号线周围。市集会根据商场的地理位置、人流量向摊主收取一定的摊位费,200元一天的居多,市中心顶级的商场,比如外滩中心、安义夜巷和久光夜市,一天的费用可能在800元-1000元不等。不是所有市集都需要摊位费,有的人少的地方不仅免费,甚至还会给摊主一两百元的补贴。

刘娜是一位宝妈,她在工作之余兼职摆摊,就喜欢这种免费的市集,因为没什么风险。市集往往有七到十天的档期,等到免费的档期开始了,她便会前往售卖饰品,比如头花、头绳、耳饰、耳钉、项链,主要面向儿童和女性。耳饰的定价在29块、39块,小朋友的饰品价格不超过15元,一天能卖两三百块。

夜幕降临,连接着每个摊位的小彩灯发出金灿灿的光,释放出开摊的信号。一个卖观赏鱼的摊主在摊位上方装了一个彩色的射灯,直直地打在水箱上,与水融为一体,波光粼粼的,五颜六色的鱼穿梭其中,非常漂亮,几乎每一个经过的小朋友都会央求父母买一条带回家。这家是整个集市生意最好的,一天最少能卖一千多块。

刘娜很羡慕,据她观察,开设免费市集的往往是正在招商、没有发展起来的新商场,希望利用市集来提高知名度,儿童类的玩具或者民俗非遗的东西像糖画、吹糖是卖得最好的品类。为了赚更多钱,许多人不止占一个摊位,有些人甚至都不会来,只摆一个收款码,挂一个“扫码自取”的牌子。

市集也是许多年轻人喜欢扎堆的去处,在一些圈层文化主题市集里,比如咖啡市集、音乐节市集、二次元市集,就有很多圈层品牌和创意摊位,有时市集就像一个创业孵化器,很多创业的年轻人在这里第一次直面消费者,让自己的产品接受市场考验。

不过,即使在正规的市集,摆摊的品类也需要经过严格审批,餐饮类摊点比较难进入市集。在刘丽丽看来,这类产品才是市集烟火气的主要来源,目前的市集大部分都是文创产品,烟火气还是比较有限。

不过她还是持乐观的态度,马上就到年底了,圣诞、元旦、新年将会是做市集摆摊的好时机,各大商圈也希望在节假日通过举办市集提高商圈的客流量和影响力。在上海,不同地点、不同形态、不同群体的市集,为城市添加了许多活力,上海对各类市集的支持,体现出这个城市对圈层文化、小微经济的包容。

▲ 去年圣诞节,上海某商场颇具节日气息的集市。图 / 受访者提供

地摊酝酿新机

这一年来,后备箱摆摊、创意市集成为热潮,有很多人认为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赚钱方式并非长久之计,各地支持摆摊政策的出台似乎赋予了它一定的确定性,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摆地摊的价值。

但除了经济层面的价值,对于每一个选择摆摊的人来说,地摊就像是一个容器,装载着不同的人生经历,给没有方向的人提供一个选择和尝试的机会。

上海疫情的三个月里,从事教育行业的刘娜工作停滞,每个月只能拿底薪,除了日常开销,上幼儿园的孩子还需要上培训班,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必须得想办法补贴家用,正好上海出了新规,她想通过摆摊赚点小钱。“其实这个(新规)一出,很多人都跃跃欲试。说真的,疫情过后,大家都削尖了脑袋,看看能不能赚到钱,其实大家也都是在尝试。”

真正实践后,她发现摆摊并没有网上说的那般“月入上万”,但她也明白,能赚多少钱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在大学城、景点等人流量大的地方,搞夜摊发财的人不在少数,但也很辛苦。

“虽然赚得少,总比待在家里啥也不干强。”她并没有因此失望,反而摸索出新的商机。她发现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人对摆摊充满兴趣,她偶然发布的一条摆摊日记收获了上千浏览量,许多人在底下评论询问摆摊的地点和时间。她计划通过在社交平台上分享摆摊经验,积累一定粉丝,未来或许可以开网店,或者接广告。

在走上街头摆摊之前,小毛从事的是文旅类的策划工作,疫情的冲击让她的许多项目纷纷停滞,曾经的年薪30万也被打了个六七折,她无法在工作中找到成就感。今年4月,她选择辞职,但辞职后,她没有想好要做什么,一直处于待业状态,渐渐地,之前的积蓄也见底了,实在没钱了,她决定摆摊卖咖啡。

小毛觉得,虽然摆摊赚的钱没有上班多,但是却能给予她珍贵的成就感,这种感觉是实时的,可能三分钟内因为有人光顾了你的摊位,买了一杯咖啡,这种成就感就会达到一个顶峰,“他人的反馈是很快的,你的脑子里不会有多余的时间去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去想我做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

关于摆摊,霍凯认为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决定。他在房地产行业干了几年,发现自己并不喜欢朝九晚五、挤地铁、按部就班的办公室工作,他用“一事无成”来形容自己的而立之年,希望在这个节点能做点自己想做的事,低成本、低门槛、低风险的摆摊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今年6月,他选择辞职,回老家学了两个月如何做烧烤,他想通过摆摊摸索经验,培养一批稳定的线下客源,争取未来开一家有淄博特色的烧烤店。刚好上海出了摆摊的新规定,他花1400元买了一个二手三轮车,自己喷漆改造成了一个“流动的摊位”。

▲ 霍凯用三轮车改造成的烧烤摊。图 / 受访者提供

“摆摊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面对这个问题,霍凯顿了两秒:“意味着我的全部。”目前,他靠摆摊谋生,每天晚上收摊后,他会用手机备忘录记录下一天的支出和营收。他认为,要想挣钱,必须得全身心地投入,把摆摊当作一项事业。

90后雅雯始终坚信一句话:“路一定是走出来的。”而摆摊让失业的她不至于无路可走,寻找出路是一个过程,摆摊也是如此。“低门槛的摆摊会给灵活就业的人心理安慰。你无法预估它会持续多久,因为中间有很多变量的因素,但至少证明你没有闲着,而是靠自己的双手劳动了。”

离开外企后,她在自己的后备箱里卖袜子,她发现摆摊给予她的不仅仅是收入,更多的是一种阅历的丰富。“在摆摊过程中,你结识了一些人,也许是顾客,也许是摊友,在与他们交流互动当中,你可能就会发现一个新的出路。就算有一天你不摆摊了,终止这个动作了,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你收获了更有意义的东西。路就是这么走出来的。”

城市需要地摊,刘丽丽深以为然,“摆摊带动了消费,对摊主也好,主办方或者商场也好,都是有好处的”。她接触的很多摊主都是从摆摊开始,慢慢做品牌,到最后有自己的工作室,年收入在20万以上的比比皆是,甚至有一些做到了一两百万,“摆摊没有限制,只要你想做,有头脑,什么都能卖”。

疫情虽然对商业造成了冲击,但在无处不在的地摊里,市场参与者们都在蓄势,等待春天的到来。小毛选择摆摊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她喜欢逛地摊,“我需要一些奢侈品,我也需要这些好玩的,好吃的,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 雅雯在后备箱卖袜子。10元4双。图 / 受访者提供

(文中除刘丽丽外,其余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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