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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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之死

作者：叶永烈

在陈伯达晚年，我一次又一次从上海前往北京访问他。经过有关部门同意，我来到他那鲜为人知的家，甚至有一次因夜深无法回旅馆就住在他家。

陈伯达家居住面积有一百多平方米，三房一厅，有客厅、书房、他的卧室、儿子和儿媳的卧室、灶间、卫生间。

陈伯达的卧室大约十多平方米，整洁而简朴。一张三尺半宽的单人床，硬板，铺着蓝白方格床单，放着一个硕大的鸭绒枕头。床边是一个床头柜和两个玻璃书橱，窗边放着一个五斗柜。地上铺着地毯。

儿子陈晓农，已经步入不惑之年，为人随和、诚挚，儿媳小张贤惠、朴实。他们精心地照料着陈伯达。

我注意到两个小小的细节：陈伯达的枕头，特别的大，又特别的软;寒天，抽水马桶的坐圈上套上了一个用毛线编织成的套子。屋里还有一位“常客”——上小学二年级的七岁小孙子，给这个家带来了欢乐和安慰。

陈伯达的视力不错，耳朵也还可以。每天晚间的电视新闻节目是必看的，京剧和古装故事片也喜欢看，一般性现代剧目不大看，但喜欢看根据名著改编的电视剧。

晚年陈伯达，读书看报写作，依然秀才本色。

每天，陈伯达看 《人民日报》 《参考消息》和《北京晚报》。他很注意国内外的形势，也很仔细读那些与“文革”有关的文章。

他的大部分工资和稿费收入，都用于买书了。他曾是“万卷户”，个人藏书远远超过万册。过去住四合院，家中用几个房间堆放藏书。自1958年起，他自己提出不再领取稿费，以支援国家建设。从此，没有再领过稿费。

陈晓农曾回忆说：父亲的稿费，他自己只说过1958年以后没有再领取过。但这些稿费到哪里去了，他一次也没有说起过。他去世后，我才听到他以前的秘书说，他1958年以后的稿费和他作为人大代表、政协常委的那份工资，都捐给科学院图书馆了，是秘书亲手经办的。

陈伯达1981年保外就医之后，每月领生活费100元。据我对吴法宪、李作鹏等情况的了解，他们当时与陈伯达一样，也是每月领生活费100元。

陈伯达每月100元的生活费，三分之一用于购书。这30多元购书费对他来说当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除了自己购书外，他不得不托老朋友向有关部门借来一部分书。

从1983年2月起，陈伯达的生活费增加到每月200元。这时，他购书的费用才稍稍宽裕一些。

陈伯达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发还他的众多藏书，但是，迟迟未能发还。1981年11月16日，有关部门曾发还了被褥之类的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他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书，结果只找到几本袖珍本《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

直至1995年，有关部门请示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才发还了陈伯达的藏书。这时，他去世已经六年。即便是发还的藏书，也只是一小部分，不过一千二百七十册而已。

正因为这样，我发觉，在陈伯达的书橱里放着的书，很多是这几年出版的新书，即便《西游记》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的版本。

他的阅读兴趣广泛，偏重于学术性强的著作。

他不断地要儿子给他买书。陈晓农告诉我，陈伯达晚年喜欢文学名著，曾要他特地去买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作品。

读书之余，陈伯达在思索着。高楼清静，几乎没有什么杂音。

他不断把自己的思考写成文字。所幸他的手不抖不颤，仍能握管著文。虽然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当时无法发表文章，但他还是在坚持写作。

他的文稿，有些被人送上去，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被排印出来，在一定的范围内分发。

这些印出来的文章，除了标明作者陈伯达的名字外，没有注明什么单位印的，也没注明印数和分发范围。不过，印刷所用的是上好的道林纸，十六开，大字仿宋体排印，可以看出不是一般的机关所印，是在相当高的政治层次中分发。

我细阅了这些未曾公之于世的文稿，列举如下，以供读者了解他独处高楼时在思索些什么：

1982年1月，《试论一下日本的“生产率运动”》;　　1982年3月，《美日两国垄断资本的角逐和两国的“精神危机”》;　　1982年5月22日，《求知难》;　　1982年6月22日，《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中的顿渐两派》;　　1982年8月4日，《“黑格尔反对绝对……”》（读书笔记）;　　1982年9月18日，《儒法两家“其实却是兄弟”（评四人帮杂记）》;　　1982年9月26日，为上文写了《附记》;　　1982年12月22日，《事物一分为二 （读书笔记三则）》;　　1983年3月23日，《“电子学革命”的公开战秘密战》;　　1983年，《〈石头记〉里的一段公案——关于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姻缘问题》;　　1983年9月，《试说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　　1983年12月初，《同痛苦转变进行搏斗——电子学革命问题杂缀》;　　1984年6月26日，《评美国人的两本书——〈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　　1985年3月，《基督教东来记——利玛窦〈中国札记〉 和史式微 〈江南传教史〉 二书述略》;　　1985年6月17日，《读书四记》，即 《辩证法和理性》 《略说“尺度”》 《关于唯意志论、反理性主义、直觉主义、实用主义等等》 《记黑格尔、恩格斯、列宁谈形式逻辑》;　　1986年1月，《长思》;　　1986年春，《关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点滴》;　　1986年11月4日，《农业合作化的若干材料》……

此外，还有一些历史事件的回忆。

在我看来，这些新作，似乎缺乏他20世纪40年代作品的那股灵气和那种犀利的文锋，而是过多地引述经典著作，但是作为八十老翁，思路还是颇为流畅的，观点颇有见地。

他没有停留在不断的自我谴责或者颓废郁闷之中，连美国新著 《大趋势》 《第三次浪潮》 都加以研读，加以评论。

晚年的陈伯达，记忆有些减退。

但谈起往事，特别是童年时代、青少年时代的事，他的记忆屏幕却显得异常清晰。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他向我讲述的郁达夫替他改诗之事。

陈伯达告诉我，他年轻的时候是个文学青年，写过小说，也喜欢写诗。1924年11月15日，20岁的他在上海忽然心血来潮，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短篇小说 《寒天》。这是他一生中所写的唯一的小说。

我按照他提供的线索，在上海图书馆查到了 《现代评论》 杂志。

在民国十四年 （即1925年）2月7日出版的 《现代评论》1卷9期上，我看到了署名陈尚友的小说 《寒天》。陈伯达原名陈尚友，伯达是他的笔名。

我把 《寒天》 全文复印，带往北京，送给他。

陈伯达告诉我，《现代评论》 是创造社办的。他因为听说过郁达夫的大名，就把小说寄给了他，郁达夫给他写了回信，还称赞了几句。

陈伯达回忆：“那时候，《现代评论》 是‘名人杂志，作者大部分是名人。我当时是个无名小卒。报上登了《现代评论》 的目录，上面有我的名字，我很高兴，因为我当时还是个小孩子嘛，能在 《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怎么不高兴？”

陈伯达当时在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有一次，郭沫若到上海大学演讲，他就此结识了郭沫若。“郭沫若跟我谈起了郁达夫，说郁达夫正在北京大学任教，同时编刊物，你有什么文章可以寄给他。这样，我就把 《寒天》 寄给了郁达夫。”

1926年，陈伯达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很巧，郁达夫也南下广州，出任了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

陈伯达得知他抵穗，便去拜访，拿出自己所写的一首诗，向他请教。

这首诗未曾发表过。时隔六十多年，陈伯达还能背出这首诗，他当即默写给我：

莫问有穷或无涯　　莫用欢乐或咨嗟　　尽向前途流浪去　　莫要回首望乡家

郁达夫看罢，提起笔来，每句圈去一字，由七言变成六言：

莫问有穷无涯　　莫用欢乐咨嗟　　尽向前途流浪　　莫要回首乡家

郁达之不愧为文学大家，这一改，诗显得凝练多了，使陈伯达心悦诚服。

1989年9月13日，是中秋节。应我所请，陈伯达为我写了一幅字。

凤兮凤兮！　　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谏，　　来者犹可追。

这幅字所写的 《楚狂接舆歌》，出自《论语·微子》。

我忽然发觉一个奇怪的细节，对他说道：“你每一次写字，总是把第一个字写得很大，然后越写越小！”

他哈哈笑了，说道：“我上了年纪。写第一个字时，精力充足，所以写得大。写到后来，没有力气了，所以越写越小，‘虎头蛇尾！”

写这幅字时，他不会知道，“来者”，仅一星期而已。

一周之后，即1989年9月20日中午，85岁的陈伯达正在吃饭。诚如当时在场的他的儿媳所述：“父亲突然头一歪，碰到墙上，食物吐出……”

医务人员在20分钟之后就赶到进行抢救，但已经回天乏力。因天气骤凉，陈伯达死于心肌梗塞。

这幅字，成了这位“大秀才”一生的绝笔。

这首诗歌，原本最后还有两句：“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意思是说：“罢了罢了，如今当官的有多么危险！”大约是最后两句过于“醒目”，他没有写上去。

这幅字的署名是“仲晦”，其实是于“伯达”相对。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陈伯达给我题字不盖章。记得，当时他为了向我解释“仲晦”的含义，曾经从书橱里拿出一方刻着“仲晦”两字的印章。

后来我才知道，他的习惯是题字之后不当场盖章，只有当你尊重地把他的题字裱好，他才盖章。

可惜，当我把他的题字裱好之后，他已经过世，无法给我盖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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