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酒”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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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酒”及其他

作者：黄健

讨论鲁迅与“酒”的话题，似乎不是学术研究正题，然而，透过鲁迅与“酒”及其与 “酒”相关的历史、文化、社会和人生等多重关系的审视，不仅可以看到他为人、为文的真性情，真风采，或许，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他与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和人生的一种特殊关系，以及与他的创作之间的紧密关联。因为在与“酒”及其与酒文化、酒中世界，“如酒”人生的联系中，鲁迅所论及的问题，所作的描写，所抒发的心声，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毕竟人在与“酒”和“如酒”的状态中，与在常态性中的认知和思维及其所作出的相关认识、思考和判断，往往是会有些不同的，通常一些精到、精辟的论述，甚至是一些妙语，有时也总是会在“饮酒”或“如酒”的状态中，闪烁着异样的思想光芒，且有着相应的思考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当然，鲁迅也不例外。

一、鲁迅与“酒”

有关鲁迅喝酒的记载，或传说，似乎没有他抽烟那么出名，然而，他与“酒”的关系，却也是十分密切的。相关资料显示，鲁迅虽是绍兴人，但不只是喜喝黄酒，其他的酒，如白酒、红酒、啤酒等，他都喜欢喝一点，不过，相对来说，黄酒喝的多一些。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说：“鲁迅先生吃的是中国酒，多半是花雕，”又说：“先生喜欢吃一点酒，但是不多吃，吃半小碗或一碗。”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一文中也指出了这一点，他说鲁迅喝酒，“量虽则并不大，但却老爱喝一口”，又说鲁迅“到了上海之后，所喝的，大抵是黄酒了。但五加皮、白玫瑰，他也喝，啤酒、白兰地他也喝，不过总喝不多。” 沈兼士在1936年所作的《我所知道的鲁迅先生》一文中说：“酒，他（指鲁迅）不但嗜喝，而且酒量很大，天天要喝，起初喝啤酒，总是几瓶、几瓶的喝，以后又觉得啤酒不过瘾，‘白干’、‘绍兴’也都喝起来。”看来，鲁迅也是“酒负盛名”，至少，可谓是“酒精沙场”。资料显示，他偶尔也会喝高，但他自己说“真的醉只有一回半。”[1] 许广平在1939年撰写的《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起居习惯及饮食嗜好等》中说：“人们对于他的饮酒，因了是绍兴人，有些论敌甚至画出很大的酒坛旁边就是他。”关于喝酒的状态体验，鲁迅回忆说，在厦门大学任教时，面对那段令人寂静、沉静的日子，他就用喝酒进入“微醺”状态来形容，说：“夜九时后，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楼里，除我以外，没有别人。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2] 资料记载，1910年，从日本回国后，鲁迅曾在绍兴府中学堂任学监，并兼生物教员。此时，与他当年走出S城时的心境大不相同，下课出校门后，他常会去酒店小酌，尤其是与好友范爱农在一起时，就常常小酌。查阅《鲁迅日记》，自1912至1936年间都有酒事记载，或宴请，或自饮，或作客，与朋友聚，或治馔请客等。他的日记中有许多与“酒”或记录“如酒”状态的词语，如“招饮”“邀饮”“饮于”“颇醉”“大醉”“微醉”“醉卧”“多饮”等等。《鲁迅日记》记载，一天，他去看望一位朋友，“饮酒一巨碗而归……夜大饮茗，以饮酒多也。”又有一次，“夜失眠，尽酒一瓶。” 1925年端午节，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这次他喝了烧酒六杯，五碗葡萄酒，说醉意，也只是“微醺”状态。

鲁迅酒品爽直，说自己在北京时，“太高兴和太愤懑时酒就喝酒。”[3] 可见，他喝酒是与心情相关的，这也似乎应了俗话所说的“喝酒显人真性情”之说法。郁达夫在日记中就有他与鲁迅二人情谊的详细记录：“午后，与老友打了四圈牌，事后，想睡却睡不着，于是就去找鲁迅聊天，他送了我一瓶绍兴老酒，金黄色，有八、九年的光景。改日挑个好日子，弄几盘好菜一起来喝。” 1933年，郁达夫曾以“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的诗句曾予鲁迅。应该说，在与鲁迅的频繁交往中，郁达夫是深知他的酒品的。在给许广平信中，鲁迅曾这样说道：“且夫天下之人，其实真发酒疯者，有几何哉，十之九是装出来的。但使人敢于装，或者也是酒的力量罢。然而世人之装醉发疯，大半又由于倚赖性，因为一切过失，可以归罪于醉，自己不负责任，所以虽醒而装起来。”[4] 林语堂在《鲁迅之死》一文中，曾这样描述鲁迅的“如酒”状态，说他“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此又鲁迅之一副活形也。……然鲁迅亦有一副大心肠。狗头煮熟，饮酒烂醉，鲁迅乃独坐灯下而兴叹。……于是鲁迅复饮，俄而额筋浮胀，睚眦欲裂，须发尽竖；灵感至，筋更浮，眦更裂，须更竖，乃磨砚濡毫，呵的一声狂笑，复持宝剑，以刺世人。”[5]

仅从上述所列的资料中可见，无论是鲁迅自述，还是朋友口中，或笔下的描述，鲁迅与“酒”的关系是密切的，从中可见他的真性情、真酒品、真风采。尽管作为医学生的他，深知过度饮酒的害处，自己也曾多次表示过“不再喝酒”，然而，毕竟在饮酒中，或在“如酒”状态之中，这也是鲁迅的一种生活状态，呈现出与不饮酒时的另一种人生形态，或者说，是他对待人生的另一种状态，从中所流露出来的真性情、真品格，不仅关联着他的人生，反映出他的生活境况，同时也关联着他对所面对的生活，所思考的问题的一种认知方式，一种所能企及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如同他在散文诗《淡淡的血痕中》一文中所道出的那样：“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不太少，不太多，以能微醉为度，递给人间，使饮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6]

可见，就鲁迅与“酒”的关系而言，无论是“只恐新秋归塞雁，兰艭载酒橹轻摇”的轻快，还是“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園犹茗艼，微醉字沈沦”的用心，以及“深宵沉醉起，无处觅菰蒲”的忧愤，及其“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的孤寂，都可以从他与酒的密切关系中，认识或体会到他的思想的巨大张力、精神品格、人格魅力，以及艺术创作的冲击力。

二、鲁迅创作中的“酒”及其蕴意

“酒”在鲁迅创作中常常提到，也具有十分丰富的蕴意，最著名的莫过于他创作的杂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在文中，鲁迅不是一般性的论酒和酒文化，而是从历史、文化、社会、人生等多个维度，来分析探讨“酒”和“如酒”状态，在魏晋时期是如何成为一种生命状态，一种人生方式，一种作文风格的缘由。他重点以阮籍、稽康、刘伶等人为例，分析论述了他们是如何借“酒”看取人生，审视社会的个中原因，指出魏晋时期的人“居丧之际，饮酒食肉，由阔人名流倡之，万民皆从之，因为这个缘故，社会上遂尊称这样的人叫作名士派。”由此，在论及当时最出名的“竹林七贤”的各自特点时，发现他们均与饮酒有关，且“都是反抗旧礼教的”。同时，在分析他们饮酒的共同特点时，指出他们的饮酒与思想、环境、人生态度等，均有着密切的关系，或“慷慨激昂”，或“思想新颖”，或“任性洒脱”，并发现“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显然，这是一种深度性的分析，从他们的饮酒行为和方式等方面着手，将其性情、思想、认知和作文等，与当时整个魏晋时期的社会环境等，有机地联系起来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从而发掘出了魏晋时期的文人风骨、作文风格等方面的特点，指出一旦社会环境与精神风气变了，无论饮酒，还是为人、作文等都将随之发生变化，再也找不到那个时代所赋予的“人气”和“文气”了。他以东晋时期的陶渊明为例，就指出了饮酒、作文、为人等方面的变化特点，认为到了东晋的陶渊明那里，表现出一种“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表现出“自然”的特点，特别是东晋时期“夹入了佛教的思想”，“社会思想平静得多”，所以，当时的饮酒风格就“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而是“自然得多”且“平和”。不过，即便是这样，文人们也不是就此逃避现实，遗忘世事。因为任何人写诗作文也都不可能“完全超于政治”，“超出于人间世”，陶渊明也不例外，他仍然是“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可能忘掉‘死’。”不难看出，鲁迅从“酒”和饮酒方式等方面入手，就对魏晋时期社会、文化、人生观念和态度及其生活方式等，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定和评判，从“酒”和饮酒当中发掘出其中丰富的蕴意。这是十分独特的和有意味的，给人的启示是深刻的。

如果说在议论性的杂文创作中，鲁迅对“酒”及其饮酒形式，“如酒”状态及其蕴意的考察和分析论述，都是以议论、评判等方式直接揭示和呈现出来的，那么，在虚构性的小说创作中，则更多的是赋予“酒”及其“如酒”状态下的一种世态相，或曰社会相，其中重点又是揭示出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和所反映的社会人生及蕴意的无穷内涵，也即通过多重寓意的设置，尤其是多重隐喻的设置，从中揭示出人与时代，与历史、社会、文化的多重互动和与人生的多重关联。

在这里，且不提人们常论及的鲁迅小说创作中的酒和酒俗，也不探讨小说中所设置的与酒有关的场景及其特点，如小说中多次写到咸亨酒店，茂源酒店等独具绍兴地域风情及其饮酒方式，又如旧时绍兴地区的酒馆，多是当街设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则是准备着热水，可以随时让人，或给人温酒，独显“饮黄酒”的一种独特方式，而在酒馆，或酒铺喝酒的人，也常常“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且饮酒的方式也很简单、随意，如同小说描写的那样：多是“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等酒风俗、酒文化的表现形态，而是通过鲁迅对“酒”“饮酒”“如酒”状态的精心描述，探讨论述他的创作用心和用意，也即是探讨论述他通过“酒”、特别是“如酒”的状态，来聚焦、透视和省思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和人生的创作特点。

《狂人日记》虽然全篇都没有写到酒，或与“酒”相关的场景与事件，然而通读之后，不难发现，通篇都有一种与“酒”，尤其是“如酒”状态的关联，在其中透视、审视和省思的创作意味，从中传达出了鲁迅借“狂人”的“狂”“疯”（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与“如酒”状态相关的描写）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和人生所作的深刻思考。从创作维度来说，全篇有着尼采大力推崇的那种“酒神”精神和气质，也即是借助“酒神”的 “狂巅”，或“迷狂”，将被俗世所束缚而难以言说的所见、所闻、所知给表达出来了，看似是“疯话”，或“醉语”，传达出来的则是一种难得的清醒之言，可谓振聋发聩，令人为之一振：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

可是偏要说，“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尼采曾说“酒神”的“狂巅”，或“迷狂”精神，“都是疯狂为新思想开辟道路，打破古老习惯和迷信的成规。”在尼采看来，繁琐且虚伪的道德习俗压迫了人的天性，窒息了人对新世界的向往和内心的冲动，而看似“狂巅”，或“迷狂”的“酒神”精神，却是一种真正的清醒，一种创造的冲动，甚至“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说：一切生来不能忍受某种道德枷锁和注定创造新律法者”。[7] 可以说，在“如酒”状态之中的“醉”“醉语”，就类似于“酒神”的“狂巅”，或“迷狂”。所以，我们就能够认识和理解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借狂人之口向旧世界、旧道德、旧习俗发出了强烈的质疑：“从来如此，就对么？”同时，也由此发出强烈的呼吁：“救救孩子！”这种质疑，这种呼声，连同“狂人”的自我反省，都在人的心中久久回荡，令人震撼，令人深思。

显然，“如酒”状态的精神，有着尼采推崇的“酒神”那种“狂巅”，或“迷狂”精神。反映在小说的人物塑造上，不仅能够细微地分辨出与常人的不同，而且也更能够展示出所塑造的人物的性格、心理和精神的一种状态，体察出历史与时代在心灵深处所留下的印痕，从而表现出人与历史、时代的复杂关系。仅以人们通常所说的鲁迅小说所塑造的与“酒”最有关联的三个人物：孔乙己、吕纬甫、魏连殳为例，就可以看出他的创作对“如酒”状态中的人物和人生描写的用心和用意。

鲁迅是把孔乙己置于有着“和别处不同”的“鲁镇酒店的格局”之中，来进行把握和塑造的，展示出一个还守着文人的那么一点斯文，且又有着迂腐气、寒酸气的旧式文人的性格、心理和命运的特点。身在鲁镇的“酒”的环境之中，孔乙己自然也好那么几口“温着”的黄酒，就是在这个“如酒”状态之中，他似乎还能找到一些文人才有的那种斯文和尊严，并给那个“单调”且“有些无聊”的咸亨酒店带来一点“欢乐”，如小说写道：“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因为这位“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只有在“如酒”状态中才能显示出自己的身份，找到自己的感觉，即便是遭到他人的嘲笑，说他“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他也要为自己的“尊严”辩护，说“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而且，他在其他地方的“坏脾气”和“好喝懒做”不良习惯，在咸亨酒店里“品行却比别人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 可见，“如酒”状态的孔乙己，似乎总是显得那么可爱，与他在非“如酒”状态的人生，形成鲜明的对比，既反映出他的人生窘态及其性格、心理与国民性的特点，也反映出处在那个新旧转型时代的旧式文人，也包括大多数的国民，对于新时代、新世界到来的严重不适应性的人生症候，以及必将被时代淘汰的命运特点。

吕纬甫的“如酒”人生，则与孔乙己不一样。鲁迅对他的形象塑造和性格心理描写，更多的则是着眼于他的人生遭遇和心境孤寂。阔别多年偶遇到的吕纬甫，不再是当年那个热血澎湃的青年，而是一个十分颓唐、伤感、郁闷、压抑的中年“油腻”男人。这不仅仅是岁月催人老的自然变化，而是他的内心世界在经历诸多人生不顺和挫折之后的一种精神颓败：

我就邀他同坐，但他似乎略略踌蹰之后，方才坐下来。我起先很以为奇，接着便有些悲伤，而且不快了。细看他相貌，也还是乱蓬蓬的须发;苍白的长方脸，然而衰瘦了。精神很沉静，或者却是颓唐;又浓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了精采，……

在喝了一斤多酒之后，吕纬甫的“神情和举动都活泼起来，渐于先前所见的”他了。在鲁迅看来，“如酒”状态的吕纬甫，似乎恢复了一些“活力”，给他讲了这些年的一些经历。从所经历的人和事来说，吕纬甫的消沉、颓唐、郁闷，并非源于他的性格和心理的自然类型与状态，而是在来自沉重的社会、人生和近于不可救药的国民性的压抑，如同鲁迅曾经比作的那“万难破毁”且又“绝无窗户”的“铁屋子”，来自无法唤醒的“昏睡”的国民集体的愚昧、无知和麻木，而让他感到深深的失望和绝望。显然，只有在“如酒”的状态，才能透过吕纬甫的种种精神颓态之表象，发掘出他的人生遭遇背后的缘由，展示出于他的内心孤寂，精神抑郁的人生特点，也反映出时代对于整个社会和个人所带来的沉重负荷及其深刻的影响。

魏连殳也是在如酒的状态中，袒露出自己内心的孤独和忧愤的。面对着像自己“幼小就失了父母”而将自己“抚养成人的”祖母丧礼，自已无法表达真实想法的窒息环境，他的内心是十分苦楚的，但不能发作，不能表白，只能任凭族长、族人的“豫定计画”，被动安排，表面上说是可以征求他的意见，实际上是早已“议妥”，只要他回来奔丧，“便约定连殳到家的那一天，一同聚在厅前，排成阵势，互相策应，并力作一回极严厉的谈判”，因为“村人们”都知道他是“吃洋教”的“新党”，“向来就不讲什么道理”。不过，他的现场表现和举止，则让所有的村人们都失望了，只见他“神色也不动，简单地回答道：‘都可以的’。”这种不在“如酒”状态的，看似“反常”的行为举止，其实，正是为他在“如酒”状态中袒露内心苦楚，作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也为他独自一人在场的时候袒露那种孤愤、忧伤，发泄内心的痛苦，作了一个很好的铺垫，如小说所描写的那样：

大殓便在这惊异和不满的空气里面完毕。大家都怏怏地，似乎想走散，但连殳却还坐在草荐上沉思。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正是在“我”多次与他饮酒，处于“如酒”状态之中，魏连殳那种深藏内心深处的思想、认知、观念、情感，以及他对问题所作出的思考，他的生命体验，人生感受，才会得以真实的袒露。尽管“我”力求将他遗忘，但无论如何也都无法忘却：“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反复用 “像一匹受伤的狼”在“深夜的旷野中嗥叫”的句式，来展示魏连殳内心深处的苦楚和人生遭遇，不仅将独处一人和在“如酒”状态之中的心理情感，给浓厚地渲染和宣泄出来，同时也更是将处于转型时代的个人与社会、个人与群体、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与现状，给完整地呈现出来，令人深省。

除上述所例举的小说外，鲁迅在其他的小说、杂文和散文诗等创作中，也多有与“酒”和“如酒”的描写和表述。虽然他曾说“苦酒”是“怯弱者”的表达苦楚的一种方式，但是，他对“酒”和“如酒”状态的人与事的描写，却更多的是表现与“酒”与人的存在之关联，联系的是对人的存在境况和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怀，表现的是人的内心世界的真实状况，展现出对作为主体存在的人，与作为客体存在的世界之关系的严肃思考，同时，也更是表现出“酒”和“如酒”的过程与状态所赋予的生命自由的价值与意义，从中表现出人在俗世生活中不易表达，难以直说的一种主体之清醒精神和自由意志。

三、鲁迅“酒”中看写社会人生

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鲁迅曾说：“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并在批评国民性时又说道：“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由此，他大声呼吁现代作家：“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8] 虽然现在无法考证鲁迅写下这篇文章，写下这段语句，是否与“酒”有关，但至少可以说，这篇充满“酒神”精神的文章，则是鲜明地表现出鲁迅“酒”中看写社会和人生的“血和肉”和“显示出灵魂的深”的创作思想主张和情感特征。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酒”兼有物质和文化的双重属性。从“酒”的文化属性上来说，即从“酒”中看写社会人生，与常态性的多执着于严谨的逻辑、理性的看写，则是会有所差异，有所不同的。在“如酒”状态中，也即鲁迅所说的在那种“微醺”的状态中，其思维的活力，言语的张力，表达的独特，以及思考的广度、深度力度等，都会显示出一些独到的方面，对所针对的问题的认识和把握，有时则更加是闪烁着“独异”的思想光芒。

从“酒”与社会关系中看写社会风貌、风气、状态、情形，是鲁迅看社会，看人生的一个重要表现方面。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鲁迅就是从“酒”中来看写魏晋时期的社会和人生的。在论及曹操时，他说作为统治者为了维护社会大局秩序，曹操颁布了禁酒令，但其本人而言，他却又是喝酒的。在鲁迅看来，正是曹操对酒的钟情，无论是掌控社会，还是个人的情感表达，都影响了当时的社会风气。他指出：“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我们看他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诗句，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的行为和议论矛盾呢？此无他，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9] 显然，魏晋时期的为人、为文，均与“酒”有着密切之关联。这不仅仅只是喜不喜欢酒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如何形成一种社会风气，一种为人的生活态度，一种为文的风骨风貌的问题。鲁迅认为，魏初时期文章的“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均与当时的社会风尚和人生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虚构性的文学创作中，鲁迅同样是注重从“酒”中看写社会和人生。小说《孔乙己》中所有的人和事的故事，都与一座叫“咸亨酒店”的酒环境、酒社会、酒文化、酒人生有关。小说以酒店小伙计“我”的视角，看写了孔乙己的潦倒一生，看写了社会的形形色色：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这不是一般性的绍兴酒风俗、酒文化的场景描写，而是在精细描绘出当时绍兴社会风貌和人生百态中，展示出于当时绍兴，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一种真实情形。又如，在《阿Q正传》中，写阿Q喝酒之状，也是与当时的社会和人生联系起来的。无论是精神胜利，还是现实失败，“如酒”状态的阿Q与所处的社会环境都密切相关。《在酒楼上》、《孤独者》中，吕纬甫也好，魏连殳也好，其个人的性格、心理、命运等与时代的重压，社会的摧残莫无关联，俗话说，时也、运也、命也，大致说的也是这个意思。通过“酒”中看写社会和人生，鲁迅所倡导要写出“血和肉”的创作，也就能够真正展现出“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思想和精神风采，展示出“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对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并“显示出灵魂的深。”[10]

从“酒”与自我的关系之中，也即从酒、饮酒等“如酒”的状态中展示自我，是鲁迅“酒”中看写社会和人生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在小说《在酒楼上》中，虽然讲述的是“我”与吕纬甫邂逅相遇一段人生情形、情景的故事，但在“如酒”状态中写吕纬甫的人生际遇，实际上也是写自己的人生感受，自我的意识，袒露出了自己内心世界之真情：

然而我终于跨上那走熟的屋角的扶梯去了，由此径到小楼上。上面也依然是五张小板桌；独有原是木棂的后窗却换嵌了玻璃。

“一斤绍酒。——菜？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

我一面说给跟我上来的堂倌听，一面向后窗走，就在靠窗的一张桌旁坐下了。楼上“空空如也”，任我拣得最好的坐位：可以眺望楼下的废园。……

“客人，酒。……”

堂倌懒懒的说着，放下杯，筷，酒壶和碗碟，酒到了。我转脸向了板桌，排好器具，斟出酒来。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我略带些哀愁，然而很舒服的呷一口酒。酒味很纯正；油豆腐也煮得十分好；可惜辣酱太淡薄，本来S城人是不懂得吃辣的。

这里所看到的“废园”，是“只有渍痕斑驳的墙壁，帖着枯死莓苔”，“铅色的天，白皑皑的绝无精彩”，这些环境都衬托出的那种难言的心理苦楚，其实也是一种自我心境的展示，一种自我的自画像。正是在这种环境，这种心境中，“我”与吕纬甫的偶遇，既展示出时代、社会与“我”“我们”的关系，也深刻袒露出两个独立“自我”个体的人生际遇和心灵挫折之感。《孤独者》中“我”与魏连殳的情形和情形也大致相当，都从“酒”中展示出了自我，描绘出自我的一种形象。就像散文《范爱农》中，虽抒发的是对旧识范爱农曾经的热血、激昂，后来的苦闷、潦倒人生的追忆之情，然而，从中又何尝不是鲁迅自我的写照呢？表现的何尝不是他“坦然”“欣然”“大笑”“歌唱”的自我抒情呢？

此外，鲁迅还从酒与历史、与文化，从历代的“酒”、“饮酒”及其各种风俗中，认识了中国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构成他看在“酒”中看写社会人生的另一个独特方面，而在这当中，不难看出，鲁迅饮酒则是有着细细地品味人生，对抗污浊社会，反抗人的虚无和绝望的文化涵义，展示出他独特的酒文化品格，以及独特的人生理念，如他在《野草》中所写道的那样：

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

——《影的告别》

他不肯喝那用没药调和的酒，要分明地玩味以色列人怎样对付他们的神之子，而且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

——《复仇》（其二）

鲁迅与“酒”的联系是多方面的。从“酒”中看写社会人生，构成了鲁迅透过“酒”来形成自己独特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要缘由，从中展示出他在“反抗绝望”中给予世界，给予人生以“希望之盾”，用来抵御一切内外的精神束缚，完成生命的最终超越：“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11] 正是这种始终都洋溢着“酒”“酒神”的精神，鲁迅“在高的意义上”，不仅反映出处于新旧转型时期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和人生的各种风貌和形态，同时也更是写出了现代的，沉默的“国民魂灵”，集中暴露了国民性的“弱点”，并完成了他对于时代和自我深刻的反省，显示出一个伟大的先驱者独特的思想、精神和人格的风采。

（原载《绍兴鲁迅研究》2024年卷。本文为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鲁迅的文化选择对百年中国新文学的影响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9ZDA267）

注释

[1] 鲁迅：《书信集·250629·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1页。

[2] 鲁迅：《三闲集·怎么写》，《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8页。

[3] 鲁迅：《两地书·五四》，《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54页。

[4] 鲁迅：《书信集·250628·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0页。

[5] 林语堂：《鲁迅之死》，《林语堂文集》第9卷，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年，第496页。

[6] 鲁迅：《野草·淡淡的血痕中》，《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26页。

[7] [德]尼采：《朝霞》，程立年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2、53页。

[8] 鲁迅：《坟·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5页。

[9] 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27页。

[10] 鲁迅：《集外集·<穷人>》小引，《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05、106页。

[11] 鲁迅：《野草·淡淡的血痕中》，《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26~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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