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的身后，是牢门还是欢呼？ – Ne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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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是所有人的政治

2014 年 11 月 26 日北京，中国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在《财经》年会发言。

Photo: 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

有意无意的，历史总是有许多巧合。尤其对缺乏政治想像力的社会来说，即使把历史作为他们唯一的智慧来源，也总是无数次地落入同一个历史的陷阱，无论是修昔底德陷阱还是文革浩劫的重演，抑或十七年前萨斯危机的再现。

刚刚过去的日子，4 月 7 日的深夜，北京退休企业家任志强被宣布「留置」。中共北京市西城区纪委和监察委的网站上发布了这一消息，算是为任志强近一个月来失踪做了一个公开说明。他们选择这一时间，特意等到武汉解封前的最后一刻，大概是为提醒世人一城之解封不等于一国之解严。

他们当然不会意识到 4 月 7 日这一天，正是 31 年前海峡另岸郑南榕自焚的纪念日。尽管他自焚的原因，存在不同版本，但没有人怀疑那一刻标志着台湾党外运动的高潮，给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威权体制带来了最后一击。

他们或许意识到的，从任志强发出一封万字公开信以后，整个管理层都感受到的紧张，所有人都在小心翼翼地揣测层峰的心思，竟至于当任志强承认是公开信作者后被旋即「留置」的当天，3 月 12 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搅起了一场风暴，以外交部赤膊上阵、打通内外宣的架势，大大转移了国内的舆论焦点。只是，这场风暴在一周后就被美国政府的一套外交组合包括海军驱逐舰巴里号在菲律宾海发射的一颗导弹终结，并且带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纽约时报上 4 月 5 日的一篇呼吁合作的文章。

或许，如同郑南榕的自焚，也近乎 1959 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万言书，任志强对习近平在肺炎危机中的领导能力的批评，其风暴效应远不止是一场国内舆论的风波。他所带来的对中美关系的冲击，只是印证着中美之间的分歧有多深，那么中国内部的分歧就有多深：依附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秩序下而从冷战中幸存并且开始试图驾驭全球化的中国，也已经深入嵌入了全球化的内部冲突，特别是美国所主导的普世认同，那既是过去二十余年来内外宣体制的隔离所造成和掩盖的，也是过去八年来中国政治围绕着邓、习两条路线斗争的最新激化。

只是，长时间「豹隐」之后的王岐山终于在 4 月 3 日现身大兴，与习近平和其他几名常委共同植树，向外界展现了团结，也在暗示两人对任志强的态度取得了某种默契。作为任志强的老学长和政治庇护人，在 2016 年任志强被扣上「国内外敌对势力代言人」的帽子后仍保送其过关，这一回，在任志强空前的挑战面前，王岐山似乎选择了维护「习王同盟」优先。

其实，过去八年习近平个人集权然后逐渐养成了唯我独尊不容任何冒犯或不敬、容不得党内外批评异见的党内风气，习王体制功不可没。从 2012 年十八大前夕，王岐山就开始急剧「左」转，跟任志强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们拉开了距离，不再是此前经常直接间接召集自由派会议的幕后领袖角色，也不再是此前习近平「精神导师」的角色，而以托洛茨基缔造红军的姿态领导中纪委的反腐运动，继而超脱政治局常委，躲在元首的阴影里深居简出。在国家副主席的位子上，他与金融系或者国务院其他老部下的关系也是若即若离，并不敢有任何僭越「组织活动」的派系营造，遑论「捞人」、「保人」的出手营救，近乎以完全务虚作为他个人的主要政治站位，一副整天谈阳明心学和国际和平的半退休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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