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表工刘涛决心离开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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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人刘涛曾是一名抄水表工。从2010年起，他开始拍摄家乡街头的人和景观。那些照片获得国内外观众的喜爱，让他成为城市忠实的观察和记录者。最近，这个观察者决心离开合肥。

抄水表工兼街拍摄影师刘涛决心离开家乡合肥。

早在2017年，刘涛就动了念头。当时他晚间在街头拍照，偶遇一位外地摄影师，对方说起一个朋友，和刘涛情况相似，不久前刚下决心离开家乡。刘涛被触动了，心里埋下一粒种子。渐渐地，种子生出了根。

做了决定后，刘涛还是每天去街拍。经过那些10年来天天走过的街口，他的目光中除了观察探寻，还有了不舍。10年间，很多店铺的营生和店主换了一轮又一轮，尤其在疫情后，不少他熟悉的面孔都离开了。现在，要离开的成了他。

刘涛开始着手挑选自己这些年拍的照片：被一块悬挂的肉遮住脸的肉店老板、总拿着放大镜看《合肥晚报》的便利店店主、喜欢举着手机自拍的卖菜女孩，准备打印出来，在离开时送给这些拍摄对象。

这不是一个能够轻易作出的选择。1982年，刘涛出生在合肥，除了当兵的两年，39年来，他从未长久离开过这里。从部队转业后，他进入合肥供水集团工作，结识了同单位的妻子，结婚生女。岳父退休前也供职于这个集团。

这是内陆二三线城市典型的生活轨迹：子承父业，做一份安稳有保障的工作，找一个境况相当的伴侣，在长辈的帮衬下买房、结婚、抚养孩子，进入下一轮循环。现在，刘涛想做脱出链条的那一节。

他在这个城市生长，并一度成为它最忠实的观察者。但城市在改变，刘涛也在改变，彼此的关系被这些变化不断刷新，终于走到了临界点。

刘涛手绘过一张图，是他的街拍路线：从乐普生商场，经含山路、义仓巷……六安路、城隍庙，返回六安路，再到三孝口。全程近20公里。

从2011年起，刘涛开始拍摄这片区域。每天下午4点，他抄完水表，拿上相机开始扫街，直到晚上。看到有意思的人、物或是场景，就按下快门。他身高超过1米8，走起路来大步流星，连走五六个小时似乎也不费力。

长年的观察和记录让刘涛熟悉这片街区的每一寸肌理：杂货店老板在门口墙上装了篮框，供儿子玩球。孩子身量渐长，篮框也一点点上移；卖烤鱿鱼的摊主跟儿子说，这个每天挎着相机乱逛的男人是个精神病；晚上九点多，万达广场会涌出一群年轻人，散入附近纵横交错的小巷，捡拾塑料瓶子。白天气温高的时候，他们躲在万达的休息室里享用空调，把瓶子让给老年拾荒者。

每月最后一天，刘涛挑选出本月最好的十数张照片，发布到微博上。2014年10月，一家媒体的官方微博推荐了他的作品，被护栏卡住头的男人，关上店门练太极的女老板，把身体抻出弧度的锻炼者……合肥街头的切片，真实，鲜活，又荒诞。

图|刘涛的街拍作品

照片迅速吸引了网友，上万条评论涌入刘涛的账号。此后，他的照片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网站，出版了摄影集，到德国办影展，获了不少奖项。而刘涛依然保持着原本的生活节律：抄水表、拍照、发布。

热度过去后，一些忠实的影迷留了下来。刘涛每月发照片，大致能收到100多条评论。有人喜欢他捕捉到的那些巧合与错位，也有身在外地的合肥人，在他的镜头里让眼睛还乡。最新的一期下有人留言：谢谢刘老师，游子的心太容易被家乡的烟火气安抚。

现在，这个安抚游子心的人决定变成游子。一场持续了10年的城市观察快要接近尾声。

他很难获得理解。宣布自己的决定后，父亲说：工作不能丢，岳父说：你走不掉的。刘涛试图和他们讨论，家人都不再接话。面对超出既往经验的事物，他们惯于保持沉默。

刘涛在努力抗衡家人的反对。一次，他拍完照后在街头喝啤酒，一个维修工坐到他身边，两人搭上了话。维修工是东北人，独自在合肥谋生，因为迟迟没按家人的期望结婚生子，总是感觉亏欠父母。刘涛问他，你知道你爷爷的爷爷叫什么名字吗？维修工说不知道，刘涛说，你孩子的孩子可能也不会记得你，不用太在意。

这番话是劝说他人，亦是在自我劝解。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能安放自己之处——也许从拿起相机的那天起，刘涛的所有努力都通向这一点。曾经，合肥是适宜他的栖居地，当它的水土发生变迁，想更好生长的渴望终究战胜了乡情。

在给女儿刘小米的一封信里，刘涛提到了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没有什么缺失，自然环境比现在要好。”童年和少年时代，是他和合肥水乳交融的蜜月期。

在刘涛的记忆里，小时候坐三四站公交，就到了城市的尽头。整个合肥只有一座百货大楼，商品价格不菲，超出普通工薪阶层的购买能力，但大楼本身并不高高在上。夏天，刘涛和小伙伴经常赤裸上身，穿着短裤跑到百货大楼里捉谜藏。当时少见的大型建筑，给他们提供了无数隐身的角落和寻找的乐趣。

玩累了，下午抱着竹席到桥上乘凉。梧桐树枝叶连绵，荫蔽了整座城市，一路走去晒不到太阳，只有点点光斑在手臂上跳跃。那时没有空调，傍晚桥上已铺满凉席，一家一张，大人一边给孩子打扇，一边热络地聊天。

晚间很多人贪恋户外的凉爽，就在桥上露宿。后半夜，南淝河上有微风吹来，染上了水的凉意。合肥多水，上世纪30年代，当地名门张家的四姐妹创办的家庭刊物就叫《水》。后来她们分别嫁给了沈从文、周有光、傅汉思这些文化大家，以水一样的柔润与温和，承纳命运的颠沛。至今，《水》仍在编撰发行。

这样温柔丰沛的家族情谊，刘涛也曾经拥有过。他小时候成绩不好，大表哥经常主动帮他补习，辅导完功课，已是大男孩的表哥会和刘涛的父亲干上一杯啤酒。表弟的父母工作忙，一到暑假他就寄宿在刘涛家，兄弟俩追逐玩闹了很多个夏天。谁家搬了新房，周末就邀众人聚餐；过年时一大家人一起去看市里放烟花，热闹，雀跃。

邻里也很亲密，刘涛有两个发小，都是同住一栋楼的邻居。十几岁，他们一起听Beyond，听刚传到国内的欧美流行音乐，憧憬着未来的海阔天空。手机刚有粗糙的录像功能时，发小给刘涛录过一段9秒钟的影像：年轻瘦削的他在学跳街舞。一切都那么新鲜、朝气，充满希望。

伴随着刘涛的成长，合肥和很多中国城市一样，经历了快速的扩张，人口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80万，变成今天的近1000万。现代化的浪潮下，城市变得庞大、整洁，同时逐渐失去生活的弹性。

新的百货大楼拔地而起，但不再有藏身之处，一切都袒露在明亮的灯光下，发出诱人消费的信号。桥上不再能席地乘凉，遑论露宿，那样既不安全，也不符合城市现代文明的要求。长江路上的梧桐树在道路拓宽时被砍伐，白花花的路面反射阳光，刺得人眼睛生疼。

原先住得很近的亲人被城市的膨胀分散，中间隔着遥远的距离、曲折的交通和层层叠叠的门禁。“串门”变成了一个历史名词，亲人间的走动日益稀疏。而在曾经紧密的连结被冲散后，各自在城市现代化的大潮中承受冲击，刘涛发现，自己的不少亲人受困于物欲、攀比的心态和信息茧房，变得“不温和了。”

几年前，和表兄弟们在酒吧聚会闲聊时，刘涛随口问大家有没有看过柏杨的书《丑陋的中国人》。话音刚落，曾给他辅导功课的大表哥就把啤酒杯重重地砸到桌上，说你如果要讲这些，我就走了。刘涛愕然之际，表兄弟们齐齐起身离开。

这件事让亲人之间生出隔阂。刘涛并不在意具体的爱好或观点差异，但表兄弟们无法接受。

大表哥在酒吧拂袖而去后，小时候经常寄宿刘涛家的表弟也和他交恶。原因是刘涛成名后，表弟找他给自己单位拍宣传照，想以此博得组织的认可。刘涛拒绝了，他看重自己的拍摄，不愿让它成为工具。从此，表弟就不再理睬刘涛。直到一两年后表弟结婚，刘涛和父母一起赴婚宴。

舞台中央，身着新郎礼服的表弟致感谢辞。他最先感谢的，不是90高龄仍然坚持来到现场的祖母，也不是帮自己操持婚礼的亲友，而是坐在第一排中央的单位领导。座上客人都视为理所应当，只有刘涛感到荒谬。

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致富的机会，让曾经处于同一圈层的亲人间拉开距离。刘涛的几个姨妈和舅舅都很富裕，相比之下，他家的条件不算优越。刘涛成名后，母亲张罗着请亲戚们吃饭，众人倒很热络，只是都在说能上央视不容易，然后争相打包饭菜。散席后母亲高兴地对刘涛说，一定要超过亲戚们。没有人真正对他的照片感兴趣。

此时的刘涛已经参加过北京三影堂影展，开幕式上有户外音乐会，5月的薰风和乐声中，他和同好聊起自己喜欢的摄影师森山大道，开心到涌出眼泪。他已经知道，在某些地方，人们“可以自由地谈论自己在做的事。”而在家乡是不行的。

在德国办影展那几天，刘涛几乎彻夜不睡，在汉堡街头行走。人们在露天吧台喝着啤酒谈笑，海鸥簇拥着喂食的行人翻飞。他想：“动物是最了解一个城市的。”在合肥，流浪的动物原先也敢于靠近人索取食物，但现在，面对越来越匆忙密集的车流和人流，它们的神情都是恐惧的。

回到家乡，刘涛养成了喝啤酒的习惯。有时拍完照，到附近超市买上几罐，坐在路边独饮。一次，他被父亲撞见了。

图|刘涛在街头喝啤酒

父亲刚从一个觥筹交错的酒局回来，看到刘涛握着啤酒罐，如临大敌般恐慌。他立刻给妻子打电话，刘涛的母亲穿着睡衣就跑了来。老两口围住刘涛，不停地问，出什么事了，为什么一个人喝酒，是不是精神出了问题。

刘涛无法解释，只好说没事，自己马上就回家。走出一两千米，他无意中回头，发现母亲在身后偷偷跟着自己。刘涛又气又急，觉得“羞耻”。

这里容得下无数应酬的酒局，却容不下一个独自在路边喝啤酒的人。刘涛曾经深信偶像森山大道的观点：一个城市就应该留给这个城市的摄影师去拍。但这个城市，似乎正在慢慢排斥他。刘涛感到，家乡变得“既不传统也不现代”：失去了传统的温情，也没有一线城市拥有的现代性的自由与个体意志。

2020年夏天，刘涛在街头被三个男孩拦住。他们说自己住在附近，从小学就开始看刘涛的照片，现在已经结束了高考，来找他吃顿饭。

刘涛请三个男孩去吃烧烤。啤酒下肚，接近不惑的中年男人对少年们说，一定要走出去，合肥太小了。只有在偶有这样的知音找上门来时，他能感到这个城市仍有温度与趣味。但在疫情之后日益沉重的现实压力下，这样的聚会也逐渐稀少。

刘涛拍过新冠疫情最严重时的街头。那时单位安排他去另一个小区做志愿者，工作结束后他就去拍照。店铺都关闭了，街上空空荡荡。刘涛经常一个人走到深夜，拍下的照片里，五六只流浪狗在马路中间聚会，雪堆积在无人踩踏的井盖上。如同他在这个城市，日渐感到空寂的心灵。

刘涛曾经有机会离开抄表工的岗位。

刚成名那段时间，媒体蜂拥而至，有的还去采访了刘涛的同事。记者刚走，单位就传开了，说有警察来调查刘涛。领导把他叫到自己办公室，忧心忡忡地说，刘涛啊，我就快退休了，你可别给我惹麻烦啊。

等到刘涛被当地授予了一些主流荣誉，领导也觉得他给单位争了气，提出让他在内部挑选心仪的岗位。这曾是刘涛渴望的。早年他想调到看上去更体面的文职部门，为此经常帮单位出板报、画宣传材料，却未能如愿。开始拍照后，抄表工的工作给了他便利，4点钟下了班就能去扫街。此时再让他去坐办公室会让他没有时间拍照，迟到的“恩典”变成了负担。

刘涛拒绝了领导的好意。之后，他从中心城区被改派到离城一个半小时车程的站点工作，还是负责抄水表、送水费单。刘涛并不沮丧，他拍下很多人接过水费单的瞬间，按对应位置一一放到地图上，乍看像一份正经的工作记录，却透着细腻的生活质地。

街拍让刘涛把目光从自己的狭窄生活中移开，投向他者。“通过拍照认识了自己的渺小和世界的庞大”后，在单位，他越来越像个异类。打篮球赛，他不愿让着球技不佳的领导；午间闲聊，别人都聊房子、孩子，他说有本书挺有意思，叫《动物农场》；周末相约打球，大家意在交际，想在球场上结识同在体制内的、“以后用得着”的朋友，只有刘涛是去玩。

在本地的艺术圈也是如此。成名后，本地策展人给刘涛策划过一个影展。当天邀请了七八位当地的艺术从业者做嘉宾，在长桌后一字排开。主持人轮流请嘉宾发表对影展的看法，到刘涛时直接跳了过去。嘉宾们从下午四点谈到七点多，继而蜂拥着去吃饭，刘涛连说一句欢迎观众的机会都没有。有朋友来看展，只能离得远远地，冲着道具般僵坐台上的他挥个手。

后来刘涛发现，外地摄影师来合肥办展览，即使已经全国闻名，也须得请那几位嘉宾站台。曾经，他为这个城市有了各类艺术活动而欣喜，但在演进的过程中，城市把艺术变成了隐秘的权力。

在德国办展览时，刘涛拍了很多观众看展的照片。他们微笑、指点、交谈，被他镜头下的人间烟火吸引。汉堡机场箱包店的店员也在网上看过他的照片，兴奋地拉着刚落地的他合影。国别或阶层，并未阻碍理解。

图|刘涛的街拍作品

回到单位，刘涛发现之前放在桌上、登载有自己照片的《China Daily》被同事卖给了收废品的，刘涛忍着气说上面有自己的照片，同事反问：有照片怎么了？

刘涛的生活出现了裂缝。一边是短暂见过的外面的世界，更大，有更多可能性；一边是难以找到理解和接纳的家乡。中间的距离，越来越难以弥合。

有一段时间，他被频繁拉去本地的各类饭局和展览。在那些场合，人们最热衷的是相互加微信。社交，成为压倒一切的刚需。有睽违多年的老同学找上来加刘涛的微信，一问，得知他还在抄水表，就不再联系了。另一个同学找到他，说我们合伙开个摄影培训班多好，你天天街拍有什么用？后来刘涛开始清理微信通讯录，删除好友，直到三年前彻底卸载微信。妻子说，你终于能清净了。

2020年年底，刘涛所在的部门被整体撤销，他和一百多个同事一起，被分配到新的岗位。新岗位下班晚，不能再扫街拍照。上了一周的班，刘涛就觉得不行了。

妻子劝他去找人事部门谈谈，看能否换个岗位。刘涛不抱希望地去了，果然被拒绝，随即，他掏出了事先准备好的辞职信。人事反复确认，跟父母说好了吗？此前发生过这样的事：子女放弃了“铁饭碗”，不甘心的父母到单位大闹。

拒绝领导、卸载微信、辞职，一点一滴的反抗串联起来，开始通向更勇敢、开阔的前景。将他牵系在合肥的因素，也在一一消解。

辞职后，刘涛恢复了街拍，也有时间陪女儿刘小米了。以前他和女儿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别人问起爸爸的工作，小米总说是“拍照、睡觉。”现在他可以一边陪女儿画画、看纪录片，一边筹划离开的事。在给小米的那封信里他说“你长大以后真的要去世界看一看”，如今，他想带小米去世界看一看。

一天晚上，刘涛在街拍时碰见一个刚跳完广场舞、走在回家路上的中年女性。大约是意犹未尽，她一路旋转着，旋转着，直到人多的地方才停下正常行走。暗夜里，她的裙摆旋开，像一朵灿烂的花。

刘涛跟着那朵花走了很长一段路。他对女儿说过，拿起相机后，自己经常体会到“触摸不到的幸福感。”此刻，那种感觉再一次降临了。他想一直走下去，走到一个永远不用停止旋转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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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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