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表工刘涛决心离开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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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人刘涛曾是一名抄水表工。从2010年起,他开始拍摄家乡街头的人和景观。那些照片获得国内外观众的喜爱,让他成为城市忠实的观察和记录者。最近,这个观察者决心离开合肥。

抄水表工兼街拍摄影师刘涛决心离开家乡合肥。

早在2017年,刘涛就动了念头。当时他晚间在街头拍照,偶遇一位外地摄影师,对方说起一个朋友,和刘涛情况相似,不久前刚下决心离开家乡。刘涛被触动了,心里埋下一粒种子。渐渐地,种子生出了根。

做了决定后,刘涛还是每天去街拍。经过那些10年来天天走过的街口,他的目光中除了观察探寻,还有了不舍。10年间,很多店铺的营生和店主换了一轮又一轮,尤其在疫情后,不少他熟悉的面孔都离开了。现在,要离开的成了他。

刘涛开始着手挑选自己这些年拍的照片:被一块悬挂的肉遮住脸的肉店老板、总拿着放大镜看《合肥晚报》的便利店店主、喜欢举着手机自拍的卖菜女孩,准备打印出来,在离开时送给这些拍摄对象。

这不是一个能够轻易作出的选择。1982年,刘涛出生在合肥,除了当兵的两年,39年来,他从未长久离开过这里。从部队转业后,他进入合肥供水集团工作,结识了同单位的妻子,结婚生女。岳父退休前也供职于这个集团。

这是内陆二三线城市典型的生活轨迹:子承父业,做一份安稳有保障的工作,找一个境况相当的伴侣,在长辈的帮衬下买房、结婚、抚养孩子,进入下一轮循环。现在,刘涛想做脱出链条的那一节。

他在这个城市生长,并一度成为它最忠实的观察者。但城市在改变,刘涛也在改变,彼此的关系被这些变化不断刷新,终于走到了临界点。

刘涛手绘过一张图,是他的街拍路线:从乐普生商场,经含山路、义仓巷……六安路、城隍庙,返回六安路,再到三孝口。全程近20公里。

从2011年起,刘涛开始拍摄这片区域。每天下午4点,他抄完水表,拿上相机开始扫街,直到晚上。看到有意思的人、物或是场景,就按下快门。他身高超过1米8,走起路来大步流星,连走五六个小时似乎也不费力。

长年的观察和记录让刘涛熟悉这片街区的每一寸肌理:杂货店老板在门口墙上装了篮框,供儿子玩球。孩子身量渐长,篮框也一点点上移;卖烤鱿鱼的摊主跟儿子说,这个每天挎着相机乱逛的男人是个精神病;晚上九点多,万达广场会涌出一群年轻人,散入附近纵横交错的小巷,捡拾塑料瓶子。白天气温高的时候,他们躲在万达的休息室里享用空调,把瓶子让给老年拾荒者。

每月最后一天,刘涛挑选出本月最好的十数张照片,发布到微博上。2014年10月,一家媒体的官方微博推荐了他的作品,被护栏卡住头的男人,关上店门练太极的女老板,把身体抻出弧度的锻炼者……合肥街头的切片,真实,鲜活,又荒诞。

图|刘涛的街拍作品

照片迅速吸引了网友,上万条评论涌入刘涛的账号。此后,他的照片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网站,出版了摄影集,到德国办影展,获了不少奖项。而刘涛依然保持着原本的生活节律:抄水表、拍照、发布。

热度过去后,一些忠实的影迷留了下来。刘涛每月发照片,大致能收到100多条评论。有人喜欢他捕捉到的那些巧合与错位,也有身在外地的合肥人,在他的镜头里让眼睛还乡。最新的一期下有人留言:谢谢刘老师,游子的心太容易被家乡的烟火气安抚。

现在,这个安抚游子心的人决定变成游子。一场持续了10年的城市观察快要接近尾声。

他很难获得理解。宣布自己的决定后,父亲说:工作不能丢,岳父说:你走不掉的。刘涛试图和他们讨论,家人都不再接话。面对超出既往经验的事物,他们惯于保持沉默。

刘涛在努力抗衡家人的反对。一次,他拍完照后在街头喝啤酒,一个维修工坐到他身边,两人搭上了话。维修工是东北人,独自在合肥谋生,因为迟迟没按家人的期望结婚生子,总是感觉亏欠父母。刘涛问他,你知道你爷爷的爷爷叫什么名字吗?维修工说不知道,刘涛说,你孩子的孩子可能也不会记得你,不用太在意。

这番话是劝说他人,亦是在自我劝解。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能安放自己之处——也许从拿起相机的那天起,刘涛的所有努力都通向这一点。曾经,合肥是适宜他的栖居地,当它的水土发生变迁,想更好生长的渴望终究战胜了乡情。

在给女儿刘小米的一封信里,刘涛提到了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没有什么缺失,自然环境比现在要好。”童年和少年时代,是他和合肥水乳交融的蜜月期。

在刘涛的记忆里,小时候坐三四站公交,就到了城市的尽头。整个合肥只有一座百货大楼,商品价格不菲,超出普通工薪阶层的购买能力,但大楼本身并不高高在上。夏天,刘涛和小伙伴经常赤裸上身,穿着短裤跑到百货大楼里捉谜藏。当时少见的大型建筑,给他们提供了无数隐身的角落和寻找的乐趣。

玩累了,下午抱着竹席到桥上乘凉。梧桐树枝叶连绵,荫蔽了整座城市,一路走去晒不到太阳,只有点点光斑在手臂上跳跃。那时没有空调,傍晚桥上已铺满凉席,一家一张,大人一边给孩子打扇,一边热络地聊天。

晚间很多人贪恋户外的凉爽,就在桥上露宿。后半夜,南淝河上有微风吹来,染上了水的凉意。合肥多水,上世纪30年代,当地名门张家的四姐妹创办的家庭刊物就叫《水》。后来她们分别嫁给了沈从文、周有光、傅汉思这些文化大家,以水一样的柔润与温和,承纳命运的颠沛。至今,《水》仍在编撰发行。

这样温柔丰沛的家族情谊,刘涛也曾经拥有过。他小时候成绩不好,大表哥经常主动帮他补习,辅导完功课,已是大男孩的表哥会和刘涛的父亲干上一杯啤酒。表弟的父母工作忙,一到暑假他就寄宿在刘涛家,兄弟俩追逐玩闹了很多个夏天。谁家搬了新房,周末就邀众人聚餐;过年时一大家人一起去看市里放烟花,热闹,雀跃。

邻里也很亲密,刘涛有两个发小,都是同住一栋楼的邻居。十几岁,他们一起听Beyond,听刚传到国内的欧美流行音乐,憧憬着未来的海阔天空。手机刚有粗糙的录像功能时,发小给刘涛录过一段9秒钟的影像:年轻瘦削的他在学跳街舞。一切都那么新鲜、朝气,充满希望。

伴随着刘涛的成长,合肥和很多中国城市一样,经历了快速的扩张,人口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80万,变成今天的近1000万。现代化的浪潮下,城市变得庞大、整洁,同时逐渐失去生活的弹性。

新的百货大楼拔地而起,但不再有藏身之处,一切都袒露在明亮的灯光下,发出诱人消费的信号。桥上不再能席地乘凉,遑论露宿,那样既不安全,也不符合城市现代文明的要求。长江路上的梧桐树在道路拓宽时被砍伐,白花花的路面反射阳光,刺得人眼睛生疼。

原先住得很近的亲人被城市的膨胀分散,中间隔着遥远的距离、曲折的交通和层层叠叠的门禁。“串门”变成了一个历史名词,亲人间的走动日益稀疏。而在曾经紧密的连结被冲散后,各自在城市现代化的大潮中承受冲击,刘涛发现,自己的不少亲人受困于物欲、攀比的心态和信息茧房,变得“不温和了。”

几年前,和表兄弟们在酒吧聚会闲聊时,刘涛随口问大家有没有看过柏杨的书《丑陋的中国人》。话音刚落,曾给他辅导功课的大表哥就把啤酒杯重重地砸到桌上,说你如果要讲这些,我就走了。刘涛愕然之际,表兄弟们齐齐起身离开。

这件事让亲人之间生出隔阂。刘涛并不在意具体的爱好或观点差异,但表兄弟们无法接受。

大表哥在酒吧拂袖而去后,小时候经常寄宿刘涛家的表弟也和他交恶。原因是刘涛成名后,表弟找他给自己单位拍宣传照,想以此博得组织的认可。刘涛拒绝了,他看重自己的拍摄,不愿让它成为工具。从此,表弟就不再理睬刘涛。直到一两年后表弟结婚,刘涛和父母一起赴婚宴。

舞台中央,身着新郎礼服的表弟致感谢辞。他最先感谢的,不是90高龄仍然坚持来到现场的祖母,也不是帮自己操持婚礼的亲友,而是坐在第一排中央的单位领导。座上客人都视为理所应当,只有刘涛感到荒谬。

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致富的机会,让曾经处于同一圈层的亲人间拉开距离。刘涛的几个姨妈和舅舅都很富裕,相比之下,他家的条件不算优越。刘涛成名后,母亲张罗着请亲戚们吃饭,众人倒很热络,只是都在说能上央视不容易,然后争相打包饭菜。散席后母亲高兴地对刘涛说,一定要超过亲戚们。没有人真正对他的照片感兴趣。

此时的刘涛已经参加过北京三影堂影展,开幕式上有户外音乐会,5月的薰风和乐声中,他和同好聊起自己喜欢的摄影师森山大道,开心到涌出眼泪。他已经知道,在某些地方,人们“可以自由地谈论自己在做的事。”而在家乡是不行的。

在德国办影展那几天,刘涛几乎彻夜不睡,在汉堡街头行走。人们在露天吧台喝着啤酒谈笑,海鸥簇拥着喂食的行人翻飞。他想:“动物是最了解一个城市的。”在合肥,流浪的动物原先也敢于靠近人索取食物,但现在,面对越来越匆忙密集的车流和人流,它们的神情都是恐惧的。

回到家乡,刘涛养成了喝啤酒的习惯。有时拍完照,到附近超市买上几罐,坐在路边独饮。一次,他被父亲撞见了。

图|刘涛在街头喝啤酒

父亲刚从一个觥筹交错的酒局回来,看到刘涛握着啤酒罐,如临大敌般恐慌。他立刻给妻子打电话,刘涛的母亲穿着睡衣就跑了来。老两口围住刘涛,不停地问,出什么事了,为什么一个人喝酒,是不是精神出了问题。

刘涛无法解释,只好说没事,自己马上就回家。走出一两千米,他无意中回头,发现母亲在身后偷偷跟着自己。刘涛又气又急,觉得“羞耻”。

这里容得下无数应酬的酒局,却容不下一个独自在路边喝啤酒的人。刘涛曾经深信偶像森山大道的观点:一个城市就应该留给这个城市的摄影师去拍。但这个城市,似乎正在慢慢排斥他。刘涛感到,家乡变得“既不传统也不现代”:失去了传统的温情,也没有一线城市拥有的现代性的自由与个体意志。

2020年夏天,刘涛在街头被三个男孩拦住。他们说自己住在附近,从小学就开始看刘涛的照片,现在已经结束了高考,来找他吃顿饭。

刘涛请三个男孩去吃烧烤。啤酒下肚,接近不惑的中年男人对少年们说,一定要走出去,合肥太小了。只有在偶有这样的知音找上门来时,他能感到这个城市仍有温度与趣味。但在疫情之后日益沉重的现实压力下,这样的聚会也逐渐稀少。

刘涛拍过新冠疫情最严重时的街头。那时单位安排他去另一个小区做志愿者,工作结束后他就去拍照。店铺都关闭了,街上空空荡荡。刘涛经常一个人走到深夜,拍下的照片里,五六只流浪狗在马路中间聚会,雪堆积在无人踩踏的井盖上。如同他在这个城市,日渐感到空寂的心灵。

刘涛曾经有机会离开抄表工的岗位。

刚成名那段时间,媒体蜂拥而至,有的还去采访了刘涛的同事。记者刚走,单位就传开了,说有警察来调查刘涛。领导把他叫到自己办公室,忧心忡忡地说,刘涛啊,我就快退休了,你可别给我惹麻烦啊。

等到刘涛被当地授予了一些主流荣誉,领导也觉得他给单位争了气,提出让他在内部挑选心仪的岗位。这曾是刘涛渴望的。早年他想调到看上去更体面的文职部门,为此经常帮单位出板报、画宣传材料,却未能如愿。开始拍照后,抄表工的工作给了他便利,4点钟下了班就能去扫街。此时再让他去坐办公室会让他没有时间拍照,迟到的“恩典”变成了负担。

刘涛拒绝了领导的好意。之后,他从中心城区被改派到离城一个半小时车程的站点工作,还是负责抄水表、送水费单。刘涛并不沮丧,他拍下很多人接过水费单的瞬间,按对应位置一一放到地图上,乍看像一份正经的工作记录,却透着细腻的生活质地。

街拍让刘涛把目光从自己的狭窄生活中移开,投向他者。“通过拍照认识了自己的渺小和世界的庞大”后,在单位,他越来越像个异类。打篮球赛,他不愿让着球技不佳的领导;午间闲聊,别人都聊房子、孩子,他说有本书挺有意思,叫《动物农场》;周末相约打球,大家意在交际,想在球场上结识同在体制内的、“以后用得着”的朋友,只有刘涛是去玩。

在本地的艺术圈也是如此。成名后,本地策展人给刘涛策划过一个影展。当天邀请了七八位当地的艺术从业者做嘉宾,在长桌后一字排开。主持人轮流请嘉宾发表对影展的看法,到刘涛时直接跳了过去。嘉宾们从下午四点谈到七点多,继而蜂拥着去吃饭,刘涛连说一句欢迎观众的机会都没有。有朋友来看展,只能离得远远地,冲着道具般僵坐台上的他挥个手。

后来刘涛发现,外地摄影师来合肥办展览,即使已经全国闻名,也须得请那几位嘉宾站台。曾经,他为这个城市有了各类艺术活动而欣喜,但在演进的过程中,城市把艺术变成了隐秘的权力。

在德国办展览时,刘涛拍了很多观众看展的照片。他们微笑、指点、交谈,被他镜头下的人间烟火吸引。汉堡机场箱包店的店员也在网上看过他的照片,兴奋地拉着刚落地的他合影。国别或阶层,并未阻碍理解。

图|刘涛的街拍作品

回到单位,刘涛发现之前放在桌上、登载有自己照片的《China Daily》被同事卖给了收废品的,刘涛忍着气说上面有自己的照片,同事反问:有照片怎么了?

刘涛的生活出现了裂缝。一边是短暂见过的外面的世界,更大,有更多可能性;一边是难以找到理解和接纳的家乡。中间的距离,越来越难以弥合。

有一段时间,他被频繁拉去本地的各类饭局和展览。在那些场合,人们最热衷的是相互加微信。社交,成为压倒一切的刚需。有睽违多年的老同学找上来加刘涛的微信,一问,得知他还在抄水表,就不再联系了。另一个同学找到他,说我们合伙开个摄影培训班多好,你天天街拍有什么用?后来刘涛开始清理微信通讯录,删除好友,直到三年前彻底卸载微信。妻子说,你终于能清净了。

2020年年底,刘涛所在的部门被整体撤销,他和一百多个同事一起,被分配到新的岗位。新岗位下班晚,不能再扫街拍照。上了一周的班,刘涛就觉得不行了。

妻子劝他去找人事部门谈谈,看能否换个岗位。刘涛不抱希望地去了,果然被拒绝,随即,他掏出了事先准备好的辞职信。人事反复确认,跟父母说好了吗?此前发生过这样的事:子女放弃了“铁饭碗”,不甘心的父母到单位大闹。

拒绝领导、卸载微信、辞职,一点一滴的反抗串联起来,开始通向更勇敢、开阔的前景。将他牵系在合肥的因素,也在一一消解。

辞职后,刘涛恢复了街拍,也有时间陪女儿刘小米了。以前他和女儿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别人问起爸爸的工作,小米总说是“拍照、睡觉。”现在他可以一边陪女儿画画、看纪录片,一边筹划离开的事。在给小米的那封信里他说“你长大以后真的要去世界看一看”,如今,他想带小米去世界看一看。

一天晚上,刘涛在街拍时碰见一个刚跳完广场舞、走在回家路上的中年女性。大约是意犹未尽,她一路旋转着,旋转着,直到人多的地方才停下正常行走。暗夜里,她的裙摆旋开,像一朵灿烂的花。

刘涛跟着那朵花走了很长一段路。他对女儿说过,拿起相机后,自己经常体会到“触摸不到的幸福感。”此刻,那种感觉再一次降临了。他想一直走下去,走到一个永远不用停止旋转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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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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