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只角的众牲|八部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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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费里尼

上来先普及一下沪语——大家习惯在朋友圈写的“宗桑”，正确的写法应该是：众牲。语言必须纯洁。好了，下边说事体。

大杨浦殷行街道城市名园居委会的倪书记最近火了——其实他火了好几次，今年三月底静默期间，那个有菜不发宁肯烂掉的居委，就是城市名园；之后，这位书记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擅自扣下了街道下发的志愿者伙食，又被人上门理论。最新的故事是城市名园一老人下跪求出门看病，但倪书记郎心似铁无动于衷。

还有网友拍到他上岗期间不戴口罩、工牌倒挂，烟不离手。你说他二流子吧，好像不礼貌，但是现在即便是大杨浦的二流子，个人形象也比他讲究。

有朋友把倪书记的事迹发给我——老人下跪哀求只为出门看病！，还带了恨恨的一句话：下只角的众牲！

这个朋友出生在静安寺，妥妥上只角，我这次没有及时纠正他地域鄙视链的嫌疑，因为今天的文章正要从“下只角”展开。

倪书记的故事，很多人写了，但是，好像他还是不够红。啥道理？就因为他在下只角。先忘记下只角原本蕴含的让人不适宜的含义。下只角其实指的不仅是地域，更是某种关注和流量的缺位造成的偏僻。

正是有了“偏僻”做掩护，下只角的众牲才会更为嚣张，更无所忌惮。他们很懂，更高级一点的族群物种也是不肯下放到下只角来的，更多的关注向来喜欢盯牢上只角，这是人性，也是传播规律——所以，再肮三的行为，只要屏牢，很快就会被人淡忘，而他毫毛无损。

很难想象，汇贤居的居委干部会有这样的——即便真的有，面对无数关注的目光和摄像头，也会变得雅致起来。

同样地，目光更深邃一点。东南沿海城市算上只角，西北西南东北边陲则是下只角。上只角的人们当然喉咙向来更响也更敢吆喝一点，但是习惯上流量也是喜欢朝上只角倾斜的。汇贤居一只流浪猫死了可能比铁岭或者瑞丽一栋楼的人断炊更容易让人看见。

众牲无处不在，只是因为地理方位的不同，让它们外在表现的腔调参差多态。但是，我们对于众牲要讲究公平，不因其位置偏僻而任其众牲，否则，久闻丧钟无动于衷，总有一天，这个钟就是为你鸣的。

我少年时期生活在大杨浦，标准下只角，只是还没夸张到把去外滩说成“去上海”，那个年代，殷行地区还几乎无人居住，到处是一望无垠的菜地。40年过去，殷行变得人丁稠密，众牲也应运而生。我离开杨浦太久，今天只能码字声援。收拾众牲，还真的必须采取就近原则——谁家的众牲，谁负责。

倪书记火了好久了，也没看到有人上去校伊路子，这个完全不符合大杨浦现开销的历史精神气质。

对一个以一己之力给那谁抹黑的居委干部，任何上海市民皆可教而育之，这是一般情况，至于那位下跪老太太的体健小辈，也是可以采取其他方式与之商榷的嘛。当然，切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出格的行为我们不提倡。

总不可能殷行子弟齐卸甲，竟无一人是男儿？

【费里尼荐书】

日本代表签署投降书

抗战胜利，日本军人缴械投降，叫做日俘，住在中国的日本平民仍然叫日侨，中国政府设立了一个机构管理他们，这个机构的名称，今人说法分歧，我记得我看见的招牌是“日侨俘管理处”。侨俘两个字破例密接，印象深刻。

国际通例，战胜国有权使用战俘的劳力。我们到南京时，看见日俘正在挥汗修路，江湾新建的机场尚未修好，仍由日俘继续施工。多年后，美国好莱坞拍了一部有名的电影：《桂河大桥》，演出英军战俘修桥的故事。虽然做了俘虏，为敌人修桥，那个英军上校还是很兴奋，他说，身为军人，一生做的都是破坏工作，难得有机会建设，他一定要督率部下，提高工程水平。日军攻打中国，一枪一个洞，一弹一个坑，留下无数断桥残壁，征用他们出力建设，也是一种教育。

《桂河大桥》剧照

有一天，我去看他们修路，**皇军一变而为苦力，也是千载难逢的景观。**那时机械器材缺乏，修路还是靠锹和镐，他们挖过许多战壕掩体，操作十分熟练。动作比较慢，似乎不甘心？但是一锹一镐下去很确实，不敷衍了事，也没看见有人擅自休息走动或抽烟喝水。

被遣返回国前，日本人接受中国军官指令

我也曾到江湾看日俘修机场，那里参加劳动的人数多，一片黄尘中黄蚂蚁成群蠕动，**乍见之下，产生错觉，还以为他们构筑工事，包围上海。**我看见他们整队归营，尽管鞋袜破旧，军服肮脏，他们的队形仍然成列成行，目不斜视，无人交头接耳。官长的军服上业已卸除那些显示阶级尊严的佩件，外形和他们一样狼狈，同时也失去了关乎他们生死荣辱的权力，可是他们对长官的尊敬服从丝毫未减。那时怎么也没料到，两年零十一个月后，我狼狈奔往江湾，由江湾逃出大陆。

投降，日本军人一万个不甘心，闲言闲语很多。中国政府派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飞南京“受降”，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呈递降书，两人留下历史性镜头。我乍见那张照片时，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看了几十年，终于看出眉目来，**那位降将双手送出“那张纸”时，纸离桌面太近，太低，“那张纸”也没过桌面的中线，何大将得伸长胳臂俯着上身接过来，“降将”有机心，何上将恐怕是有些慌张。**单就那授受片刻而论，日本没输。

日本关东军大约有十万人不愿投降，抛弃妻子儿女，遁入长白山中，再也没有出来。长白山区冬季有四十天下雪，气温经常在摄氏零下四十度左右，他们没有生存的条件。奇怪的是没有人逃回来，估计最后的结局是集体自杀，而且是少数人控制多数人强迫自杀。

他们的妻女担当另一种角色。那时国民政府船只有限，东北的遣送工作排在最后，我到沈阳时，马路两侧日侨摆了许多地摊，出售他们带不走的东西，维持目前的生活，大件如钢琴沙发，小件如玩偶花瓶，虽说家产充公，当局并未禁止。

那些专售“小件”物品的地摊最有看头，日本文化琳琅满目，地摊后面几乎清一色的“跪”着一个女子，绝对没有男孩子出现，只有他的母亲或姐姐，她们给“男子”留面子。她低着头，双目下垂，并不真正照顾她的货物，任凭顾客自动取货，自动照标价付款，如果有人白白拿走，她也没有任何表示。偶然有男人（多半是关内来的中国大兵）伸手去摸她的脸蛋儿，强迫她抬起脸来，她的反应是“三不”：不合作，不挣扎，不出声。

以上选自王鼎钧回忆录。书里记录的好些事，给人印象深刻。历史学家****高老师生前最后一篇文章，就是推荐我们读他。

四部回忆录脉络清晰，藉个人离乱的遭遇显现火焰山似的动荡年代，读来仿佛章回小说，精彩故事一个连接一个——这，其实是耄耋之年的鼎公，用自己的青春与血泪换来的！

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说，“这部书，简直是可遇不可求。我们当即决定加入版权竞争。同时，我承诺，尽最大努力保持作品原貌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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