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背叛的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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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十发绘《孔乙己》

在被世人遗忘许久之后,孔乙己这个鲁迅笔下的形象突然又活过来了。

从表面上看,他仍然是那个穷酸书生,读过书但生活凄惨,但在央媒亲自下场斥责他“下不来的高台”、“脱不下的长衫”之后,其内涵已经大变——谁都知道,这说的哪里是孔乙己?分明就是当下进退两难的大学毕业生,对孔乙己的鞭挞,无非是想说:“你们之所以陷入这样困窘的处境,只能怪你自己放不下身段。”

显然,这回避了对结构性问题的批评,转而谴责个体不够努力、不能放低条件,其隐含的意味,一言以蔽之,“点背不能怨社会,命苦不能怪政府”,要怪只能怪你自己。

谈到这些,有朋友感慨:“小时候让你千军万马挤上独木桥,恨不能一心只读圣贤书,长大了却又要让孔乙己脱下长衫。”当形势大变时,似乎别的什么都不用改,只要你能屈能伸就行了,中国人还真是可塑性极强。

一如当下国内的很多现象,这既像是一种保守取向的回应,又像是一种后现代的态度:一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你得为所有过错负全责,压力已经从外部转移到了内部。借用法兰克福学派学者Volkmar Sigusch的话说,在那样的处境下,人不能表现出无助,出现什么问题,“超级现代人会认为是自己的错,而不会去怪罪体制。”

然而,这原本应当有一个必要前提,那就是现代自我的成形——个体不仅能认识和感知到自身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并且能自由、自主地行动,基于此,他们才应当为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现在的问题是:你没有得到这种权利,却要为并非全然是自己造成的结构性困境负责。

如果说这听起来抽象,那这么说吧:当下大学毕业生之所以找不到工作,难道是因为他们清高爱面子吗?如果只要拉下脸,摆地摊就能过上好日子,那现在的年轻人真不在乎。

别看现在社交媒体上许多博主纷纷晒出“脱下长衫后,孔乙己的生活有多快活”,但且不说这些灵活就业的收入不稳定(美国和日本早就证明,灵活就业导致年轻人的贫困率上升),真要做好,除了少数幸运儿,那绝对是开启hard模式。把这样艰难的转型说成只是“脱下长衫”那么轻巧,这本身就是脱离实际的口吻。

回头来说,鲁迅当年为什么要写孔乙己这样一个形象?仅仅是为了嘲讽读书人放不下架子吗?当然不是。

那一袭长衫,并不只是无谓、无用的“臭架子”,也是孔乙己的尊严。咸亨酒店里有身份的“长衫客”可以坐下来慢慢品酒,平头百姓(“短衣帮”)才站着喝,而孔乙己却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点明了他的尴尬处境:他是一个有着“士”的身份,但却不得不混迹于底层的人物。

人们之所以嘲笑孔乙己,并不只是因为他的品行,而首先是这种身份上的格格不入。实际上,鲁迅交代得很清楚:尽管总因这样那样的缺点饱受讥讽,但孔乙己“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

看客们之所以取笑他,没有说出来的一层意味是:“你自诩为知识分子,却与我们为伍。”我妈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当年下乡,有一句话让她久久不能释怀:“什么老三届初中生,肚子里有点墨水了又怎么样?还不是和我们一样下地干活。”

问题就在这里:即便脱下长衫,也并不能让孔乙己免于被讥讽,因为哪怕和我们干一样的活,你仍然融入不进去——“和我们一样”证明你的落魄,当然值得奚落;但就算你真的想和我们一样,人人都清楚“你还是和我们不一样”。换句话说,“短衣帮”是一个孔乙己无法加入的俱乐部。

长衫并不只是孔乙己的面子,也是他的安身立命的“士格”,而在丧失这一自尊之后,他在那些看客们眼里甚至连“人格”都得不到,一个酒店小伙计也都不尊重他,其生死无人在意,似乎他是一团空气,没有人把他当人看待。

乍看起来,鲁迅是在批判孔乙己,但在我看来,他真正批判的其实是那些看客们——对于孔乙己的处境,没有一个人能感同身受,只有隔膜、冷淡、嘲讽,包括小说中的“我”。在此,他以一种冷峻而克制的笔触,展现出一幅真实到可怕的散沙化社会景象:人与人之间缺乏联结,人们对他人的生死全然无动于衷。

诸如孔乙己、祥林嫂、阿Q这样的人物,千百年来在中国社会上一直都有,但从未有人写过这一群像,直到鲁迅将一束光投射到他们身上,他们的生活处境才第一次被“看见”了。鲁迅之所以是鲁迅,就在于他把国人长久以来视为理所当然的无意识存在,转化成了令人震惊的反思对象。

这是鲁迅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在著名的“幻灯片事件”后,鲁迅就意识到,改造中国社会的首要前提,就是批判那些对同胞遭遇麻木不仁的“看客”,唤起人们的共情,因为这种共情才是产生联结、促成行动的基础。

1926年,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他沉痛地说:

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做“流言”的种子。

对鲁迅来说,这是一种莫大的悲哀:且不说尊严,人的存在本身都“不算什么”了,锥心泣血的痛苦,对看客们而言不过是谈资。钱理群在《游戏国里的看客》洞悉了鲁迅何以对此耿耿于怀:

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游戏场,大剧场”,一切真实的思想与话语一旦落入其中,就都变成了供看客鉴赏的“表演”。鲁迅在他的小说中反复描写的“看客”现象,就是一种全民族的“演戏”与“看戏”。

这样的全民表演,是一种极其可怕的消解力量:下层人民(祥林嫂、孔乙己们)真实的痛苦,有理想、有追求的改革者、精神界战士(夏瑜们)真诚的努力与崇高的牺牲,都在“被看”的过程中,变成哈哈一笑。

阿Q

当然,鲁迅所谋求的并不只是让这些小人物博取廉价的同情,至少他在对他们近乎悲悯的共情之下,对他们身上的弱点、缺陷也从不有所隐讳。这就是鲁迅:他既呈现真实的国民性,但又并不因此而拒绝给予同情。他们都是人。

然而,近些年来,对鲁迅笔下人物的理解却带上了一种迥然不同的意味,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原本是对阿Q这种人物既有共情又具批判的审视,但现在这句话的意思通常都侧重在“可恨”上——“别看那人很可怜,其实必有可恨之处”,这就阻止了对他人的共情,倒是更接近于“受害者有罪论”了。

有朋友和我说,他最反感的一句话,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因为他一位中学老师就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用以为自己拒绝同情他人辩护。这背后隐含着一种绝对化的道德观:“只有毫无可恨之处的人,才值得同情。”然而,且不说这样的人未必存在,这也意味着对“同情”设定了极高的门槛,完全违背了鲁迅的本意。

同样的,祥林嫂原本是一个遭际悲惨的女性,周围人对她只有肤浅的关心而谈不上有什么深切的同情,但到现在,“祥林嫂”通常被用来挖苦那些啰嗦哀怨的人物,倒不如说更让人敬而远之。

至于《药》里的“人血馒头”,本来是血淋淋地表现烈士的流血牺牲都无法触动愚昧的国民,然而在这些年的舆论场上,这个词常常倒是被用以阻止你深入探究。一有什么惨烈的公共事件发生,如果你发声关注,就可能被扣上这么一顶帽子,仿佛只有你沉默不语,让这事就这么过去,才算是对死者及其家人的尊重。

鲁迅已遭到背叛。像这样的种种阐释,意味着人们和鲁迅之间已产生了距离,甚至是一道深不见底的鸿沟。虽然鲁迅的经典看似仍是鲜活的,但它已得到重新阐释,以适应全新的社会需要。

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作品已经获得了“经”的地位,而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也确实需要对经典的全新的阐释来“适今”,并在现实的创造性实践中深化理解。不过,这种与时俱进不应该是拿鲁迅来为现实辩护,而应当是通过对鲁迅的重新理解来开辟新的可能。

以中国思潮更新迭代的速度之快,不同世代的人有不同理解也不算意料之外,甚至究竟有没有鲁迅的“本意”也众说纷纭,然而,如果当代对鲁迅的解读竟然走向了他曾经批判的那一面,那这种误读,难道不是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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