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我国思想理论战线的腐败
谈谈我国思想理论战线的腐败 作者:张功耀 当前我国正在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斗争。从严格意义上说,这场反腐斗争的实际内容充其量只能算作是反贪污受贿,真正意义上的反腐应该要比它广泛得多。在这里,我想就我国思想理论战线的腐败问题,谈谈自己的些许 …
方宗熙:从人教社走出去的著名生物学家
作者:郭戈 来源:中华读书报
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成立不久,叶圣陶引进了伦敦大学遗传学博士方宗熙(1912—1985)。方宗熙在人教社工作时间不长,却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组建了生物组、生物编辑室,主编了中学生物全部四种教科书——《植物学》《动物学》《人体解剖生理学》(《生理卫生学》)《达尔文主义基础》,以及小学《自然》教科书。这既是人教版第一套教科书的一部分,也是首套全国通用生物和自然教材。之后,方宗熙应童第周之邀,担任山东大学(青岛)生物学系教授,后历任山东海洋学院(现中国海洋大学)遗传教研室主任、生物学系主任、副院长,兼任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遗传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海洋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全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并兼任《遗传》杂志主编、《海洋学报》副主编等,成为我国著名的海洋生物学家、遗传学家和科普作家。此外,方宗熙还被选为全国第三、五、六届人大代表,政协山东省第四、五届委员会副主席等。
来人教社之前的方宗熙
方宗熙,又名方少青,福建云霄人,1912年4月6日出生在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青少年时代的方宗熙,十分好学上进,异常勤奋努力,很有学习“原力”。 他自己说过:“上初中时,每天天还没亮,我就起床在油灯下念书。放寒暑假,我从不去闲逛,除了参加家务劳动,就是埋头看书。在厦门大学上学时,我每天的活动都是有规律的。早晨很早就起床,早餐前先念一两小时的书,课余大半时间是‘泡’在实验室里,按要求做未做完的实验或做自己设计的实验;晚上,大部分时间是在图书馆,那里有我的‘固定’座位。”
方宗熙1929年考取厦门大学预科,后入本科,主修生物,辅修化学,最感兴趣的是遗传学和进化论。在学期间,成绩优秀,获得“清寒学生奖金”“陈嘉庚奖学金”,并创建“厦大生物学会”(学生组织)和《厦大生物学会期刊》,发表了许多文章,显露出了对海洋生物研究和创作的不凡才能。
1936年方宗熙大学毕业留校任教,翌年回母校云霄中学教生物课。1938年初漂洋过海,先后赴印尼巨港中华中学、新加坡华侨中学任生物学教师兼教务主任。他的课深入浅出,十分生动,注意讲解救国救民的道理和引导学生钻研科学问题,深受学生喜爱。他还在胡愈之创办的《风下》刊物上发表了不少科普文章,如《公鸡变母鸡》《子女为什么像父母》《换血救命》《细菌是怎样生活的》《为什么要研究生物学》《谈姑表结婚》《从白痴低能讲起》等,还曾写过一部连载小说。
1947年,方宗熙得到友人资助和英国奖学金,远赴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攻读人类遗传学博士学位。1948年在英国的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并不断地给胡愈之的《风下》和《现代周刊》写“伦敦通讯”。1950年5月,方宗熙获得博士学位,向东回国受阻,便向西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做访问学者。半年后,在异国他乡漂泊13年、38岁的方宗熙回到了祖国,经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介绍,先到总署编审局担任编审,接着又调到人教社负责编写生物教科书。在人教社成立之初,国家选调了一批优秀的教材编写者,他们都是专业出身、教学经验多、文字能力强、学术研究深,其中不少人多年从事教材编辑工作,也不乏留学经历者。从方宗熙的经历来看,他是生物学科教科书编写者的合适人选,具备了作为国家教材编写者应有的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
在人教社工作的方宗熙
关于方宗熙来人教社,叶圣陶1951年5月3日的日记里有一段记载:“方宗熙君校订世英之自然地理,指出错误数处,为之重写,皆甚切要。……以往通过书稿太随便,今后宜取严格。然如何得人审阅,实为最难解决。方君毕业于英国,得博士,系愈之避地南洋时之友人;近来总署,以后将请其转入教育社,主持生物一组。我社向无生物组,今从自然组分出,所余者改名数理化组。”可见方宗熙的“出场亮相”很不一般,让叶圣陶另眼看待、印象深刻,并决定调其到人教社工作。1951年5月15日,人教社生物组成立,组长方宗熙,组员李沧、濮源澄。1952年7月,生物组扩充为生物编辑室,人员有所增加(任树德、江乃萼)。
与方宗熙同时在人教社做编辑组长或室主任的,都是年龄比他大、资历比他深、从业时间比他长的名家学者,并且生物组(室)的工作人员也是最少的。但是,作为教材编写新秀的方宗熙,所做的工作一点也不少,其“出场亮相”不一般,“出手招数”也很不凡,仅仅两年时间,成果相当可观——主编中小学生物和自然教科书6种19册,发表有关生物教材论文6篇,还出版3部著作(含合译2部)等。
方宗熙到任后第一项工作是“校订”林英、文彬如编的《初级中学生理卫生课本》(人教社1951年8月版)。接着,他便投入所有生物教科书的自编工作,即初中课本《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卫生学》和高中课本《达尔文主义基础》。这些课本均为上下册,1952年春季由人教社出版,助编者李沧、濮源澄。这套教科书大都以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编译苏联的各种生物教材为蓝本改编而成,依据的是教育部1951年《中学生物科课程标准草案》。
方宗熙又根据教育部1952年编订的《中学生物教学大纲(草案)》,结合材料和我国实际,对上述初高中生物教科书进行了全面修订,并都合并为全一册,均于1953年春季由人教社出版。其中,初中课本《生理卫生学》改称为《人体解剖生理学》,又与任树德合编了高中课本《人体解剖生理学》。
方宗熙还主持编写了高级小学课本《自然》(上下册,编者方宗熙、陈同新、江乃萼、周芬、许南明、任树德,人教社1953年3月原版)。本书参照苏联小学自然课本编写而成,适用于小学五六年级。1954年该书改为四册,并加上彩色插图。方宗熙编写的上述教科书,均入选教育部和出版总署发布的春秋两季中小学教科用书表中,并成为新中国第一套生物通用教科书和小学自然统编教材。
对于方宗熙编修这些课本的情况,《叶圣陶日记》都有记载,如“方君之稿甚好,言动物进化,井井有条,余深感满意。”“两个月内共改稿六种,方君之稿四种,余者化学与外国经济地理也。”“看方君等所撰自然稿十余页。系根据苏联之小学课本,一部分以水为中心,一部分以矿藏为中心,叙述方法甚佳,循序渐进,浅显易晓。余告方君等此稿给小学生读,尤宜注重语言,不可留有文字上之障碍。”1980年《人民教育》杂志记者采访方宗熙后写道:“书稿写出以后,叶老总是亲自审阅,并且一字一句地修改。有时还要把方宗熙找去,仔细地告诉他为什么要这样修改。叶老说,你的文章还有‘洋气’,许多句子太长了,我国文章的特点之一是短句子。后来方宗熙常对别人说,叶老是我的文字老师,我受他的教益非浅。”
此外,配合中学生物教材的使用和教学工作,方宗熙在《生物学通报》《人民教育》等杂志上发表了6篇论文,出版了1部科普著作《古猿怎样变成人》(开明书店1952)。他还与周建人、叶笃庄合译了达尔文的两部名著《物种起源》和《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分别于1954、1955年由三联书店、科学出版社出版,成为生物学界必读的“教科书”。
方宗熙在人教社工作仅仅两年,却编了这么多教材,写了这么多论著,可以想见他当时该有多勤奋、多投入啊!他的夫人江乃萼在他去世后所撰写的回忆文章中也说:“二年的时间,如果不夜以继日,是写不出那么多书来的,在我的记忆中,在这两年里,他没有去过颐和园、故宫、北海、天坛,观赏北京雄伟壮丽的名胜古迹!”方宗熙在人教社的超强的敬业精神和职业能力令人肃然起敬,在人教社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不禁要表达所有人教人对前辈方宗熙先生的崇高敬意和深切怀念!并且,还有许多像方宗熙这样在人教社工作过、后来又离开的声名远播者,如教育家辛安亭、柳湜,心理学家朱智贤、陈元晖,语言学家吕叔湘、魏建功,文学家吴伯箫、陈伯吹,文史学家宋云彬、张毕来,语文教育家蒋仲仁、刘御,历史学家巩绍英、汪篯,地理教育家田世英、褚亚平,地图学家曾世英,出版家金灿然、吉少甫,小学教育家霍懋征、吕敬先,等等。我们都会记住他们对人教社、对我国教材编写和教育图书编辑出版的功绩和贡献的!
离开人教社后的方宗熙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厦门大学海洋学系理化组21名师生北迁青岛,与山东大学海洋研究所合并成立海洋学系;接着山东大学又将动物学系与植物学系合并为生物学系。山东大学副校长、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向方宗熙发出邀请,方宗熙为之心动,毕竟这是他多年追求的专业方向和科研夙愿,他钟爱的当时全国大学最好的海洋科学和海洋生物专业此时已聚集于青岛,他大学时代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也在此工作。对于方宗熙来说,编写全套生物教材的挑战已经圆满完成,攻克海洋生物遗传难关的挑战又深深地触动了他。叶至善曾撰文回忆说,方宗熙、王泗原、蒋仲仁、朱文叔、张志公都是“我父亲信赖的好手”,所以对于方宗熙的离去,“我父亲不免有点儿怅惘”,“很不情愿地接受了他的辞呈”。方宗熙的离开,无疑是人教社的一大损失,也使我国少了一位生物教材编辑出版的领头人,但因此却多了一位著名的海洋生物学家和科普作家。
方宗熙后半生奉献给了海洋科学事业,主要成就有三个方面:一是在海洋生物学上的贡献,集中表现在对体细胞遗传学、海带遗传学、海洋藻类以及学科建设的研究上,发表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科研成果,既有宏观理论建树,也有实际应用成效,对我国海洋生物学科以及海水养殖业贡献巨大。二是在教书育人上的贡献,培养了一大批海洋生物学者和建设人才,编著出版了一系列大学教材和参考资料,如《生物学引论》《普通遗传学》《达尔文主义》《生命的进化》《生物的进化》《拉马克学说》《细胞遗传学》等。三是在科普事业上的贡献,他把科普创作视为一名科学家的份内工作,投入了极高的热情和大量的精力,采用了多种途径和方式,留下了十几册的科普著作和几百篇科普文章,如《古猿怎样变成人》《生命发展的辩证法》《遗传与育种》《生命进行曲》《米丘林学说》《达尓文学说》《遗传工程浅学》《生物基础知识》》《科学的发现——揭开遗传变异的秘密》等。1984年,方宗熙与华罗庚、茅以升、高士其、钱学森等7位老科学家在中国科协“二大”会上受到了大会表彰。方宗熙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编著了这么多书,发表了这么多文章,简单地说,就是抓住了人生最宝贵的时间。方宗熙也说过:“平时,我不串门,我不抽烟,不喝酒,有钱就买书。人家叫我‘书呆子’一点也不冤枉。如今,我已年过古稀,‘书呆子’本色依然不改。”
方宗熙虽然离开了人教社,但是他的人教情缘却没有断:他仍然按照要求,积极参与主编的人教版生物教科书的修订再版工作,“在暑期,他还回人教社根据教师们提的意见,把四部课本修改了一遍”。他一直保持着与叶圣陶及其大儿子叶至善(方宗熙部分科普作品的编辑和策划)的联系,只要到北京出差开会,有机会他都去拜访;叶圣陶对方宗熙的科研工作也很关心,得知他在海带育种方面作出出色的成绩后“高兴非凡,每回见到他,总要问他又有了什么新进展”。还有就是方宗熙因为编写中小学教科书、心中装了更多的学生,30多年来他坚持为广大青少年学生撰写生物科普作品。虽然他没能够再给他们编写更多的生物教科书,却编写了更多与教科书效果一样的、科学性和通俗性都很强的一大批科普读物,因此受益的学生不计其数。方宗熙说过:“如果通过科普读物的启发,一百万人中出一个爱迪生,那将是多么了不起啊!”
1985年7月6日,方宗熙在青岛逝世,终年73岁。方宗熙“活得太拼”,常年辛勤耕耘,不知疲倦地工作,改革开放后为了弥补十年浩劫的损失,他更是加倍努力,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方宗熙晚年得的病是胰腺癌,他最后对相依为命的老伴无奈地吐露了痛苦和心愿:“惨啊!真惨啊!我还有三本书没有写出来”。叶圣陶在医院里从他的儿子叶至善那里得知方宗熙去世的消息后,“沉默了一阵子,叹了口气说‘可惜,一个好人’!”
现在,中国海洋大学校园里矗立着方宗熙的塑像,镌刻着:“中国海洋生物遗传学和育种学奠基人”。如何评价方宗熙对于新中国生物教材的贡献呢?我觉得用“新中国生物教科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比较恰当。因为在方宗熙之前,还有一位对新中国生物教材作出过开创性和杰出贡献的重要人物,他就是著名生物学家、社会活动家周建人(1888—1984)。准确地说,是方宗熙接过了周建人传过来的接力棒,完成了将苏联生物教材中国化的任务,并将这个接力棒传递了下去。
(作者为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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