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声与阴谋论齐飞：胡某宇事件，为何真相公布后仍然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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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某宇事件，从当事人被曝失踪到确认缢亡，整个过程里呈现出纷繁复杂的舆论生态。2月2日，警方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已梳理掌握网上杜撰虚假事实、制作虚假场景、炮制虚假录音、拼接监控视频、假冒事件当事人等五大类共计120余种虚假信息。

为何这类事件往往会伴随大量的质疑、联想乃至谣言？比起真相，有时候我们似乎更容易相信阴谋论？报道青少年自杀等悲剧性事件时，媒体如何把握信息披露与道德伦理的边界？本期全媒派对话多位传媒学者，试图寻找答案。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1.在胡某宇事件的发酵过程中，很多犯罪动机或夸张故事曾被提出，有的甚至发展成阴谋论。很多类似事件中也常常伴随着大量猜测和联想，原因有哪些？

辜晓进（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第一，有些人对于相关机构所发信息的信任度下降。

第二，在缺乏信任的前提下，人们会脑补一些情节，对阴谋论之类推测产生兴趣，事后证明这类推测大都不靠谱，其中有不少所谓事实是假新闻。现在很多假新闻会伪造合法性，从消息源、叙事方式等各方面看上去都似乎是一个合规的内容，让人更容易相信。

第三，该事件主体是一个年轻学生，而且涉及死亡、自杀等因素，本身就牵动人心，特别是年轻人和家长会产生共情，进而引起广泛关注。

第四，越是舆情焦点，越容易引起更多媒体的介入，进而容易把事情传播开来。加上现在复杂而多元的网络传播，会让人有很多想象空间。有些人可能原来没有想那么多，但是一看某某文章/视频，脑补一下，然后形成各种各样的判断，这些判断又反馈回舆论场，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和讨论的大量猜测与联想。这种现象暂时没办法完全避免。

2.网络上一些质疑、猜测信息的出现，是否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辜晓进：现在网络上更多是一些推断和质疑，而如果推断和质疑的目标朝着阴谋的方向演化，也就是有个主观故意方的存在，才有可能变成所谓的阴谋论。阴谋论一般都包含人为的主观故意因素，所以它和猜测、推断、质疑其实是不完全一样的。

网络是一个反应极其灵敏的系统，它有一个自我净化的过程，哪怕是假新闻，有些也可能不攻自破。总体上，我觉得质疑、推断层面的信息，是有一定积极因素的。

第一，它对信息的发布方，特别是对公共信息的发布会形成一种良性压力，使得有关方面更快速、更完善地履行自己的责任。

第二，它能让信息发布者更直接地面对民众，了解民众的真实想法和诉求。

第三，更重要的是促进事情抵达真相。这里讲真相，不是说事件里一定有阴谋，而是指有些应该公开的信息要及时公开。

所以，哪怕有些质疑显得有点咄咄逼人，甚至是大家脑补了很多东西，但是客观上还是有一定好处的。网友们对于胡某宇事件的关注和讨论热情，我总体上持赞成态度。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曹然（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我认为只要是出于善意的动机，一些合乎情理的质疑、猜测即使短时间内缺少足够事实的支持，也应当在可控范围中允许其出现和存在。

因为网民在事实材料的掌握上其实是先天不足的，如果对网民提出像新闻记者、执法人员一样的高要求，可能导致其无力承受事实核验的预期耗损，从而迫使他们放弃行使自身正当的知情权、表达权，打击其了解和参与公共事务的信心。

反过来说，在善意动机驱使之下做出的合乎情理的质疑和猜测，即便后来被证明与事实真相存在一定出入，只要它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就应该被允许。当然，如果这些质疑、猜测信息超出了一定的边界，比如可能立即造成社会恐慌，引发社会动荡，则应当进行必要的限制。

3.的确也有救援队员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个别网民“脑洞大开”曾影响搜救方向。其中一些信息可能也会被媒体采用，这会造成误导吗？

辜晓进：信息社会的以讹传讹，对舆论会带来一些误导，主要表现在会对认知产生干扰，影响人们对于真相的理解。

至于对媒体的操作，倒是影响不大。因为媒体的操作有其准则，需要遵循一定的框架，只要是足够专业的从业者，不会受到太多影响。

我倒想提出另外一点，这么多纷乱的信息，稍微有点责任心的媒体，应该积极介入，并通过自己的调查去证实或证伪，至少促使真相出现，或发挥正确的引导作用。

冯帆（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这也说明当前在新媒体环境下，媒体不再是各种信息的垄断者，也不再是公众唯一的信源。

而面对新闻时效的要求，媒体有时也不得不从各种渠道获取信息，例如从一些自媒体和网民的话语中搜集信息，这的确是一把双刃剑。

4.相较于常规信息，流言或谣言信息的传播往往更有市场，其吸引力从何而来？比起真相，为什么有时候大家更容易相信阴谋论？

辜晓进：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因为从新闻价值的角度来说，反常的事情，它的新闻价值往往是比较高的。我常跟学生们说，事出反常必有妖，但公众喜欢。他们的看点一个是反常，一个是故事性。阴谋论是构成反常故事的最便捷（成本最低）的方式之一。

以电视剧、电影为例，很多好看的故事里面，一般会有对立面、有过错方、有阴谋方等，形成一种更具吸引力的叙事架构。

我记得在20年前，美国有位专家和我说，那时候西方报纸就已经不太好办了，因为媒体很多，市场饱和了。如果要新办一个报纸，那就只能考虑走低端，走低俗路线，追求感官刺激，那它的发行量才可能超越既有报纸。

这在当时是符合逻辑的，套在现在的信息社会，这种信息也是容易传播的。世界上很多研究统计都显示，低俗或虚假信息的传播比我们正规渠道发布的正确信息的传播更快、更广。

回到舆论中的阴谋论，其特点往往是特别出格、想象力过于丰富、带有反叛色彩等，更容易带来流量。而话说回来，猎奇、反常、耸人听闻这几种因素，在传统媒体时代也是媒体所追求的东西，现在面对广大网民，就更是这样，只不过现在有很多反常或耸人听闻是无中生有的。而正规媒体因为有把关人的存在，报道的一般都是真事。问题在于，我们日常的社会生活里，不可能出现那么多反常的真事。那为啥有些人会信以为真？因为部分网民不会从证伪或辟谣的角度来想，而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至少可以娱乐一下，所以大家愿意转发。

中国古话就有“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说法，再加上网络的推动，大家的信任与转发，最终会形成一种人为的轰动效应。

5.为什么像胡某宇自杀这样有重大争议的事件，在官方公布真相之后仍然众说纷纭？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在真相有案可查的情况下坚持错误事实，意味着存在一种“造假的共识”。

这样的行为在历史研究中并不罕见。法国历史学家为此使用了“虚假的真相”这个概念，即在某种历史策略框架内“伪造真相”。这源于“伪造者与其受众之间的默契”，它将“对伪造的认可”作为传播过程中“某种信念的推动力”。换言之，“虚假的真相”不仅来自伪造者与公众之间的默契，也意味着存在接受谎言的条件，即公众需要某种信念。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曹然：一方面，面对不确定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潜在危险，人们试图进行解释，从而消除内心的不安。

另一方面，人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会通过各种交往行为维系、增进自己和群体的关系，其中就包括了传递各种信息。基于这一目的，信息的真假有时不再重要。此外，人会致力于提升自尊的认知活动，然而，自我提升对于认知、判断的偏差影响是显著的，这一偏差影响甚至会延伸到人们所属或认同的群体。为了更好地区分“我们”和“他们”，可能公然、有意地为私利散布谣言，也可能无意识地选择和传播利己谣言。

6.数字媒体时代，很多信息是以碎片化的形式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未必全面的信息是否可以被接受？

辜晓进：即使在传统媒体时代，当一个事件突然发生后，也是无法直接抵达真相的，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报道逐渐抵近真相。所以信息呈现是要分阶段的，过去常会有系列报道。在互联网时代，时效大大增强了，信息发布以分秒计算，就更加会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比方说美国“911”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就在纽约。一开始，这么大的事件发生了，媒体要全力以赴报道，但是短时间内又得不到真相，比如死伤多少人，这是差不多一年后才完全确认的，但所有媒体的报道每天都不间断，有不少现在看来是不准确的内容，但难以避免。

所以即使在传统媒体时代，它也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要允许媒体无法在短期内得到真相。

在数字时代，时效性加强了，不是以天来计算，而是以分秒来计算，这其实还压缩了报道周期，在追求更快的路上，很难毕其功于一役，那么就可能会呈现碎片化的特点。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7.这类事件报道常常牵涉到当事人及家属的隐私，以胡某宇事件为例，您觉得隐私权让渡的边界在哪里？

冯帆：以胡某宇事件的报道为例，隐私权让渡的边界应该进一步明确，保证公众知情权和当事人隐私权之间的平衡。在充分保证和尊重当事人隐私权的前提下，实现对知情权的兼顾。同时媒体和公众也需提升新闻参与边界的意识，防止出现媒介审判等情况。

辜晓进：在涉及胡某宇这种青少年自杀事件时，需要强调下，他既不是公众人物，也不是政府官员，我们应当尊重他和他家人的隐私权利。

所以很多无关细节不必要穷追猛打、抢着把它披露出来，媒体记者需要有一种对于尊重个人隐私权的自律。

当然，这方面我们需要启蒙的地方太多了，积极正面探讨，是提高我们媒介素养的一种方式。接受到什么程度是其次，我们只有不断进行输出，时间长了一定会有好的效果。

8.对于青少年自杀等悲剧性事件的报道，如何去把握内容披露的尺度？有哪些不可触碰的禁区？

辜晓进：关于自杀事件的报道，涉及新闻伦理，全世界已经有很多规范了。我确实也会担心胡某宇事件形成比较负面的舆论效应，因为如果最后把焦点全部转移到他的自杀方式及成因等方面，我担心会带来另一种反效应。

对于自杀，人类已经有数百年的研究历史了，大量事实证明，自杀事件如果被广泛传播，可能带来更多的自杀！

这里想说一下“维特效应”。歌德有一篇小说，叫《少年维特之烦恼》，讲了一个年轻人因失恋而自杀的故事，结果小说引起轰动的同时，在当时的欧洲掀起了模仿维特自杀的风潮，以致有段时间很多国家把它列为禁书。以前美国有社会学者也统计过，每一次轰动性的自杀新闻报道后的两个月内，自杀的人数会大大增多。

**多年前，世界卫生组织面向媒体工作者发布过报道自杀事件的参考指南。**所以其实是有规范的，但可能有些媒体人或自媒体人不清楚，没有充分意识到重要性。我们也希望媒体能做一些引导，告知这种自杀事件的信息传播是具有非常鲜明的新闻伦理特征的，需要遵循基本的操作规范。

编者注：报道指南内容可简要概括为“六要”和“六不要”，中文版指南参考以下链接或点击阅读原文：‍‍‍

预防自杀：供媒体工作者参考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258814/WHO-MSD-MER-17.5-chi.pdf

指南来源：

英文版原著: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预防自杀协会

中文版翻译: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

Preventing suicide: a resource for media professionals, update 2017.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7 (WHO/MSD/MER/17.5). Licence: CC BY-NC-SA 3.0 IGO.

©Beijing Suicide Research and Prevent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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