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基层社区战疫困局:上百人被隔离在酒店 “连根体温计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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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1月29日晚上,接受了社区的安排,到定点酒店进行隔离,但是里面没有医护人员,甚至“连根体温计都没有”,上百人住在里面,存在交叉感染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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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武汉武昌放鹰社区书记的一封特殊的求救信出现在网上。

“我这几天天天在没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和确诊病人一起,昨晚还扶一个高度疑似老人下楼去医院。看着那么多社区发热尤其是确诊病人得不到救治,每天急得哭。”

“之前我已报了多次……让社区去解决……社区工作者已经被推到风口浪尖,我们几个同事因为接触病人都在社区睡觉不敢回家;生怕成为带菌者传给家人,请一定一定保证社区工作者的人身安全,今天务必派人到社区,一是帮助处理应急事件,二是安抚一下压力巨大的社区工作者!”

这封信很快淹没在潮水般的疫情信息之中。

汹涌的疫情面前,社区被看做是第一道“防波堤”。基层工作者们承担着维持正常运转的任务,也担负了最沉重的压力。

“我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我老婆都好像是跟我告别一样”

接受采访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徐晴还没忙完手里的工作。她是汉阳区建桥街车站社区书记。车站社区距离汉口火车站不到10公里,是大型的老旧社区,也是武汉疫情感染的重灾区。这片社区有3000多户,加上流动人口,总计9000多居民,社区工作人员却只有9名。

一开始听说有人感染病毒的时候,徐晴想到了十七年前的SARS。后来听到“不传人”的消息,也就放下心来,还跟其他人说,要相信政府。春节之前的工作有很多,给低保户发放过节物资,还要搞演出。

1月23日,武汉开始封城。第二天,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第7号通告,对发热的居民进行分级分类诊疗筛查,社区负责初筛诊断。与此同时,政府将全市2000多个社区书记的联系方式公之于众。

徐晴一天之内接到超过一百电话,半夜手机还在响。有些居民并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只是比较压抑,内心恐慌,不知找谁诉说,也打电话进来。

疫情来势汹汹。社区的工作人员一共9人,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值班,有的工作人员觉得招架不住,有抱怨情绪。当时徐晴刚做完手术,还在休养,回到岗位之后,她将班底分成两拨,四个人一组,轮流值班。

**“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一种打乱仗的感觉。从上到下都不知道怎么处理,什么事情都往社区下面推,导致居民全部涌向社区,我们压力很大。”**徐晴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工作在前线,有家也不能回,他们担心病毒传染。

胡明是车站社区的卫生主任,他跟绝大多数居民一样,在政府公布疫情的严峻情况之后,才意识到防护的重要性,戴上了口罩。

“太晚了。”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说,“大家都觉得医院是第一线,其实社区也是第一线,但外界很多人还不知道社区在做什么。”社区负责对出现症状的居民进行登记,了解情况,有时还要上门提供帮助。

“**我们的医疗设施、防护物资,专业技能知识也都不够,所以处于非常一个危险的状态。**防护服现在有了,但是跟医院不太一样,级别没有医院的好,感觉是外观的意义大于实际的意义。口罩也是普通的,听说医院是四小时一换,我们一戴就戴一天。”胡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车站社区里的老年人很多,都是“婆婆爹爹”,约占全部人口的四成,这给防疫工作带来了困难,常规的微信群远远无法覆盖全部人群,告示也贴,但有人可能不看。还是几十年前的老办法,胡明带着喇叭,跟同事到社区里喊,走完一圈需要一两个小时。上午两三个人,下午两三个人,也顾不了是否扰民了。

“说实话,我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我老婆都好像是跟我告别一样,因为我们心里都很害怕,但是害怕又能怎么样呢,还是要去做。”胡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本来是整体性的问题,最终由基层社区买单

经历了早先的混乱,物资的短缺得到了缓解,但不断增长的确诊和疑似病例加剧了医疗资源的紧张,这让基层社区不堪重负。

车站社区书记徐晴对此深有体会。居民出现发热和咳嗽等症状,在社区登记后,被送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时候就会被拒绝,对方建议直接送到定点医院去,但医院床位又非常有限。有时,社区工作人员去卫生服务中心帮病人拿药,如果没有这个药,矛盾又会转到社区,徐晴也不知道如何处理。

赵雷经历了这一切。辗转四家医院,他终于给高烧38°度的奶奶找到吸氧和打针的位置。奶奶已经73岁了,医院里到处都是折叠床和吸氧设备。“说实话,社区真的帮不上忙。”赵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月16日,先是赵雷的父亲出现了发热症状,当时没在意,以为是普通感冒,但咳嗽越来越重,住院之后,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为了给赵雷一家减少负担,奶奶回到位于黄陂区的老家。

1月26日,奶奶也出现发热症状,但没跟家里人说,只是自己居家隔离。赵雷意识到不对,赶紧把奶奶接回来。他先是带着老人去了社区医院,但对方表示,病情太严重,还是直接去大医院。

赵雷只好带奶奶去附近的东西湖区第二人民医院,照了CT,肺部已经感染。医生建议他们去对口的定点医院做试剂检测,住院治疗,但接连跑了两家医院,都没有床位。几经辗转,赵雷终于在汉口医院急诊科排上了一个吸氧的位置。

社区医院曾联系过赵雷,可以让老人到附近的酒店集中隔离,避免传染,每天有医生检测体温、管吃管住,但没有治疗和吸氧设备,14天隔离期内不准家人探视。想到老人的身体状况,赵雷拒绝了。

武汉市洪山区的郑斌也求助过社区。他外婆81岁,肺癌晚期,1月27日开始低烧,双肺感染性病变,但定点医院因没有床位、无法收治、不能做核酸检测,而不做核酸检测,就不能确诊为新冠病毒感染,继而无法住院治疗,陷入死循环的郑斌一家到社区医院求助,社区医院建议“先赖在医院留观室再说,那里医疗条件比社区好”。

回到普仁的外婆在留观室打消炎针,但没有吸氧设备,呼吸越来越困难。第二天凌晨,外婆在家中去世。他给《中国新闻周刊》的文字回复中写着,“就是眼睁睁看着最亲的人死去。”

矛盾不断加深,有时甚至会激化。社区医院缺少防护物资,医疗条件有限,并且面临着感染和减员的困境。本来是整体性的问题,最终由基层社区买单。

李涛是第一批加入志愿服务的网约车车主。1月26日,他进驻放鹰台社区,看到社区书记一个人在支撑。当时,武汉已经封城,公交车和地铁停止运行,工作人员连上班都成了问题。

放鹰台社区就位于湖北省委旁边,住着很多老人和干部,社区工作不胜负荷。

书记没有足够的防护,还要帮助出现症状的居民上救护车,最终也病倒,只好在家隔离,同时远程指挥,于是有了前述的网上公开信。记者向放鹰台社区书记表达了采访的意向,但对方以忙碌为由婉拒。

要把“黄豆”和“绿豆”分开

“如果按照我们建议的分层管理的方案真正实行起来,2-4周湖北境内疫情就会得到极大控制。”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教授、国际学术期刊《新发病原体与感染》主编卢山此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1月27日,卢山和另外45位病毒学家发起了分层管理的倡议书。简易急性呼吸道诊疗中心可以设在2-3星酒店,而不是已经人满为患的定点医院。酒店由当地政府征购和借用,留观病人可以在里面吃住、看电视,生活条件有保障。把社会上流动的百分之八九十疑似患者控制住,哪怕还留有百分之一二十,压力也会小很多。

2月2日,疫情持续蔓延,卢山在给本刊记者的邮件中回应:“我们的方案仍然有效。”同一天,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召开会议,要求对所有疑似患者集中隔离。用司机师傅李涛的话说,要把“黄豆”和“绿豆”分开。

但问题依然存在。车站社区的隔离点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铂豪酒店,另一个是区委党校。接受采访的时候,社区书记徐晴正在忙着进行分批隔离。隔离点的设施还没有准备完善,比如暖气。因为担心病毒扩散,酒店的中央空调不能打开,里面很冷,这对于老年人群是个大问题。

张女士在微博公开求助,夫妇二人都是高度疑似患者。1月29日晚上,他们接受了社区的安排,到定点酒店进行隔离,但是里面没有医护人员,甚至“连根体温计都没有”,上百人住在里面,存在交叉感染的危险。

政策的落地,需要依靠社区,居民的生活与防控也需要依靠社区,在离市民最近的第一道防线,是武汉自救的根本。

(文中徐晴、胡明、赵雷、郑斌、李涛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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