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名顶替——请让那些死去的岁月死的明明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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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就看到“冒名顶替上大学”这事儿了，生动的诠释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本以为中国人都身经百战见怪不怪了，所以只是在前几篇文章简单提了几句，结果事情越来越大，“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关注的人越来越多，自己或者自己的下一代也可能面临相同的处境，另一方面，受害者角度的叙事鲜活，像是一部部恐怖片。比如苟晶在第一年被顶替，第二年重新参加高考，却被一所没有填报志愿的野鸡中专录取，班上40多名同学大部分都是来自山东各地，甚至在她第一次高考完，学籍档案已经被提走，第二次参加很可能并不是真高考。那些塞满野鸡中专的山东学生，甚至就像是塞满集中营的犹太人，肉体没有死亡，但自己的人生和理想被慢慢焚化。

这些事情的恐怖之处就在于不可思议，里面有太多常人无法理解的事情。要成功的操作一次冒名顶替，需要牵涉到方方面面：伪造别人身份、伪造别人的户籍，得到她们的录取通知书、获得她们的学籍档案，最后还要通过高校入学审查。就拿苟晶最后就读的那所黄冈市的野鸡中专来说，还给没有填报志愿，甚至没有参加真正高考的人发了录取通知书。截至目前我也没有真正弄清楚这一切是如何可能的，这可能就是“有志者事竟成”吧，人家几代人的努力，凭什么要输给你的十年寒窗。

与之前的所有事情一样，人们对受害者的要求特别高。受害者要格外注意自己的发言姿势，捅破窗户纸的手指用了力，手指仿佛也就有了罪。比如济宁市曾要求苟晶删帖，认为苟晶的发声破坏了当地的正面形象。可是，破坏济宁市正面形象不是那些胡作非为的官僚吗，反而受害者给你们丢人出丑了？还比如，假陈春秀的同事们评价陈春秀“举报做的太绝”，假陈春秀毁了人家的一生做的绝不绝，反倒怪受害者做的太绝。那位苟晶第一年就是因为班主任暗中操作被冒名顶替，事后接到忏悔信还选择了原谅，做的一点也不绝，结果第二年参加的都不一定是高考。

宽容只适用于强者对弱者，因为它首先是一种选择，只有你可以选择不宽容的的时候，宽容才会成为一种善良。弱者是没有资格宽容强者的，否则分不清那是宽容，还是懦弱。

冒名顶替事件中，懦弱的人更容易被精准的挑选为下手的对象。披露出的受害者大部分都是女性，因为在传统社会里认为女性是脆弱的，受害者的家庭大部分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所以他们更难产生有效的报复，甚至他们因为信息的匮乏都难以意识、求证到冒名顶替的存在。这种歧视也是隐性的，苟晶的班主任曾经带着一万块钱来找苟晶，请求她的原谅，即便你真的认为这事儿可以谈价钱，一万块钱也是种极大的侮辱。

你捅了我一刀，然后和我说“我们要以和为贵”，那我也只能捅你一刀，告诉你“你要想开点”，这才是谈论道德的正确姿势。

当然，网上关于这种事件的写作技巧也变得越来越娴熟，把事情一五一十的复述了一遍，配上几幅图片，重点突出受害人的家境贫寒，上学的艰难，最好再讲讲自己身边人的故事，末尾加一句感叹“这是怎样的黑手，这是怎样的人性”，仿佛毁掉无辜者人生的只是人性的自私冷漠。

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不是此问题的根本，人可以很善良，可以为受害者鸣不公；人也可以很自私，可以动用私权践踏底层尊严。只抓住人性善恶两极，总会被暗中引导出一句屁话——坏人之所以是坏人，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坏人。以及与之相伴的马丁路德金的一句话，“最大的悲哀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那么坏人是如何产生的，是坏妈妈生的吗？坏妈妈不也是坏外婆生的吗？好人是如何沉默的，是因为内向吗？

善恶并不是唯一的标准，人性复杂，有的时候会体现善，有的时候会体现恶，那位参与冒名顶替的班主任良心发现，写了忏悔信，是善，但这善中同样包含了恶，因为他试图通过这种微不足道的善来征得当事人的原谅。有的地方坏人少一些，不是因为人的基因不一样，而是作恶的空间少一些，坏人以权谋私，问题不是坏人掌握了权力，而是权力没有监督和约束。孟德斯鸠早就说了，一切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我国也很早就提出过目标，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为什么不关进人性的笼子，因为人性辽阔无疆。

冒名顶替事件牵涉的利益链之广，规模之大，手段之隐蔽，远远不是“我们当中出现了坏人”一句话能打发的。习惯在各类社会事件贴大字报声讨个体的恶，其实是一种特别鸡贼的做法，避免了屋里大象的出现，显得既安全又正义。人们特别热衷于展示这个人有多么坏，受害者有多么可怜，去忘记了声讨为什么他们可以那么坏。任何人也不要高估自己的人性，毕竟你也没有尝到过权力的滋味，尤其是当它不受监督的时候。而我们也并不需要区分好人坏人，我们需要区分他们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也是我们一直要求公布整个运作机制的原因，而不仅仅是处分涉事人员，现行的考试、录取、审核机制只要有漏洞，就会有利用它的人，他们家里不成器的、亲戚没出息的，总要想法设法找个出路，你的漏洞越多，他们的成本越低。2017年的河南省的王娜娜事件，9名直接责任人所受到也只是“严重警告”和“行政处分”，王娜娜还将顶替者、涉事的两所学校等告上法庭，要求他们承担相应责任、做出赔偿，2020年了，法院截至目前还没有开庭。

早在2001年的齐玉苓被冒名顶替，当事人将顶替者和相关责任人告上法庭，最高法院认定这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受教育权被侵犯，而受教育权可被视作一项基本人权，齐玉苓胜诉。此案被称为“宪法司法化”的第一案，当时以为这是开始，没料到已经是巅峰。从2001到2017年，冒名顶替现象没有死亡，但关于它的司法正义却死在了历史的倒车。

他们需要处分，受害人需要正义，而我们需要真相。我们不要求官僚道德高尚，我们要求的是他们道德败坏的结构性原因，不仅相关人员需要得到处分，还要完整的运作真相水落石出。纸包不住火，然后就扬汤止沸，暴露一个处理一个，看似大快人心，其实被践踏的公平环境没有丝毫改变。

人民日报当年评价王娜娜事件还说，“9名责任人虽受处分，但调包如何发生？涉事人员怎样做的手脚？语焉不详。公众注视一个“大专生”的多舛命途，无非是在拷问社会公平的机理，诚信良知的基座。我们痛恨公正底色被遮蔽，我们期待一个完整的真相。”不是我一个人如此认为——真相和正义很重要，人们可能一辈子活得不明不白，而那些死去的尊严和岁月也要死个明明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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