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名顶替——请让那些死去的岁月死的明明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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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就看到“冒名顶替上大学”这事儿了,生动的诠释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本以为中国人都身经百战见怪不怪了,所以只是在前几篇文章简单提了几句,结果事情越来越大,“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关注的人越来越多,自己或者自己的下一代也可能面临相同的处境,另一方面,受害者角度的叙事鲜活,像是一部部恐怖片。比如苟晶在第一年被顶替,第二年重新参加高考,却被一所没有填报志愿的野鸡中专录取,班上40多名同学大部分都是来自山东各地,甚至在她第一次高考完,学籍档案已经被提走,第二次参加很可能并不是真高考。那些塞满野鸡中专的山东学生,甚至就像是塞满集中营的犹太人,肉体没有死亡,但自己的人生和理想被慢慢焚化。

这些事情的恐怖之处就在于不可思议,里面有太多常人无法理解的事情。要成功的操作一次冒名顶替,需要牵涉到方方面面:伪造别人身份、伪造别人的户籍,得到她们的录取通知书、获得她们的学籍档案,最后还要通过高校入学审查。就拿苟晶最后就读的那所黄冈市的野鸡中专来说,还给没有填报志愿,甚至没有参加真正高考的人发了录取通知书。截至目前我也没有真正弄清楚这一切是如何可能的,这可能就是“有志者事竟成”吧,人家几代人的努力,凭什么要输给你的十年寒窗。

与之前的所有事情一样,人们对受害者的要求特别高。受害者要格外注意自己的发言姿势,捅破窗户纸的手指用了力,手指仿佛也就有了罪。比如济宁市曾要求苟晶删帖,认为苟晶的发声破坏了当地的正面形象。可是,破坏济宁市正面形象不是那些胡作非为的官僚吗,反而受害者给你们丢人出丑了?还比如,假陈春秀的同事们评价陈春秀“举报做的太绝”,假陈春秀毁了人家的一生做的绝不绝,反倒怪受害者做的太绝。那位苟晶第一年就是因为班主任暗中操作被冒名顶替,事后接到忏悔信还选择了原谅,做的一点也不绝,结果第二年参加的都不一定是高考。

宽容只适用于强者对弱者,因为它首先是一种选择,只有你可以选择不宽容的的时候,宽容才会成为一种善良。弱者是没有资格宽容强者的,否则分不清那是宽容,还是懦弱。

冒名顶替事件中,懦弱的人更容易被精准的挑选为下手的对象。披露出的受害者大部分都是女性,因为在传统社会里认为女性是脆弱的,受害者的家庭大部分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所以他们更难产生有效的报复,甚至他们因为信息的匮乏都难以意识、求证到冒名顶替的存在。这种歧视也是隐性的,苟晶的班主任曾经带着一万块钱来找苟晶,请求她的原谅,即便你真的认为这事儿可以谈价钱,一万块钱也是种极大的侮辱。

你捅了我一刀,然后和我说“我们要以和为贵”,那我也只能捅你一刀,告诉你“你要想开点”,这才是谈论道德的正确姿势。

当然,网上关于这种事件的写作技巧也变得越来越娴熟,把事情一五一十的复述了一遍,配上几幅图片,重点突出受害人的家境贫寒,上学的艰难,最好再讲讲自己身边人的故事,末尾加一句感叹“这是怎样的黑手,这是怎样的人性”,仿佛毁掉无辜者人生的只是人性的自私冷漠。

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不是此问题的根本,人可以很善良,可以为受害者鸣不公;人也可以很自私,可以动用私权践踏底层尊严。只抓住人性善恶两极,总会被暗中引导出一句屁话——坏人之所以是坏人,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坏人。以及与之相伴的马丁路德金的一句话,“最大的悲哀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那么坏人是如何产生的,是坏妈妈生的吗?坏妈妈不也是坏外婆生的吗?好人是如何沉默的,是因为内向吗?

善恶并不是唯一的标准,人性复杂,有的时候会体现善,有的时候会体现恶,那位参与冒名顶替的班主任良心发现,写了忏悔信,是善,但这善中同样包含了恶,因为他试图通过这种微不足道的善来征得当事人的原谅。有的地方坏人少一些,不是因为人的基因不一样,而是作恶的空间少一些,坏人以权谋私,问题不是坏人掌握了权力,而是权力没有监督和约束。孟德斯鸠早就说了,一切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我国也很早就提出过目标,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为什么不关进人性的笼子,因为人性辽阔无疆。

冒名顶替事件牵涉的利益链之广,规模之大,手段之隐蔽,远远不是“我们当中出现了坏人”一句话能打发的。习惯在各类社会事件贴大字报声讨个体的恶,其实是一种特别鸡贼的做法,避免了屋里大象的出现,显得既安全又正义。人们特别热衷于展示这个人有多么坏,受害者有多么可怜,去忘记了声讨为什么他们可以那么坏。任何人也不要高估自己的人性,毕竟你也没有尝到过权力的滋味,尤其是当它不受监督的时候。而我们也并不需要区分好人坏人,我们需要区分他们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也是我们一直要求公布整个运作机制的原因,而不仅仅是处分涉事人员,现行的考试、录取、审核机制只要有漏洞,就会有利用它的人,他们家里不成器的、亲戚没出息的,总要想法设法找个出路,你的漏洞越多,他们的成本越低。2017年的河南省的王娜娜事件,9名直接责任人所受到也只是“严重警告”和“行政处分”,王娜娜还将顶替者、涉事的两所学校等告上法庭,要求他们承担相应责任、做出赔偿,2020年了,法院截至目前还没有开庭。

早在2001年的齐玉苓被冒名顶替,当事人将顶替者和相关责任人告上法庭,最高法院认定这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受教育权被侵犯,而受教育权可被视作一项基本人权,齐玉苓胜诉。此案被称为“宪法司法化”的第一案,当时以为这是开始,没料到已经是巅峰。从2001到2017年,冒名顶替现象没有死亡,但关于它的司法正义却死在了历史的倒车。

他们需要处分,受害人需要正义,而我们需要真相。我们不要求官僚道德高尚,我们要求的是他们道德败坏的结构性原因,不仅相关人员需要得到处分,还要完整的运作真相水落石出。纸包不住火,然后就扬汤止沸,暴露一个处理一个,看似大快人心,其实被践踏的公平环境没有丝毫改变。

人民日报当年评价王娜娜事件还说,“9名责任人虽受处分,但调包如何发生?涉事人员怎样做的手脚?语焉不详。公众注视一个“大专生”的多舛命途,无非是在拷问社会公平的机理,诚信良知的基座。我们痛恨公正底色被遮蔽,我们期待一个完整的真相。”不是我一个人如此认为——真相和正义很重要,人们可能一辈子活得不明不白,而那些死去的尊严和岁月也要死个明明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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