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宣传部长眼中的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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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笔下的美国媒体都是自己做主自我管理的，没有各个层级的好心“婆婆”领导管理他们，但媒体活力十足。我在我们最基层的党委宣传部负责，就应该尽可能放手尽可能少做居高临下的干预式“指示”，管理的核心定位在于为媒体服务，为他们撑腰，支持他们把新闻做好，让媒体真正成为浏阳人都喜欢的报纸、电视。后来有一次，新华社湖南分社分管编采业务的领导在一个公开场合称赞浏阳日报是一份值得尊敬的报纸。闻罢此言，我心里感到特别开心。

我经常跟媒体负责人商量着如何做好监督批评报道。我跟他们说，没有高质量的监督批评报道，媒体就不可能树立自己的权威。我还说过，监督与被监督者不能共享利害，如果利害关系结为一体就不行；两者必须要有一定的距离，有距离有空间才好做文章，如果距离太近，空间太小，就无法腾挪，监督报道就做不好。胡舒立在介绍自己走访《华盛顿邮报》的具体情形前，先对当年这家报纸十几年前“一意孤行”顽强作战硬是一步步把水门事件弄个水落石出逼着尼克松总统黯然下台的过程做了一番梳理，然后指出《邮报》成功撬开“水门”的两个关键：一是以华盛顿邮报为代表的新闻界的那种敏感、勇气和韧性，二是有关政府公务人员对法律和正义具有比对白宫现任主人更高的忠诚。胡舒立借美国友人说出的这段话给我留下极深印象，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在宣传部我工作了七八年时间，遇到媒体因舆论监督招致有关方面压力时，我总是选择站在记者一边。

宣传部的外宣工作除了对外推介本地的政绩及经验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协调踩压上级媒体对本地的批评报道——大家喜欢叫负面新闻。与支持本土媒体做好监督批评报道一致，我对协调踩压上级媒体的负面新闻缺乏应有的热情，以致总是显得力绌技穷，按现在的说法便是自甘“躺平”。2001年下半年浏阳办花炮节，组委会为了筹钱，让出租车主花不少的钱买一份特制的宣传招贴画贴在各自车上。这一做法招致社会不满，省里的媒体做了报道。那天晚上全体市领导坐着一张大车检查节前市容市貌。行至半路，市委书记忽然从座位前站起来当着大家的面以甚是严厉的口气斥问我知不知道媒体报道浏阳摊派招贴画这个事。我说知道啊。书记怒不可遏，“你要对这个事情负责！”我一听，立马也从座位上站起来，指着书记，一大串连珠炮随即轰将出去：这次办节卖招贴画有没有这个事呢？社会有不有意见？这个事是我干的吗？我负什么责？这个事只有你书记才负得责起啊，摊不摊派招贴画组委会会听我的？市民举报后要阻止省里媒体的深入细致的客观报道，人家能听我的？直到我被同座拖住才结束对书记的顶撞。我心里对踩压这种客观的“负面新闻”真的一点都不感冒。一个地方的美誉度是靠实干干出来的。靠吹是吹不出来的，总是吹，牛皮都会破的；靠捂靠压更靠不住，捂久了压多了，会生疮灌脓。今天回想起这件事，我都不知道当年那样顶撞一把手是全因年轻气盛初生牛犊不怕虎呢，还是受了胡舒立那本书的“蛊惑”。我是浏阳的公务人员，我对法律对正义对事实应该具有比对现任市委书记更高的忠诚啊。

有一位周先生，“业余记者”，以网络发帖监督为业，监督浏阳的方方面面，一度人气挺高。我刚到宣传部工作不久就跟他打过交道，成了“熟人”。从那时开始，他就一直把我的工作单位把我本人连同我的家属亲友都作为重点监督批评对象。前年10月在换届交棒时我代表人大常委会做了工作报告，这位先生还撰文发帖提出冷嘲热讽式的尖锐批评。其实，这二十几年，对他和其他社会批评者我都是持很真诚的包容态度。我当宣传部长也好，当副书记分管意识形态和政法稳定也好，包括当人大常委会主任，我既反对用钱用好处去争取他和他的战友，也反对用管理权力去打压他和他的战友。拿钱堵嘴，让他们站在进一条战壕，他们的声音就跟我们的声音成了一个调调。以力相压，他们心底的怨声更大，但再大的声音被权力压下了，我们便再难听得到不同的声音。

1986年1月29 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次日的《今日美国》头版版面

当年读胡舒立的《美国报海见闻录》，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就是美国媒体特别注重各种不同意见的充分表达。胡舒立在阐述美国新闻教科书上的一个观点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圣保罗报》在刊出社论《延长大赦期限》的次日，在社论版对页登了一篇意见针锋相对的文章《非法移民大赦该适可而止了》。美国新闻教科书的那个观点是这样的：社论、言论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其篇幅，它是有机的，富有生命力的，它是平衡的，表情丰富的。美国媒体一般都是通过版面平衡来实现表情的丰富，他们十分尊重批评家的独立意志——哪怕会伤害自己报纸。批评家观点对错不是最重要的，“没有一个读者要求社论作者是先知，但每个读者都要求社论作者绝对正直。否则，他的作品就成了推测和宣传！”

我曾经为浏阳日报社同志写过两篇书序。一篇就是为报社副社长彭剑澄先生的言论集《剑与盾》写的。我自己曾经出版过一个杂文集子《琢磨事与琢磨人》，里面也收了好些我为各级报刊写的言论文章。我跟报社、电视台各个时期的评论员都保持着很不错的公情私谊。

另一篇序言是为浏阳日报社总编辑戴建文女士的社会新闻作品集《小人物大社会》写的。言论之外，我特别看重社会新闻。《小人物大社会》这个集子，原来不叫这个名字，我看过书稿后建议她改用了这个名字。我觉得社会新闻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被时政新闻、财经新闻、文娱体育报道……切割得几近于无的边角余料蛋糕碎屑。即算从社会新闻的角度看，政治、经济、文化依然是构筑社会的三维。只是，在这里生活的主角不再是政界要人、经济巨擘、文艺明星，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普通百姓，也即平常我们所说的小人物。在我们的新闻世界里，那些“大人物”你还能怎么写呢？他们自己讲话多是照字念经干枯乏味面目可憎，你再去按我们统一的宣传口径浓缩他们在各种会议上的重要讲话还能写出有味道的新闻来？没味道，谁看啊。那些“高大上”的时政新闻是给少数领导自己看的，社会关注度有限得很。

我跟报台的同志经常说一个观点，向下，向下，再向下，把版面和镜头尽可能多地给底下的普通人，社会新闻那才是我们报纸和电视的特色，才能体现媒体自己的意志，方能见得着编辑记者的眼力劲和文字功夫。我跟报台的领导开过一个玩笑，我说，要是大家能把时政新闻里的大人物当做社会新闻里的普通人来写就好了，我们的新闻就会好看多了，就能真正像新闻了。之所以说是开玩笑，因为，这只能是奢望，现实中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其实这也是我读胡舒立《美国报海见闻录》的一个读后感。在人家记者的眼中笔下，从总统首富到贩夫走卒，无论什么角色都是人，普普通通的人，食世间烟火的人，有血有肉的人，真真切切的人。

说到媒体意志，想起了一次对报社、电视台的批评。市里面催着各地完成税收任务。经济形势不好，税收压力太大，大家叫苦不迭。当我看到媒体推出某地率先超额完成税收任务的新闻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说，这是全市地域最偏远经济体量最小税收基数最低的一个小乡，它今天的率先超额完成任务对浏阳整个严峻的经济税收形势有一丝丝鼓舞人心的力量吗？这新闻完全没有感染力说服力啊。市委政府领导对你们有宣传要求是一回事，媒体自己的意志自己的风骨呢？媒体不能只做简单的传声筒啊。要做传声筒式的宣传，也要用心要讲品位讲质量！情急之下，我当时还举了个很不恰当的例子——1934年德国著名女导演莱妮•里芬斯塔尔受邀替纳粹拍摄影片，里芬斯塔尔最后拍摄出来的《意志的胜利》，为世界电影史奉上了一部最为完美也最受争议的杰作，被誉为“最具权威性的宣传电影”。

德国女演员、导演、编剧、制作人、摄影师——莱妮·里芬斯塔尔

尊重有才华有个性的编辑记者；注重提升编辑记者的社会地位；关心媒体人的经济收入；鼓励编辑记者出新闻精品力作；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在中央有关部门和省里强势要求撤销县级纸媒的关键时刻拼尽全力求爷爷告奶奶终于在湖南保住了唯一一份具有全国公开刊号的县市报《浏阳日报》；在报社电视台积极倡导自我提升专业能力的风气；看重报台的改版改革创新求变……尽管做得不是很成功，但我有意识地做这些努力，应该都是受了胡舒立《美国报海见闻录》潜移默化的影响。

胡舒立《美国报海见闻录》关于《华盛顿邮报》的介绍

圣保罗市有一对叫古德温的普通编辑，他们分属两家不同的报纸，日常工作节奏紧张而有序，女主人安女士年过半百才从学校改行投身“二十四小时都属于报纸”的媒体人生活。胡舒立问他们，人已不年轻，干嘛非干报纸不可？不嫌紧张吗？他们回答得干脆：我们太爱这工作了。忙也甘心情愿！大卫·布劳德是专门为《华盛顿邮报》写评论的著名专栏作家，是美国当代影响最大的政治记者，在讲究“明星制”的《华盛顿邮报》算是头号骄子，他不是领导却可以不坐大办公室的格子，报社竟然在新闻部大厅的正中央给他安排独立的单间办公室。

《洛杉矶时报》的一份星期天周刊

胡舒立第一次去访问《洛杉矶时报》时，好客的主人馈赠的礼物中有一份是该报在1882年12月4日的创刊号。原来，在一个世纪前，当洛杉矶还是个仅有5000人的边陲小镇时，《洛杉矶时报》就这样悄然问世了。大卫·肖是专门为《洛杉矶时报》撰写各种关于美国报纸的评述性文章的“记者教授”，胡舒立私下问他年薪多少，大卫·肖笑着回答胡舒立：“我不愿意说得太具体。因为我总是遇到麻烦，让别人不舒服。如果我只说我现在的年薪在75000美元以上，你觉得行吗？”就是二十几年后的今天，七八万美元年薪也是中产阶级的收入啊。《纽约时报》的权威性和高质量是公认的，竞争激烈的美国报业同行都广泛承认它是最好的报纸。走访《纽约时报》后，胡舒立认为它有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保持《时报》传统风格的同时不断致力革新运动，而革新运动的主题内容就是适时改版。我至今还记得时任《纽约时报》总编辑富兰克尔的一段话：

《时报》的编辑和记者们每天都怀着创造的愿望审视自己的产品，看他们比昨天的报纸有何改进。通过这一天天的努力，我们定期更新了报纸的面貌，《纽约时报》的专版和专栏就是这样诞生的。但有些东西是不变的。这就是我们奉献给读者的公正和详尽的报道。

二十多年过去了，《美国报海见闻录》中的那些故事在我脑海里仍经久难忘记忆犹新。

后来我也认真翻过其他一些新闻学方面的著作，有西方的，有本土的，有纯理论的，有更偏重实务的。可能是先入为主的缘故吧，说实话，有了胡舒立那本书垫过了底子，读其他新闻类的书心里便总难免要生发出曾经沧海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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