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岑允逸：從日常切面觀看中國，攝影的「萬曆十五年」｜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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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林振東/端傳媒

美籍華裔歷史學者黃仁宇著作《萬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從歷史上看似四海昇平、太平盛世的一年，各方面分析明朝如何逐步走向盡頭的開端。

今年是香港回歸25周年，是「50年不變」的一半路程，也是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中國夢」的10周年。香港攝影師岑允逸（Dustin）認為，自己的作品有點像這本書。

「我們這一輩人，背負著六四和九七的命運。」他表示：「『中國』對我來說，相比起一個地方，更像是一個概念。這概念由我成長到現在，一直投映（overshadow）在香港人身上，無論是好是壞，沒可能只靠二手知識去認識她，所以我要去拍照。」

岑允逸想以香港人的本位拍攝中國，透過中國的狀況，回看香港發生的變化。

十多年前，是他最常拍攝中國議題的日子，他帶著冷靜和抽離的目光，創作出《係．唔係樂園》、《廣東商場奧德賽》、《奧運健兒寫真》和《Speed Demon》幾個社會紀實作品系列。

曾經擔任《南華早報》攝影記者13年之久的岑允逸，在2008年辭去穩定的工作，前往北京拍攝中國首次夏季奧運會，「奧運是中國民族自豪感和自我形象建立的重要分水嶺。那時候中國是世界工廠，賺很多錢，GDP每年以十幾個百分點上升，非常誇張。經濟實力已不容置疑，就是欠缺機會去展示國家軟實力。」

全國老百姓穿州過省，前來北京湊熱鬧，當局隆重其事，興建各種設施，就算大部分人根本沒錢購票進場欣賞賽事。「羅蘭巴特說，所有景觀應是可居，而非可訪的。」岑發現，眼前的奧運景觀都沒有「可居的特質」，大部分與中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真實境況沒有關係，使他覺得相當荒謬。

岑認為，對中國政府來說，這次不只是單純的運動賽事，而是面向世界彰顯國力的良機；對人民來說，也是個難得的機會去宣洩「日常生活裡找不到出口的幸福感」。

他用 $5000 人民幣和朋友在北京合租一間房子，來到鳥巢、水立方等場館外面，架起 4x5 大片幅相機，邀請人們拍攝肖像。大片幅相機限制了機動性和拍攝速度，正好讓他在調校相機的幾分鐘過程中，讓被攝者情緒稍為平伏。

可是他發現，大部分人難掩面上亢奮神色，「有人把頭髮剃成五環圖案，有人學習雷峰精神替人免費刷鞋，大家都處於一種狂喜狀態，好想表現出愛國情感。」

「要是把中國看待成一個舞台，台上永遠有表演，一生也有拍不完的素材。」他盡量不拍攝獵奇和極端的景象，嘗試在熱鬧和荒誕中捕捉日常的畫面，「我不想把它當成畸形秀（freak show）來看待。」

「中國已經到達盛世，人們依靠這種幸福感來支撐自己的人生。而這種幸福感很虛幻，當你找不到其他精神寄托就會衍生出來。政府經常向我們販售幸福感，這些都是靠你對國家的忠誠換回來的。若把這些元素拿走了，還會幸福嗎？」

「我會疑問，這種依靠國力去延續的快樂，是否可以一直維持？」在殖民地年代成長的岑允逸，接受去政治化的教育，「許多人都說我們這一代人對政治麻木，我反而想利用這種麻木去看事情。」

「從前中國在人權、自由等爭議上，總強調自己是『發展中國家』，許多方面仍有改進空間。在京奧後再聽不到這種謙虛的說法，開始有『強國』概念，開始有『中國夢』，民族自豪感爆發。」

開始思考和拍攝中國，源於一次採訪經歷。2006年，任職攝影記者的他，奉命採訪香港迪士尼樂園開幕後第一個農曆新年。數年前沙士疫情重創香港經濟，中國內地隨後對香港開放「自由行」，大量內地遊客訪港。

岑允逸清楚記得，那天樂園人滿為患，場面失控，職員一度要關上大閘控制人潮。遊客嘗試推開大閘，一位伯伯抱起自己孫女，強行將她遞進閘內，職員不願接應，雙方爭持不下，女孩被倒轉舉起，在半空中痛哭起來。這一幕讓他非常難忘，心裡開始思考：「這種瘋狂是怎樣來的？」

接下來幾年，「自由行」相關行業開始主導香港經濟，街上金舖和藥房成行成市，出現「雙非」和「搶奶粉」等爭議，後來有針對內地水貨客的「光復行動」，為日後中港矛盾埋下伏筆。

與此同時，中國經濟以魔幻驚人的速度高速發展，社會上有「香港發展已來到瓶頸，大家要回去中國看看」的聲音，令他疑惑這種「中國模式」，香港是否真的有能力跟隨和承受？

他拍攝的第一個中國題目便是與樂園有關，最初系列的名字叫作《It isnae Disney!》（蘇格蘭俚語：這不是迪士尼），但他拍攝的不是主題樂園，而是每個城鎮讓民眾消閑娛樂的公園，後來作品成為《係．唔係樂園》。

「那時候常有機會到內地採訪，完成工作後我喜歡到附近的公園散步。外面世界充滿工廠，污糟邋遢與破爛，但公園永遠給你一種秩序，很能安撫你。」那時手機尚未普及，沒有藍芽喇叭和聚集跳廣場舞的人群，許多來自中國各地的民工，放假沒地方去，也沒能力花費去卡拉OK等娛樂場所，於是便去到公園打發時間。

當時岑已當了逾十年攝影記者，每次回中國採訪，總覺得照片像浮光掠影，欠缺主題性的攝影創作。於是從2006年起，他帶著 120 菲林相機，周五晚下班後過關回去內地拍照，再於周日晚上返港，翌日一早上班，花了兩年時間，紀錄了廣東多個公園。

除了拍攝園中光怪陸離的景物，他也拍下民眾與這些人造展品的互動情況，他發現人們使用公園的方式，與官方構想中理想化的娛樂空間不同，形成微妙的對比和一種異化的感覺。

岑認為：「公園是呈現文化或者烏托邦的理想景象。」除了是民眾消閒的空間，也是鄉村變成城鎮的發展里程碑，是地方政府展示財富和文化地位的象徵。

這些地方距離香港只有20、30公里，但心理和精神狀態已像另一個世界，「這麼近的地方，已經是咫尺天涯了。」

「那時候，我拍攝的公園都叫作文化廣場、文化公園、人民廣場。現在香港許多意識形態要向內地借鑒，有人說要將英殖時代的公園正名（有愛國團體建議將『維多尼亞公園』改作『人民公園』）。我不會說自己是個預言家，但那時候問的問題，現在開始有些眉目。」

在廣東拍攝公園的途中，岑允逸發現每個城鎮的巴士總站，總是設在一個大型商場附近，「無論大小的城鎮，這些商場永遠是城鎮的中心點，然後慢慢幅射開去，這是人民被規劃了的生活圈。」

有商場採用歐式建築風格，外面豎立巨型西方人物雕像，上方寫著中文招牌。外牆廣告被陽光曬得褪色，格格不入的巨型地球和鱷魚裝飾倒在地下，凌亂的空地停泊了殘舊的汽車，幾個簡陋攤檔在販售車票或小吃。

「商場就是一種消費軟實力的呈現，廣告其實不是販賣產品，而是販賣夢想和慾望。商場其實一個很大的廣告版，體現那個慾望。」商場正是中國經濟和資本主義急速發展的體現，接下來幾年網購興起，主導消費市場，這些商場風光不再了。

後來他才明白自己是拍攝「中國性」的不同面向，「Robert Frank 攝影集《美國人》拍攝的也不是這些人本身，而是人們的精神面貌。」拍攝公園和商場，是借助這些符號，間接觀看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和社會氛圍。

他的題目都是一個觸發另一個，在拍攝商場的路上，岑允逸看到路旁有很多正在興建的高架橋，把地方鄉村和城鎮生硬地劏開了，後來他才意識到這是建築中的高鐵，於是把目光轉向這全球最大型的高鐵網絡，尋找鐵路貫穿和割斷社區的景象。

這次他走到廣東以外更遠的地方：安徽、河北、廣西、武漢等地點，採用更大型的8×10相機，揹著十幾公斤器材出行，每次也幾乎感到虛脫。

那時微博等社交平台仍未全面流行，網上流通資訊不多，他從國內郊遊和行山論壇，留意人們上載的風景照片，有時碰巧會看見正在興建的高鐵橫越其中，也看到新聞片段中，竟要將樓宇切開一半遷就鐵路的畫面，他認為：「這是一個符號（symbol），把人們的生活很粗暴地切割開來。」

有一次，岑遇到一對正在橋底耕作的年邁夫婦，「我不太聽得懂他們安徽話，只能勉強明白意思，原來那是他們從前的舊居，因興建鐵路遭到清拆，兩人現在已搬到別處，但仍會每天回到從前的土地種植。這是中國人典型的想法，與土地有一種感情聯繫，覺得那裡仍是自己的家園。」

這輯作品曾在外國雜誌《The Wire》網站刊登，文章下方有不少親中支持者留言表示：「小小犧牲換來人才和經濟流動，有何不可？」、「這是基建常有的狀態，犧牲小部分人成就大多數。」他正色道：「那我在想，其實那個『大多數』是誰？少數人的利益又是否應該保護？」

岑的作品無論在心態或題材上，都帶有一種強烈的疏離感（alienation），拍攝中國題目時，他似乎把這種疏離感放得更大。他採用一種無表情（deadpan）的手法拍攝，照片冷靜、抽離、去詩意、去感性。拍攝商場時，他稱受到瑞典攝影師 Lars Tunbjork 影響，「就算看起來色彩斑爛，但有一種沉鬱的氣氛。」

他會特別選在陰天拍攝，讓整體光線更平均，也避免在傍晚色溫變幻的時候，或者晚上拍攝，避免令照片變得神秘和浪漫化，「始終光線是一種情緒表現，我關注題材本身，但不會投放感情。」

岑覺得，香港攝影師觀看中國視角獨特，既沒有過度民族主義和國家包袱，也不像外國人對東方帶有異國風情的獵奇目光。但他認為，部分香港攝影師紀錄中國的作品都是充斥情感（emontionally charged）的，尤其上一代前輩因為成長背景，照片無可避免具有家國情壞和既定想像，有種「尋根」的感覺。

八九民運、九七回歸、零三七一，數十年來，香港人經歷了許多與中國有關的大小事件，「不少人強調身份和國家認同，但我不是那種國族認同很強烈的人。」他指，就算1989年看到電視上播放北京六四事件的新聞片段，也沒有喚起自己過多的民族情感：「我對北京沒有感覺。當你對一樣事物的情感上沒有羈絆（entanglement），拍攝時便更需要批判性，否則都是浮光掠影，拍下個人的情緒多於那件事情。」

「對我來說，拍攝中國題材是一個探索（quest）。每個系列只是一塊拼圖，要做得更多，才能拼湊出一個更宏大的理念。」拍了幾輯關於中國的作品後，到頭來卻發現發掘到的問題遠比答案多。

「相比起提供一個答案，問一個好的問題更有意思。」剛踏入50歲的岑允逸感歎：「現在已經沒有發問的需要，或者不是一個鼓勵人發問的時空。在可見將來，我不會再回中國拍攝了。」

2003年，無論對香港的創作環境還是社會氛圍，岑都抱住幾乎絕望的心態，他在那年舉辦第一次個人展覽《別名：Xianggang》，用645中片幅相機拍攝和回歸有關的城市景觀，名字採用香港的普通話拼音，而不是英語Hong Kong，代表他對回歸未知的感覺。

他心想，要是這次展覽沒有迴響的話，或許應該放棄創作。

展覽日期剛好橫跨7月1日，50萬人大遊行過後，不少參與其中的市民經過位於中環藝穂會的展場。這些觀眾很多也是平常不看展覽的人，或許只是在遊行後進來「歎冷氣」，但不少市民在觀賞照片後，在留言冊上寫下了對這個城市的熱愛，和各種個人感受，令他非常感動和深受鼓舞，重燃起創作的決心。

這些正面的迴響，像在他的心內埋下一顆種子，數年後讓他義無反顧地辭去工作，成為獨立攝影師，實踐個人創作。

岑允逸一直紀錄啟德機場的變化，由1998年直到現在，「最舊的照片是人們送別機場，最新是興建中的新樓盤和體育城。」

他說，啟德對香港人有特別意義：「啟德機場是我們這輩香港人起飛，黃金時代的重要部分，機場搬到赤鱲角就代表那個時代的終結。

「更奇妙是看到這個地方竟丟空了10多20年，長期處於一個混沌的狀態。而這期間發生了很多事，有段時間曾變成建築廢物堆填區，有段時間有人在裡面燒烤，有些時候人們走進去放搖控飛機，星期天會看到南亞人在打板球。」

現在，啟德的跑道上不再有飛機升降，變成一個個日夜趕工的地盤和井井有條的住宅項目。從前的混沌、未知、曖昧和可能性統統消失了，變成整齊、高效、被規劃好的日常生活，就像這個城市的大局和將來，在無聲無息之間已經塵埃落定。

• 攝：林振東/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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