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停的天涯论坛,曾是我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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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底,天涯论坛官网无法打开。“天涯倒闭”的传言引发网友集体怀念。

天涯论坛在互联网走向中国大众的初期,聚集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活跃知识分子,他们灌水、创作、论战,使得天涯成为互联网文化的源头之一。本文作者彭远文先生是一位70后,他在高中毕业后南下广东打工,常年混迹于天涯,与网友相识、学习、辩论,并成为线下的至交。后来,他逐步走出工厂进入央视,成为资深媒体人。

彭远文说,天涯论坛就是他的“大学”。他的个人故事也是互联网金色时代的一部分。

以下是他的讲述:

路指****天涯‍‍‍

我记性很差,过去对我而言很多时候就是一团混沌。我不记得哪一年注册的天涯,倘在以前,可以登陆查看,现在天涯也打不开了。

很多人怀念它,我也是。对于没有上过大学的我来说,天涯就是“我的大学”。

上天涯大概是2001年,那时我20出头,在广东东莞虎门的一家文具厂打工。

再早之前,我在四川乐山的一家三线厂(注:上世纪军工企业在中西部三线地区建的工厂)上班。我是在1994年高中毕业之后,托关系进了厂——这对于农民出身的我来说,是一次巨大的飞跃。但年少轻狂,总想去看外面的世界,这两天看《漫长的季节》,我就是剧中的王阳。在经历了离家出走等一系列闹剧之后,父母终于明白这个孩子管不住了,放我去了广东。

1997年,我进了东莞虎门南栅工业区的利高文具厂开铣床,一呆就是四年。

那正是《南方周末》一纸风行的时代,我以前常说,启蒙时期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一份报纸和两个人:《南方周末》、胡适和王小波。

印象最深的,是当我读到《南方周末》上朱学勤那篇《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我才知道原来解释这个世界还有别的思想体系。在南栅的一个祠堂改建的图书馆,我借到了罗志田先生的《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我曾在天涯的一篇帖子这样写到:“我在走廊看到晚上十二点(宿舍开灯会影响工友睡觉),告诉自己该休息了,明天还要上班(那时候一天要上十一个小时),可是躺在床上,怎么都无法入眠,于是走出门,继续在昏黄的灯光下看下去。”

但在工厂里,很难找到能够交流的人。利高厂工程部很多国企下岗出来的工人,我跟他们有相似经历,但看法不同,经常吵架。他们说“xxx养大了你,你这叫忘恩负义“,我说“明明你的父母养大了你,你这叫认贼作父”,愤激之下,甚至摔门而去(完事了并不影响我们一起在厕所抽烟聊天)。

图 | 1997-2001,我工作过4年多的东莞利高文具厂

我记得当时给《南方周末》写信,说我“很寂寞”。《南方周末》后来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某一期报纸上,我知道了天涯社区。天涯对我的意义,就是在工厂之外打开了一扇窗。从此一点不寂寞,热闹得不得了。

为吵架而读书‍‍

上个月,我给一些年轻的朋友做了一次读书分享,提到读书很重要的有两点:一要不求甚解,二要带着问题,跟人吵架——说的就是我在天涯的经验。

之前在工厂是没人交流,等上了天涯,尤其是关天茶舍,赫然发现居然这么多人对与日常生活无关的话题感兴趣,而且,一旦跟人吵起来,才会深切体会到何谓“书到用时方恨少”。

前不久,我加了一个关天茶舍的网友群,很多人还提到当初一面翻书,一面跟人吵架的经历。我记得我看的第一本学术书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这已经是哈耶克比较通俗的一本书了,但翻译体加上专业术语,对于我这样的高中生来说,门槛着实有点儿高,可为了吵架,我硬着头皮给啃完了。

当时关天茶舍的版主是王怡,为方便大家吵架(王怡原话是:“为着与大家交流,以及为了对更年轻的朋友有所裨益。”),他特意开了一个《自由主义的书单》,一共有125本,一大堆听都没听过的外国人的名字,国内作者的书只有10%。多年后,我去北京一个朋友家,看到他书架上的书,顿时惊了——这不就是我家书架吗?

图 | 90年代中社科出版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是混关天茶舍的必读书

那时候我几乎每个月跑一次广州天河购书中心或深圳书城,工资基本上都花在购书上面。记得有一回挑完书去结账,临时赶紧放了两本回去——差点忘了留回程的路费了。还有一次在回去的中巴车上被查暂住证,我大为紧张(担心被收容遣送),赶紧把书拿出来抱在怀里——书果然是有用的,查证的随便看了我一眼就过去了。

2002年,我从利高厂辞职,去了广州学而优书店做店员,从此可以敞开看书,不用花钱买了。在书店我负责部分店面宣传工作,除了王怡的《自由主义的书单》,我还整理了《女性主义的书单》《制度经济学的书单》《农民问题的书单》等,打印出来贴到墙上,供读者参考。《农民问题的书单》我在豆瓣做了一个豆列,这些年偶尔登录豆瓣,“提醒”往往都是又有网友关注了这个豆列。

阅读,进而理解,然后再写出来,与人往复辩论,这种高强度的训练让我获益匪浅,那大概是我一生中成长最快的两三年。在天涯,都是靠文字说话,没有人在意我打工仔的身份,即便知道,也只会加分,不会减分——已经成名的作者,往往会因此对我格外照顾。四川作家冉云飞(在天涯的网名叫“敌人韦小宝”)就经常在我的帖子下面留下夸赞之词。后来在成都网友聚会,老冉还打车把我送回住处,说了一路鼓励的话,现在想起来,内心仍非常感动。

这种平等开放的气氛至今让人怀念,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很谦和,事实上多数人辩风凶猛,毫不留情。前几天十年砍柴写了一篇回忆天涯的文章,转发朋友圈的时候我摘录了其中一段:“天涯社区的网友无论线上还是线下争论,大多有君子之风,骂脏话、人身攻击几乎没有,更没有以官方语言作为“倚天剑”来逼对方认输或闭嘴——因为如此做会被人鄙夷,再没人搭理,是自取其辱。”

谁也管不住这帮网民。斑竹(注:版主)顶多删帖禁言,且必须说明理由,一不小心就要被群起而攻之,“倒版”(要求换版主)时有发生。

我在天涯的最高成就是当选了关天仲裁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委员会被设置为网民与版主之间中立的第三方,用来作为裁判,有种“民主过家家”的意思。大家参与非常积极,参选的人都郑重其事写了参选宣言,到处拉票。最后选出9名委员,我得票最多(不是因为我见识过人,大家大概觉得我为人比较厚道)。9人当中,有一位唯一的“左派”,就是马前卒,现在人称“马督工”。

除了个人成长,另外一个收获是朋友。在天涯,我结拜了三个兄弟:黄阿狗、小闲和如风。我记得好像是我跟阿狗打电话,聊着聊着,我们有了这样的对话:

“不如结拜兄弟吧。”

“好啊。”

“对了,小闲和如风人不错,不如把他们一起结拜了。”

“可以啊,要问问他们吗?”

“不用吧,回头跟他们说一声就行了。”

于是我们四个,连面都没见过就结拜了。那时阿狗在深圳做销售,“黄阿狗”这个ID来自银河映像的《一个字头的诞生》,小闲在武汉做巡警,业余在天涯连载《一个伪知识分子的警察生涯》,如风是天涯的管理员,从此我们也算“上面有人”了。

后来如风想开一个“新闻众评”的板块,邀请阿登、石扉客和我做版主。阿登是通过《南方周末》“读者来信”认识的朋友,从利高厂离职之后,我一门心思想要进入文化行业,再也不想开机床,然后就失业了一年:半年住在堂姐家,半年住在阿登家。那时候他刚毕业,进入南方的报社,收入不多,自身难保,还是收留了我。

石扉客则是因为湖南教师李尚平被枪杀案,他去了当地调查(当时他还没有做记者),介入很深,我跟他商量在网上给李尚平老师做一个纪念馆。这个纪念馆过了很多年,还一直有人去悼念。石扉客那个调查贴,也时不时被人翻起来。我正失业,没有钱,建网上纪念馆的几十块钱还是问石扉客要的——后来他跟我说,当时他也穷得要命。不过,石扉客后来辗转多家媒体,当了几次主编。

当时写新闻评论写得最多的,是五岳散人和十年砍柴,被称为“一五一十”,他们也时不时来“新闻众评”发帖。此外还有四川曾颖,温和坚定且有悲悯之心,笔下的小人物时常令人泪下。后来我回成都,专门约他喝过一次茶,果然文如其人。说来也怪,我所见过的天涯网友,大多文如其人,有个别网上言论激烈线下彬彬有礼,但深聊下来,人品见识都和预想的很接近。

到线下‍‍‍‍‍

大家并不满足只在线上说话,总会延伸到线下。

2003年发生了孙志刚事件,除了线上谴责抗议,很多人去了线下。阿狗去了深圳世界之窗,我和一些网友去了广州越秀区的海珠广场。在海珠,我认识了一个广东本地朋友,叫钟颖川。我也奇怪,问他:你一广东仔,来凑什么热闹?他说:我可能不会被收容遣送,但谁能保证我其他时候不会被搞?

我至今还记得钟颖川说过的一句话:“等我们到了四五十岁,如果社会不如我们的意,千万不要抱怨,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不负责任造成的。”

还有一位叫温克坚的网友当场做了文化衫分发,前面是孙志刚的头像,后面是文字,我选的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那时在北京,先后有8名学者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2003年6月,国务院公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日起《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

这件事给了大家极大的鼓励,原来通过我们的努力,是可以改变一些事情的。事后我在“新闻众评”发过一个帖子,标题叫《有一种伤害我们浑然无觉》,大意是说,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做的,但因为长久以来的阴影,“写文章我们会自动过滤掉不合适的词语,行动上我们会无意识地避开一些其实可行的方式。这种伤害我们都没有注意到,这种伤害已经太深。”

图 | 孙志刚的墓志铭

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学而优书店做店员了,以书店的名义,我组织了一次线下讲座,请的是中山大学的袁伟时老师。现场来了很多天涯的网友,声势浩大,大概是天涯在广州的第一次大规模线下聚会。第二次讲座请的是杨支柱,当时他以批评计划生育著称,有人戏称:要有十个杨支柱,计划生育早废除了。支柱兄从北京赶过来,预定的宾馆会议室被临时取消,于是大家去了附近的一个公园,边走边热烈讨论。

2003年底,在天涯认识的网友老莫,把我从广州叫到了北京做出版。那时候有不少人是被老莫叫到北京的,包括前不久上映的《不止不休》的记者原型韩福东。老莫也是我思想上的指路者,记得有一次,我看不懂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老莫给我说了几句,顿时豁然开朗。

2003/2004年的北京,各种线下聚会和讲座搞得如火如荼,最有名的是三味书屋的讲座,持续了很久,秦晖、贺卫方、陈志武等自由派公知都去讲过。还有一次是王怡,那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做主持人,幸好根本不用我说什么,大家自然会讨论得很热烈。讲座结束,意犹未尽,大伙儿再找一个地儿聚餐,继续讨论,然后AA结账走人。

谁能想到,现在“公知”已经成一个贬义词了,不过在我这里,一直是个褒义词——想想看,要有足够的知识积淀,还要有强烈的公共责任感,要两者皆备很不容易,扪心自问,我还差得太远,想都不要想了。

各自“毕业”

线下的热闹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线上的热闹,很多网友也都离开了天涯,大家都找到了自己的出路。

我认识的人里面很多去了媒体,其时媒体人中有过天涯经历的不在少数。石扉客去了央视,在他介绍之下,我这个学历低没经验的人,也进了央视新闻评论部“社会记录”栏目。     

我第一次采访就是石扉客带着去的,做一个发廊女被害的案子,她留下了6本日记,写满了对丈夫的思念和对未来的憧憬。我和石扉客去了她的家乡,然后回到她遇害的兰州——至今犹记,在收容管教所采访她的同室,我紧张得汗如雨下。

回到北京之后,我采访了性学家潘绥铭,节目中用了一长段潘的采访,其中有这么几句:“历史上一直说:婊子无情。婊子怎么无情啊?她是对你无情,你是嫖客当然无情了,那就对了。她跟她父母,跟她兄弟,跟她的丈夫,跟她的孩子怎么无情?当然有情了!但是这以往一切对小姐泼的脏水,都建立在这个前提上,就以偏概全,把她们生活中的这一小部分,整个覆盖到全部生活。”

这是我整个媒体生涯的开端,迄今已有17年。

2005年之后,我几乎就不怎么上天涯了。一直到上个月,传来天涯网站打不开的消息,很多人感怀往事,其实,大家更多怀念的是人。

这些年,这里面最有勇气的人进了监狱。到现在,做媒体的大部分人已经离开了媒体。还有人去了国外,最近的一个是慕容,他出版了一本关于武汉疫情的书……更多人在苟延残喘,但仍未死心。

十年砍柴,我们当中最勤奋的表达者,二十年来从未停止,只不过最近公号写得少了,书法倒是写得多了。

我的兄弟如风,去了成都,人称“风哥”,他和同道这两年组织了无数的线下活动,创造了所谓的“成都生态”。去年我回成都,参加了一次他们的活动。那时成都刚刚解封,有60人参加,在一个受疫情管制影响快要开不下去的火锅店,喝酒聊天,高谈阔论,我最喜欢的,是大家一起高喊“F*ck you”。

前几天五四青年节,有朋友把王怡的《不服从的江湖》拍了照片发我,我发了条朋友圈:“何谓青年,保持不服从就是青年。”

以此自勉,并怀念天涯和天涯的那些人。

- END -

撰文|彭远文

编辑 | 苑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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