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恐慌】写在新冠事件走向结束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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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 是我对本次新冠恐慌事件的一次系统性回顾。在开始阐述正文内容之前，我照例要放上省外的数据表，以确证新冠事件已经走向结束了。

截至 2 月 18 日，省外新增确诊已经只剩 56 宗，这已经是连续 15 天下降。30 个省，平均每个省已经不到两宗。56 名确诊人数比省外的 13.6 亿人，比例低得可以忽略不计。同时，从 2 月 10 日开始，现有重症数开始连续下降。从 2 月 11 日开始，剩余病人数开始连续下降。这意味着在省外，新冠病情已经事实上结束了。当然在湖北省内，这次事件还没结束，甚至还在持续恶化之中，这一点我们待会再来说，现在集中性的来回顾一下省外的病情进展情况。

1 月 27 日以前，在确诊权限问题上，必须经过一线医院、市省两级卫健委审定，因此确诊效率很低，往往需要两到三天才能确诊一例病人。在确诊之前，医院无法按照既定诊疗原则收治与隔离病人，只能让病人回家等待结果，两三天后再来跟几百人一起排七八个小时的队等待检验结果。这种情况一度造成了巨大的混乱，几乎就要酿成恶性的交叉感染事故。好在 1 月 27 日之后确诊权限被下放到一线医院，不再需要经过卫健委这样的纯官僚机构参与审定，确诊时间被缩短到了两个小时以内。确诊效率的提升，减少了病人之间交叉传染的可能性，发现一宗就隔离一宗，省外****最危险的医院内部的交叉传染链条就此被切断，剩下的，只有通过亲密接触造成的传染途径。这里顺带说一下，在武汉，医院内部的传染链条至今没有被切断，这事简直就是无解，我们待会再说。

省外政府对新冠病情的防控态度，从一开始的漫不经心，一步步的发展到了令人无法想象的地步。事情的开始，起于 1 月 20 日晚，已经退休了十几年的前临床呼吸内科医生钟生，作为国家卫健委的高级专家组组长（注意，从这个时候开始，国家卫健委与国家疾控中心就渐行渐远），接受公开采访，指出武汉发现的新冠病毒具备人传人的特征，已经有医生受到感染，并且新冠病毒还可能会随时变异，带来超过非典病毒的令中国人无法承受的超高死亡率。这一番言论瞬间就席卷全国，引发了国民的巨大恐慌。1 月 22 日，湖北省启动了传染病一级响应措施，具体包括停止各类市民聚集性活动，隔离病人及其密切接触者，并开展大规模的市民卫生运动。这种最高级的响应措施在省外看来还是远远不足够，对病毒变异的极度恐慌，让所有人都不能放下心来。于是 1 月 23 日，在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的建议下，武汉宣布封城。1 月 24 日，全国大部分省份宣布一级响应。1 月 27 日，湖北其它城市陆续宣布封城。自此，湖北实现了封省，其周边省份纷纷选择封堵住了通往湖北的道路。位于中国腹地、九省通衢的湖北，自此处于被彻底隔绝的状态。

（河南硬核堵路法）

1 月 27 日，武汉市长接受电视采访，指出在封城之前，已经有 500 万人离开武汉，到全国各地过年。这 500 万人的数据一出来，全国各地的防控措施再次升级。各省国民们惊慌失措，原来以为致命病毒已经被封在了湖北，让湖北人自生自灭就好了。现在发现其实早已遍布全国，这要是发作起来，岂不是千里无人烟？于是一时间人人相疑，恐慌到极致的国民冷眼一看，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好像在排毒。在异地的湖北人及其亲属就不用说了，在全国范围内遭遇到了无法言表的排斥。有一部分离得近的被直接遣送回了湖北，实在是距离太远的，也一律被隔离在了各类稀奇古怪的指定地点，运气好的能摊上酒店住住，运气不好的，被隔离到劳动农场去的都有。隔离完湖北人，国民们依然觉得不安全，于是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自我封闭过程，村村相互隔离，户户相互隔离，镇街相互隔离。到 2 月 5 号的时候，中国绝大部分的居民小区和村庄，都实现了封闭式管理，经济活动自此陷入完全的冰冻状态。

在这个国民恐慌逐步升级的过程中，卫健委序列的高级专家组发表了大量的所谓专家意见，加剧了恐慌流行。最经典的专家意见当然是病毒随时变异理论，接下来是不能开窗唱歌，会导致楼上楼下传染；然后是宠物会传播病毒，必须予以隔离，于是一夜之间出现了大量遗弃宠物的现象。接下来，卫健委专家组开始集中发表新冠病毒无药可救的意见，在老百姓看来，这意味着一旦患病就是死路一条。看到每天都是几百上千的增长的确诊人数，在老百姓眼中，这些人都已经算是死人了。虽然一直到 2 月 5 日，省外 13.4 亿人，只不过确诊了 8353 人，累计死亡 14 人，但是在惊慌失措的老百姓看来，剩下这 8 千多病人，也已经是死定了，只不过是迟早的事罢了。

为了避免一死，老百姓拼命的尝试武装自己，给自己戴上更多层的口罩。然而，根据《工业统计年鉴》的数据，2018 年我大中国的口罩年产量仅 45 亿只，其中大部分是防雾霾型的日常防尘用途口罩，能够达到医用级别的口罩产量不足三成，也就是不到 12 亿只。这意味着要让中国人同时在某一个时刻戴上口罩，需要事先囤货足足一年！按这样的产量来算，每天的医用口罩的产量，也只有 330 万只，这还是满负荷生产的状态，春节期间的产能连一半都没有，对应东部及中部地区的 700 万医护人员，根本就不足以让他们全部戴上口罩，更不用说他们还需要每六个小时更换一次口罩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量的城市还制定了普通市民出入必须戴口罩的硬性规定，这简直就是胡闹了。戴口罩对于传染性疾病的防护效果，大致略等于零，远远比不上勤洗手的效果。不过对于这种高深的道理，我大中国国民根本不屑于去了解，他们深陷恐慌之中，觉得自己戴不上口罩，那随时都会死，这怎么能忍？！于是他们一方面自己绝对不出门，另一方面也积极举报其他敢于出门的邻居。你出门就等于是传播病毒，这简直就是反人类啊，必须举报，狠狠的举报！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与一线紧张的病患救治实践隔着有十万八千公里距离的卫健委专家组，继续大量发表不知道从何而来的所谓专家意见。首先是 2 月 5 日出来的无症状传染者理论把国人吓得集体扑街，然后是 2 月 6 日粪口传播理论又新鲜出炉，紧接着 2 月 9 日的气溶胶传播理论，终于达到了恐慌上的最高潮。气溶胶这玩意已经算是核弹级别的传播路径了，除非戴军用级别的防毒面具，否则根本就防护不了。当然了，上面这些专家意见，统统都没有任何现实案例予以证明，全球医学界对这些言辞统统进行了剧烈的质疑，后来干脆就给予了直接的驳斥。发展到后期，当这些毫无根据的瞎扯流传到国外的时候，连世卫组织都被迫站出来直斥其非。但是我大中国国民就是要相信，就是要恐慌。只不过恐慌到了这样的状态，已经是极致了，总不能让人恐慌到直接自杀吧？接下来终于慢慢有人回过味来，这个新冠病毒，到底有多强悍？算起来湖北都封了大半个月了，省外要死人的话，早就大面积的死人了，怎么看来看去，好像就没死几个人呢？截至 2 月 9 号的数据，省外总共确诊 10540 人，累计死亡人数只不过 37 人，死亡率低到只有千分之四，并且死亡病例一宗宗的公开来看，平均年龄 72 岁，基本上都是患有严重基础疾病的老弱病残。回过味来的小部分国民，终于意识到，自己可能上了个恶当。

死亡率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个比值概念，分母是确诊人数，分子是死亡人数。无论各省如何严防死守，也不过是减少发病人数而已，无法降低死亡率。死亡率只与病毒本身的毒性有关，与疾病本身的进程有关。现在省外的死亡率低得简直令人怀疑人生，你要说省外政府有隐瞒数据的冲动，那是真说不上，省外的数据怎么看都是真实的。同时，国外那边也已经有了为数不少的感染案例，好像也没死几个人。你要阴谋论说几十个国外政府也同时隐瞒了死亡数据，这简直就是开国际玩笑了。

境外的新冠死亡人数，一直到 2 月 19 号，也就是 3 宗。除中国外发病人数最多的国家，就是日本和新加坡，这两个国家都先后表态，只会以对付流感的方式来对付新冠，绝对不会封城，更不会封国。尤其是新加坡，态度极其鲜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 2 月 11 日发表公开电视讲话，主要措施包括：建立社区级的防治制度，以社区医院为第一层诊疗机构，对发热患者进行区分，高度疑似患者再送到中心医院进行检验确诊。新加坡鼓励其国民减少不必要的聚会，但绝不强行禁止各类型服务企业营业。同时，在个人的防护问题上，新加坡鼓励勤洗手，但不要求佩戴口罩，甚至反对人人佩戴口罩，因为不正确的佩戴口罩会导致污染，反而增加感染几率。新加坡这种与中国截然相反的态度，引发了我大中国国民山呼海啸一般的嘲讽，大家纷纷指斥新加坡领导人，深信新加坡接下来必将会是尸山血海。可是接下来的情况简直是让全体中国人震惊到下巴脱臼：截至 2 月 19 日中午 12 点，新加坡总共确诊 81 名病人，由于没有中国式的超过 20 天的强制治疗期的规定，新加坡至今的出院人数已经达到了 29 人，治愈率达到 36%，并且重症患者还从峰值的 7 人下降到了 4 人。

在新加坡的案例之外，2 月 6 日美国治愈第一例肺炎患者的案例，更是突然就让中国人意识到，原来这种疾病，并非是无药可治，恰恰相反，可以选择的药物多的是。除了美国人使用的瑞德西韦，还有磷酸氯喹与阿比多尔；此外，利巴韦林与克力芝联合应用的效果也不错，在武汉的医疗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对轻症和中症患者的效果非常好，被一线医生赞不绝口（关于这一点，详见武汉金银潭医院张定于院长的采访实录，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Ma8giZzG3xVwIe1qXANiw）。

现在剩下的唯一麻烦，在于重症患者如何治疗的问题。上面提到的所有药物，都是病毒阻断剂，也就是阻止病毒复制，但是对于重症患者体内已经存在的严重的炎症反应（俗称炎症风暴），目前还缺乏高效的治疗方式。但是我国现在的医疗技术早已不是早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水平，除了现在被捧得火热的血浆抗体疗法外，位于合肥的中科大独辟蹊径，于 2 月 13 日开始正式的临床研究（新闻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YenslKpzvMOdPzLn9PLoOQ），使用 “托珠单抗” 来治疗重患的炎症问题，成功抑制住了 14 名重症患者体内的炎症风暴，这已经可以说是取得了临床研究的初步成功了。这种经验被推广出去的话，连重症患者的治疗难题，也有望解决了。

时间越往后，一线医疗团队对新冠病毒的了解就越深刻。2 月 14 日，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病中心 ICU 主任李粤平接受采访（新闻链接：http://news.ifeng.com/c/7u3L20Qcv32），明确指出 “看了这么多病人，我自己判断它是一个“阉割版” 的 SARS 和 “加强版” 的流感，比流感要厉害一点，病死率也比流感要高。跟 SARS 比，它的病程会比较长、传染性也会更强，但它病情明显要轻。对于轻症和普通型，大家不用过于惊慌，还是属于自限性疾病。”“新冠肺炎可能就像流感，会和人共生很多年，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就沉寂一段时间，一到湿冷天气，可能就卷土重来。”

这里先解释一下，所谓自限性疾病，就是疾病在发生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靠机体调节就能够控制病情发展并逐渐恢复痊愈，只需进行对症治疗或干脆不治疗就能恢复健康。一线医疗团队的这种定义给出来，意味着卫健委专家们对于新冠病毒的所有恐怖想象，基本上都属于胡扯。

在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散播纯属臆想的恐慌信息之时，另一个低调务实的部门，国家疾控中心，他们正基于客观立场，不断发出相对乐观的声音，可惜基本上都被国人忽视了，即便是少部分人看到了，对此也是破口大骂。疾控中心不是官僚机构，他们是由一群学历极高并且普遍拥有出国留学背景的高级知识分子组成的专业型事业单位，收入普遍极低，能够坚守岗位靠的都是情怀和坚守。1 月 28 号，国家疾控中心发表《新冠肺炎风险评估报告》，它通过当时 2700 多份确诊病例数据指出，最终的死亡率必然低于 3%，且主要为老龄病弱人士死亡，大量病患可以自愈，同时指出 “目前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该病在潜伏期内有传染性”。这最后一项结论后来引发舆论上的轩然大波，但是疾控中心始终坚持这个观点。此后，每次国家卫健委的专家出来胡扯八道，疾控中心的高级知识分子群体都要无奈的出来进行解释，比如 2 月 9 日那个石破天惊的气溶胶传播理论出来，疾控中心当即就给予了驳斥。可惜他们的每次解释，都只会迎来国民的冷嘲热讽。在那段疯狂的时间，唯有散播恐慌才是政治正确；客观的评价病毒，只能引发国民的集体敌视。

再到 2 月 17 日，疾控中心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发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一文，总结了截至 2 月 11 日的 44672 例确诊病例，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就是指出截至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家医疗机构发现了 “超级传播者”（将病毒传染给 10 人以上的人）。事实上，这是疾控中心再次驳斥了卫健委专家关于超级传播者即将大规模出现的言论。此外的重要数据包括：1、81% 的病人为轻中症患者，也就意味着八成的病人不需要吃药，或者仅只需要给予降体温类的常见对症药物即可。2、死亡患者基本都是患有严重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全部 1023 名死亡病例，0-9 岁的零例，这意味着儿童患病并不凶险；10-19 岁仅 1 例，不具有代表性；20-49 岁也仅有 63 宗，占比也仅 6%；50-59 岁 130 宗，占比 13%。这意味着 60 岁以上的死者比例高达 81%。3、全国医护人员的重症病例 1688 例，其中武汉有 1080 例。医护人员发病高峰期出现在 1 月 28 日前后，也就是封城之后 5 天。这意味着封城当天武汉各路病患就蜂拥到医院排队，在当天就导致了严重的院内交叉感染，并在五天后出现医护人员集中发病的情况。

（1 月 23 日晚在武汉中心医院门口排起长队的处于剧烈恐慌中的发热患者们。此后全世界在各类媒体上看到了大量普通感冒、流感、社区型肺炎或由于各种其它原因导致出现发热症状的武汉病患们群聚在医院哭天抢地的照片和视频，这就是交叉感染的由来）

然而无论疾控中心怎么说，大部分国人始终都不相信自己面对的并不是一种致命的病毒。他们深信那些早已退休的卫健委专家，他们执拗的封闭起自己的住宅小区和村落，一直到 2 月 18 日，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坚持不复工，不务农，呆在家里躲避想象中的病魔。老实说，工业复工不复工的，只不过是国民财富整体减少的问题，有一部分企业和个人会破产，这种后果以后还能想办法予以解决。但是农业是不能等的，误了农时，哪怕只耽误十天，那就耽误了整整一季的收成！全世界目前的粮食也就是紧平衡状态，根本承受不起中国这样的国家大规模减产，如果整整一季粮食减产，这种后果简直无法想象。

而在武汉那边，情况一直没有得到明显改善。武汉的问题，在于封城之后各种患者蜂拥而至医院，带来恐慌性的医疗挤兑，酿成交叉感染问题，并持续至今。武汉也尝试过建立新加坡式的分级诊疗制度，在社区医院进行初步检测，高度疑似患者才转移到定点的中心医院进行最终的核酸检测和治疗。但是在实践中，社区医院很快就被恐慌患者群挤爆，迅速丧失分诊能力，患者们还是只能往定点医院排长队。混乱的状态一直持续到 2 月 12 日，湖北宣布改变确诊标准，只要是临床医生认定为确诊，那就是确诊，并统一予以收治。然而在这长期的混乱过程中，交叉感染患者往往同时感染了新冠病毒、流感病毒、社区型肺炎以及院内耐药菌，导致治疗难度极大，动不动就发展成为重症患者。即便是现在的统一收治行为，也没能遏止住交叉感染的链条。这是由于武汉未能区分流感患者、社区型肺炎以及新冠患者，这些患者在临床表现上，都会表现出所谓的白肺现象，也就是炎症渗出现象。将这些患者统一收治到同一个大病房里，这就是交叉感染的温床。基于这样的原因，武汉的重症患者比例远远超出省外的平均水平，并且还在持续上升。

截至 2 月 18 日，武汉的重症患者高达 9562 人，并且依然呈现出清晰的上升趋势。这样的重症患者人数，早已经远远超出了武汉的病患接待能力。对于重症患者而言最重要的呼吸机，正常供氧也已经无法保证，完全超出了医院供氧的最大设计能力（相关新闻地址：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F54OPPTH0537A5Y9.html）。本来最好的办法，是将武汉的重症患者迁移出来，转至新增病患已经接近消失的其它省份进行治疗。然而这种方案，又遭遇到了省外恐慌国民的集体坚决反对。想想他们无视了关于新冠病毒的致命性极低的所有信息，他们情愿失业，情愿没饭吃，也不愿意走出家门，又怎么能够指望他们接纳武汉的重症患者！乃至在武汉市民自己这边，也依然对新冠病毒充满恐慌，自己也要把自己紧紧的封闭住，并且相互举报敢于出门的邻居。所以，接下来，在武汉的病患之中，类似英雄的医生、中产的导演、疲劳的院长死亡的案例，也只能是越来越多，毫无办法。

对这样的局面，我唯一可以庆幸的是，即便是国人再怎么继续恐慌也好，总而言之，这个病毒的毒性和传播性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不会因为国人的恐慌而提升。它的死亡率就是很低，也始终不存在超级传播者，气溶胶传播这类说法，唯有在医院病房这类病毒浓度极大的密闭空间内才有很低的感染可能，声称普通老百姓会在日常生活中因为气溶胶感染，那就是无稽之谈。因此，在 13.4 亿人的省外，它也必然会在本周内就走向消亡。

也唯有在它完全消亡之后，大部分国人再过一个月，从恐慌中清醒过来，才能真正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多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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