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台繁琐限制政策，农民工春节回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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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台繁琐限制政策，农民工春节回家难

记者：赫海威, 艾莎　　2021年1月28日纽约时报

每年冬天，中国北方的水果小贩庞庆国（音）都要旅行1300公里回老家，和家人一起庆祝中国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农历新年。

新型冠状病毒的暴发破坏了去年的节庆活动。由于许多中国城市都封了城，庞先生被困在了北方城市唐山。如今，随着新冠病毒在中国卷土重来，这场大流行病开始再次毁掉春节。为了劝阻像庞先生这样的农民工，让他们在今年春节期间不要旅行，当局宣布了繁琐的隔离和病毒检测规定。今年的农历新年从2月12日开始。

庞先生把在东北黑龙江省的老家称为“最幸福的地方”，这些规定让他痛苦不堪。最近几天，他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自己处境的沮丧，还上传了七岁女儿的照片。他已经一年多没见过女儿了。“太残忍的社会，”他在一个帖子中写道。

“挺想孩子的，”31岁的庞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但是没办法。”

随着政府试图避免在一年通常最繁忙的旅行季出现感染激增的情况，中国约三亿农民工中很多人都面临着与庞先生类似的现实。

当局要求春节期间返乡的人接受两周的居家健康监测，并自费做新冠病毒检测。许多在大城市里干艰苦工作、挣微薄工资的农民工说，这些限制让他们不可能回老家。

新规的推出在中国引起了广泛批评，许多人说这种做法对农民工不公平。在中国严格的户籍制度下，农民工长期以来一直被当作二等公民对待。没有城市户口的外来务工人员不能在他们工作的城市获得社会或医疗服务。由于当局为遏制病毒对个别社区实施了封区，雇主减少了工作时间、降低了工资，农民工已是中国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群体之一。

在正常年份，好几亿人在春节期间坐飞机、火车和长途汽车回老家与亲人共度新年，喜庆活动通常包括家庭聚餐和放烟火，春节假期通常是许多民工能回家看望亲人的唯一时间。今年，许多农民工都在打算独自过年。

在中国东部城市杭州一家纺织品店工作的朱小梅（音），为了回到西南省份四川的老家与家人团聚，通常要坐30个小时的火车。今年，她将在自己12平方米且没有厨房的宿舍里，第一次独自度过这个节日。

“肯定有点难过，”现年40岁的朱女士说。“还没有经历过这种感觉。”

对于许多中国家庭来说，今年的春节将是他们不能在一起的第二年。在去年农历新年即将到来的几小时前，当局实施了大范围的行动限制，暂停了国内许多的列车和航班。短短几小时内，武汉及周边地区的逾3500万人被勒令呆在家中。

中国官员担心，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可能会引发新的疫情，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农村地区的病毒检测还不普及，而且存在对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的某种阻力。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疫情基本上已得到控制，许多城市的生活基本上恢复了正常，但最近几周出现了新的聚集性感染病例，促使政府对零星社区进行封锁、对居民进行大规模病毒检测。周三，中国通报了54例新感染病例，而同一天，美国报告的新病例超过15.5万例。中国官员发誓要在农历新年前让5000万人接种疫苗，但人们对一些中国制造的疫苗的有效性仍存疑问。

尽管存在病毒的威胁，但当局仍预计在1月至3月的农历春节期间会有数亿人出行。这些旅行者中包括许多前往大城市的人，并非都是回农村老家的人。几个主要城市已在最近几天里收紧了旅行限制。北京要求所有来京人员病毒检测阴性，才能获准进京。

为了回应农民工对新限制的愤怒，中国政府试图给他们提供好处，比如礼品篮、活动安排，以及购物折扣券等，鼓励他们就地过年。

上海的官员们计划为那些放弃返乡的人支付电话费和医疗费。北京当局则鼓励企业向员工支付加班费，家政人员也已被告知，如果她们在春节期间工作，将得到400元的红包奖励。北方城市天津的政府承诺，为每名就地过节的外地员工向企业提供补贴。

一些市县走得更远，承诺让就地过年的农民工享受更好的教育和医疗等社会福利。一些官员向放弃返乡的农民工提供申请城市户口时的优先待遇。

“通过暖心举措，让务工人员留在就业地安心过春节，”中国政府官员陈勇嘉在国务院上周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政府在春节前夕发起了一场宣传运动，说服农民工不要返乡过年。城市街道上打出了诉诸孝道和模范公民行为的红色标语横幅。

一条横幅上写道：“口罩还是呼吸机，您老看着二选一。”

另一条写道：“带病回家不孝儿郎。”

还有一条写道：“传染爹娘丧尽天良。”

中国政府正在尽力避免一场可能破坏中国经济复苏的疫情大暴发。去年的封城导致了中国经济陷入近半个世纪以来的首次收缩，但后来随着官方下令国有银行放贷、工厂开工，中国经济已开始复苏。中国本月早些时候的报告称，国内经济总产值在2020年增长了2.3%，很可能超过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大国。

让人们花钱并不总是有效。疫情的再次大暴发将给通常伴随着春节假期而来的积聚的购物需求蒙上阴影。

“会造成真正破坏的是，如果病毒传播大到足以导致更多的工厂和建筑工地停工的程度，”独立经济研究公司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的董事总经理葛艺豪(Arthur Kroeber)说。

葛艺豪说，当局似乎并不急于采取去年的严厉措施。

“他们在试图找到平衡，”葛艺豪说。再次对聚集进行严格限制“会很尴尬”，他补充说。

就地过年的限制对许多已处于困难之中的中国农民工来说是雪上加霜。去年，由于政府的封城和其他限制措施，经济陷入停滞，许多工人好几个月没有工作。疫情期间，中国较富裕的工作人员基本上保住了工作，但许多农民工在工资和工时减少后面临着谋生困难。

47岁的施宝莲（音）是东部城市苏州一家化工厂的工人，她说她一直期待着回家过年，看望父亲，帮他打扫房子。但在她的家乡河北出现了聚集性感染病例后，她取消了计划。

施女士说，她将和丈夫一起留在苏州过年。她说，城里“没有一点过年的气氛”，她想念家乡的烟花和红底金字的春联。

“回不了家，就上班吧，”她说。“等疫情过了咱再回去。”

Albee Zhang和Cao Li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赫海威(Javier C. Hernández)是《纽约时报》负责报道中国的记者。他报道了习近平领导下专制国家的崛起、#MeToo运动等社会理念的发展以及农民工和污染受害者等中国最弱势公民的困境。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HernandezJavier。

艾莎(Alexandra Stevenson)是时报驻香港商业记者，报道中国企业巨头、跨国公司以及中国在亚洲日益增长的经济和金融影响力。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她。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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