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呼和浩特跳楼事件后，任何 “反思” 都必须尊重人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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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 编辑注：作者维舟在微信公众号（langman1608）上写道，这篇文章在微信上无法发布。维舟：“今天这篇又发不出来。所幸在百家号上是发出来了（标题被编辑改动过了），请到本文末尾，点左下角‘阅读原文’，即可跳转读取，我已设置好超链。长图我也做好了，如果想提取，请去本号首页，在底部对话框输入‘反思’，会自动回复长图。” 而文章下面有读者留言表示回复 “反思” 也无法收到长图。

在兰州 3 岁孩子在封控期间因延误救治致死之后，顿时有一种被击中的感觉。

出了这样的事，谁都难免产生一点怀疑：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如何才能避免悲剧重演？

确实，很多人都在反思。然而，单靠一两个悲剧其实根本不足以触动全社会心态发生变化，因为你留心一下就会发现，不同的人都在按自己的方式进行 “反思”，得出不同的结论。

第一种反思意见承认，这是防控之下救治工作做得不够细致。11 月 3 日，官方通报表态，将 “对此次事故处置过程中暴露出的救助机制不畅通、应急处置能力不强、工作僵化刻板的单位和干部，将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

已经有人注意到，现有的两份通报都只各自讲述了 “局部的真话”，“但这种局部的真话不仅无助于公众对事件形成完整认知，反而加剧了民众对公信力的不信任”，强调负责管控的各个链条工作人员都有责任完善各自的工作。

但这意味着反思防疫本身吗？那可不一定。

恰恰相反，这其实是遗憾防疫还做得不够好。我去年初就发现，很多人抱怨的只是防疫工作中的细节问题（比如封城时菜没有及时配到），但并不是质疑清零本身。换句话说，他们不是 “不要防疫”，而是“要更好的防疫”，并且相信，完全有可能“既要” 和“又要”。

第二种意见甚至觉得防疫人员也不必反思，出现这样的事，要怪只能怪这家人自己。经济学家梅新育写了一篇《兰州七里河儿童煤气中毒身亡事件警示家长和各方》，他在复盘经过之后认定：“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反应速度，可供改进的余地即使存在，也远远不能与死者父亲妥某磊决策失误耽误的时间相比。”

这种思路在国内也有深厚的社会土壤，很多人从小都被这样教育：遇到任何问题，别责怪社会和他人，多从自己身上找找问题。

有人说，他坚定支持清零防疫，但上海封城期间也陷入了抑郁，而他调节情绪的办法就是：说服自己，这点苦不算什么，“提醒自己少犯都市青年矫情病”。

这确实是不少人真实的心路历程，然而让人感叹的是：本来他们已经触及到了一个临界点，但不仅没醒悟，反倒压抑了自己已被唤醒的真实情感，主动强化了被异化的处境。到头来，对自己受苦的 “反思”，其实是为下一次承受更大的苦做好了准备。

日本学者桥本健二发现了一个讽刺性的现象：贫困阶层中高达 44% 的人接受了 “自我责任论”，这样，虽然贫富差距的扩大明明不利于自己，但他们却并不反对，而只怪自己不努力。在美国也一样，“最觉得穷人该死的，往往就是穷人自己”。这原本不失为一种自我鞭策的精神，但最终却成了肯定现状、改善其处境最强有力的障碍。

不管怎样，这多少还算是有所触动的，第三种人则预先就阻止了反思。有时，他们也承认这是一个悲剧，承认是有问题，但又觉得这 “没办法”，没有哪里能做到完美，为了保障更多人的安全，难免总要有一点 “小小的牺牲”。

在呼和浩特跳楼事件后，有人甚至说：“跳楼不是很正常吗？每年都那么多人跳楼。”

如果你试图追寻真相，找出问题的根源，那多半会得到这样的回应：

“你太偏激了。要全面、客观地看：问题确实存在，但也要看到做得好的方面啊！”

“这样说，对那么多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是不公平的。”

“看看美国都死一百万人了，我们这相比起来代价还是小的。”

很多人因此相信，现在出现的种种问题，只是因为下面的人 “把经念歪了”，“经” 本身是没问题的。有一篇 10 万 + 的文章赞扬广州最近这一轮疫情防控透明、迅速、精准：

如果每座城市都能做到像广州这样，把动态清零贯彻到底，根本就不会让那么多的谣言可以存活。倘若你能做到开诚布公，相信大家不会有任何质疑。

作者进而乐观地看到，河南、内蒙古、兰州等地都在纠正 “一刀切”，“这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也开始着手解决。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不论如何，这就是我们当下所面临的真实社会现状。人们已经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防疫逻辑的大前提，即便出现问题，也只能在经验层面总结（如何在细节上完善、如何自己做好），但对信念体系的质疑则是难以做到的。

当然，这绝非当下中国才如此，古往今来，类似的事比比皆是，这种心态的浮现及其顽强存在，正表明社会正在丧失其自我纠错能力。虽然长远来看，这总会过去，但就像约翰 · 克里在谈到越战时曾说的：“你们如何能够对一个人说，他将是最后一个死于错误的人？”

所谓 “反思”，并不一定需要多复杂抽象的思维能力，对他人处境最朴素、本能的共情就能触发。这看似很简单，在现实中却不容易见到，因为，就像上面这段对话表明的，执行人员有时就像一个机器人，丧失了对他人处境的基本共情。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风向不发生变化，那么身处其中的人们心态转变的唯一契机，就是自己也轮到了同样的遭遇。

就像《第九区》里那个肆意对待他者的男主角威库斯一样，直到自己沦为异类，才体会到那是什么滋味——当然，那种科幻的场景在现实中并不经常发生，而且这两年的疫情也让人意识到，即便这个科幻故事的结局，其实都是乐观的。

真正的反思，首先需要撇开各种话术的遮蔽，恢复我们生而为人的感觉和常识，认识到 “我们不应该过这样的日子，正常的社会也不是这样”。在此基础上，讨论如何恢复、重建生活才是可能的。

汉娜 · 阿伦特曾提出 “有意识的贱民”（conscious pariah）这一术语，指那些清楚地知道自己被视为异类的边缘群体，但也正是这种独特性赋予了他们某种接近本能的共情能力，因为他们有切身经历，因而能敏感地体会到他人的困境：

这种敏感是对于每个人的尊严的一种病态的夸大，是一种特权阶层从不能感受的激情。就是这种强烈的共情能力造就了贱民的慈悲心。在一个建立于特权、因出身获得的骄傲和由头衔赋予的自大之上的社会中，在理智将人的尊严当作道德的基础很久之前，贱民已经凭直觉发现了广泛的人的尊严。

这一点，其实就渗透在中国人的日常用语中——常看到网上有人说：“做个人吧！”“说人话。” 这其中隐含的意思无非是说：一个人的言行算不算 “正常”，取决于它是否捍卫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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