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华为被打倒了,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知乎用户 楠爷 发表 华为被弄死,意味着抵抗力可能更弱的其他企业也一样会被弄死。从需求角度,确实没什么离开华为就用不了的情况,包括运营商业务,这国家离开华为太阳照常升起。 二战后的联合国成立,实际也是一个利益分配大会。德国和日本这两个主要 …
科学与技术是一对孪生姐妹,要把她们区别开来也无可厚非,但是为了论证中国自古就没有科学,做出这样的区别,人们会不会问一句:“西方或近现代技术都是有科学基础的,中国古代技术都是拍脑袋、凭经验、碰运气做出来的。” 这是谁发明的标准?
前面一句似乎还有一个定义上的分歧,后面这句还加上“这本是命运”。学识不到,可以慢慢来,多了解一点中国的古代文化,暂时弄不懂的可以存疑,不要前人撒灰,迷了后人的眼睛。
相关问题:
有人说西方文明的科技是最近几百年才超过东方,但我了解希腊文明之后,觉得在古代西方文明也比东方强,对吗?
为什么古希腊老祖宗的《逻辑学》能成为科学发展的一把钥匙,而我们老祖宗的《易经》却不能帮助我国科学发展?
是。
以我个人浅见,现代科学的产生主要来源于两大思想根源:作为出发点的功利主义和作为有力工具的逻辑思维。除了两大根源,还要有作为基础学科的物理学、几何学、博物学和天文学等知识。
西方先有逻辑思维,到近世,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发展以后就顺理成章出现了现代科学。
中国人很早就有功利主义传统,但是逻辑思维不发达,还有种很糟糕的传统叫做遵祖制,“传道受业解惑”,传的是祖宗之法,继的是祖宗之业,有惑是因为你没学明白,不是祖宗之法有什么问题。在农耕时代的技术勉强堪用以后,这个传统就不再鼓励 “开宗立派” 的行为,把形式逻辑和科学思想的发展都给堵死了,遇事不决问祖宗,而非从事实和逻辑当中找答案。
所以古代中国,没有成熟如西方的几何学、逻辑学和哲学,只有单纯因实用而长期领先的算术、农学之类,但是需要用到大量几何学知识的技术(比如用石头盖房子的建筑技术)也很难掌握,这是事实。
中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是学术共同体的共识。西方古代也没有。到现代科学出现之前,那些用来指导实践的不成熟的理论都是 “前科学”;现代科学出现以后,还把这些东西吹上天,并且声称跟现代科技一样可靠,那就是 “伪科学”。
是不是学界共识我不知道,但我认为他说的挺正确的。
如果他所指的科学是现代科学,那么不仅古代中国没有,古代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
如果他所指的科学是一切经实践检验的结构化知识体系,那么不仅古代中国有,古代任何一个地方也都有。
当然,不得不说我国古代相对于古希腊而言,少了一些对于人类的思考本身的思考,也没有形成相对完整的逻辑体系(并非没有逻辑,名家,墨家,儒家等先秦诸子百家都有关于逻辑的一些论述,如果不是过早进入思想大一统的阶段,是完全有可能发展出相对完整的逻辑体系来的)
然而,问题是,现代西方人与古希腊人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任何关系!
别说古希腊时期,即便到了古罗马时期,他们的祖先也还是北欧野人。
中国古代技术都是拍脑袋、凭经验、碰运气做出来的。
很多现代技术也是啊。哪个年代的技术发明不需要灵感和经验,不需要千万次的试验 “碰运气”?
科学只是提供一种抽象化的经验,并不是绝对必需的。
我觉得他说的挺对的。
至少在我的阅读经历之中,没有东西可以反驳这个观点。
其实这个观点,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之中,对此早就有个解释,只不过人们往往直接忽略掉,或者读不出那层含义。
康德说,数学这个东西,是古希腊人的发明,
数学从人类理性的历史所及的极早时代以来,**就在值得惊赞的希腊民族中走上了一门科学的可靠道路。**但是,不要以为数学与理性在其中仅仅同自己本身打交道的逻辑学一样,很容易就遇到或者毋宁说为自己开辟了那条康庄大道;**我宁可相信,数学(尤其是在埃及人那里)曾长时期停留在来回摸索之中,而这种转变应归功于个别人物在一次尝试中的幸运灵感所造成的革命,由此人们必须选取的道路就不会再被错过,而科学的可靠进程就永远地、无限地被选定、被标示出来。这场比发现绕过著名海角的道路更为重要得多的思维方式的革命以及实现这场革命的幸运者的历史并没有给我们保留下来。**然而,第欧根尼 · 拉尔修提到过据称是几何学证明的那些最微不足道、按照常人判 […]
按照康德所说,数学是一种先验的思维模式,也就是他起源于毕达哥拉斯的一个信念,就是万物可以被数理化的信念。而数学是一种形式科学,而不是经验的东西。
第一个演证等腰三角形的人(无论他是泰勒士还是任何其他人)的心中升起了一道光明**;因为他发现,他不必探究自己在图形中看到的东西,或者也不必探究图形的纯然概念,仿佛从中学到它的属性似的,而是必须通过他根据概念自身先天地设想进去并加以表现的东西(通过构图)来产生。**而且为了可靠地先天知道某种东西,除了从他根据自己的概念自己置于事物之中的东西必然得出的结果之外,不必给事物附加任何东西。
所以,在这里,说中国没有数理科学,是完全正确。因为中国始终没有这样的思考模式。
然后康德说,所谓科学是什么呢?
在所有的自然研究者心中升起了一道光明。他们理解到,理性只洞察它自己根据自己的规划产生的东西,它必须以自己按照不变的规律进行判断的原则走在前面,强迫自然回答自己的问题,必须不让自己仿佛是被自然独自用襻带牵着走;因为若不然,偶然的、不按照任何事先制订的计划进行的观察就根本不在理性毕竟寻求和需要的一条必然规律中彼此关联。
**理性必须一手执其原则(惟有依照其原则,协调一致的显象[Erscheinung]才能被视为规律),另一手执它按照其原则设想出来的实验走向自然,虽然是为了受教于自然,但却不是以一个学生的身份让自己背诵老师希望的一切,而是以一个受任命的法官的身份迫使证人们回答自己向他们提出的问题。**这样,甚至物理学也应当把它的思维方式的这场如此有益的革命归功于这样一个灵感,即依照理性自己置入自然之中的东西在自然中寻找(而不是为自然捏造)它必须从自然学习、而且它本来可能一无所知的东西。由此,自然科学才被带上了一门科学的可靠道路,它在这里曾历经许多个世纪,却无非是来 […]
这句话是个什么意思呢?他表达为科学的两种特质
其一、从形式上来看,他表达为实验科学
其二、从内容上来看,他表达为理性超越于自然,把自然作为一种被动的存在,而必须听命于理性的要求。这个观点,其实是基督教给出的观点。
换言之,正是因为基督教的存在,才使得科学能够出现
而中国是一种什么思维?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绝对无法诞生科学。因为天人合一表达的是精神与自然的混同,而不是精神超越于自然。
但是仅仅把科学难以出现,归咎于礼,就没有看到本质了。因为根本原因是因为社会结构长期处于集体共同体的压抑之下,个体无法解放,才导致精神无法独立。
换言之,科学的出现,表达为个人主义的伸张。个人主义无法伸张,科学事实上就不可能出现。
然后黑格尔也对这一点进行了揭示,他说的更为清晰,他说
是的
科学这种高级货,在历史上只诞生过一次,在英国。
其他任何国家任何时间都没有自发的诞生过
也不算是学术界的共识,
而是稍微有点科学素养的人的常识。
科学有三个要素 : 超验的公理体系, 形式逻辑, 经验主义。
超验的公理体系,比如牛顿第一定律,物体在不受外力和合外力为零的情况下,直线匀速运动或者静止。 这种情况是超验的,宇宙中找不到合理的灵活不受外力的地方。 科学必须以超验的公理体系为基础。
形式逻辑指的是形式逻辑的三大律 同一律不矛盾律,排中律。
经验主义是在经验基础上的实验和观察。
古希腊哲学和中世纪欧洲宗教哲学拥有 1. 超验的公理体系,2. 形式逻辑。没有经验主义。 所以古希腊和中世纪欧洲没有发展出科学。
近代欧洲哲学拥有 1. 超验的公理体系 2. 形式逻辑 3. 从培根开始的经验主义思想。 所以近代欧洲发展出了科学。
古代印度哲学有 1. 超验的公理体系 2. 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 没有经验主义。所以古印度不能发展出科学。
古中国的哲学有: 1. 超验的公理体系——阴阳五行, 2. 经验主义 3. 我们注重辩证逻辑,比较忽视形式逻辑。 所以古中国不能发展出科学。
中国哲学拥有科学三要素的全部要素,它跟科学中间只隔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 这层纸就是逻辑,中国哲学注重辩证逻辑,忽视形式逻辑。所以古代中国没能发展科学。 但只要把形式逻辑放在辩证逻辑之前。中国哲学可以很轻易的接受科学。 成为科学生长的土壤。
中国哲学的三要素 超验的公理体系 辩证逻辑 经验主义。 可以发展出一套合理的,指导人类实践的学问。 这门学问的逻辑基础不是形式逻辑而是辩证逻辑,所以这门学问不是科学,但这学问依然是合理的,是符合客观现实的。 因为辩证逻辑也是符合客观现实的。
形式逻辑是观察世界的逻辑,辩证逻辑是改造世界的逻辑。
补充: 评论里有人卖弄辞藻, 之乎者也的一大堆, 诸位原谅我文化低,看不懂这些。
我只看经验事实,世界上科学技术发展就最好的地区,就是欧美和东亚。 请问大家如何解释?
设计工具的是设计部门的打工人,
制造工具的是工厂的工人,
但使用工具的可以是各种人,
甚至有可以把使用工具的人当工具使用的人。
科学,数理科学。
归根到底只是工具而已。
除非某个民族能把它彻底垄断。
不让其它民族通过这种工具进步。
那个时候才能说是这个民族的东西。
所以,想通过 “古代起源了科学” 证明民族更优质,
就类似于打工人们用 “工具都是我造的,要不是我资本家都会饿死” 来安慰自己一样。
真正能让日子过好的,能证明自己优秀的,并不是造工具的能力。
而是打破规矩的能力,是造反的能力。
这一点在古今中外,都通用,每一次大进步,都是在打破规则,都是在造反。
所以,欧美历史上,真正有大用的,真正精华的东西,其实是一次次的反抗与造反。
然而这东西,东方其实也并不缺少…
科学,是建立在可检验的解释和对客观事物的形式、组织等进行预测的有序知识系统,是已系统化和公式化了的知识。其对象是客观现象,内容是形式化的科学理论,形式是语言,包括自然语言与数学语言。
经常有人会问这个问题:
为啥中国古代这么厉害,却没有发展出工业革命和现代文明?
这个当然有很多解释,韦伯说是因为新教伦理,诺斯说是因为产权制度,布罗代尔说是因为西方底子本来就好云云。
但作为一个学理工出身的人,我觉得有个很简单的原因:那就是中国没有科学,从来没有。
当然,个别搞科学的人是有的,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就是没有,没有,没有。
我不知道大家读没读过《九章算术》,反正我翻这本书的时候真是挺吃惊的,这本书可以说是古代中国算经之王,上千年来都认为是中国数学的顶级权威,地位就像西方的《几何原本》。
但是里面的内容是类似这样的:
今有凫起南海,七日至北海;雁起北海,九日至南海,今凫雁俱起,问何日相逢?
这个还好理解,就是应用题,比如:小明从游泳馆到学校需要 40 分钟,小红从学校到游泳馆需要一个小时,他们俩同时出发,问什么时候碰头。
当然也有我不会算的题目:
今有粟一斗,欲为粝米,问得几何?
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确实不知道一斗粟能出多少米。
总之就是这样一本习题集,然后上千年来中国数学家们就像研究论语一样,孜孜不倦地做注解其中的微言大义。
这和《几何原本》完全是两种东西,几何原本上来就是公设,就是定义,然后各种推导。
我们可以看看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
第十三论:两直线只能于一点相遇。
如云线长界近相交不止一点,试于乙丙二界各出直线交于丁,假令其交不止一点,当引至甲,则甲丁乙宜为甲丙乙圆之径…...
看明白了吧,这完全是两种数学书。
而这两种数学书也说明中国和西方对数学的态度完全是不同的,他们脑子里,数学根本不是同一种东西。
徐光启看到几何原本的时候,就说跟它一比,中国的数学呢,结论也都对,可是对的没道理(“其法略同,其义全阙”)
就像咱们说勾股定理,其实勾股定理跟几何原本里的毕达哥拉斯定理不是一回事。周髀算经对勾股定理的证明是这样的:“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环而共盘,得成三四五。两矩共长二十有五,是谓积矩”,就是用面积来证明。
但是这不像是真正的证明,而是一个特例,一个发挥,如果现在学生用这种方法证明勾股定理,老师肯定会打错的。
古代中国的技术水平确实总体上来说独步天下,在全世界也可能都是最牛逼的,中国的农具是最有效率的,中国的大规模炼钢技术也是最好的,中国的船舶也是最大的。
但要做出这些技术发明,并不需要什么科学,只需要丰富的经验,严格的管理,和一些很基础的理论知识就行了,欧几里得的直线与圆的复杂关系,对炼钢和种地并没什么用。
中国人当然不是不聪明,相反,中国人非常聪明,我觉得一点都不比希腊人笨,但问题是咱们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不愿意去钻这个牛角尖。
可能我们太现实了,只愿意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地解决现实问题,对抽象的理论体系缺乏兴趣。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重视实用科学,不重视基础科学。
这个东西开始的时候会占便宜,但长远来看就是会落后。
大家可能还会有一个看法,觉得古希腊人可能重视科学,可是西方中世纪的时候也很落后啊。
确实,中世纪的西方很落后,但是它即便落后的时候,也有很多人,有一股子痴迷于抽象科学的劲头。
就像阿奎那会用五大逻辑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你什么时候见过咱们中国人用逻辑证明玉皇大帝的存在?
我们说教会反对科学,迫害哥白尼,烧死布鲁诺(当然这两个说法都不准确),但这也恰恰说明那个社会重视宇宙体系学说。如果哥白尼在中国提出日心说,大家只会当个好玩的事情谈一谈,可能文人笔记里面还会记上一笔。
但谁会为此激动呢?
谁有那个闲心思迫害你?
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跟我们有啥关系?老子还要赶考呢。
中国有蔡伦,有鲁班,可就是没有伽利略,没有牛顿。
可能这就是因为咱们太实际了,太现实了吧,缺少单纯的好奇心,缺少对真相的痴迷。
一,农耕文明的保守性
中国的地理环境和西方迥然不同。首先,中国地理环境相对封闭,西有青藏高原、北有大漠和西伯利亚冰原地带,东南为太平洋。这这样的封闭环境下,中国文明和外界的交流有限。其次,中国的文明产生的中原地区十分适合农业生产,中国文明是典型的农耕文明,以农立国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农业便进入了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时代。
中国近代为什么会落后于世界潮流?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中国地形
小农经济具有自身的许多特点,如封闭性、保守性、自足性。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文化的特点也是以保守性为主。对于国家来说,农业可以提供稳定的赋税、粮食、劳役和兵源,也有利于社会稳定,而工商业者迁徙不定,不利于控制。因此从战国开始,法家学派就提出 “重农抑商”,将黎民束缚在土地上,以供君主 “牧民”。工商业容易向农业争夺劳动力,因此统治者往往出台许多政策以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如国家专卖政策、贱商令。中国的重农抑商政策时而加强,时而放松,但是从未被废除过。
重农抑商政策对工商业的打击十分严重。在中国古代,工商业者及时赚了钱,也不会投资扩大生产,只会求田问舍,将自己变成地主。因此中国古代的工商业不管如何发展都是无法产生资产阶级的。明清时期的徽商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徽州地区土地十分贫瘠,然而这里的土地价格却十分昂贵,这是为何呢?原因就是徽商经营发财致富后,便在徽州买土地庄园。因此,重农抑商使得工商业难以扩大生产,导致社会转型了缺乏动力,这是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最基本原因之一。
二 ,小农经济必然产生高度集中的集权体制
农耕文明总是会产生专制体制,在中国如此,在印度、两河流域、古埃及甚至斯达巴也是如此。其根源在于小农经济具有脆弱性,需要强有力的集权来维持正常的经济生产。这里的脆弱性有很多方面,例如洪涝灾害频繁、战争破坏、土地兼并等。但是对小农经济威胁最大的还是工商业。
在统治者看来,工商业者好逸恶劳,会吸引大量的农民参与其中,最终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国家将会实行了一些列的高压政策,这些政策在商鞅变法时期表现得淋漓尽致。如禁止一切工商业和服务业,甚至连学术活动也被禁止,让百姓没有其他出路,只能从事农业。从事农业会导致收入低,饥寒交迫,于是商鞅出台 “军功授爵制”,让筋骨强劲之人去参与战争,已获得功名利禄,进入统治阶层,为君主服务。
一旦取得了爵位,这些人便开始对农民剥削,残酷的镇压,以保让农民维持在最低生活水平线左右。这样农民才会努力去参与战争,以求当官。秦朝之后,儒家思想成为了社会主流思想,但是其本质并没有变化。儒家思想鼓励人们 “学而优则仕”,读书当官成为了人们毕生的追求。
在这样的运转体制上,专制就出现了。下层人民受到剥削压迫,便努力通过统治者提供的 “通道” 进入统治阶层,之后继续压迫下层人民。这就是商鞅流毒千年的统治术。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其他通道均被堵死了。经商吧,有重农抑商的政策;一心搞技术发明吧,那叫玩物丧志,醉心于奇技淫巧;搞学术活动吧,那是空谈误国。即便是经商,那也是官商合一;即便是搞发明,那也是为了农业服务;即便是学术活动,那也只能经世致用。中国古代有士农工商四大阶层,士的地位最高,工商业者的地位最低。这种等级差别让人们都去追求读书当官,为君主服务,这就是中国专制制度根深蒂固的思想基础。
三,小农经济下,中国只有技术,没有科学
我们常常认为中国古代科技十分发达,我们得意于四大发明、中医、农学和天文学的伟大成就。然而实际上来说,中国的古代这些成就都不是科学,只是技术。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由理论支撑的严密的自然哲学体系;什么是技术,技术就是为现实服务的经验技艺。技术的出现不需要理论的支撑,即便是有也是牵强附会的神学——如中医中的阴阳五行论、天文学中的天人感应等。技术需要的是经验的不断积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技术领先的国度。
虽然中国古代有很多技术成就,给欧洲文艺复兴带来了一些所谓的贡献,比如欧洲的打印机起源于中国的印刷术,洗衣机起源于中国的洗衣板,电灯起源于中国的灯笼,空调,电冰箱起源于中国的冰窟,火车起源于中国的曲辕犁,汽车起源于中国的马车和板车,飞机起源于中国的风筝,音响起源于中国的笛子,摄像机起源于中国的镜子,摩天大楼起源于中国的寺庙塔,计算机起源于中国的算盘,电子信息、互联网起源于中国的飞鸽传书,但实际上来说,中国古代的这些发明都不是科学,只是传统技术,与西方的发明相比根本就不在一个平行宇宙,即使没有中国的这些技术的输入,凭着崇尚科学精神的西方照样会发明出来。因为西方是哲学至上,先研究理论,再去证明。当西方技术水平低下的时候,他们理论就这被成为了哲学,高高在上,难以触摸,似乎毫无用处。但是一旦他们的技术水平提了起来,能够和理论接轨,那么他们的科技就能够突飞猛进了。早在罗马时代,欧洲就反复争论一些理论问题,一直争论到了近代。17 世纪,牛顿提出了 “万有引力定理”,如果放在中国,谁会去理会牛顿呢?而中国由于缺乏高度的理论体系,使得中国的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停滞不前。社会形态不变,经验也没有新的突破,单纯的技术也限制了中国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几千年以来只能停留在传统农耕技术上,没有任何突破。一直明清时代人们使用的工具居然和秦汉时代没有什么变化。因此,在明清时期,中国的农耕文明已经基本走到了尽头,注定被西方主导的世界文明所淘汰。
下面我来谈谈所谓的 “四大发明”
严格来说 “四大发明” 是技术,不是科学,这是学术界的最基本常识。
根据近段时间来我所掌握的新资料,增加了大量的新内容,和解答,使其更加翔实,细致,全面,逻辑更加严密,论证更为完整。引言一火药,二印刷术,三指南针,四纸。
我们所谓的 “四大发明” 是科学领先这说法确实是被高估了,这种手段甚至都不是我们自己出面搞出来的,而是李约瑟这个中国官方廉价雇佣的枪手搞出来给我们伪充面子的。因为近现代所有文明成果,都是西方创造的,中国人在这个事实面前深感自卑,但是又不愿意或者无力奋起直追去创造出自己的成就来贡献给人类,所以只好通过虚假编造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意淫需求,但是西方文明这几百年来的成就全世界眼睛都看的清清楚楚,想造假吹嘘成是自己的功劳不可能,于是中国人就把造假吹牛的方向放在古代历史上,反正年代久远,难以考证,再利用文言文的语义模糊,隐讳,多歧义,通过对各种零零散散互不相干的野史传说作牵强附会断章取义的解释,加以华丽辞藻的包装,无中生有地编造出种种 “中国古代科学成就,文明成果”,然后厚颜无耻地把别人西方的任何现代文明成就,科学成果都讹诈成是 “从我们这里传过去的”“是受我们的影响”“没有我们的发明就不会有你们今天的成就”,这样他们就以为占到西方的便宜了,心理就得到平衡了,虚荣心得以满足了。
我决定要将这个所谓的 “4 大发明” 从头进行彻底的剖析,还其真实面目,还西方文明一个公道。经过多年的搜集资料,研究整理,现在终于时机成熟,能够来完成这个工作了。
很多人特别津津乐道于马 克 思谈到指南针,火药,印刷术这 “三大发明” 的那几句名言,其实马氏不过拾人牙慧而已,最早谈到所谓 “三大发明” 的人是英国哲学家培根,他对这几种发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不过今天看来显然是夸大其词了,分别从文学,军事,航海活动三方面阐述,后来马克思那些论调不过是把这几句话改头换面了一下就照搬过来,似乎很给我们中国人挣了面子,不过可惜的是,培根根本就没有说“中国的三大发明”,而是说“它们的起源模糊不清”,详见《新工具》一书。
事实上不管是培根还是马 克 思,他们谈到的所谓 “三大发明” 都不是我们中国的所谓“三大发明”,而是西方的“三大发明”,马 克 思甚至毫不客气地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和哲学”。
所谓 “4 大发明” 的说法是到了上世纪时才由 “科学史家” 李约瑟炮制出来的,虽然在这之前也有类似的论调出现,但是是借着他的名义,中国人才得以将其正式地大张旗鼓加以宣传。
李约瑟本来是一个英国生物化学家,37 岁那年(1936 年),他认识了来到他所在实验室工作的中国女留学生鲁桂珍(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在她的影响下,或者说诱导下(李约瑟自己也坦承了这一点),李约瑟开始对中国产生了兴趣,并以 37 岁的年龄开始学习汉文,并且非常可笑地一开始就以学习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来说都算是晦涩难懂的先秦著作《管子》作为起点。然后开始 “研究” 中国古代 “科学史”,并于 1942 年应邀到中国“工作访问” 了四年。数年之后,就炮制出了煌煌几大册《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中译《中国科学技术史》)。出于一种猎奇的心态,书中牵强附会地 “考证” 出了很多神奇的中国古代“科学发明发现”,如古代的“机器人”(实际上是木偶),古代的“直升飞机”(竹蜻蜓),古代的“化学武器”,4 大发明,等等。
他的汉文水平到底怎么样,似乎不得而知。而且他已经去世,似乎也无法验证了。不过,有一个很可笑的事实摆在那里:他虽然被中国人尊奉为研究中国古代 “科学史” 的专家,大师,汉学家,中国通,但是他与中国人之间的通信,甚至在为他的作品出版汉文版所做的答谢中,和为他的汉文传记写的序言,都从不用汉文而用英文。所以也可想而知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懂汉文。而世界上有这样不懂汉文的 “汉学家” 吗?
而他的人品怎么样,是不是一个诚实的人?从他不惜撒谎作假在朝鲜战争时期为 ** 指控美国在中国东北投放生物武器一事作证,就可以得出结论了。而这一历史谎言,经由苏 联解 体后解 密的文件已经得到澄清了。
他不仅不是研究科学史出身,而且没有得到国际学术界主流的认可,更是连汉文都不太懂,这样炮制出来的东西没有可信度。翻古书,辨识文言文,这些我们中国人比他精通。而他书中的种种错误也早有人指出。
连他妻子鲁桂珍也承认: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
他本人在英国学术界颇受冷落,为了哗众取宠,于是另辟蹊跷搞一套 “非西方中心论”,并在中国官方的操纵下进行。他本人不过为了出“学术成果” 罢了,至于搞这种 “精神鸦片” 出来对本来就缺乏科学精神的中国人毒害有多大就不是他所关心的问题了。
至于那个后来成为了他妻子的女留学生鲁桂珍在这一事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那是不言自明的。
至于培根和马 克 思所夸大其词的所谓 “三大发明” 的“历史作用”,只不过是哲学家式的把复杂事物简略化的表述方式,一种似是而非的提法,这一套把戏对经历过马那已经宣告破产的 “科学 ****” 和“辨证思维”洗礼的中国人来说都不陌生了。
如果要说在古代历史发展上的重要性,影响力,没有什么发明或者发现能比得过火的使用,弓箭,以及制陶术,青铜冶炼术,冶铁术,文字,车轮,驯养家畜,犁等等发明,培根居然说那三大发明没任何东西能够相比,这完全是夸大其词,跟上述事实完全矛盾。没有这三大发明,也有其他的替代物在起作用,但是没有上面提到的那几项发明,整个人类就不可能进步,几乎没有任何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依赖到这些发明,而印地安人正是因为没有发展出这之中的几种技术,所以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水平才受到了限制,提高不起来。
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阐明这个问题:即它们──“4 大发明”,到底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所 “发明” 的;它们到底是不是像所吹嘘的那样 “对人类作出了重大贡献”,到底有多少影响;而且,这些东西到底是否足以称得上是“科学发明” 的技术含量,因为根据辞典上的解释,够得上称为 “科学发明” 的东西应该具备三个条件:一定程度的技术含量,较高水平的智力劳动特别是逻辑思维活动,特定历史条件下相关行业最高的认识水平,从定义这种发明的关键的技术点上来看,它们跟其他国家民族类似的古代技术雏形以及现代意义上的发明有什么异同点,具不具备构成该种科学发明的技术概念。
下面就让我们来从头审视一下所谓 “4 大发明” 的来龙去脉。
第一部分。火药
被中国官方和御用学者长期误导的重要一点:近代西方人常常提到的以及在近现代西方历史上起到重要作用的 “火药” 跟中国所谓的 “火药” 并不是一回事。
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
一,火药分为黑火药和黄火药两大系统,两者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产物,没有任何传承关系,完全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技术系统,而中国古代的 “火药” 属于黑火药系统,黄火药系统属于近现代西方发明,跟中国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近现代军事和工程中使用的基本上都是黄火药系统,包括猛炸药,发射药,击发药,起爆药,推进剂;黑火药只是在作为导火索和烟花爆竹以及猎枪发射药等方面还在使用。
“黄火药”这个名称并不是规范的术语名词,应称之为 “黄色炸药” 较为妥当,并特指诺贝尔发明的硝化甘油类安全炸药,以及 J· 威尔勃兰德发明的梯恩梯(TNT,化学成份为三硝基甲苯),不过作为一种泛指和通称也并无不可,故也包括了作为近现代枪炮发射药的硝化纤维火药,无烟火药等,黄火药只是这个体系中几类产品的俗称,这个系统中的各种发明满足了近现代工业和军事所需要的全部技术需求,是整个近现代军事工业的奠基石。
而作为发射药使用的 Gunpowder,分为 black powder(黑火药)和 smokeless powder(无烟火药),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smokeless powder(无烟火药)属于我上面所说的黄火药系统,这是 websters 大辞典上的说明:【Gunpowder is an explosive substance, used as a propellant for firearms. There are two types, “black powder” and “smokeless powder.” Almost all modern gunsuse smokeless powder.】──可以看出,近现代枪炮中使用的基本上都是无烟火药,而不是黑火药。
smokeless powder(无烟火药)又称为 cordite【A smokeless explosive powder consisting of nitrocellulose, nitroglycerin, and petrolatum that has been dissolved in acetone, dried, and extruded in cords.】(无烟线状火药,一种无烟炸药,由硝化纤维素、硝化甘油和凡士林组成,在丙酮中溶解,风干并压成绳状),属于 double base powder(硝化甘油与硝化纤维双基火药),是跟黑火药完全不同的东西。
二,黑火药系统,中西方也是各自独立发展的,西方的黑火药雏形并不比中国出现得晚,甚至还要早得多,跟中国并没有传承关系,相反,根据明史记载,符合近代发射药正确配比的真正具有使用价值的 “黑火药” 反倒是明代时随着西方火器一同传入中国的。这些西方火器包括直接从葡萄牙人那里引进的红夷炮(又称红衣炮),佛郎机,和间接通过日本人传入的火绳枪。
中国制造的黑火药由于含硝量太低,杂质太多,燃烧后膨胀能量不足,并不适合于作火器的发射药,欧洲和阿拉伯发明的黑火药将含硝量提高到了 75%,才能够适用于作火器发射药。中国后来使用的适合于作火器发射药的黑火药是随着火绳枪的传入从西方同时传入的。
从关键的技术点:制造方法上来区分,黑火药的制造方法只是简单地将硝石,硫磺,木炭等几种天然物混和在一起,是一种混合物,属于物理范畴的制造方法。而且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感性认识,经验主义的积累,中国古代一直都用阴阳五行来解释黑火药的原理(如宋应星《天工开物》),所以在中国当然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发展,这是毫不奇怪的。
黄火药的制造方法是使用化学合成手段,是一种化合物,属于化学范畴的制造方法。黄火药的产生发明出来是有近代化学科学作为理论基础的。重要的发明往往其内在要有一定的科学理论作为支撑,科学不发展到一定程度确实是产生不出具有重大作用的发明。(注意:黄黑火药的区别在于其制造发明的方法,而不是根据颜色来划分,有一些愚蠢的攻击者老是故意歪曲这一点用来反复攻击我的观点,故此说明一下)
我们先来看看黑火药的起源问题。
中国学者不愿提起的是,黑火药的起源也有多种说法,在很多古代文明地区都有类似于黑火药的发明的记载,比如欧洲人就认为,黑火药是希腊火药的衍生物(详见下文),学术界还有的认为,是印度人先发明了黑火药的。
先来看看黑火药起源于中国的说法是怎样说的。几乎所有介绍黑火药发明的中国较为正规的书籍和文章都会有意无意地提到古代的炼丹术,特别会提一下诸如唐代的孙思邈或者是晋代的葛洪及他们的著作如《抱朴子》《孙真人丹经》(而这个《孙真人丹经》据考证只是后人伪托孙思邈所撰)等,还有什么硫磺伏火法之类,暗示他们那个时代已经 “发明” 了黑火药,甚至很多小报类的读物就直接说唐代已经 “发明” 了“火药”,不过这完全是一种误导,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实际上他们只是把很多乱七八糟互不相干的东西混在一起烧炼想要炼出所谓长生不老丹,这其中既没有构成黑火药所必要的一些成分,如单质的木炭粉,也没有正确的配比,如葛洪加的是猪大肠,《孙真人丹经》中加的是皂角子。炼制的结果也没有产生任何所谓的 “黑火药” 的发明结果,葛洪是炼出了一种白色结晶体,《孙真人丹经》中是产生了燃烧。他们炼丹的记录俱在书中,大家可以去找来看看。
某些人狡辩说猪大肠皂角子里面含有碳元素,所以勉强也算,这完全是一种弱智的谬论,要构成能够发生爆炸的黑火药需要的是单质的木炭粉,而不是所谓含有碳元素的任意物质,因为这并不能产生爆炸的化学反应,而且几乎所有的自然物质里面都含有碳元素,如果照这种弱智逻辑,那么任何可燃自然物质都可以算作是 “火药” 了。
还有就是唐末炼丹书《真元妙道要略》中记载的:“有以硫磺、雄黄合硝石并蜜烧之,焰起烧手面及烬屋舍者。”──从这足以看出:这仅仅只是 “发现” 了硝硫混和后的燃烧功能,根本不能算是发明了“火药”。
当然,黑火药是一种混合物而不是化合物,它并不是通过炼丹的方法炼出来的,只能是偶然发现一点线索并通过不断试验找到正确的配方。而事实是古代中国人最终也一直没有能够发现黑火药的正确配方。这不是危言耸听,看完下文就明白了。
然后到了宋代,中国的宣传中称《武经总要》记载了世界上 “最早” 的三个 “火药配方”:火球火药方,蒺藜火球火药方,毒药烟球火药方。这又是一种误导。这三种所谓的“火药” 其实只具有燃烧性的功能,只是用来做燃烧性火器的发火物,发烟物(北宋时只有燃烧性火器)。不仅如此,后来的喷射式火器所用的仍然是这种燃烧性火药,就是我以前澄清过的那种 “突火枪” 一类的东西,现在两相对应,更证明了 “突火枪” 之类的东西只是一种简单的喷火筒。
事实上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发现所谓黑火药的正确配方,这三种所谓的燃烧性火药的详细配方书上都有记录,大家看一下就明白了,宋代人只是不知其所以然地胡乱把很多不必要也不相干的东西混杂在一起,其中成分多达十几二十多种,不仅配方不正确(其中两种仍然没有加木炭,一种基本上没有含硝),杂质太多,而且最关键的是,其中硝所占的百分比严重不足,不到 50%,而这是是否成其为真正的火药的一个关键技术点,因为由于含硝量太低,燃烧后膨胀能量不足,是无法用来作火器的发射药的。──(化学方程式:4KNO3+2S+6C=2K2S+2N2+6CO2)
我把这三种 “火药” 的详细配方列出来:
毒药烟球火药方:川乌,草乌,南星,半夏,狼毒,蛇埋,烂骨草,金顶砒,牙皂,巴霜,铁脚砒,银绣,乾漆,乾粪,松香,艾肭,雄黄,金汁,石黄,硝火,硫火,松灰,柳灰,斑猫,断肠草,姜汁,烟膏,虾蟆油,骨灰。
蒺藜火球火药方:焰硝二斤半,硫磺一斤,粗炭末五两,沥青二两半,乾漆二两半,竹菇一两一分,麻菇一两一分,桐油二两半,小油二两半,清油二两半。
火球火药方:焰硝二斤半,硫磺十四两,窝黄七两,麻菇一两,乾漆一两,砒黄一两,定粉一两,竹菇一两,磺丹一两,黄腊半两,清油一分,桐油半两,松脂十四两,浓油一分。
从这三个 “火药” 的配方可以看出,实际上宋代人一开始并没有发现具有爆炸功能的火药产物,更无法象后来那样将其用作火器的发射药,而只是将其作为一种燃烧物使用,利用其纵火,发烟的功能来杀伤敌人,因为其不正确的配比和所含大量杂质决定了这一点。如沥青,油类。
这只能说是 “发现” 了硝硫混和后的燃烧功能,并不能算是发明了“火药”,因为其并不能真正用于枪炮发射药。
一直到了明代,戚继光所著《纪效新书》和茅元仪所著《武备志》(1621 年)才开始记载了通过日本人从西方间接传过来的能够适用于作火铳发射药的黑火药配方,中国的历史书上会遮遮掩掩含含糊糊地告诉你 “这时候的火药配方已经很接近黑火药的标准配比了”,掩盖的就是这一历史事实。
现在我们需要澄清一下真正的黑火药是什么。这很重要,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宣传的 “黑火药的发明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导致了军事变革” 这种说法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即真正能够构成是黑火药的发明的是要能够用于作枪炮的发射药来推动弹丸发射,不这样也就产生不了真正意义的枪炮。这是一个关键的技术点,是是否成其为真正有使用功能的火药的技术概念。因为如果不满足这个技术点就只是普通的燃烧物,而对枪炮的形成发展实际上没有起到作用。
而第二个关键的技术点是,即使是后来产生了具有了爆炸性功能的火药,它的正确配方是要有一个严格的配比关系和组分构成的才适合于作发射药的,即:硝 75%,硫磺 10%,木炭 15%,这就是真正的黑火药的配方。而这黑火药却是由西方人发明的,并在明代随着从西方传入的火绳枪一起传到中国来的。这个事实跟印刷术从西方传入中国这个历史事实一样被蓄意掩盖了。
看到这里,读者可能会问:那么蒙古人不是也制造出了火炮,用的不是火药吗?那之前的燃烧性火药也可以说是黑火药的前身吧?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我们中国人声称在宋末元初我们已经发明了能用于火炮上的所谓火药的时候,就在同时期,中东的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也早就已经有了能用于火器发射的火药。而西方的火药,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从古代中国传到西方去的,今天的种种说法,都只是猜测而已,而这种猜测仅仅只是依据不同发明在不同地区出现的时间早晚作出的,这被称之为文化上的一元论。
而蒙古人攻城用的火炮实际上是用抛石机把爆炸性的火器抛掷到远处来使用的。那时候还没有后来那种金属管形的大炮。
那时所说的 “炮”,是指的抛掷爆炸性火器的抛石机,如回回炮,而不是后来所说的火炮的意思。另外,爆炸性的火器是金人(女真人)发明的。还有那时所谓的 “火箭”,其实是将燃烧物绑在箭上靠弓弩抛射发射的 “fire arrow”,而不是靠火药的喷射作用发射的所谓 “rocket”,而这种 “火箭”,其他国家民族早就在使用了,如希腊人在公元前 429 年已经在使用了。很多这种欺骗性宣传都故意误导人们以为那是 “rocket”。
而最早的抛射性金属管型火器出现于元至顺三年(1332 年),这时候用来做发射药的火药中销含量已经有所提高了,杂质也相应减少了,但还是远没有达到后来能够真正有实用价值的黑火药的标准。但是在这之前,1247 年,英国科学家罗杰. 培根(Roger Bacon,并非前文那个培根)和一个修道士史瓦兹(Berthold Schwartz)都已经记载了作为发射药的黑火药配方。而它在现实中的使用还要更早。
然而,中国学者找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西方的火药配方是从中国传入的,于是就猜测:是 1241 年,蒙古军攻打波兰时可能使用了火药,将其传到了西方,但是蒙古人在那次战役中,实际上使用的是上文提到的那种 “毒药烟球”,利用其燃烧发烟功能杀伤敌人。从我们上文引述的配方可以看出,那其实根本不是什么火药,连根本的硝硫炭组分基本上都没有,只是一种普通的燃烧物。即使有 x 个西方人知道了这种东西,也根本不可能从这种普通燃烧物引申出火药的技术概念。而且蒙古军以骑射为主,只是偶尔使用火炮,用于恐吓或者焚城。
第二个问题,就是《武经总要》所记载的那种所谓最早的 “燃烧性火药”,实际上同样的燃烧性火药在其他国家早就已经出现了。除了我以前所提到的印度以外,还有一种希腊火药。而且比中国出现的火药早了整整五百多年。
希腊火药,通常又称为希腊火(greek fire),是用在一种喷射式火器上的燃烧剂,被称之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喷火器。公元七世纪由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的希腊人发明(一说是叙利亚人 Callinicos 发明),用于与阿拉伯人的战争。拜占庭人对其配方长期保密,后来研究得知其配方是含有硝石,苦土粉,硫磺,沥青,树脂,石油,生石灰等的一种混合物,因为其中含有生石灰,遇水也能反应,发射之后落在水面上可以将火势蔓延开去,所以长期用于海战。(这种含生石灰的燃烧物在中国也曾出现,不过那是在此六百年之后的南宋了,也就是虞允文在采石矶之战中使用过的霹雳炮,实际上就是跟前面提到的三种火药方同类型的燃烧性火药,主要成分为石灰和硫磺,通过燃烧发烟熏迷敌人眼睛,没有爆炸杀伤效果,见于杨万里《诚斋集. 海(鱼酋)赋》记载)。
关于这个希腊火药配方中含有的石油,我们知道开采出来的石油(原油)是一种很粘稠的半固体状的流体,并且未经提炼过的含杂质的原油也不是那么容易燃烧的,如果是轻油,那是开采天然气时的伴生物,不知道古时候的人是否有能力提炼出来,还有沥青,也没有什么燃烧性,不知道为什么要加这些杂质。不过联想到我们中国后来的燃烧性火药配方中同样混杂了更多更无关的杂质,其中也有油,沥青之类,看来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有人认为希腊火药是通过抛射的方式发射使用的,不过通过很多拜占庭时期的绘画可以看出,希腊火药是从一个喷火筒中喷射发火的,用来烧射远处的敌船,一直在战争中使用了好几个世纪。
而现在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要形成后来的黑火药,成分中需要有硝,因为其作为自供氧组分是必不可少的。而中国学者宣称:在十三世纪之前,阿拉伯人和西方人并不知道有 “硝” 这种东西,证据是阿拉伯人将硝称为“中国雪”,说明硝是从中国传来的。而这完全是荒谬的,根本不能说明任何问题。难道因为印度人发明的数字系统被称作“阿拉伯数字”,就是阿拉伯人发明的吗?
同样,按照这种逻辑,也完全可以证明,希腊人早就已经知道 “硝” 了,因为英语中 “硝” 这个单词就是直接来源于希腊语。
而事实上,早在公元八世纪,阿拉伯炼金术大师 Geber 就已经知道 “硝” 了,并已经能够制造硫酸,硝酸,这是史有明文的。所谓 “十三世纪之前,阿拉伯人和西方人并不知道有硝” 完全是谎言。而这时候,中国的原始火药还没有出现,希腊火却已经使用几百年了。
而根据 websters 大辞典上的解释:【Greek Fire: A composition of nitre, sulphur, and naphtha. Tow steeped in the mixture was hurled in a blazing state through tubes, or tied to arrows. The invention is ascribed to Callinicos, of Heliopolis, A.D. 668.】──可以看出,这是明确说明了希腊火药是含有 nitre(硝)的。
西方人传统的认识就是:是希腊火药衍生出了后来的黑火药,如法国作家儒勒 · 凡尔纳在《从地球到月球》一书中就是这样叙述的:“火药并不是哪一个人发明的,它是 “希腊火” 的直接衍生物,希腊火和火药一样,是用硫磺和硝混合起来的。不过这种混合物后来就由导火物变成爆炸物了。”
事实上,早在古希腊时期,公元前五世纪,斯巴达人与雅典人作战时,就曾经将硫磺等混合物点燃后作为攻城的武器。这时就已经出现了 “希腊火” 的雏形。
这类简单直观的原始技术,对于任何具有同等智力的民族来说,都是很容易被认识到的,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但是,能够通过研究,发现出正确的黑火药硝硫配比,并能够真正成为有使用价值的枪炮发射药,才是比仅仅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感性认识和原始发现要重要得多的发明步骤。
希腊火药后来传到西欧和阿拉伯,并衍生出中世纪的火药。其配方是:硝 75%,硫磺 11%,木炭 14%,用来作为火绳枪的发射药。并实现了颗粒化(因为早期的粉末状火药燃烧后反应不够迅速)。并在明代随着火绳枪的传入同时传入中国。
1247 年,英国科学家罗杰. 培根(Roger Bacon)在他的书中记载了黑火药的配方。当时的《不列颠百科全书》都是明确写着火药的发明人是罗杰. 培根。黑格尔在其著作《历史哲学》中,也确认了这一点。
而李约瑟为了证明黑火药是从中国传到西方去的,做了一个解释:中国的黑火药配方,其硝含量是一个逐渐增加的过程,从早期的不足 50%,以及混含大量杂质,逐渐提纯,并增加硝含量,一直到明代才稳定在 75%左右,显然是有一个逐渐摸索的过程;而西方的黑火药配方,其硝含量却是一开始就保持在 75%左右,另两种成分的配比也很正确,似乎西方人一开始就知道怎样正确配比黑火药成分,显然是直接从其他地方学来的。
可是这种解释是很荒谬可笑的,因为不管西方黑火药为什么一开始就已经知道了正确配比,但是它的年代却早于中国明代才开始知道的正确配比几百年,难道你能因为儿子长得跟父亲相象,就说父亲是儿子生的吗?
除非你能证明你在明代已经发明了时间机器,能够回到几百年前去,才能证明这个早几百年的西方黑火药正确配比是从晚几百年的中国传来的。
至于为什么西方人一开始就很快发现了正确配比的黑火药配方,这很简单,因为人家就是比你聪明。别人只需要多做几次对比实验,去伪存真,就能够很快找到正确的方法,原理。而你懵懵懂懂拖拖沓沓地 “摸索” 几百年也不能找到正确的方法。难道不是这样吗?这几百年来特别是一百多年的历史还不够证明这一点吗?
这就是整个火药起源的历史脉络,如上所述,不管是燃烧性的火药,还是能够真正作为枪炮发射药使用的黑火药,都是西方首先发明的,而且时间上比中国早了几百年。
从炼丹术的活动导致了火药的发现这种说法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西方的炼金术传统比中国的炼丹术历史悠久,技术上更复杂得多,配制希腊火药的几种矿物中就有一些是炼金术常用的药品。西方更早地发现了同类型的火药是毫不奇怪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黄火药的源流。
1771 年,英国的 P. 沃尔夫合成了苦味酸,这是一种黄色结晶体,最初是作为黄色染料使用的(注意这一点,这说明其产生并没有受到所谓 “黑火药的影响”,是偶然发现的,这也是黄色火药的名称的由来),后来发现了它的爆炸功能,十九世纪被广泛用于军事,用来装填炮弹。它是一种猛炸药。
1779 年,英国化学家 E. 霍华德发明了雷汞,又称雷酸汞。它是一种起爆药,用于配制火帽击发药和针刺药,也用于装填爆破用的雷管。
1807 年,苏格兰人发明了以氯酸钾,硫,碳制成的第一种击发药。
1838 年,T.J. 佩卢兹首先发现棉花浸于硝酸后可爆炸。
1845 年德国化学家 C.F. 舍恩拜因将棉花浸于硝酸和硫酸混合液中,洗掉多余的酸液,发明出硝化纤维。
1860 年,普鲁士军队的少校 E. 郐尔茨用硝化纤维制成枪、炮弹的发射药。俗称棉花火药。至此硝化纤维火药取代了黑火药作为发射药。
1846 年,意大利化学家 A. 索布雷把半份甘油滴入一份硝酸和两份浓硫酸混合液中而首次制得硝化甘油,硝化甘油是一种烈性液体炸药,轻微震动即会剧烈爆炸,危险性大,不宜生产。
1862 年,瑞典的 A.B. 诺贝尔研究出了用 “温热法” 制造硝化甘油的安全生产方法,使之能够比较安全地成批生产。
1863 年,J. 威尔勃兰德发明出了梯恩梯(TNT)。梯恩梯的化学成份为三硝基甲苯,这是一种威力很强而又相当安全的炸药,即使被子弹击穿一般也不会燃烧和起爆。它在 20 世纪初开始广泛用于装填各种弹药和进行爆炸,逐渐取代了苦味酸。
1866 年,A.B. 诺贝尔用硅藻土吸收硝化甘油,发明出了达纳炸药。俗称黄色火药。
1872 年,诺贝尔又在硝化甘油中加入硝化纤维,发明了一种树胶样的胶质炸药──胶质达纳炸药,这是世界上第一种双基炸药。
1884 年,法国化学家、工程师 P. 维埃利发明了无烟火药。这一发明具有极重要的意义,为马克沁重机枪的发明创造了弹药方面的条件,因为依靠以前的有烟火药,产生杂质太多,会导致阻塞,是无法用于机枪子弹发射的。至此有烟火药被取代,无烟火药成为普遍使用的发射药。
1887 年,诺贝尔用硝化甘油代替乙醚和乙醇,也制成了类似的无烟火药。他还将硝酸铵加入达纳炸药,代替部分硝化甘油,制成更加安全而廉价的 “特种达纳炸药”。又称 “特强黄色火药”。
1899 年,德国人亨宁发明了黑索今,它是一种比梯恩梯威力更大的炸药。这是仅次于核武器的威力最大的炸药。 从上述线索可以清晰地看出,黄火药系统是怎样一步步独立发展起来并导致了近代军事的重大变革的。在这一过程中黑火药已经逐渐被淘汰。
黑火药在欧洲长期被用于烟火和纵火用途,也曾被用来作为枪炮的发射药,但是只能适用于中世纪的那种力量有限的原始火器,如火枪火铳滑膛枪炮,不适于作为后膛步枪,机枪等近现代枪炮的使用,而中世纪火器跟近现代枪炮也完全是两种性质的概念,原理上,技术上,制造加工上都是完全不同的,不要被它们某些外形上的类似点所迷惑了。其力量也有限,在很多时候,近代西方战争中仍然主要依靠骑兵冲锋作为制胜的手段,一直到机枪被发明出来才结束这种情况,早期前装滑膛枪并不比十字弓威力大多少,并且长期与弓弩等共存使用。我们不应该被那些夸大其词的描述所误导。
作为发射药使用的黑火药在十九世纪就已经基本被淘汰了,随着无烟火药,双基火药,雷管,TNT 等的出现,才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军事革命,才有了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枪炮,火箭炸弹导弹。
注意到上面黄火药系统的发展源流,可以发现其中好几种重要的火药,最初被发明出来都不是准备要用于军事的,甚至有的最开始都不是要用来做炸药的。这个事实让硬要厚着脸皮说黄火药的发明也是受了黑火药的启发的某些国人都无法自圆其谎。更不用说黄火药跟黑火药在原理,性质,方法,用途等诸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
近现代整个军事工业体系中,从火帽底火所用的击发药,到雷管等用的起爆药,到弹筒中的发射药,弹体里装填的猛炸药,火箭导弹的推进剂,全部使用黄火药系列,基本上没有使用黑火药了,可以说黑火药根本就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已经没有什么可吹的了。而且,真正有实用价值能作为发射药使用的黑火药也是西方人发明的。
黑火药现在仅仅在在导火索、烟火药等方面还有点用途,或者作为猎枪子弹发射药。仅靠使用黑火药是不可能产生出现代的这种后膛装填式射击武器和各种炸弹火箭导弹,这是被 “4 大发明” 的鼓吹者们所故意忽略了的一个历史事实。
很多中国人常常用一种不无遗恨的口气说:古代中国人制造出了火药,却用来做烟火,太可惜了。那么,可以这样说,不是因为中国古代只想得到用黑火药做烟火,他们也尝试过要把它用于军事上,但是在大部分时候特别是早期,中国的那种原始粗糙,杂质太多配比不正的黑火药也确实只适合用来做烟火,用来做大炮发射药很不方便,其药性不好,导致大炮威力,射程,准确度很低,一直到了明代从西方引进了正确配比的颗粒化的黑火药,才真正有了更多的实用价值。大家不必为此感到遗憾了。
如果说黑火药在中国是受了儒家文化环境的影响而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那么在同样使用黑火药的日本,印度,阿拉伯,土耳其等等国家和地区,也没有产生近代军事重大变革的作用。这种变革只有等到黄火药的出现才会产生。虽然土耳其人曾经用大炮轰塌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但是后来仍然偏爱使用弓弩刀剑等冷兵器和骑兵作战。
黑火药只是农业文明时代的一种原始产物,在历史上留下了一点痕迹而已,对推动工业文明的前进并没有以前吹嘘的那样大作用,有人却硬要把这点痕迹吹嘘到对历史起到了缺之不可的程度,完全是误导。
而中国人在宣扬所谓 “火药” 推动了军事工业变革等等说法的时候,却故意只字不提这主要是 “黄火药” 的功劳,用偷换概念的手段误导人们以为这全是 “黑火药” 起的作用。这是一种非常虚伪的作法。而且事实上,真正能够作为枪炮发射药具有实用价值的黑火药也是西方人发明的,并在明代传入中国。这也是中国的很多 “专家”“学者” 炮制种种 “中国古代文明成果”“科学发明发现” 的惯用手法。
黑火药在军事发展史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种说法,是一种夸大其词有意误导的提法。客观地说,黑火药是对历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自古以来成千上万的发明,都可以说是在历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每一种都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
黑火药在军事发展史上并不能算起决定性作用的发现,道理很简单,因为对现代兵器来说火药的发现只是原材料层面上的发现,并不是象弹道学,冶金学、金属加工技术等方面的方法上技术上科学理论层面上的发现,而后者才是对军事变革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火药可以说是实现从冷兵器向现代兵器转变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但是却并不能算是关键性的环节,因为这种原材料阶段上的东西迟早都会被人们发现的,并无任何神奇之处,而方法上理论上的发现却不是有了原材料就一定会出现的,事实上,中国的历史也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中国人据说在宋朝时就已经 “发明” 了火药,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时僧格林泌仍在用骑兵长矛(还是正规军)作战,仍处在冷兵器阶段,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而使用冷兵器的十几万满清军队轻轻松松就打败了拥有佛郎机,红夷炮,火枪的百万明军,横扫中国,并在征服中国后,摒弃明朝的火器,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证明那种中世纪原始火器威力不大,并不对冷兵器具有什么优势。
黑火药的作用被大大夸大了,就以古斯塔夫为例,虽然那个时候炮兵已经独立成为兵种作战了,但是用骑兵冲锋仍然是主要的作战方式。看过一些拉丁美洲征服史的书籍后也会发现,西班牙人在跟印地安人作战时,甚至还在穿着中世纪那种笨重的金属盔甲,用刀剑肉搏。而西班牙人能够轻而易举地征服印地安人,不过是因为那时候印地安人发展水平还很低,尤其是在军事上,他们甚至连金属兵器都还没有,所以一点都不奇怪。这并不主要是因为什么火器的威力,实际上有没有那种原始的中世纪火器,西班牙人都能够征服美洲。
并且黑火药在中国的发现也跟指南针一样,不过是占了矿产资源丰富的便宜而已。并且其早期只能说是 “发现” 了硝硫混和后的燃烧功能,并不能算是发明了“火药”,因为其并不能真正用于枪炮发射药。
事实是,十五世纪德国人发明了前装滑膛枪,才开始了从冷兵器向火器的转变(这之前已经有了较简单的火枪火铳),而后十八十九世纪几项革命性的发明:线膛枪,火帽,圆锥形子弹,撞针,连发式枪械的出现,才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枪炮。这几种发明是建立在系统的科学理论以及先进的冶金技术和复杂的机械制造加工技术基础上的真正的关键性的发明,这才是对近代军事变革起决定性作用的环节。有了弹道学,冶金学、金属加工技术等和上述这几种发明的出现,从冷兵器时代过渡到火器时代的军事变革才真正实现了。
而如果没有冶金技术的进步,就不可能铸造出能经受得住巨大膛压的炮管和枪管;没有弹道学的研究(这种弹道学的研究从古希腊罗马时代还在使用抛石机发射火球炮弹时就开始了)和瞄准具的发明就不可能产生出能够准确射击的火器,没有金属机械加工技术的进步就不可能制造出复杂的枪机构造和枪炮管内的膛线,没有这些西方科学的贡献,也就不会有真正有实用价值的枪炮,火器也就只能永远停留在那种原始玩具的阶段。这一点一直都被故意忽略了。
而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不管从中世纪的小到火绳枪大到佛朗机一直到近代的线膛枪炮等各式火器实际上都是从西方引进的,曾经被吹嘘成是最早的火枪的 “突火枪” 只不过是一种简陋的喷射式火器,只是在一根竹筒内装上发火物,有时绑在长矛上,在短兵相接之际,靠喷射火焰来杀伤敌人,但是喷射的距离很有限(不过一两米),杀伤作用很微弱,一般只能起到恐吓敌人的作用,喷射完毕后就直接进入冷兵器格斗阶段。
并且其原理和构造都与西方出现的火枪完全不同,这种玩意实际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小时候曾经玩过的那种 “魔术弹”(射程都远远不如),不能指鹿为马地把这种东西当作是跟近代枪炮同样性质的东西,关于“子窠” 的说法也只是猜测,根本没有任何依据,《宋史. 兵志》上根本就没有具体说明,实际上只能是跟火药混在一起喷射的铁砂子。但是仍有人要牵强附会地把这个说成是最早的 “火枪”。并为了吹嘘这种“突火枪”,居然把《宋史. 兵志》上记载的“如炮声,远闻百五十余步” 撒谎说成是射程达到了一百五十步。这是非常无耻的(注:“炮”字在这里是爆裂的意思)。《宋史. 兵志》上自己也承认:“所作之器,但形式而已”。
至于中国古代原始火器,我看见过发现最早的元代铜火铳──元至顺三年铳(1332 年),它的形状就是一个长 35.3 厘米,口径 10.5 厘米的大圆筒,这并不是 “枪” 的技术概念,它这种管身长和口径的比例根本就不可能象现代火器那样发射弹丸来远距离杀伤敌人。如果它发射弹丸,那么弹丸直径起码要达到 10 厘米,其巨大的重量并不能靠当时的膨胀力不足的原始火药的力量发射出去,更不用说它还需要一定长度的膛内助推运动过程,你们自己估算一下尺寸就明白了;实际上它是发射铁砂子,用跟火药混在一起的铁砂子喷射出去伤人,最多只能喷射几米而已,这是有据可查的。只能起到一点威慑作用而已,就跟前面提到的 “突火枪” 用途,性能,原理都一样。中国的 “考古学家” 是故意拿这个东西来欺骗外行人。
中世纪西欧的火枪与中国火器完全没有任何技术上的相似点。完全是一种独立发展起来的火器。并且先进得多。
十四世纪的意大利,产生了欧洲最早的火铳。欧洲现存最早的火铳是十四世纪中叶的(1350 年)。
1480 年至 1495 年间,意大利科学家达 · 芬奇发明了轮发燧石枪机,用燧石的火花点燃火药池,再由火药池点燃火药,将弹丸发射出去。
根据《明史》的记载,十五世纪初,扳机击发式火绳枪开始传入中国,同时传入的还有佛朗机,密鲁铳,及后来的红夷炮,火炮瞄准具。十七世纪,开始有了燧石枪。
不管是东方西方,原始的中世纪火枪火炮威力都有限的很,并没有对军事变革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一直到了近代才开始这种变革。
最早进行爆炸式点火技术激发试验的是苏格兰人亚历山大 · 福希斯。最初使用器皿装雷粉,后来通把雷粉夹在两张纸之间而制成了纸卷 “火帽”。
1808 年,法国人包利应用纸火帽,并使用了针尖发火。
1814 年,美国首先试验将击发药装于铁盂中用于枪械。1817 年,美国人艾格把击发药压入铜盂中,发明了火帽,火帽的应用对后膛装填射击武器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获得了迅速发展。
1821 年,伯明翰的理查斯发明了一种使用纸火帽的 “引爆弹”。后来,有人在长纸条或亚麻布上压装“爆弹” 自动供弹,由击锤击发。
1840 年,德国人德莱赛发明了针刺击发枪。其技术特征是:弹药从枪管后端装入,并用针击发火。
1860 年,美国首先设计成功了 13.2 毫米机械式连珠枪,开始了弹夹的使用。
某些人故意将中世纪的那种原始火器如 “突火枪” 之类的玩意跟近现代枪炮混为一谈,惯用的手段就是抓住两者之间仅有的一两点在外形上构造上的相似之处,如都是管形,都靠喷射气体推动发射物,而根据这两点也可以说印地安人的吹管也是枪炮的前身。然后拼命吹嘘来蒙骗外行人,却故意的掩盖了两者在更多方面的根本不同,而且是导致两者功能上的巨大差异的构造上机理上的根本差别,如现代枪炮的后膛装弹,底火引爆,针刺击发,线膛枪管,圆锥形子弹,药筒装药,等等。没有这些基本特征根本就不成其为近代枪炮的概念。
这种手段就是指鹿为马的伎俩,好比说马有四条腿,鹿也有四条,所以根据仅有的这几点相似之处就可以说鹿就是马,而两者在其他本质方面的更多不同就根本不管了。
从我上面的论述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导致了近代军事革命并对历史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的 “火药” 是欧洲人发明的黄火药系统和可作为枪炮发射药的有实用价值的正确配比黑火药而不是中国的所谓“黑火药”。这是一个被蓄意误导了多年的虚假宣传。
第二部分。印刷术
同样的,印刷术,实际上西方发明的印刷术跟我们中国所谓的 “印刷术” 也完全是两回事,而且,国际上也是公认古登堡才是印刷术的真正发明者。
当我们说到印刷术的时候,不管说的是活字印刷术。还是雕版印刷术,实际上其基本原理跟另外一种东西──印章,是一样的,其技术概念都是先制造一个模板,然后再用这个模板重复复制内容到其他载体上去,不管印刷所用的材料,载体,操作方法怎样,其原理都是一样的,没什么特别的,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而印章这种东西在各个国家民族都是有的,出现年代比中国早的也多的是。
而中国古代,近代,长期使用的实际上一直是雕版印刷术,一直到近代才从西方引进铅活字版机械印刷术。而雕版印刷术并没有太多实用价值,也没有什么技术成分,所以中国官方在正式一点的宣传资料中,往往都主要强调所谓 “4 大发明” 是指活字印刷术。
那么活字印刷术是怎样发明的呢?中国学者考证说是北宋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不过那只是传说而已,因为这种泥活字从来就没有在现实中得到真正应用过,从宋代一直到明清,都普遍使用的是雕版印刷术,以至于很多专家认为,毕升的泥活字印刷术只是个构想,不必当真。
我们先来来看看原始的活字印刷术。
考古学历史学最讲的是证据,特别是实物证据,而且孤证不足为信。恰恰这个毕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的说法,既没有他的泥活字留传,也没有任何印本存在,而且关于他和他的泥活字印刷,除了《梦溪笔谈》上简略的记叙外就没有任何其他记载了。中国学者依据的就是这么一个没有任何实物依据的孤证。
而且到底有没有毕升这个人都是个问题,他的生平,籍贯等等都没有任何记载。但是有好事者发掘出了一块墓碑,仅仅因为碑石上的名字恰好与这个毕升同名,就强行将其 “初步认定为是” 毕升的墓碑,以此证明古书上的记载是真实的。而且隔三岔五地为这块莫名其妙的碑石开开研讨会,借机公款旅游,这就是造假成性的中国 “考古学界” 惯用的手段。但实际上根本无法证明这个连身份籍贯都没有任何记载的毕升就是碑上那个名字代表的人。
沈括所记叙的毕升泥活字印刷术,后来也有人效仿过,清代翟金生等人就仿制过,为此居然花了三十年功夫才印成第一本书籍,可见这种东西效率之低下,根本没有实用价值,最多只能说是一种失败的发明,一种昙花一现的产物。由此可看出,毕升的泥活字印刷技术远未成熟,根本就没有也无法在现实中得到什么应用,从宋元到明清普遍使用的都是雕版印刷。不存在所谓 “对人类历史作出了重大贡献” 的问题。
而且,毕升所谓的 “泥活字” 严格地来说根本不能算是活字,因为他采用这种单独刻字模的方案并不是为了象近代的活字印刷这样实现重复组合使用的功能,而主要是为了解决雕版印刷术容易刻坏印版的问题,因为刻雕版时一不小心刻坏了一个字,整个印版就报废了,所以才采用这种把字符分开单独刻制的方案,而毕生的胶泥活字一旦拼合在一起后,就粘在一起了,使用完后,很难再拆卸开,所以根本就没有起到 “活字” 的作用,胡适,罗振玉等人曾做过实验,证明了泥活字无法正常使用。后来记载中的元代木活字也是一样的问题。把毕升的 “泥活字” 说成是发明了 “活字印刷术” 这是偷换概念。
后来元代王祯据称首创了木活字印刷术,但是也没有印本实物,和活字实物留传下来,这种木活字,根据尝试,效果很不理想,而使用过一次的木活字很难拆卸,损坏率很高,印墨也不均匀,根本就没有实用价值,仍然只是一种失败的发明。
而现存的西夏文木活字印本比传说中元代王祯的木活字印刷年代还早,这说明甚至有可能木活字印刷术反倒是从西域传进中原的。
而这个被中国学者宣称为是最早的活字印本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也根本就是牵强附会,中国学者根据印本上的字体 “印墨有轻有重,经背透墨深浅有别”“有的字体歪斜,还有的字,因字模放置不平,印出的字一半轻,一半重” 断定这是活字印本,但是这种解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雕版印刷也一样很容易造成这种颜色深浅不均匀的效果,如印刷时各处用力不均匀,或者雕版经过一段时间使用之后会变形弯曲等原因。中国学者宣称的很多 “活字印本” 都是根据这种牵强附会的解释得出的。
而且这也跟中国所用的印墨有关系,中国的墨是水墨,墨汁不易均匀附着在版面上,印刷出来质量欠佳,有些地方深有些地方浅,有的地方有印迹有的地方没有,特别是不适合于金属版等光滑版面的印刷。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古代原始印刷术不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学者宣称的另一个证据是,有些活字印本上的字迹有倒过来的,故此这种情况一定是使用活字造成的。其实那只是为了解决雕版印刷容易刻坏版的问题,才特意将字模分开刻制使用。就是上面澄清过的那种那种情况。
另外,国际上现在公认韩国清州兴德寺最早使用金属活字(铜活字)。其铜活字印本《佛祖直指心体要节》(1377)比德国古登堡铅印版的《圣经》还早 70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最古老的金属活字印本。被指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纪录遗产。
前面说了:不管是活字印刷术,还是雕版印刷术,实际上其基本原理跟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早就有的印章,是一样的。
那么现在就需要搞清楚一个关键问题:能够算得上是 “发明” 了活字印刷术,其关键的技术点,或者技术概念,是什么。显然,活字印刷术跟原始的雕版印刷术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是将单个字符独立刻制成字模,然后可以变换组合反复使用。
这个毕升的 “泥活字印刷”,它唯一的技术点就在于,要把每个字符单独刻成字模,然后拼在一起使用,而不是像雕板印刷术那样一次性地刻在一起使用,仅此而已。
那么,同样的,跟雕版印刷术原理一样的印章,如果每个印章都单独刻上单个的字符,并分别组合使用,那么这同样也是活字印刷的雏形。
事实上,远在古登堡发明印刷术之前,古代欧洲的很多手抄本书籍上就开始用这种方法来印制句首大写的字母了。当然这还不算是活字印刷术,但毫无疑问的,这就是符合上面所说的那个技术概念的活字印刷的雏形。
而更早在毕升之前两三千年前的古希腊米诺斯文明遗址中就已经发掘出了最早的活字印章。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的雏形,将许多个刻有单个字符的活字印章拼在一起,印在泥版上和陶器上,克里特岛出土了大量这样的活字印章和泥版及陶印品。这又是一个同样的符合活字印刷技术概念的雏形。从原理上,技术概念上都是完全一样的。(米诺斯文明除了线形文字 A,还有一种早期象形文字。)
另外一个近似的技术雏形就是,在古代西欧农村,人们用活字印章在家畜的身上烙印用于标记家畜所有人。直到今天世界各地的农场主还使用这种方法。
而这样的技术雏形在西方多的是,可以说都给与了古登堡以灵感。在公元前 2500 年前的印度哈拉巴文明遗址中也发掘出了数以千计的印章。
实际上,古登堡也不是最早使用金属活字印刷术来印刷书籍的,在他之前,荷兰人和朝鲜人都曾经使用过金属活字来印刷书籍,但是只有他的技术得以成功应用,流传了下来,所以他才被作为印刷术的发明人。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每一种发明产生出来之前,都会有无数夭折了的类似的技术雏形,但是只有能够得到成功应用的才算是真正地发明了而被人们认可。而某些中国人热衷于去挖掘那些夭折了的技术雏形来证明我们祖上曾经是多么地阔气过是很无耻的。
而古登堡才是活字印刷术的真正发明者,而且他的铅活字版机械印刷术完全是独立发明的,这一点是国际公认的。关于他的生平有详细的记载,关于他发明铅活字版机械印刷术的过程也有详细的记载:“古登堡熟知制造硬币的钢模、印制扑克牌木刻版和铸造钟铃的字模方式来制成印刷版子,并且很快就察觉到每个字母必须要分开,且能移动,为能耐压则决不可用柔软的木材,而是坚硬的金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古登堡是因为看到制造硬币的钢模,印制扑克牌木刻版,和铸造钟铃等方法,进而产生灵感,意识到 “每个字母必须要分开,且能移动”,从而产生出了活字印刷的技术概念,并且 “为能耐压则决不可用柔软的木材,而是坚硬的金属。”,所以采用了铅活字。并经过不断实验研究,最终成功发明了铅活字版印刷术。
很显然,古登堡意识到这些并不需要有人来教他,对于这种简单的概念,是人人都能想得到的,只是能不能成功地设计制造出来,并能具有实用价值,才是真正的关键。
有的读者说得好:我小时候还不识字的时候,就知道在泥巴上刻上些小花纹,蘸点水在地上印着玩,这没有什么稀奇,谁都能想到。我认为这说得很有道理,因为能在实践中得到有效而广泛应用的东西才能算是发明。不然最多也就只能算是失败的发明。
实际上,又有谁会相信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发展出了抽象的科学,逻辑学,拥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阿基米德,欧几里德,这样的智慧的古代西方人会想不到像印章那样把刻在木头上石头上泥板上金属上的文字符号翻过来印在另外的东西上?能够产生出几何学,牛顿力学,相对论,量子力学的智慧头脑难道还需要别人来教他们才会刻泥巴字?之所以完善的印刷术没有在中世纪之前产生出来只是因为那时的印刷材料有限,印刷术普及不开来而已。
如果一定要强词夺理地说古登堡的印刷术是从毕升的泥活字印刷术学来的,那么毕升是怎样将这个技术概念传达给数万里之外的古登堡的呢?是托梦吗?还是心灵感应?
实际上毕升的泥活字印刷术连他那个村(或者是城镇,因为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哪里的)的范围都没有传出去,却莫名其妙凭空地一下子就传到了数万里外的其他国家去了。硬要强词夺理无中生有地说别人的东西是从我们这里传过去的,这是很无耻的。
有人也许会说,那我们也可以不承认计算机,网络,原子弹,飞机,汽车这些发明是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你可以这样说,如果你有本事不到别的国家那里去留学而得到这些知识,并且完全不接触别国任何这方面的学术资料,不翻译引进任何资料,那么没有人会否认你是独立发明的。
而且,古登堡的铅活字版机械印刷术并不是只简简单单地包含了 “活字” 这样一个技术点就够了,还需要其他很多个必不可少的技术条件,组合在一起,才能够真正成功地实现有效的印刷。这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古登堡的铅活字版机械印刷术包括了:用铅、锑、锡三种金属按比例熔合而成的金属模铸活字,铸字铜模(这样就不需要用手刻活字了);脂肪性的印刷油墨;螺旋式手摇印刷机械;排版系统;等等,正是需要先分别创造出这些技术,再将这若干个技术点有机地结合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这才算得上是真正 “发明” 出了能够有使用价值的印刷术。
使用活字只是其中一个环节,仅仅只有活字还根本不能实际应用。中国学者故意把这一点夸大渲染是因为原始的泥活字印刷术只有在这一点上跟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术有相似处,这是为了便于偷梁换柱把古登堡的印刷术等同于毕升的泥活字。
有人辩解说,活字印刷术在中国没有普及开来,是因为中国字多,要刻很多字,而外国字字母少,所以便利。这种说法看上去好像有道理,仔细一推敲却根本站不住脚。因为文言文非常简练,对字的要求量并不多。相反,用拉丁文印刷书籍却不是只需要用那二十多个铅活字就行了,每一页一样需要成百上千个活字,比汉文还多得多,古登堡发明铅活版印刷术后,印刷需求量大增,一本书很多页都同时装版印刷,需要的活字数以万计。而且同一时期,在最早使用金属活字的韩国清州为了印刷曾经制造出上百万的铜活字。字多字少根本不是问题。
有人根据沈括的记载里有这样一句话 “若止印二三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 而硬要牵强附会地说毕升的泥活字印刷在现实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这句话并没有表示出这种意思,那个 “若” 是“如果”的意思。只是一种假设,一种猜测。
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术跟中国的印刷术有什么关系,但是中国学者仍坚持说欧洲的印刷术受到了中国印刷术的影响,并说雕版印刷术是从中国传到西方去的。然而中国发现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唐代的《金刚经》,而差不多同时,在埃及也有发掘出来的印在纸草纸,羊皮纸上的雕版印刷品,时间是公元 900 年左右。而且,虽然欧洲人用雕版印刷书籍现在看来晚于中国,但是也早就在用雕版在纺织品上印图案。
即便是雕版印刷术,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从古代中国传到西方去的,今天的种种说法,都只是猜测而已,而这种猜测仅仅只是依据不同发明在不同地区出现的时间早晚作出的,这被称之为文化上的一元论。
在蒙古人西征之前,中国跟欧洲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几乎没有任何文化上的交流。所谓的 “丝绸之路”,最远只到达了现在的伊朗。三国时来到吴国朝见的据称是大秦国(罗马)的商人,据考证,只是冒称罗马使节名义的中东商人,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赏赐。所谓流落到新疆的古罗马军团,只是媒体无中生有的炒作。
而说蒙古人西征把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带到了西方去的说法也是根本没有任何道理的,因为当时蒙古人尚未达到高度的文明,甚至连文字都没有,那里需要什么印刷术,而且,蒙古军是急行远赴的骑兵机动作战,根本不会在军中还带着一个印刷厂。
而且蒙古人对欧洲的进攻都是突然袭击的性质,没有与当地人民进行什么文化交流,这一点早就有人指出来了。欧洲人描述蒙古人就是突然来了又突然消失了。后来蒙古军退回伏尔加河下游一带,就再也没有深入欧洲。
那以后马可 · 波罗在他的游记里,也没有提到过书籍印刷的事情。
位于远东和欧洲之间的阿拉伯世界,一直拒绝使用印刷术,坚持用手抄写书籍,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更不可能成为什么 “传播印刷术的桥梁” 之类的。
说印刷术是中国人发明的,那是故意误导人民。实际上,国际上普遍公认古登堡才是印刷术的真正发明者,没有谁把中国发明印刷术这种说法当真。
而中国一直到近代,才开始引进并使用古登堡于 1455 年发明的铅活字版印刷技术,这种技术的复杂和完善的程度跟中国古代传统雕版印刷术根本不是一回事。事实上,真正的印刷术恰恰是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
而且,中国后来所使用的从西方引进的还不仅仅只是铅活字版印刷一种技术,还有平版印刷技术,凹版印刷技术,孔版印刷技术,等等,这些技术与传统的雕版印刷完全不是一回事,技术细节上也复杂多了,至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印刷技术,跟近代的印刷技术又更不是一回事了。
1812 年,德国的柯尼希发明了蒸气动力印刷机;1847 年,美国的霍伊发明了转轮印刷机;1863 年美国人布洛克发明了滚筒印刷机。1900 年,制成六色轮转印刷机;1904 年,美国的鲁贝尔发明胶版印刷机。这些由机械操作的印刷机,使作为大众传播媒体的报纸得以大量印刷,从而真正地拉开了大众传播的序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欧洲的印刷技术并不是仅仅发明了铅活字版印刷术那么简单,后面更多的技术革新和发明更是与那种农业文明时代的原始印刷术毫无干系了,这是 “中国发明了印刷术” 的鼓吹者无论如何都不会提起的。
凸版印刷技术,是用图文部分高于空白部分的凸版进行印刷的工艺技术,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泥活字印刷术就属于这一类型。凸版印刷技术不仅包括铅活字版印刷,还有以铅活字版为母版的泥版翻铸铅版印刷、纸型翻铸铅版印刷和照相铜锌版印刷。照相铜锌版是凸版印刷术的进一步发展,是照相术应用于印刷制版而出现的的发明和应用。
凸版印刷机械,主要包括凸版制版机械和凸版印刷机械两部分。其中,凸版制版机械主要是用于活字制作的铸字机械和用于翻制复制版的压型机,以及照相术用于凸版制版后出现的制版照相设备;凸版印刷机械则主要是各种凸版印刷机。
平版印刷技术。平版印刷机印版表面的图文部分与空白部分几乎处在同一平面上。它利用水、油相斥的原理,使图文部分抗水亲油,空白部分抗油亲水而不沾油墨,在压力作用下使着墨部分的油墨转移到印刷物表面,从而完成印刷过程。
凹版印刷技术。凹版印刷的主要特点是印版上的图文部分凹下,空白部分凸起,与凸版印刷机的版面结构恰好相反。机器在印单色时,先把印版浸在油墨槽中滚动,整个印版表面遂涂满油墨层。然后,将印版表面属于空白部分的油墨层刮掉,凸起部分形成空白,而凹进部分则填满油墨,凹进越深的地方油墨层也越厚。机器通过压力作用把凹进部分的油墨转移到印刷物上,从而获得印刷品。
丝网印刷技术。丝网印刷机属于孔版印刷机中较有代表性的印刷设备,它的印版是一张由真丝等材料编织而成的纵横交错、经纬分明的丝网。已经生产的有平面、曲面、成形、印染、印刷电路和新型轮转等多种丝网印刷机。其中,新型轮转丝网印刷机的速度和生产率比较高。它的特点是将丝网安装在滚筒上,油墨浇在滚筒内。机器工作时滚筒旋转,橡皮刮墨刀把图案快速印到印刷物上。
不仅欧洲,而且整个世界包括中国在内,都是在古登堡发明了铅活字版机械印刷术并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以后才开始了信息传播的革命性改变。中国也是在近代引进了铅活字版机械印刷术才抛弃了那种原始落后的手工雕版印刷术并产生了印刷业的根本改变的。这是一个历史常识。中国的那些 “历史学家” 敢否认这一点吗?不是印刷术从中国传到了西方去,而恰恰相反,我们现在真正使用的印刷技术倒是从西方传过来的。
第三部分。指南针
指南针,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因为指南针(磁罗盘)也分两种,水罗盘和旱罗盘,中国古代发明并使用的是水罗盘(现在也还有这种漂浮式罗盘),而欧洲人发明的是旱罗盘,而我国是到了明朝嘉靖年间时才从西方引进旱罗盘的。
水罗盘是通过将磁化的铁片或铁针飘浮在容器的水面上来指示方向,这种水罗盘使用很不方便,因为本来容器里的水就晃晃悠悠,到了颠簸的海上,就晃动得更厉害,根本无法准确指示方向,最多只能看个大概,或者在陆地上用来看风水时使用,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南宋《萍洲可谈》里的记载也说明了人们是在阴雨天无法看天象辨识方向的情况下才迫不得已使用水罗盘,恰恰说明了那时的技术不过关。中国长期使用水罗盘却没有得到改进。
欧洲人的磁罗盘却是 12 世纪时在意大利的阿马尔菲城自己发明的。它通常包括在多个枢轴上水平安装或悬挂的磁针,可在枢轴上自由活动直到与地球磁场在一条线上,在技术上要复杂先进得多,使用方便得多,是真正具有实用价值的磁罗盘。这个有出土的实物为证。而且在这之前,西方人已经在使用水罗盘了。
即使是水罗盘,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从古代中国传到西方去的,今天的种种说法,都只是猜测而已,而这种猜测仅仅只是依据不同发明在不同地区出现的时间早晚作出的,这被称之为文化上的一元论。
中国的学者为了证明水罗盘是从中国传到西方去的,解释说,西方人在学会制造使用罗盘之前从来没有认识到和记录过磁现象,突然就知道了制造罗盘,很显然应该是从其他地方学来的。而中国对磁现象一直都有记录,有一个摸索的过程。而这完全是谎言。
实际上,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古希腊人就已经发现并记载了磁石吸铁的现象,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磁现象的,比中国早得多。泰勒斯和苏格拉底都曾提到磁石吸铁和磁化现象,公元前一世纪,罗马的卢克莱修也记载了磁铁石的排斥作用并做了铁屑实验,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肯定能够认识到磁石指南的现象。
而李约瑟在找不出水罗盘从海路传到阿拉伯和西方的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因为阿拉伯在航海中使用水罗盘比中国早),于是强词夺理地说水罗盘是从陆路经由中亚传到西方的。这完全是荒唐的,实际上在陆路上根本就没有使用罗盘的需要,即使是穿越沙漠,也只需要看看太阳星星的方向就可以了。而我们在生活中也基本上看不到有人在陆地上使用罗盘。
而被认为是最早的指南针雏形的司南,也可疑得很。因为根本就没有任何详细的记载,也没有任何实物被发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根据野史杂书中一些只言片语的描述推断想象然后复制出来的模型而已,根据的就是东汉王允《论衡》中记叙的几句话:“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考古学家甚至都无法知道它的准确形状,也不知道它的确切用途,甚至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磁石指南的原理。(只有下面那个底盘有出土的古物,但是光有这个底盘根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因为中国 “考古学者” 是先入为主地把它想象解释成是司南的底盘然后再凭空制造一个磁勺放在上面,以此虚设前提循环论证的手段来证明这个东西确实存在)
仅仅只是从这个推想出来的 “司南” 模型来看,也很难让人相信,人们到野外去活动时,会带着这么不方便的东西用来指示方向,为什么不设计成一种便于携带和使用的形状构造呢?
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孙机通过严谨的考证,对比了大量使用 “杓” 字的文献后,指出《论衡》中 “司南之杓” 这个 “杓” 字应该同 “酌” 字,与司南的形状无关,而且司南在古代早期使用中,有很大的累计误差,不具备实用价值,仅仅是个玩具或象征工具。古文献中对它使用功能的记载,只是一种愿望和设想。(全国中青年技术史研讨会)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所有用天然磁性材料制作的勺形的指南针,没有一个能正常运转。上世纪 50 年代,毛泽东访问苏联,要将勺形司南的模型作为礼物赠送。但由于模型的勺形底部的摩擦力太大,不能正常运转,最后用了现代电磁技术,才使这个勺形装置具有了定向功能。”
所以这种司南假使存在,也只不过是对磁现象的最原始认识和发现而已,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感性认识,并且不需要加以任何技术构建,唯一所做的只不过是对磁石的外形进行艺术加工而已,也没有任何使用价值。
如果从定义发明的创造性本质上来说,要称得上是一项 “发明” 而且是 “伟大发明”,显然是要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技术创造的,是要具有一定的智力含量的,并且能够具有一定使用功能,而不是像一个小孩子在闲逛玩耍的途中偶然发现了一个新奇无用的玩物,然后就原样收藏的那样,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所谓“发明”。我们中国人常常吹嘘的很多“发明” 都是属于这样一种性质的东西。
这种磁现象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都曾有所发现,只不过发现时间早晚而已。比如前面提到的希腊罗马。
而战国时《韩非子 · 有度篇》中的记载 “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这个“司南” 没有任何根据能说是靠磁原理作用的方向指示器,只是传说,或者是指南车一类的机械,甚至根本就跟指示方向无关,最大的可能是日影仪。
而古书中传说的指南车跟指南针不是一回事,它运用的不是磁原理。而且这个指南车根本就只是传说。历史博物馆陈列的那个所谓 “复原” 出来的模型实际上是根据现代技术炮制出来的伪文物。这个道理就好比先用现代科技造出一台汽车,然后给它套上古代马车的外壳,然后就可以声称:看,我们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发明了汽车。这叫做无中生有,也是中国考古学界惯用的手段之一。
至于后来出现的水罗盘,也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其最早是在南宋之前就已经在航海活动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而在同一时期,中东和欧洲的航海活动也已经开始使用磁罗盘了。
我认为,真正的磁罗盘技术恰恰可能是从中东和西方传到中国来的,不然何以解释为什么 “没有指南针” 的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反而比拥有指南针的中国人航海活动范围要广大得多呢? 实际上,西方人认为是阿拉伯人首先在航海中使用磁罗盘的,至少在十一世纪之前以得到应用。而这个时间比中国在航海中使用水罗盘早(南宋)。
中国考古学者发掘出来一个 “张仙人” 陶俑,陶俑上雕塑有一个模糊不清的圆疙瘩,然后他们就牵强附会地硬把那个圆疙瘩说成是旱罗盘,说中国早在南宋就有旱罗盘了。可是这不仅根本不成其为证据,而且逻辑上也说不通,因为如果在宋代就有旱罗盘了,那显然应该得到广泛的应用才对,因为旱罗盘比水罗盘方便得多。可是为什么一直没有得到应用,而要到了明代引进西方的旱罗盘之后才开始应用。而且为什么一个实物都没有发现。
这其实跟活字印刷术的问题性质一样,是中国考古学界惯用的一种指鹿为马的手段。
另外,一直以来我们所吹嘘的所谓 “是指南针的应用导致了对美洲的发现”,也只不过是对航海学和历史的一知半解而已,一种对复杂事物的简单化理解。热衷于自我吹嘘的中国人可能不知道,早在公元前七世纪,郑和下西洋之前两千年,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就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环航非洲,跟这一成就以及后来哥伦布横渡大洋发现美洲和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比起来,所谓的郑和下西洋只不过是小孩子的游戏。而在磁罗盘没有发明之前的那漫长的数千年里,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古埃及人,腓尼基人,北欧人,阿拉伯人,也一直在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北海,波罗地海来去自如。
虽然磁罗盘在航海中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航海所需要用到的仪器装置远比这多得多,用来确定方位的仪器和方法也远不止这一种,磁罗盘只是进行航海所用到的众多手段中的一种而已。用来确定经纬度的星盘,牵星板,十字测天仪,象限仪,六分仪,天文钟,不仅可以确定方向,还可以确定自己在地球上的位置,更加重要。而只能看个大概方向的磁罗盘只是辅助手段。
而且,要实现远洋航行,最重要的是必须经过专门的航海技术知识培养。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创办了专门的航海学校,哥伦布就在该校受过专门训练。并不是象人们想象的靠了几个 “法宝” 就可以闭着眼睛躺在甲板上晒晒太阳就发现了新大陆。
航海家们可以依靠太阳星辰的方位,风向,洋流方向,鸟类鱼类迁徙的方向,水上漂流物,海草,海水颜色,冰原反光,云层来判断寻找方向。方法很多。
之所以在哥伦布之前漫长的岁月里人们没有去进行横渡大西洋的航行,除了航海术上的不成熟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地球是圆形的这一情况还认识不够深入,虽然古希腊人早就认识到了大地是球体,但是对这个球体的情况没有更多详细的了解,当时的人曾经认为,在地中海外往大西洋的方向有一个无底洞,在一幅古希腊地图上还在地中海通往大西洋的出口处标有 “到此止步” 的字样。受传统观念影响限制了人的行动,而且那时候也没有去进行横渡大洋航行的动力。
一直到了十五十六世纪,这时磁罗盘技术在欧洲出现已经过去几百年了,欧洲受到伊斯兰教势力的威胁,为了冲破奥斯曼土耳其的封锁,寻找通往东方印度的新航路,加上那时候人们知道地球是一个圆形,认为从相反的方向绕一圈也能到达目的地,哥伦布麦哲伦等人才开始了冒险进行横渡大洋乃至环球航行的航海活动。不管有没有指南针,只要有了现实的动力,人们都是能够也必然会去进行这样的航行的。认为没有指南针就不会有地理大发现的说法是荒唐可笑的。
例如,南美洲的大部分土著居民就是跨越太平洋逐岛航渡到南美的,北欧人在十一世纪时也早就发现了北美洲。据 Discover 节目的介绍,通过在美洲发掘的文物和大西洋两岸古代农作物的同源性,甚至有可能早在古罗马时代罗马人就已经远航到美洲了。
有人认为,近岸航行跟横渡大洋不能相提并论,所以公元前七世纪的腓尼基人环航非洲算不得什么。这种想法是荒谬的,近岸航行并不是象想象的那样沿着看得到陆地的浅滩航行,那样的话,早就触礁了。所谓近岸航行很多时候一样是在远离陆地的远海航行。更何况非洲大陆沿岸到了十八十九世纪都还是蛮荒一片,更不用说公元前七世纪,要环航非洲根本就连个靠岸补给的港口都没有,要这样航行数万公里的艰难程度根本不是两千年后的郑和下西洋能够相比的。更何况,郑和下西洋也是近岸航行。
如果说环航非洲是近岸航行,那么古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腓尼基人阿拉伯人北欧人横渡地中海阿拉伯海北海却不是近岸航行,公元前两千年前米诺斯文明时期的希腊航海业就已经很发达了,腓尼基人,米诺斯人一直就靠航海为业。迷航的问题并不能阻碍人们的远洋航行。
欧洲人不仅在技术上不断革新,而且在理论上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269 年,柏尔格利纳斯(P.Peregrinus)写出了《磁论》一书,对磁极、磁针、磁力和地磁的科学原理进行了仔细的实验研究。这以后,欧洲人又对罗盘进行了很多技术革新,如加上了防磁干扰的弗林德斯顿铁等装置。
而罗盘的种类也早就从磁罗盘一种发展到了跟磁原理毫无关系的陀螺罗盘,无线电罗盘等等多种。这跟我们中国人没有任何关系。硬要把别人的东西说成是自己的是很可耻的。
而被吹嘘成是所谓的 “大科学家” 的沈括,只不过是以一种猎奇的心态在自己的笔记里记录了一些奇闻佚事的一个士大夫官僚,说他是 “科学家”,这跟把某个小报的记者说成是“科学家” 一样滑稽可笑。
这个 “大科学家” 在他的 “科学著作” 里琢磨了一些如磁针是漂在水上,还是顶在指甲上,顶在碗沿上,抑或是栓在绳子上,那个更稳妥一些,这样一些问题,最后他得出结论,还是栓在绳子上更为牢靠,这就是他所谓的“科学发现”,这类弱智的自娱自乐。
而且,《梦溪笔谈》只不过是一本收罗了艺文,政事,书画,音律,器物,神异,历法,等等诸方面的怪力乱神奇闻轶事的大杂烩,是他官场失意退隐闲居后的自娱之作,跟《聊斋志异》并无什么两样,也不能算是什么 “科学著作”。
跟这之前数千年里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科学家所留给人类的相比,如记录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莫斯科手卷(Moscow papyrus)和林德手卷(Rhind papyrus)上的古埃及复杂的数学知识,汉谟拉比王朝时的古巴比伦天文学数学知识,以毕达哥拉斯学派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阿基米德等人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及已上升到抽象思维阶段的科学(而非实用技术),亚波隆尼亚斯的《圆锥曲线》,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和《光学》,托勒密的《数学汇编》等等等等(仅从浩如繁星的众多科学家和科学成就里举出几个典型代表),跟这些相比,如果还要把《梦溪笔谈》之类的吹嘘附会成是所谓的 “科学成就”,那我认为,这是猴子的“科学” 和人的科学之间的差别。
不管从那方面来看,发明权上,技术成熟程度上,科学理论的建立上,实践应用上,对航海的推动作用上,都没有理由硬要说别人的发明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的是我们的,人家的是人家的。
第四部分。纸
纸,国际上不承认那是中国最早发明的,因为早在五千年前,在中国的纸出现之前三千年前,古埃及人就已经发明了最古老的纸,称之为纸莎草纸(Papyrus),也称纸草纸,英文中纸(paper)这个单词就是来源于拉丁文 Papyrus(纸莎草纸),可见这种纸在西方古代应用的广泛和悠久。使用长达三千年之久。公元 10 世纪后才逐渐停止使用。
websters 大辞典上讲述纸的历史就是从纸草纸开始叙述的:【History A form of paper called papyrus, made from reedss, was made as early as 3000 BC in ancient Egypt, and then in ancient Greece and ancient Rome.】──可见,国际上认为纸草纸是最早的纸。
纸草纸不仅是古埃及重要的书写材料,而且也大量出口到其他国家,成为古埃及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亚述人,腓尼基人,阿拉伯人所广泛使用的书写材料,迄今为止所发现的用古埃及文、古希腊文、古罗马文和阿拉伯文等书写的纸草纸文献,数以十万张计之多,纸草纸文献上记载了大量的古代法律、宗教铭文、天文地理、文学,数学知识等珍贵历史资料,其中历史最早的是从古法老墓葬出土的距今五千多年前的无字纸,载有文字的纸草纸文献距今也有四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比我们中国人使用甲骨文还早了近两千年。
这种用纸草纸写成的书籍,虽历经数千年,仍然清晰如新,纸质决不比我们中国的纸差,而且纸草纸也不像有人说的那样,容易断裂,现在埃及都还有根据古代技术进行制造的纸草纸,造出的纸任意折叠完全没有问题。世界上很多博物馆都收藏有这种纸草纸古籍,象前文提到的林德手卷(Rhind papyrus,又称为莱因德纸草书,是公元前 1650 年左右的埃及数学著作),就收藏在大英博物馆。
有人否定说,古埃及人发明的纸不能算真正的纸,因为不是植物纤维的纸,甚至说纸草纸是跟甲骨,竹简同样的东西。这是无知的强词夺理。纸草纸就是用植物纤维做的纸,跟甲骨,竹简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
来看看纸草纸的制造工艺:
“青年取出一根纸草,割下三四十厘米长一段,用小刀将外面绿色的硬皮削去,露出浅色的内茎,又将它切成一片片薄片。但那时的薄片很脆,用手一折就断,而一个小水槽中浸泡着的薄片颜色已变为浅黄,拿在手里可以任意弯曲。他告诉我们,由于新鲜的纸草茎中含有糖分,必须浸泡 6 天,才能消除糖分,成为造纸原料。接着他表演第二道工序,从水槽中捞出浸透了的薄片,先用木棰敲平整,再用一根像擀面杖一样的圆棍挤尽水分,然后将这些薄片纵横交错的叠成一片。最后一道工序是将它放在一台铁板压中压紧,放置满 6 天后就成为纸草纸成品。他将叠在一起的薄片放入压机后,将铁板转紧,两分钟后取出薄片,但见相互间已经粘在一起。可以想象,6 天后还是什么情形。果然,接过他取来的一片成品,用两手抖动就哗哗作响,可以随意折叠,透过光照,可以看到纵横的纤维,厚薄虽不太均匀,薄处成半透明,但已浑然一体。不过,古埃及人制作时还没有这些机械,特别是最后一道工序,当时是将薄片平摊在两层亚麻布中间,然后用石头或其他重物压紧,需要的时间更久。”
从这个制造工序可以看出,纸草纸是将纸莎草纤维分离出来,切断,浸泡,去除糖分等杂质,然后用木锤敲打,木棍挤压,去除水分,再交织在一起,经过压榨,最后制造成型。这就是基本的造纸工序。纸草纸就是真正的纸。
这是 websters 大辞典上对 “纸” 的权威解释:【Paper is a thin, flat material produced by the compression of fibres. The fibres used are usually natural and based upon cellulose. The most common material is wood pulp from softwood trees such as pines, but other materials including cotton (flax) and hemp may be used.】──可见,纸草纸就是符合这几个特征的,就是真正的纸。
中国学者为了否认纸草纸,强调纸草纸还没有经过造纸浆的工序,所以不能算是真正的纸。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因为造纸浆的工序是到了东汉蔡伦时才有的,在这之前中国的纸也是没有造纸浆的工序的,比如,中国官方宣称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纸──灞桥纸,就是没有经过造纸浆步骤制造出来的,它是一种麻纤维的纸,纤维很长,很粗糙,纸面上纤维清晰可见,连纸草纸的精细程度都不如,故此有专家甚至认为它不是人工制造的,可能是自然形成的,但是一样被看作是纸,由此可看出,造纸浆并不是定义是否是纸的关键技术点。是否成其为纸的关键技术点,或技术概念,在于是否将植物纤维进行分离,切断,浸泡,再平整,压榨成型的制造过程。而造纸浆只是一个更深程度的深加工而已。不是决定本质的关键点,只是一种改进。
“纸草纸是古埃及人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是历史上最早、最便利的书写材料。正是纸草纸的发明和推广,才使人类可以不再用泥、石、木、陶、金属等材料记录文字或图画,也使古代大量信息得到传播和保存。” 可以看出,纸草纸是跟泥版,贝叶,甲骨,竹简,等天然书写材料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就是最早的,真正的纸,并对文化发展和传播起到了重大作用,如公元前三世纪,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希腊文藏书就已经达到了七十万卷,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宝贵的文化遗产。
“但纸草纸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它的原料单一,只能使用尼罗河流域的新鲜纸草,使它的产地只能局限于埃及,限制了它的推广。它的制作也比较复杂,成本较高。” 这才是纸草纸后来衰落的原因,仅仅只是因为原料的缺乏问题,而不是因为它作用不大。
纸草纸在世界上很多博物馆都有文物收藏,有古埃及从五千年前就保存下来的纸草纸及后来大量的纸草纸文献,以及中世纪用纸草纸装订的书籍,在埃及也有制造出品,在中国也曾经展出过,要判断纸草纸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纸,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去把实物找来看看,就知道埃及人发明的确实是纸,而不是像某些人描述的那样 “只是草片”。
中国人常常吹嘘:是中国的较为便宜的造纸术传入西方后才导致文艺复兴,科学萌芽,这完全是无知可笑的说法,难道西方人的哲学,科学,文学,等思想,不是从大脑里面产生出来,而是有了较为便宜的纸以后,突然从纸上变魔术一样变出来的?这完全是本末倒置,中国式的纸只不过是提供了一种便利条件,有没有这种便利条件,都不影响西方文明的发展,最多不过增加了一点不方便而已,而且人家完全有其他的替代物,如上面提到的纸草纸,而且,在使用纸草纸的古希腊时代,希腊科学就已经很发达了,就已经涌现出了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理士多德,阿基米德,欧几里德等很多大科学家大哲学家,出现了《几何原本》《光学》《圆锥曲线》《数学汇编》《荷马史诗》等伟大的科学和文学著作。而且公元前三世纪,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希腊文藏书就已经达到了七十万卷。
而且,西方使用的现代造纸术也没有可靠的证据能够证明是从中国传入的,只能证明阿拉伯的造纸术是公元 751 年怛罗斯之战后从中国俘虏那里学会的,虽然欧洲一直都从阿拉伯人那里进口中国式的纸,但是出于商业上的垄断需要,阿拉伯人显然不可能将造纸的方法透露给西方人,实际上西方人也是到了十二世纪才开始自己独立造纸,在这之前,显然有一个长达几百年的摸索研究的过程,我认为,很可能是西方人同时参考纸草纸和中国纸的制造方法自己研究出了造纸的方法。
欧洲的造纸术跟中国的造纸术有很多的不同,中国传统造纸术早期使用树皮,破布,麻头等等,后来长期使用竹纸,欧洲的竹子少,十九世纪开始广泛使用木材造纸,他们用的抄纸工具也不是竹帘,而是用木头和铜丝等作成的 “抄网”,这与中国人单人掌帘或者双人抬帘是不同的,他们在纸浆中不加纤维悬浮剂,所以欧洲的纸张比较厚实和光滑,主要为了适应鹅毛笔和染料墨水书写的结果。德国和法国又于十八世纪试用各种植物纤维进行纸浆造纸的实验,英国采用机器代替手工抄纸,以木材为原料的机制纸也得到了迅速发展,造纸工艺早就不是传统的那种石灰沤竹的土造纸法了,产生了巨大的变革,中国今天使用的倒是西方的机造木材纸工艺。中国现在所用的新闻铜版纸仍然要靠从国外进口。
以前,蔡伦一直被视为造纸术的发明者,后来发现了更早的纸以后,于是就改称其为造纸术的改进者,但是仍然被看作是该发明最重要的关键人物,因为其开创了使用树皮,破布,麻头,鱼网来造纸,使得原料的来源广泛,纸的成本下降,得以更广泛地普及。既然这种原材料的改变被看作是一个重要的技术创新,那么同样的,西方人开创了用木材造纸也是一个重大的技术创新。总之,现代造纸术是很多国家共同发展出来的技术,不是单个国家的功劳。
现在德国等地的很多小镇上仍然有纪念发明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各种节日,中世纪时,这些地方曾经大量地将树木浸泡在河水中,用来造纸。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也有可能是埃及人发明的纸草纸通过阿拉伯人波斯人,辗转传播到中国来以后,经过中国人的改进然后产生了后来更高级的纸,这在逻辑上是完全说得通的,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也是完全有条件的。实际上,现在中国地区发现的最早的纸之一就出现在新疆。
所谓中国人发明了纸促进了文化传播的说法,这个问题也有一个正反两面的问题,因为文化传播有一个横向传播和纵向传播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同一时间在不同地域之间横向传播,以及在不同时间的纵向传播。中国的纸虽然在文化的横向传播方面具有优势,但是在文化的纵向传播方面却具有致命的缺陷。
因为纸草纸,羊皮纸经久耐用,易于保存,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纸草纸文献能够存留数千年,成为我们现在研究和了解古埃及希腊罗马历史和科学哲学的珍贵资料来源;古希伯来人用造价高但便于保存的羊皮纸记录旧约经书而留存下来的 “死海古卷” 也成为现在珍贵的历史资料。而中国虽然在汉代时就开始出现纸了,可是因为纸的难以保存,现在找不到那时候保留下来的原始纸质文献,只有零零散散的竹简,很多古籍因为没有原始文献对证,其中有很多疑点漏洞,难以证明其不是伪托的。相反地,商代使用甲骨,反倒为我们留存下来了大量历史资料,使得我们对商代的了解比孔子那个时候的人还要知道的多。汉简的再发现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以至于有人认为,中国正是因为过早地使用了这种便宜而又易毁的纸,才使得很多的古代典籍失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纸在中国的使用对文化既有横向传播的正面的作用,又有纵向传播的负面影响。
更何况,一直到近代,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仍然是文盲,并没有起到什么 “对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而且中国人仍然在普遍使用手抄和雕版印刷的原始落后手段来传播文字。
实际上,另一个很容易被人忽略的,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人既然已经开始使用纸这种方便的书写材料了,却从来没有想到去发明一种方便的书写工具,仍然使用毛笔这种笨拙的书写工具达千年之久,这是很荒唐的。而西方人早就知道使用羽毛笔等方便快捷的书写工具,后来又不断创新发明了铅笔,自来水笔,以及最早的金属蘸水笔(在公元前的罗马共和国就已经出现了。发掘于庞贝古城废墟,现收藏于尼泊尔的国家博物馆),钢笔,圆珠笔,并传入中国,对推动中国的文化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鲁迅也曾经对自来水笔的作用进行过精辟的阐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来水笔的发明和传入中国远比纸的使用贡献要大。
从 websters 大辞典上这段叙述:【Paper remained a luxury item through the centuries, until the advent of steam-driven paper making machines in the 19th century, which could make paper with wood fibres from wood pulp. Together with the invention of the practical fountain pen and the mass produced pencil of the same period, an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advent of the steam driven rotary printing press, wood based paper caused a major transformation of the 19th century economy and society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Before this era a book or a newspaper was a rare luxury object and illiteracy was the norm for the majority of humanity. With the gradual introduction of cheap paper schoolbooks, fiction, non-fiction and newspapers became slowly available to nearly all the members of an industrial society. Cheap wood based paper also meant that keeping personal diaries or writing letters ceased to be reserved to a privileged few in those same societies. The office worker or the white-collar worker was slowly born of this transformation, which can be considered as a part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all of its phases.】──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信息传播革命正是因为有了钢笔,铅笔,机造木材纸,蒸气驱动的造纸机和印刷机,等等的发明使用才得以实现的。才使得书籍,报纸普及,才改变了文盲占人口大多数的局面的。在西方,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情况。而这完全是西方文明起到的作用。
结语
为什么要高估这个所谓的 “4 大发明” 呢,为什么是 “4 大” 呢?充斥于我们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西方发明,各种机械,器物,材料,技术,从古到今的都有,数不胜数,可以说是数以百万计,数以千万计,光是塑料的种类都有成百上千种,以及飞机,汽车,火车,电视,电灯,电话,电脑,互联网,等等。而要说影响力,重要性,好像绝大部分发明都是必不可少的。对此我们反倒熟视无睹。我想就是这么回事了:西方的发明那岂止是 “4 大”,四十大,四百大,四千大,四万大,都不止,所以至大无痕,反而不引人注意了,不值得提起了。而中国什么贡献都没有,所以拼命挖掘出几个虚无缥缈的“4 大发明” 反倒成了值得大吹特吹的东西。
实际上,我们应该这样说,我们自己独立发明了原始的黑火药,雕版印刷术,造纸术,指南针,但是我们发明了别人也发明了,而且我们发明的跟别人发明的不是一回事,而且现在使用的却是别人发明的东西,用的是黄火药系统而不是黑火药,用的是现代印刷术而不是手工的雕版印刷,用的是旱罗盘,无线电罗盘,陀螺罗盘,卫星定位仪而不是原始的水罗盘,用的是机造木材纸而不是石灰沤竹的土造纸法。我们不应该硬要把别人的东西说成是自己的,这很无耻。
关于李约瑟,江晓原教授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 “‘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南方周末》专访” 对此有客观的评价:“在西方 “正统” 科学史家──从 “科学史之父” 萨顿一脉承传──中的某些人看来,李约瑟不是 “科班出身”,而是“半路出家” 的,还不能算是科学史家共同体中的一员。李约瑟还曾抱怨:剑桥东方学院的学者不同他打交道,“一墙之隔”的剑桥大学科学史系也把他拒之门外。”
“李约瑟虽然在生物化学方面早有成就,37 岁时便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但他并未受过科学史或科学哲学的专业训练,因此,未能 “把什么是科学加以定义” 成为李约瑟的一大困境。而实际上,李约瑟有时拔高古代中国人的成就,也和不对科学加以界定有关系。”
“而李约瑟的 “硬伤” 更具体的根源是他对中国道教及道家学说的过分热爱──热爱到了妨碍他进行客观研究、夸大道家在中国科技史中作用的地步。”
“对于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本身,海内外许多学者曾指出各种具体错误,李约瑟出于对中国传统文明的热爱和迷恋,在不少问题上有对中国古代成就的拔高倾向。”
“从他和鲁桂珍相遇开始──有些学者还注意到当时鲁年轻貌美,此后他的思想和兴趣发生了巨大转变。鲁后来成为他终身的生活和工作伴侣,最终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他在《李约瑟文集》汉文版序言中说:“后来我发生了信仰上的皈 依(conversion),我深思熟虑地用了这个词,因为颇有点象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 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文明这方面来。”
“真正的持平之论,出自李约瑟身边最亲近的人。鲁桂珍曾坦言: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 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 “选中” 了李约瑟,但对他的工作成果进行 “过滤”。李约瑟著作中提到的中西方之间的交流、影响和“西来说” 都为国内许多学者所不喜爱──他们通常只字不提,只当李约瑟没说过。有的人士更是只挑选对自己有利的结论加以引用,少数学者甚至严重歪曲李约瑟的观点来证明自己说法。”(如中药相当一部分就是当年穆斯林商人与医药学家从阿拉伯、波斯与印度等地引进的“海药”,16 卷本的古希腊医学家盖伦医学著作传入中国对中医的影响,这些都隐而不提了。)
“罗伯特 · 坦普尔著书谈 “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有很多穿凿附会的地方。”
“那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虚构出来的──事实上西方人走着另一条路,而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中国 “领先” 又从何说起呢?这就好比一个人向东走,一个人向南走,你不能说向南走的人是落后还是领先向东走的人──只有两个人在同一条路上,并且向同一个方向走,才会有领先和落后之分。”
李约瑟杜撰出所谓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后,很多人都被他书中的内容所迷惑,在自己的书中不加分辨地引用他的观点,而这是应该予以纠正的。
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就引述李约瑟的原文,那张发明表格也是原样照抄,而这是不足为证的,因为某个人提出了一种观点,另外一个人再把他重复一遍,这并不能作为新的证据。
而且,《全球通史》中关于中国的部分,有很多错误。我们来看看:在上册第 11 章 3 节,斯塔夫里阿诺斯这样描述三国时代的历史:“汉王朝最终被突厥-蒙古入侵者所打败分裂成三个王国:魏,吴,蜀”,首先突厥 - 蒙古这种称呼不准确,即使只是泛指,也说明他对中国历史一点都不了解,其次,东汉是在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的的打击下分裂之后,才又受到游牧民族的侵袭,他这么叙述就完全把历史顺序颠倒了。
在上册第 16 章 2 节,叙述唐朝历史时,连最关键的 “安史之乱” 都没有提到,而只是笼统地说“连续的干旱和普遍的饥荒,使许多省份发生叛乱”。安史之乱的产生并不是因为“连续的干旱和普遍的饥荒”。
在上册第 16 章 4 节,叙述元朝历史时,说:1215 年,南宋援助女真金国对付蒙古军。这简直错得离谱。实际上恰恰相反,南宋是与元军联合攻打金国。
在下册第 29 章,说:“到 1964 年为止,中国已经获得两个诺贝尔科学奖”。虽然李政道杨振宁获奖时仍然是中华民国国籍,但是他们的成果是在美国研究出来,连我们自己都不认为那是中国获得了诺贝尔奖,而是客气地称之为 “美籍华人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且他们是因为同一研究成果而共同获奖,这并不能算是两个。如同巴西队每次夺冠并不等于是获得了 11 个世界杯。
这样的错误比比皆是,可以说,他对中国的历史并不了解,并不比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了解得更多。像这种试图于描绘所谓 “大历史” 的作品,在细节上往往都是错漏百出的。对于欧洲的历史叙述也有很多错漏,如像罗马击败匈奴王阿提拉的关键战役沙龙平原大战,他也没有提到,而这是可以跟希波之战相提并论的拯救了西方文明的大事件。
在上册第 5 章《古文明类型》,他把中国最早的文明──商文明,跟苏美尔文明,及其后继的阿卡德文明,巴比伦文明,还有埃及文明,印度哈拉巴文明,希腊米诺斯文明这些在时间上高一个层次的文明列在一起,跟商文明同时期甚至还早的迈锡尼文明,亚述文明,赫梯文明,波斯文明,腓尼基文明,犹太文明,等却只字不提,排斥在外,不作专节论述。这是不准确的。(注意:“文明”和 “文化” 这两个概念在考古学历史学上是有区别的)
我认为这本书的写作态度有问题,为了迎合国际上那种 “政治正确性”,毫无原则地讨好美化第三世界。这本书只能算是通俗的历史读物,不能说是严肃的学术著作。不足为凭。
还有一个靠贩卖畅销书为生的英国记者罗伯特 · 坦普尔根据李约瑟的原著改编的《中国──发现和发明的国度》,完全是一本充满谎言的弱智读物。
以下澄清他书中的一些虚假内容:二进制,这是莱布尼兹发明的,跟易经无关,莱布尼兹是在发明了二进制之后,看到易经中的八卦,认为可以用二进制来解释(但是这个认识也是错误的,八卦不是二进制),而不是莱布尼兹看到易经八卦之后才发明二进制,这是一个已经被澄清了无数次的谎言;“发烛”,只是涂了硫磺用来在现成的火源上引火而根本不具备火柴的自发生火基本功能的东西,不是 “火柴”;“机械钟”,被牵强附会成中国的发明,实际上,按照同样标准,机械钟表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有了;“记里鼓车”,不是计程车,实际上,按照同样标准,公元前 100 年,亚历山大里亚的发明家赫伦就已经发明了类似的里程计,在里程计中使用了齿轮。还有风筝,伞等物,实际上别的国家民族也早就有了类似的东西,如古埃及人早就开始使用伞了,最早的风筝发掘于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南太平洋岛上,公元五世纪时,希腊的阿尔克达新也发明了风筝,最早的飞行器早在两万多年前就有了,其实物就保存在埃及国家博物馆;弓箭,这是各个国家民族都有的发明,最早发明弓箭的证据在欧洲,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就有了,欧洲并不是象他弱智的谎言中所说直到十世纪才开始使用弓箭,那之前两千年里古希腊人古罗马人一直使用弓箭,还有弩炮。蒸气机,并不是因为你烧开水时看到壶盖动了一下就算是发明了 “蒸气机”,按照这样的标准,可以说古希腊人早就发明了蒸气机。
还有所谓 “古代机器人”,“古代直升飞机”,是无中生有;“化学武器”,“催泪弹”,“降落伞”,“塑料”,“火箭”,“水雷”,是指鹿为马;“眼镜”,“国际象棋”,“扑克牌”,是偷梁换柱。
这是中国很多 “学者”“专家” 惯用的一种骗术,先用偷梁换柱,指鹿为马甚至是无中生有等等手段,把一些原始手工艺技术伪装替换成某种现代科技的等价物,然后故意隐瞒其他国家民族在古代同样也早就有了类似的技术这样一个事实,炮制出种种“科学发明”,结果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原来我们一直领先他们几千年啊!其实是在梦中领先了几千年。这是非常虚假的。
如果不是同名同姓的话,这个罗伯特 · 坦普尔,他还论证过阿基米德是激光武器的发明者,根据的就是那个阿基米德用镜子反射阳光烧毁了罗马舰船的传说。这些小报记者每到一个国家都会用同样的手段炮制出类似的一些 “伟大发明” 的神话出来。
听说这本书已经被一些中小学校作为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 的教学用书了,我认为应该停止这种错误的宣传活动,抵制这种错误的读物。
这种招摇撞骗的小报记者在中国特别受欢迎,帮着他贩卖这些垃圾的 “专家”“学者” 并不是不清楚他是在胡说,只是互相利用而已,一个靠贩卖畅销书骗钱,一些靠帮着贩卖混口饭吃,再用这些来愚弄老百姓,一方面又迎合了“主旋律”。
因为把任何现代科学成果都 “论证” 成是我们中国早就 “古已有之” 并且年代一定要比别国早,是符合 “政治正确性” 的,也是很多 “专家”“学者” 的谋生之道。
官方热衷于支持操纵这种复古伪古热潮,其动机不过是为了要向人民证明,没有西方的政治体制,我们中国古代也是科技发达领先的,现在我们也仍然不需要引进西方体制,就是这样。
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在意我们古代是不是第一,不惜撒谎吹牛都要去维护这个第一,却不关心我们现在的事情,这是不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呢?就像一个人,如果生活事业顺利,就很少去回忆过去的事情,也没有时间去回忆。只有失败者,对前途绝望者,对生活失去信心者,才老怀念过去,靠这个来安慰自己。或者是像人老了就喜欢怀念过去,年轻的就喜欢幻想未来。现在中国的复古风气很盛,这是一种很不好的风气。
中国 “学者”“专家” 编造种种古代 “科学神话” 所惯用的手段有以下这些,以后大家看见类似的装神弄鬼就便于识别了。
无中生有,根据一些古代传说甚至干脆就是神话故事,封建迷信的谣言,还有类似于《易经》之类的巫术迷信的算命书,野史杂书中只言片语的碎片,甚至是像《史记》《本草纲目》这样严肃著作中也大量存在的封建迷信糟粕和虚假成分,再加上文言文的语义晦涩,多歧义,通过曲解,穿凿附会,断章取义,甚至干脆就是故意撒谎,来编造所谓的 “古代科学发明”;
指鹿为马,根据一些农业文明时代的原始手工艺技术与现代的某种科学技术在某方面的一点点相似之处,然后就无限夸大这种原始技术的作用和功能,故意掩盖两者在更多方面的巨大差别,来编造谎言。
偷梁换柱,干脆就把两种不同性质不同功能的东西偷换概念,将另外一种真正起作用的东西隐而不提,而虚假地宣传本来无关的东西的作用。
所谓的 “4 大发明”,以及“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 云云,其实就是用这样种种手段炮制出来的一种虚假的宣传,一种在病态的无限膨胀的虚荣心的驱使下被蓄意制造出来的谎言,一种彻头彻尾的欺骗性宣传,一种弱智的文字游戏。这是对整个人类智慧的侮辱。
我认为我们宁可不要虚幻的所谓 “祖先的辉煌成就”,不要自欺欺人的“民族自豪感”,也不应该做阿 Q,不应该再被官 方和所谓的“权威人士” 合谋的骗局继续愚 弄。不要再让 “用肉眼可以从月球上看见长城” 之类的闹剧重演了。
我不指望凭着几次讨论就能够结束这种自自欺人的宣传,但是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这些荒缪的言论。
参考文献
[1] 培根,《新工具》
[2] 李约瑟,《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中国科学技术史》)
[3]《websters 大辞典》
[4] 张廷玉,《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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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孙思邈(伪托),《孙真人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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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茅元仪,《武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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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沈括,《梦溪笔谈》
[12] 朱彧,《萍洲可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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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葛剑雄,《纸草纸的兴衰》
[15]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6] 罗伯特 · 坦普尔,《中国──发现和发明的国度》
[17]Philip K. Hitti,《阿拉伯通史》
[18] 军事科学院外军部,《外国武器发展简介》,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是的
学术界懂什么学术?首先是要爱国嘛!不爱国谈学术就是历史虚无主义!
葛剑雄公开回应网友:我只是把一层纸捅破了,不知为什么有些人会大惊小怪?
现代意义的科学是笛卡儿,伽利略时期才开始的。
以前的叫哲学。
不管怎么说,中国古代科学发展是停滞的。停滞的原因,是科举考试,把许多聪明人的大脑 CPU 给白白空转了。为了高唱公平压制人的大脑。其实,马克思主义是歌颂不公平的,指出阶级的产生是人类的进步,因此在阶级社会索性努力搞不公平,才有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
就是搞诡辩。
装傻的人就是坏而已啊,都是老狐狸,玩什么聊斋?
现代科学是近代才出现的,之前就算有科学也不叫科学,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外国古代也没有,扯个毛线!
中国古代还没人说自己生活在地球呢!难道中国人以前都是火星人?
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深刻的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
一种是文官政治 (不是“政治制度”,也不是“政治体制”,是一种管理体系,是现今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官僚体系的初始版本),由中国先贤于两千多年前总结人性与自然的关系,然后创造而出。是所谓“文明社会” 的开始。最早可以追溯至《周礼》,到唐代逐步进入完善阶段。这是一个文明生产力迈向现代的一个基础。
另一种就是科学思想,不是科学!不是科技!而是科学思想!是科学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有的是科技,有的时候还很先进。) 但中国当时并没有被广泛认可的成体系的科学思想,民众也没有接受科学的思维方式。科学思想有多牛就不用我说了。
就日本人那个智商,接触了科学思想后,辅佐以中华的文官体系,不过几十年、一代人的功夫,就把日本从一个偏僻贫穷的边缘小国塑造为一个可以与中华帝国相抗衡的列强。其作用堪称恐怖。
令人可惜的是,在两百多年前,在东西方对这两大事物互相了解了之后,中国居然愚蠢的选择了拒绝科学的思想。
等到英国人已经学会了文官制度后中国人才慢慢意识到了两者合二为一的可怕。
鸦片战争时,英国人带着科学的思想和文官制度下高生产力所缔造的高组织度的军队来到中国时,中国仅凭高组织度的人头根本无法抵挡英国高组织度的士兵。
从此中国带领整个东方进入了西方列强只要在一个国家的海岸架起一门大炮就能征服一个民族的时代。
所以你说这个事儿赖谁?还是赖自己不争气,东方的没落中国作为领头的要负主要责任。
所以才有那句话么: 落后就要挨打!
什么落后啊?科学思想啊朋友。
如果中国自古就有科学思想的民众基础的话那么在海岸架起大炮的就是宋朝人和明朝人啦。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就懂了,欧洲古代的学校更像是研究院 (专门研究东西的)
而中国古代乃至整个受中国影响的东北亚东南亚的学校则是公务员选拔学校。
其实这么说来西班牙人和印加人真的是太倒霉了。
印加人发展程度太低,一时间难以接受西班牙人的科学思想。
而就是因为印加人的发展程度太低,西班牙人也没有从印加人的手里学到文官制度的雏形。(印加人会定期的将技术与治理方法教给各个地方来求学的人,然后将他们作为官员返回原籍)
只能说天佑不列颠老蛮子,在这一场人类珍贵思想与体系的碰撞中得益最多。
是不是学界共识我不知道,但我认为他说的挺扯的。
证明起来很简单:
(1)已知数学是科学。
(2)1+1=2 是数学中的基本公式,所以 1+1=2 是科学。
(3)如果中国古代知道 1+1=2,可知中国古代有科学。
问题来了,中国古代到底知不知道 1+1=2?
科学这东西是民国时才传入中国的,所谓赛先生是也。同时进来的还有位德先生就不讲了。所以,中国自古就没有科学这说法,还真的没什么毛病哦。
但是,要说 “中国古代技术都是拍脑袋、凭经验、碰运气做出来的” 的话,就十分地没道理了。咱们祖先在数学、天文学、航海学上面的造诣也是相当高的,只是缺少了科学体系,没有得到持续的发展。后来又因为战争等各种原因,某些技术和学问,甚至都失传了。科学的体系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没有科学是好事,最起码中国传统文化依旧是朴素的,没有被理性侵占的文明,科学只是工具,并不给给文化填上多上光辉,拿外来的科学技术改善生活,拿远古传承下来的文化修缮心灵,不是很好吗?
希望大家能不再迷信科学,西方近代试图拿科学解构艺术与文学、哲学,无疑都失败了。比如文学理论上的极端形式主义,想描绘出一个小说的科学模型,只要套公式就能写小说,很遗憾失败的一塌糊涂。还有过通过脑电波研究美学,探索出人类美感的生理性解读,也并没有成功。
一旦文学艺术宗教被科学解构出来,就是人类文明的终点。因为科学解构成功这些,那么意识再也不是人类独有,一旦高级的艺术、宗教、文哲找到了更合适的载体,那么肉体的人类载体就不被需要了。
等等,先解释一下为什么科学和技术是孪生姐妹而不是母女?
回答区简直是文科大作战。我看的哲学也不少,好多回答我愣是没看懂。
首先这个问题提的就有毛病。数学不一定是科学。认为数学不是科学的大有人在,可能至少有一半科学家认为数学不是科学,比如 Freeman Dyson,还包括一大票数学家,比如 Paul Lockhart。
中国古代没有数理科学,英国古代就有吗?以前认为古代没有模拟计算机,结果发现了 Antikythera mechanism。我们对过去和未来的了解都不太多。中国古代有没有数学不知道,但是建筑搞的挺好,这没有数学搞不了。音乐也是,哲学也是,中国古代都有也都发达,这背后都是数学。
至于科学,就我了解,科学究竟是什么,实证和理论的配比成什么样才算科学,没人能搞得明白。比如,数据科学是科学吗?要是它是科学,为什么要搞可解释 AI?
好多人喜欢大贤大哲,那我也引用一个荣格,“科学是创造恰当幻觉的艺术”。科学理论和实证都是后验的,只有人的直觉才是先验的。
科学哲学其实是个挺没意义的学科,按排中律,“A 是科学吗”、“中国古代有科学吗”的答案只有 “是” 和“不是”。但是按直觉主义或者说构造逻辑,答案至少有三种,“是”,“不是”,“不知道”,还可以加上第四种“不确定可不可以知道”、第五种“确定不可以知道”,等等。
我觉得 “A 是科学吗” 的答案是“确定不可以知道”。换句话说,我觉得数学和科学都是艺术。
其实文科生的困惑,从发展心理学上很好理解。一个人的成熟,要经过把双亲当成神,然后挑战神,最后才形成自己的人格。认西方做父没问题,但很多人只停留在第一个阶段。
居然还有回答吹基督教的,知识不够,神学来凑,心智都没成熟就快别吹了。中国不需要教皇不需要路德也不需要所谓的文艺复兴,是心智不成熟的你才需要,今天就小小地揭露你一下。
不是,这是西方中心论长期侵入 PUA 中国学界的结论,按某些人鼓吹的西方定义标准,中国没有哲学没有科学没有信仰没有民主没有完整的音乐体系等等,甚至语言文字筷子餐具都是奇怪落后的,德先生和赛先生都是西方特有的,汉语拉丁化是必须的,尤其对一些高校师生影响最大,若是作为百年前救亡图存号召更多人革命推翻旧政治的口号还情有可原,所谓掀屋开窗,曲线救国,现在还有这种想法那就是真幼稚了。如果不仔细考证中国古籍与历史,缺乏深入独立思考,只听一些媒体影视或教材报纸宣传误导,很容易潜移默化中招,如同该类问题多数回答与评论基本算被成功 PUA,可惜这次疫情开始挑战欧美的世界话语权,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先转一个网友评论
郑州人口一千二百多万,汽车保有量刚好五百万辆,这个保有量放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城市都是一个很恐怖的数量,况且这个人均拥有量也不算差,如果西方媒体报道了这些事实,他们国家民众绝对会怀疑报道出错,他们会觉得这应该是自行车保有量,别说外国人,就连有些恨国党对国家发展认知是严重滞后的,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某些物质上或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上是远超出发展中国家给人该有的印象,甚至对比一些发达国家也不处下风。中国已经连续十几年汽车产销量全球第一,每年产销量远超第二名,更重要的这还是建立在中国公共交通也是世界第一档,让很多人省去了买车的需要前提下取得的,中国城市地铁通车里程已达七千公里,在建里程也接近七千公里,全世界其它所有国家已通地铁里程才八千公里,西方媒体如果把中国地铁和公交运行系统也如实报道出去,他们的国民会更加怀疑人生
也有中普相关回答开始立足传统或更客观的标准,跳出西方中心论来思考评价,比如参考
首先明确更客观的科学定义
再比较古代中外的科学萌芽与技术
其余相关问题参考
一些媒体也别有用心的对传统取其糟粕,弃其精华,扭曲宣传传统文化节日如
中国自古就有辩证逻辑的数理科学(在物质的几何学中)。
事实胜于雄辩。
这种言论一般都是对自然科学没有概念的文科生和永远也学不明白的理科生的基本概念。因为不懂,所以就会有种挫折之后的崇拜心理。
科学既不神秘,也不神圣,就是一个工具而已,一个比较复杂的工具。
西方人是在人类各民族对自然的探索基础上做了总结和整理,很多东西是有清楚的继承性的。全把这些揽到自己头上,这个脸皮也不是一般的厚。
中国古代要有科学 100 年前还搞什么德先生 赛先生
这是科学神教的核心教义,唯有天选的土地与民族才有资格为人类解释世上的一切,只有蒙受主的眷顾的人民才有资格揭示主的知识,所有人为了知识与文明都应当跪拜主的使者,南无量子力学大菩萨,阿门。
毫无疑问对于某些人来说自然科学这个概念太难理解了,还是搞点宗教迷信,搞点圣经故事,才能方便他们肆意的玩弄科学愚弄百姓啊。
对于他们来说,科学的发展不取决于人类对自然发现与认知的进步,不取决于文明与时代的进步,仅仅是取决于脑袋里念什么经罢了,他们以为一切伟大的思想,都是不断念着圣经,然后由上天恩赐的。
他们都已经把科学当做主的启示,当做上天赐予了,他们已经不相信人类也不相信人民了,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好说的。
非要说的话,古希腊,基督教,现代科学,是毫无联系的,最多就是见过,内在逻辑都不一样了。古希腊那个是空想哲学,不是现代的自然科学。
当然有宗教迷信的人自然会觉得什么都是天赐的,科学也是天的旨意,他们也是天的安排,自然会觉得有联系了。如果这些人没有把科学当做宗教迷信,他们自然会认为事物的发展都是循序渐进的,现代科学本来就不是古代就能存在的东西。
君子六艺,数学被 狗 吃了么?
真 狗界的共识
因为是实话,中国古代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
为什么华夏有五千年文明,却没有发展出体系化的现代科学? - 姜源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19696294/answer/622309652
为什么华夏有五千年文明,却没有发展出体系化的现代科学? - Alex Zhu 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19696294/answer/624650302
为什么华夏有五千年文明,却没有发展出体系化的现代科学? - Berzelius 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19696294/answer/622759445
本质上来说,一些人口中所谓的 “科学” 就是根据西方发展史所定义的,如果说中国古代不存在科学,那么同样也可以基于类似的理由说中国古代不存在哲学、不存在宗教、不存在道德、不存在民族、不存在国家、不存在文明。
仅仅是在工业革命上晚了一步,整个中国的五千年历史就成了全然无用的累赘,就成了 “只有基督教能诞生现代科学” 这种河殇论调的注脚。
无论你们怎么说,古代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就摆在那里,再过一千年也仍会闪耀它的光华,而你们这些病态的皈依者只会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留不下一丝痕迹。
这个问题似乎是老生常谈了。
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近代西方通过将各个文明的知识进行整合发展后,制造了知识的 “大爆炸”。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解释这一历史事实。
其一是,西方的自然哲学传统具有整合一切的包容性和不断建构系统的思维习惯。因此,这场爆炸本身就蕴含在古希腊以降的自然哲学系统中。
其二是,西方近代的社会土壤孕育了西方科学。例如莫顿考察的皇室荣誉对英格兰物理学发展的重要影响。
其三是,西方在近代的知识爆发完全是机缘巧合。这是最有利于民族自信的解释。
而对于中国有没有科学的解释,实际上重点不在于古代科学体系的巅峰高度,而在于如何解释明清以来科学体系发展的延缓乃至于停滞。其中主要观点有:
第一,中国古代的功利主义传统导致中国古代科学体系在满足农,医,天,算领域的实际运用后,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第二,皇权发展到巅峰后,整个社会的思想都处于禁锢之中。
第三,满清误我中华。
吴的观点很简单。他认为近代科学是具有古希腊以来的自然哲学的基因的,因此在讲古代中国没有科学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将科学定义为自然哲学的衍生(顺带一提,吴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研究知乎上应该没有任何人有能力批判,他本人也强调过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是在特定的情景,定义下的)。至于科学发展的社会因素,其实分歧倒没有那么大。
所以说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近代科学无疑是具有西方基因的,但是这种基因是不是产生科学的唯一解,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是否同样具备引发知识爆炸式发展的条件?这是一个目前只广泛存在于理论辨析中的问题。
而一切问题引向一个更宏大的命题:伟大的中华文明在现代世界能不能继续具有创造力?还是说,只能作为一种景观甚至于教条而苟延残喘着?
确实令人费解。
祖宗弱一点又怎样?
无限拔高我们的祖宗,在分崩离析时可凝聚人心。但现在?现代中国已经明显比祖宗走得更远,响当当的中国名字越来越多,为何依然疯狂崇古?
对内崇古,只会让傻子越来越多,让装傻的人越发沉默;对外崇古,只会让我们与其它人的边界越来越清晰,向全世界彰显 “我们不一样”“我们始终璀璨如初”。。。别人会更害怕,更有攻击性。
中国本就越来越团结,现代中国的励志故事完全可以放到全球叙事下来讲。。。结果我们这边的傻子,还成天拿自己祖宗与古代地中海区域攀比。典型的 “村落式攀比”,鲁迅都替咱们写在课本上了,无论输赢都是别人眼里的笑话好吗?
用键盘在网上贬低其它国家、文明,除了给你的祖国拖后腿,没别的。
中国古代有没有当代初中数学?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初中数学有变量符号,有方程。这个中国古代怎么会有? 但还有算法,还有成就。中国古代可以是不是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基础来源,答案肯定是。对科学理解不深,对祖宗是文化逆子,当然会走两极。吴国盛难道不懂中国古代科技史,他应该是从一个方面讲的。吴文俊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当代中国,懂自己文化的人反而不多了,懂西方的人是真懂吗?
呵呵了,该提的一个大前提没提到——政治,要这么多小前提有卵用?科学只在民主自由的地方生根发芽
牛顿发明微积分之前,哪来的现代科学?
很简单啊,中学的物、化、生教科书上有关科学基础理论的部分哪里有中国人的名字?
从高中来说,
物理,力学的基础是牛顿三定律,电磁学基础是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生物,显微镜是虎克发明的,微生物是巴斯德发现的,遗传学基础是孟德尔的遗传定律。
化学首先是拉瓦锡验证了物质守恒定律,阿伏伽德罗提出的阿伏伽德罗定律,道尔顿提出的原子学说,门捷列夫创立的元素周期表,化学平衡的基础是勒夏特列原理。
貌似能找到中国人的地方只有一个近代的侯德榜,但是他的联合法制碱更偏向于技术,而非科学。
基础科学这座大厦,中国人没有搭过一块砖头。
中国有科学?当遥远的西方把科学革命的大火烧遍整个世界的时候,中国很快就对这些海外舶来品失去了兴趣,国外传教士把众多野生动物、奇珍异宝运往中国,某皇太后认为这些都是无聊的东西,从此闭关锁国。
实事求是才是王道,虽然挺让人尴尬但是这一块确实是没什么毛病的。中国自古没有科学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判断也符合实际情况。但是没有科学不代表野蛮或者是一切都凭经验瞎搞。没有科学合理的定语应该是 “没有统一的科学思维逻辑框架”。
在以农业畜牧业为基础的古代社会科学思维还真的不是一个重要的东西,农业社会是非常复杂的,绝大多数问题的解决不能靠科学的方法,甚至有很多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暴力和自相矛盾的,但是确实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中国自古没有科学并不代表今天中国人掌握不了其它民族可以掌握的全部科学知识,这就是科学的好处,真正的无国际无民族性,只要愿意去掌握和运营,对任何人都是敞开大门的而且一视同仁。
已经被我提出的上帝永恒创世论彻底解决的西方最古老最重要的典籍神经,有哪怕一句话和科学有关系吗?可这也没妨碍吴某某吹什么两希文明和基督教吧。所以只要屁股歪,人总能找到抬高自己喜欢的事物和贬低自己不喜欢的事物的理由。所以对中国有无科学这种问题,只存在屁股问题,绝对不可能存在什么共识。
这个 “学术界” 还有救吗???
中国才有真正的科学,谢谢。
古希腊也好,现代也好,都是伪科学。
就举一个例子,
按照现在的观点,日地月是三体运动,根本没有办法算运动轨迹。
而中国古代的农历,也就是阴阳合历,就是日地月三体运动轨迹。
现代 “科学” 有用的部分,全部来自中国。而脑残部分,什么引力、暗物质、弦理论等,都是鬼扯淡。
中国古代是对的,现代那个版本是错的。
现代物理前沿那么多的 “乌云”,就是因为一开始所谓的“现代科学” 就是在歪曲中国文明的基础上诞生的。现在终于走到死胡同,问题慢慢暴露出来。
我们终究要回到中国文明的正确轨道上。
(这个回答看似疯狂,但时间会证明一切)
凭感觉下结论,本来就不是,科学的基本素养。
我们能体验的最美好的事物是神秘,它是所有真正的艺术和科学的源泉。
——阿尔伯特 • 爱因斯坦《我的信仰》,1930
前两千五百年,上古时代(虞夏商周)黄种人地球最强。
公元前 550 年左右,伏羲女娲回到尼比鲁。
后两千五百年,才是题目观点描述的样子。
大族群文化产生不了科学,发明创造偶尔有点科学思想还是有可能的。
你如果觉得心理不平衡,也可以这样想:希腊自古以来就没有儒家。
这个算什么,某某数学家写了一本经典的数学历史书籍,开篇序言就说了,为了节省文本,以及不浪费读者时间,本书把一些出现数学却对数学毫无贡献的国家出掉,例如 中国 日本。因为我门没有公示没有定理。
这不一定是学术界共识,但肯定是一部分想要消灭华夏文化的人的共识。
其实,这种人觉得自己是某个大学的教授,某个专业的学术权威,但这群人学的都是西方的那套。
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历史上曾经反对过的本本主义,他们跟历史上那群本本主义者,其实是同一类型。
他们学了一些东西,然后经过西方的认证体系,得到了某一个方面的认证,就觉得自己好像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了。
这种人就像是你班上严重偏科的同学,在这一科他很精通,另一科就是渣渣,这就是说的这种人。
这人肯定没有了解过什么是弧田术,求一块不规则的田,面积怎么计算?这个问题,就是微积分的起源。
下面这个图是古人开平方计算
下图古人勾股定理证明
古人开立方计算
古代数学的运算符号
《算学宝鉴》里提到了均输一章,所有距离问题、斤两问题、速度问题,都是这类问题。
三角函数属于勾股章衍生问题。
古人解方程,不需要像今天这样,需要设什么东西为 x,古人解这个方程用到了矩阵跟线性代数问题。
古人仓库里有很多粮食,有米有麦还有其他的,怎么在不打开包装的情况下,测量他们的比例跟总数?很多人可能会说,数一数就好了。
这个问题在《九章算术》里讲到过。
你说我们没有数理科学?这是多么没有文化没有常识的人才会说出这种话啊。《周脾算经》《九章算术》《算学宝鉴》这些都是古代数学教材。
像我们古代有工部,工部是干嘛的?这个在周代就已经成熟的职位,不过周代是叫冬官,主要负责营造工程事项。
用什么来营造工程?用什么来打造兵器?用什么来兴修水利?难道是靠这群没文化的砖家叫兽吗?
本着扩展知识面的目的看完了所有回答,发现所有的回答基本上就是两类,第一类就是解释什么是科学、科学的一些内涵,以及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或者是基础科学;第二类就是反驳,这一类回答多是从中国文化、儒教和《易经》来说,从而证明现在的人有点太捧西方,不接受 “中国古代没有科学” 这一言论
对于后者的论述,我搞不太懂,如果你想反驳应该是从中国的科学方面怎么怎么样来讲,为什么要讲文化呢?这不就是我跟你聊科学,你跟我说文化;我跟你聊文化,你跟我说哲思;我跟你说哲思,你告诉我上帝和玉帝不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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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中国古代有科学,但是只是科学中很小的一部分,并且往往止步于现实运用,对于产生的原因和逻辑没有 “兴趣”,而且搞科学的人在中国古代人中占的比例极小,且地位往往也不高,从整体来讲,题主所指出的那个“谬论” 大体上基本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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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个人观点来讲(本人艺术生,观点中有不对之处,望指正),中国古代有实用科学和自然科学,但研究水平很低,或者是发现这一现象并运用上即是终点,而且就整个民族集体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科学和科学精神,这个其实也不能全怪科举制度,毕竟中国之前的文盲率极高,能认字的就不多,更何况去研究科学、搞科研。中国古代的一些技术和发明确实很牛、独步世界,但是就像一些答主说的,我们就是发现了这样可以做什么事情,为什么可以就不用去了解了。举个例子,拉面的出现其实挺晚的,而且它的出现也算是个意外吧,一个面师做和面的时候不小心把面团掉到了一堆草木灰里,出于各种担心吧,他把面团藏起来了,晚上去去脏东西又弄了一下,最后弄出来了拉面,然后大家开始做拉面,但是为什么这样就能让面拉的更长更细,没有人关心,实用就行
这个故事其实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在过去中国许多能工巧匠们各种手艺、各种旷世之作诞生的原因,就是长期的经验或一些意外,四大发明都是这样,很伟大但是没有人想了解为什么,指南针:对于地球磁场现象的发现;黑火药:炼丹失败的补偿;造纸术:蔡先生长期的实验;活字印刷:把之前成版的东西刻成单个的字,我们也有很牛的天文学,但是在中国古代关于这个领域里提出、写下来的很多问题还只是单纯的记载,对于天体引发的灾难有记录、没解释
那么这一套东西算不算科学,我个人认为应该可以算的吧,但是这只是科学中的较小一部分,而且我们过去采用的还是一部分里的一部分。至于《易经》里的科学内容基本上就是一些自然科学,当然我们可以说它很牛,只不过是我们现在看不懂,但是光靠说怎么怎么样,那跟张口就说中国没有欧美好不是一种情况吗?
水往低处流和苹果落地都是地球引力的作用,我们感悟出了人生哲理,英国人发现了万有引力。我们的文化确实很强大,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时,我们依旧能保持我们的根系,但是如此强大的文化下,为什么我们有时候难以承认我们过去的发展确实存在着一些领域的严重缺失呢
如果将科学定义为现代科学,中世纪晚期以前全世界都没有
人类最早的文字 · 夏初的符号文字 · ☰ ☷ ☴ ☳ ☵ ☲ ☶ ☱
中国自古就没有科学也好
中国古代没有数理科学也罢
外国自古就没有科学也好
外国古代没有数理科学也罢
都必须经碳十四检测仪测定历史年限
人类第一本书《夏禹 · 连山》在五千年前就问世了
有些数典忘祖的人看不懂也就只能瞎咧咧了
熊颛顼的《颛顼历》熊鲧的《夏小正》熊禹的《夏历》
中国人运用了五千多年没科学含量能成为世界共同遗产吗
中国学术界有这种共识一点也不奇怪
比如杨振宁博士就找到了阻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原因
就是应为中国社会自春秋始就开始把《周易》当作卜筮之书
熊禹在五千年前创造 “☰ ☷ ☴ ☳ ☵ ☲ ☶ ☱” 八个符号文字
而 “天地风雷水火山泽” 这八大自然体的精准概括
对现代自然物理学来说毫无差错
熊禹把 “☰” 这个符号文字上下重叠组词
词义就明确的表达了天体物理学原始概念 “天上有天”
但汉武大学的四位博士生导师却给博士生解读为 “天行健”
而 “健” 字在夏商周三古时期还未造出来
中华先人早就清楚天是有层次且认为有 “九重天”
夏禹对天体的认知不仅仅是 “大气垂直分层” 一个概念
他还总结出了一系列自然物理学概念
天上有地 · 有风 · 有雷 · 有水 · 有火 · 有山 · 有泽
这是八卦之徒二千多年来不可能看得懂的自然物理学概念
熊禹把 “☰” 这个符号文字上下重叠组词
词义就明确的表达了天体物理学原始概念 “地下有地”
但汉武大学的四位博士生导师却给博士生解读为 “地势坤”
而 “坤” 字在夏商周三古时期还未造出来
中华先人早就清楚天是有层次且认为有 “五层地”
夏禹对天体的认知不仅仅是 “大气垂直分层” 一个概念
他还总结出了一系列自然物理学概念
地下有地 · 有风 · 有雷 · 有水 · 有火 · 有山 · 有泽
我初习《周易》时最不理解的就是 “地下有风”
由于我小学四年级就肄业了对物理一无所知
于是请教物理老师 “风在现代自然物理学中的相同词汇”
他说是 “气 · 气流 · 气压”
物理老师说 “风就是气 · 空气 · 气流 · 气压”
这下什么都明白了
首先明白了夏禹对井的形成原理 “水下有风”
进而明白了 “风上有风” 是空气对流的季风
这也解开了夏王熊禹墓中为什么陪葬 “风上有风” 之玉琮王
为什么考古发掘发现 “天上有天” 祭天玉琮杖最少
为什么考古发掘发现 “地下有地” 祀地玉琮杖次之
为什么考古发掘发现 “风上有风” 祈雨玉琮杖最多
原来上古之人比下古之人对自然物理学的认知高明
所以求风不求雨而祈求老天爷风调才雨顺佑农牧业
公元 500 年前后
天文学家阿叶彼海特在简化数字方面有了新的突破
他把数字记在一个个格子里
如果第一格里有一个符号
比如是一个代表 1 的圆点
那么第二格里的同样圆点就表示十
而第三格里的圆点就代表一百
这不仅是数字符号本身
而且是它们所在的位置次序也同样拥有了重要意义
以后印度的学者又引出了作为零的符号。
有人说这些符号和表示方法是阿拉伯数字的老祖先了
但中国人在 5000 年就认知了 “0 到 9” 之基础数字
所以颛顼氏发明的 “计算绳” 一绳九结就可以在竹竿上存储千万数据
所以楚人发明的 “计算盘” 一档九珠就可以
一万年前有熊氏(亦称 “颛顼氏”)的先人就具备造船技术了
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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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己之见 · 仅供笑阅)31,289
对,这是学术界共识。
没有科学不妨碍古代中国的伟大,大一统,极限的版图扩张,统一文字,灿烂的文学和艺术。
但是,中国没有独立发明公理化体系,这是古希腊的成果,没有这个就没有现代科学。
这一块落后了就是落后了,西欧至今做不到大一统,他们也有落后的地方,只能说,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长处。
现代科学直接触发了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自此西欧文明一日千里,远远超过了东亚文明,是后来的事情。
要反驳吴某,摆事实,拿证据就可以了。很困难吗?哦哦好吧
用西方的概念解释,还真是的。
总结规律,根本就算不上科学,
于是基于古代人们观察的勾三股四玄五,鸡兔同笼等等问题,
都不是科学了,充其量是一种方法论。
就连技术上的进步,经验积累,能算科学吗?
再者,
西方的科学的形成大致在文艺复兴后吧,
你用近现代的概念来定义一个古代的东西?
就像用现代的道德标准来定义古代人的道德标准,然后得出古代人都是流氓这个结论。
本题真是互联网与学术界认知差的典型案例。这套说辞只不过是诸多科学史理论里比较古典的一派而已,算个球的学术共识 233 欧美学术界自己都吵了多少年了,真有人以为李约瑟之问有定论?
顺提吴先生虽然是清科史的掌门,但他不是做科学史的。
所以,古人买卖都是以物易物咯?
那些答案里面一堆外国人的名字,好高端哦,能不能教教我怎么和你们一样装逼?
吃饱了,喝足了,开始显摆智商了?
想要把所有人的智商和道德拉到你们那么低,然后以你们那个层次的王者熟练度对付我们青铜熟练度,厉害!厉害!!
这话说的没毛病,不服的人先去读个 PHD 回来再讨论
既不在正确以上也不在正确以下。
那本《什么是科学》写的不错,不带着比宝的心态去看,还是觉得很有道理的。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生命,走的是内悟体证的路子,所谓科学是利用厚生的工具,并不是提升生命的道路,科学的真在这里不受重视,重视的是生命的和谐圆融。西方的哲学和科学是一致的,大哲学家往往是大科学家,把一切当做对象去研究,当然哲学研究最后也有反思而诚意味,但科学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科学研究也带有宗教的热情与虔诚,这个是中国和西方在对待科学上在态度上最大的不同。并且科学必然通过在社会上普及交流才能提高,容易影响人去养成求 “真” 的好习惯,鲁迅先生说中国文化就是“瞒和骗”,大概与科学不发达,不能通过科学提高人的品格有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好像只是对己提高的意味大,自由与理性是一种对自己和社会的期望,和人有联系。词不达意,见谅。
吴某的《什么是科学》写在封面上的 “科学精神就是理性精神,就是自由精神”, 如果 **“中国自古就没有科学 “,**请问:取自中华典籍《易经》的清华校训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有没有理性精神和自由精神?
——是吴某的谬论辱没了清华校训?还是清华校训应当按吴某的意思修改一下,把他的 “理性” 和“自由”加进去?(当然包括台湾的清华)
吴某实际上没有搞清楚什么是 “理性”,也没有搞清什么是 “自由”。
有知友提到了鲁迅。现代的年轻人如果认真地读一读鲁迅,那将是一大幸事。
鲁迅所处的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鲁迅所批判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腐朽的部分。儒家文化中的糟粕,产生于人性中贪婪、懦弱、猜忌、愚昧、自私,奴性等非理性、负面的因素。要清除这些垃圾,最关键的就是要正本清源。青年人都能把握理性的根脉,中国才会有未来。
鲁迅把孙中山比作战士:“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而孙中山先生 “天下为公” 的理想恰恰是中华古文明的核心。
鲁迅在给许广平的私信中评价孙中山以及他领导的革命:“大同的世界,怕一时未必到来,即使到来,像中国现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门外 “他对当时民族危亡忧心忡忡 。但鲁迅先生在泼掉污染中国传统文化的脏水时,没有连婴儿一起倒掉,而是充满了真心的期待,怕中国被关在” 大同世界“的门外。同样他也在呼唤中国人理性的回归。
这” 大同 “是从何而来,是从希腊引进的么?
反观儒家文化,它植根于大道文明。
吴某把儒家的所谓” 礼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替代品,他实际上不知道《礼记. 礼运》中有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但是在当时社会已经是: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 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 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 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儒家所践行的是一种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的 “次理想”,封建社会的“君臣、父子、伦理纲常” 于是由此而生。中国传统文化核心要义不是这些东西,而是历史上数不清的仁人志士所追求的 “大道文明” 和“大同社会”;
无庸讳言,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希腊”版的的 “理性”,“自由” 与中国当时的历史环境结合,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到现阶段,西方社会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一点不比中国少。把中国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 “根本就没有科学(理性、自由)的种子(基因)”。中国人要“言必称希腊” 才是 “理性” 和“自由”否则就是 “愚昧” 和“奴性”,这种从根本上对传统文化的反噬,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也是一种走火入魔。
吴某以西方历史为学术进路,其《科学的历程》前后四版,前三版分别由周光召、席泽宗、韩启德作序。这本书观点上没有什么问题,由此他也获得相应的荣誉和各种头衔。其中涉及中国古代科学的部分他是持以下观点的:
1、著述方面,中国科学史家写作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著作很多,他首推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并且罗列了《中华科学文明史》,《中国科学技术史稿》(杜石然),《中国科学技术史》(卢嘉锡),《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彩色插图,中国科学技术史》(卢嘉锡、席泽宗),《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路甬祥),《天学真原》,《天学外史》等。
2、“中国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隔绝,他独自发展,走了一条独特的路线,如果严格按照编年的顺序,就会破坏对中国科学史的完整叙述,也使近代以来的世界科学史丧失了连续性;
3、煞有介事的呼吁:“在全人类面临共同的难题的时候,我们的耳边响起了中国伟大智者的声音,‘老子说为无为则无不治’,庄子说:‘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无为就是不违反自然的行为和活动,人类只要顺应自然,与自然顺应、协作,自然资源供应人类使用绰绰有余,否则就将破坏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在决定人类命运的时刻,中国哲人所教导的生活方式具有巨大的启发意义”如果中国自古就没有 “理性”,只有“技术”、“博物” 这样的呼吁有什么意义?
《科学是什么》则腔调大变,为了自炫其技,将科学与技术剥离开来,然后对其所谓的 “科学”“高尚其事”,不惜抹黑传统文化,甚至扯到 “科学基因”。
丝毫不用贬低希腊文明,它的源头恰恰出自中国。孔子所说的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丝绸之路给西方带去的不仅仅是物质,更重要的是带去了文明的火种。吴文俊老从自己的奖金中捐款设立 “天文丝路基金”,就是基于这一考量。希腊文明是中华古文明的转基因产品而已。
不用 “言必称希腊”,中国人只要 “称道”。梁先生之所以取《易经》——致君子,清华取为校训,是最高的理性使然、是对天地间最大的自由的向往。
愿中国青年人和看到这一回答的知友,能做到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并 能 “择善固执”。
我的观点,就两条标准:
数学对标几何原本,物理对标牛顿定律。
那结论很明显。
柏拉图的理念就是源自于尺规作图法,女娲伏羲就是拿着角尺和圆规的。
在几何的世界里,有几个不证自明的公理,根据这几个公理推导出其他所有定理。
在柏拉图的理念世界里,点是没有面积的抽象的理想的点,线是没有宽度的抽象的理想的线。
有三种体系。1.— 演化路径是 —2.— 演化路径是 —3.— 演化路径是 —
《竹书纪年》记载,尧舜禹的禅让不是真的禅让,没按照经验,也没有抽象规则体系。在商鞅、韩非的眼皮底下,你还想看着女娲伏羲进行抽象,我怕你被象抽啊。
必须反对。
过去学科技哲学的时候,笛卡尔的一句话就让我影响深刻:科学,就是可以测量的。所以笛卡尔对数学非常推崇,尽管现代科学体系认为数学可能不能算科学,但在牛顿笛卡尔范式里,数学和其特有的推理、演绎、逻辑就是灵魂中的灵魂。
而我国古代,起码在宋之前,数学是蓬勃发展的,《数书九章》可以说是巅峰之作,而且被应用于军事、工业、政治,统治者不重视是一回事,但是科学基础是有的,这个不容辩驳。
当然如果改成是没有科学精神,倒还可以商榷,说中国自古就没有科学,甚至古代没有数理科学就是台湾名菜——虾扯蛋了。
有人强调 “科学是近代西方产生的、西方古代也没有科学”。那么也很显然,涌现了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等等人物的古代西方确实相比古代中国离“科学” 更近,这没什么不好承认的。
如果非要说古代中国离古代西方离科学更近,那可能是墨家战胜了儒家的那个位面吧……
这个其实还真是这样,我们古代当然也有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成果,但是不够多不够系统不够深刻,并不能构成真正意义的科学体系。我知道很多人出于朴素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自豪感,总会觉得我们古代并不差,甚至强行认为就是好,这种观念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是不差,但在科学方面确实不如西方。不管是科学研究也好,还是社会研究也罢,很多时候做事讲究实事求是,我们建国后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令人瞩目的。即使古代没有科学,那我们吸收别人已有的成果,接下来继续搞嘛,古代没有又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我是对的,所以你是错的。
诸位的科学学的好极了。
要么他没学过历史,要么他没学过科学,也有可能两个都没学过。
多看看山高县的视频吧,中国自古没有科学,又怎样?所谓西方有科学,又怎样?我表达没山高县好,建议多听听他视频,我每天循环播放,真理越听越明
屁共识,被西方洗脑了还不自知
那只能说吴教授心中的科学非常的狭隘,而不是在古代没有,科学可以在古代,也可以在史前。科学不仅仅是计算公式,也可以造纸术,科学不仅仅是电子信息,也可以是 DNA 信息。
科学不应该只是人类创造的某一门学科,而可以是亘古存在自然规律,只不过人类发现了他而已。科学当然也可以是人类创造的文化知识。
所以不是古人比较笨,而是吴教授视野不开阔。
这事吧,首先应该先把 “古代”、“科学” 说明白,否则永远争论不出个结果。比如物理学,伽利略之前算 “科学” 吗?
事实如此,有啥好说的?题主莫非以为《几何原本》和《圆锥曲线》是古代中国的伟大著作?
这是个定义问题。
我们通常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吴教授把科学和技术分开,就是要强调科学是底层的、公理化的、无用的;技术则是应用层的、可直接转化成生产力的。
按照这个定义,技术是生产力,科学则不是,科学算是技术发展的天花板。中国古代技术很发达,但是缺乏公理化的科学体系。所以我认为吴教授是想表达——我们古代缺乏科学的传统,今天更应该重视这种底层的、公理化的、看似无用的科学。应该没有贬低古代中国成就的意思,吧。
引用爱因斯坦答信件中的话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 (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 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作出这些发现才是令人惊奇的。
就形式逻辑体系而言,中国古代文化中更多的是类比、联想和归纳思维,但独缺乏演绎思维。相比之下,古希腊哲学家很早就发明了整套形式逻辑体系,比如几何原本的所有定理都是通过五条基本公理用演绎法推导出来的,这套逻辑体系我们古代很陌生。
至于实验归因,就要等到文艺复兴伽利略这一代人之后才出现,古代西方也没有。拿中医举例,比如某个草药对止痛有用,我们发现甲乙丙吃完后都可以止痛,就会认为这个草药可以治疗止痛,这是归纳思维,看的是宏观和实效,有点像现在的大数据,有相关性未必有因果性;西医发现某个草药对止痛有用,需要提炼成分,让甲乙丙试药会设置实验组和对照组(双盲),找到单一的有效成分,看的是微观。
因为缺失了这两个重要基础,中国自古没有发展出科学,这是共识。
所以描述中有两个点不太认同:
1、科学与技术并不是孪生姐妹。按照上面的说法,科学诞生于古希腊,成型于文艺复兴时期(至今不过几百年)。而技术在古代的各个文明都有所涉及,中国有,古罗马有,古埃及也有(至今有上万年历史了)。古希腊的 “科学” 并不用于实际生产,两者真正结合要到 19 世纪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革命)。
2、西方或近现代技术并非都是有科学基础的。至少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前(比如瓦特改良蒸汽机就不是基于科学理论),技术的发展并不依托于科学理论的发展,这之前大家也都是凭借经验、技巧和试错做出来的。只不过古代中国的人口规模大,分工细,所以能工巧匠多,在一些技术上更高明一些罢了。到了近代,科学理论提升了技术发展的上限,并且在实验室试错的频率可以大大增加,所以西方技术的发展才迅速反超中国。
讨论这个话题的目的是什么?这个话题无论正确与否,又有啥意义?
这句话的重点不是中国有没有,而是什么叫科学,什么叫数理科学!这两个
我们承认中国文化历史中,缺乏西方之近代民主制度之建立,与西方之科学,及现代之各种实用技术,致使中国未能真正的现代化工业化。
以上是当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徐复观 、张君劢 、唐君毅 1958 年在 《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第八章《中国文化之发展与科学》中提出的观点。
接下来文中又提到中国的科学与技术的问题:
亦不能承认中国文化是反科学的,自来即轻视科学实用技术的。关于民主一层,下文再论。关于科学与实用技术一层,我们须先承认中国古代之文化,分明是注重实用技术的,故传说中之圣王,都是器物的发明者。而儒家亦素有形上之道见于形下之器的思想,而重 “正德”“利用”“厚生”。天文数学医学之智识,中国亦发达甚早。在十八世纪以前,关于制造器物与农业上之技术知识,中国亦多高出于西方,此乃人所共知之事。**然而我们仍承认中国的文化,缺乏西方科学者,则以我们承认西方科学之根本精神,乃超实用技术动机之上者。**西方科学精神,实导原于希腊人之为求知而求知。
最后文中给出一个结论,或者说对我们民族于当今时代发展科学给出一个内在的动机指导,那就是我们民族 “求其自身之完成与升进所应有之事”。
依此精神以言中国文化之发展,则中国文化中必当建立一纯理论的科学知识之世界,或独立之科学的文化领域,在中国传统之道德性的道德观念之外,兼须建立一学统,即科学知识之传承不断之统,**而此事,正为中国文化中之道德精神,求其自身之完成与升进所应有之事。**亦即中国文化中道统之继续所理当要求者。至由理论科学之应用以发展实用技术,以使中国工业化,则本与中国数千年文化中重利用厚生之精神一贯者,其为中国人所理当要求,自更无庸论。
当然此文也给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生态之下,之所以没有能发展出来科学与民主的原因,以及我们在明末就已经在进行的自我反省:
中国人之缺此种科学精神,其根本上之症结所在,则中国思想之过重道德的实践,恒使其不能暂保留对于客观世界之价值的判断,于是由此判断,即直接的过渡至内在的道德修养,与外在的实际的实用活动,此即由 “正德” 直接过渡至“利用厚生”。而正德与利用厚生之间,少了一个理论科学知识之扩充,以为其媒介,则正德之事,亦不能通到广大的利用厚生之事。或只退却为个人之内在的道德修养。由此退却,虽能使人更体悟到此内在的道德主体之尊严,此心此性之通天心天理——此即宋明理学之成就——然而亦同时闭塞了此道德主体之向外通的门路,而趋于此主体自身之寂寞与干枯。由是而在明末之王船山顾亭林黄梨洲等,遂同感到此道德主体只是向内收缩之毛病,而认识到此主体有向外通之必要。
这个是典型的陷入到西方的标准之下才会有的疑问。不走什么繁杂的高大上的学术探讨,换个更为所有人能接受的方式来说。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理解,我们换个对象就能理解了。动物没有人性,动物没有文明,植物没有感情。这些都是我们在以人的标准去评断对象。动物需要人性吗?植物需要感情吗?在动植物的世界里根本没有这些东西,他们有他们拥有的东西,我们有时称之为兽性,但是我们不知道动物会怎么给 “兽性” 取名字下定义,或许动物根本就不在意所谓的“称呼和定义”
中国有没有科学,中国没有数理学科,确实啊,本来就没有,本有可能在墨家中成长起来的,结果因为太为民说话了,夭折了。
或者我们把主客对象倒过来,如下结论:西方没有汉字,西方没有古诗,西方没有八股文百家姓四书五经,西方没有 5000 年的文明。那西方没有这些就不 low 了吗?没有,西方有科学有数理学科就高大上了吗?也没有。要知道标准之外必定有剩余,不存在什么有没有的问题,你非要说西方有,那必定会有一个反面那就是中国没有。有的人有头发,有的人没头发,你能说没头发的人不是人么?(对不起 冒犯到大家了)
总结:重点不是有没有,重点是,标准在谁手里。文化一定要自信。该学学,该认认。
要说有也有,不过含量很低,等于没有。
最主要的是没有土壤,中国走的是实用主义,是你这玩意有用才用 (并非是越先进越有用,有时候越先进越反动),至于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废除更多的是一种维护利益的手段,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候还得变。然而中国古代已无外患,就是再发展生产力在皇帝眼中无非是粮食多收点,但无论收多少总归是饿不着皇帝的,你农民多收了可就要跑暖思淫欲了。
以有限的知识,觉得是对的。
如果说原因真的太多了,最主要是不需要那玩意也能统治。
重点是我们以后要学习科学。
“近现代技术都有科学基础”这句也是错的,现代技术还有不少是拍脑袋,凭经验,碰运气的,很多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的技术在被应用,经验和运气到现也是重要助力。
我能不能说科学这个词发明之前,全世界都没有科学?
补充一个视角
科学并不就一定是【好】的。
科学只是一种人类理性的产物罢了。
你这个义和团,过来是准备挥棍子打人的,别脏了科学两个字
希腊人应该住在火星。
{没有营养的回答}
以前没有数学科学,但现在有了就够了啊。
这东西又不看起源,美国都还没有古代呢,现在科技也不差。足球还源于中国古代呢,现在还这个鬼样子。我们是新中国了啊,不用靠古代的东西证明自己。我们叫新中国,就是区分以前那个落后,不重视科学的旧中国。这本来就是制度优势,学术界的人怎么会反驳啊。
“西方或近现代技术都是有科学基础的,中国古代技术都是拍脑袋、凭经验、碰运气做出来的” 这是谁发明的标准?
确实可以了解一下这是谁发明的标准,因为科学本来就不是生来就是我们现在所接受的这个样子。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个标准。
然后就可以对比一下我国古代是否有一个这样的标准,这个标准是否像现在人们接受 “科学” 一样被那个时代的人所接受。
没有。
不然怎么近代史这么屈辱?
我到现在不敢回头看中国近代史,太屈辱了。
人家说的一点没错,中国文化从根子讲是技艺文化,和西方哲科文化是两回事。
不是共识不共识的问题,这是事实。
中国古代技术比同期其他文明发展普遍较快,但是没有现代科学。
其他文明古代也没有现代科学,包括中世纪西欧的文明。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后,在笛卡尔、伽利略的时代,现代科学才出现,比如常说的物理、化学、生物、现代医学都是起源于那会
还有,吴教授之前就有人提过了,见:李约瑟难题。
但是现代科学出现了,就是全人类文明的产物,我们当然要用,这没什么不好意思
科学也罢,学术也罢,哲学也罢。终究要回到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核心上来,仅就这一点来讲,自明太宗闭关锁国断绝常规交流之前,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上都是长期领先于西方的。并不是因为所谓的秉持实用主义导致的落后,导致落后的是集权到极点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政权稳定从而拒绝所有会导致大幅变革的一切事物,拒绝所有不符合主流文化的其他文化接触导致的(比如英国为了维护旧马车行业的利益出台红旗法案抑制新生汽车行业发展)。
中国至汉以后都是政治 / 经济搭台,传统文化唱戏,即使经过了和近代两次自我阉割式毁灭传统文化的行为,也最究还是选择了经济搭台,传统文化来唱戏的路。西方那一套经济政治在其领先的时候,可以学学用用,但是如果像某些人想着从根上断绝传统文化换上某个不切实际的空想主义,那比想让整个中华民族亡国灭种还不现实。
这种问题还需要讨论吗?没科学那以前那些数学定理怎么比西方早那么多?没科学为啥那些发明怎么运用的这么广?科学只是现在的名字,在以前统称 “理”,当然儒家把这个“理” 融合了一大堆哲学的东西进去,难到他就不是现在的科学了?
真尼玛奇怪,读死书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啊!
还是我常举的那个例子。
如果我考了全省第一,那就算我说我半夜溜去网吧通宵是为了劳逸结合,也照样有人赞同,并作为我成为省状元的秘诀之一。而我说班上某个不如我的同学,就是因为不跟我去通宵,去 “放松”,才考不过我,也肯定会有人赞同我。想反驳?你先考个状元我看看?
只能说,现代科学体系诞生于西方是板上钉钉的事。至于为什么会诞生于西方,就很有的说了。
你非要说这是源于古希腊的传统,我也不好反驳,毕竟你才是 “状元”,你说啥就是啥咯。
你说中国古代的那不叫科学,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土壤,我也不好反驳,毕竟近代科学确实没有诞生于中国,我要说中国古代有科学土壤,那怎么就让人家先诞生了????
除非中国在下一次科技革命中取得绝对优势的领先,把西方都给干趴下了,万国来朝。那个时候,西方人就会来取经了,你们中国科学水平这么高,有什么秘诀啊?这时候你就可以回答了:当然是因为我们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啦,而这些传统正是你们西方所缺乏的,balab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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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很重要吗?????
既然你都已经知道没人反驳,你为何要说这是谬论,正常推理应该你的说法才是谬论。
中国对于科学几乎没有贡献难道不是常识吗?
只要上过任何一门理工科目课程的人都应该能得出这个结论。
除了能暴露这些个教授的学识外,还能说明啥呢?
十二音律了解一下
懂了。
原来,四大发明是刮彩票刮出来的。
就我所知道的,夏朝开始就有了马拉战车吧,这车难不成还是上天的神灵送的?
再往后,以我的愚见,貌似好像还有一个人都是公输班吧。
“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
古代墨子所述多种工程器械?这难道是靠什么发明出来的?
孙子兵法难不成不是中国人写的,好了,你可能会说,人家孙子明明是齐国人啊。
至于数理科学。啊这啊这
算盘是谁发明的?中国剩余定理啊?
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
如果要说十分严格系统性的科学,这个还有待考究。
但你说没有数理科学,那可真得让全国人民笑掉大牙了。
我到这,都还没有说关于九章算术这个东西。
这本书是以问题为导向,给出一些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严格来说,看起来像是一本习题解。但这不是涵盖的数理科学的技术手段?
最后,数学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格罗腾迪克为代表的,尝试发展理论用足够多的工具来让问题变得显然;但更多的,都是采取一种直接有效的手段,类似于算法,直接去取得结果。你总不能说第二种不算数学吧。
只要你标准定的足够奇葩,中国还可以没有文学。
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学者有很多。论调也很多,其中胡说八道瞎耽误功夫的有很多。
看了他那篇 <中国人对科学的三大误解> 忍不住到知乎来正下三观。
首先所谓现代科学古代科学,谁能权威的定义哪个更” 科学”? 中国古代易学术学就一点也不科学?
其次文中的论据:动物中只有人会有难产发生……WTF?诺贝尔科学奖中国人少有获得,我想说中国近代在世界站立起来有多久?中国的各项基础要完全跟上西方节奏还要多久?何况现在逐渐有些融合之后,为什么要跟西方的节奏呢?我们也有自己的体系,只不过这个体系超前科学,绝大部分人根本弄不懂,更不要说传承或者发展了。
科学就是自由这个论点阐述得含糊不清,我只感觉通篇在说中国诞生不了科学,唯西方可以,这种论调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我已经无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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