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高考政审:“不宜录取”最终伤害的是国家利益
我国高校招生走过一条曲折之路,1966—1970年5年没有招收新生,1971—1976年6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1977年才恢复正常高考。在这之前,1958—1965年的8年中,高校招生还有“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的政策。笔者是1959 …
题记:小白是我课上的一个学生,我答应给他的公众号投稿,但从初秋拖到年底,一直也没想好写什么。那天灵光乍现,所幸就记录了我们结识以来的若干小事。抵偿文债的稿子转瞬间还有些真实的感情,索性立此存照。我教过的学生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有机会真该好好写写他们的故事。
2018年年初的那个冬天,岭南一带特别冷。我们单位第一次参与学校的招生工作,负责广州市的七、八所中学。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免不了要求助从目标学校考过来在读的学生引路。我跑了广州的两所中学,第三站的向导就是小白。
在校门口下车的那一瞬间我就乐了。像,太像了。他跟我大学时期隔壁宿舍的好友仿佛是一母同胞。一张嘴,更像了。也那么贫,带着一种人畜无害的嬉皮笑脸。我还纳闷,怎么一个广州孩子口音跟德云社似的。后来混久了才知道,他祖上河北,父母一辈才过来。难怪呢,自古燕赵多曲艺高能之士。
那天的宣讲不太成功,我们被安排在对方学校食堂门口的阴影里摆摊。广州一月的冷是裹住全身往内脏里钻的。没多久我们就冻僵了。小白一开始还假惺惺地跟我聊学习、聊人生,后来渐渐露了本相,坦白说自己的志向是做一名脱口秀(stand-up comedy)演员。他听说我大学里正儿八经练过几天相声,这才又恢复了那种客客气气的肃然起敬。到中午快开饭的时候,我们已经能一块儿臧否校园内的一些人和事(当然,否居多)。从社会学意义上说,俩人凑一块儿讲第三方的坏话,就能称之为朋友了。
收摊以后我们在附近找了一家外表形似会所的饭店用餐。本已是午后,菜品又难吃,不多会儿就意兴阑珊。他在我对面沙发软座上,不自觉地向下滑(北方话所谓“出溜”),但转而就意识到毕竟还是要讲究一下师生礼仪,重又振奋精神坐好。我看着对面上下无序运动的影子,好像农村里堆得马虎的柴垛。心想:这孩子有点儿意思。
转过年,春节后开学,小白选了我的课,《电影与当代中国社会》。总坐第二排,跟其他学生一样,经常完不成任务,偶尔低头玩儿手机。但他眼神里又分明暗示,“咱们认识”。这股子熟络反倒让我有些不知所措。讨论到有感而发的影片、角色、情节、问题,声音会响亮,神情会恳切,不惜跟高年级的师姐顶嘴。他同时喜欢姜文和葛优,我理解,是喜欢“男子汉大丈夫”式的玩世不恭。小白很少在课后跟我讨论什么,更遑论取悦和吹捧。作为师生,我们在人格上平等相待,这一点他贯彻得特别好。
这一年的电影课总共就20个学生,形形色色,气氛出奇的融洽。小白在其中是一个不动声色的轴承,牵引着其他原本可能会势同水火的同学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等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忽然觉得这孩子挺深,松松垮垮地努着一股狠劲儿,或许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学期结束,我请大家出去喝啤酒吃东西。小白撒开了,哭哭笑笑大喊大叫,领着大合唱二手玫瑰和国际歌,“英特纳,雄耐尔”,“只为美酒动心弦”,杯盘狼藉处,热泪盈眶时。这是我三十岁以后最摇滚的一晚。那天我也喝了不少,回家一直傻乐。我老婆一边骂一边给我调蜂蜜水。但她其实挺开心,原本说好大家AA制,她一拍桌子,“师母请了”。
我从认识小白的那一刻起,就知道他这样的学生与周边环境是格格不入的。后来我听别的学生谈起这个外号“白二狗”的家伙,语气中也往往带着一丝不屑或戒备。但是与我课上惯常所能吸引到的那些“问题学生”不一样,小白有一种难得的坦然。学不动就躺下歇会儿,用他的话说不妨“破罐子破摔”。在这个年龄这个环境做这样的抉择,他似乎一点儿也不慌,还是该干嘛就干嘛,既然捧着碗里的,就决不惦记锅里的。他也烦、也闷,但好像没有什么虚妄的执念。他像一座行走的牌楼,四个大字,“活在当下”。
小白跟几个同学合伙,在学校附近巷子里开了间名叫“海浪”的酒吧。他自己有空就过去,身兼调酒师、出纳、保洁和仓库管理员。每天开门洒扫,把桌椅板凳码放整齐,忙得不亦乐乎。但是不知道是区位原因还是周遭几所学校的购买力有限,“海浪”始终入不敷出,常常门可罗雀,终于油尽灯枯。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成了他们电影课上几个好朋友私人聚会的后厨。有时候小白不在,他们就自己把门撬开,喝完了把钱放在吧台上。我跟小白说起我读大学时,校门外几条饮食街终日灯红酒绿,他眼含热泪,大有生不逢时龙困浅滩的委屈。
学期结束之后,有一天小白突然在微信上问我,自己的分数怎么没上90。我一边解释评分的原则(因为全班都很高,所以每人都压了一下分数),一边纳闷这孩子怎么开始计较起分数来了。上过我的课的人都知道,我最讨厌结课后在成绩上讨价还价,不惜发狠话说“找我一次倒扣5分”。但实际上,小白想说的是,他整整一个学期一直在细心计算着分数,决意要在期末时把总分累积到90以上(我要是不压分,他确实就是90整)。我们聊完,他特敞亮地说了句,“没事儿,就是本来想着能在这门课上拿大学里唯一一个A呢。”
留下这么一句话的小白转身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是真不记恨我。他知道我这个人,原则就是原则,规矩就是规矩,越是彼此尊重,越不能放水掺假。这就是我教过的一些理科孩子的单纯。但是这件事儿让我膈应了很久,我那些堂皇冠冕的理由,在面对小白这个个案的时候,倏然显得有些笨拙呆板而不合时宜。我甚至很多天都在脑子里嘟囔,“你怎么就不能给他个90呢?”
这学期,小白鼓捣了一个公众号,名字里带着“3T公司”的字样。他喜欢《顽主》,自命是于观、杨重、马青在当代的门徒。公号上线的那几天,发了几篇与周遭风气、观念颇相对立的文字,小有响动,但不久旋即陷入稿荒。小白找过我好几次,问我该怎么办。我把当年在大学里自办杂志的心得交给他,他回去认认真真地订栏目、找作者。那份严肃和认真,倒让我想起另一个“葛优”:《编辑部的故事》里的东宝。
我教过一些极为优秀的学生,他们上进、勤勉、认真、仔细,常常让我觉得自己这点微末的道行相形见绌。但是与他们相比,小白这样的学生却更能让我感觉到教书这件事儿内含的幸福。你永远不知道他有多少种可能性,也永远不要急着给他写评语。在我们共享的校园生活里,他们的身影若隐若现,偶尔笑嘻嘻地凑过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然后故作潇洒地转身离去。一股由生命本源里流淌出的真诚,洇透阶层、地域、性格的外衣,让“青春”成为一个毫不矫情且令人欣羡的词。他们教育着我——一个以人类学为本业的青年教师——如何校正对时代精神的理解,如何放下知识的傲慢回到生活的点滴。
末了,再说一件小事。小白有个女朋友,我们都尊称为“陆总”。俩人关系很好,共同进步,共同成长。作为一个体贴细致的男友,小白很少违逆陆总。唯独有一次,他们说起一则新闻:原租客计划临时有变,不得不把租来的房子转手出租,因为加价过高,闹出纠纷。陆总认为,二房东虽然贪心可鄙,但转租抬价也无可厚非。小白却一反常态地反驳,坚持认为这种行为“不道德”。他跟我聊起来,悠悠地来了句,“我就是觉得,大家都是无产阶级,不能互相伤害”。
无论别人如何理解这句话,反正在那一瞬间,我脑海里小白的形象,“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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