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俞孔坚教授的“大脚革命”之骗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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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俞孔坚教授的“大脚革命”之骗术

作者:水博

最近,有个“大脚革命”的说非常时髦。必须承认其发明人北京大学的俞孔坚教授的经商的能力确实不一般。一般的商人都是靠广告来宣传兜售产品的,然而,为了防止商家欺骗消费者,我们国家的广告法有严格的规定。不容许商业广告,进行虚假宣传,不容许商人们在广告中,贬低他人,抬高自己。但是,我发现俞教授经商,绝对是绝顶的聪明,他经商的广告总是利用北大教授的资源优势采用学术炒作的方式。不仅省了大量广告费,而且完全可以避开广告法对商人基本商业道德的规范。

例如,我们看看俞教授在宣扬自己搞的靠自然的植被、水流动来恢复污染水体的水质的时候,是如何贬低污水治理的同行的。某某年俞教授在一场著名“大脚革命”的演讲中,俞教授声称“我们发明了非常精密的仪器,叫做膜技术,你看我们喝的水都是几十道工序的过滤净化,试图把水给弄干净了。但是您发现我们的水,确实越来越脏。中国的75%地表水都是污染的。”(参见: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E5NTg5NTky.html)

这是一种极其高明的贬低同行的欺骗性炒作。从字面上看,俞教授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但是,连起来看,通过巧妙的颠倒逻辑关系,却传达给公众一个完全颠倒黑白的信息。似乎是污水净化的膜技术,造成中国严重的水污染。然而,事实上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已经出现了极其严重水污染,在这种情况下,膜过滤技术的发明几乎可以说是我们目前最有效的处理污水的科学方式,是现代科学技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和保障。其作用和使用范围,要比俞教授所鼓吹的自然处理污水,不知要高出几万倍。

接下来,俞教授用同样的办法,也成功的贬低了各种污水处理厂。他在同篇演讲中还说“这些水在20、30年前都是宝贵的肥料,而今天我们都把它当成污水、排掉,或者修建昂贵的污水处理厂,似乎要把它处理干净,但结果污水却越来越多。”

“今天的污水在以前可以是肥料”这的确是一个事实。但是,这可以当作肥料的污水到底怎么来的?除了我们城市里没有处理过的生活污水排放之外,最主要还是来自广大农村的农药化肥等面源污染。那么我们为什么非要大量用农药化肥,以至于都造成了江河的严重污染呢?因为今天的世界人口和可耕地的比例,已经到了不用农药化肥就养活不了这么多人的地步。对于今天中国来说,要想不饿死人,就必须广泛的使用农药、化肥。这里俞教授又是巧妙颠倒了污水和农业灌溉逻辑关系,从而成功的否定了污水处理厂的重要作用。

既然膜过滤技术,污水处理厂,不仅都没有能解决污水,反而都是造成了更严重污染的元凶,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当然只剩下一条,去找俞教授,让他用他发明的(其实是自然早就存在的)办法净化水体。大家看,俞教授这广告,做的多精明?既没有违反广告法,又贬低了所有的同行;既不会明目张胆的违背客观现实,但是却通过颠倒逻辑关系,来达到诬蔑所有竞争对手的目的。

总之,我觉得俞教授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商人。因此,俞教授的经商,绝对会是名利双收的。当然,用恢复自然的办法,治理污水并不是不行,而是在今天的社会很多情况下,我们已经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了。在个别还具备条件的地点、局部,俞教授肯定是能够获得成功的。但是,同时我猜想被俞教授的高明广告所欺骗,本不具备自然治理条件,找俞教授花了冤钱的客户,估计也不会太少。(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俞教授在任何场合,强调他的“发明”的局限性)。不过,聪明绝顶的俞教授,已经把自己在全世界进行了成功的炒作,各种荣誉、光环加身,那些被骗的失败客户,恐拍只能哑巴吃黄连了。

为了炒作,俞教授不仅攻击同行,也攻击所有不利于自己欺骗炒作的人类文明。例如,俞教授是这样评价防洪水利工程的。他在讲演中说“我们对待土地,对待江河也是畸形的。五百年一遇的防洪堤,一千年一遇的防洪堤,把大江大河全部裹上水泥。无度的水利工程,试图来防患水患,但是你却发现我的水患,却越来越严重。每年都泛洪水,因为裹掉了大自然的那双脚。我们的大江大河自己都不能调节雨洪,没有一条河是完整的。”。

因此,俞教授的建议是全部炸掉。他解释说“所有的防洪堤、所有的大坝,即使全部炸掉。洪水能够淹掉的国土面积,才0.8%。极端情况下,也就是6.2%。也就是中国防洪放了几千年了,抗洪抗了几千年了。实际上只为了0.8%的国土,我就问一下,这不是犯傻吗?”

不了解的人,一看这数据,谁都会佩服俞教授聪明。那么,我们要问,全世界上下几千年为什么居然没有出来一个国家出现像俞教授这样聪明的“天才”?为什么世界各国都非要去“犯傻”呢?这个原因,其实俞教授自己也很清楚,不过,他就是要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的骗人。因为,在同一场的演讲中,俞教授自己也提到“中国过去30年,侵占了10%的良田。我们耕地是十分珍贵的,我们只有十分之一是可以耕种的。”。

根据俞教授所提供的这些土地信息,我们知道:在中国只有十分之一的国土适合耕种。而其中的十分之一用于了人类的居住、活动。也就是说是我们十几亿中国人都生活居住在1%的国土上。而这这些适合居住的1%国土,恰恰都是各种河流的冲积平原。而所有的河流洪涝灾害,决不会发生在珠穆朗玛峰,不会发生在塔里木沙漠,而一定是发生在某个流域的冲积平原上。也就是说,每年发生洪涝灾害的0.8%国土,必然是与人类可居住的1%高度重合。如果按照俞教授的建议,砸掉所有的堤坝防洪设施,那么,即使在平常年份,我国将有80%人口,处于洪水的围困中。遭遇极端年份,也就是当洪水淹没6.2%国土时,不仅所有的国人都要在洪水中挣扎,而且,还将有60%左右的粮食绝产。这其实就是,为什么几千年来古今中外的统治者,都无一例外选择要“犯傻”的原因。因为,任何统治者维持统治的前提,就是要保障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安全。就连中国古代家族世袭的皇帝,都不敢怠慢治理河流的水利工程,更何况我们今天的民主社会?

其实,现代社会对河道进行亲水性的改造,也并不是俞教授个人的发明,而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一个新阶段、新高度。早在俞教授还在读书的时候,欧洲的莱茵河治理,就实践了河道亲水性的改造。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在80年代清华大学著名的黄万里教授曾经建议,长江的大堤应该采用欧洲的钢板桩防渗。这说明当年欧洲的河道硬化治理,比我们当前的混凝土固化,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当河道行洪时,任何一点微小的渗流都有可能演变成巨大的管涌,而最终导致整个大堤的溃决。所以,河道的硬化、防渗,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绝对是必要的、必须的。那么,到了上世纪末,为什么欧洲的莱茵河治理,就可以对原有固化的河道,进行亲水性的改造了了呢?因为,当时的欧洲已经系统的完成了防洪规划。大多数的洪水都已经被储存在各级水库中,河道已经没有太大的行洪压力。因此,可以说,是时代的发展、进步,让欧洲具备了对河道进性亲水性(恢复自然)改造的客观条件。

从河道的自然状态,到堤坝固化,再到亲水性改造,这是历史发展、人类治水文明进步的一个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演变过程。而绝不是自称发明了河道亲水性的俞教授最聪明,而其他人都喜欢犯傻。这就好像,一个人分明要吃三个馒头才能吃饱,但是,聪明的俞教授,却公开告诉大家,他已经发明了只需要吃第三个馒头就能饱的“捷径”,而同时还要指责吃前两个馒头的人,都是在犯傻。

俞教授的这种炫耀自己发明的欺骗性的炒作,如果是在当今的欧洲、在美国,顶多是否认历史的不道德,似乎已经没有太大的社会危害性。因为,根据我国王浩院士披露,目前欧洲的库容系数已经达到了0.9以上,美国的库容系数也高达0.66。所谓库容系数就是指河流年径流量与水库库容之比。而我们中国还不到0.3。也就是说欧洲、美国都已经比较成功的解决了水资源时空的矛盾。绝大部分的洪水都可以被存储在水库中,河道行洪的压力都已经不大。而我们中国目前的水库调蓄能力还严重的不足,在洪水期,我们还必须要通过河道大量的行洪,必须想办法把洪水尽快地排到海里去。例如,我国的长江大堤,目前就还必须要强调硬化,强调不能出现任何渗流,更不能进行亲水性改造。当然,我相信将来当我国的水利水电规划完全实现之后,当我们也有了足够的水库调蓄能力之后,我们的河道也都可以进行亲水性的改造。但是,目前,鼓吹砸掉长江大堤的恶意炒作,不仅不道德,而且还有巨大的社会危害性。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当然,全国各地的情况是不完全一样的。例如,北京的永定河,现在别说什么防洪压力了,而且几乎常年都没有水了。对类似这样的河段,进行亲水性的改造,自然是可行的。所以,俞教说的宣传炒作,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一点正面意义。不过,客观的说,当解决了水资源调控的主要矛盾之后,河道从硬化向亲水性的改造,并不是俞教授的发明,而是,人类文明、科技进步的一个必然趋势。即使没有俞教授,中国、世界上的河流治理,最终也都会走向这样一条道路。尽管俞教授在这方面,曾做出了一些成功的例子,起到了很好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但是,我认为俞教授诬蔑人类文明的欺骗性宣传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似乎更大一些,必须予以澄清。

例如,俞教授诬蔑南水北调的说法“北京每年排掉11亿立方雨水,结果现在北京搞南水北调,实际上这排掉的11亿立方雨水,就相当于南水北调,调到北京的那部分水。”也极具欺骗性的。谁说“北京每年排掉11亿立方雨水”?

要知道,北京的排水主要是路面的排水、居住区的排水,而决不是从河道了向外排水。北京的河道里几乎一直是极度的缺水。仅仅北京的密云、官厅两水库,各自都有40多亿的库容,北京每年十亿的降雨量,远远还装不满现有北京水库的十几分之一,为什么还要排走?而北京二千多万居住人口的年用水量,每年大约要40亿,除了上游和邻近省份的支援之外,要想维持北京人正常的用水需要,只能靠超采地下水。长期这样下去,地下水总用供不上的那一天。所以,南水北调即是没办法的办法,也是解决北京水资源短缺所必须的。绝不是用瞎扯城市路面还需要防涝,就可以轻易否定的。

此外,客观地讲,俞教授所炒作的某一些东西,即不是不好,也不是不对,而最主要的问题是不太现实。例如,俞教授吹嘘说“建筑都可以变成节能的、环保的,可以从自家里做起”。俞教授说他自己家“一年收集了52吨的雨水。收获了几十种蔬菜,节约2000度电。”我虽然不知道这是真是假。但是,我是肯定做不到。我也在北京住,也应该算类似俞教授那样的高收入阶层了。我虽然也住着100多平米的房子,但想在凉台上养几盆花,都经常要和晒衣服发生冲突。由于没有足够的空间,我种不出一种任何蔬菜,我也收集不到雨水。好在我住在高层,通风良好,加上冬天有暖气,基本上也用不上空调。所以,我一年的家用电也到不了2000度。因此,要想象俞教授那样,一年节约出2000度电,就更没有可能了。我不知道,在北京,有多少人能有条件能像俞教授一样“从自己做起”?这不是什么觉悟问题,而是客观现实。

同样的道理,放大一些来看,俞教授所提倡的海绵城市也是一样。海绵城市这个词很时髦,目前国家也很支持。不过,听起来很美,但是,如果解决不了尖锐的人地矛盾。海绵城市的建设,恐怕还只能是空中楼阁。海绵城市的建设,首先要解决好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这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矛盾),而绝不是,只要像俞教授建议的那样,只要“砸掉所有的堤坝,拆除所有的城市地下排水管道”就能变成海绵城市了。

另外,关于俞教授要“与洪水为友”的说教,其实也很不科学。一些幼稚极端环保人士从来都摆不正人与自然的关系。似乎以为人是可以支配一切的。1930年代一场长江大水,曾夺去了十几万人的生命。这决不是因为这些人的觉悟都不高,不肯与洪水为友,而洪水就是那么无情。即使你主观上想与它为友,可它偏偏要与你为敌。因此,要想与洪水为友,前题是您能控制它,驾驭它。也就是说,先要有俞教授所贬低,诬蔑和看不起的“犯傻”在前。美国现在已经在提倡洪水资源化了。因为他们基本上已经解决了水资源调控的矛盾,一般不会再出现洪水淹死人的情况。所以,从经济角度,他们完全可以计算一下“建设、维护防洪堤与让洪水淹没之后进行保险赔偿”那个方式最经济的问题。在我国一些水利设施基本完善的地区(洪水不会再危及人的生命),也正在开展洪水资源化的尝试。但这绝不是靠什么主观上提倡“与洪水为友”那么简单。因为,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水资源短缺的威胁已经初步超过了洪水的危害。总之,控制不了的洪水就是水患,而能够控制的洪水一定是宝贵的资源。因此,洪水资源化是科学、是进步(是需要先“犯傻”的),而“与洪水为友”,不过是一些自以为是的家伙“异想天开”的骗人炒作。

最后,我们回到俞教授引以为自豪的“大脚革命”。裹小脚是中国封建社会对妇女的一种歧视的结果。把女子当成附庸、三妻六妾,为了让女子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笑不露齿、行不快步,发明裹小脚绝对是一个把女子当玩物好办法。这绝不可能是什么人类文明,不仅中国的男人从来不裹脚,大多数少数民族、大多数的农村妇女,也都不裹小脚。因为,他们要劳动。所以,把治理江河的水利工程比作裹小脚,非常不合适。治理江河、水利工程是全世界都要采用的文明,而绝不是少数人的选择。如果非要比喻,那么水利工程的这种人类共有的文明,倒可以比作人类的穿鞋子。所以,相应的俞教授的“大脚革命”的比喻也并不合适。如果非要这样的比喻,到可以说成是一种“光脚倒退”。当然,有时候光脚,也并非完全不好,例如在海滩上休闲时。不过就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来说,穿鞋的文明,总是不容否认的。

据了解,由于炒作水平高,我们俞教授获得的各种奖励不计其数。听说前几年俞教授已经当选了什么美国艺术科学院的院士了。也许,因为中国没有艺术科学院,所以,俞教授正在申请当中国工程院的院士(目前正在公示)。以前,就有人曾建议我应该揭露俞教授的炒作。我没有兴趣,也不想再为揭露一些伪科学、伪环保的欺骗而去吃名誉权官司。不过,现在既然中国工程院公示,我就不能不响应一下号召,站出来说几句话了。我觉得,既然俞教授能当美国艺术科学院的院士,“水平”自然还是可以的。迄今为止,俞教授骗到的各种奖励也不算少了,(毕竟我们国家的平均公民科学素养还不太高,骗子吃香、作假成名的事情,也是层出不穷的)。如果中国也有个什么广告科学院的话,俞教授最适合当选院士。但是,如果让一个利用各种场合,编造各种谎言,诬蔑中国工程建设的大学教授,当选中国工程院的院士,那绝对是对中国工程院和我们广大中国工程师的羞辱和讽刺。

要知道举世瞩目的上海浦东新区的建设,在我们俞教授眼里,虽然不能算是裹小脚,但也不过是像“牙科医师的工具箱”一样的愚蠢。既然如此,俞教授为何还要非要与浦东的建设者们为伍,申请当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呢?莫非,俞教授当院士,只为了更高效的行骗?

(XYS2017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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