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医史若干问题与中医史学泰斗李经纬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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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医史若干问题与中医史学泰斗李经纬先生商榷

作者：棒棒医生

题名“商榷”，有标题党之嫌；其实，只是读后感而已。读了李经纬先生“毕生心血之结晶”的巨著《中医史》，有感于中，不发不快；余何人哉，岂敢与泰斗“商榷”！

先谈谈封面署名。封面在《中医史》三个大字下面，作者名字上面，赫然有两个荣誉称号，“中国中医科学院荣誉首席研究员”和“中医史学泰斗”，后者更以红色大一号字体标出。这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据《导读》云，是“高级西医学习中医的教材”。以我理解，大凡学术著作或教材，署名都是低调而奢华的。“首席研究员”之类大约是有证书的评定，署于名前，尚可理解；“泰斗”者，非职务，非职称，非奖项，乃是一种公共评价，怎能自署于名前？我读过的医学史著作也不算少，国外的固然没有，国内的如陈邦贤、李涛、范行准等堪称“泰斗”的医学史大家，也从没有见过名前自署“泰斗”的。然而，这种自署荣誉称号似乎是近年来中医界的一种惯例。例如，李玉奇在给学生的证书上签名前署“国医大师”，端的气派。本书《导读》的作者是邓玉涛老先生，他的签名前也老实不客气高调奢华地排上“百岁老人”“国医大师”“著名中医学家”“中医近代史学家”四个煊赫称号；每一个都在告诉读者，汝辈需仰视。

再谈谈错别字。P10，张仲景插画的文字说明，“创用六经辩证…脏腑辩证”，两个“辩”字都错了，应为“辨证”。中医史学泰斗不是语文泰斗，当然也难免有错别字。事实上，该书中错别字时有所见，比如P73插画“汉涪翁石刻画像拓片”文字说明“杜工部东律观打渔处”“东律观处打渔歌”，两个“律”都是“津”字之误。中医史学泰斗不是杜诗研究泰斗，情有可原。但“辨证”是不应该错的！因为“辨证论治”是中医学至高无上的金科玉律，它仿佛“辩证唯物主义”之于马列主义，绝不能写成“辨证唯物主义”。我曾经检索过几百本中医典籍，自《伤寒论》首现“辨某某证”以至民国，从来就没有错写“辨证”二字的。这个错别字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才开始大量出现的，就中奥义，不言而喻，本也不足为怪，我只是觉得与“泰斗”的身份不符而已。

署名啊，错别字啊，都是小节。甚至很可能，倒是编辑或出版社的问题。对于“中医史学泰斗”而言，史实和史识才是名节悠关。而恰恰在这两点上，本书可商榷之处不少，以下不揣简陋，略举几例分析之。

第一章《中医药起源（公元前21世纪前）》，P1，“中医药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医疗技术、疾病认识，还是诊断技术、药物知识，都曾走在人类医药学发展的前列。”这一段话中的“无论”和“前列”说的真是铿锵有力无比自信，显然李经纬认为中医药从起源时起，就在理论实践各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这真的不是史实。我们以文字记载作为医学的开端进行比较（没有记载的没法比）。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是甲骨文，距今3300年左右，与医学相关的只有对人体表面器官的朴素认识。如：耳、目、鼻、口、手、足、趾、眉等；内脏只有“心”字，其他脏腑和经络穴位之类还没有影子；疾病都是以人体部位命名的，如疒目、疒首、疒耳、疒自、疒口、疒齿、疒舌、疒手、疒肘、疒胫、疒止、疒足、疒身、疒腹、疒项、疒臀、疒膝、疒骨、疒心等，压根谈不上病理病机等理论。中医的历史从这时候算起，是三千年。

其他文明如何呢？有文字记载的医学各自独立发展。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创始者苏马连人在距今5000年前就有了系统的医学理论，这些理论以楔形文字的形式残存在大量的泥板和陶片上，已经有理论认为血是生理机能的输送者，肝脏是生命的核心，意志的中心器官是耳。巴比伦和亚述人继承苏马连文化而发扬光大之，其医学已经相当“发达”。考古发现距今4300年前的巴比伦人的手术器械印章和铜制手术刀，其精致程度几乎可以和现代手术刀媲美。陶片楔形文不仅记载有丰富的疾病、药物、治疗，甚至出现了最早的处方格式，包括病名、药名、用法。有对疾病的详细观察记录，如肺病：“病人常常咳嗽，痰稠，有时带血，呼吸如吹笛，皮肤发凉，两脚发热，大量出汗，心乱。病极重时常有腹泻……”这种观察入微的病历记录几乎达到现代医学的水平。

古埃及留下了更为丰富的医学记录，保存在纸草文中，距今有4000到5000年的历史。与甲骨文不同，古埃及纸草文不是零星记录而是医学专著，著名的有四种：埃伯斯（Ebers）纸草文距今约3500年，是古代医学百科全书，长20米，含42种古医书，记录了700种药物，800种药方，以及大量医案。史密斯（Smith）纸草文距今约5000年，是外科教科书，按检查、诊断、预后、治法的规范格式记录约50种外科疾病。卡忽恩（Kahun）纸草文距今约4000年，是妇科专著。

古印度医学也甚为发达，尤其在药物和外科方面。古诗歌集《梨俱吠陀》距今约3000-4000年，记载了千种以上的药草（中国最早的药物著作《神农本草经》才有365种药物），有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以三元素体液病理学说为核心。《妙闻集》距今约2500年以上，记载了101种手术器械，有大量高难度的手术，如白内障摘除、小肠修补、结石切除、鼻成形术等，令人惊叹。

显然，与这些文明的传统医学相比，中医药无论在历史悠久，还是医疗技术和理论体系上，均谈不上“前列”二字。

P50，“《五十二病方》强调：混合痔合并瘘管者，杀狗，取出膀胱，用竹管从其孔插入膀胱，再将狗的膀胱及竹管一并插入肛门，以管吹气入，狗膀胱即膨胀，然后慢慢将膨胀的膀胱向外引出…用刀徐徐切除其痔与瘘管。这是一例很成功的环切术…1877年怀特氏始用环切术，但他所用的不是狗膀胱，而是木橛子塞入肛门… 两相比较，《五十二病方》的水平，不知比怀特要高出多少倍。令我们惊奇的是，早怀特氏两千多年，在这个领域的我国医学家，对这种比较复杂的肛门疾病，几乎达到了19世纪欧洲相似的成就。”

李经纬觉得用狗膀胱比木橛子要高明，这个我也觉得如此。但说“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恐怕有点夸张。作为历史学家，少点情绪化多点严谨好，是五倍还是十倍？还是一万倍？说清楚些，免得读者瞎猜想。无论如何，说它达到了19世纪欧洲的外科手术的成就，还是太缺乏医学史常识了吧？19世纪欧洲的外科手术的成就可不仅仅是木橛子啊。自1543年维萨里以后，欧洲的外科手术就逐渐建立在坚实的精确解剖的基础上，单这一点，就远远超过了任何传统医学的原始浅表手术。到十九世纪，在怀特赫德之前，1846年莫顿麻醉手术演示已经成功，麻醉术迅速传遍全世界（包括中国），手术进入无痛的境界，是人类医学史无前例的成就。1865年，李斯特发明消毒灭菌术，其后十年间，使古代术后死亡率从45%降到15%以下，手术进入洁净无菌的境界，也是史无前例的成就。这样的成就，比之区区一个狗膀胱，才真的“不知要高明多少倍”吧？

P55，“《内径》叙述了血脉系统，即经脉、络脉、孙脉，并明确提出了血脉运行‘如环无端’，永无休止，更正确描述了正常与疾病的脉搏次数、性质等。如果把这些十分入微的观察记录联系起来，不难看出那一时代我国医学家对血液循环已有了相当正确的认识，至少已经有了清楚的概念。”非常认同这一段话，尤其是，李经纬认为，这与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不能等同比较，实在难得。但是，这不是明显的将经络等同于血管吗？经脉和络脉怎么会是血管呢？现代中医界不会认同李泰斗的这个观点吧。

P62，在评价《神农本草经》时，李经纬以黄连素为例，“现代黄连被广泛用于治疗菌痢、肠伤寒、肺结核、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溃疡性结肠炎等，其疗效与氯霉素、磺胺类药、链霉素等无差异，而且细菌转阴较快，无毒副作用。”疗效无差异、转阴更快、无毒副作用，这就是更好更牛的意思吧。可是这么牛的药物，现代有哪一个医生包括中医在用、敢用、首选用之以治疗所列的那些疾病呢？历史也要讲究证据吧，李经纬何所据而云然？

P68，长桑君赠旅店老板扁鹊禁方后，“扁鹊非常认真研读禁方，以此视病，能尽见五脏症结，从此更精脉诊，医名鹊起。”这个是明显歪曲史实了。《史记》原文是这样的，“（长桑君）乃出其怀中药与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者名扁鹊。”说的是，扁鹊喝了长桑君的神药后，有了特异功能，能透墙看物，能尽见五脏六腑，看病诊脉只是个幌子而已。我们今天当然知道这是神话，但史学泰斗既然要以神话入史，就应该说明神话的本来面貌，不然，王林胡万林辈都是医学家了。

P76，评价华佗对麻醉术所做出的贡献，李经纬不但高度评价了“麻沸散”，还有这一段，“华佗的麻醉术，是用酒冲服麻沸散。酒本身就曾是一种常用的麻醉剂，即使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作者初习外科时，老师还曾用酒作为手术麻醉剂。华佗创造性地应用酒作临床麻醉剂在全世界医药发展史上也是突出的贡献。”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还有外科医生用酒作麻醉剂，这实在是骇人听闻的事。我们姑且相信这是真的，作为严肃的史学家，怎么能把自己的个人经历当做史论的证据呢？重要的是，以酒作麻醉剂也不是华佗的创造啊。《列子·汤问篇》记载：“扁鹊遂饮二人（鲁公扈及赵齐婴）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扁鹊以酒作麻药比华佗早多了，很奇怪中医史学泰斗竟然不知道这个“史实”。而且，中国最早的正儿八经的医书《五十二病方》里也记载有用温酒混合鼹鼠、鲇鱼研末、辛夷、甘草，用醇酒混合荠菜种子和白术的根研末等，作“止痛药”。二者都早于华佗。李经纬于中医麻醉史了解的太少了吧。况且，其他民族以酒作麻醉剂也有早于华佗的。比如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就记载有一种“解忧药（nepenthe）”，也是用酒调服的，比华佗要早一千多年。最关键的是，全世界尤其西方古代用酒作麻醉剂的无数手术实例证明的只是失败而已，乙醚麻醉之前的人类手术和酷刑无异，酒对减少这种痛苦谈不上贡献，更不是突出贡献。“突出贡献”四个字只有19世纪后的朗、莫顿等人创始的乙醚麻醉才配得上。

P78，“两步史书（《后汉书》《三国志》）及其演义中尚有其他一些有关手术的记载，如司马师目上生瘤，医师为之割去；关羽左臂中毒箭，医师为之刳肉刮骨等，说明东汉、三国时在麻醉下进行手术并非罕事。”难以相信，医学史泰斗居然做出把小说演义当史实的事来。就算可以这样做，天地良心，演义中，司马师割瘤和关公刮骨都没有用麻醉剂的记录，他们靠的都是异于常人的意志力，司马师咬烂了被子，关公臂上要套铁环呢。怎么能凭想象认为当时已经广泛用麻醉术作手术了呢？

P98，评价《肘后备急方》中用狂犬脑敷狂犬咬伤和描述恙虫病的成就时，李经纬把发现狂犬病毒发明狂犬疫苗的巴士德、发现立克次体的立克次氏与葛洪比较，说，“葛洪与两位外国学者的指导思想具有基本的一致性，他们的学术发现具有逻辑上的先后继承关系。”逻辑上的继承关系的意思大概是，虽然没有事实上的继承关系，逻辑上应该是有继承关系的。这个比说《肘后备急方》启示了青蒿素要大(wu)胆(chi)得不知多少倍了，只有史学泰斗才敢说吧。

P100，“所以西方科技史界一般都承认葛洪为化学始祖。”看了《中医史》后，对葛洪不得不重新认识了，原来他不仅启示了屠呦呦，更厉害的是，逻辑上启示了巴士德和立克次，事实上开辟了化学这一门科学，乖乖隆的东！

P104，“我国脉学还经由阿拉伯传到了欧洲，其后并广泛传播世界，对欧洲医学—现代医学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其中，王叔和的《脉经》对此有着较大的贡献。”阿拉伯医也就算了，说中医脉学对现代医学有影响，还是“不可磨灭的影响”，指的是什么呢？难道是血液循环理论？李经纬是想说，威廉.哈维是受王叔和的启示才写出彪炳医学史的巨著《心血运动论》从而开启现代医学新纪元的吗？这个结论太豪迈奔放了。

P152，“《千金方》中还论述了脚气病的病史，指出经常服用谷皮煎汤所煮的粥，便可防治，这也是以含有B族维生素的物质治疗维生素B1缺乏症的最早记载。”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有意歪曲事实的谣言，没想到医学史泰斗也有兴趣。发现谷皮里含有可以治疗脚气病的物质的是19世纪荷兰军医伊科曼。孙思邈《千金方》原文是“治脚气常作…榖白皮五升（切勿取斑者，有毒），右一味，以水一斗，煮取七升，去滓，煮米粥常食之。”这里的“榖”指的是楮树，“榖白皮”就是楮树皮。《本草纲目》里也有类似记录：“用榖楮叶八两，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纳米煮粥，常食勿绝。” “榖白皮粥”显然是用煮楮树皮的水来煮的粥。现代中医们有意的把“榖”篡改为多一横的“穀（繁写的‘谷’）”，或干脆赤裸裸的把“榖白皮”直接改为“米皮糠”或“谷皮”，这样一来，果然又比伊科曼早了几百年；只是，未免厚诬古人吧。

P167，“公元710年，金成公主嫁西藏…编著了《月王药诊》一书，书中记载了动脉、不动脉、白脉和紫脉，可能是人类对动脉、静脉最早的描述。”“可能”二字很有“莫须有”的意味。中医史学泰斗显然对世界医学史太陌生了。不要说古罗马“医学教皇”盖伦了，早在古希腊希波克拉底之前，约公元前4世纪，被视为“解剖学之父”的阿尔克迈翁就已经通过观察而区分了动脉和静脉，并认定人的思维智慧在脑不在心，生命在于血液的运动。即使中医，《黄帝内经》中实际上也粗略观察到动静脉的区分，即经脉和络脉。说早，哪里轮得到藏医。

P178，评价“剖腹急救术”“反映出当时外科急救手术是相当高明的。”谁看了都会理解成在唐朝时中医已经能够开展剖腹手术进行急救。而书中举的例子却是武则天的一个大臣为了剖明心迹而不惜引刀剖腹，医生赶紧把流出的肠子塞进去，用桑皮做线给他缝上刀口而已。这几乎只是本能，哪里谈得上高明的外科急救手术？

P222，“该书（《法医学专书》）较《洗冤集录》要晚约三百五十余年。西方在十六七世纪以前，办案也基本上以《洗冤集录》为依据。”《洗冤集录》成于1247年。李经纬可能以为这书一出版就立刻传播全世界，然后全世界就以之为教材指导法医断案了。实际上，据可靠的历史研究，该书1392年才首先传到朝鲜，之后才传到日本。至于欧洲，第一个完整的翻译版本是1863年荷兰人第吉列氏完成的，可能是从日本传过去的。李泰斗言之凿凿欧洲十六世纪以前即按《洗冤集录》办案，莫非是把朝鲜当成了欧洲？

P224，“秋石的制备。秋石是一种尿甾体性激素…分阳炼和阴炼两种。其阳炼法成功地应用了皂甙沉淀甾体的特异反应，从而勾画出20世纪优秀甾体化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才取得的成就。”这个说法来自李约瑟。所谓“阳炼法”，细说比较复杂，简单说就是把人尿熬干，得到的一种白色结晶，然后火煅而成。这个其实就是尿酸钙磷酸钙之类的结晶体，哪里有什么甾体激素？现代甾体激素类药需要以薯芋皂素等为原料，经过无比复杂的化学合成才能制成。若是熬熬尿就可以，20世纪的“优秀化学家”们还不如集体拿块豆腐撞死算了。

P274，“《本草纲目》计16部，即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各部按‘从微至巨’、‘从贱至贵’之原则论述，很符合进化论思想。”这个对进化论或达尔文的误解有点大。水、火、土、金石有什么微巨、贱贵之别吗？服器部里的孝子衫、裹脚布、吹火筒、尿桶里又含有什么进化论的思想？蛙（虫部）比鱼（鳞部）贱？蚌（介部）比蛇（鳞部）贵？把进化论理解成“从微至巨”、“从贱至贵”，以为达尔文是儒家呢。

P283，评价人类消灭天花的丰功伟绩时，“既要归功于英国人1796年发明牛痘接种，更要归功于中国人最晚在16世纪即已发明的人痘接种术”。这个“更要”自然是功劳更大的意思，作为中医史的研究者，完全罔顾世界医学史界的共识，屁股坐得太歪了一点。人痘接种术确实是中国医学对世界难得的巨大贡献。但这个民间技术的理论是错误的，实践上又有疗效不确定、安全无保障的缺陷，现实中则对古代中国的天花疫情没有产生过真正有效的控制，与牛痘接种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怎好意思说出“更要”二字来？可是，李经纬并没有到此为止，他继续评论，“在牛痘接种术发明后，相继在急性传染病的免疫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肠伤寒、猩红热、霍乱等一大批传染病获得了免疫技术。我们说，中国人痘接种术为人类做出了最伟大的贡献。”不是“更”而是“最”，把十九、二十世纪以来人类以微生物学和免疫学对杀人如麻的瘟疫（天花、霍乱、鼠疫、结核、脊髓灰质炎、白喉、猩红热、麻疹、痢疾、肝炎、血吸虫、梅毒…）而取得的前无古人的辉煌成就说成是实际上没有什么贡献的中国医学“最伟大”，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啊。

P301，“必须强调指出，中医外科学到明代，经过以上诸位大家的发展与提高，可以说已成为一门有理论、有技术的学科，已经彻底甩掉了‘外科匠’的帽子了。”这一段也非常颠覆医学史常识。中医史上从来就没有“外科匠”这个帽子，要甩也无从甩起。“手术匠”这个词是现代医疗实践中对那些只会开刀不会科研、理论素养不高的外科医生的嘲讽语。中医史上外科虽然地位不高，但从来就没有“匠”的蔑称。西方医学史中外科地位更低，从事手术的都是剃头匠，但自十九世纪后，由于麻醉术、消毒灭菌术和输血等三大瓶颈技术的突破，外科手术的效果获得惊人的提高，手术的范围更是逐步突破一切生命禁区（如颅脑、心脏），所以医学史才评价那时的外科彻底丢掉了“剃头匠”的帽子。中医外科不要说明代，就是到清代，也没有发展出有效的麻醉、消毒灭菌和输血术，甚至连外科的基础，精密解剖学也没有，说“彻底甩掉”“外科匠”的帽子，岂不是妄语？

P339，“但由于西方医学在当时（清初）还处于比较落后的水平，加之这些人（汤若望等传教士）并非专职医师，所论也多欠确切，因此对中国医学发展的影响甚微。”这话后半句是对的，但若说清初的西方医学“比较落后”（显然是相对于当时的中医而言），则不是历史事实。以康熙在位的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为限：西方医学在十六世纪已经有了维萨里的《人体构造》，开启了以实际观察取代经典权威的医学革命，实为现代医学的开端，注定将所有的传统医学远远抛在后面；外科大师巴累在解剖学的基础上出发，已经根本改变了外科的地位。十七世纪初，哈维把实验和数学模型引入医学研究，发现血液循环，开启了科学生理学的新纪元，与传统医学已经有本质的区别。眼科学家已经观察到视网膜上的倒影和晶体对光线的调节。显微镜用于医学研究，毛细血管、细胞、微生物相继被发现。十八世纪初，莫干尼的病理学登上医学史舞台，人类医学开始真正接触到疾病的本质和实体；到康熙死前，产钳已开始用于临床而成为孕产妇的救星。这些成就落后吗？当然，与今天的医学相比，是落后了十万八千里；但与同时代的任何传统医学比，则毫无疑问是领先十万八千里的先进医学。

P355，“法国人白垩《康熙帝传》称其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实在是很公允的赞美。”这个评价与医学无关，也反映了李经纬的史识水准。不说世界历史，就比中国历史，难道康熙就一定比秦始皇、唐太宗等君主更伟大？加个“之一”才更公允吧？

P371，在评价清代外科水平时，李经纬举了一个“脾切除”的案例。这个案例并不是医生手术的实时记录，而是温病四大家之一的王孟英记录的祖父资料，可靠性已经打了一个折扣。“浙江吴兴汤荣光，从树上坠地，腹着枯椿而破，伤口长二寸余，已透膜内，只见红肉（可能是脾脏），不见肠。复饮以药酒，使不知痛处，随用刀割伤口使宽，以铁钩钩膜内红肉出，则见其大如掌，乃宿患之疟母也，乃如法敷治疮口而愈，宿疾顿除。”李经纬分析，这个疟母就是慢性疟疾导致的脾肿大，外伤导致脾破裂，切除后同时治好了慢性疟疾。这个分析可谓脑洞大开。以为脾切除是割个体表的瘤子那么简单？脾的动脉连于腹主动脉的腹腔干，脾静脉汇入门静脉，而大小分支则与胃、胰的血管纵横网络交错，切除时这些血管都要一一结扎，稍不留意就会导致血流如河的可怕后果。中医对这些解剖结构一无所知，怎么切脾？如果似这般牵强附会地解释古书，那何止“脾切除”，心脏移植也早由扁鹊实施了，领先西方两千多年。好意思么？

P468，“1972年2月21-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华期间，周恩来总理陪同他观看了针刺麻醉下进行的甲状腺切除术；24日，尼克松总体访华团成员30余人，于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观看了由辛育龄主刀，在针刺麻醉下施行‘右肺上叶切除术’的全过程。”且不论针刺麻醉后来成为一场波及全国的运动式闹剧，尼克松是否亲自观看过针麻手术却是一个事实判断，作为历史研究者，首先应该厘清事实。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黄艳红研究，她梳理了尼克松访华期间所有的日程安排和报道，确证尼克松没有观看过任何手术，但他的随团成员确实有部分人观看过。如李经纬所述，尼克松们竟然看了两次针麻手术，以常识判断也是不可能的事吧。

P470，评价经络实质研究时涉及朝鲜的“凤汉小体”。这是已有定论的学术造假丑闻，其当事人金凤汉更因此而畏罪自杀，但李经纬竟然有为其洗地之意，“近年来，据说韩国有学者认为：‘凤汉小体’确实存在。作为科学问题，尚需严肃对待。”如此大的翻案，不给任何史料文献证据，却以“据说”为凭，作为医史学泰斗，是不是太过轻率了？

P518，李经纬在台湾第一届立夫中医药学术奖颁奖大会上讲话中赞美这个奖，“建立基金会，奖励中医药先进，实可与诺贝尔奖媲美。”虽是应景发言，自信到这个境界，则全书对中医史的各种迷之自信也就可以理解了吧。

拉杂写了以上这些“商榷”，其实心中不免惴惴，邓铁涛老先生在《导言》中的一段话在脑海里萦绕不去：“最后想说明推荐此书的目的，是由于近来对中医抹黑者所为，必须清洗。…《中医史》第11章最后一段话说：‘我们必须严肃指出：那些视中医为伪科学的先生们，他们数典忘祖，是全盘西化的继承者，我们不能容许他们践踏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这是作者的大声‘呐喊’。”正义凛然，杀气弥漫。我是“必须清洗”“不能容许”的对象吗？

(XYS2018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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