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食品安全状况有多糟糕?
知乎用户 疯人磊 发表 我是小城市的一家炒饭店的小老板,经常会跑调料品批发市场,每次买东西老板都会看着我意味深长的笑,一直不明白,后来经常碰到别的人买东西,他们跟批发店老板说要买的东西我听都没有听过,都是从后仓库拿出来,黑袋子装的,里头都是 …
在短缺时代,只有 “有” 与“无”的问题,没有安全不安全的问题。
当年村里就过年才杀头猪,如果非过年时杀猪,那是因为猪病了。现在病死猪做无害化处理,当时就是吃了,如果是痘猪肉,那就送到肉联厂做高压蒸汽加工。当时有种肉叫 “高压肉”,就是这类肉。
牛肉基本上想都不用想,与猪一样,只有牛老死、生病时才给杀了。而且当时各队都没钱,都是杀牛后当天卖肉,早上剩下的肉和骨头熬一大锅土豆一屯子分着吃。
糕点也就过年时能买着,而且都是糖精做的……
关于食品污染调查的结果,在 1973 年国家计委的报告中也有反映:“农业中大量使用六六六、滴滴涕等农药,有些地区在粮食、蔬菜、水果、鸡蛋、烟叶、水产品中均已发现有过量残毒,影响了出口任务…… 浙江省去年对全省二百亿斤粮食进行化验,有一百亿斤被汞污染,其中四亿斤不能食用。”[6](p.227)1974 年,国家计委在给国务院的《关于防止食品污染问题的报告》中指出食品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污染,其原因主要有:农药的污染,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污染,粮油食品霉变的污染,家畜疫病的污染,生产和加工过程中的污染,饮食行业不卫生造成食品污染以及进口食品的污染。
在食品卫生调查方面,黄曲霉毒素备受关注,一方面是因其强烈的毒性和致癌性,另一方面是因花生和玉米等重要食物易受其污染。20 世纪 70 年代,22 个省市开展了食品中黄曲霉毒素 B1 的污染调查,并据其制定了中国食品中黄曲霉毒素 B1 的限量标准,[11] 其中玉米中最高容许含量暂定标准为 30ppb,花生及花生油为 20ppb。1973~1975 年,天津市卫生防疫站和粮食局承担了相关的调查工作。期间共采样测定 352 份样品,包括 8 大类 27 个品种,其中黄曲霉毒素 B1 含量在 25ppb 以上者占 7.1%。 1975 年,一份关于合肥市食品污染问题的调查报告指出了在食品生产、运输和销售等环节出现的污染问题,其中同样有黄曲霉毒素 B1 超标的问题,如:“合肥粮食杂品厂用发霉的花生做花生糖,黄曲霉素 B1 含量超过国家暂定标准 4 倍…… 有的单位在食品加工制作过程中,滥用化学添加剂,也造成了食品污染。”
另一类人受污染影响的情况是有害物质通过饮食对人产生影响,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松花江汞污染造成渔民汞中毒的事件。1973 年以后,在吉林省扶余、黑龙江省肇源两县发现当地渔民发汞含量比对照组及正常组高出数倍到几十倍; 有的渔民发汞值高达 55 毫克 / 千克~68 毫克 / 千克,超过日本水俣病患者的发汞值。[4](p.71) 其他诸如人食用受污染的鱼而出现不适症状的情况亦多有发生。
1971 年 4 月 27 日,卫生部军事管制委员会 (以下简称卫生部军管会) 向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卫生局下达《关于工业 “三废” 对水源、大气污染程度调查的通知》(以下简称《“三废”调查通知》),该文件指出,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工业 “三废” 排出量日益增加;“三废”中的有害物质排出是害、回收是宝,回收利用可以为国家创造大量的物质财富,反之则会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和工农业生产。“三废”问题的解决不仅关乎人民健康,亦是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而问题的解决,首先要调查清楚其对河流、大气、水源的污染情况及危害程度。由此可见,当时中央政府对于污染问题产生的背景、解决办法以及政府在其中的职责已有初步的认识,工业 “三废” 的污染调查工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启动的。
在全国开展污染普查的同时,一些污染事件引起了中央政府和领导人的关注,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官厅水库污染问题和死鱼事件。**1972 年 3 月,河北省怀来县、北京市大兴县的群众吃了官厅水库有异味的鱼后,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经过一番调查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向中央提交《关于官厅水库污染情况的报告》;5 月 20 日,李先念批示要着力解决这一问题。[3]6 月 8 日,国家计划委员会 (以下简称国家计委)和国家建设委员会 (以下简称国家建委) 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官厅水库污染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陈述了初步的调查结果,并且建议建立 “官厅水库水源保护领导小组”,采取紧急措施制止水质继续恶化,加强对官厅水库上游河流污染的调查,以及新建、扩建工厂必须有“三废” 治理措施,而且工厂建设和 “三废” 综合利用工程要同时设计、同时建设、同时投产。该报告经国务院批转后,进一步的调查和治理工作逐步展开。
官厅水库污染及其治理是中国环保事业初创阶段的标志性事件,官厅水库污染调查同样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它所代表的是对特定区域进行的综合性环境污染调查与研究。随着 1972 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和 1973 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的召开,不仅环境保护观念逐渐传播开来,而且在污染调查和治理实践中建立了一批环境保护行政、科研和监测机构。1973~1975 年,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北京市卫生防疫站、北京市环境保护研究所等 38 个主要科研监测单位组成的研究队伍开展了官厅水系水源保护科研监测工作,对官厅水库上游的污染源、水系的污染状况、污染物与人健康和环境的关系、污染物的分析化验方法和污水处理技术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调查和试验研究,积累了十余万个数据,写出了几十篇专题报告。类似的综合性环境污染调查与研究还有:1973~1976 年,北京市组织开展的北京西郊环境质量评价研究; 1975~1978 年,河北省组织开展的白洋淀水污染与控制研究; 1976 年,天津市组织的对蓟运河流域污染的调查与研究; 等等。这些通过重点项目开展的区域综合环境污染调研通常是由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所引起的,如:1972 年前后北京西郊发生多起影响群众健康和生活的污染事件,1974 年春灌时蓟运河下游汉沽一带发生了 4.7 万亩小麦受害减产和绝产事件。它们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其成果也直接服务于区域环境污染治理。
各河流水系所得出的调查结果虽各不相同,但也有一些共性。各水系污染物主要来自沿河的大中型城市,其中长江主要受重庆、武汉、南京等 21 个沿江城市所排放的污染物影响,黄河主要受兰州、包头、洛阳等城市的影响,松花江汞污染主要受吉林市的影响。污染源主要是石油工业、化学工业和钢铁工业,如长江流域的重庆焦化厂、武汉钢铁厂、南京石油化工厂等,黄河流域的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工厂、包头钢铁厂等,松花江流域的吉林化工厂等。所排放的主要污染物有汞、酚、氰等。毫无例外,这些污染物都严重影响了河流的水质,破坏了水环境,造成水生生物的生存危机; 也给人民健康和渔业发展带来威胁。鱼类因酚、氰化物中毒而死亡,长江流域泸州江段渔获量比 1960 年减少了 2/3,九江段的鱼产量由 1965 年的 3050 担降至 1971 年的 1100 担,其他江段亦有类似的情况。而松花江流域的江湖水体和沉积物的汞污染,使繁殖其中的水生生物特别是鱼类通过食物链作用,富集了大量的汞和甲基汞。从 1958 年起,松花江流域便接连发生死鱼事件,1960~1985 年共发生死鱼事件 33 起。25 年间渔业损失额达 9.69 亿元。[4]20 世纪 70 年代初,沿江的渔民中甚至出现了类似于日本水俣病的有机汞中毒病例。[5]
其他河流的污染调查显示:“辽宁省 6 条较大河流没有一条是干净的…… 广州市,在珠江沿岸的六个水厂的几个主要取水口,水中氰化物的含量超过标准 6~17.5 倍,酚的浓度超过标准 23~339 倍…… 据初步估计富春江里已有百分之七十的鱼死亡,从黄蚬以至百斤大鱼都保不住。嘉陵江、岷江、乌江等经检查也含有有毒物质。” [6]1972 年,对漓江的污染调查报告指出,桂林市每天排入漓江的工业废水近 3 万吨,使 30 多公里的江段受到污染。蓟运河污染调查发现污染源主要是上游 “五小工业” 和下游天津市汉沽区的化学工业,其中天津化工厂每天排放废水达 12 万吨。即便是在新疆地区的内陆河流也未能幸免,“乌鲁木齐的水磨沟原是秀溪清涧,现已成了臭水沟,含酚量超过标准 24 倍。”[6](p. 226) 可见,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的主要河流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
在水库和湖泊污染调查中,以对官厅水系和白洋淀开展的污染调研最为典型。官厅水库污染调查显示,官厅水库的污染物质主要来自上游的工业,主要包括化工、造纸、制革、钢铁和炼焦等行业,242 个排污工厂每天排放废水约 38.8 万吨,年排放废水量约为 1.164 亿吨,约占官厅水库多年平均来水量的 8.3%。此外,农业生产过程中施用的化学农药也是重要的污染源。
根据对张家口地区的调查,1975 年化学农药销售量较 1966 年增加了 1 倍,10 年内销售各种农药 7453 吨,其中滴滴涕、六六六占各年化学农药销售量的 78.7%~100%。
白洋淀污染调查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上游工业是白洋淀的主要污染源。其他如对鸭儿湖的污染调查显示,自 1958 年开始,武汉市在距鄂州市鸭儿湖的子湖严家湖 7 公里处,相继兴建了葛店化工厂、武汉化工二厂和建汉化工厂。这些工厂建成投产后,大量未经处理的化工废水直接排入鸭儿湖,日排放量达 8 万吨~10 万吨。
地下水污染调查通常是其他水污染调查的一部分而非单独的调查项目。**北京西郊环境质量评价研究项目的调查显示北京西郊地下水主要是因首都钢铁公司 (以下简称“首钢”) 工业废水的渗入和污水灌溉而受到酚、氰的污染;**1970 年前后,首钢污水农灌量为 3875 万立方米 / 年,污灌面积 1 万余亩。 北京东南郊的调查显示崇文区和宣武区则出现了地下水中度污染区,东城区、西城区和丰台区等出现了轻度污染区,其他基本属于未污染区。北京城区及近郊区 160 平方公里的地下水中有毒物质超过饮用水标准,占北京地下水总面积的 1/5,被迫停用的水源井占 1/10,每天减少供水能力 6 万吨。包头全市一半地区的地下水受到铬、酚等有害物质的污染。西南地区一些厂矿直接把废水排入地下溶洞,造成河水和地下水污染。[6](p. 226)
1976~1979 年,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协作组对珠江口海区和粤西沿海的污染状况展开调查。珠江口海区的调查表明污染物主要来自珠江流域的主要县市,特别是广州市、江门市和佛山市的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约占 84%,**有害物质总量约占 75%~95%,污染物主要是酚、氰化物、石油、硫化物、砷、汞等。**广州、江门、佛山、东莞四市 120 家主要工厂年排放工业废水 2.13 亿吨。韶关、肇庆、河源等地区的放射性物质矿场排放的废水和废渣随径流而带到了珠江口海区。珠江口海区的生物已经受到了污染物的影响,如珠海检测点甲壳类铜含量达 36.56 毫克 / 千克,而其他水域的平均含量仅 1 毫克 / 千克; 鱼类的汞、铬、铅等含量较高。粤西沿海的调查显示污染物主要来自湛江地区的 57 家主要厂矿,年废水排放量约为 1.98 亿吨,污染物主要是酚、铜、硫化物和氰化物等。
关于大气污染的状况,1973 年国家计委曾在报告里描述:“不少城市空气污浊,有害气体增多。有些工业区经常烟雾弥漫,如同‘烟城’、‘雾区’。吉林市哈达湾地区每逢气压低时,烟气笼罩,白天行车,必须开灯,市里十分担心发生‘公害’事件。鞍山市工业区每月平方公里降尘量高达 534 吨…… 这些地区呼吸道疾病比空气清洁地区高一至三倍。成都青白江工业区每天排出有害气体五百多万立方米,大气中氟化氢、二硫化碳、二氧化硫等超过标准几十倍到一百多,严重影响居民健康和附近农业生产。”[6](p. 226)
在诸多城市中,兰州市的大气污染是污染严重而且影响颇大的一个例子。1974 年夏,兰州市西固区常出现一种大气污染现象,其情景被描述为 “雾茫茫,眼难睁,人不伤心泪长流”,而其原因则是众说纷纭。[8] 是年北京大学和甘肃省环境保护研究所开始对这种污染现象进行调查和研究,历经四年,证实了光化学烟雾在中国存在。1979 年 8 月和 9 月,西固区又两次发生光化学烟雾,据亲历该事件的科学工作者结合调查叙述:“从早上九点钟左右开始,整个西固区呈现雾蒙蒙的一片,看去略带浅蓝色。大气能见度很低,一般只有 200 米左右…… 普遍都能感到光化学烟雾的刺激作用。如辣眼睛、流泪、畏光等都很明显,还有胸闷等感觉不适。一直延续到下午五点左右,烟雾逐渐消散。”[9]研究认为导致光化学烟雾污染的重要物质氮氧化物在西固区的主要排放源不是流动的汽车,而是大工厂的高烟囱排放。[8]
人受污染影响的调查通常是评估某地污染状况及影响的一项重要内容,上文所述的调查活动大多包含这一部分的内容。在人受污染影响的诸多情况中,工作场所污染引起的职业病和急性中毒事件是重要的内容。1972 年,卫生部军管会曾下发《关于转发工业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协作方案的通知》,要求搞好安全卫生。在职业病调查中,有两类典型的慢性中毒的情况,分别发生于化工厂和焦化厂。1974 年,国家计委《关于研究解决天津市蓟运河污染等问题的情况报告》指出:天津化工厂水银电解烧碱车间 105 名工人,半数患有失眠、手颠抖等汞中毒病症; 聚氯乙烯车间 183 名工人中,有 42 人肝脾肿大,已有 6 人将脾脏切除。类似的情况不仅存在于吉林化工厂,也存在于兰州化工厂等其他散布于中国各地的大小化工企业之中。北京西郊调查中一个重要项目是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研究,其中关于首钢职工健康的调查显示,心脏病和癌症的发病率上升迅速,分别居于首位和次位,而它们中最高的又分别是肺源性心脏病和肺癌,这种情况在焦化厂尤为严重; 与之相关联的是,焦化厂飘尘、苯并 (a) 芘、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日平均浓度均严重超标。同样地,这个例子所反映的是钢铁厂的重要组成部分焦化厂的污染对职工健康的影响。20 世纪 70 年代,沈阳市一些工厂发生的急性中毒的事件很具有代表性,如:1971 年 6~7 月,沈阳冶炼厂连续发生两起氯气泄漏导致中毒的事故,共造成 1082 人受害住院、6 人死亡。[10]
另一类人受污染影响的情况是有害物质通过饮食对人产生影响,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松花江汞污染造成渔民汞中毒的事件。1973 年以后,在吉林省扶余、黑龙江省肇源两县发现当地渔民发汞含量比对照组及正常组高出数倍到几十倍; 有的渔民发汞值高达 55 毫克 / 千克~68 毫克 / 千克,超过日本水俣病患者的发汞值。[4](p.71) 其他诸如人食用受污染的鱼而出现不适症状的情况亦多有发生。
再者,人们因生活环境受到污染而出现健康问题的情况更为普遍,特别是生活在排污企业周围的人群。有关鸭儿湖污染问题的调查提供了一则极端的例子:从 1962 年至 1975 年,严家湖周围因葛店化工厂等的排污,附近农民有 2634 人明显中毒; 一些儿童先天畸形,或在襁褓中夭折,或不到 10 岁就死去; 在中年妇女中经常出现狂哭、狂笑病,猪、牛、狗狂跳乱蹦撞死的现象时有发生,人体肝硬化、癌症发病率高出其他地区 3 倍多。1963 年,爆发了群众与工厂之间的严重冲突,最终以工厂支付赔偿款才暂时缓解了矛盾。 可见,这是一起因化工企业严重污染周边环境并引发企业和民众激烈冲突的例子。
环境污染调查揭露了中国当时广泛存在的环境问题,并以科学调查报告的形式反映了中国的基本环境状况,特别是工业污染的状况。它使环境污染问题暴露出来,也使诸如 “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产生污染” 的极 “左” 理论不攻自破。它对人们的环境意识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在人们环境意识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直接的作用。
20 世纪 70 年代的污染调查主要是在中央政府的推动和主持下进行的,其中一些污染调查是由多个省、市、自治区以及多个单位合作完成的。几乎每一个重点调查项目都是多个科研单位组成协作组共同完成的,所涉及的领域包括地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医学等多个学科。污染调查开创了多个单位通力合作开展环境问题调查和研究的工作模式,形成了一种污染调查机制,为之后中国的环境调查树立了榜样。
此外,正是在环境污染调查和研究过程中,中国的环境科学在实践中逐渐形成发展。当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等单位开始进行官厅水库污染调查时,国内并不存在环境科学。调查人员以应用地理学的综合分析思想指导污染调查,如上下游水质的相互联系、河水与水库水的相互混合与相互作用等。在实践当中,他们提出了调查方法、调查程序、监测的布点方法和调查结果评价方法。[12] 北京西郊环境质量评价协作组对大气、土壤和河流中污染物扩散或累积规律进行了基础研究,初步提出了污染计算模式,并应用这些模式对西郊环境污染进行了预测研究。这些来自于科学实践的理论和方法为后来中国环境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国环境科学发展过程中起奠基作用的科学家如刘培桐、章申等,不仅领导或参加了上述环境污染调查和研究中的一些重点项目,而且在此过程中培养了一批研究者,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的一些环境科学院系和研究所,为中国环境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3]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环境危机,它促使中国政府开始关注环境问题特别是环境污染问题。环境污染调查是中国应对危机所做的工作之一,也是中国环境保护起步的重要体现。在危机与应对的过程中,环境保护作为一项政府职责逐渐形成。大量的科学调查和研究,既推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社会中一部分人环境观念的转变,也驱动着政府去采取措施治理污染或遏制其恶化的趋势,并为解决当时的环境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在污染调查过程中还形成了多学科、多单位协作的工作模式,并且建立起初具规模的环境科研队伍和环境监测网络。这些工作不仅推动着中国环境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而且推动了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那个时代不仅存在 “食品安全”问题,而且 “食品安全” 问题还非常严重!
首先,当年各地的粮油店零售的粮食很多都是两、三年前生产、出产的粮食,即 “陈化粮”;由于储存的时间太长,所以 “陈化粮” 中含有一种致癌的物质——黄曲霉素。当年很多人由于穷,生病后往往拖着不去医院看,尤其是农民,即使是生了大病(包括癌症)也不去医院看,最后直到病逝后都不知道自己患的是癌症,其家人和邻居、熟人只知道 TA 是 “活活痛死的”。
其次,当年由于我国每年糖 (包括白绵糖和白砂糖)的产量很低,买糖需要凭 “糖票” 限量购买,很难买到糖,所以一种名叫“糖精”的东西便很 “畅销”。“糖精” 并不是从糖中提炼出来的一种物质,而是一种吃起来有甜味的化学合成物,是一种人工合成的甜味剂,化学名称叫“邻磺酰苯酰亚胺”。它是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的甲苯,经过碘化、氯化、氧化、氨化、结晶脱水等,一系列化学反应后制成的。它是不会被人体代谢吸收的。
1975 年 6 月 20 日河北省唐山市 “遵化县西龙虎峪人民公社蔡老庄生产大队” 的 “林业队” 买来 “糖精” 做糖水给 “打午战” 的队员们喝,所留下的发票(“午战”应该是 “中午会战”、“午间大会战” 的意思);发票上有这个生产大队的 “供销服务站” 的圆形印章!
第三,当年我国每年的 “食用油”的产量很低,各地规定的居民 “食用油” 的“定量”很低 (比如文 - 格时各地的“食用油” 定量是每人每月 3 两 - 5 两),所以很多人便会设法购买一种名叫“棉籽油” 的油进行食用,而当年榨棉籽油的方法、工艺会使榨出来的棉籽油中含有一种容易使成年男子不育,生不出小孩的杂质。当年没实行 “计划生育” 政策,能生的男子可以一个人生四、五个小孩,就象现在非洲、亚洲的那些穷国一样,育龄夫妇很愿意生很多小孩,“养儿防老”,将来靠子女给自己养老,而不是靠高额的退休工资养老,而欧美、日韩等经济发达的国家的育龄夫妇普遍不愿意生很多小孩,导致整个社会 “少子化”、“老龄化”,成为 “老龄社会”。
第四,当年我国的法规、政策是允许生产、销售、购买和使用 “剧毒” 型的农药的,而现在我国的法律是不允许产销或使用剧毒型农药的。
第五,当年我国的法规是允许屠宰长了寄生虫的猪,以及和销售长了寄生虫的猪肉的,只不过要求销售前要进行所谓的 “高温处理”,这种肉就是当年著名的 “高温肉”。而现在我国的法规是禁止屠宰这种猪,禁止销售这种肉的,原因当然是这种经过了所谓的 “高温处理” 的肉仍然并不安全。
“米猪肉”,又叫 “痘猪肉”,学名叫 “囊虫猪肉”,即患有囊虫病的猪的肉;它的瘦肉中有呈黄豆样大小不等,乳白色、半透明的水泡 (见上图),像是肉中夹着米粒,所以称作 “米猪肉”。人吃了未经 100 度的沸水 煮 20 分钟以上的“米猪肉” 会得两种病,一种是“囊尾蚴病”,误食了囊虫后,虫卵在胃液、肠液的作用下,孵化出幼虫(囊尾蚴),钻入肠壁组织,经血液带到全身,在人的肌肉里也长出一个个象米粒一样的囊肿,囊虫可以寄生在人的心脏、大脑、眼睛等处。另一种是 “绦虫病”,幼虫发育成成虫后,会在小肠长出长达 2 一 4 米的绦虫,这时也就称作 “绦虫病” 了。(详情参见 “互动百科” 的“米猪肉”词条和百度百科的 “痘猪肉” 词条) 现在仍有些猪的体内会长这种寄生虫,但现在的中国法律不论这种病死猪肉是否经过了高温 “消毒” 处理,是一律禁止商家出售这种肉的!
下面这本当年出版的书中教商家在出售这种肉前如何对这种猪肉进行 “高温处理”:
(二)无害化处理:某些病畜肉尸、内脏,当經过适当的卫生处理**杀死其中的病原体后,即可以供作食用。**无害化处理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高温法 利用高温消毒,以杀死病原体。…… 适合作高温处理的肉尸或内脏,应当切成重量不超过 1 公斤、厚度不超过 8 厘米的肉块,使热力易于透入深部。时間普通須煮沸 2 小时。除切块燒煮外,还可以把适合作高温处理的肉制成肉松或煮制灌肠。……
第六,在那个时代,我国的少年儿童患蛔虫病的比例非常高,而现在我国的少年儿童中则极少有患蛔虫病的。当年蛔虫病的患病率高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当年种菜大多使用屎尿作肥料,屎尿中如果含有蛔虫的虫卵,而屎尿还没完全干透就做成菜吃,那么就容易使蛔虫病得到传播和扩散;二是当年我国的农村大多没有通 “自来水”,甚至一些小镇和小市(比如县城) 都没有通自来水,而是吃井水,吃地下水。就是说,当年人们饮用的水不干净、不卫生,没经过足够的净化处理。
据下面这篇文章中说,1970 年到 1979 年期间,北京郊县农村的中小学生的蛔虫感染率平均为 85.44%(就是说平均每 100 个少年儿童中就有 85 人感染了蛔虫病),城区的中小学生的蛔虫感染率是 63.6%(就是说,患有蛔虫病的在中小学生整体中属于 “多数”,而不是属于“少数”;由此可见当时连北京的“卫生状况” 都很差);而 1980 年到 1990 年期间,这两项数据分别下降成了 46.05% 和 24.96%,患有蛔虫病的变成了“少数”。63.6÷24.96≈2.55,由此可见,70 年代北京城区少年儿童的蛔虫感染率是 80 年代的 2.55 倍,也就是说,70 年代北京城区少儿的蛔虫病比 80 年代大约高 155%
转自一份名叫《中国学校卫生》的杂志 2012 年的第 4 期
这是那一期《中国学校卫生》的封面;从封面底端的 “中华预防医学会系列杂志” 可知,此杂志是由 “中华预防医学会” 主办的。(“预防医学” 是医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
蛔虫感染是由人蛔虫引起的一种肠道寄生虫病,我国各地分布广泛,是儿童期最多见的肠道寄生虫病。我国建国初期儿童少年蛔虫感染率很高,城、乡分别达到 50% 和 90% 左右。1992 年蛔虫病被列入卫生部、教育部、全国爱卫会联合制定的《全国学生常见病综合防治方案》重点防控的学生常见病。北京市 1989-1991 年在所有中小学校中连续 3 年集体驱蛔;1992 年起在落实《全国学生常见病综合防治方案》,有计划、有组织、有指导地开展蛔虫防治工作的同时,逐步开展农村地区改水、改厕工作;“十一五” 期间,全面实施农村地区改水、改厕,到 2010 年北京市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9.4%,农村卫生厕所覆盖率达到 96.6%,无害化厕所覆盖率达到 90.0%。本文综合分析北京市历年蛔虫感染率监测数据和 2010 年北京市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数据,以评价建国 60 年来北京市相关政策、措施对蛔虫感染的控制效果,为今后开展蛔虫病及类似疾病防控工作提供经验。
1、资料来源与方法
资料主要取自北京市各区县防病办公室上报的学生健康监测资料。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采用粪便直接涂片镜检。1991-2000 年资料均是按卫生部、教育部下发的 “学生常见病综合防治方案技术规范” 和学校卫生年报表的粪蛔虫卵检验方法进行检测的结果。同时提取 2010 年北京市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的粪便蛔虫卵检验结果。检验方法、仪器耗材均严格按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方案执行。
2、结果
见表 1
建国初期北京市中小学生中蛔虫感染情况非常普遍,20 世纪 50 年代城市学生蛔虫感染率为 84.95%,20 世纪 60 年代城市、农村蛔虫感染率分别为 80.74% 和 94.94%。2000 年以后北京市学生蛔虫感染率处于低水平,其中 2005 年城市学生粪便蛔虫卵检出率为 0;2010 年农村学生蛔虫感染率为 0。
2005 年以前,北京市学生蛔虫感染率始终是农村高于城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010 年的监测结果虽然来自不同的监测,但城乡学生蛔虫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讨论
……(中略)
3.3 有组织的集体驱蛔对减低北京市学生蛔虫感染率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集体驱蛔是降低蛔虫感染率的一种有效手段,当蛔虫感染率高于 40% 时,在重点人群中开展集体驱蛔工作,不但是对驱治者的一项重要治疗措施,而且可以控制传染源,减少人群被感染机会,对整个社区人群起到预防的作用。北京市自 1990 年起,开始有计划、有组织、有指导地开展连续 3 年中小学生集体驱蛔,收到了前所未有的效果。20 世纪 90 年代学生蛔虫感染率下降幅度明显高于历史任何时期,城市学生下降了 90.46%,农村学生下降了 96.29%,2000 年时学生蛔虫感染率已降至 3.26%(城区 1.19%,农村 4.69%)。
……(中略)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市开始进行农村改水改厕试点。1990 年北京市开始逐步对农村地区饮用水进行改造,2005 年开始,北京市全面启动农村厕所改造工程。截止到 2010 年北京市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为 99.4%,农村卫生厕所覆盖率为 96.6%,无害化厕所覆盖率为 90.0%。2005 年至今,北京市学生蛔虫感染率一直保持在极低水平。北京市农村改水改厕工程对控制蛔虫感染、保持低感染率,起到了重要作用。……(后略)
“… 将那些可以制成代食品的树叶、草叶和野生植物尽可能采集起来,把那些可以制成代食品的秸秆和植物尽可能地保存下来⋯⋯并且有计划有步骤地制成各种代食品”。
如河北将代食品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有玉米皮、玉米轴、甘薯叶、甘薯蔓、蒲草根、小窄草及各种青代食品,这些农作物废料有一定营养,以往食用过, 各地鼓励大量采集和食用。第二类主要有稻壳、稻草、莜麦秸、大麦秸、小麦秸、棉皮、棉秆、玉米秸等,这些农业废料也是工业原料,有的甚至含有毒素,禁止群众食用。第三类主要有花生壳、花生秧、高梁秸、豆秸等,这些农作物废料可以加工成家畜饲料,虽然可以食用,却会引发了人畜争食矛盾,因此部分限制食用。
在农村大搞代食品的同时,城市居民也积极生产各种代食品。如 1960 年 5 月,上海为了缓解猪饲料短缺问题,开发了一种猪饲料代食品——小球藻。小球藻是一种浮生物,直径仅数微米,体内有一绿色杯状或板状色素体,种类繁多,生长于淡水之中。上海各养猪场经过人工培养之后,将小球藻作为猪的辅助饲料。随后,云南省也用树叶、洗菜水、淘米水等 20 余种植物和食物渣,放在锅、缸、水桶中发酵之后,形成酸性液体的小球藻。
“据说架子猪吃了,每天多长半斤肉;奶牛吃了,每天多产半斤奶、母鸡吃了下蛋增加三分之一 ,蛋重增加十分之一。
云南大理州医院号称用小球藻治疗 25 种疾病,效果良好的占 78%,病症减轻的占 17%,无效的只有 5%,且没有副作用 ,尤其对水肿、贫血、肝硬化、慢性肠炎等,效果明显。为了检验小球藻的实际效果,云南专门进行了人吃小球藻的试验。试验报告称:“每人每天吃 1 公斤小球藻浓缩液可以少吃 4 两大米,10 天后参加试验的 8 个人,有 5 个人体重分别增加 了 4 两到 4 斤”。于是云南开始大力推广小球藻代食品,要求各食堂用小球藻伴主食。
吉林大学畜牧系对于小球藻的研究报告称:小球藻的蛋白质含量达 40%,脂肪 30%,碳水化合物有 15% 左右,营养成分比大麦、大豆都要好。所含的蛋白质相当于鹅蛋的五倍,花生仁的二倍。按每年每亩可产小球藻干粉 12000 斤计算,它的蛋白质含量就相当 40000 斤大麦, 或 31000 斤麸皮,一斤小球藻营养液的营养价值两斤半细糠或一斤半麸皮。
一时间小球藻倍受青睐,为推广小球藻和其他粮食代用品的指示直至各地。全国迅速掀起了一场大办小球藻的热潮,机关、学校、工厂、街道普遍建起了培养小球藻的水池,城市居民也利用家中的瓶瓶罐罐培养小球藻。虚无渺茫的小球藻一下子从猪的辅助饲料进入了百姓餐桌。据史料记载 1960 年 11 月底,全国共有 27 个省、市、区 (除台湾、西藏外) 都程度不同地进行了培养和试制小球藻,不少工厂开始批量生产,全国各地也出版了大量介绍如何培养小球藻的手册。
与此同时,中科院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大办粮食代用品的建议》,其中指出:经过几个月的研究,已有几种代食品试验成功。这几种代食品,既有营养,又无毒害,原料丰富,做法简便,可以分别情况,大规模地推广。如橡子仁、玉米根、泡泡磨磨就能吃,应抢时间推广下去。还有人造肉精、叶蛋白、小球藻、扁藻、藁秆、小麦和玉米粉、橼子、鸭跖草等,都可以作为代食用。
报告预测全国带壳橡子一年大约有 80 亿斤,橡子仁一般含 43%-60%的淀粉,每 100 斤橡子去壳后,可以提取淀粉 30-50 斤,如果以全国橡子产量的 20%来提取淀粉的话,即可得淀粉 6-7 亿斤。中科院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两个研究所从 20 种树叶、野生和家生植物叶子中提取了叶蛋白,每百斤鲜叶子可以提 2-10 斤干蛋白,其蛋白质含量达 50%-70%。至于秸秆,全国一年估计有 6000 亿斤,如果以 10%的秸秆利用来做能吃的东西,按每 100 斤出代用粮 20 斤计算,仅此一项就可替代 120 亿斤粮食。中科院估算一亩地的玉米根可碾粉 50 斤以上,如果能在全国普遍推广,以玉米根、小麦根的 20%做根粉的话,全国可得几十亿斤的粮食代用品。
中科院昆虫研究所搞出了可食昆虫 1200 多斤,立即向全国推广,专家们认为 “采食昆虫是补充营养的一种途径”。在发明的众多的代食品中,最受人欢迎的是用酵母菌的菌体做成的代食品——“人造肉精”。即先将淘米水、涮锅水、菜叶、烂水果和各种无毒的树叶、野草、野菜、农作物的根茎叶、酒糟或造纸、制糖工业废水等,加温到沸点后制成培养液,然后将菌种放在培养液中培养,保持 20°C 一 30°C 的温度,两三天后培养液上面会繁殖成一层白膜。白膜在 50°C-60°C 的温度中溶解成糊状,冷冻后就成为“人造肉精”。由于宣传舆论的炒作,“人造肉精” 被吹的神乎其神,宣传中也加以肯定:”人造肉精”和小球藻等代食品的营养成分比粮食还要丰富的多,吃了还可以预防和治疗浮肿病和其他一些疾病”。
据轻工业部、商业部、化工部等部门 1961 年 4 月 15 日统计,全国共生产人造肉精干粉 479 吨,其中轻工部第一批试点厂济南酒精厂、沈阳啤酒厂等 10 个重点厂就生产人造肉精 446 吨。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 10 个城市共供应人造肉精 195 万斤。由于当时物资奇缺人造肉精一度成为奢侈品,作为高级干部的特供品,普通百姓很难吃到。
地方上的科研机构也不甘落后,河南省科研部门对玉米皮和红薯秧的 “营养成分” 进行鉴定,其结论是:玉米皮、红薯秧作为代食品质量很好,适于人体食用。其中玉米皮含水分 7.09%,蛋白质 3.92%,淀粉 33.36%,糖 1.62%,粗脂肪 0.44%,红薯秧含水分 39%,灰粉 1.84%,淀粉 63.17%。
湖南省电力学院发明了用稻草粉和面粉各 50%制成馒头,声称 “经过医学院化验,营养价值超过北京标准面”。湖南、四川、广西等省份采取石灰水煮稻草方法研制“稻草淀粉”,宣称“稻草淀粉” 含量达到 30%至 80%。
之后于 1960 年 1 月下发了《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
文件一开头就指出:立即动员广大群众,开展一个大规模的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是当前全党全民的一项紧急任务。文件中称我国人民历来有采集、制造和食用代食品的习惯和丰富经验。最近经过科学研究部门的研究、试验、鉴定和改进,新提供了若干代食品的制造方法,如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秆曲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 (一种食用酵母),小球藻,红虫等等。
在文件指示下全国各地都开始想方设法利用代食品,如四川铜梁县用代食品生产了糖果 33 万斤、糕点 19 万斤,投放市场销售。重庆市在国营饭店供应叶蛋白汤圆、小球藻羹汤、人造肉精水饺等多种代食品,居民纷纷购买。云南省利用 70 吨小球藻液生产成冰棍、稀饭、汤等代食品,投放市场后迅速销售一空。据河北省 1961 年 3 月统计,全省共收集各类代食粉 9.8 亿斤,青代食 11 亿斤,制造高级代食品 881 万斤,全省共有 17 万余个食堂吃上了代食品,日食多者 5 两,少者 1 两。
玉米包在平时是弃之不用的,可这时却成很好的代食品原料。河南省清丰县马村人民公社的食堂发明了玉米包制淀粉的方法,立即向清县委报了喜。清丰县委随即将玉米包制作淀粉总结出了三大好处:一是大大增加了粮食,每亩玉米按 1800 棵计算,收获的玉米包可做淀粉 183 斤,能顶粮食 122 斤,清丰全县共种玉米 24 万亩,可得粮食 2928 万斤。二是玉米包的淀粉含量为 30%,含糖 3%-5%(据说这是河南省粮食厅化验的结果),还含有一部分脂肪,它能增加耐饥能力,增加营养,使人们身体健康(这也是当时的惯例,凡发明一种代食品,就宣称其如何有营养,如何有益健康)。三是大大方便了生活,这种淀粉加 30% 的粮食面粉能做 10 多种馍饭,能做 30 多种糕点,而且操作简单易推广。随后清丰又试验出了绿豆秧磨粉、红薯秧磨粉、高粱秸皮加工成淀粉的方法。
山西垣曲县,喊出了 “向高山阔地进军,向千草万木要宝” 的口号,开展了采集、加工、利用野生植物的群众运动。据统计,该县利用葛根、瓜蔓、橡籽提取淀粉 8200 公斤,利用苍耳籽、漆树籽等榨油 515 公斤,利用荆叶、荆芥、柏叶、野艾、野蒿提炼出芳香油 694.5 公斤,沁源县组织了 850 个突击队,专门收小秋 。采集下山果、山梨、橡籽、马茹和各种树叶共 650 万公斤 。阳泉市各公社、区采集野植物原料 2400 余万公斤,其中可作代食品的原料就有 750 万公斤,全市平均每人 15 公斤。
黑龙江省海林林业局覃万春同志来信说:他们单位在端午节杀了两口猪,肉里有许多米状颗粒。据说这是 “米身猪”,肉不能吃。不知这些说法对不对?为什么会有这种猪呢?
我们特请农业部兽医处王德镛同志写了这篇文章解答。编者
“米身猪” 的由来
“米身猪” 又称 “豆猪”,也就是囊虫猪。囊虫猪的肉里分布有一种米粒或豌豆大小的有钩绦虫的幼虫——猪囊虫。
病从何来
猪沾染囊虫病,是由于猪吃了患有钩绦虫病人的粪便中的绦虫节片或虫卵。猪吃了带这种虫卵的蔬菜,也会得这种病。有钩绦虫的成虫,像阔面条一样,长约二至三米,由八、九百个节片连接而成。这种虫在人小肠中长大成熟时,一方面在头节二节之间不断生长新的节片,一方面尾部有不断成熟的节片脱落,随粪便排出人体。这种脱落的节片叫妊娠节片,一般一个节片有虫卵三万到五万个。猪吃了这种节片,二十四到七十二小时后,卵壳在猪十二指肠或空肠中破裂,孵出小的六钩幼虫,每个幼虫又逐渐固定成一个囊胞。幼虫穿破猪肠壁进入血管,随后侵入猪体各部的肌肉中。舌、喉头、腹、横隔膜、胁下、颊、颈、胸、肋和后腿等处肌肉中最常见。从猪吞入虫卵到肌肉里有囊虫,要经过三到四个月。每一个囊胞中的小白点即是一个绦虫的头节。这个头节在人肠子里能长成一条二到三米长的有钩绦虫。人误吃了未经过处理的带有这种囊胞幼虫的猪肉,就会感染上这种寄生虫。囊胞幼虫在人的肠内约十个星期就成为可以排妊娠节片的成虫。绦虫患者一般表现为:消化不良,腹泻或胀痛,有时作呕,严重的面黄肌瘦,贫血。在已有这种寄生虫的地区,如果不严加防治,钩绦虫就会在人和猪之间循环传染,扩大蔓延。
有哪些症状
猪舌头的肌肉如有囊虫寄生,猪的舌头麻木,它采食的时候有些不正常;如寄生在喉头肌肉,病猪声音变哑,呼吸急促,时常咳嗽;如寄生在肩胛肌肉,病猪前肢跛[bǒ]行;如寄生在脑中,猪会发生癫癇[xián]抽痉。总之有囊虫寄生的猪营养不良,贫血,生长受妨碍。
对于囊虫猪,河北定县一带农民从以下几个方面判断:1.舌下有青色半透明粒状东西。2.眼结膜有青色颗粒或充血。3.胸颈较粗大,呼吸困难。4.尾端粗大而圆。
能不能吃
囊虫猪的肉供不供人食用,根据肉品检验部门规定,如在四十平方厘米肌肉上有三个以上囊虫,一般不供人食用,但可以加工成肉粉和油脂。**如在三个以下,人可以食用,但一定要经过冷冻或加热处理。**根据试验,在摄氏零下十度,经过七十二小时,囊虫就死了。能把猪肉煮得熟透的温度,也可杀死这种囊虫。囊虫肉经过低温后再切块煮熟,对人就更不会有什么危害了。
有的地区农民,有用盐处理囊虫肉的办法。据他们的经验,把肉切成二、三斤重的小块,腌二十多天,囊虫就可被盐杀死。
怎样预防
据了解,目前还没有特效药品治疗这种寄生虫。要杜绝猪囊虫病的危害,应彻底贯彻防重于治的方针,注意以下几项预防措施:
一、彻底驱除人体内的有钩绦虫成虫。在猪囊虫病流行地区,更需广泛开展人粪便的检查,并进行根治。二、把猪圈起来饲养,不让它吃到人的粪便。三、人粪经过生物热发酵处理,杀死虫卵后再作肥料用。四、猪饲料和饮水应注意清洁,不要沾染绦虫卵。五、在有习惯设置连茅圈(厕所和猪圈相通)的地区,应当特别注意预防工作。从防止体内寄生虫传播说,我认为,连茅圈害多利少,不宜提倡。六、严格执行屠宰肉品检验制度,按规定处理这种猪肉。
1962 年 7 月 27 日《人民日报》
分两段截图的
计划经济时代只有 “食物短缺” 问题和 “食品卫生” 问题。没有 “食品安全” 问题。
人类的追求总是逐级攀升的。最先追求的是温饱,然后追求的是口味,最后才追求品质和安全了。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是在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开始追求食品口味的过程中出现前。它大致上出现在 20 世纪末,21 世纪初这个阶段。
而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视野还没到肉眼看不见的范围,只能看到一些眼前直观的东西。如杀虫卵,除四害,勤洗手,不喝生水等等粗浅的卫生习惯问题。当年我国主管卫生问题主要归口部门是卫生部,而卫生部多年来主管卫生问题也确实做了不少工作。诸如四害的灭除,推进自来水清洁水源到户等等。直到食品安全问题逐渐发酵后,我国才在卫生部下面成立了专门负责管理食品问题的部门。到了 2013 年,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了重要的民生问题,食药局作为一个副部级部门,再委身于卫生部管辖下难有所作为,因此国务院花了一些代价把食药局从卫生部里独立了出来。
按照现在食品安全的概念来看,计划经济时代的食品是非常非常不安全的,举几个例子。
(前方高能!以下一些图片可能会引起观看者的不适。)
米猪肉实际上是猪肉绦虫的虫卵。80 年代之前出生的城市人可能还会这个有印象,那时候早上去菜场买菜去晚了,好的肉卖完了,只剩 “米猪肉” 了。去得再晚一些的话,就连米猪肉都卖完了。
我的印象里,在 90 年代之后,米猪肉就逐渐开始消失了。而现在国家建了猪肉流通追溯体系,全产业链管理,这样的寄生虫猪肉会被挡在体系之外,无法进入流通领域。
可能有些人还记得小时候见过这样的情景:
未处理过的生粪,直接用来肥田。
后来化肥厂多起来之后,生粪直接肥田的现象逐渐消失了。和它一起淡出我们视野的还有这些:
蛔虫药的市场也逐渐小了。这两者看上去好像是两个事情,但是却有很紧密的联系。
生粪肥田帮助蛔虫补全了完整的生活史,而掐断了粪到食物的接触通路,就能大大减少人类接触蛔虫的机会。
因此,现在的年轻人,你们不用磕打虫药,一定感谢化肥厂!
虫子讲多了反胃,说点别的。
在用上自来水之前,城市里淘米、烧菜等等用水都是取自天然的公共水源,如河水、井水等等。当然,这些天然的公共水源还可以干别的,比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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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让家家户户都用上自来水,当年算是大功劳,也是大工程。
1949 年时,全国 60 个城市有自来水供水设施,日供水量只有 186 万立方米;
1978 年,全国 467 个城市的日供水能力达到 6382 万立方米;
而到 1998 年底,全国 668 个城市,13922 个城镇,日供水能力总计达到 23000 万立方米。可想而知当年很多人用不上清洁水源的年代,饮水本身就是一个风险。
其实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很多古老的传统,诸如吃蕨菜,储备大量腌制食品,用毛油烧菜等等传统社会留下来的习惯。从食品安全的角度讲,这些传统习惯都经不起推销。而未来时代的进步将会逐渐改造和淹没这些传统。
最后,作为食工出身的秀一下习惯:
在那个时代,很多猪肉里,猪的体内都长了寄生虫,当年猪患寄生虫病的比例远远高于现在!原因是当年国家曾推广 “粪便养猪” 养猪法,推广用人或牲畜的粪便作为猪食、猪饲料去喂猪的生猪饲养方法!所以当年很多厕所、茅坑建在猪圈的上方,以便猪能及时、方便地吃到人拉的屎。不信的话,就请看下面这两篇文章:
摘要:这种 “肥猪粉” 是用甲基硫氧嘧啶、大黄末和淀粉混合制成,每次喂猪一克,一天两次。它能抑制动物甲状腺机能,使新陈代谢降低,所以用来喂养成年的生猪能够达到肥育的目的。但是这种 “肥猪粉” **不能用来饲养六个月以下的幼龄生猪,否则将使幼龄生猪的甲状腺机能减退,停止发育。现在安东等地的制药厂正在准备生产这种 “肥猪粉” 或“肥猪片”。**肥猪粉的价格便宜,使用方便,一头猪在宰杀前喂养五十天,总共才花二角多钱。
食品安全,人命关天,所以,现在对 “瘦肉精” 猪,十分痛恨,也感慨市场经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然而,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吃的也不完全是绿色食品,也曾经吃过各式垃圾猪,当年虽然避免了 “金钱至上” 的毒害,但食品科学知识的匮乏和政治运动的推波助澜,也留下了值得很多反思的错误做法。比如《人民日报》报道的喂猪的这些做法,现在看来荒唐可笑,那时是作为先进经验推而广之的。
一、“粪猪”
“粪猪” 就是吃过各种动物粪便的猪。《人民日报》记载了猪可以吃的粪分别是鸡粪和牛粪。先看鸡粪:
鸡粪喂猪效果好
鸡粪一向被用于肥田,现在上海郊区已有 30 个公社的 240 个饲养场开始用鸡粪喂猪。猪饲料中掺合一定比例的鸡粪,有两点好处:一是节约了粮食。经试验,一般能节省粮食 30%。二是成本低,经济收益大。
把鸡粪作为饲料是有科学依据的,经测定,干鸡粪中有未消化的蛋白质百分之十二至十四,并且含有较多的 B 族维生素,粗脂肪的含量与大麦相等,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是玉米和大麦的 60%。
(原载《人民日报》1980 年 10 月 6 日)
鸡粪喂猪的好处新闻里做了介绍,主要是成本问题,可以为社会主义节约粮食。下面的牛粪喂猪的新闻里,粪猪的精气神完全可以和绿色喂养的山地猪媲美,专家也专门介绍了牛粪的营养价值,极有科学依据,让人感觉牛粪仅仅喂猪真是暴敛天物。
耕牛变成了猪的 “饲料加工厂”
广东重庆推广牛粪喂猪
据新华社广州 3 日电 广东省鹤山县最近普遍推广采用牛粪代替一部分精饲料喂猪。这个县各地采用牛粪作主要饲料养猪已近一个多月,普遍反映猪的食欲旺盛,猪身红润,发育良好,比用精饲料喂的猪,长肉比较快些。
目前各地用牛粪作饲料喂猪的办法是:配合少量糠、青饲料和生盐。一般的比例:牛粪一百斤,糠二十斤,青饲料四十斤,生盐五两。最初使用时牛粪可以少些,然后逐渐增加。喂养方法是先将牛粪煮沸,蒸发去腥臭气味,同时弃掉沙泥杂质和面上浮起的泡沫,然后放上其他饲料一齐煮。这样可以消毒杀菌,防止传染病。
据新华社广州 3 日电 广东省正在全省范围内推广鹤山县用牛粪喂猪的经验。
为了找到牛粪喂猪的确切科学根据,这个省农业厅、华南农学院和华南农业科学研究所曾派出畜牧教授、技师、技术员等多人组成工作组,在鹤山县进行了实地观察和系统的调查研究。
根据分析,牛粪内含有胡萝卜素、维生素乙、各种酵素和微量元素等,它的营养价值主要在于维生素的补充,能增进猪的食欲,刺激猪的生长,特别是促进小猪的生长发育。用牛粪和统糠喂养的猪,皮色特别显得光泽润滑。牛粪内含有带有粘性的牛的肠胃的分泌物,能帮助消化,使猪大便正常,不发生便秘。养猪业的严重威胁是小猪下痢,鹤山县推广牛粪喂猪后很少发生小猪下痢现象;是否牛粪能避免这种症状,尚待研究证实。
用牛粪喂猪还能大量节约用糠量,降低成本。鹤山县使用牛粪后,用糠量比原来用量减少了一半到三分之二。据分析,牛粪还不能完全代替精饲料(蛋白质),如将牛粪当青粗饲料使用,与适量的青饲料、精饲料配合使用,作用更大。
鹤山县普遍推广牛粪喂猪以后,养猪和养牛业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去群众对多养猪总强调缺乏饲料,顾虑很多。现在各农业社养猪计划自动增加几倍到十几倍。现在,耕牛被群众看成是 “饲料加工厂”、“猪的饲料基地” 后,长期排挤母牛、小牛、弱牛和只图使役忽视繁殖等不顾长远利益的倾向,立即扭转过来,普遍出现了爱护耕牛、重视繁殖配种的新现象,饲养员工分不合理的也得到适当修正。
本报讯 重庆市井口农场和金星农业社试验用牛粪喂猪获得成功。用牛粪喂的猪比用一般饲料喂的猪还长肉快。
重庆市农林水利局根据新繁县农民用牛粪代替糠麸喂猪的方法,在井口农场和金星农业社等处进行实验。他们将新鲜牛粪用 2%的苏打发酵约四一八小时后,掺在煮好的青饲料内。开始时每十斤青饲料加牛粪两斤,以后可逐步将牛粪增至五斤。如果是干牛粪,就打成碎末后用 2%的温热苏打水浸泡一小时,再加点食盐掺在煮好的青饲料内。
井口农场用一窝生的五头猪作试验,三头用新鲜奶牛粪喂,平均每头每日增重一斤十二两六钱;不喂牛粪的两头猪,平均每头每日增重十五两三钱。
据井口农场和金星农业社的试验,奶牛粪,水牛粪,黄牛粪,已经干了的牛粪,都可以喂猪,但以新鲜牛粪发酵后喂猪最好。大猪小猪都可以喂牛粪,但猪越大增重越快,猪小增重较慢。用牛粪喂猪的办法将在重庆市逐步推广。
(原载《人民日报》1958 年 4 月 6 日)
二、“泔水猪”
厨余垃圾喂养的泔水猪,因为泔水富含细菌,猪吃后容易生病,并且猪的肉质明显变差。看看下面新闻里的泔水猪的数量,真替首都人民担心。
变废为宝 泔水养肥猪
北京城市居民和饮食、副食等部门职工配合收集员收集泔水,支援农村养猪事业
新华社讯 北京市城区和近郊区人民群众积极收集泔水,支援农村发展养猪事业。从一九七○年开始,到去年年底,共收集泔水十九亿三千万斤供应郊区五百个集体猪场,按每三十斤左右的泔水折合一斤饲料粮计算,共为社队增加六千多万斤饲料粮。仅一九七六年收集的泔水就有三亿九千万斤,可饲养肥猪四万多头。
分布在北京市的七个城区、近郊区和通县的四十一个支农饲料站,共有八百多名泔水收集人员。他们不怕脏不怕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挨门串院收集泔水,支援农村社队多养猪多打粮。
北京广大城市居民和饮食、副食行业等部门的职工,积极主动地积攒泔水,并配合收集员做好收集工作。东城区土儿胡同居民委员会干部,发动家家户户把瓜果皮、菜下脚、淘米水、煮面汤以及剩菜剩饭,都积攒到泔水缸里,“变废为宝”。北京市许多区委和街道党委很重视泔水收集工作。很多领导干部亲自参加劳动。陶然亭街道党委书记谷子禾和收集员一起掏泔水。有时,他自己拉车运送泔水。他对支农站的职工说:“在华主席领导下,普及大寨县运动热火朝天,我们支农站职工要和全国、全市人民一起,为支援农村加劲干!”
(原载人民日报 1977 年 3 月 30 日)
三、“肥猪粉猪”
在缺乏动物性蛋白和脂肪的年代,人民嗜好吃肥肉,可这肥肉是怎么来的呢?让猪吃 “肥猪粉”,主要成分是甲基硫氧嘧啶,可以抑制甲状腺激素的合成,让猪少代谢、多长肉,这些药物残留猪体内,对人有没有害处呢?
猪吃 “肥猪粉” 一天长一斤
长春畜牧兽医大学等单位用一种肥猪粉来喂养成年生猪,每天能增长一斤多肉,肉的质量也很好。
不久以前,在国营长春食堂举行了一次有五十人参加的猪肉尝味鉴定会,有经验的厨师用喂过和没有喂过肥猪粉的两种猪肉,用同样的烹饪方法做成红闷肘子、扣肉等十几样菜肴,供参加鉴定会的人品评。大家认为,这两种猪肉做成的菜同样好吃;用肥猪粉喂养的猪肉,脂肪更厚,更细嫩可口。经过研究单位组织切片分析,证明用肥猪粉喂养的猪,肉里的含水量比没有喂过肥猪粉的猪少 6%左右,但是蛋白质和醣的成分增多,脂肪厚,出油率高,脂肪的凝融点和普通猪的脂肪相同。同时,猪在吃了这种肥猪粉以后三天,肥猪粉药性就会消失,猪肉完全可以用来加工罐头或者出口。
长春畜牧兽医大学和长春市食品公司,一年多来,用不同分量的肥猪粉掺拌饲料,先后喂养了四批共三百二十九头生猪,结果证明,用千分之二克甲基硫氧嘧啶配制的肥猪粉,喂养的猪长膘最快最好,五十天可长六十多斤。不用肥猪粉喂养的猪,同时期只长二十七斤。
这种肥猪粉是用甲基硫氧嘧啶、大黄末和淀粉混合制成,每次喂猪一克,一天两次。它能抑制动物甲状腺机能,使新陈代谢降低,所以用来喂养成年生猪能够达到肥育的目的。但是这种肥猪粉不能用来饲养六个月以下的幼龄生猪,否则将使幼龄生猪的甲状腺机能减退,停止发育。现在安东等地的制药厂正在准备生产这种肥猪粉或肥猪片。肥猪粉的价格便宜,使用方便,一头猪在宰杀前喂养五十天,总共才花二角多钱。
(原载《人民日报》1958 年 1 月 5 日)
我是从下面这篇文章中得知这件事的:
标题:“美味” 的痘猪肉,作者:雷庆林,转自 “搜狐” 网“文化”频道的这个网页:http://www.sohu.com/a/222990793_99944427
1968 年秋季,我下乡到北镇县赵屯公社营盘大队当了一名知青。(北镇县隶属于辽宁省锦州市。——楼主附注) 从此,我和同学们就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完成着从中学生到农民的艰苦蜕变。
刚下乡时懵懵懂懂的,和社员们一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在伙食上,除了苞米面大饼子、高粱米饭,偶尔的也能吃一顿香喷喷的大米饭。因为下乡时,我们 “青年点” 没有自留地,因此只能吃生产队分的白菜、萝卜、土豆这些蔬菜。至于肉类,简直是少之又少很难见到,只能过年过节时,买些肉解解馋。(楼主点评:这里所说的 “青年点” 应该就是指著名的 “知青点”,即“知青安置点” 的意思)
刚到农村时,好几十个同学被分配到各个生产队,那时的 “青年点” 是小“点”。1970 年,可能是出于方便对青年的管理吧,将各个小 “点” 合并,成立了一个大 “点”。这是过去废弃不用的大队部,男生住西屋,女生住东屋,中间是厨房。门前有很大的一块空地,正好可以用来种些蔬菜。虽然同学们都在一个“青年点” 住着,又在一个锅里搅马勺,但仍然要各回各的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
为了解决副食品不足的问题,同学们商议着是不是养头猪啊,这样就可以解决吃肉难的问题。剩下的饭菜,加上这么些同学,每天收工回来,一人割一把猪草,饲料的问题就解决了。此建议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拥护。同学们仿佛看到了养大的肥猪,以及餐桌上用猪肉烹制的各种佳肴。禁不住美好远景的诱惑,有的同学挠着头发直咽吐沫,好像已经吃到了香喷喷的猪肉。
好几十人养一头猪似乎容易些,这头猪也挺争气,很快就长得膀大腰圆,膘肥体壮。临近春节,大伙就商量着,这头猪是不是该杀了,也该改改馋了。消息传出,同学们欢呼雀跃,好像是要过一个什么盛大节日似的,都盼望着能吃上一顿饕餮大餐。
郝富良自告奋勇,要当 “刽子手”,捆猪的、烧水的,同学们各司其职。老郝拿着磨的铮明瓦亮的杀猪刀,运足力气,信心满满的向捆绑在桌子上的猪心捅去。猪身上溅了不少的血,猪却没有死。在同学们疑惑的目光注视下,他又捅了第二刀,这头猪的生命力可谓强矣,仍然未死。有的同学戏谑地说:“老郝,怎么搞的。你看猪还没死,瞪着眼睛瞅你呢。” 听同学们这么一说,他心里也有些打怵。拿刀的手竟然不由自主的颤抖起来。
见此情景,胡春广说:“干脆把它打死得了。” 于是,他拿了一个镐把,照着猪脑袋猛打了几下,那头猪才不情愿的,慢慢的闭上了眼睛。尽管手段有些残忍,但想尽快吃上猪肉的迫切心情,比使用什么手段重要的多。
水早已经烧得滚开,连烫带刮的退完毛,桌子上躺着的是一只白花花的白条猪。忘了是谁,用尖刀在猪的后腿一个部位割了一个口子,然后用一根铁钎子插进去,向猪身上四处捅。再找一个肺活量大的同学,在刀口处用力向里面吹气。直到把猪吹得鼓鼓的,才算完成了开膛破肚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
开膛破肚,大卸八块,然后把猪肉放到大铁锅里面煮。这时,同学们才发现,这是一头痘猪。猪身上的痘多到什么程度?这么说吧,锅底一层痘,足有 2、3 斤。拎起一块肉,痘会噼里啪啦的往下掉,看着都让人恶心。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想到猪身上的那些痘,以及吃猪肉时的情景,都有一种要呕吐的感觉。但很久没有见到荤腥的同学们,已经顾不得那么许多了。简单的把猪肉表面上的痘扒拉掉,至于肉里面看不到的就不管他了。拿着肉片,蘸着农村自己家下的清酱吃了起来,吃得那个香啊,早把吃得是痘猪肉这码事儿,忘到爪哇国去了,那才叫大快朵颐。
猪所以长痘,可能是吃了带有病毒的食物而引起的吧。据说,人吃了痘猪肉,容易得绦虫病。(楼主附注:“痘猪肉” 就是长了一种名叫绦虫的寄生虫的猪的肉,这种肉中有呈黄豆样大小不等,乳白色、半透明的水泡,像是肉中夹着米粒,所以又称作 “米猪肉”) 或许是那时我们都年轻,体力壮,吃完了痘猪肉,竟然没有一个得病的。那时,人们的吃饭问题都很难解决,哪有那么多的粮食喂它啊。有的同学开玩笑的说:“人在那儿拉屎,猪就在旁边瞪着眼睛等着吃呢。你说,这样的猪能不得病吗?” 虽然是玩笑话,但这确实是真事儿。(楼主点评:猪的体内长 “痘”,长“绦虫” 这种寄生虫是不是因为猪吃了人的屎才造成的,当年这些知青并没有做过认真、严谨的调查,只是随口猜测说是因为猪吃了人屎,所以作者在这里又说这是“玩笑话”)
同学们把肥肉炼成油,准备以后炒菜用。至于那些痘猪肉,仍然舍不得丢掉。也不知道吃了多长时间,这条痘猪终于被同学们干净、彻底的消灭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虽然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但那次吃痘猪肉的往事,仍然存留在我们不泯的青春记忆里。
作者简介
雷庆林,抚顺市作家协会会员,男,1950 年生于抚顺,曾在企业任宣传干事、宣传教育主任、区文明办主任、乡镇党委副书记、党校副校长;爱好读书与写作,有多篇小说、散文、诗歌、随笔、杂文、游记等发表于省、市、区级报刊、杂志。
90 年代时的雷庆林。照片来源: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landingsuper?context=%7B%22nid%22%3A%22news_9717743727634195027%22%7D&n_type=1&p_from=3
我上中学时候,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文章《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
这篇文章原本是 1960 年《中国青年报》的通讯稿,讲述了发生在 1960 年 2 月 2 日夜、山西省平陆县的一起集体食物中毒事件。
文章重点讲述了山西、河南和北京三地的有关单位,以及解放军空军,如何争分夺秒积极联系寻找特效解毒药,采取夜晚空投的方式救人的过程。
但没有讲述他们为为什么中毒和最后的调查结果这起事件。
实际上,这起事件并不是采用了不合格、变质腐烂的食物原料,而是阶级敌人故意投毒。
不知道这算不算食品安全问题
其实是有的,我爷爷生前我俩特别喜欢聊那个时候的事情。
早年他老人家又是建筑工人出生,瓦工,木工,油工都做过,没一个是不要体力的,没了体力就要热量补,那年头高热量的东西少,他老人家最馋的还是肉,尤其是肥肉,一大片可以一口吞下去。
但是那年代肉凭票按量,根本吃不够,有时候馋得不行,我们那儿得肉联厂有时候卖 “高温肉”,不要票,还用高压锅炖得烂,很好吃,他老人家就去买,买了回来吃。
实际上,高温肉就是 “痘猪肉”,当时的猪大多散养,饿了就去拱厕所,吃了含有绦虫卵的粪便就成了痘猪,所以痘猪很普遍,有了这种绦虫,它的肉里有米粒或豆粒大小的绦虫卵,而这种绦虫,可以人畜交叉感染。
但是猪肉是俏货,肉联厂也不愿意把它扔了,就用高压锅去煮这种肉,其实只要有初中生物知识就知道,绦虫卵比较耐高温,有时是煮不死,吃了就会得病。
这绝对算是在食品安全问题上走钢丝的行为。
还好,我爷爷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大概也是因为他建筑工人身体好把。
爷爷一辈子老实肯干,60 年代还因为工作勤恳得了肺病上过庐山工人疗养院,他给我讲这个的时候感觉还挺怀念那种吃 “高温肉” 的滋味的。
后来我想想,大概是怀念当初没肉吃的时候突然来一口吱吱冒油的肥肉的感觉把。
这种 “高温肉” 目前已经找不到了,因为痘猪肉就不会流入市场,直接会当病猪肉处理掉,可以说这玩意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了 “历史名词”。
现在爷爷走了两年多了,我每年回家去墓前看看,都会带瓶好酒,带点卤肉卤鸡啥的放着,他老人家这 30 年代出生,一辈子也算啥都赶上了,到老了最大的爱好就是好喝两口,吃点好的,我弄点这个,如果他老人家看得到,应该会开心的。
网上找到的一个当年公开销售的香精的空罐。
六、七十年代时,冰棍、汽水、蜜饯等食品中都含有大量的食品添加剂,而且是用现在最差的添加剂——色素、糖精和香精等调制而成的;当时国营的粮店里卖的大米很多是陈米,这类陈米中的毒素——黄曲霉素往往严重超标;地沟油倒没有,因为实在没有多少食用油变成泔水,不过棉籽油倒是不少;瘦肉精当然不用,那时唯恐买到的猪肉不肥、没多少肥肉(因为要拿肥肉熬油吃),但长了寄生虫——“猪肉绦虫” 的囊尾蚴的病死猪的猪肉——“米猪肉” 是经常可以在菜场里看到的。
六、七十年代时哈尔滨市松花江化工厂出品的 “香蕉香精 (食品用)
以及人造肉精。
在工业化生产大规模铺开以前,食品生产主要集中在小作坊,那时候吃的酱油,醋,植物油基本都是在卫生不达标的生产环境中产出的,估计连菌落检测也没有,也不会无菌操作,之所以没有被人诟病,主要是因为那时候吃饱还是个大问题,但计划经济时代食品问题是客观存在的,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到蛔虫了,但那个年代这可是个常见问题,根源就是食品卫生不过关。生产环境大概就类似下图这样。
食品安全的大幅度提升与工业化的普遍推开有很大关系,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工业落后,食品安全观念淡薄,其食品安全问题是比较突出的,虽然近年来发生了一些让人们心里不安的类似奶粉的食品安全问题,但这属于利益熏心以及监管不到位造成的,工业化时代的食品安全水平毫无疑问是大幅度好于计划经济的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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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个农药问题。农作物病虫害自古就有,计划经济时代也不例外。基于那个时代的科技,很多农药的使用都留下了重大隐患,其中最著名的就是 DDT。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第一大农药消费国和第二大农药生产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 DDT 为代表的有机氯农药曾经是中国的主导农药。我国在 1983 年禁止 DDT 作为农药使用,2002 年,刘建国等人发表的论文《中国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基本义务和障碍的初步识别》中显示,中国 DDT 的累计总量达到 40 万吨。
世界卫生组织发给《北京科技报》记者的一份关于 DDT 影响人体健康的最新文件,总结了世界各地 DDT 和人体健康相关研究的结果:DDT 具有神经毒性,可能导致肝脏功能紊乱,并在高剂量条件下损害肝脏。该物质可能导致肝癌,并且有研究报告发现,多种人体癌症的发生和 DDT 有关。DDT 作为一种激素类似物,能作用于人体。另外,由于 DDT 的亲脂性,容易在母乳中富集,这很可能威胁脆弱婴幼儿的健康。
(●—●) 也就是说,计划经济时代依旧有大量富含有毒农药的粮食被人吃掉,并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
这么老的问题居然出现在我的推荐中,一定是我出了什么问题。
对当年的事情多少还有些印象。
我吃过棉籽油。记得买回来要提前熬一下,然后油沫特别多。当然咯,当时也没人知道这东西有毒。
吃过米猪肉,也吃过死猪肉。没办法,便宜嘛。那理所当然的,也吃过打虫糖。
吃过用糖精色素做的冰棒。
这还是印象深刻的,没办法,小时候家里吃的东西,米是从老家亲戚哪里买的,菜是自己种的,鸡是自己养的,鱼都是旁边湖里打捞的。而因为家里条件不好,除了买点猪肉,很少在外面买吃的。
顺便驳斥一下有些高赞答主对计划经济的美好想象。
打个比方,按照计划,当国家给奶粉厂生产 10 吨奶粉的生产任务的时候,会给你 100 吨鲜奶的指标。
注意,只是指标,而不是送 100 吨鲜奶到你工厂门口,等你接收。
而奶粉厂拿着这 100 吨鲜奶的指标,就去找农资公司或者供销社什么的买鲜奶。
虽然是计划经济,也还是要花钱的,贷款嘛。所以,哪怕是改革开放之前,都有很多国有企业资不抵债,发不出工资。如果一切都是划拨来划拨去,都只是数字运转,那工厂怎么会欠债务,怎么会有三角债?
继续说回来,奶粉厂拿着这 100 吨鲜奶的指标,就一定能保质保量的收购到 100 吨合格的鲜奶吗?呵呵!
如果当年奶源紧张,你能买到鲜奶就不错了,还在这里挑剔蛋白质不够,菌落数超标啊,别要好吧,本地又不是只有你一个奶粉厂。
对于采购来说,奶源紧俏的时候,能买鲜奶回去,保证工厂不停产就是功劳,至于技术指标不行?和你有什么关系?
如果采购坚持原则,技术指标不够就不买。很好,你很有原则,回去就会被厂长分配去打扫卫生,采购你就别干了。
计划经济条件下,产品的销售与质量没有必然的联系。你这个工厂的质量好,对不起,一年也只有 10 吨的生产指标。质量不好,只要吃不死人,没关系,也有 10 吨的指标。
你觉得这种情况下,产品的质量能好到哪里去吗?
这还只是采购。
好,现在这批新鲜牛奶采购回来了,100 吨,质量很好。然后等这批牛奶进生产线的时候,只剩下 90 吨了,别问另外那 10 吨哪里去了,问就是损耗。
计划经济年代什么叫以厂为家啊,厂子就是家,那家里的东西,我多吃多喝多拿点不是很正常吗?
最后产量不够?不够你不会想办法啊!
供销社说奶粉的质量不好,不买了。不买,你不会想办法啊!
而这批不合格的奶粉到了供销社手里。嘿嘿,这是高档货,没关系的话,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
所以,你说这家奶粉厂会在意自己产品的质量吗?
那时候不需要安全。连观音土都可以吃的年代,还需要什么食品安全?
以前,大家只要一听见狗叫,循声望去,看见狗一边汪汪尖叫,一边追着自己的尾巴不停转圈圈,就知道那狗会很快就要死去,因为那狗得了狂犬病。发现狗就要死了,那可是难得的有口福,意味着马上有狗肉可吃了,虽然死狗肉始终有股奇怪的味道,无论如何都没有健康活狗的那种肉香,但人们还是绝对不会错过机会的,一等那狗倒毙,甚至都没等狗断气,就把那狗给杀了,因为趁热放血,味道会比死透了的比较好点。
现在,人们都知道这是病狗,有狂犬病毒,不能吃,那时候的人们,当然也知道疯狗有病毒,但架不住肚子饿啊,在饿死馋死之前,毒死病死那都是后事,两相其害择其轻,所以从来没有人为吃了病狗后面会不会被传染得病,只在乎能不能把它做的美味好吃一点。
按照乡规民约,打人家活狗是犯法的,被狗主人找上门,那就有得大架可打了,连锅灶都可能被愤怒的狗主人给掀翻,但捡死狗没事,很多狗,都知道是谁家的,但见它死掉的人都不会傻到去通知狗主人,而是迅速的拖进自己家,迅速的把它脱毛破肚,变成一盆肉之后,狗主人找上门,厚道一点的分点狗肉回去,不厚道的,连狗毛都不还一根也不算缺德。
可见,那时候的人们为了努力活下来见到明天的太阳,突破了多少伦常公理。在一切以活下去为原则的常规时代,食品安不安全,从来不是一个需要考量的问题。只有现在这个稍微饱胀的特殊年代,才会有把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上升到非常高度的位置。
对了,与吃死狗肉有可能感染狂犬病毒的严重后果相比,吃死人肉可不止只有僵尸病毒和朊病毒或者其他各种癌症肿瘤疾病,关键还冲击人类本身的道德底线,但那时候,谁还管得了那么多呢?
当然有!只不过是以匮乏的形式存在的。
讲几个小故事,都是真事。
我 1977 年插队时是饲养员,知青队养了鸡,鸭,猪,一次两只鸡死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跟知青队队长汇报,并决定把死鸡埋掉,队长是当地农民,他说,埋什么埋!能吃。说完就把死鸡拿回家了。
81 年我和几个同学去泰山旅游,在泰山顶上住一夜第二天看日出,旅馆很简陋,厕所是露天的旱厕,刚蹲下就听见屁股下面有动静,吓一跳,低头一看,一个大猪鼻子伸过来,TNND,厕所的坑后面就是猪圈,…。不能细说了。
也是我插队的时候,我们放饲料的库房里也存放着菜园子的农药,那时的农药主要有乐果,DDT(滴滴涕),666,后两种农药后来都禁用了,原因是残留毒效太长久。可是我们当时使用农药时是很随意的,我们嫌旱厕里的蛆太多,就把 DDT 直接倒到茅坑里,前面说到的死鸡就有可能是吃了什么毒物死掉的,那时粪便可是上好的肥料,…。说起来我们可是 “知识” 青年,菜园子里种的菜也是供我们自己吃的,完全没有毒效意识。
文革期间敌敌畏很容易买到,家里熏蚊子苍蝇都用那玩意,大都是在电灯泡附近挂一个布条,隔几天把布条在敌敌畏的瓶子里浸一下,那东西味道冲得狠,苍蝇能飞着飞着就掉地上死了。好多自杀的都是喝的那玩意,小孩很容易接触到这些毒物。
在 70 年代,食用油很匮乏,有的地方就用棉籽榨油,后来发现这些地方的怀孕率下降了,棉籽里含有棉酚,有杀精子的作用,这个我上中学时在 <十万个为什么> 里看到过,但是食用油太缺乏了,依然有的地方吃棉籽油。
76 年粮店里卖的面粉是捂过的,蒸的馒头像死面饼子,一开始以为是面没发好,后来几天都是这个样子,邻居们一说家家都这样,这才知道是这批面粉有问题,幸亏只是这批面粉这样。
其实这些故事跟计划经济没什么关系,只是那个年代太穷了,物质匮乏,吃都吃不饱,还管什么安全不安全!
2022.6.17
补充个小故事,大概是 1975 年间,我上高中时,班上团支部组织团员暑假假期里去一家食品厂学工劳动,内容是包糖,酥糖,偷吃糖果的事就不说了,虽然这个可能更有故事情节,只说一条毛巾。
我们刚去时厂家给了我们一条新毛巾,洗完手擦手用的,我们劳动前都会洗一下手,然后用毛巾擦干。劳动大概持续了一个多星期,每天大家围坐在糖盘周围,将糖果包上糖纸,扔到纸盒里,糖纸是玻璃纸。劳动简单枯燥,也没有定额,于是大家都一边聊天,一边干活,厂子里的工人不惜搭理我们,所以我们就单独在一个房间干活,毛巾就挂着那个房间的门上。单独的房间,偷吃糖果很方便哦!很快大家都不忌讳了,不过那玩意你也多吃不了几块,吃多了就腻了。
后来,到寒假了,我们又去这家厂子学工了,还是那个房间,那条毛巾也还在,不过毛巾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又黑又脏,一个女生都快骂街了,用清水都洗不出来了,第二天一个女生带来一块肥皂,又洗了一遍毛巾,总算能看得过去了。
我们不知道这几个月里这条毛巾经历了什么,谁在用它,总之,能用到这么脏也是够可以了!这是食品厂,直接入口的糖果。
后来,我们常说一句 “哲言”,不要看厨子做饭!
食品安全不仅受市场化 / 非市场化这一个变量的控制。
更多时候,他是一个与生产力挂钩的问题。
生产力不够,产量低,加工方式落后,存储条件差,卫生条件不足,农业生产资料不够先进等,都是影响食品安全与否的重要因素。
发霉谷物产生的黄曲霉素中毒
没有冰箱导致长期依赖泡菜所造成的亚硝酸盐危害
小农经济低下的卫生环境所导致的大肠杆菌问题
缺水少燃料导致的清洗和消毒不足
ddt/666 等难挥发农药、塞力散等高汞农药导致的大规模中毒
无处理的工业废水和城乡污水导致的重金属富集、卫生问题
肝炎等传染病集中爆发
这些都是几十年前中国食品安全面临的大问题。
也许人心是好的,没有制造不安全食品的主观意愿,但几十年前客观条件的落后这是无法否认的,这样的客观条件所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也是必然的。
这和是否市场化无关,和什么制度无关,和毛粉毛黑也无关。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生产力问题。
只要是一个合格的唯物主义者,就不难理解这一逻辑。
生产力提高了,物资丰富了,新鲜食品多了,交通便捷了,污水处理率提升了,新农药的普及,冷链的普及,家用冰箱的普及,自来水和燃气的普及等等。。。
“人心不坏” 还需要配合上上述生产力的提高,才能真正带来安全的食品。
计划经济时期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概念。中国要到 1979 年 8 月才由国务院发布了《卫生管理条例》,其中第一次提出了” 防止食品污染”,开始对于含有毒物质(包括工业三废、放射性物质、农药和其他毒物质)的危害人体健康的和原料作了禁止性规定,而同年颁发的刑法中则根本没有相关规定。食品安全犯罪一直要到 1982 年 11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才通过了《食品卫生法(试行)》才将食品安全问题上升到了法律层面。
而计划经济时期许多习以为常的作法,对于今天的人而言是难以想象的:
1、废水灌溉
计划经济时期,用工业污水进行灌溉是被当作一项先进经验在各地推广的,这一方面是为了追求增肥增产,另一方面则就是为了节省污水处理费用。在 1960 年 3 月,建筑工程部党组在《关于工业废水危害情况和加强处理利用的报告》中直接声称:” 用于灌溉的废水,处理标准可以低一些,排入水体的废水,标准就要高一些”。
如洛阳市在经过几年的污水灌溉后,到六十年代初已发现土壤污染现象,城市水源也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根据卫生防疫站报告,从 1962 年 4 月起,发现洛阳市水源中有六价铬和酚等毒物存在。在 30 个被检验的水源井中,有 13 个井遭受污染,其中含六价铬的有 9 个井,占检验井数的 30%,含酚的有 3 个井,占检验井数的 10%,兼含六价铬和酚的有 1 个井,占检验井数的 3.4%。而且,污染物含量呈上升态势。据化验,临涧水源六价铬的含量,在 1962 年 4 月至 9 月 5 个月内由 0.002 毫克/升,上升到 0.007 毫克 / 升,增加了 2.5 倍。[1]
西安东郊土壤中含汞量平均 9.90 毫克 / 公斤,哈尔滨灌区的马家沟含汞量为 3.46 毫克 / 公斤,沈阳市张土灌区、上海市川沙灌区、西安灌区的局部地区都出现了镉污染问题。据检土壤中最高镉含量达每公斤 3 毫克,大米中镉的最高检出值每公斤达 2.6 毫克,有的已超过日本患骨痛病地区的含镉量。不仅如此由于土壤、地下水和农作物的污染,污水灌溉地区居民的身体健康也受到影响。据辽宁省防疫站健康普查结果表明,沈抚灌区居民的肝肿大率、慢性胃病患病率和白血球总数增高率都明显高于对照区。[2] 同时发现在 1967-1977 十年中,当地崎胎率平均为千分之 11.34,而对照区仅为千分之 5.2,差距极其显著。
北京市石景山人民公社将 “首钢” 含酚废水与永定河水混合后灌溉农田,导致灌区浅层地下水受到污染,酚、氰含量均超过饮用水标准;西安市西、北郊污灌区发现浅层地下水水质恶化,水味变苦,色泽微黄,略带土腥味,细菌数目普遍增高;1971 年,郑州市某农药厂将未经处理的含有三氯乙醛等有害物质的废水直接排入灌渠,损害了 3500 亩麦田,其中 1500 亩颗粒无收;吉林市出现污灌稻米“发渣”;天津市污灌稻米颜色发灰;石家庄市污灌红薯黑心、煮不软等等。[3]
河北省石家庄市某些地区在 1963 年就发现污水干渠两岸 130 米的土地出现返盐现象,次年河北省各地污水灌溉农田已经出现土壤盐碱化和死苗的情况。1963 年唐山市女织寨公社由于污水灌溉农田出现部分土地返盐现象。1967 年春该公社土地盐碱化现象日趋严重,全公社 2.6 万亩耕地中有 1.93 万亩出现盐碱现象、465 亩基本绝收。赵田庄种的小麦发黄不长,不得不重新补种其他作物。时人描述为 “晴天时见地里一片白,走在上面卡吃卡吃的响”。
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石家庄对污水灌溉土壤的检测发现由于废水中酚、氰化物含量有所增加,有构 成对土壤污染的趋势,东明渠、西明渠呈轻度污染状态,化肥厂灌区土壤中砷平均含量达 14.63 毫克/公斤,处于轻度污染状况,铬的含量也随着污水灌溉年限递增。据河北医学院及河北省肿瘤研究所等单位在架城污灌区做了联合调查,结果揭示污灌区死亡率为 623.71/10 万, 显著高于净灌区的 557.22/10 万。污灌区的平均期望寿命男性较净灌区低 1.43 岁, 女性低 2.21 岁, 因肿瘤损失寿命污灌区的 3.76 岁, 而净灌区为 3.12 岁。恶性肿瘤标化死亡率为 155.45/10 万, 明显高于净灌区为 144.57/10 万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2、工业污染
根据 70 年代末的不完全统计,仅湖北、浙江、山东、江苏、贵州、辽宁等部分省、地区受工业三废 污染的农田面积有 200 多万亩,因污染每年减产粮食二三亿斤。其中浙江省 69 个县市中,三废污染严重的县市有 21 个、,金华地区有大小企业 460 多个,排出大量废水污染农田、鱼塘和富春江,仅衢州化工厂附近花园公社上祝一个大队即废弃农田 300 多亩。江苏省 1972 年到 1976 年因污染赔偿农业损失一千三百五十万元,仅苏州化工系统 1973 年因污染农田致使减产粮食就有一百多万斤。山东省淄博、潍坊、泰安、济宁、青岛五地市,三废污染农田 20 多万亩,约减产粮食一亿斤。
同时期的江西省大余县是一个受工业三废污染的典型。该县四个钨矿和一个钴冶炼厂排放的三氧化二砷、铅、锌、镉、铍、钴和放射性毒物,使全县百分之八十的灌溉水源受污染,约十万亩农田受害,其中六万亩减产。受害地区土壤板结,秧苗不发新根,最后枯死。轻的每亩减产一百五十至二百斤,严重的颗粒无收。为此大余县每年影响的粮食产量有一千多万斤,有三千多亩农田因污染严重而弃耕。内蒙古自治区原本有名的产粮社全巴兔公社,由于包钢在其附近修建尾矿坝,使二万七千亩土地严重盐碱化,粮食产量从四百六十万斤降到一百二十七万斤,社员平均收人从九十元降到二十元,有二千二百多名社员迁往他乡。
工业污染还导致了大量的牲畜中毒或死亡。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国工业含氟废气对农牧业的污染日益突出,其中内蒙古包头地区氟污染面积已达一万二千七百平方公里,牧草含氟高达每公斤 330 毫克,直接导致该地区附近羊只发病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其他大牲畜发病率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甚至远离包头一百多公里的乌拉特前旗,也出现七十万头牲畜里面发病四十七万头,一年死亡八万八千多头的情况。与此同时,甘肃省兰州市白银区氟污染面积达一千二百多平方公里,土壤含氟量每公斤高达 312 毫克,牧草 368 毫克,超过氟中毒剂量十倍,该地区死亡牧羊尸骨的含氟量高达每公斤 9586 毫克,比正常羊骨高十五倍。此外在污染严重的南方地区,农业耕牛也未能幸免。江西大余县全县因污染中毒死亡耕牛七千多头,现有耕牛发病率高达 65%,浙江省金华化工厂附近的秋滨公社六个大队,因受黄磷废水危害,造成耕牛死亡,经解剖,死牛胃内的饲草还在 “燃烧发烟”。[4]
湖北省大冶湖区二万多亩农田遭受重金属镉污染,生产的早、晚稻稻谷中含镉量高达每公斤 1.7 毫克。按每人每天吃一斤粮计,当地居民每人每周要摄入 2.1-5.95 毫克镉,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规定允许量的四倍。同时上海、沈阳、西安、株洲、哈尔滨等城市郊区,镉污染面积已达十万多亩,每年生产镉米几千万斤,局部地区已经出现了” 痛痛病 “病症”。另据中国农科院蔬菜所普查北京地区大部分蔬菜品种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含量偏高,食用后易在人体内形成强致癌物质亚硝胺,威胁人民身体健康。更为严重的是在一些地方,已出现农民身患重大疾病的现象,赣州钴冶炼厂大余分厂所在地东山大队二队,大多数社员患肝、肾病,十多年来没有一个青年被应征人伍。[5]
1974 年上海市委、市革委会向全市下发了《关于郊区工业 “三废” 危害情况和改进意见的报告》,报告称:据上海、嘉定、宝山、川沙、南汇、青浦、松江、金山等八县的统计,产生三废危害的工厂有 1211 个,约占八个县工厂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这些厂排出的三废中含有氰、氢、氛、苯、铅、酚、钍等十余种有害物质。每年排出的有害废水约 500 万吨。例如上海县杜行化工厂全部排入黄浦江的废水中,铬和硫酸氯钠的含量高达 1000 毫克 / 升,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2000 倍,青浦县城厢镇电镀厂使用山萘 (氰化钠) 等剧毒化工原料,每年排入河中的有害废水约有 6 万吨,以致河水中氰化物含量达 1 毫克 / 升,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19 倍。
另据 1975 年嘉定县革委会的汇报:该县产生三废的有 150 个单位, 污染多为利用市属工厂提供的下脚资源导致。其中生产废水的单位有 100 多个。废水总排量为 2200 吨 / 天,这些以汞、氰、铬酸、三酸、二碱为主的废水,都直接排入河道或土井。如外冈农具拉丝厂酸洗车间因直接向河道排放酸洗废水,该厂周围纵横三华里的河面受到严重污染。娄塘公社电镀厂含铬和含氰废水严重超标,河面被染成淡黄色,附近自来水厂的水质被迫停止供水。
3、农药残留
自 1950 年到 1979 年,我国共生产化学农药 635.6 万吨,而这其中高效低毒农药只占 93.8 万吨。也就是说从 1950 年到 1979 年,我国在农业生产中已经长期大量施用了高残留高毒性化学农药。其中还大量使用了剧毒的有机磷与有机汞农药。当时对于农药的滥用极其惊人,各地都有所谓打 “预防药”(有虫无虫定期打药)、“保险药”(从田间打到粮仓)、“功效药”(高剂量、高浓度)、“全歼药 ”(不分害情的混施药剂) 等过度施药、乱施药的做法,导致农药中毒事故频发。
而同时有机氯化学农药如六六六、滴滴涕等有机氯农药则被长期大量使用。它们的长期大量施用造成了对土壤和农畜产品的普遍污染。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国土壤中有机氯含量接近日本水平,农畜产品全部含有六六六,大部含有滴滴涕,动物性食品肉、禽、蛋等和茶叶、烟叶,有机氯含量超过食品卫生标准的比例达三分之一以上。其中北京市猪肉六六六含量最高达每公斤 6.7 毫克,滴滴涕 2.6 毫克,鸡蛋六六六含量最高达每公斤 7.1 毫克,滴滴涕 1.08 毫克,蔬菜从 1973 年停止使用有机氯农药,但仍普遍检出有机氯。河北石家庄地区小麦六六六含量最高达每公斤 1.31 毫克,滴滴涕 0.38 毫克,超标百分之二十以上,土壤六六六含量平均每公斤 0.4 毫克,滴滴涕 1.23 毫克,高于日本等国。另据中国农科院茶科所调查,全国十个产茶省茶叶中六六六平均含量达每公斤 0.405 毫克,超标百分之七十七,不同茶类中,绿茶含量最高,乌龙茶次之,红茶最低。此外长期大量施用高毒性农药还导致病虫产生抗药性、天敌遭到严重摧残的后果,从而破坏了农业生态环境,加重了农业病虫害。
1970 年浙江省金华地区因不合理施用有机汞农药西力生,导致严重药害和人畜亚急性中毒,甚至影响了外贸和外援,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在之后的调查中发现当地稻谷中的汞的最高含量达 9 毫克 / 公斤。随后浙江省有关部门又抽查了 30 多个县市的粮食 ,发现部分地区大米汞含量较高。
从 1971 年底开始,瑞士的几家企业先后反映从中国进口的干全蛋和冰全蛋中滴滴涕等农药残余量大大超过该国规定。其中,瑞士巴塞尔州化学所对从中国进口的冰全蛋的检验结果显示:六六六 + 2.HCH(LINDAN) 残存物的平均值 (18 个货样) 超过了允许限度的 18 倍,滴滴涕的平均值 + 代谢物余渣同样高出允许范围的 5 倍。六六六最高的超过了 33 倍,滴滴涕最高的超过了 12 倍。据此瑞士企业提出撤约、停供的要求,并告知银行退回信用证。中方不得已同意暂停交货。
随后奥地利、荷兰也反映了同样的问题。同期联邦德国反映从中国进口的烟叶中滴滴涕、六六六含量超过该国允许标准,加拿大反映从中国进口的蘑菇罐头含汞量超过该国规定;日本则反映从中国进口的绿茶中发现滴滴涕 、六六六和有机磷农药残留。这些事件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出口创汇与国家声誉。
之后在 1972 年,上海市对剧毒农药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亦发现存在较严重的农药污染问题。《解放日报》据此撰写了 《剧毒农药会污染环境和农作物 防治虫害的落后状态亟需改进》的内部参阅材料,提交给当年 8 月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该材料指出:“剧毒农药中的汞、氯、砷等物质,毒性很大,容易溶解于水,被农作物和土壤吸收,就会造成污染,危害人体健康⋯⋯使用剧毒农药,还直接造成自然资源的破坏,在不少地方,江河、稻田中的鱼、虾、蟹、黄鳝等水生动物,显著减少。”
有、有、有
上海人对肝炎的恐惧就是来自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椰枣
这种问题怎么越来越奇怪了???还好我就是专业做食品安全的左翼老将,完全是枪口问题。
目前国内常用的食品 haccp 关键控制点和危害分析体系,以及 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都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阿波罗登月时开发的,目的是给宇航员提供高质量又安全的食品。
找下资料就是:HACCP 系统是 20 世纪 60 年代由美国 Pillsbury 公司 H.Bauman 博士等与宇航局和美国陆军 Natick 研究所共同开发的,主要用于航天食品中。1971 年在美国第一次国家食品保护会议上提出了 HACCP 原理,立即被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接受,并决定在低酸罐头食品的 GMP 中采用。FDA 于 1974 年公布了将 HCCP 原理引入低酸罐头食品的 GMP。
正式向社会公布是 70 年代的事了,自由世界全面使用要到 1985 年后。
英国推广的 brc 食品安全审核最早是 1996 年出现的。美国的 AIB 烘焙行业审核最早是 1919 年在美帝行业内做技术培训,今天的该体系内的食品安全审核标准建立时间是多少我不清楚,但是我认为不可能早于 Haccp 发布的 70 年代。百胜集团用于肯德基和必胜客的 Yam Star 审核同理。
1974 年美国第一次把原本用于宇航员的 Haccp 体系正式应用于社会生产,距离 1978 年还有几年呢?
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一个不存在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的世界,有食品安全可言吗?这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事?这是全世界都有的问题好吧!
至于 Haccp 之前的食品安全是什么样,我只能说全凭资本家良心有多好,自己法律有多严。
由于计划经济时期,不存在资本家,食品制假售假最严直接枪毙。
计划经济时代当然存在食品安全问题;正如当初苏联很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一样,食品安全问题并不是市场经济的 “专利”。
当时的农业还广泛使用剧毒、高残留的有机磷(1605、1059、3911 等)、有机砷制剂、汞制剂(赛利撒、西力生)以及可导致广谱累积性中毒的有机氯农药(六六六、滴滴涕等):
在上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初,中国为防治水稻稻瘟病和小麦锈病大量使用高毒、高残留、高危害的醋酸苯汞(赛力散)和氯化乙基汞(西力生)等有机汞农药,而这种防治则是通过用其粉剂拌种来实现。但由于汞的残留毒性大,拌过药的种子受药物影响,种植后残留于大米中,经食用而致人中毒。据文献记载,曾在浙江等地就发生过多起有机汞中毒事件,被曝光的就有金华县某村于 1970 年秋食用含氯化乙基汞的大米,致使该村发生 443 例汞中毒事件。
另据 1972 年北京市卫生部门对居民食用的本地和外地商品粮、菜、果、鱼、蛋、奶、肉、食油等食品中所含的六六六、滴滴涕残留量进行的检测,在被检测的 432 件样品中**六六六的污染率为 100%;滴滴涕为 27%;商品粮超标率高达 73%**;种鸡蛋中六六六、滴滴涕含量达 3.5 毫克 / 千克,超过标准 3 倍~ 4 倍;猪肉中最高含量达 20 毫克 / 千克,超过标准 5 倍。
70 年代是中国使用 HCH、DDT 的高峰期,食品中残留量高,例如 1979 年湖南省卫生防疫站对该省调查,其中 HCH 超标率:大米 16.2%、鸡蛋 50.0%、牛奶 95.0 %;DDT 超标率:蔬菜 15.0%,鸡蛋 45.0%、牛奶 35.0%。人均从食品中摄入 HCH 300ug / 人日,DDT 60ug / 人日。
我国医学界 1950 年代就发现棉籽油如果不进行精加工,长期食用会造成男性无精、少精。
还专门发表了相关论文,知网都能查得到。
结果粗加工的棉籽油在我国华北、华中部分地区一直卖到 1980 年代才被叫停。
这是不是食品安全问题?
计划经济时代食品安全甚至不是一个问题。
我曾经翻阅一本档案材料时发现,65 年一个食品厂厂长被处理的原因竟然是——私分死猪肉!
大致经过是,当时厂里食堂养了两头猪,因为喂养不当之类的不明原因死了。
于是厂长自己做主,把死猪自己宰杀分给厂里几个领导,猪下水自己截流下酒了。
最后的结论是经济问题,而不是食品安全问题。处理结果是开除党籍,开除工作。
后来这个案子在档案里挂了很久,直到 80 年代落实政策,上头的处理意见是处理过重,但经济问题不能算了。
最后这个经济问题补发一些工资,但不给恢复党籍。
另外,当时计算贪污金额的时候,是把猪肉和下水折价计算的。
死猪肉在那个年代不是不能能吃的问题,是吃不吃得到的问题。
苏式笑话一枚:
A:计划经济时代有食品安全问题么?
B:当然没有,计划经济时代连食品都没有,哪来的食品安全问题?
有食品问题和安全问题。
别说计划经济时代了,就算是改革开放的 90 年代,物资短缺的农村也是见到什么吃什么。
你们听说过没有牌子、没有厂家的 “散装方便面” 吗?就是 “鸡毛换糖” 的小贩,推着车子,在村里吆喝,蛇皮口袋里装的都是破碎不成形状的方便面面饼…… 论斤称,买回去用开水泡都得泡半天,面汤里油花都看不见,那是我们很多小孩的早饭,哪懂什么食品安全,能吃就行。
不但有散装方便面,还有散装火腿肠,就是一根根破破烂烂没有包装袋的火腿肠装在一个大蛇皮口袋里,没有生产日期,没有合格证…… 论斤称,回家拿到蒸笼上蒸熟了,小孩抓到就啃,哪有什么卫生不卫生。
这些工业产品对我们农村人来说都是稀罕货,更多的人想吃肉,只能到地里想办法,沟里捞野鱼,摸虾子,摸河蚌,稻田里捞田螺,抓青蛙,挖泥鳅、逮黄鳝…… 有什么吃什么,有人甚至阴雨天拿个火钳到处夹癞蛤蟆,回家剥皮煮一锅,左邻右舍都来吃两口。
院子里打死条蛇,都要炖一锅汤,送两碗清汤寡水蛇肉段子给邻居尝尝…… 哪有什么安全不安全。
那时候农村养猪容易得病,大夏天经常一死一窝,血本无归,普通农户哪舍得把死猪埋了?猪苗、猪糠都是血汗钱买来的,我就记得有人把病死猪肉吊在水井里…… 一家人慢慢吃,甚至村里人晚上都去他家偷偷买,回家做红烧肉、炖骨头、猪油炒青菜,干净又卫生。
和食品安全相比,肚子饿、没油腥的感觉更加可怕。
先别说商家了,
那年月自己家蒸馒头、做菜都会放糖精(邻苯甲酰磺酰亚胺,三类致癌物),
知不知道这玩意有害?其实知道。
每次放这玩意都是特别小心翼翼地只放一点,还要吓唬孩子,吃多了会中毒。
当然,这也是因为这东西其实是苦的,放一点能有甜味,稍微多一点就是苦的。
那为啥还要用它?
无它,真糖太贵,用不起。
食品安全问题当然有,但这个问题下面某些人信口开河,大谈什么 “计划经济时代没有食品安全概念”,什么 “饭都吃不饱哪还顾得上食品安全”,就挺逗的了。你们想表达什么,我都懒得点破……
如果使用了肠道传染病(痢疾、肝炎、伤寒、副伤寒、霍乱、副霍乱等)和肠道寄生虫病(蛔虫、鞭虫等)的病人的粪便,青菜上就可能带有上述疾病的细菌、病毒或虫卵。食用了未经洗净、消毒的生菜(或煮炒不熟的菜),这些致病物就可进入人体而使人发病。
——1962 年总后勤部卫生部《搞好食品卫生 使指战员吃得更好》
有人可能会说,部队里标准高,没有什么代表性,行行行,你说是,辣就是……
经调查分析,副食品职工手指带有多种的致病菌的主要原因,是工作场所没有洗手设备,上班前和便后均不洗手,同时副食品门市部售货员既收钱、收票证又取货,这是手指污染的主要因素。
——1965 年文山州卫生防疫站陈廷海《副食品职工手指带菌情况的调查》
你以为作者就是随便转转,然后写点东西?不好意思,人家的调查方法是:
将密封灭菌后的营养琼脂培养基,带到门市部或工厂车间,把培养皿打半开,让被检查者的一个手指伸入培养基上轻轻接触一下,并立即盖上,每人只取一个手指标本,然后带回化验室,按照肠道细菌常规培养分离方法进行检验。
在计划经济年代,食品工业也注意搞好卫生,把住病从口入的关:
通过大搞群众运动,我们利用业余时间填平了原有全部洼地,疏通水沟十二条,挖除淤泥 100 多担,建成了 8000 多平方米的晒场、仓房、走道、水泥地面,做到环境清洁整齐。酱菜复制车间和酱油保管、灌装车间,全面安装了纱窗、纱门,自己动手缝制了酱缸的防尘防蝇纱罩 600 多个,做到有缸有罩,有桶有盖,实现了成品、半成品的盖罩化。我厂的周围环境卫生条件差,如总厂所在地的黄家墩四周还有农民的污水沟、猪栏、粪窖和五六个旧式厕所,都是蚊蝇孳生的场所。因此防蝇灭蝇工作不仅要在厂内搞,还要出厂门到周围去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厂内无蝇……
对于库存的粮食原料,采取分批堆垛,先进先用,推陈储新,和勤检查、勤整理的办法,以防止霉烂变质。一般是一周检查一次,发现有问题,就立即进行整顿或翻晒。在霉雨潮湿季节或对于易于生虫的品种(如麸粉)是每隔二三天就进行检查整理。
包装容器的清洁处理,是按照卫生 “五四制”的要求,用一洗、二刷、三冲、四消毒的 “四过关” 办法。坛子经机器自动刷、冲洗后并用蒸汽消毒。坛子的封口一般是用干菜盖面再加石膏或水泥密封,随灌随封。因此我厂出售的产品,群众反映良好,尚未发生过卫生、质量事故。
——1976 年武汉市蔬菜公司江岸酱品厂《我们是怎样坚持搞好酱制食品卫生的》
上面提到的食品卫生 “五四制”,出自 1960 年卫生部和商业部联合下的文件:
一、由原料到成品实行 “四不制度”
1. 采购员不买腐烂变质的原料;
2. 保管员、验收员不收腐烂变质的原料;
3. 加工人员(厨师)不用腐烂变质的原料;
4. 营业员(服务员)不卖腐烂变质的食品(零售单位不收进腐烂变质的食品,不出售腐烂变质的食品,不用手拿食品,不用废纸、污物包装食品)。
二、成品(食物)存放实行 “四隔离”
1. 生与熟隔离;
2. 成品与半成品隔离;
3. 食品与杂物、药物隔离;
4. 食品与天然冰隔离。
三、用(食)具实行 “四过关”
1. 一洗;
2. 二刷;
3. 三冲;
4. 四消毒(蒸汽或开水)。
四、环境卫生采取 “四定” 办法
1. 定人;
2. 定物;
3. 定时间;
4. 定质量。
五、个人卫生做到 “四勤”
1. 勤洗手、剪指甲;
2. 勤洗澡、理发;
3. 勤洗衣服、被褥;
4. 勤换工作服。
1965 年,我国制定了《食品卫生管理试行条例》,这是国内第一个食品卫生领域的行政法规:
第四条 食品生产、经营主管部门和所属单位,应当把食品卫生工作列为成绩考核和组织竞赛、评比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六条 食品生产、经营主管部门,应当负责组织本系统所属单位的食品卫生检验工作。食品生产、经营主管部门和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根据卫生标准和卫生指标,在本系统、本单位进行食品卫生的检验工作,对食品的卫生质量负责监督检查。
像 1974 年,河南省卫生防疫站、郑州市粮食局等单位联合组成黄曲霉调查组,分别于当年春秋两季对郑州市、信阳地区、商丘地区、安阳地区和洛阳市的几种食品进行了抽样调查,做出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得出结论:社员家庭贮存食品的黄曲霉毒素 B1 测定阳性率较高,其次为生产队仓库,国家仓库较少。调查组还发现了黄曲霉素可能会诱发肝癌。还有像上海益民食品三厂在 1975 年对厂里使用的食品添加剂进行了调查研究,改进了威化饼干疏松剂的配方。当然了,花点时间去了解一下,哪里有口嗨轻松呢?
我是老三届的儿子,我爸他们那代人,甚至我奶奶我爷爷那代的人,对食品的感情不是九零后零零后可以想象的。
我看到这个问题时,可能是我又狭隘且卑鄙了我觉得有点好笑,并想起了我爸爸和我奶奶给我讲过的一些关于那年代跟吃饭有关的故事。
第一个出场的是我爷爷,一个三年自然灾害时差点被撑死的人。那年全国范围内的天灾人祸,几乎每一个人中国人都处于半饥饿状态。
(可能我写到这里,一些极左人士会大声指责我,“三年自然灾害都是编造的,都是危言耸听,都是小题大做”。我只能说,我所记录的,都是小时候亲耳听我奶奶以及大院里街坊老人说的,八十年代末,他们这些老人不是退休工人就是家庭妇女,应该没有什么政治取向,没有五毛和拿美国人钱的。)
我爷爷是一个北京出生的旗人子弟,虽然生下来那年大清国早就没了,不过家里就算卖着吃,小时候也没怎么真正挨过饿。到了那几年,他老人家真的是度日如年了。到了什么程度呢,连我太爷爷养的宝贝,红子、靛颏都让我爷爷偷着给吃了。
赶上一天,北京的本家亲戚来天津看我太爷爷,拎来一口袋柿饼子,那时候这个可就是一份厚礼了。我爷爷继续发扬他饥饿时风卷残云的速度,自己干了差不多差不多多半口袋柿饼子。然后,他就被撑着了,满地打滚,满头大汗。最后只能送医院,差点没丢了性命。
第二个出场的是我三婶的爸爸,也是个不要命的。因为常年酗酒,那几年真的找不到酒喝了,晚上爬进去医院,偷了几瓶医用酒精。再然后,不倒一天,他又出现在这个医院了,不是爬墙进来的,是被家里人抬进来的,胃穿孔,差点没死了。
第三个出场的是我爸爸,他 68 年,不到 15,岁,去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是我奶奶孩子里唯一上山下乡的。可能是我奶奶感到有点愧疚。一年春节,给我爸爸邮寄了一个包裹,里面是几层荷叶包裹的一块肥扣肉。我爸知道,这个东西只要在营房里拿出来,那所有人都会过来分一口,这东西那时候就是现在的鲍鱼鱼翅。
所以我爸带着他那个同学兼发小的战友,怀里揣着肥肉,一溜小跑,奔到树林子深处,两人掏出肥肉一顿狼吞虎咽,我爸说那个肥肉还带着冰碴,他们俩连裹肉的荷叶都吃了。吃完,还不忘拿地上的雪,使劲擦嘴,就怕回去让大伙看出来他们嘴上有猪油。
第四个出场的是我奶奶,我奶奶的娘家爹,三年灾害时,身体正好不是很好,可能是消化系统有病,只要吃粗粮或者野菜什么的就便血发烧,人越来越瘦,我觉得他可能和我一样得了溃疡性结肠炎或者肠癌。
我奶奶可能心疼他爸爸,偷了我太奶奶的板头上的银花,换了一点稻米给他爸爸煲粥。我太奶奶当然很生气,一个旗人老太太最后的尊严可能就是那个板头了。我奶奶被抽了好几个耳光,一个耳朵都失聪了很长时间。
我说这么多,就是想告诉,提这个问题的人,食品安全问题,要鉴于有足够的食品可吃,当人们连树叶和野菜都哄抢的时候,食品安全问题,那就不是什么问题了,就是个笑话
1960 年茅台酒产量创新高,农民一边喝着茅台,一边吃着树皮草根观音土,听说撑死了不少人。
什么,你说茅台不是给农民喝的?
恭喜你,喜得台胞证一张,奖金 50 万。
第一,如今的食品安全问题,不是市场化的产物,你把问题归结错了。
第二、食品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法律问题、监管问题,归根到底是体制问题。
第三、计划经济连饭都吃不饱,你还谈食品安全问题。你在饥荒年代,地沟油都是最有营养的东西了
计划经济的食品安全泛指食品卫生和食品污染,受生活质量和科技及医疗落后影响,还停留在发现问题(事故)解决问题的层面。
今天的食品安全是关系到人类赖以生存和健康发展的食品管理和保护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不仅是管理问题也是技术问题。
可参考:
〔计划经济时代安徽省食品污染情况〕
安徽食品工业基础薄弱,产、运、销等各个环节的设备简陋,因而食品被污染的情况时发生。据 1980 年以前各地食品污染报告统计,重大的食品污染案例有 29 起。其中粮食(包括豆类及面粉受污染 17 起,绝大部份是运输过程中受农药或有毒的化工原料污染,少数为储存不善而霉变或受黄曲霉毒污染,污染量每起均以万公斤计;肉及肉制品受污染起,污染源为化学药品及细菌、寄生虫,污染量以千公斤计,甚至造成集体食物中毒的严重后果;食糖受污染 2 起,均为化学药品污染,数以吨计;酱油、食盐、茶叶受农药污染各一起。
1953 年 3 月,安徽省人民政府劳动局规定,凡喷过六六六药粉的粮食至少要过一个月方准出仓。**1954 年,省人民政府禁止使用工业用着色剂铜绿,以防止污染糕点等食品。**1974 年,根据国务院批转的《关于防止食品污染问题的报告》精神,全省掀起了防止食品污染的宣传活动,许多地区的卫生与商业等部门组织了食品卫生联合大检查。
建国初,食物中毒现象虽时有发生,但每起多以家庭为单位,受害面积小,大多由食品生物性污染引起。随着社会集体生活增多和大规模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食品化学性污染机会增加,加之人们参加社会活动增多原因,食物中毒发生的起数虽然减少,但每起受害的人数少则几十,多则数千,受害面相对增大。
计划经济时代食源性疾病防治
〔青紫病〕
青紫病系因摄取蔬菜或饮水中的过量硝酸盐和亚硝酸盐而引起的高铁血红蛋白症原称肠原性青紫病。
1958 年 4 月 20 日,天长县秦仁区在省内首次报告发现此病。首次报告 3 天后,该地发病达 700 余例。至 5 月下旬,6 个乡共发病 4259 人,死亡 243 人,死亡率 5.71%。继天长县发现此病后,五河、凤台、怀远、定远、凤阳、来安、嘉山、灵璧、萧县等 12 个县相继发现病人,一个月后,发病达 7908 例,病死 318 人。此后,江淮、江南等地陆续暴发本病,并出现一些集体暴发。1962 年发病明显减少,1965 年以后仅见少数散发病例。详见表
据 1959~1961 年 34809 例病例资料分析 1959~1961 年 34809 例青紫病发病月份分析表,本病每年发病有两个高峰,3~5 月份发病占 44.65%,10~11 月份发病占 34.46%。各年因气候差异而发病高峰亦稍有差异。1961 年统计,发病范围波及 61 个县、市,占当时全省总县、市数的 91.8%。滁县、宿县、六安等地区发病人数最多,阜阳、安庆地区发病数最低。有 9 个县发病在数千人以上。发病多为儿童和青少年,5~14 岁占 65.80%,男女之比为 1∶1.2。发病有明显的地区性,一般为 1 户出现 1 例,少数全家发病,部份地区在短期内出现大批病人而呈暴发型,
罹病原因,主要从蔬菜和饮水中摄入过量硝酸盐和亚硝酸盐, 1959~1961 年 2275 例青紫病病因分析.
各级政府对预防和治疗青紫病高度重视。省卫生防疫站编印了《预防青紫病手册》发至基层。各级卫生部门广泛开展宣传,提倡多种食物混食,指导平衡膳食,多吃新鲜蔬菜少吃腌菜特别是暴腌不熟的咸菜;改善饮水卫生。同时加强对公共食堂的管理等措施,减少发病。发现病人,及时抢救。青紫病人一般在注射美兰后即可治愈。
〔低血钾症〕
1964 年 5 月,巢县火同炀河区医院收治一些原因不明的肢体麻木和软瘫病人。当年,该县火同炀、黄麓等地计发病 768 例,死亡 17 例。之后,又陆续在和县、含山、无为、合肥、肥西、长丰、太湖、宿松、怀宁、东至、贵池、当涂等 15 个市县发现此类病人。病区主要集中在沿湖、沿江的产棉区。病例分布有地方性和村(队)集聚性。巢县 196 年发病 1054 例,分布在 25 个公社,其中 38%集中在火同炀河公社。长丰县 1973 年发病 72 例,45%集中在陶湖公社。自然村中如有不同生产队混住,发病以队为界。这与当时生活资料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分配有关。
此病国内曾 “湖口病”,学术界曾有人疑为有机汞农药慢性中毒。1965 年在国家生部委托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安徽提出此病与食用粗棉籽油有关。会后,有关各省对此病的发病原因、防治措施等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1975 年国家卫生部在江西湖口县召开的有江西、湖北、湖南、安徽等 7 省参加的研讨会上,安徽提出的与食粗棉籽油有关的意见被肯定,否定了有机汞农药中毒的观点。
此病发病原因主要是病区土壤以致粮食、蔬菜的含钾量低,加之长期食用粗棉籽油而导致机体酶活力降低,棉酚蓄积,血钾减少。病区均为产棉区,农民冬季用棉籽榨粗制油一般可供食用半年。在开始食用两个月后出现病例,3~4 月后病例增多,停止食用粗棉籽油 3~6 个月后发病停止。病例一般每年食用棉籽油 3.3 公斤(巢县),最高达 4.5 公斤(太湖徐桥)。发病率与食粗棉籽油以及食粗棉籽油量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本病在各地禁食粗棉籽油、推广精炼棉籽油加工工艺(精炼油含棉酚不得超过 0.02%)后,即逐渐减少。经过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宣传、治疗,此后病区群众在发病后大都可以自行作口服补钾治疗。
〔植物日光性皮炎〕
1959 年,阜阳地区部份农民因大量食用野菜(玉姑菜、灰灰菜等),体内摄取过多的光感性物质,一度出现数以万计的植物日光性皮炎患者。在皮肤的暴露部分出现巨大的水泡,继之破溃,融合糜烂,经省专家组调查确诊,积极进行防治而控制。
有的。一是生产力问题,二是安全标准问题。
就用我国的经验来说,为什么老人会有吃隔夜菜的行为?以前生产力落后,食物不够,有得吃那就不想浪费,盖个罩防一下苍蝇蚂蚁这些东西,第二天弄热了接着吃,而大约在 10 年前就有 “隔夜菜不健康” 的说法了。现在好了些,有冰箱,隔夜菜在如今的安全标准下好像也不是不能吃。
还有就是安全标准问题,大头娃娃和小孩肾结石,苏丹红火腿肠。以前标准低,对这些添加剂检测含量要求低,或者干脆没有。
虽然空气目前还不用分配,但你想想:多少年前我们在说没有 pm2.5?
生产力落后是根本原因,安全标准是重要因素。
至于市场化,只是划分了下价格层次。买得起好的,没有安全顾虑。只有买不起的,只能去买 “臭脚盐” 的,才要考虑安全问题。
计划经济时代特别穷。甚至在 80 年代初我们老家那边也很穷。
我老家是胶东地区,地处山东半岛,印象中胶东地区应该不穷吧。实际上在我五六岁开始记事儿的时候,也就是 88 年左右,有个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过年的时候家里要做一条鱼,年年有余吧,但是这条鱼不能吃,只能看,过年期间每次家里来客人了留吃饭,就把鱼热热端上来,客人也不会动这这条鱼,这条鱼会一直留到正月十五之后,不会来客人了才会吃掉。
我记得我当时去我舅妈家走亲戚,馋的受不了就吃饭的时候夹了一筷子,算是给鱼破了相,舅妈也没说什么,直接把那条鱼破开让我吃了。回家后老爸把我一顿收拾,然后把我们家的鱼给舅妈端过去了。
家里的经济状况到了 90 年代中期才逐渐好转,很多人怀念计划经济,只是想象中的计划经济时代。
应该没什么问题,毕竟草根树皮这些路边随处可见的都能吃,比起现在的植物各种吸收交通工具尾气排放,健康的多了。当时就连土都能吃呢。
有些人,还是吃的太饱了。毕竟人要饿死的时候,无所谓吃的好坏安全的,民以食为天,活下去要紧。
饭都吃不饱,副食品供应都跟不上,还关心什么食品安全?天大的笑话!
拿我爸爸的经历说事。
我爸爸活着的时候曾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最怀念吃 “米肉” 的时候。
我一愣:米肉?那不是米猪肉,全是寄生虫么?
我爸说:当时哪有那么多肉?有口肉吃就不错了。遇到这样的病猪肉,大队也舍不得扔,就把肉放在大锅里靠(靠猪油,胶东方言,就是用高温的方式把猪油从肥肉中赶出来,有些地方也叫炼猪油),然后猪油靠出来了,顺便那些肥肉上的瘦肉哪怕是带有寄生虫卵,也早也都炸熟了。这样,家里的大人(我奶奶)就给我几张钱,几张票(某个时期,需要的票证,你懂得),我就去买点肉回来吃。那就是人间美味。
……
后来我知道,别的地方也有这种做法,他们管这个叫 “高温肉”。
炭市街心酸而欣慰的忆念(原创文图 24P)– 严建设_严建设_新浪博客
说完了我的父辈,再拿本人的经历来举例,
1988 年第一次吃 “卷发的面”(其实就是方便面),就是放作料,没有现在的酱包什么的。但当时就觉得是美味珍馐。
还有那黑黑的汽水(可口可乐),是我承诺考了双百,才会勉为其难的给我买一瓶,像是玻璃瓶装的橘子汁,至少也得是单元考满分的奖励。
现在回头看?方便面大家都当作是垃圾食品吧?可口可乐,有人说含糖太高,要少喝,当年的橙子汁汽水里面不知道兑了多少色素。
至于那些拿着 “计划经济时代没有食品安全问题”,然后用意是吐槽现在食品各种不安全的,我们这里有一句话形容某些浑身毛病的人:“要饭的还嫌饭凉?”
对了,提醒大家,特别是年轻的网民,中国人才吃上几年饱饭啊?别拿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特别是别因为现实中的某些不平,就去攻击改开,怀念建国前三十年。
要是按照粮油肉敞开供应的标准(1993 年),中国人吃饱饭还不满 30 年呢。
……
1991 年 5 月,广东、海南率先实行粮食购销同价改革。1992 年 4 月 1 日,政府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一改革。1992 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全国各地先后放开粮食及其他产品价格,实行购销同价,促进粮食产销与市场接轨。
粮价放开后,激活了其他商品的流通,促进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显著增长。1993 年,粮油实现敞开供应,粮票已无用武之地,被正式宣告停止使用,长达近 40 年的 “票证经济” 就此落幕,老百姓再也不用为找不到粮票发愁了。
搞笑,问问广东 40,50 后庵埠生产的食品给他们留下什么集体回忆。
另外,我爸给我说过很多次的一件事,他当时支教的地方,有一头猪丹毒死了后埋了,然后被人挖出来吃了,绿色天然无污染猪肉是吧?
嘿嘿,看了下,题主直接把问题改了,我之前懒得截图,行就这么着吧。
你可以问一下上岁数的人,那时候有猪肉绦虫的所谓 “米猪肉” 仍然在市场上售卖,也仍然有人吃。
同时,过去炸油条,都是一锅老油反复炸,挥发了,再倒点新的进去。这种油和地沟油危害相同,都是致癌。有人会关注致癌物质吗?不会的。
在一个食物短缺,什么都短缺的时代,有食品吃就够了,食品安全没心思考虑的
食品安全分两种,一种是意识到有害,为了利益还故意去做。另一种是没意识到有害,于是这样做,比如说环境保护做得不好,造成了污染。
前者在计划经济时代比较少,后者比较多。
毕竟中国是个后发国家,所以环保意识薄弱。
20 世纪 70 年代的环境污染调查与中国环保事业的起步 - 北极星环境修复网
1971 年 4 月 27 日,卫生部军事管制委员会 (以下简称卫生部军管会) 向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卫生局下达《关于工业 “三废” 对水源、大气污染程度调查的通知》(以下简称《“三废”调查通知》),该文件指出,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工业 “三废” 排出量日益增加;“三废”中的有害物质排出是害、回收是宝,回收利用可以为国家创造大量的物质财富,反之则会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和工农业生产。“三废”问题的解决不仅关乎人民健康,亦是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而问题的解决,首先要调查清楚其对河流、大气、水源的污染情况及危害程度。由此可见,当时中央政府对于污染问题产生的背景、解决办法以及政府在其中的职责已有初步的认识,工业 “三废” 的污染调查工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启动的。
《“三废”调查通知》为地方调查工作明确了调查范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厂矿调查、“三废”对水源的污染调查和 “三废” 对大气的污染调查。文件要求各地对辖区主要厂矿进行全面调查,要了解排污情况、排放制度、回收利用的方法以及对周围居民健康和其他行业的影响。水源污染调查要求查清地面水和地下水源受污染的程度,主要污染物质和污染源。大气污染调查要求查清大气受工业废气、烟尘等污染的情况。文件还提出三点原则,除了政治原则外,还要求各地区、各系统要密切配合,互相协作,及时总结交流经验以及研究实施 “三废” 的综合利用,从而化害为利。
《“三废”调查通知》是中央政府为解决工业 “三废” 问题而发布的第一份全国性文件,也是部署污染调查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它虽然不是法规,却为 20 世纪 70 年代的环境污染调查工作提供了制度性保障。这次工业 “三废” 污染调查具有工业污染普查性质,不但覆盖范围广且操作较为规范。
1971 年 12 月 13~28 日,在上海市开办了工业 “三废” 污染调查经验交流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包括 27 个省级卫生部门、6 个医学院卫生系和国务院部委等单位的代表共 95 人。会上,代表们汇报了 “三废” 卫生工作的进展情况,交流了 “三废” 污染调查经验,制订了 1972 年 “三废” 卫生工作计划及协作方案,并对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准备工作进行了讨论。[1]
1971 年 12 月 27 日,卫生部军管会出台了由污染调查经验交流学习班制定的《1972 年 “三废” 卫生工作重点》(以下简称《工作重点》),确定了四项重点工作。首先是继续贯彻《“三废” 调查通知》的要求,并要注意三线建设和中小型企业污染情况的调查。此外,还包括协助工业部门开展综合利用工作,统一有害物质测定和采样方法,制订卫生标准等三项工作。
1972 年 6 月,我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环境保护开始摆上国家议事日程。
1973 年 8 月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审议通过了 “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 的环境保护工作 32 字方针和我国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成为我国环保事业的第一个里程碑。《规定》提出了防治污染措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 “三同时” 原则,后来成为我国第一项环境管理制度,至此,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开始起步。
1978 年,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宪法中对环境保护作出明确的规定,为我国环境法制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年 12 月,党中央批转的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关于《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明确指出:消除污染、保护环境是进行经济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79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使环境保护工作步入法制轨道,加快了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环保这点上是发达国家走在前面
1960 至 1970 十年间,日本经济 “高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增长伴随着 “公害” 产生了许多人为的环境危害。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日本的环保问题也相当突出,出现了很多关于垃圾问题的冲突:在环保史上,震惊世界的“水俣病”、“痛痛病(镉中毒)” 等公害疾病就源发于日本。
六十年代末期,公害患者与支援他们的司法团体接连提起了针对公害发生企业的诉讼。特别是新泻县新泻水俣病(1967 年 6 月提诉)、三重县四日市公害(1967 年 9 月提诉)、富山县痛痛病(1968 年 3 月提诉)和熊本县水俣病(1969 年 6 月提诉)这四大公害的诉讼,促进了日本对工业污染的治理
1970 年 12 月 25 日,日本国会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这部法律设立的目的是遏制废弃物的排放,并对废弃物进行适当的分类、保管、收集、运输、再生和处理,保持清洁的生活环境,提高公共卫生。
1986 年颁布了《空气污染控制法》,对焚烧生活垃圾的设施做出具体规定。
1965 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克莱尔? 帕特森点燃了反对含铅汽油的导火索。通过研究,他在论文《自然环境铅污染与人》中指出,空气和食物中含铅水平大幅升高,而源头是汽车。
一场艰苦卓绝的反对含铅汽油的运动开始了。努力终得胜果。鉴于铅等金属中毒的危害,1969 年美国参议院公共工程委员会,首次就空气污染举行听证会。美国国会于 1970 年通过职业卫生法案,随后成立的国立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院(NIOSH)着手调查有毒物质,对空气、水源、食品中的铅含量做出限定。
1973 年,美国环境保护总署宣布,将分步骤降低含铅汽油使用量,设定了含铅汽油的最后使用期限——1986 年。
在上世纪 20 年代~ 70 年代,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在建设城市的时候,经常会选用铅制水管,来连接自来水厂、地下水和每个家庭用户的水龙头。因为,铅管具有良好的耐压性、延展性,适合在狭窄和转弯的角落地方使用,并且价格较为便宜。
不过,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铅管里的铅开始渗透到自来水中,导致铅含量严重超标。我们知道,对于人体来说,铅是一种有毒的物质,会导致多种危害,包括破坏神经系统、影响儿童发育、引起贫血,造成脑部、肾脏损害,还可能造成孕妇流产等等。自从 2003 年开始,美国各大城市就陆续曝出铅水管中毒事件。有的城市比较积极,及时更换了水管。然而,很多城市熟视无睹,不把市民的健康当成一回事,以各种理由拒绝更换水管。
2021 年 8 月 1 日,美国参议院终于敲定了一项总额达到 1 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将对美国的公路、铁路、互联网等基建进行全面的升级改造。若不出意外,这项法案将获得国会通过,并交由总统签署成为正式的法律。对此,美国总统乔 · 拜登发了一条推特,特别提到了法案中的铅水管更换项目。这是临时加进去的,在最初的版本里并不打算更换铅水管。
拜登写道:“按照两党的基础设施建设协议,管道工将更换全国的铅水管,让每个美国人都能喝到干净的水。”
说个东西吧
应该是 90 年代初的事
当时电视广告上有个很有名的广告
中美史克 两片驱虫药
是治疗蛔虫,还是蛲虫的
嗯 给人用的驱虫药 不是给猫用的
我记得那玩意当时卖的挺火的
我都吃过那玩意
因为有段时间拉屎里面会有一条一条的小虫子
大人们都习以为常根本不当那是个病,医院都不会去看的
就是买点药吃,这个要就是看电视广告特别火
对了
我家是省会,现在的二线或者新一线城市
我家当时属于条件比较好的
农村的同龄人,恐怕大部分吃不上这个药的
现实例子已经有很多人举了,我建议你进行一下简单的推理思考:
计划是人制定的,人会犯错,所以一定会有错误的计划。
错误的计划往往没办法用合乎道德乃至法律的手段完成。
完不成计划一定会让负责人的利益受损,而违法未必一定会被发现。
所以在并没有市场的情况下,人有没有可能为了避免自己的利益受损而使用非法手段完成不合理的计划呢?
对对对!你说得很对!以前搞计划经济的时候就没有食品安全问题,甚至连食品都没有!
我国 50 年代就参考苏联 GOST 标准推出食品质量和卫生标准,计划经济时代国营和集体企业对于食品添加剂用量和食品生产卫生条件标准是需要严格遵守的。
你可以说部分标准低,不合理,但你不能造谣说没标准,添加剂胡乱放,后者就属于胡说八道了。
像这种人完全在编造事实带节奏胡说八道。”工业化时代 “和” 计划经济时代“还能对立?你干脆宣布计划经济可以手搓原子弹好了。玩弄这种符号学游戏有意思?
计划经济时代,黄曲霉素污染的陈粮也是要销毁的,粮店买到发霉大米可以找当地粮食局。谁告诉你计划经济时代粮店可以出售发霉大米?
西欧禁用 DDT 也是在 70 年代后,看来 70 年代西欧也是计划经济(苏联惊了)。
至于苏联计划经济时期,苏联国标 GOST 标准体系中食品生产标准是同时期世界上最严格的。
谨对:计划经济时代有食品安全问题。
虽然全国性的食品国标诞生于 1980 年(国家标准局成立食品添加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食品卫生标准” 概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管理条例》诞生于 1979 年,《食品卫生法(试行)》更是 1983 年才颁行(还试行了 12 年才去掉这两个字),计划经济时代也是存在对食品质量和标准的管理的,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食品安全问题的存在——虽然不以 “食品安全” 这个概念存在(该词首次登上二流报纸是 1982 年),更广为人知的是偏显性、范围更小的 “食品卫生” 概念(由卫生部门负责监管)。
抄书。《上海市杨浦区卫生志》第九章第二节 “食品卫生”。上海应该算是当时对食品卫生问题不管主观意识还是客观条件都能比较重视的地区。
卫生检查:解放初期,杨浦区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无自身卫生管理组织。1951 年区建立饮食店、摊卫生检查组,每季度检查饮食卫生一次。1955 年 7~8 月区政府发动有关部门 200 余人,进行 2 次卫生突击大检查,共检查饮食店、摊 4370 户,取缔了有毒有害、霉变和不洁食品。1957 年区又建立食品厂卫生检查组,每年进行食品卫生检査 4 次。……
卫生监测:1951 年开始对冷饮食品、食物中毒样品进行采样检验。动物性食品用感官检查鉴定。1973 年,开展食品理化检验,对粮食、蔬菜、水果等进行**农药残留量定性测定**。
……1952 年,上海市卫生局以杨浦区为点,举办第一期炊事员为期两周的卫生学习班,杨浦区 45 人,榆林区 18 人参加,并经考试合格发给结业证书。1953 年,对 100 人以上工厂的食堂管理员进行卫生培训。同年,建立杨浦区工厂炊事员卫生联系网,按照地段设立 32 个炊事员大组,147 个小组,每月进行 2 次饮食卫生联系活动。1958 年居民食堂剧増,从 197 个增至 934 个,食物中毒次数骤升。1961 年创建杨浦区食堂卫生联防组,区每年检査评比 3 次,并每年召开食堂卫生经验交流表彰大会。1962 年食物中毒降至 5 起,比 1958 年下降 87.18%,受到中央爱卫会通报表扬。1965 年又降为 3 起。
再抄一个,《我国食品标准的发展历程》。
1949 年 10 月成立的中央技术管理局设有标准化规划处,这是我国第一个标准化的机构,揭开了我国标准化工作管理的序幕。1950 年国家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加工订货,全国粮食加工会议拟定了 “八一粉”“九二米”[1] 质量标准方案。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国营食品工业企业对少数产品制定产品标准,如制糖、酿酒、罐头等行业,按标准组织生产和检验样品,意味着 “标准化” 这个概念步入食品工业某些具有规模的行业。1957 年国家技术委员会设立标准局,开始对全国的标准化工作实行统一领导。但 1958 年以后,出于种种历史原因,全国标准化工作严重受挫,刚刚起步的食品工业标准化工作雏形被冲击。1963 年国务院制定了 “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标准化发展规划”,食品工业标准化工作就此拉开序幕。当时,我国轻工业部为了适应出口需要,率先在罐头行业强化标准化管理工作,1964 年制定并发布了 153 项主要罐头品种的部颁产品标准,制定了相应的工艺操作要点、检测方法和罐头工厂卫生制度,有些标准沿用至今。……
我国食品卫生标准作为食品标准的一部分,一直以来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独立管理。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就涉及食品卫生标准,那一时期主要是针对发现的某些比较突出的食品安全问题而制定单项卫生标准。如 1953 年卫生部制定的**酱油中的砷限量指标,标志着我国食品卫生标准的起步。1960 年,国务院转发了卫生部、国家科委等制定的《食用合成染料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允许使用的 5 种合成色素和使用限量**。1965 年,我国制定了**《食品卫生管理试行条例》**,这是国内第一个食品卫生领域的行政法规。1977 年,原卫生部下属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负责并组织全国专家制定了粮、油、肉、蛋、乳等类别的易发生食品卫生问题的食品产品卫生标准,以及食品添加剂、汞、黄曲霉毒素、六六六和滴滴涕、放射性物质限量等 14 类 54 项卫生标准(GBn1-54-77)。
很多人说现在商品的质量不如四十年前,真的不敢苟同。
当年,我们大队二千多人,只有一个代销点,很多人不知道支书的名字,但大人小孩都知道营业员的名字。那时候很多商品没有国家标准,有的连企业标准都没有,基本上靠厂家的心情。
火柴头有大有小,有的几根沾在一起,有的火柴棍上没有火药,擦火的皮是贴上去的,用力大一点就破了,火柴没用完,擦火皮就没有了。铅笔一边软,一边硬,用小刀削出来不均匀,有的还会开胶,抽芯。塑料凉鞋断底,让农民穿的话,基本一个月就报废了。香烟论根卖,还有中间漏烟丝的。散装醋夏天起白沙,当着顾客的面,用纱网捞一下,照样卖。豆豉里面有死蛆虫。散装酱油、醋、酒桶里每年不淹死几个老鼠,就有点对不起人。卫生纸是红色的糙纸,既不柔软也不结实,稍微用力就破了,就这还不是所有人能用得起,只有个别条件好的姑娘小媳妇才用,每家茅房里基本都有一堆碎砖烂瓦。酒瓶是压铁盖子,没压紧的还会跑气,特难喝。食盐都是散装的,夏天永远都是湿漉漉的,运气好的话,还能找到小贝壳和石子。糖块夏天不能买,发软,糖纸揭着特费劲,有时候干脆连纸一起吃。有的雪花膏 icon 上半部会有水份析出,用的时候要搅拌均匀才行,姑娘们用的特别仔细,宝贝着呢。深褐色的泥巴糖吃着发酸,有时候还会碜牙,喝完糖水,碗底永远都有一层杂质,白糖也有,听说是从古巴进口的,一般人舍不得买。
计划经济既是向苏联学习的结果,也是集权的需要,总之原因多多。违反了经济规律其结果是供应不足,必须计划供应才能维持城市人口的基本生理需求,农村人口则享受不到这个福利,类似于现在的金三国。所有生物对食物的需求首先是要有一定的数量,然后才能讲究质量和安全。你看非洲草原上的狮大王,有新鲜肉吃最好,实在没有,大王的架子也要放下,生了蛆的臭肉也凑乎。同理,人也一样。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安徽、河南等地方饿死人不鲜见,那时候的食品有选择的余地吗?只要能吃,就往肚子里填,什么添加剂、什么转基因(如果有的话,不知要救活多少人),管他呢!我是城镇人口,有粮食计划供应,不至于被饿死,但从粮站买来的米煮起饭来是红的,吃起来是酸的,都是国家舍不得吃不知存了多少年的储备粮,国家也没办法啊,实在是太穷了。如果现在哪个不开眼的粮店老板敢卖这种大米,食品安全法和刑法判他个牢底坐穿。
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食品工业十分弱小,县级以下除了最简单的粮食粉碎加工之外几乎没有食品工业(指有电的地区,江苏苏中地区农村上世纪 70 年代才通电),想掺杂掺假却没有机会。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动歪脑筋,国营商店在村子里设有代销点,传说那老头儿营业员每天早晨去河里洗尿壶时总不忘带一尿壶河水掺在酱油缸里。那时候资讯不发达,且对负面消息基本封锁,食品安全事件不为人所知,并不等于计划经济时代食品没有安全问题,相比起现在恐怕更大更多更严重。
有。
首先是不够吃,为什么计划经济?为什么凭票供应?就是因为产量低,又要从这么低的产出中,拿出一部分去发展工业,国防,科技… 所以可以吃的东西就更少了,凭票供应,就是让大家都有一口吃的,但实在数量不足,无法敞开供应啊。
何况,那时候没有节育措施,人口增长快,工业化发展起来之前,粮食产量的提高,跟人口增加差不多级别,所以一直处于吃饱和吃不饱的边缘,更别说吃好了。
然后才是现在提出的食品安全问题。
那时候,故意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应该不多,毕竟,被扣上一顶破坏革命生产的帽子,基本上会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
但由于科技水平太低,人的认知太落后,农药只知道看有效无效,不知道农药有残留这回事。敌敌畏,六六六,都是常用的。
还由于物资匮乏,病死肉,米猪肉,基本上,高温蒸煮一下,都进口了。一年到头吃不到肉的我们,还拿着当好东西呢。记得学校老师还特意告诉过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多煮一段时间,好杀灭病菌和虫卵。
别说发霉长毛的食品了。翻翻知乎,多少人在抱怨自己家老人,饭菜坏了舍不得扔?都是那时候留下来的习惯。
只有科技发达了,产量上来了,我们不仅够吃,还能吃得好了;加上认知提高了,才开始注意食品安全。
不是食品安全问题,是粮食安全问题。
总结下大多数答案:
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计划经济时代的食品安全更多的受制于生产力水平,而不是出于利润生产的资本道德水平。
以现代人的视角,有的
现代很多有害物质,致癌物质都是七八十年代发现并认识到危害的,这些东西六十年代全世界都不觉得是个事。
甚至举个极端例子,六十年代全世界都不知道冰毒是毒品,我们国家重庆制药厂还生产过,作为帮助提高精力的保健药品,这玩意成瘾性是六十年代末苏联科学家率先发现并率先在苏联禁止生产使用的,然后全世界都跟进的…..(因为这东西成瘾性极强,但是戒断反应比鸦片啥的弱,所以最开始被漏掉了….)
那个年代因为全世界科技水平都不高,好多食品添加剂是致癌的,一些食物包装内衬和炊具是有毒有害的。中水浇地,副作用很大的农药都有使用的。此外由于检验技术不足,那个时候食品合格检测和品控在全世界都是老大难问题,很多食品厂出产的食品都充斥劣质品,有害杂质….
按现代标准看,不光我们,那会全世界食品安全都有很多问题的,可比地沟油什么的严重多了…….
苏式笑话一则。
问:计划经济时代有食品安全问题么?
答:还是有的,不过分开了。
食品在领导那里,安全问题在我们这里。
计划经济时代关注的是食品供应问题
供应严重不足倒是带来了腐败变质食品被食用造成疾病的事件
那会儿真就是,为了吃顾不上什么安全不安全的。我父亲那一辈孩子太多,我奶奶是光荣妈妈,爷爷供不起,连食盐都吃不起。最后找了化工厂里认识的人,吃化工厂里用的盐。化工厂里用的,那是什么盐!各位琢磨琢磨吧。
举个简单例子,过敏
经常看美剧的同学,会发现老美特别容易过敏,而且对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过敏。
貌似我们就比较少过敏,感觉比老美健康的多。于是有人分析,老美食物单一啦、食品工业太强大啦。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没怎么查过。
“食品安全” 这个问题,一定是在食品供应充足之后,才会去考虑的。
这……
洗衣粉油条的历史
估计大过题主父亲的年龄
估计提问人是九零后。
但凡经历过粮票时期的人都不会这样问。
就一点,现在煮饭不用 “择米”,以前的米里面 15-30%都是绿色黄色黑色的霉米,必须择出来,再煮饭。
更不要说再早点的 “战备肉”,用洗衣粉洗,再放河里冲一晚上,依然 “哈喉”。
对了,已经很久都没听过 “哈喉” 这个词了。
感谢越来越好的生活!
【不存在,就算存在,也算其他问题。分三个情况说。】
一、有毒物质进入到食物中
不管是因为疏忽也好,不了解也好,反正把有毒物质放进食物里面,被人发现,首先发现的那个人,脑子里第一个画面就是一副宣传画。宣传画的大概内容是,有个特务破坏分子,正在进行投毒。会被认为跟井水里放毒,到处散播鼠疫差不多。
如果经过一定审查,确定被认为是特务分子破坏……
呃…… 那就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了……
直接崩了。
二、导致了食物变质
这很难,我印象里,计划经济时代就没咋听说过啥吃的东西臭了馊了。
作为一个家庭里面,有食物能存放到孩子没馋嘴偷光,就算有能力了。六七十年代生人,跟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一起偷吃家里存货是共同的记忆,当年那锁啊,哈哈哈哈哈哈,防的是一个个的小家贼。
通常最大可能性发生的地方就是公社之类的地方,有多余已经做好的食物,变质……
那就是责任问题了,谁导致的,谁挨处罚或者挨批斗。
算是一种生产事故?
不可能,看着猪食都馋。
三、慢性有毒物质
最大可能性就是这个了,也就是计划经济时代最有可能称的上是食品安全的问题了。
但是,难得被提升到食品安全的高度。
因为,真正能死在医院的人不多。大部分是自己家里或者乡里。
赤脚医生没办法,或者乡里医生觉得没救了。
在我们内蒙的偏远地区,三四十岁去世非常常见。
可能存在很多食品安全问题,没有被注意到。
【总结】:
其实当时的食品基本都是自己做,大白菜啊土豆啊之类的,如果有问题,那就是环境问题了。
而且是地方性的。
我记得有个大队住的菜农,汉族,瘸子,当地娶不上媳妇儿,从乌兰察布娶了个老婆。不笑的时候特别漂亮,裂开嘴一笑牙是黑黄黑黄的~!后来才知道叫氟斑牙。
等到真正产生我们这种小地方的食品安全问题,就已经计划经济时代了。农牧民兜儿里有点儿钱了,娶媳妇儿不会只是到处发烟发糖自己吃顿饭,而是请厨子请做饭团队给做饭,一开始亲友吃五六桌,后来发展成一村子人吃十几二十桌,管饱。
然后就陆陆续续听说发生过那么两三起吃死人事件。
九十年代伊克昭盟司法局在我们家附近,就伊克昭盟公署后面,公安局家属楼什么的我们几家单位的家属区基本一个地方。我有一次街上被一个老农民拦住,说是要伸冤,我问了问咋回事儿,大概就是说儿子娶媳妇儿,婚宴吃死了两三个人。
也就是说~!这食品安全问题,基本就是市场经济的事儿。在吃饱的基础上,想吃好,就容易出事儿。
计划经济时代,饿极了,啃发芽土豆儿,这是饥不择食,知道有毒,就尽量烤了吃,吃出病也自己顶着。
哎,各有各的难吧。
我反正愿意吃市场经济的饭,饥饿真的是非常难受的。
“…… 在推广代食品运动中,科研部门与宣传部门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跃进浮夸风重灾区河南省,在宣传代食品优越性方面走在全国前 列。该省科研部门对玉米皮、红薯秧的 “营养成分” 作出鉴定,其 结果是:
玉米皮:含水分 7.09%,蛋白质 3.92%,淀粉 33.36%,糖 1.62%, 粗脂肪 0.44%
红薯秧:含水分 39%,灰粉 1.84%,淀粉 63.17%,
最后的结论是,玉米皮、红薯秧质量很好,适于人体食用。 湖南省电力学院发明了用稻草粉和面粉各半制成的馒头,声称 “经过医学院的化验,营养价值超过北京标准面”。湖南、四川、 广西还将石灰水煮稻草再研制成粉,声称稻草的淀粉量达到 30% 至 80%,并将这种淀粉起了一种学名,曰 “稻草粉”。在 1960 年 11 月后的一段时期内,意识形态宣传部门将代食品的 “优越性” 推到了极致,“甚至说得比真粮的营养价值还高”。他们说,双蒸饭 易于消化,更易于发挥食物的营养价值,是对人类膳食结构改革的 重大贡献;小球藻、精制淀粉则不含胆固醇,有益于防止心血管疾 病。
尽管宣传媒介将代食品和双蒸饭等的优越性吹得天花乱坠,但 各地不时传来群众误食代食品导致中毒的消息。1960 年 4 月,中 央卫生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禁止宣传苍耳子。此前河南省兰考县 群众 5900 余人误食苍耳子,致使 1100 余人中毒,38 人死亡。在 此前后,各地农村因误食有毒植物中毒死亡的事件接踵发生。5 月, 山西省 3800 人吃苍耳中毒,54 人死亡。 各地农民还因吃了腐变的蔬菜,患了青紫病……”
(节选自高华《大饥荒中的 “粮食食用增量法” 与代食品》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2 年 8 月号总第 72 期)
认为那个年代食品安全比现在好的左壬们,建议回到那个时代嗯造小球藻去。代食品,我劝你多吃!
吃饱饭才是关键、食品安全?不存在。
这个问题上很多人又采用了跨时空比较的技术,幻想证明 “市场经济” 的优越性。
你们干脆拿大清跟秦朝比生产力,然后大清就是坠好的王朝了?
现实是社会主义可能存在早期的技术不足、管理方法不科学等,出现一些食品安全漏洞。
然而计划经济就算是在生产力暂时落后的情况下,也不会滋生为了利润制造假冒伪劣食品的不法商贩。因为个人的利益不是生产的第一原则。
先讲个故事吧。
寒春,原名琼 · 辛顿,她是芝加哥大学核子物理研究所研究生,是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在洛斯阿拉莫斯武器试验室做费米的助手。
她 23 岁参加了美国曼哈顿计划,造出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然而她看到原子弹在日本爆炸,30 万平民在他们制造的武器之下化为灰烬的时候,内心却动摇了。
而且当时美国对手中的核武器充满狂热和野心,大有称霸世界之意,寒春四处奔走希望能将核技术用于和平的建设工作,但没人听她的。
后来她继续攻读核物理博士,却发现奖学金也是美国军方提供的,然后她绝望了,她明白只要她继续搞核物理研究,就不可能跳出军方的牢笼,将来很可能为人类带来灾难。
而正在她迷茫的时候,远在中国的男友阳早 (Sid Engst) 写信向她描述中国延安的美好,那里虽然很穷,但却有着共产主义的希望,那里人人平等、积极向上,所有人都在为解放全人类的革命事业奋斗。
读完信后,寒春被这片红色的大地深深吸引了。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然后,这位参与了曼哈顿计划的女科学家,就这么抛弃了优渥的生活和大好前程,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寒春来到中国之后,放弃了曾经的核物理专业,是跟阳早结婚两人一起养牛。
阳早曾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农牧专业,在当时的中国是名副其实的畜牧专家。寒春则发挥自己天才的优势,从基础开始学习,还经常用生硬的中文向养牛的老农民请教问题。
夫妻二人后来一直从事奶牛品质改良及农机具革新工作。他们研发、改进的奶牛青饲料铡草机已销售近 100 万台,至今仍是草滩农场乳品机械厂的主导产品之一。
1966 年,国家为了表彰这一成果,给了寒春副部级待遇,并且奖励一套房子。寒春婉拒后依旧默默从事养牛工作。
夫妻二人在推动中国养牛机械化、自动化方面还有很多贡献。
寒春负责的牛奶冷冻奶罐的研发项目,不仅填补国内空白,甚至达到了美国同类产品先进水平,上海华冠机械厂等工厂生产,替代了进口产品,占领了中国市场 70% 以上的份额。
1982 年 3 月, 阳早、寒春负责的《牛奶管道的自动洗涤与消毒》项目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科学技术成果二等奖。
1987 年 6 月 10 日, 阳早、寒春任主要负责人的《奶牛场成套设备研制、牛场设计和中间试验》项目,通过国家机械委鉴定。
寒春设计的奶牛四场非常人性化,在挤奶时,尽量让人多走动,让牛少走动,怎样让牛消耗的能量少,怎样方便牛就怎样来。在上世纪 90 年代,西安、北京、上海的奶牛养殖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阳早、寒春在奶牛胚胎移殖推广工作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顾问。
可以说,如果没有阳早寒春夫妻二人的努力,中国奶牛饲养机械化还要推迟很多年。
养牛、品种改良、机械化,听起来似乎不如曼哈顿计划宏大,但她却让更多的中国孩子喝上了干净健康的牛奶,是真正的在做对人类有益的工作。
寒春阳早收入其实不低,但大多数都用来购买国外优质奶牛精液和各种关键设备。一家人全部家具加起来也不值 2000 块钱。
她说,国家需要钱的地方更多。
2010 年 6 月 8 日,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寒春同志因病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 89 岁。
寒春逝世后,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均致电对寒春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向其亲属表示亲切慰问,对寒春在奶牛业和农业机械化事业作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
寒春曾经说过,“牛奶分类其实只有两种,纯牛奶和非纯牛奶,做人也是一样,要么做一个纯粹的人,要么不是。”
寒春以几乎毕生的经历为中国工业化生产牛奶打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然后,2008 年国产牛奶的春天就来了。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食品安全问题,是经济运作逻辑上的缺陷。
市场经济的第一原则就是利润挂帅,利润越高企业越能发展壮大。
为了利润压榨员工只是第一步,对紫苯甲来说生产的各个阶段都可以榨取利润。
在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大发展的阶段,由于巨额利润的驱使、,食品市场出现了制伪、掺假、掺毒、欺诈现象。据说牛奶掺水、咖啡掺炭对当时的纽约老百姓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
更有甚者,不法奸商在牛奶中加甲醛、肉类用硫酸、黄油用硼砂做防腐处理。当时,肉类食品加工厂里的环境肮脏不堪,生产商在食品中添加大量有毒的防腐剂和色素。
后来美国美国制定了多部食品安全的法律条文,但始终无法从根本解决紫苯甲为榨取更多利润进行各种投机。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的统计,美国每年有 1/6 的人出现食物中毒,约 4800 万人,住院 13 万人,死亡 3000 人。
食源性疾病负担:| 发现食源性疾病 | 估计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gov)
有一些重大安全事故哪怕放到中国都是足以震撼的。
加州李斯特菌奶酪污染事件. (美国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食品安全事故,1985,美国洛杉矶). 这个事故发生在 1985 年的加州。. 当时很多孕妇和婴儿在食用了 Jalisco 公司生产的 “墨西哥风味软奶酪” 产品后出现了很严重发热、肺炎、腹泻等的症状。事故最终造成了 142 个病例,52 人死亡。2010 年 8 月,美国全国范围内爆发的沙门氏菌病毒被归咎于地处爱荷华州的两大鸡蛋厂商身上,莱特郡鸡蛋公司和希兰代尔农产召回了 5 亿枚问题鸡蛋。早在 6 月至 7 月期间,疾病防治中心每周都会接到 200 多份病例,比历史同期的平均水平还要高出 4 倍。在一项旨在降低沙门氏菌的新鸡蛋安全法实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里,两大厂商召回的鸡蛋隶属于 24 个品牌之多。2014 年美国知名食品品牌 Subway 被披露,其三明治面包中含有一种名为偶氮二甲酰胺的化学添加剂,而这种作为面团改良剂使用的化学物质,同样用在皮鞋塑胶和瑜伽垫等化学品中,以增加弹性。
……
美国食品安全问题不一定都源于本土,资本的力量早已穿越国界进行反向渗透。2007 年美国宠物食品三聚氰胺事件,是因为从中国进口的含三聚氰胺的小麦蛋白粉和大米蛋白粉。
“今年 3 月份以来,“美国宠物食品三聚氰胺事件” 引发了境外媒体对中国出口食品乃至出口商质量量安全问题的炒作,制造中国商品威胁论,把中国商品妖魔化。继而,以美国为主的一些国家,对我国的出口食品和日用消费品等,采取了一系列限制进口的措施。这次炒作不同寻常,不仅来势迅猛,而且充满敌意,恶意攻击诽谤,大有不达目的不肯善罢甘休之势。
——2007 年 7 月 17 日,时任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李长江在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 “优越性”。
计划经济与否和食品安全没有直接关系,既计划经济与否连食品安全的必要条件都不是。食品安全问题的制约因素是生产力、监管力度。生产力包括有没有条件常规化生产商品、对该商品的科学认识。
题主要问,计划经济时代有食品安全问题吗?我的回答,有。举例,那个时代我们家自己养鸡自己吃(城市),自家鸡不小心吃了老鼠药(过去的老鼠药怎么有毒怎么用),舍不得把鸡就这么丢了(鸡还没死的时候被发现的,必死),赶紧把鸡杀了,内脏丢弃,只取精肉部分,反复水洗,烧烧吃了。题主说计划经济时代有没有食品安全问题?
那时候只有饥饿问题,没有食品安全问题,因为连食品都没有,何来安全?如果你一个月没见过荤腥了,相信就是给你吃病死猪你也会感恩戴德
供应不足是另一个问题,食品安全在计划经济时代确实没出过大问题……………… 举例说明:改开前家里有在国营某食品厂工作的亲戚,告诉我们买东西买他厂的,干净!…………… 改开后在某私营食品厂,劝我们别买他厂的产品……………
不邀自来。
个人观点,计划经济时代的食品安全问题绝对比现在还要多。
不过这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没关系。在计划经济时代之所以食品安全问题多是当时我们国家还处于生产力较低水平,连吃饱的问题都还没解决,那有精力考虑吃好的问题。
很多答案举例计划经济时代的食品安全,比如农药污染、有毒物质污染、米猪肉啊等等;当然也有人说类似 “那时候没有食品,所以自然不存在食品安全” 这种话,很是炫耀了一下它们的“机智”。
不过所有这些,基本上离不开背后的本质:那个时代产生的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根本逻辑在于生产力落后、科技水品落后、对有毒物质的认知落后等。
而类似于小到地沟油、大到三鹿奶粉事件,所有近一二十年的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逻辑都在于:这些问题食品的生产者为了获取其个人或者集团利益,而并非其生产力落后、对有毒有害物质缺乏科学认知手段。
计划经济只有食品是否充足的问题
尚没有到要求安全的地部
这个问题是不对的。因为,正儿八经的计划经济,应该在这样一个国家和社会中试验:没有任何经济封锁,没有任何捣乱破坏,没有战争威胁。当然市场经济也得是这样的条件,这才能从学术上评价,是纯学术上的评价。否则,任何两组科学实验,一组给予优惠条件,另一组则不断受到捣乱破坏再捣乱再破坏,这不是科学的做法。
中国的计划经济,不太受到捣乱破坏,相对外部干扰小一些的年代,反而是我 1978 年上大学,直到拿到清华大学博士学位,1988 年去深圳大学工作,这段时间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实验样本。这段时间我从大学到博士学位拿到,学费全免,毕业分配工作,公费医疗,一去深圳大学立即分到 60 平米住房。
当然没有,毕竟榆钱,树皮和草根都是绿色有机食品,我家老太太对各种野菜可熟悉了,遛弯时经常告诉我哪种植物能吃,什么味道。今天是清明,她又在念叨我父亲到死都没怎么吃过饱饭,我父亲 76 年死在唐山,死时是正团级干部。
年纪大点的应该都听说过 “地方病” 这个词。90 年代以前全国许多地区都发生过,尤其是生物源性的地方病,大部分都源于食物或者水源污染。而那时人们能做的就只有消毒防疫等等,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明确的食品安全观念。
食品都没了还安全呢,我家真的是你爷爷一犯错我爷爷就要饭,我爷当年拉着小木板车推着我奶奶一路走到东北才挺过来的
连食物都没有,自然不会有食物安全问题
委内瑞拉的例子说明,全部都是国有企业,纯粹的计划经济,大锅饭的福利,这个民族和国家基本上是死路一条。
我不去看实际上怎么样,我只说理论上的。
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经济里不大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问题,除非故意破坏捣乱,或失误,或者科学出错这几种情况。
公有制计划经济里,原材料是调拨的,不要食品厂花钱买,而且食品厂生产的食品是免费送出去的,没有利润,怎么可能会造假?
比方说,你是一个奶粉厂的厂长,现在政府调拨给你 100 吨鲜奶,让你生产奶粉。假设理论上 100 吨鲜奶最多能生产 10 吨奶粉。你想往里面加三聚氰胺吗?不可能的。
一 你没有必要加。加了三聚氰胺后,奶粉的产量会增加,而产量增加了,你厂的利润能增加吗?不能。因为你厂的奶粉是免费送出去的,即使产量增加 100 倍,你厂的利润也是 0。产量增加了,能给你这个厂长发奖金吗?不能。因为 100 吨鲜奶最多只能生产 10 吨奶粉,你的产量增加得离谱了,肯定有问题。
二 你搞不到三聚氰胺。你所用的原材料都是上面给你调拨的,三聚氰胺不是生产奶粉的原料,所以上面不可能给你调拨。你厂自己花钱买?不能,因为公有制里没有商品,一切都是调拨的,你买不到。而且你厂一分钱都没有,你厂也没有钱买。
三 公有制里造假会增加成本,而不是减少成本。奶粉的原料是上面调拨的,不需要你厂买,但是要造假,你厂就得自己买造假的原料,就得自己掏钱。就算你厂有钱,可是你厂的奶粉是免费送出去的,你厂愿意自己贴钱白送给人吗?比方说你厂自己掏腰包花 1 万块钱买 10 吨三聚氰胺掺奶粉里免费送给大家,不就太傻了吗?
所以理论上说,公有制计划经济里,不存在故意造假的行为。只可能存在下面几种情况:1 有人恨这个社会,故意往食品里掺毒,但是他不是为了利润。2 因为失误。例如,工人操作失误,或工艺控制不当产生有毒物质。3 科学上没发现某物质对人有危害而把它加到食品中。而这些都不是为了利润而故意做的。
总之,公有制尽管不能杜绝失误等情况,但是排除了为了谋利而故意造假的行为,就会使食品安全性大大增加。
都没得吃能有什么安全问题…
人都能饿死,谁还顾得上食品安全……
众所周知,观音土不存在任何安全问题
肯定有食品安全问题。
这个问题和制度真没有啥关系。生产力不足,能吃就是好东西。
食品安全问题非盈利性的安全问题,简单的说就不是人们存心弄出来的。
有人说吃猪米肉,一年都看不到油星,杀头猪还扔吗?
猪米肉问题在 90 年代还没有完全解决。
但是不会有为了好看好卖,的苏丹红,硫磺熏白的豆芽菜。回收皮鞋做胶囊。
每种制度都有每种制度自身的问题。
解决不了自身问题,却总想拿之前的比烂就没有意思了。
好日子,还再后头呢。恶心不。
计划经济时代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食品安全问题,我是过来人,说说我的亲身感受,我今年五十多岁了。
首先计划经济时代,基本上不使用任何的化肥农药,这最大程度的保证了食品安全。
化肥农药是干什么的,是催长的,现在食用的东西,基本上全部都是化肥农药催长出来的;而现代中国人为什么癌症率这么高,就是因为人体内的组织被所食用的东西里含有的大量化肥农药所催长,进而形成人体内的各种肿瘤;肿瘤是什么?肿瘤就是癌症!
所以,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人很少有得癌症的,甚至那个时候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癌症,因为基本没有任何的人得癌症;但是现在看看中国人,有几个不得癌症的。这就是计划经济时代和现在商品时代的最有力、最简单的食品安全的对比。
其次,计划经济时代,粮食有粮食那独特的粮食香味、蔬菜有蔬菜那独特的美味、肉类有肉类那独特的滋味、水果有水果应有的各种天然味道;但是现在:粮食没有了粮食那独特的粮食香味、蔬菜没有了蔬菜那独特的美味、肉类没有了肉类那独特的滋味、水果没有了水果应有的各种天然味道,一切的食物都越吃越没味了,这就是计划经济时代和现在商品时代的最有力、最简单的食品味道的对比。
最后,计划经济时代的蔬菜根本不腐烂、顶多因放置时间过长蔫巴了,而现在的蔬菜没两天就腐烂了,因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蔬菜含有大量的有害成分,连蔬菜自己都受不了所以蔬菜自己腐烂了;
现在的肉类基本上都注水,哪还有什么肉的本来颜色了,现在的肉类你还能吃出肉类的味道和香味了吗,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特供食品除外,所有的特供食品都必须按照计划经济时代的生长规律去生长,这样才能成为特供食品!但是现在的特供食品就是以前老百姓吃的最普通的食品,这就是计划经济时代和现在商品时代的最有力、最简单的食品是否特供的对比。
所以,只要是上了岁数的人,只要是亲身体验过计划经济时代食品和现在商品时代食品的人,都会得出一个真实的结论,那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食品安全是 “天”、现在商品时代的食品安全是 “壤”,计划经济时代的食品安全和现在商品时代的食品安全对比,那是 “天壤之别”。
事实胜于一切狡辩!
北京市运肉车第一次盖上棚是尼克松访华期间,之前所有北京人无论高级干部还是底层百姓,吃到的肉都是冒着尘土露天送来的。当然海里的人还是有特供的,不过总体很平等,确实没有人有特权吃到干净的肉类。
有的。
但是跟计划经济无关,
只是由于穷。
中国用 7% 的耕地,
养活了 23% 的人口。
实际上还包括,
种子水平很低,
基因技术缺乏,
提升产量都靠杂交。
所以当时的食品,
是没有权利要求无公害的。
各种农药、化肥,
还有各种有害的加工方式,
例如用汽油萃取菜籽油。
唉,人穷志短,
有害的食品,
总比饿死强。
计划经济时代龙民有食品吗
只能说,计划经济下可能不存在由于无良商家为了利润带来的食品安全风险(偷工减料、降低采购标准、降低质检标准),但是别的该有还是有(未知的或不受重视的食品污染,不完善的生产工艺,不完善的质检标准)。
你回去问问你爷爷奶奶那时候过得好不好,看看他们会不会给你脑袋开个瓢
先下结论:计划经济时代肯定存在食品安全问题。
**(一)“计划经济时代” 的食品安全问题当然有而且肯定会有,说没有的非蠢即坏。但是有不是问题,“为什么会有” 才是问题。**一般来看,造成计划经济时代的食品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无非是几点——资源短缺、认识不够、敌人破坏;因为资源短缺,所以很多现在看来不能吃的东西会在那个时代被端上餐桌,比如老一辈就有所谓 “臭鱼烂虾” 的说法,谓变质的海产品经过加工可以食用;再就是有的答主提到米猪肉会在一定条件下(如高压蒸汽杀菌后)贩售。因为认识不够,所以那时候冷饮厂生产的饮料基本上就是香精兑水,冰棍厂生产的冰棍偶尔会因为糖精过量而发苦。至于敌人破坏那种,由于政治大环境如此,西方国家和台湾都想搞我们,国内被镇压的敌对力量也不甘心,所以类似的事情也不少。
(二)上述的食品安全问题虽然产生于 “计划经济时代”,但不是由于“计划经济” 导致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上面三种情况仍然存在——因为资源短缺仍然存在,所以必然有人冒着食品安全风险去食用变质、劣质食物。因为对食品安全的认知永无止境,所以由于认识不到位而产生的视频安全问题也肯定会存在,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现在被认为安全合法的某种食品添加剂过几年就会被认为是非法的。至于说敌人破坏,由于大环境改变了,境外敌对势力明目张胆地派特务去哪个食堂哪个学校下毒的情况基本无了,但内部已有的或者新生的对抗性矛盾所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仍然存在。由此可见,“计划经济时代”的食品安全问题不是 “计划经济” 的锅。
**(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了 “计划经济时代” 所没有的新的食品安全问题——那就是为了牟利而明知故犯,甚至有组织、有计划地生产伪劣食品来毒害人民群众。**比如当年的山西假酒案、三聚氰胺案等等,这一种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所特有的食品安全问题。这类的事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是基本不可能出现的,因为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对 “利润挂帅” 持批判态度。而只要市场仍然存在,那么利润就必然是重要指标,由此而产生的食品安全问题就会一直存在。所以说,“市场经济时代”的一部分食品安全问题是 “市场经济” 的锅。
所以,**试图把 “计划经济时代” 美化成 “无食品安全问题时代” 的人,定然是完全不讲历史唯物主义的二极管。但是某些答案下某些把 “计划经济时代的食品安全问题” 归因于 “计划经济”,或者试图论证“因为计划经济时代也存在食品安全问题,所以市场经济时代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根本不是问题” 的人,同样也是不讲历史唯物主义的二极管。**如是而已。
有食品,才有食品安全。
吃不饱的日子,先考虑什么可以吃。
榆树钱,榆树叶,野菜,和着棒子面,能吃上美的不得了。你和他说食品安全?
计划经济饿死过人。
糖精,我小时候在四川老家还经常能见到,我还吃过,味道有些甜,但甜味不重,还有点发苦。一般家里做爆米花、蒸馒头的时候会加一些。
米猪肉也有,农村家庭散养的猪,猪圈跟厕所是同一个地方,猪肉有绦虫简直不要太常见。
还有用农家肥浇菜,沤肥是个很麻烦的事,所以几乎家家户户都用过生肥。
最严重的是农药残留问题,像是豇豆之类的比较容易招虫子的蔬菜,不打农药几乎没有收成,所以农药残留问题一直没法解决。农村人自己吃蔬菜都是分一小块菜地出来不打农药。
至于做酱油、豆豉、酿酒之类的,村镇小作坊的卫生条件往往能刷新一些城里人的认知下限。
哦对了,我 90 后。
没听说有吃小球藻吃死的。
计划经济时代的食品哪有原始社会的食品安全。原始社会吃的食品绝对安全,百分之百纯天然。穿的衣服绝对真皮,还是豹纹的。
改革开放前的东西不见得就无污染,但明显现在东西越来越难吃,黑心商人太多,国家对食品安全监管不利。
钱不够花,你才计划一下!钱花不完计划个毛!
在春秋战国时期,更没有食品安全问题。那时候各种化合物都当作仙丹,要是吃上皇上吃过的毒药更是全家的幸福
不太清楚题主提问的是已经存在历史空间的计划经济?还是未来共产主义公有制下的有计划生产?前者的话,别的答主给出了具体的答案了。如果是后者,那当然是没有啦!马恩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无序生产和分配不均的问题。产品经济下的有计划生产应对出现的相对生产过剩。并且建立的基础是什么?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啊!画个重点,没有商品!没有商品!没有商品!社会生产细节连马恩都没有想好,你们想问我?我们哪知道呢。最重要的是,那一代人,不是我们这代庸人!不会总有些奇怪的生物告诉你资本大法好!
这个时候就要请答主尝尝双蒸饭和小球藻了
某些人的想法:前 30 年的成就,都是计划经济的功劳;前 30 年的失误,都是时代或科技局限。后 30 年的成就,都是时代或科技发展;后 30 年的失误,都是市场经济的危害
那也没什么好说的了,理都被你们占完了,你们高兴就好
食品安全问题比现在多的多。
但是问题关键是当年几乎没有监管,而不是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最常见的是物资短缺
上海市卫生志记载:
1953 年 6 月,龙华区上海中学发生重大集体性食物中毒,有 1340 人中毒,371 人症状严重,经抢救,无死亡。1954 年起,市站收集全市性食物中毒资料。1955 年制定《上海市食物中毒调查管理试行办法》、《食物中毒调查报告单》,实施食物中毒调查处理、报告制度。1959 年是上海集体性食物中毒发生最多的一年,共计 600 起,26770 人中毒。1974 年是上海食物中毒发生人数最多、波及面最广的一年,仅 9 月 30 日至 10 月 3 日的 4 天内,因食用节日供应的质量差的黄鱼、猪肉及水发食品,导致多起集体性食物中毒及大量散发病例,中毒人数 49596 人,实际估计超过 5 万人。
食物中毒发生数统计:
年代 年均起数 年均人数
50 302 ※ 26770
60 182 8333
70 103 7645
80 35 1687
※ 仅是 1959 年的发病人数,其他年份无病人统计数字。
电镀废水污染:
1964 年汇明电镀厂因废水腐蚀地基而使厂房倒坍;上海石油配件厂酸性废水严重腐蚀了厂房地基,还污染了水源,工人都不安心工作,同时厂群矛盾尖锐。1965 年,上海电器电镀厂废水腐蚀了厂房地基,使厂房呈危险状态;上海建设交通器材厂的废水不仅腐蚀厂房,还腐蚀了城市下水道,城建局不准其继续排放;1979 年,亚洲刀厂等单位电镀废水任意排放,使附近井水含铬量超过标准数十倍,群众反映强烈,一度停产。
计划经济时代是不存在食品安全问题的。
因为计划经济时代是集体所有制,没有人胆敢违背集体的意志去坑害老百姓。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人胆敢在牛奶里面加三聚氰胺的,因为身边全是广大人民群众在监督着,一旦被发现那是要按敌对问题揪出来批斗的,那是永远不会让你再翻身的。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在武汉饮料一厂做临时工,我在冰棒生产车间。有一次,一根没有包装的冰棒掉到了地上,我害怕批评,我捡起来准备重新放回去,结果被一旁的几个师傅看见后,他们把我痛斥了一顿,要不是看我年纪小、人老实,我早就被他们打成现行的坏蛋了。
因此,由于计划经济时代是集体所有制,大家相互都在监督着,所以不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当年计划经济的牛奶都是新鲜的,是不能直接饮用的,必须要取回来重新烧开后才能喝。
后来单干或实行个体户之后,那些个体餐饮和个体食品加工就没人进行实时监管了,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出台一系列监管制度或检测制度了,其原理就是事后诸葛亮。就是说,在单干或个体经营的环境下,他们在生产过程中是没办法去进行监督和管理的,只能等着他们生产出来后才能进行检测,此时那些不法生产者已经坑害了很多人了,这就是三聚氰胺案件的逻辑。
为了防止某些人误导年轻一代,特补充以下内容:
1、在某些人的回答中所晒出的一些计划经济时代销售的食品添加剂的图片,都是供销社专供的,不对个人销售。企业在使用这些添加剂时,也是有严格规定的。而且,这些添加剂也是当时国际上通用的。因为食品添加剂的技术并不复杂,配方很容易搞到的,所以这些添加剂在当时也是最好的,不可能是最差的。
2、计划经济时代一般情况下是不用农药的。除非是大面积遭到虫害时,由上级部门统一组织农药应用,一般个人是很少乱用的。因为当时的中国工业主要是以国计民生的轻重工业为主,而当时 “无关紧要” 的化工工业发展相对滞后,所以当时的化肥和农药价格相当贵。而且,当时在城市里只有那些经济条件好(子女少)的家庭,才有闲钱购买六六粉或敌敌畏来消灭家里的害虫。而在当时的农村,仅就农民手上那一丁点工分连自己吃饭都不够,谁还敢去购买六六粉或敌敌畏啊!今天某些领导同志在当年知青下放时,都没有多余的闲钱购买敌敌畏去消灭自己床上的害虫,更何况只拿工分的农民呢?
3 过去的调料产量极低,因为全都是纯粮食酿制的,生产过程漫长。当年我路过武汉的酱品厂时,一股酱香扑鼻而来,因为厂里晒制的酱品就在露天里晒的。计划经济时代的酱品一般是没有加添加剂的,一般都是用盐来作为防腐剂,因为中国最不缺少的就是盐,所以我们打的酱油都是散装的。如果散装酱油时间放长了会变味的,所以副食品商店的酱油都是最新鲜的,不然炒菜就不会那么香了。
4、那时候的食用油都是现炸的,油的颜色是深色的,非常新鲜,放时间长了就有一股 H 味,所以粮店里的油绝对新鲜,炒菜时特别香。因为计划经济时期的食用油产量非常低,人民群众的需求量又非常大,一般情况下都是供不应求的。那个时候,大概就只有豆油、菜油或棉油三种食用油,有时候我去打油时,副食品商店里不是缺少这个油、就是缺少那个油,因为当时食用油的产量低嘛,新榨上来的油很快就卖光了,根本不需要用添加剂保鲜。
5、城市吃的大米多为陈化米,而农村吃的米多为新米。城市吃的陈化米的淘米水非常浓郁且非常粘稠的,煮饭时的米汤也非常粘稠好喝,根本没有黄曲霉的味道。从肝癌的发病率来看,现在的肝癌发病率要远远高于过去计划经济时代,这说明今天我们摄入的黄曲霉要远远高于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
6、 过去的猪肉是不需要进行防腐的,因为产量低,所有新杀的猪都能够迅速卖光,根本保存不住。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一直怀念过去的猪肉好吃的原因,因为过去的猪肉都是最新鲜的,而今天的猪肉都是被防腐剂破坏了原有肉质的鲜味。因此,不是因为今天的猪肉是饲料催大的而不好吃,而是因为今天的猪肉生产出来之后全都使用防腐剂来防腐,导致猪肉的原味被破坏了。十年前,我家楼下一楼有一家租住户是菜市场卖肉的小摊贩,有一次我路过他家窗户时,发现他家窗户外面的防盗网里放着一瓶福尔马林,我草!从此我就再也不在他家肉摊上买肉了。由于今天是个体经营,这种滥用防腐剂的现象根本管不过来。
7、过去没有大棚蔬菜,全都是时令蔬菜,那时根本没有反季节的蔬菜。而且,由于计划时代严重缺少农药,导致所有蔬菜的菜叶上全部都是被虫咬的洞,这是过去与今天的最大不同。在计划时代,如果不是大面积的遭受虫害,一般绝对不会用农药的,因为农药很贵的,所以一般公社根本没钱购买农药。在计划经济时代,只有在大面积遭受虫害后,才会在上级部门来救灾时运用农药。
8、过去的牛奶都是当天刚刚挤出来的鲜牛奶的,它是不能直接饮用的,必须要拿回来煮沸后才能喝。因为当时工业落后,防腐剂产量极低,一般食品企业都是定量分配防腐剂。因此,在计划经济时代,如果不是特殊情况(如军需),一般都不会随便滥用防腐剂的。更因为当时的食品加工产量完全跟不上群众的需求,所以全都是现做现卖,根本没有库存。
9、1969 年我随父母下放到湖北省咸宁地区(现为咸宁市)蒲圻县(现为赤壁市)洋楼洞公社插队落户三年。当时我从没见过农民伯伯像新闻电影中那样背个农药箱在田地里喷撒农药的情景,全都是挑着大粪往田里施肥,我们学生在学农劳动时也是挑着牛屎到田里施肥。
10、1994 年分田到户全面完成已经过去十四年了,我衣锦还乡再去当年我家插队落户的那个洋楼洞公社游玩时,没想到他们还在用大粪当化肥,他们所有自家茅厕的门上都写着 “盗粪可耻” 的标语。改革开放十四年之后 1994 年的农村家庭都买不起化肥或农药,更何况在经济更困难的文革时期了?
11、在 2000 年以前,中国的普通农民家庭是买不起化肥或农药的。直到 2000 年之后,中国的农民可以到城市里去向外资企业出卖自己的廉价劳动力之后手上有了点小钱了,这个时候农村这才开始大规模使用农药或化肥害人害己了。而且由于是个体分散行为,根本无法管理,只能是事后诸葛亮地进行抽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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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说明:
第一、今天我们的食物安全吗?前不久有例可证:前几天,我去武汉郊区农家乐采摘,让我对计划经济时代的粮食匮乏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几乎是让我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恍然大悟、如梦初醒,,,,,,,
半月前,我去武汉市某郊区农家乐采摘桃子,因为非常好吃,所以我采摘了一大桶回来了,而且价格比市场上的便宜一半,可把我高兴坏了。
我回来之后,只吃了几个,结果放到第二天还剩下的大半桶全部烂掉了,一个没剩下。我就奇了怪了——我在市场上买的桃子,起码可以放个三、五天,而我亲自采摘的桃子却一天都放不过去?
当时我也没往心里去,只是责怪那个果农忽悠我,把要烂的桃子让我摘。但我一想也不对,因为我当时摘的桃子全都是很硬的,而不是软的,怎么可能一天都放不过去呢?难道,是因为桃子是有虫子吗?也不可能有虫子,因为采摘的时候我都亲眼挑了的啊?
这两天,在路上又遇到原来总来我公司收废品的一位农民兄弟,我与他聊起了家常。此时,我突然想起了前不久我亲手摘回来的桃子只放了一天就烂掉了的事情,他对我笑道——要拿药水泡一下,不然十个小时都放不过去,,,,,
我天!
此时我想起了蔬菜的运输。如果不用防腐剂,蔬菜在运输过程中能保鲜多长时间?
我有一种不详的预感——计划经济时期我们为什么食物短缺?不是因为产量少,而是运输和储存能力太差。
在二十多年前,我们武汉市原来还在大搞菜篮子工程,可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原来为武汉市提供蔬菜的基地武汉东西湖农场现在也城市化了。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的蔬菜运输和储存能力大大地提高了,我们武汉的蔬菜完全可以由外地提供了,我们武汉市自己就不需要再发展蔬菜业了。
这是个好现象吗?
第二、计划经济时代食物中毒的根本原因不是社会原因,而是因个人自己的问题造成的中毒。——这个逻辑,今天的国人一定要整明白。
计划经济时代肯定有食物中毒现象,这是避免不了的。但有一个逻辑大家一定要整明白——过去食物中毒产生的原因,不是因社会问题导致的原因,而是因为当时社会中的个人(个体)因其知识的匮乏或因贫困所导致的个人问题。而当时社会所产出的公共食物,那是绝对安全的。
这是什么概念呢?以我父亲为例——当年我父亲家乡山东的亲人从山东寄到我所居住的武汉市来的花生米那是绝对完美无缺的,是没有任何安全问题的。然而,我父亲因为勤俭节约舍不得吃这些从他老家寄来的花生米从而导致这些花生米因存放时间过长而发霉。有文化的我母亲坚决要求将其扔掉,而我父亲却因这些花生米是他家乡亲人寄来的而舍不得白白扔掉且自己一个人偷偷地炒着吃了,结果父亲 60 多岁就得了肝癌去世。而当时坚决不吃这些发霉花生米的我母亲(1935 年生)活到今天 87 岁了,她不仅仍然健在,而且今年(2022 年)还能登上相当于 15 层楼高的山坡上为我父亲扫墓。
我在很多回复中就已经说明——过去粮店里出售的食用油或其它所有食品那全都是绝对天然、安全和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只是当时因为人们的贫困而舍不得吃而将这些食用油等食物存放时间过长从而导致了这些食用油等变质产生了 “嚎味”,其与这些食物的社会化生产或社会化销售过程没有任何毛的关系。
而现在,,,,,还需要我往下说吗?
我就以今天、现在、目前我们小区那个从农村来武汉做面点加工生意的农民个体小贩为例——他在对面粉进行二次加工时,几乎是没有任何安全卫生防护措施的,其整个面点加工房里(租住一楼的一间破单间)是完全向大自然彻底开放的,其苍蝇、蚊虫、蟑螂、老鼠等害虫在其一楼的加工房里那是满地游荡或自由进出,你能保证他的面粉加工机器上不存在这些害虫或一颗老鼠屎并且一起被加工到他那些准备对外出售的面条制品之中吗?
过去的食品安全问题都是个人因素造成的,而不是当时的社会化大生产因素造成的,那这些个人因素所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在理论上是完全可以防范或避免的。比如说过去因挨饿吃煤的问题,这是可以避免的,忍一餐也就挺过去了。我小时候因挨饿也想吃煤,但我父母坚决不允许我吃,这不我今天也能像莫言那样会写文章唱赞美歌了不是???!!!
肯定有,但是这跟 “计划经济” 无关,跟 “时代” 有关。
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已经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了,那时的中国的科技水平、生活水平、法制水平与今天完全不同。
我这辈子大部分做的就是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维护。我知道一个企业的物料计划、储存和分配是多么复杂的事情。一个企业尚且如此,何况一个国家。所以我不知道在那个没有计算机的时代,这计划经济是如何实现的。仓库管理中物料有效期管理是一个课题,计算机管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没有计算机时代,8 亿人生活物料的有效期管理可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总之,从两个方向看,那个时代食品安全是做不好的,因为没有意识,也没有技术
计划经济时代既有计划经济的要素,也不能忽视的是它离现在已经很久,很多概念都是没有的
计划经济的存在理由是因为短缺,而不是因为计划经济造成了短缺。
现在中国粮食已经不短缺了,但主粮还有计划经济的特征,是为了防止万一短缺再来,基本的粮食安全。
短缺时代,无所谓食品安全,别当场吃出毛病都是安全的。
五十年代的计划经济之前,出过很多安全问题质量问题,例如给志愿军采购的物资,当时出的问题有很多记录可以看到。
那个时代没有食品安全问题,毕竟没有食品就没有食品安全问题。
计划经济时代食品安全有问题,但是没有食品安全问题:因为那时候有的是食品短缺问题,不吃有问题的食品要饿死,吃了可能食物中毒死,但是更有可能就不不会饿死了。
食品安全大有问题。
现在你吃的面包按天供应,卖不出去的就扔,那时节当然没这待遇,哦也没有面包。
点心啥的在供销社放一年也敢卖给你,砸脑袋上能脑震荡。
认知水平的问题和故意掺杂使假还是有区别的吧
计划经济时代很少有故意掺杂使假的,又不图利润
比如标准粉就是黑,没人在蒸馒头时拿硫磺熏
比如牛奶里也没有三聚氰胺
至于工业污染,课文晋祠里还把大烟囱当成繁荣的表现,这是认知水平的问题
至于打野猪打豹子,认为是为民除害,这是认知水平的问题
香精糖精,当成现代工业的先进技术呢,这也是认知水平的问题
不是故意害人!
三聚氰胺是故意害人!
那些说计划经济不好的,两弹一星、青蒿素都是那个年代的,你爹妈就是那个年代长大的。人,不能没良心。
计划经济意味着物资紧缺。人们每天发愁有没有吃的!注意是有没有吃的!大部分人都是饿肚子的!能一天三顿七分饱都算令人羡慕了!直到现在一些偏远穷苦地区一天只吃两顿饭,只是因为穷。而计划分配时期这种穷是全国普遍性的。听我妈回忆那时国年想买点腌带鱼都要排好长时间队,买到手里鱼都发臭变质了,就这也令买不到的邻居羡慕的很,来我家借几段鱼过年。
当年肯定有食品安全问题啊,否则怎么可能出现特供食品?
氨水做冰棍是标准,所以经常会吃到很苦的冰棍。
报纸包油条是日常操作。
纽扣掉落是常事(很多人家里会有纽扣盒)
修伞,补锅,修理钟表。。。这些行业的消失,就是因为现在的产品质量明显高于过去
在短缺成为常态的计划时代,普通人首先是为了吃饱肚子,至于安全和质量都是次要的了。
前者紧要性上压倒了后者,不代表后者问题就不存在了。
60 后,有一件事印象深刻。
那时候面包是生活中的奢侈品,偶尔吃到,看外国电影老外拿面包当主食,很是羡慕。
有一天妈妈居然拿回一大兜面包,这在我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极偶尔买回一个让我和弟弟分吃,已经是很幸福的事了。这回是这么多!原来是公社合作社处理过期变质的面包,大概几分钱一个吧,很多面包上都有霉变的点了。其实面粉发酵类食品变质,没有蛋白质类食品变质那么厉害。妈妈把霉点去掉,再用锅蒸一遍,大家都吃的津津有味。
现在如果能买到变质面包可以上新闻了,商家会被狠狠地罚一笔。
所以说谈食品安全问题是有前提的。
一样有的,只是没那么离谱而已,不过就吃不死而言,其实现在也还好,而且地沟油都知道不卫生可是架不住口感好啊,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总搞爱国卫生运动,恰恰说明食品很不卫生。消灭那么多寄生虫传染病,恰恰说明食品很不卫生。
总宣传娼妓改造成功,恰恰说明当时非常性压抑
和市场化关系不大,主要是技术水平和以人为本的执法两点在影响。
没有食品 自然就没有安全问题
胶原,我的胶原。宁吃胶原主义的猪肉疱虫,不吃修正主义的美国牛肉
小时候 (80 年代) 在一个三线军工企业 (60 年代国家在山区建了大量这样的企业,具体请网上搜) 长大,周围一条河,和小伙伴经常去玩,这条河也是周围农村的主要灌溉等用水。厂里挖了一个小河沟接到这条河,厂里的各种水都通过这条河沟排到河里,包括家属区的生活污水,没有任何处理,从家里下水道直接排到河里。厂里有各种工种,完成各种工序,包括车铣刨磨、电镀、漆工等,这些的废水全部直接排到河里。在那个年代完全没有环保意识,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污染自己判断。这种在那个年代不是个案。
逻辑上来说,只要原料充足,食品安全和缺斤少两问题都应该比较少见。
不过食品种类就够呛了,这个是因为管事儿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个制度也会鼓励大家少找事儿。
肯定有呀。
现在食物充沛都有,以前计划经济时代物资匮乏,很多东西都不在意安全了,怎么可能没有安全问题呢?
有不会被当成问题的问题呢。
在回答问题之前,我们得先明白一下什么是食品安全问题。
现代的食品安全问题指的是食品本身是否健康,添加剂含量是否超标。
可在计划经济时代,根本就没有 “食品安全问题” 这个概念,毕竟当时吃都吃不饱,谁还在乎好不好呢?
由此我们把计划经济时代的食品安全问题分成两个类型:1. 能不能吃饱饭的问题 2. 食品是否有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那个年代起起伏伏,从吃大锅饭,大家都吃不饱,到后来大锅饭都吃不起,家家户户都啃墙皮、吃树皮。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是在信口开河,但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会告诉你,不仅是那样,而且比那还严重。
在当时,树皮、树叶、树根都是食物,墙皮也是补钙的最佳选择。人吃人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而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换孩子互相吃也不是骗人的谎话,都是真实存在过的事情。所以那个年代,一家往往有好多孩子,这不是因为能养得起才生,恰恰相反,是因为太穷了,需要更多劳动力。
现在的人口老龄化、污染严重、就业困难,都是因为当年计划经济时代人们无奈之下生了太多孩子导致的。今天社会上人们所说的压迫感、疲劳、苦难以及贫富差距大、人均 GDP 低也都是计划经济多生孩子所带来的长期性创伤,并不是市场经济的固有弊端。西欧就没有这样的问题,甚至于中东、拉美也没有这样的问题,只有东亚才是如此。
回到刚才的话题,那个时代能吃饱饭的人,都被算作资本主义尾巴,只有极少部分利益既得者才能吃饱。而吃不饱饭,每天都有许多人在饿死才是当时的常态。等到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发展起来、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横空出世,人们才渐渐从饥饿中走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 “能吃饱” 的食品安全。
第二个问题,当时的人为了吃饱饭,也真的是什么都吃,“无害”的食品安全根本无法保证。因此在这里谈 “树皮”“墙皮” 这种本来就不该作为食品的东西有没有食品安全我觉得毫无意义,所以我们来谈谈正规生产的食品。
在那个时候,大锅饭可以说是正规食品。由于当时缺少粮食(没有大米,一般是玉米、高粱)人们一般做粥、谷物壳做的面糠和窝头。粥的水常常是井水和河水,完全无法保证食品安全,不过我们放宽尺度,不看这种当时完全无能为力的东西。为了让粥更加丰富,也是为了解决盐的问题,当时喜欢在粥中加一些沙子和土,面糠和窝头也更是如此。
如果你觉得这也算是安全的食品,那么我们接着往下说。
那个年代,使用化学添加剂完完全全是一种奢望。不过,在一些食品中,也喜欢加在现在完全不符合标准的香精——毕竟那种东西在当时还算是便宜的。当然,不合格的油自然也常常被使用在工人食堂中。
总的来说,计划经济时代必然是有食品安全问题的,既没有足够的粮食,也不能保证人们吃的东西健康。就算计划经济时代所有的东西都是健康的,又能怎么样呢?也轮不到你来吃。连饭都吃不饱,你还会在乎吃的东西健不健康吗?要说那个时候真的没有食品安全问题,也不过是太穷了舍不得用,才 l 没有所谓的政府不让用——都要饿死了,谁在乎你用什么呢?
所以感谢改革开放吧,是市场经济救了中国。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能让人吃饱饭的中国。
当然有。
主动和被动是两回事。
明知和未知也是两回事。
计划经济时代的食品安全问题**大多**是被动 + 未知的,因为缺乏利益驱动。
食品怎么可以不安全?
不安全的食品的屁股肯定是歪的,受了钱了。
易子而食的时候你会问对方父母,这孩子符合检验检疫标准么?
看到前排答案,我想说很多事情当时不知道危害的事情,比如香精什么的,这些实在是没办法。但是已知危害的东西抓到可是重判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妈给我讲过,北京有个食堂的伙夫晚上给切糕和豆沙馅的时候,总往豆沙馅里拉屎。原因嘛很明显就是犯坏,因为是公有食堂也不可能靠缺斤短两这个来多挣钱。
但是后来被发现,直接给的罪名是仇视 XX 主义的敌特份子,判了好多年,当时还见报了。
现在要是按照这个罪判刑的话,估计得再盖不少监狱啊。
难道你真的以为没人说就是没有?照你这么说…… 没有核酸就没有新冠咯
橘生淮南则为橘 生于淮北则为枳。
那个年代,有口肉和奶吃的就不错了,还安全。不信的,可以问问 60 岁以上的人。
不报道就是没有喽。不知道也自然不存在。
肯定有啊。
如果你看过《上甘岭》(1956),里面有首歌曲《我的祖国》是最经典的片段,而其中有一句可以看做环境污染的铁证:
当卫生员王兰唱到 “在这篇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 这句时,你可以清楚地在背景图像里看到大气污染。
这说明什么?
当时大家的观念是和现在不一样的不是吗?工业化的曙光才是当时大家的骄傲,而环境保护的优先级要更低。
所以,问题的核心不是计划经济时期存不存在食品安全问题,而是:
这是计划得到正确实施的后果呢,还是没得到正确实施的后果?
或者,是有缺陷的计划得到实施的结果?
或者,是没有相应计划盲目实施的结果?
我们必须承认,计划经济产生完美结果的前提是:计划本身是完美的,且该计划得到了完美实施。
只要任何一个前提没有得到满足,得到的结果就必然不会完美。
这就是计划必须不断修正的原因,因为人的观念和认识是不断进步的,一如你会觉得电影《上甘岭》(1956)画质感人。
而如果做不到让计划跟上观念的进步,那么是计划者有问题,而不是计划经济本身的问题。
但是,计划经济时期计划跟上观念的进步了吗?你可以自己百度关键词 “中国 环保 历史”,然后看看什么时间发生了什么。
这,才是这个问题的全景,而不是瞎子摸象断章取义。
有,并且很严重。
比如我爷给公社搞酱豆子。
豆子扣下来一些,用野草疙瘩丢进去混数。
我父亲为了吃肉,把玻璃装的肥肉罐头,底部磨穿,塞入白萝卜代替。底部再用热腊封好。
其他的使用石膏粉当粮食卖,多的很。
有
你不能指望作坊式生产的食品能和现在大工业生产的食品在安全性上相提并论,受限于生产力水平、企业管理水平等因素,食品安全问题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存在。
但是以利润为导向,以三鹿为代表的,为了追求利益主观制造食品安全问题的情况是没有的。
首先我国计划经济时代一定有食品安全问题,或者说当时的食品安全认知和标准大概率远远落后于当下。比如很多答主提过的病猪和农药鱼。但是感觉有些问题是短缺和落后而产生的,并不是计划经济而产生的。
比如如下例子:
机油天妇罗(日语:モービル天ぷら_mōbiru tenpura_,也作モビール天ぷら_mobīru tempura_)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曾存在于冲绳的一种以机油烹调的油炸食品。
二战后的冲绳,由于食物匮乏,有人使用机油炸制天妇罗。[2]:32[3]:55 当时的机油颜色发黑 [4]:33,炸制时会散发出强烈的工业油的气味,并且放出黑烟 [2]:33,然而炸好的天妇罗仍然被看作美食 [2]:32,受到民众欢迎 [5]:55。机油天妇罗在盂兰盆节、新年这样的节日和婚礼庆典上都会登场。[2]:36
肯定地告诉你,没有。原因有二。一是没有法律法规,所以无法定义。二是没有互联网和略微放开些的媒体,真有你也不可能知道(除非是亲历者)。同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大清,也都没有食品安全问题。
你父母当年都没饿过是吧,那你出身确实可以
这种画靶子打的问题,加上比烂派和市场派的拱火,真是一副知乎上奇观呢。
单纯拿时期莱划分,只能说计划经济时期更差。就看现在国家诸标准,比之国际标准之差即可知。 pd:我是坚信社会进步者。
你要是指的是 70-80 年代的话 那时候国企工厂是有自制汽水的 小孩子喊声叔叔就可以免费喝 汽水是怎么变甜的呢 答:加的糖精
食品安全标准是几几年有的来着
知乎第一魔怔左不来解释下
计划经济时代的食品有多安全吗??
计划时代绝大部分人吃不到肉,每天吃不饱,只有食品极缺的问题。
就算有了问题,食品厂的责任人也会去西伯利亚数雪花思考自己的过错。
而不是找临时工顶罪。
明显没有啊!
食品安全问题,拆词,得先有食品才能有安全问题吧?连食品都没有了,怎么还会有安全问题呢?
没吃的,用不了多久就会饿死,这时你哪怕明知道眼前的这堆霉变花生里有严重超标的黄曲霉素,是会致癌的,但是为了眼下的生存,人还是会去吃的。
在当今社会,人们的超前消费意识日益强烈,各种信用卡、花呗、借呗统统上阵,如果某个月的工资没有按时发,有人说就会感慨道,这个月要 “吃土” 了,意思是没钱吃饭,只好 “吃土” 充饥,当然这只是现在的一种夸张的说法,**但是在历史上真的曾经有大量的人选择 “吃土” 来维持生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观音土”。**那么到底什么是观音土呢?它真的可以吃么?
“观音土” 的来历
“观音土” 这个名字在我国历史上并不少见,在闹饥荒的年代,庄家颗粒无收,人们每天为了如何填饱肚子而想尽各种办法,啃树皮吃野菜,在没有树皮和也才可以吃的时候,一些人选择了食用观音土来充饥,关于土这种东西,我们常见的有红土、黑土、黄土等等,但是观音土为何而得名呢?它和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有什么关系呢?在民国时期陕西闹饥荒,吃不上饭的人们走投无路只好去拜观音,第二天人们再去观音庙的时候,发现在观音像后面有一层厚厚的白土,看起来和面粉很像,人们没有见过这种土,以为是粮食,因此得名为 “观音土”,此土质地细腻,确实可以食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吃饭问题,但其真相并没有当时人们想的这么简单。
“观音土” 的成分是什么
这种长的和面粉一样的神奇的土到底是什么呢?吃了它以后可以充饥,但是对人体有没有害处呢?
观音土其实是一种粘土产物,早在元朝的时候就用来烧纸陶器,早起来源于高岭矿的开采,于是也被称为高岭土。
在饥荒年代,人们饿的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把这种土挖出来吃掉,的确可以充饥,因为其质地非常的细腻,几乎不含砂、岩石等杂质,少量食用确实对人体是没有害处的。
但是如果当人们大量食用了观音土后,会感觉非常的口渴,于是变会大量的喝水,当观音土遇到水的时候,会迅速膨胀,然后凝固,在人们的胃中不消化,以至于无法排便,被活活憋死的人不在少数,其实食用观音土来充饥,这种行为,无异于饮鸩止渴。
在如今社会,虽然我们都已经吃饱穿暖了,不再为一日三餐犯愁,但是观音土依旧在我们身边,比如用来治疗腹泻的蒙脱石散的主要成分就是观音土,同时观音土被广泛应用在陶器、瓷器的制作上。
其实现在还有一种名叫 “观音土” 的食物,也叫“土馍”,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怀旧零食,其外形和饥荒时期人们食用的观音土一样,但是其成分并不是真正的观音土,而是用面粉、鸡蛋以及各种调料制成,这仅仅算是一种怀旧情怀的产物。
饥荒年代的人们可能有些知道大量使用观音土可以致命,有些或许不知道,但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都选择了食用,虽然暂时没有被饥饿夺走生命,但是很多人被活活憋死,其实这也是一种无奈之举,现在想想,除了惋惜还有些许的悲哀。
随着农业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我们的日子变得越来越好,但是我们应该始终铭记那个吃不饱饭甚至用最 “吃土” 来维持生命的年代,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美好一切。
帝尝在华林园,闻虾蟆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私乎?” 或对曰:“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 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 其蒙蔽皆此类也。
最大的食品安全问题是没有食品
忽然想起小时候单位里发的汽水,瓶子里有蜜蜂。
食堂买的馒头,掰开有老鼠屎。
供销社里售货员打酱油,黄酒自己拿回家,然后掺水。
那时酱油买回去烧菜都不红。
没食品吃不就没问题了
有是有,不过当时大部分罪名都有死刑,一些基本死刑起步
冰棍都是色素自来水。
而且工艺不行,
经常有氨水渗进冰棍,
吃到嘴很苦
‘
要先有食品,然后才能讲究食品的安全问题。
苏联是不是计划经济,同时期欧美市场经济国家在食品里大肆添加廉价代用品的时候,苏联的同类食品原料就是实打实的真货。
你问问五十岁以上的人吃过死猪肉没,他们什么态度。
没感受到什么大范围的食品安全问题,不知道你是不是活在另一个位面
身为 95 年的说一下经理
1. 吃有虫的小米
2. 吃洗衣服灌溉的蔬菜
80 年代上海吃毛蚶导致大规模肝炎爆发。还有小时候每年夏天都有新闻报吃鸡毛菜没洗干净农药中毒的。
那我反问一下题主,我国的《食品安全法》何时颁布的?以前吃不饱的时候哪儿来的食品安全意识(我们老师的原话)?
你小时候吃过糖精片么?
你试着想想看千年前甚至更远的时候的手工作坊会不会有食品安全问题
当然有啦。只不过那个年代没人关心食品安全问题罢了。计划经济时代,你想吃饱都难,谁去关心食品安全问题?
你认为这些苏联人会因为面包不干净就不买么?
有些地方连食品都没有,你觉得还存在安全问题吗?
能吃饱就不错了,没人揪着添加剂说事,而且人家国企,媒体也不会报道。
能买到就不错了,谁还管安全不安全啊!
当然有,那个时候都没有完整统一的质量体系,全国统一的质量体系建立还是在九十年代。
犹记得小时候凭票购买存放在大油桶里的猪油,那个颜色现在想起来简直就是噩梦,至于是不是重金属超标或者其他的,在那个没有吃的年代都不重要了,能有吃就不错了。
作为一个 75 后我比 70 初的姐姐幸福多了,记事起可以吃到纯玉米的煎饼,而我的姐姐就吃过混和红薯干的煎饼,即便如此夏天潮湿长毛的煎饼我也是吃过的,用泡过水的湿布把发霉的绿毛擦掉继续吃,直到上了高中大学才知道玉米发霉会产生黄曲霉会致癌,现在我们知道黄曲霉素是一级致癌物质,毒性是砒霜的几十倍,八九十年代因肝癌食道癌四五十岁死去的人很多,多半与这个有很大关系。因为大家都穷,家畜家禽病死了不舍得填埋都分着吃了,方圆五里内单单因为收拾猪丹毒病死的猪而染病死人都有好几起,谈食品安全那是二十一世纪后的事了。
人是一样的。
问题就差不多。
当然有,中学时语文课本上有一篇课文《为了 61 个阶级兄弟》,就是一篇描写为了抢救 61 名食物中毒的农民工,军地大团结抢救生命的故事。
这事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投毒,严格来说,不算食品安全问题。
我国 1960s 向苏联还债,其中有猪肉,苏方检测发现有绦虫,周总理亲自下令全部处理,不回流国内。
外贸的产品质量通常较高,因此我推断当时国内肯定有类似问题,只是不会有报道。
小时候见过有油厂和菜籽的,你去那个菜籽仓库看看,菜籽都霉得像什么样子,那可都是黄曲霉。
但就是这样发霉的油菜籽,照样榨出来了油,还打回家去吃!
那时候蓖麻油,棉籽油都是要吃的……
这就很搞笑了,在吃饱饭都困难的年代还能谈食品安全问题?
饭都吃不饱的年代,谈什麽食品安全?
哪个经济时代都有食品安全问题,一般小作坊小厂家食品生产控制不严格,为的是降低成本。
当然有,快要饿死的时候,吃树皮的时候,还有什么顾忌?
计划时代最大的食品安全问题,
是没有食品。。。。
都计划好了,没有问题食品的需求,除非国家计划制造问题食品
60 年有个不到 10 岁的小孩在门边哭,她爸爸招手让她过去,小孩哭着说 “爸你别吃我,我会干活”。这个小孩是安全食品。
计划经济有好的一面,必然有坏的一面。
坏的一面就是他会把医疗、教育、食品安全的投入全部砍掉,用于计划经济的发展。
这就势必导致教育投入不足,医疗服务不足,食品安全无法保障。
苏联人仅仅是一五、二五这样玩,到了三五、四五、五五,他就发现这个游戏玩不下去了,因为进口的设备根本无法运转,所以苏联开始突击的搞教育、医疗和食品安全。
计划经济传到了中国,被中国人骂了个一无是处,然后中国的计划经济搞的是一塌糊涂,但对医疗、教育、食品安全投入不足的问题就一直保留了下来,直到毒奶粉、问题疫苗、非典事件的爆发,我们才开始亡羊补牢式的投入。在非典以前,市一级的疾控中心最精密的检测设备就是八千元的显微镜。
但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苏联在短时间内培养不出合格的高级工人、高级知识分子,中国可以吗?中国严重匮乏药品、食品检验人员和执法人员,一台德国西门子的色谱仪,他的操作人员是一个上山下乡当兵回来的军转干部。
给你做饭的是谁?是公务员,所以你要关注公务员技术官僚队伍的建设。
毕竟是计划经济 “时代”,我在这里举全世界知名问题没问题吧
这问题问得够瞎的,该问建国前三十年,食品安全问题跟计划经济关系不大。
那个年代就没有食品安全这个概念。只有填饱肚子这个概念。
你一定学过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这篇课文吧?是的,即使这么严重的食品中毒事件,没有任何人去试图追究责任。
现在大家动不动说吃土,没想到以前真有人吃土。现在大家说打鸡血,以前真有人打鸡血。
何不食肉糜?
有食品安全问题,但原因是生产力不够发达,而不是制度问题。
总有人说当年多么多么的苦,然后话锋一转,改革开放好,市场经济好。问题来了,如果继续走计划经济道路不能达到这个水平吗?如果建国之后直接搞市场经济就能更发达吗?
建国之后直接搞市场经济,结果是外国工业品大量输入我国,我国原材料大量出口,结果和印度差不多。必须限制对外贸易,保证本国工业发展,工业发展到一定水平了再做生意,我们才能赚。
所以越是先发国家的国家越讲究自由贸易,越是后生的国家越讲究贸易保护。比如美国当年就大幅提高英国进口关税,导致美国人想买英国的高质量工业品要多花钱了,但是美国本国产的工业品就有销路了,这样美国工业就发展起来了。短期上看是亏了,长期上看却是赚了。
再讨论食品安全问题。有没有?有,而且很严重。
但是,不是说计划经济不好,而是说生产力不发达不好。
可以有,也可以没有。
拿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和现在比是不合适的,因为无论怎样证明当时计划经济不好,计划经济爱好者都可以说是当时生产力不够发达的结果。
要公平比较,可以这样设定,就是现在突然实行全面的计划经济,会怎样。
如果现在食品全部实行计划经济供应,那么很显然每个人将会有一个配额,每种食品能吃多少都是按量供给的。
在这种制度下,所有的食品生产企业都会拿到一个配额,然后按照指定的数量生产出食品。消费者不必再自由选择,而是直接到指定的商店领取供给。(如果有选择,那就不是计划经济了)
此时,理论上食品安全问题是不会有的,因为厂家没有追求利润的动机。
但实际上仍然会有问题:产量达不到怎么办?一方面要完成配额,另一方面未达到安全标准的食品又必须销毁,两者存在矛盾,可能厂家为了完成配额就要拿不合格产品充数。
这就需要一些配套制度,比如说不能有针对产量和效益的奖惩,因为只要有奖惩制度,就必然会鼓励生产者提高效率,提高产量,这和追求安全必然是有矛盾的。
所以结果就是食品安全问题肯定能解决,但是食品的供应量会下降。
供应价格?都计划经济了还有什么价格,按量领取就完事了。
有,但是极少,根本不配给后面时代的食品安全问题提鞋的。
1960 年 2 月,山西省平陆县一批农民工刚过新年,便纷纷来到工地,抢起锦头、铁锹,赶修一条作为三门峡大坝配套工程的风南公路。
2 月 2 日傍晚,新沟段工地有 61 位民工还没吃完晚饭,就突然病倒。先吃完饭的民工,一个个捂着肚子,纷纷嚷嚷胃里难受,很快就有人开始呕吐。他们恶心、呕吐,四肢无力,其中,14 人陷入昏迷,县医院确诊,这是严重的食物中毒。当晚被抓获的嫌犯张德才、回申娃供认,是他们俩有意往稀饭里投下大量砒霜所致。
性命关天,救人如救火。61 位民工病情在恶化,而一般解毒药又不见效,如果 4 日黎明前,还找不到特效解毒药——二巯基丙醇,14 位病情严重的民工则性命难保。
此时此刻,全县告急!县委书记挂帅,通过电报、电话向附近的临汾、运城求助,回答几乎一致:“没有这类药。” 一所医院只有 16 支二巯基丙醇针剂,那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在这紧要关头,平陆县决定向中央卫生部求救,向北京市特种药品商店求援。可是,平陆与北京,相隔千余里,山峦起伏,通讯设备落后,通一次电话要经平陆、运城、太原、北京四处长途台接转,最快也得 1~2 小时,无论如何也来不及。此刻已是 2 月 3 日下午 3 时,距极限时间只有 7~8 小时。山西省各级邮电部门职工感到肩上担子的分量,从局长到修理工人倾巢出动。4 个长途台的话务员专门守在机台前,争分夺秒,保证线路一直 “绿灯”。即使如此,通一次电话也需半小时。
3 日下午 5 点,北京市王府井特种药品商店职工收到平陆县的电报、电话后,没有一人下班回家。一部分人丢下手头工作,急忙到 15 千米外的仓库,搜集到 1000 支二巯基丙醇针剂,回到单位,按照 “空投” 要求打包、装箱,还请来电料行的师傅,设法在药箱周围安装上电灯泡,作为夜间地面接应的目标。接着,便一刻不停地乘卫生部专车,向南苑机场驶去。
平陆是个山区,北靠中条山,南临黄河,北高南低,东西狭长,境内沟壑纵横,素有 “平陆不平沟三干” 之说。要在既无机场,又无导航设施的情况下,夜间投送容易随风飘走的轻物品,难度之大,安全系数之小,可想而知。为了抢救 61 位民工兄弟的生命,北京空军部队表示,再难也要保证完成任务。部队挑选有经验的飞行大队长周连山担任机长,重新组织机组人员,仔细分析 “空投” 中可能出现的险情和对策。于是,机组人员便带着首都人民的企盼和祝愿,于晚上 9 点 03 分,驾驶着当时空军最好的伊尔 - 14 运输机,起飞了。经过两个多小时夜航,于深夜 11 点 20 分抵达平陆上空。周连山看到圣人润这块稍平坦的地方,正燃起四堆熊熊烈火,便让飞机凭惯性滑行。为了准确、安全地投下药箱,他把飞机降落高度超常规地从 800 米下降、下降、再下降,直到距离地面 500 米时,才打开后舱门,抛下降落伞,顺利投下救命 “神药”。随后,经过医院及时注射二巯基丙醇,61 位民工逐渐化险为夷。
案件发生后,公安机关迅速侦破此案,次日将案犯抓获。1960 年 4 月,案犯张德才、回申娃被处决。
案犯张德才、回申娃系山西省平陆县前滩村人。1960 年 1 月,两人共同进入风南公路民工队伍,为发泄对社会的不满,遂策划破坏公路建设。经过密谋,于 1960 年 2 月 2 日下午,由回申娃将毗霜带到工地,张德才装病不上工,趁民工修路未归,暗将碰霜投入正在煮饭的锅里,致使 61 名民工中毒。
此事件即为《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的故事背景,文章曾被编入中学教材,后来拍了个同名电影。
也就是这次事件,诞生了经典名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1960 年 2 月 28 日中国青年报为《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社论《又一曲共产主义的凯歌》。原句为:一人有事,万人相助;一处困难,八方支援。)
计划经济时代甚至不存在食品安全这个概念
当下想要处理食品安全问题建议先取缔特供制度。
虽然但是,那个时期全世界都未有较为健全的相关法律
这个问题就是现代版何不食肉糜
综合几个高赞回答,得出一个结论:这个问题本质上就是生产力的问题,与人心好坏并无关系。
计划经济时代,那个时候生活水平普遍不是很高,投机取巧的人比较少。我认为是改革开放之后,少数人赚到钱富裕后,多数人看到这种情况也想发财致富,但是由于越来越多人下海经商,竞争也开始越来越激烈,自然就有人想通过其他违法或违背道德的途径来快速致富啦!
小时候都是用报纸包油条你敢相信嘛_(:з」∠)_
当时街边卖的汽水,就是糖精香精加井水!
伪命题。如同你问蔡伦时期的人们怎么面对电脑病毒。
那个时代,没有转基因入侵,没有足够的化肥农药可供过量食用,最多的食品安全威胁,也就是绿肥是不是充分发酵了,如何掐断寄生虫卵的传播之类,那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可以用生活智慧,有效掌控风险的种植经验。
关于生活中的科技,让我们更多向前看,扒一扒目前推主粮转基因商业化的最大受益者是谁,谁的咽喉将被扼住…… 有兴趣可科普一下:中国大豆的沦陷史。
Science without humanity——圣雄甘地
你问问同济大学学生。
没有 x3. 树皮纯有机,建议多造
当年全大队人分一点糖精水喝,是作为大领导关心爱护农民的例子上教科书的,好像是初中!
英国人在和苏联人、美国人、越南人讨论食品安全问题。
苏联人:“什么是食品?”
美国人:“什么是安全?”
越南人:“什么是问题?”
那个时代不是安不安全的问题,是有没有的问题。
毫无疑问是有的,但这是过去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与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关联不大。这并非所谓比烂或跑题。而是必须说明的前提。
安全?
计划经济时代,我家里人在农村或者乡镇,吃的是自产或者附近农民的出产。
没听说安全问题,只听说饥饿问题。
工分按劳力算,老人和儿童没啥工分,分到的食物少,是营养不良死亡的主要人群。
那个时候多生多育,一大家子人口多,饥饿是普遍的感受。
问安全,有点何不食肉糜的感觉。
观音土和小球藻确实没有食品安全问题
没有。计划经济的时代是有没有食品的问题,而不是有没有食品安全的问题。
您问有没有,那当然有。原因呢,一是缺乏食品安全意识,不知道某些物质、某些工艺有害;二是技术落后;三是物资匮乏,很多食品都是凑合着能吃就行。但是呢,当时肯定没有故意掺假的现象,因为生产食品是为了完成国家布置的任务,不是为了挣钱。
很多大神已经提出了很多具体的事例,我就借花献佛总结一下:
这是你向往的计划经济
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食品安全问题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但这无法证明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也无法证明食品安全问题和计划经济有因果关系。
首先在我国计划经济年代时,食品安全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全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60 年代供应小学课间奶的奶粉里可是加砒霜防腐,森永奶粉事件。加砒霜和请你吃米猪肉哪个严重?
其次,我们现在有没有食品安全问题?三鹿才过去几年?好了伤疤忘了疼?这还不只是我们有问题在 2006 年的时候,英国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毒鸡蛋事件,大约有 3000 万枚沾染病毒的鸡蛋流入市场,并且被当成高价值的放养鸡蛋去卖。
可我们可以确定,现在的食品安全问题是市场经济下,利润挂帅导致的,黑心商人为了更高的利润而残害人民身体
随手写的,懒得整逻辑,将就着看吧
计划经济的牛奶是真牛奶。
市场经济的牛奶,有点良心的是牛奶兑水,良心坏了的是水里放点牛奶。
最恶毒的是奶粉的造成的大头娃娃。
对了,还有三鹿奶粉。
市场经济下的假酒喝死了多少人?喝瞎了多少人的眼睛?
计划经济时代能找到这样的案例吗?
印度也是市场经济,是不是食品就安全了?是不是真的就干净又卫生了?是不是恒河水你我都敢喝了?是不是顿顿大鱼大肉了?
归根结底,还是贫穷的问题,无论哪个国家在那种经济条件下,都吃不上什么好的。
计划经济好就好在可以快速帮我们摆脱那样的贫穷。刚建国的时候,我们比印度差远了,但通过一段时间的计划经济,我们很快就摆脱了困境,现在可以吃得营养又健康,而一直市场经济的印度,还是那样的干净又卫生。
危害与否与监督权和执行力度有关,市场经济下资本为了牟利控制了监督权,腐蚀了执行力,却没有一颗子弹送他上路,还说什么安全呢?
计划经济是,给你啥你吃啥。市场经济是,你吃啥去买啥。
任何时代的食品都不存在绝对没问题的,包括那些所谓的绿色食品。
我可以肯定的回答,会有食品问题,食品都不够,安不安全也无所谓了。
红糖在老家有个绰号,牛屎糖
因为当时榨甘蔗用的是畜力
食品安全问题,是人民不断增加的物资需求与物资存量缺乏的矛盾产生的。好东西不够大家分,就会变贵。就有人愿意接受差一点的。这样子越差越便宜。直到人接受的极限,直到没人能接受了。所以计划经济可以逼着大家去消费比较差但是更多的物资。至于好的东西一方面是少,另一方面是还要满足特供的需求。。。。。。
高中生都知道要实验要控制变量 想要考察某因素的影响就要有对比实验
然而还是对比实验完全存在的情况下 也没几个人想着去参照一下
虽然没了经济利益驱动这个动机,但加强了渎职这个源头。
食品安全问题跟什么经济体制没有关系,主要是经济水平的问题,原料和生产设备占成本比例微乎其微的的时候就不会有人为的食品安全问题,无论是三鹿还是森永,都是生产成本高导致的。
没有食品就没有食品问题
乌克兰农民表示有拿着冲锋枪的征粮队,据说还有毒气对付反抗的富农。。。。。。
乌克兰人均耕地面积那么多,貌似人人都算得上富农。。。。。。。
我妈说她小时候吃驱虫药能拉出一堆虫子。我妈 69 年生的。
没有,除非有天灾。
只要没有 “食品安全”,就没有食品安全问题。
下一步是不是要问计划经济年代为啥没有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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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解决不了银行,还解决不了你嘛 **作者:**业余人间观察员 **投稿人:**电报匿名读者 **发表日期:**2022.7.2 来源:网易号 主题归类:健康码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 …
知乎用户 XUH 发表 因为他们渴望政治权力,又脱离基层,缺乏实务能力,如果从政是不可能被现有体制吸纳的,只好想办法另辟蹊径了。 我最早认识到公知群体对权力的愿望,大概是大三时,我们有一门市场经济的选修课,上课的老师——我都忘了他姓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