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疆开往上海的卡车:4000公里路,与一个女性司机的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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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琳被封在卡车里,卡车被封在上海沪杭公路附近的一条街道上。

她在车里煮面条,就着咸菜吃了一顿。需要方便时,就把塑料袋套在折叠塑料盆里,等到能够离开再一起处理。她也不敢开空调,不知道病毒会不会通过空调传到驾驶室里。在车里除了睡觉,什么事也不能做,听说过几天上海要开始静默,谢琳心里着急。又想,被关了这么久的上海居民们,又该有多绝望?如果有机会离开上海,她就不想再回来了,“在上海,感觉心里拔凉拔凉的。”

静默:5月初,上海多区宣布进入“静默期”/实行静默管理,各区对“静默”并没有统一的解释,一般要求暂停物资配送、居民足不出户。

谢琳今年52岁,安徽淮北人,驾驶卡车32年,独自驾驶卡车13年。她的卡车是一辆宽3米、全长约22米的重型低平板半挂车。

七天之前,她载着30吨由核桃、红枣、枸杞等干果组成的抗疫物资,从新疆抵达上海。街道空空荡荡,不少卡车安静地停在路边,叫谢琳有点心慌。自3月28日起,这座拥有2500万人口的中国最大城市,因疫情已封城月余。当局严格执行“动态清零”计划,市民缺乏食物,非确诊病人因被拒诊而病逝的新闻屡见不鲜。

快要到达目的地时,导航突然失灵,领着谢琳在街上来回打转了两个小时。谢琳联系负责对接的人,一个卸货仓库师傅给谢琳指了路,又告诉她:“我们街道被封了之后,导航就不再管用了。”

第二天谢琳接到一个从上海到合肥的运单。在仓库装货需要在卡车车门贴上封条,驾驶员不允许下车。外头下着大雨,谢琳见装货工人没有给货物盖上雨布,急得大喊。可她在驾驶室嗓子都喊哑了,工人们还是没有听见。谢琳只好在驶离仓库后,自己冒雨把雨布盖上。

开到合肥,在入城卡口检查站给卡车做消杀,谢琳下车做抗原、核酸检查,然后在路边等待接收货物的企业负责人带着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书来接她。疫情期间实行点对点责任制,企业负责人需要签署防疫承诺书,承诺“全程负责监管车辆和驾驶员,卸货之后护送车辆、驾驶员原路驶离市区”。等待的时候,谢琳凭核酸单子领到一瓶水和一碗方便面。可以下车,又有方便面,她十分满足。

怕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谢琳想撕掉在上海被贴上的封条,可封条不知用什么胶水粘上的,无论怎么使劲都撕不下来。

从合肥返回上海,谢琳路过江苏一个服务区,看到有个牌子写着可以做核酸检测,她跑过去,结果做核酸的人冲她喊:“赶快走赶快走,不能给你做核酸,你是从上海来的。”

即便有一些挫折,谢琳认为这几天十分顺利。之后她又拉了一趟货到南京,没想到再次返回上海,却被封在了路上。

谢琳把手机上的通行证递给警察,上面显示还有几天有效期。警察不看她的手机,说他们的系统里没有看到这台车的通行证,所以她只能停在这里。

卡车司机要有政府派发的通行证才被允许在上海市内行驶。谢琳有两位朋友由于通行证到期,只好离开上海,但大多数地方不允许经过上海的车辆驶下高速。两人无处可去,无奈找了一个高速公路桥洞生活,烧火做饭,偶尔翻过栏杆偷摘一点老农的青菜。

警察不允许谢琳下车。谢琳问:车没有通行证不能离开,人为什么也不能下车呢?警察回答说她去过南京,不是14天都待在上海,所以不能下车。

她感到委屈,她是一个卡车司机,在城市间来回运输的也是政府物资:食物、方舱的小隔间、临时核酸检查站等等。如果要14天都待在上海,那怎么运送物资呢?和封城月余、仍每日新增数千病例的上海相比,没有新增病例的南京为什么危险呢?

谢琳就这样被封在路上。

谢琳从乌鲁木齐即将出发往上海。

谢琳从乌鲁木齐即将出发往上海。图:受访者提供

2

来上海前,朋友劝谢琳,说上海没有吃没有喝,比她想象的要困难一百倍。那时谢琳正运货从杭州开往新疆,连着接到好几个来自上海的电话,卡友、记者都劝她再认真考虑。

大部分在上海的司机领不到发放给当地居民的物资。封城期间商铺停业,找不到食物,有的司机就用渔网在河里捕鱼吃,喝消防栓里的水。没有地方住,司机就把锅碗、被褥搬进卡车货箱,吃住在货箱里。还有的司机被在车门上贴了封条,封在驾驶室里禁止下车。

在此之前,谢琳就有去上海的打算。她邀请几位80后司机朋友同行,但被拒绝,他们认为去了上海就很难离开,没有地方待见疫区出来的人。如果在上海被隔离,没有吃没有喝,把司机关在车里,连人权都没有,也挣不到钱。还劝谢琳,她50多岁,假如感染了连照顾的人都没有。谢琳的公司也明文规定,去过上海的司机,上海疫情结束往后的一个月都禁止来公司。她便打消了念头。

这一次无论如何她都要去了。

谢琳在货运工会的微信群里说了这个消息,工会给她发过来一篇《请战书》,要她抄在纸上,签字盖上手印:

“作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和货车司机,我深知:如果将抗疫看成是主战场,那么物流就是这场抗疫战争的补给线,能否及时、充足的将各种物资及生活用品等运向抗疫一线,关乎抗疫战争的胜利,因此我向党组织请缨,自愿积极参与疫情期间的物资运输保障工作,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嘱托。”

谢琳写给工会的《请战书》。

谢琳写给工会的《请战书》。图:受访者提供

谢琳没有印泥,问遍整个服务区连一支口红都没借到,她只好拿针把手指头扎几个口子,在《请战书》上印了个血指印,拍照发给工会,工会高度赞扬了她的带头榜样作用。

后来她听说有个朋友从云南运包心菜到上海,中午运到,隔天傍晚才有人卸货,包心菜的外层已经开始腐坏。谢琳也犹豫,去上海究竟值不值得?但《请战书》上白纸黑字已经写好了,还打退堂鼓怎么行呢?今年市里的劳动模范奖章也颁给了她,“不去对不起这份荣誉,无论怎么艰苦都要去。”

谢琳准备了10公斤面粉,15公斤大米,3把面条,10只新疆馕饼,1公斤碎馕,1颗大白菜,几根黄瓜,蚕豆酱、黄豆酱、老干妈、豆腐乳各1瓶,还有萝卜干和榨菜。这些食物足够她一个人吃两个月,肉就不吃。

她还准备了5大桶矿泉水,2大桶自来水,车上还有800公斤用来给轮胎降温的地下水,可以用来洗脸洗菜。谢琳平时用一只烧瓦斯气罐的小锅煮面条,她买了3个瓦斯气罐,足够烧半个月。她不放心,又买了一个大铁锅,如果烧完瓦斯气罐,就找两块砖把铁锅架起来,捡一些树枝生火煮饭。不行她还可以抓鱼吃。谢琳抓鱼很有一手,她车上有一种叫做四六子的渔网,撒到河里插一根杆子固定住,等半小时拉起来,鱼就在那里了。

假如被封在驾驶室里不能下车使用厕所,谢琳也有准备。她有一只折叠的塑料盆,又买了一沓她称之为“方便袋”的塑料袋,如厕时就把“方便袋”套在折叠小盆上。疫情以来谢琳已经被贴过数次封条,她很有经验:中号塑料袋最合适,并且要买贵的,便宜的太薄很容易被扯破。

这次去了上海,谢琳打算等上海疫情彻底结束了再离开,否则到别的地方要集中隔离14天,交几百元一天的隔离费。或者开回安徽老家,那里还允许本地牌照的车辆下高速,她计划开到一个没有人的开发区,找一条断头路自我隔离14天。在那里起码离家不远,想吃饺子就打电话让家人送来,放到卡车大板的尾巴上,等他们离开她再去拿。

谢琳计划好了,从杭州运货到达乌鲁木齐之后,再载着30吨抗疫物资,花四天四夜,开4000公里去上海。

在杭州,谢琳的车门被贴了封条。

在杭州,谢琳的车门被贴了封条。图:受访者提供

3

在乌鲁木齐装好30吨干果,已经是凌晨1点,外头下着雨,谢琳盖完雨布被淋得浑身湿透。她立即出发,3点40分到小草湖服务区睡下。卡车进出新疆都需要经过严格安检,谢琳有次排队做核酸排到凌晨3点。排队安检实在让她疲惫,导致不小心睡过头,早上7点多才醒来。虽然满打满算才睡了4小时,但对谢琳来说已经算是奢侈。

她一般在夜里12点休息,早上5点起床,其余时间就是跑车,按照规定每4小时停下来休息20分钟。也有一次赶着运榴莲到北京,连着40小时没有睡觉。

谢琳总说自己不像一个女人,“女人要更柔美一些。”父母自小教导谢琳和她的三个弟弟,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可以哭,哭就要挨打。

这个行当难免遇上凶险的事。她刚开卡车时遇上打劫,同行的几位男性司机都是退伍军人,被打得鼻青脸肿。谢琳想反抗,被劫匪像拎小鸡似的拎起来,一把撂到地上,她只好乖乖奉上身上的800块钱。

2012年谢琳和二弟在成都,有几个人拿着大砍刀来偷她的汽油。她的朋友金三之前在成都反抗偷油贼,被砍伤胳膊缝了好几针,花了两万多元。谢琳不敢下车,就从窗户往外喊:“兄弟啊,差不多就行啦,给我留一点。”结果他们真给留了一点,让她能开到加油站去。

为了保护财产,谢琳不得不更加坚强。在新疆搭乘出租车,下车时被司机拦住要她多付100块,她一脚把司机踹下车,反锁车门然后报警。在广州遇到偷油贼,她抄一把剪刀就追上去,她肯定小偷不敢大白天在城市里打她,假如他敢,她就用剪刀反击。

开车30来年,谢琳开过青藏高原几十公里的大坡,也开过东南亚车都倒不出来的小路。她常和路上遇到的年轻司机吹嘘:“珠穆朗玛峰大本营的钢结构,就是琳姐拉去的。琳姐是谁?琳姐是手握日月摘星辰,世间无我这般人。”

谢琳不但会开车,还会修车。三、四台车的车队跑青藏公路,从来都是谢琳押后阵,无论哪台车坏了都是找她修。谢琳很喜欢车:“无论我开哪一台车,我要先把它的发动机转速、油耗率这些习性摸清楚。我了解车,就像了解我自己一样。”

这一天的风很大。谢琳车头的“沪疆情深,同心抗疫”标语被刮掉一个角,在车子前头摆来摆去。走到两座大山中间的一个风口,碰上沙尘暴交通管制,停车将近1小时。等交通警察把路上的小沙堆铲掉,谢琳重新出发。高速路两边是沙漠,风一刮,黄沙被裹得漫天乱跑,眼前一片灰蒙。

晚餐熬了稀饭,放大米、绿豆、红枣和土豆块。吃完饭太阳还挂得蛮高,现在的季节,西边要晚上9点天色才会黑下来。风还是很大,车子被刮得乱晃。路边停了很多13米的卡车,司机们站在车顶拉雨布,但风大得拉也拉不住。

被困在上海没有饭吃只能钓鱼的,大多是短途卡车司机,从这个城市的码头跑到那个城市的码头,到哪里都有吃的。谢琳常年跑西北线,动辄是200公里无人区,什么都经历过,什么都有准备。

2016年,她一个人开车从西藏阿里跑到拉萨,那里平均海拔高度4500米,是中国人口密度最小的地区之一。结果卡车发动机的涡轮增压泵坏了,停在了离城市400公里的地方,新零件要等4天才能送到。那次谢琳感冒又缺氧,非常虚弱,在夜里听见不远处有狼群叫唤,控制不住地想象狼群拍碎她车窗玻璃的画面。

车坏的第二天谢琳就喝完了所有的水。她拿矿泉水瓶盖接水喝,把每一个瓶子都翻出来,挨个滴了一遍。她到路上拦车,但是连一辆过路的车都没有,手机也早就没电关机了。谢琳说那是一种奄奄一息的孤独和绝望。

后来是一个武汉的摩托车队路过,她才活了下来。自此之后,谢琳无论去哪里,都在车上备着至少3桶10升装的矿泉水。

谢琳一直想要报答那个摩托车队。武汉疫情爆发时,谢琳立刻决定瞒着家人运送救援物资去武汉。她必须要去,武汉人对她有恩情。

4月21日,从杭州到新疆的路上,谢琳在服务区吃午饭。因服务区太小而谢琳的车太大,停在里头就堵着路,因此保安让她吃完走。她原本想做蛋花汤但没做成,只能用洋葱、辣椒、黄瓜拌了一下,配着馕饼吃。

4月21日,从杭州到新疆的路上,谢琳在服务区吃午饭。因服务区太小而谢琳的车太大,停在里头就堵着路,因此保安让她吃完走。她原本想做蛋花汤但没做成,只能用洋葱、辣椒、黄瓜拌了一下,配着馕饼吃。图:受访者提供

4

前一天刮大风,谢琳12点钟就歇下了。第二天她计划4点钟起床,结果睡到了5点。开到甘肃,拨电话给认识的饭店老板,想托他买一些面条送到高速路口。没料到沿途服务区都不允许开店,老板已关店回老家了。

谢琳只好改变计划,让老家的亲戚买上食物,在她经过时送到高速路口给她。再带上两只轮胎和一箱瓦斯气罐。

轮胎和瓦斯气罐是给上海的司机朋友带的,朋友的卡车有两只轮胎都不太好了,但整个上海没有修车行营业,只能托谢琳带进来。再带几条香烟,两条分给朋友,两条备在车上,分给卸货仓库的工人师傅。现在一包10块钱的烟在上海已经涨到30块,还没有地方可买。她一个人开车,总要和装卸货师傅打好关系。

谢琳不是一开始就一个人开车的。以前和二弟跑同一辆车,后来二弟腿上有病痛,跑长途受不了,另请一位驾驶员需要管饭,每月支付一万元薪资,“你总共就挣这点钱,都给他了。”

于是谢琳一个人一台车,一开就是13年。

下雪天她一个人挂防滑链。要下车把链子挂上车轮,然后上车往前开一点,再下车挂上另一段链子,再开一点。两个人一下子就能做完的事,谢琳在雪地里折腾了半个小时。

另外一次在新疆运哈密瓜,车轮陷到了沙子里,谢琳蹲在太阳底下挖车轮,一个人挖了一整天,挖到太阳下山,再挖到半夜,挖出的沙子堆成一个小坡。

谢琳总是一个人。她是1996年结的婚,别人问她丈夫从事什么职业,怎么不和她一起开卡车?她回答:“生物研究所所长,一份很好的工作。”

谢琳丈夫给煤矿打通风的井筒,工作轻松,每周只上班一天,月薪1500元。但他可以在地里蹲上三个小时,就为抓一只蛐蛐儿。谢琳说他是蛐蛐儿专家,听叫声就知道它战力如何。高峰时她家里养了100只蛐蛐儿,统统是什么白虎、黑将军。丈夫花费几个月悉心喂养培训它们,到时节了就带去斗蛐蛐儿,赌钱。赌输了还不起,债主就找谢琳要账。

谢琳的公公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婆婆喜欢打麻将,打麻将还输钱。谢琳一个人养家,她女儿把所有家庭开支列成单子,作业本8元,洗衣粉10元,等谢琳跑完车回家报销。

1998年谢琳怀孕,生育前两个月她还拉了一车煤到南京,交警都不忍心开她的罚单。产后两个月她就开始跑短途运输,中午奶涨得受不住了就挤出来放着,晚上回家喂给小孩。结果小孩吃了拉肚子。

2000年谢琳想要离婚。她丈夫经常和人打架,一次甚至拿刀子把别人的腿捅一个窟窿,谢琳总是八千、一万地替他赔钱。但那次丈夫跪在菩萨像前面忏悔,公婆也劝她多为小孩着想,就没能离成。一拖就拖到2014年,谢琳发现丈夫出轨,她觉得再不离婚自己会疯掉。丈夫和谢琳打官司,说卡车是夫妻共同财产,要她给10万元。法官问他你家卡车车牌号码多少?丈夫答不上来。谢琳胜诉。

离婚后谢琳什么都没拿,和女儿搬到市里租房子住。她劝女儿多去探望前夫,去的时候拿上谢琳从新疆带回红枣、茶叶,“那毕竟还是孩子的父亲。”

后来谢琳喜欢上捡石头,到大山、戈壁,总要挑选一颗美丽石头。有一次她一个人开车到山脚下,等了两天,等到天气预报里的暴雨,再等到暴雨停,去捡从山里被雨水冲出来的新石头。“我没有挑到一个如愿的伴侣,但上帝给了我别的恩赐。”谢琳宽慰自己。

2021年12月,在新疆乌鲁木齐被隔离7天,零下22度下,谢琳和防疫人员打了报告,穿着防护服下车上厕所。

2021年12月,在新疆乌鲁木齐被隔离7天,零下22度下,谢琳和防疫人员打了报告,穿着防护服下车上厕所。图:受访者提供

5

这一趟从乌鲁木齐拉抗疫物资到上海,4000公里,运费一共22400元,减去13000元汽油、400元手续费,和一些杂费,净赚也就8000元。抗疫物资走高速公路不收费,但规定了路线并有时限要求。

按照规定路线,谢琳要在甘肃乌鞘岭翻过一片平均海拔3000米的大山。她开到大山里一个服务区时,是夜里12点钟,谢琳赶时间——她总是赶时间,打算再开54公里,到下一个服务区休息。她在离开服务区十几公里的地方,看到一辆卡车打着双闪停在路边。深夜大山里的高速公路寂静又空旷,谢琳决定停车帮忙。一位年轻的男性司机朝她跑过来,吃惊道:“你一个人开这么大的车?”他问谢琳有没有车用尿素,谢琳按原价给了他一桶。那位司机非常感谢,这种情况大多司机都不会停车,他本来已经做好准备在路边熬一整夜。

谢琳觉得自己的性格像父亲,父亲年轻时当兵,月薪五元但愿意借给朋友三十元。谢琳没什么钱,如果朋友找她借五千元而她只有三千,她会把所有钱都给那位朋友,再找别人借钱凑上另外两千。

她17岁开始工作,做过电焊工、过磅员、仓库保管员,后来实在喜欢开车,就决定做卡车司机。当时卡车司机很挣钱,她25岁时就自己买了5台卡车来运送煤炭,一度非常风光,但后来被合作的几个工厂拖欠款项,一共欠了70万元。谢琳说,那时候的70万能买到10间现在售价100多万的门面房。她挺着孕肚去当地水泥厂讨债,和她打交道的工厂负责人由于贪污被免职,新上任的老总叫保安来撵她,“谁欠你的你找谁要去,我不欠你的钱。”

她已经算不清自己被拖欠了多少运费。

去年她从新疆阿克苏运了一车哈密瓜到浙江嘉兴,快5000公里路程,光汽油钱就一万多元。到了地方,货主说瓜不够脆拒付运费。报了警,警察说这是经济纠纷,他们只管打架斗殴。22000元的运费谢琳一分也没有拿到。

谢琳也尝试过强硬态度。那次她要从新疆运西瓜到上海,正值新疆防疫封控,西瓜瓜农出不来,只好请别人来摘西瓜。结果请来的人不会挑瓜,一整车西瓜到上海已经熟过了,吃起来像棉花,卖不出去,货主要扣谢琳1万2千元。谢琳负责运西瓜,又不负责挑西瓜,她觉得自己一点错也没有。于是她到旁边的农贸市场买了一瓶敌敌畏(注:一种毒性很大的杀虫剂),“你敢不给钱我就喝敌敌畏,我看你以后生意怎么做,谁还来买你的瓜。”

有人报警,谢琳和货主被带到派出所接受调解,最终谢琳还是被扣了8000元运费。

干了30多年卡车司机,谢琳身上没有存款,只有债务。

以前她要还做生意时欠下的帐,还丈夫的赌债,养家糊口。2014年还完所有的钱,也离了婚。她和女儿搬到市里租房住,女儿说还是要有自己的房子才好,谢琳就贷款买了房。后来手头稍微松动,她又买了一台冷藏车,借出去和人合伙做生意,结果冷藏车运葡萄到兰州时出了事故,合伙人当场身亡。谢琳作为车主需要赔偿76万元,冷藏车也被法院扣下。她和保险公司打官司,如果败诉,就要自己支付赔偿。谢琳每次路过兰州都睡不着,夜里开车到事发地点去蹲着,想房贷,想76万元。和保险公司打官司怎么打得赢呢?谢琳不抱希望。

后来谢琳就学着不去想它,“还能怎么样?你还要活着,必须还要面对生活。”

2021年12月,谢琳的车在下大雪的乌鲁木齐中被隔离。

2021年12月,谢琳的车在下大雪的乌鲁木齐中被隔离。图:受访者提供

6

在乌鞘岭大山里睡了一夜,天亮又开始下雨,一下就是两天。雨天路上多交通事故,堵车就也多,一路上谢琳被堵得又困又累,实在不想开了,但又不得不开。

从乌鲁木齐到上海,谢琳每天开将近1000公里,路上不是风沙就是雨水。一是堵车难受,二是每逢雨天,谢琳腰里装着两块钢板的地方就酸酸地疼。

2008年谢琳从车上摔下来,两节腰椎粉碎性骨折,现在腰里还装着两块钢板。另一次她把左手手腕也摔得粉碎性骨折,又装进两颗钢钉。谢琳在老家有残疾人证,虽然没有领过任何补助。

用热水袋敷着腰能好受很多,但疫情期间要自觉防疫,她尽量不进服务区,就打不到热水。她车上有一个能烧热水的饮水机,可装的是饮用水,谢琳舍不得。

谢琳很能忍耐,或许因为从小母亲不许她哭。她摔断腰住院那会儿,同病房的病人都断了胳膊断了腿,只有她一个人断了腰,但整个病房就她最安静。谢琳隔壁床的男人被砍伤了腿,整天痛得大叫,谢琳威胁他,再叫就把他丢下楼,“我摔断腰难道不比你断腿疼吗?你一个男人叫什么叫。”

一次她从杭州到乌鲁木齐,走到一半杭州发生了疫情。到了新疆,她作为从高风险地区过来的人员,被隔离在车里7天。那是12月,乌鲁木齐下大雪,零下22摄氏度,驾驶室里的暖气不能总开,否则会打不着电瓶。谢琳只在最冷的凌晨3点到5点开暖气,其余时间就裹三床被子熬着。

但谢琳总说新疆好,在新疆隔离,每天发三顿饭吃。和看守的防疫人员打过报告,也让下车去厕所。

谢琳对生活的要求不那么高。但她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她也期待过好的婚姻,希望生活富足,希望能陪伴女儿成长。只是对于现在的生活,她已经习惯了。

谢琳常说“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开车习惯了,熬夜习惯了,被偷油被骗习惯了,被拖欠运费习惯了,欠债习惯了,高速路口不让下习惯了,被封在车里习惯了。所以这次到了上海,也总会习惯的。

改变不了环境,就只能改变自己。

25岁时被欠下的70多万元债,谢琳一分也没要回来。而她之前运的煤炭,买的轮胎、汽油都是赊账,数额不小。1998年金融危机,欠谢琳债的人都跑路了。谢琳没有跑路,她卖掉四台卡车,留下一台自己开,慢慢挣钱还账。她列了一个欠债名单,欠甲8000元,欠乙1万元,欠丙2万元,签上名字交到每个债主手里。直到2014年她才还上所有的钱。

谢琳说自己像西藏的一种野花。沙漠里没有水分,那野花即使连叶子都长不出来,即使马上就要死了,在死之前也开出一朵花来。

谢琳明白去上海会非常艰难,明白工会要她写《请战书》是给她压力,明白“为国家奉献”只是一句虚话。只是因为卡车司机,这个她做了32年的职业,已经成为她的价值。上海由于疫情物资短缺,需要卡车司机,那么她就得去。

她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养大女儿算一个,捡石头算一个,另外就是开卡车。“我喜欢开车的感觉,要我换其他工作,一个礼拜不开车,我就感觉少点东西。习惯了。一个人开车累是累,但是都没有开够。”谢琳说自己会一直开车,开到她身体受不了,再也开不动,就离开公路,做一个卡车司机教练,继续在卡车上待着。

即将到达上海时,朋友问谢琳在上海的打算。谢琳说:“吃就吃馕,住就住在德龙大酒店。”谢琳的卡车由陕汽德龙公司制造,她叫它德龙大酒店。

距离上海还有100公里左右,谢琳看到穿着白色防护服的防疫人员,拿一把椅子坐在高速路边上。他们只是守在路边,其他什么也不做。这样的防疫人员每隔500米就有一个,双向车道都有,一直列到了进上海的高速路口。可能是为了防止有人从上海偷跑出来?谢琳不知道。

谢琳朝上海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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