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三代女性的“烧肉自由” | 人间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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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经年看见姥姥、母亲的付出，看到她们经受的磨难，还有家里种种男尊女卑的规矩，我很小就想要获得某种自由。那自由的标志是什么呢？小小的我只能想到把诸城烧肉吃到饱、吃到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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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有味丨连载

因为此起彼伏的疫情，在北京想吃到一口正宗的诸城烧肉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于是我在两地疫情的间隙，掐算着时间，让山东老家的弟弟用快递给我寄。

次数多了，弟弟跟我开玩笑：“姐，赶紧摸摸你后脑勺，看看有没有长了馋窝头。”

的确，我很馋，很爱诸城烧肉。但它于我而言，不仅仅是一口肉那么简单，背后还有或辛酸或温暖的故事，以及三代女人对烧肉的执念。

它跟我姥姥有关，跟我母亲有关，也跟我有关。

我的姥姥出生于1937年，记忆中她有一张白皙的小圆脸，总是挂着浅浅的笑。每隔一段时间，她会用几根棉线绞脸，所以脸上一直光洁明亮。

虽然生活在农村，但姥姥是个特别体面的老人。直到1997年去世，她的头发都是乌黑浓密的，梳着整齐的发髻。她身上青灰色、墨蓝色的大襟衣裳总是干净整洁，裹着的小脚穿着自己精心缝制、针脚整齐的鞋子，让人看了就觉得赏心悦目。

母亲常说，姥姥体面是因为她是大户人家出身，“从小过过好日子的”。老姥爷（姥姥的父亲）是个很有能耐的地主，是十里八乡的能人，他膀大腰圆，舍得使力气，头脑也精明，家里种着十几亩地，还会赶着马车去胶南县做买卖。

到姥姥十多岁前，家里没缺过吃穿，虽然亲生母亲早早过世，后娘对她们姐妹三个总是冷冰冰的，但父亲待她们好。姥姥不止一次跟我们细细回味过她小时候吃过的好东西，比如老姥爷从胶南县海边贩回来的大鲅鱼，一次拿十多条，就挂在马脖子上，回到家，就把肥美厚嫩的鱼肉剥下来，学着胶南人混合着五花肉剁馅儿包成鲅鱼饺子。

当然，姥姥最爱吃的还是老姥爷带回来的诸城烧肉。

诸城那里过年有烤烧肉的传统，日子过得好的人家会在家里做，平常来了贵客就在摊贩那里买一点。烧肉的主要选材不是上好的猪肉，而是“猪下货”——猪头、耳朵、口条、大肠、心、肝、肺、尾巴等。虽然是一些下脚料，但它们的口感滋味要比肉更有层次、更有嚼头。

烧肉的做法略微有些繁琐：先要仔细、反复清洗猪下货，颇费功夫；之后放到大铁锅里，加姜片、料酒，猛火烧煮；待猪下货在滚水里翻过几滚后，再加茴香、花椒、八角、香叶，改慢火细炖；等煮到皮肉酥松却又不烂不散的时候，不用掀锅盖，已是肉香四溢了。

其实猪下货煮到这一步就可以吃了，但诸城烧肉的妙处就在于“煮后再熏烤”。煮熟的猪下货捞起来晾在大盆里，等凉透就放到铁篦子上，架在干锅里——锅底早已铺上了一层细细碎碎的红糖，用小火细细、慢慢加热，渐渐地变成青雾向上飘散，之后，一缕缕混合着肉味、香料味、红糖味的轻烟就荡漾、飘散开了。

最终，煮好的猪下货会被熏烤成撩人肺腑的酱红色或焦黄色，送一口入嘴，滋味无穷：猪头肉肥而不腻，入口即化；猪肺软糯咸香，口感弹性；猪口条初嚼香脆，越嚼越筋道，越嚼越香；猪肝厚实紧密，细细品尝，香味由淡到浓，层层绽放……

姥姥和两个妹妹睡在一间房里。有时半夜时分，耳畔就听到做买卖的父亲进院子的声音。老姥爷先让人给牲口喂草料，然后就拿着大荷叶包着的、切成大块大块的诸城烧肉，踱到姑娘们的房里。他不掌灯，也不让姑娘们起身，径自把大块烧肉塞到她们嘴里，一人一大块。

“黑灯瞎火地吃烧肉，香喷喷的。嘴里的还没有吃完，你老姥爷又塞一块到嘴里，一轮一轮来。直到大荷叶空了，你老姥爷背着手、唱着戏就出去了……”大概是因为这段儿时的经历，姥姥总忘不了诸城烧肉的滋味。她最喜欢吃的是烧肉中的猪肝，“越嚼越有滋味，格外香”。

可惜，对女儿们如此温柔的老姥爷后来也是英年早逝。那时姥姥只有14岁，后娘就做主把她嫁到了我姥爷家。两个妹妹年纪尚小，干脆送给别家养。

从此，姥姥的生活境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姥爷是家里单传的独苗，前头有两个姐姐，虽然家境一般，但他从小是被娇宠着长大的。他样貌好，细高个子、白净秀气，人又聪明，所以一向眼高于顶，十分骄傲。年轻时，因为识字、会用两只手打算盘，姥爷在村里做会计，很受人尊敬。

但因为娶了一个地主家的女儿，婚后几年，姥爷的“事业”就只能止步于此了。后来，他们的孩子也受了牵连，当兵、读大学都被刷了下来。姥爷把这一切不顺都归结在了姥姥头上，总是憋着一肚子的火，渐渐成了一个脾气暴躁、挑剔成性、专横霸道的男人。

姥姥自然成了姥爷用得最顺手的出气筒。有时他在外面受了气，回家看见餐桌上的筷子沾了点水，就拿着筷子在炕沿上敲，瘦脸上青筋暴起，十分可怕。我小时候，有一次姥姥带我在村里看露天电影，我淘气自己先跑回了家，把姥姥吓得到处找。后来她回家，惊魂未定，就被姥爷一把按住，结结实实地往死里打了一顿。

姥姥婚后几乎没过过轻松的日子，家里有什么好吃的，自然是先紧着丈夫、孩子、公婆。她从来只有做的份，没有吃的份。

姥姥怀我母亲的那年，姥爷的姐姐要出嫁，亲家送来一个猪头、四个猪蹄子。姥姥大着肚子收拾猪头，用沥青拔毛，忙活了很久，当夜她就生了。看着生下的是个女孩，公婆嘴上没说什么，脸色却十分冷淡。姥姥坐完整个月子，都没有见过那个被自己收拾干净的猪头。

“连一碗汤都没有喝到，他们一家人自己烤烧肉吃了，那时候我肚子里缺油水啊，就想着给我碗汤喝也好啊。”讲这段往事的时候，姥姥正住在我家帮忙剥玉米。她用大剪刀使劲地在玉米棒上豁开口子，然后交叉搓着两穗干玉米，金黄的玉米粒簌簌地掉下来，她的脸色很是平淡。

在女儿家小住的几天，是姥姥一生当中为数不多的舒畅日子，她不用小心翼翼地看姥爷的脸色，也不用脚不沾地忙碌家务，还可以吃上几顿好饭。我父亲非常尊敬姥姥，因为她既是他的丈母娘，又是亲大姨（我父母是姨家表兄妹），一直很疼他。姥姥住在我家的时候，父亲经常去割肉买鱼，回来包饺子、做红烧鲅鱼。可惜这样的好日子掰着手指头就可以数得过来——那些年，农村家家户户都很穷，平常日子吃一顿肉馅饺子都是大事。

到了90年代，我家的日子渐渐好起来，父亲几次开着三轮车去接姥姥来家里小住，可惜都没有成。

“我不在家，你爹不会做饭，吃不到顺口的饭，会发脾气。”姥姥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眼里满是黯淡。

在我们老家，大年初二是个大日子。每逢这天，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加上孩子们，热热闹闹的二十多口人，都会在姥姥家吃年饭。

为了这餐饭，姥姥从年前就开始准备了。早年年景不宽裕的时候，孩子们的肚里普遍缺油水，姥姥就让姥爷买一大块肥肉回来，切成两半，一半用小火慢煸出油来，煸出黄澄澄的油渣，剁得细碎，掺上碎碎的豆腐、韭菜、包菜做成一大锅饺子；另一半剁成肉臊子，用生抽、老抽、香油提前腌好，掺上葱姜蒜末、馒头碎，攒成一个个丸子，裹上蛋液，放在滚油里炸。

年饭的菜也一定会有诸城烧肉。但那烧肉不是姥姥亲手烤的（当时过年能烤个猪头的人家还是极少数），而是我爸和姨夫带去的。进门时，他们把从外面买来的烧肉塞给姥姥：“娘，加个菜”。姥姥接过袋子，小心翼翼地打开，闻着烧肉那扑鼻的香味，总说：“真是瞎浪费钱！”

然而，她的神情是满足的、快乐的。烧肉被放在菜板上，切成一块块，装盘。我和两个表妹就盯着猪肠、猪肝、猪口条吞口水……切肉间隙，姥姥会把一块块肉飞速地塞到我们嘴巴里：“都来解解馋。”

过去，山东宴席上有规矩，哪怕再小的男孩儿在席面上也有一个位子坐，可不管多大岁数的女性都不能上桌。看着那些平时吃不到的肉菜，男孩们能尽情地伸着筷子扫荡，桌子上的爷们儿也会尽情地惯着这些“带把儿”的，而女人、女孩儿们只能在宴席接近尾声的时候，吃他们吃剩下的。

有一年大年初二，大家又聚在姥姥家。大小爷们儿都已经上桌吃饭了，母亲和小姨就打算趁着这个空隙，带着礼物去看叔伯家的一位老太太。表妹们也跟着去了，我独自在灶台下坐着，拿根烧火棍划字玩儿。

这时姥姥走过来，神秘地对我招招手，示意我过去。她在碗厨柜后面摆了个小马扎，让我坐下，然后拿出一个小碗，里面是金黄泛油色的烧猪肠，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足有半碗的样子！见我有点呆，她干脆利索地把碗塞到我怀里，笑眯眯地说：“快吃，你娘肯定把好吃的都给你弟了，可怜缦儿，缺肚子。”

我小口小口地吃着软糯的猪大肠，那烟熏火燎过的香味在嘴巴里萦绕不散。我心里暗暗发誓：“长大以后，我一定要挣很多钱，跟姥姥一起吃诸城烧肉、吃猪肠、猪肝，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吃个够。”

但梦想还没有来得及实现，姥姥就去世了。1997年，60岁的姥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母亲和小姨收拾遗物的时候，在橱柜里层发现了一个精心包着的纸包。她们左一层、右一层地打开纸包，发现里面竟是一小块没有吃完的烧猪肝。

姥爷恍然大悟，说前一阵他数钱，怎么数都少了10块，“这是从来没有的事”。原来，这钱是被姥姥拿走了，她拿钱偷偷买了点自己最喜欢的烧猪肝，偷偷地放在碗柜底层，在忙碌、身不由己的操劳间隙，偶尔偷偷吃上一口。

这位给我生命留下过温柔底色的女人，一生被婆婆、丈夫管得死死的、严严的，她打心眼里惧怕他们。自从嫁入这个家，她每天都过得战战兢兢的，几十年来，手里都没有一分钱。因此，她几乎没有赶过集、上过街、也从来不敢开口向丈夫要钱，更不敢为了一口诸城烧肉开口。

母亲和小姨猜测，大概是姥姥预感到自己快走了，所以才偷钱买一口自己想吃的，然后没有遗憾地走。这大概是一生体面的姥姥干过的最不体面的一件事了。那个下午，舅舅、母亲和小姨坐在橱柜前嚎啕大哭。我父亲也后悔地说：“咱娘老念念叨叨地想吃烧肉，买了几次烧肉，就那么一点，孩子馋，都让她塞到孩子嘴里了。早知道，就多买点，让她痛痛快快地吃一顿。”

办完丧事，母亲从娘家回来，赶着我跟弟弟放学回家。她一边马不停蹄地和面、烧火、做饭，一边哭着说：“我娘没了，我再也没有娘了。”

我母亲出生于1958年，是家里的大女儿，她上头有两个哥哥，下面还有一弟一妹，是典型的“夹层老二”。她出生的第二年就赶上“三年困难期”，依姥姥的话说，“她能活下来，是命强”。

母亲不仅命强，性格也强。较之于裹着小脚、带着大户人家生活痕迹、性格温柔的姥姥，她要粗糙得多。两个哥哥年轻时都玉树临风，小妹更是个苗条白皙的美人，只有她肤色微黑，矮且粗壮，是全家最不起眼的一个。

母亲一天学也没上过，从小就跟在姥姥屁股后面干活，一路踉踉跄跄地长大。她曾凌晨起来推磨碾豆面、碾高粱面、碾地瓜秧面，白天还拎着篮子去河边打猪草。到了十多岁，干活麻利的她就进生产队拿工分了。

母亲上有哥哥，下有弟弟，儿时几乎没有得到过姥爷姥姥太多的偏爱。因为脾气憨直，每次姥爷打姥姥，她都会冲上去挡，“不能打我娘，不能打我娘”。于是她也跟着遭殃，被暴怒的姥爷打到鼻青眼肿。

姥姥虽然有心对母亲好，但她当不得姥爷的家。家里有什么好吃、好用的，只能先紧着儿子们，然后是小女儿。我母亲从骨子里完全地认同了这种不公，甚至从来没有认为这是一种不公。哪怕后来嫁了人，母亲仍在自家餐桌上恪守着姥爷家的“规矩”——有好吃的总先给我弟弟，然后再给我父亲，接着轮到我，她自己从头到尾都没有认认真真吃过一顿好饭。

小时候，隔壁村有个卖烧肉的老头，偶尔会在我家那条街上卖烧鸡背——跟烧肉“先煮后烤”的做法一样，只是用拆掉了鸡腿、鸡胸的鸡架子替换猪下货，穷人家偶尔买它来打牙祭。有时父亲会拎回一只小小的烧鸡背，母亲把鸡架子拿在手里，总会先把两块大些的鸡背肉分给弟弟和父亲，把鸡脖子、内脏分给我，然后说自己不爱吃。父亲分些鸡肉给她尝尝，她就夹到我碗里，说什么也不吃。

就算到了现在，每逢家里做了稍微有点像样的宴席，母亲也总是自觉地避开，在厨房里洗洗涮涮，等待别人吃完然后再吃剩的。就算是被三推四请地带上宴席，她也只拿干粮，小心翼翼地吃自己眼前的那个菜，从来不会放开捡自己喜欢的东西吃。

经过观察，我发现母亲在饭桌上还有个固定的习惯——如果她面前恰好放了一盘好菜，她就会习惯性地向后退；如果桌上有剩的，她绝不吃新的；有孬的，她绝不吃好的；即便和大家一样吃好的，她碗里也只盛别人的半碗。

我感到有些心疼，就问母亲：“你小时候吃过烧肉吗？”

母亲闭上眼睛想了很久：“没有！”

“大舅小舅他们吃过吗？”

母亲肯定地说：“吃过，你姥爷经常带着两个儿子赶大集，他们爷仨会在集上吃”。

看我有些悻悻的样子，母亲连忙兴奋地说：“我小时候就数算着吃饺子，从腊月就开始数，腊月二十三一顿、年除夕一顿、正月初二一顿、正月十五一顿，天天扳着手指头数，等着你姥姥剁肉包饺子吃。”

听到这里，我却突然想起了一件辛酸往事——有一年，我们家好不容易吃一顿饺子，母亲就喊爷爷来吃。可爷爷不仅自己来了，还带来了叔叔家的两个妹妹。人多了，饺子不够，辛苦做饺子的母亲就在一旁啃一个干煎饼。

80年代初，母亲怀了我，一度馋烧肉馋得睡不着觉——她曾在某次宴席的剩菜中尝过一点诸城烧肉，之后就对其中肥厚软糯的猪蹄、特别有嚼头的猪口条念念不忘。

当时，农村家家户户的粮食是不缺了，但手头缺钱，自然舍不得买又贵又不实惠的烧肉。我父亲见她为了一口吃的馋得几天睡不着觉，十分心疼，但他也没有钱——当时他们还没有跟爷爷奶奶分家，父亲赚的钱都得上交，一家子吃大锅饭。

于是，父亲偷偷在石料场加了几天班，赚了几块钱，买了一点烧猪肺、一只烧猪蹄，偷偷摸摸地带回家，关起门来让母亲吃。母亲啃着猪蹄子，享受着丈夫的爱，后来她每每回想起这件事，都会知足地说：“你爸待我还是挺好的。”

可惜这点幸福没有持续几天，父亲偷买烧肉的事就被我奶奶知道了。她醋意大发，捶炕大哭：“娶了媳妇忘了娘”“偷偷买了猪蹄子喂馋嘴媳妇”……奶奶闹得左邻右舍都知道了，村子里的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母亲觉得自己都没脸见人了。她性格好强，不像我姥姥那般任由公婆磋磨，于是一气之下提出要分家。

因着强行分家这件事，母亲没少被村里人诟病，但她也从此掌握了家里的经济大权。然而我们家的生活并没有因分家好转，因为除了种地、去胶南县贩卖点烟草、干货外，我父母并没有别的收入，却还要给读大学的大姑、给读军校的小舅寄钱。

母亲个子小，嗓门大，力气足，是我们村出了名的能干的人。为了挣钱、省钱，她想了各种办法：养鸡、养长毛兔、养猪，每天脚不沾地，忙完了牲畜吃的又忙人吃的。为了省钱，她更是能做到“捏着十块钱，在大集上转三趟，一分也舍不得花”。

有一年腊月二十九的晚上，晚归的父亲神神秘秘地拎回一个袋子，里面装着一块诸城烧肉，有两个馒头攒在一起的大小：“富临叔家里烤了套下货，自家留了一半，剩下一半拿出来卖，给咱们姓孙的一家子（没有出五服、一起祭祖宗）算便宜。这一块才二十多块钱，你跟孩子都爱吃。”

我和弟弟立刻扑了过去，母亲却发火了，直数落父亲不会过日子，浪费钱：“二十多块钱买新鲜猪肉炒菜，过年能招待好多桌客人，这一块顶多切一盘多，够什么用？！”

母亲骂了一晚车轱辘话，父亲烦了，气愤地把烧肉撇在炕上就出去了。母亲看着我和弟弟馋得猴急的样子，只好拿刀在烧肉上细细地切下两片，分了，然后，在我们气鼓鼓地注视中，将剩余的烧肉收了起来。

大年初一，家家拜祖先，那块烧肉被母亲切成片，认真地摆在一个盘子里，放在供祖宗牌位的桌子上。母亲答应好了，拜完祖宗就分给我们吃，可一个错眼照顾不到，那盘烧肉就被叔叔家的一条大狗偷吃了。望着空盘，弟弟嚎啕大哭，全家人也埋怨了母亲一整年。

有年年底，母亲终于大方了一回——家里的老母猪生了三只猪仔，养到枕头大小，其中有一只弱弱的，恹恹的，不爱吃也不爱动，喂药打针也不顶用，眼看要不行了。母亲当机立断，决定杀掉它吃肉。

那天，父亲烧了水，铺了案板，拿着刀比划了几下，愣是不敢下手：“要不，找杀猪的帮帮忙？”

“还不够费工夫的呢！”母亲一把拿过刀，在磨石上磨了几下，按住小猪的脖子，一下就割断了喉咙。猪血放到盆里后，她手起刀落，干脆利落地将小猪大卸八块——那天母亲穿着一双雨鞋，裤脚和袖子高高地卷起来，像个女英雄。

小院里的大锅倒上水，加姜蒜大料，柴火烧将起来，不一会儿，院子里便充满了撩人的肉香。肉煮透凉透，母亲又换了口小锅添上红糖，架上铁篦子，用小火慢慢地烤起了熟肉，浓郁的糖香和肉香不久就满溢了出来。

枕头大小的猪崽肉烤完，切成一块块，只放满了一个中等大小的盆。当天夜里，我们吃到了香喷喷的烧猪肠。剩余的烧肉被母亲收进了一个小坛子里，放在墙根底下。后来，它们被分给姥爷家一块、奶奶家一块，大舅家、小姨家、姑姑家各一块……最后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这点烧肉，母亲每顿饭只给我和弟弟切一小块，我们从年初一直吃到正月十五——那是一个香喷喷的年，只是母亲很少对桌上的烧肉动筷子。

我很早就发现，姥姥和母亲虽然性格迥异，但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自觉抑制自己的欲望。姥姥是因为没有家里的财权，当不得家，做不得主，而母亲完全是从小被一些规矩“驯化”了，她要顾的人实在太多了，卑微的她总是把娘家、婆家、丈夫、孩子这一众人等排在自己的前面。

母亲命强，身强，心却从来不强。因为儿时物质与爱的双重匮乏，她已经习惯退缩、克扣自己，隐忍地过日子。她从来不去直面自己内心的欲望，好像它们并不存在，甚至认为当众表现出自己特别想吃什么、馋什么，是上不得台面的丑事。

只一次，母亲暴露了自己深深掩藏的欲望。

2016年，她多年的老胃病发作得有些厉害，以往吃几粒奥美拉唑就能缓解，那次说啥都不行。我和弟弟都觉得应该到医院去好好检查下，母亲推三阻四拖了半个月，最终还是去了医院，做了胃镜后查出胃部有个息肉，要做手术。

因为母亲提前吃了消炎药，医生没法动手术，就让她空腹3天。我负责陪床，预备空腹前，我打算让母亲先吃顿好的。我问她想吃什么，她大剌剌地说：“有什么吃什么，又不是什么大手术，还讲究吃喝。”

我说：“要不，吃烧肉？”

母亲的眼睛顿时亮了，一脸馋相。她重复了一遍“烧肉”，说：“有一家最好吃，你弟弟以前去买过的，那次来客人，哎呀，我只吃了一口。”

我赶紧打电话让弟弟买来，有猪肺、猪肝，还有口条，弟弟还细心地砸了蒜泥。母亲小口小口地吃着，看起来十分满足。只是没吃多少，护士就赶过来阻止，弟弟只好在母亲的凝视中，悻悻地收起烧肉。

手术之后，母亲的病好了，她很快又恢复了之前风风火火的样子，并绝口不提自己在病中馋烧肉的事了。

我跟弟弟都参加工作之后，家里的经济宽裕了不少，母亲就三天两头地往姥爷家跑——因为惦记着姥姥活着的时候没吃到什么好东西，她总想加倍补偿在姥爷身上。

那些年，矮胖的母亲总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回娘家，压得自行车“咯吱咯吱”地响，上坡下岭，得跑几十里地。家里打了肉火烧，她要送给姥爷；鸡下了新鲜蛋，她要攒着给姥爷；就连弟弟、弟媳妇送的牛奶、水果、糕点，我从北京寄回家的稻香村点心、全聚德烤鸭，去各地买的土特产，最后十有八九都被她送到了姥爷家。

弟弟对这事特别气愤，咬牙道：“姥爷饭量小、又挑食，能吃多少？咱妈给他的东西，他马上拎着转给他儿子了。咱妈就是个傻子，自己舍不得吃一口，全拿给他们了。姥爷呢？咱妈动手术，他问都不问。你可别说他老了不懂，咱舅高血压，他可上心呢……”

都说家里被忽视的那个孩子往往会成为最孝顺的，这一点在我母亲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印证。她克扣自己的肚子，也要掏心掏肺地孝敬姥爷，乞怜似的想从他那里得到点爱和肯定。可在这世上，有些东西一开始没有，那就是没有。

姥爷晚年依然脾气大，舅舅、舅母们不买账，他就憋了一肚子邪火，撒在我母亲身上。一次，母亲骑自行车去看他，中午饭都没吃上一口，就被姥爷臭骂一顿：“一辈子没能耐，给娘家出不上力……”骂到兴奋处，姥爷拿起母亲带去的一箱牛奶，摔得稀巴烂。

那天，母亲是哭着回家的。她一路骑，一路哭，难受狠了，就从自行车上下来，坐在路边的果园子里放声大哭。饶是被这样对待，母亲仍然会往姥爷家跑。后来她岁数大了，腿脚不行，骑不了自行车，就三天两头地打电话给我弟弟，央求他开车送自己过去。这个习惯，她一直坚持到姥爷去世。

我觉得长寿对于姥爷而言，更像是一种惩罚。

姥姥死后，姥爷的家其实就散了。每年正月初二不再是个温暖的日子，虽然我们照常聚在姥爷家，但过去的那种和谐氛围早就没有了。

我的舅舅、姨夫都是毛愣性子，几杯酒下肚，就会互怼起来。姥姥活着的时候，她只要温柔地向桌子上看一眼，劝说几句，大家便没声了，可她走后，就算姥爷发脾气也没有用——没人真怕他，除了姥姥。

一个大年初二，姥爷当着一家老小的面先是大发脾气，接着又嚎啕大哭起来：“我知道你们个个都想你们娘活着、我死。我也想，你们娘死了，我活着有什么意思！”

我冷眼看着他，心里没有太多怜悯。

姥爷比姥姥多活了二十多年，后来舅舅们的经济状况都很好，又有小姨、母亲贴补，他晚年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都不缺。只是没了姥姥，没人再供他发泄心中的不如意了，没人俯首帖耳地伺候他了，也没人知冷知热，按他挑挑拣拣的口味，把各种好吃好喝的送到他嘴边了。

我去看姥爷的时候，他总是恹恹地躺在床上，消瘦的身子蜷缩着像只枯干的大虾。即便如此，他的架子还是有的，因为挑食严重，经常赌气不吃饭，舅母们都不大待见他。

比起姥姥和母亲，同为女性，我的境遇要好得多。

我读高中的时候住校，父亲会时不时地托人给我送去我爱吃的食物，到了高考的前几天，父母还特意开着农用三轮车来给我送油条、烧肉、水果。父亲叮嘱我：“油条夹着烧肉好吃。”他记得我小时候不止一遍地宣告：“我长大了要挣钱、挣大钱，要买烧肉、猪肝、猪肉肠，想吃多少，吃多少，要吃个够。”

确实，因为经年看见姥姥、母亲的匮乏，还有本地餐桌上男尊女卑的规矩，无力感在我身体里挥之不去。我不想走她们的老路，于是努力读书，期望获得某种自由。

那自由的标志是什么呢？小时候的我只能想到把诸城烧肉吃到饱、吃到够。后来，家里的大人老拿这事儿笑话我，我也不羞不臊。我大约是我们家头一个毫无羞愧地把“馋肉”欲望摆在台面上的女性了。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欲望的驱动，2005年大学毕业后，我离开了山东，去北京做地产行业。头几年，在那暗无天日的加班、熬经验和资历的日子里，我总是感到强烈的饥饿。那种饥饿来自于身心，我对浓油赤酱的肉，对金钱，对更好的生活都充满了欲望。我不想来了一趟北京，然后让北京与我无关。

我爱加班，因为加班的时候，公司管饭，管我当时吃不大起的水煮牛肉、肉末粉条、木须肉、剁椒炒鸡蛋……我特别喜欢水煮牛肉，先吃肉，然后把辣汤浇在米饭上，倒进肚子里，那种感觉真的很满足。下了班，我又站在烟火滚滚的烧烤摊前，用热辣的羊肉串把自己的胃塞满。那时的羊肉串1块5一串，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羊肉。

忙的时候，领导会三不五时地带着团队下馆子。我觉得自己干活从不惜力，老板请客，当然要吃个够本。等菜单轮到我手里，我总会毫不客气地点那些自己爱吃的肉：腐乳烧肉、板栗焖猪蹄、糖醋里脊……以至于很久之后，一些老同事依然记得我这个“饭量超大、超爱吃肉”的姑娘。

北京挣钱多，压力也大，项目遇到难关的时候，我习惯把自己“溺死”在各种食物里。有段时间，我甚至爱上了空口吃老干妈——扭开盖子，拿起小勺，一勺勺地将辣酱送到嘴里。那油辣浓香的味道直冲大脑，既清醒又干脆利落，简直像是救了我的命。

年轻的我一往无前地向前冲，后来终于在行业里站稳了脚跟，手头也渐渐宽裕。在天南海北出差的日子里，我开始把姥姥、母亲不敢拿上台面的“馋肉”欲望，堂而皇之搬到桌面上。我近乎放纵、近乎报复性地吃肉：烤鸭、涮羊肉、烤全羊、板鸭、东坡肉、粉蒸肉……除了吃，我还要打包。那时的我不怕发胖，也发不了胖，或许那种内心的匮乏感远远比我想象中更严重。每次吃肉，我都会想起一辈子没有实现“烧肉自由”的姥姥和母亲，心里不禁涌起一阵阵的酸痛。

当然，吃了全国许多地方美味之后，我发现自己最爱的依然还是诸城烧肉。回老家的时候，我跟弟弟一家家店吃过去，然后选一家味道最正宗的，之后就让弟弟一箱一箱地往北京寄。

拆开箱子，打开真空包装，空口吃烧肉最过瘾，顶多再加点蒜泥。后来，我又尝试着变花样吃：隔水蒸，直接切碎，蘸着蒜泥吃；切一下炒菜，在烧肉的衬托下，任何青菜都别有滋味；用烧肉夹馒头、夹烙饼，比任何肉夹馍都香……

有一段时间，我迷上了喝咖啡，然后惊讶地发现，咖啡和烧肉竟是绝配。咖啡的微微苦涩和香浓的烧肉搭配起来，会生出一股奇妙的香，再加一点蒜泥的呛味，更是美妙异常。我把这个吃法称为“大俗大雅的行为艺术”，电话那头的弟弟听了，先愣了一下，然后就爆出了一顿惊讶的粗口。

如今，我40岁了。很多夜深人静，睡不着的时候，我会去想自己是否真的拥有了小时候渴望的那种“自由”。

因为原生家庭的拖累，我在北京买房的自由没了，之后转战青岛，好歹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婚姻的自由，我想我能拿得住，最低限度是我可以选择单身；而吃烧肉的自由，我看似早已实现，但现在也会时不时地感到焦虑——会不会有一天，我手头不宽裕了，只能像姥姥、母亲一样克扣自己、深藏欲望？

尤其是这两年，疫情导致经济下滑，各行各业的人几乎都遭遇了危机。为了保住自己的薪水和位置，我不是在竞标，就是在竞标的路上。很多次竞标，不过是带领着团队做徒劳无益的挣扎而已，然而即便是挣扎，我也要做，至少我目前还有选择努力一下的自由。也许只要跑得足够久，总能等到雨过天晴的那一刻。

每当在这种时候，身处北京的我收到弟弟寄来的诸城烧肉，看到自己银行账户里的存款，心里就会特别有安全感、满足感。就像今夜，窗外有一弯明月，月光清冷。我晚餐喝了咖啡、吃了烧肉，肚子里很满、很饱，嘴巴里还留着那香香糯糯的滋味。

我想，我应该感到满足。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嘉宇   实习 | 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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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得

文艺女青年，

用写字自我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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