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三代女性的“烧肉自由” | 人间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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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经年看见姥姥、母亲的付出,看到她们经受的磨难,还有家里种种男尊女卑的规矩,我很小就想要获得某种自由。那自由的标志是什么呢?小小的我只能想到把诸城烧肉吃到饱、吃到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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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有味丨连载

因为此起彼伏的疫情,在北京想吃到一口正宗的诸城烧肉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于是我在两地疫情的间隙,掐算着时间,让山东老家的弟弟用快递给我寄。

次数多了,弟弟跟我开玩笑:“姐,赶紧摸摸你后脑勺,看看有没有长了馋窝头。”

的确,我很馋,很爱诸城烧肉。但它于我而言,不仅仅是一口肉那么简单,背后还有或辛酸或温暖的故事,以及三代女人对烧肉的执念。

它跟我姥姥有关,跟我母亲有关,也跟我有关。

我的姥姥出生于1937年,记忆中她有一张白皙的小圆脸,总是挂着浅浅的笑。每隔一段时间,她会用几根棉线绞脸,所以脸上一直光洁明亮。

虽然生活在农村,但姥姥是个特别体面的老人。直到1997年去世,她的头发都是乌黑浓密的,梳着整齐的发髻。她身上青灰色、墨蓝色的大襟衣裳总是干净整洁,裹着的小脚穿着自己精心缝制、针脚整齐的鞋子,让人看了就觉得赏心悦目。

母亲常说,姥姥体面是因为她是大户人家出身,“从小过过好日子的”。老姥爷(姥姥的父亲)是个很有能耐的地主,是十里八乡的能人,他膀大腰圆,舍得使力气,头脑也精明,家里种着十几亩地,还会赶着马车去胶南县做买卖。

到姥姥十多岁前,家里没缺过吃穿,虽然亲生母亲早早过世,后娘对她们姐妹三个总是冷冰冰的,但父亲待她们好。姥姥不止一次跟我们细细回味过她小时候吃过的好东西,比如老姥爷从胶南县海边贩回来的大鲅鱼,一次拿十多条,就挂在马脖子上,回到家,就把肥美厚嫩的鱼肉剥下来,学着胶南人混合着五花肉剁馅儿包成鲅鱼饺子。

当然,姥姥最爱吃的还是老姥爷带回来的诸城烧肉。

诸城那里过年有烤烧肉的传统,日子过得好的人家会在家里做,平常来了贵客就在摊贩那里买一点。烧肉的主要选材不是上好的猪肉,而是“猪下货”——猪头、耳朵、口条、大肠、心、肝、肺、尾巴等。虽然是一些下脚料,但它们的口感滋味要比肉更有层次、更有嚼头。

烧肉的做法略微有些繁琐:先要仔细、反复清洗猪下货,颇费功夫;之后放到大铁锅里,加姜片、料酒,猛火烧煮;待猪下货在滚水里翻过几滚后,再加茴香、花椒、八角、香叶,改慢火细炖;等煮到皮肉酥松却又不烂不散的时候,不用掀锅盖,已是肉香四溢了。

其实猪下货煮到这一步就可以吃了,但诸城烧肉的妙处就在于“煮后再熏烤”。煮熟的猪下货捞起来晾在大盆里,等凉透就放到铁篦子上,架在干锅里——锅底早已铺上了一层细细碎碎的红糖,用小火细细、慢慢加热,渐渐地变成青雾向上飘散,之后,一缕缕混合着肉味、香料味、红糖味的轻烟就荡漾、飘散开了。

最终,煮好的猪下货会被熏烤成撩人肺腑的酱红色或焦黄色,送一口入嘴,滋味无穷:猪头肉肥而不腻,入口即化;猪肺软糯咸香,口感弹性;猪口条初嚼香脆,越嚼越筋道,越嚼越香;猪肝厚实紧密,细细品尝,香味由淡到浓,层层绽放……

姥姥和两个妹妹睡在一间房里。有时半夜时分,耳畔就听到做买卖的父亲进院子的声音。老姥爷先让人给牲口喂草料,然后就拿着大荷叶包着的、切成大块大块的诸城烧肉,踱到姑娘们的房里。他不掌灯,也不让姑娘们起身,径自把大块烧肉塞到她们嘴里,一人一大块。

“黑灯瞎火地吃烧肉,香喷喷的。嘴里的还没有吃完,你老姥爷又塞一块到嘴里,一轮一轮来。直到大荷叶空了,你老姥爷背着手、唱着戏就出去了……”大概是因为这段儿时的经历,姥姥总忘不了诸城烧肉的滋味。她最喜欢吃的是烧肉中的猪肝,“越嚼越有滋味,格外香”。

可惜,对女儿们如此温柔的老姥爷后来也是英年早逝。那时姥姥只有14岁,后娘就做主把她嫁到了我姥爷家。两个妹妹年纪尚小,干脆送给别家养。

从此,姥姥的生活境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姥爷是家里单传的独苗,前头有两个姐姐,虽然家境一般,但他从小是被娇宠着长大的。他样貌好,细高个子、白净秀气,人又聪明,所以一向眼高于顶,十分骄傲。年轻时,因为识字、会用两只手打算盘,姥爷在村里做会计,很受人尊敬。

但因为娶了一个地主家的女儿,婚后几年,姥爷的“事业”就只能止步于此了。后来,他们的孩子也受了牵连,当兵、读大学都被刷了下来。姥爷把这一切不顺都归结在了姥姥头上,总是憋着一肚子的火,渐渐成了一个脾气暴躁、挑剔成性、专横霸道的男人。

姥姥自然成了姥爷用得最顺手的出气筒。有时他在外面受了气,回家看见餐桌上的筷子沾了点水,就拿着筷子在炕沿上敲,瘦脸上青筋暴起,十分可怕。我小时候,有一次姥姥带我在村里看露天电影,我淘气自己先跑回了家,把姥姥吓得到处找。后来她回家,惊魂未定,就被姥爷一把按住,结结实实地往死里打了一顿。

姥姥婚后几乎没过过轻松的日子,家里有什么好吃的,自然是先紧着丈夫、孩子、公婆。她从来只有做的份,没有吃的份。

姥姥怀我母亲的那年,姥爷的姐姐要出嫁,亲家送来一个猪头、四个猪蹄子。姥姥大着肚子收拾猪头,用沥青拔毛,忙活了很久,当夜她就生了。看着生下的是个女孩,公婆嘴上没说什么,脸色却十分冷淡。姥姥坐完整个月子,都没有见过那个被自己收拾干净的猪头。

“连一碗汤都没有喝到,他们一家人自己烤烧肉吃了,那时候我肚子里缺油水啊,就想着给我碗汤喝也好啊。”讲这段往事的时候,姥姥正住在我家帮忙剥玉米。她用大剪刀使劲地在玉米棒上豁开口子,然后交叉搓着两穗干玉米,金黄的玉米粒簌簌地掉下来,她的脸色很是平淡。

在女儿家小住的几天,是姥姥一生当中为数不多的舒畅日子,她不用小心翼翼地看姥爷的脸色,也不用脚不沾地忙碌家务,还可以吃上几顿好饭。我父亲非常尊敬姥姥,因为她既是他的丈母娘,又是亲大姨(我父母是姨家表兄妹),一直很疼他。姥姥住在我家的时候,父亲经常去割肉买鱼,回来包饺子、做红烧鲅鱼。可惜这样的好日子掰着手指头就可以数得过来——那些年,农村家家户户都很穷,平常日子吃一顿肉馅饺子都是大事。

到了90年代,我家的日子渐渐好起来,父亲几次开着三轮车去接姥姥来家里小住,可惜都没有成。

“我不在家,你爹不会做饭,吃不到顺口的饭,会发脾气。”姥姥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眼里满是黯淡。

在我们老家,大年初二是个大日子。每逢这天,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加上孩子们,热热闹闹的二十多口人,都会在姥姥家吃年饭。

为了这餐饭,姥姥从年前就开始准备了。早年年景不宽裕的时候,孩子们的肚里普遍缺油水,姥姥就让姥爷买一大块肥肉回来,切成两半,一半用小火慢煸出油来,煸出黄澄澄的油渣,剁得细碎,掺上碎碎的豆腐、韭菜、包菜做成一大锅饺子;另一半剁成肉臊子,用生抽、老抽、香油提前腌好,掺上葱姜蒜末、馒头碎,攒成一个个丸子,裹上蛋液,放在滚油里炸。

年饭的菜也一定会有诸城烧肉。但那烧肉不是姥姥亲手烤的(当时过年能烤个猪头的人家还是极少数),而是我爸和姨夫带去的。进门时,他们把从外面买来的烧肉塞给姥姥:“娘,加个菜”。姥姥接过袋子,小心翼翼地打开,闻着烧肉那扑鼻的香味,总说:“真是瞎浪费钱!”

然而,她的神情是满足的、快乐的。烧肉被放在菜板上,切成一块块,装盘。我和两个表妹就盯着猪肠、猪肝、猪口条吞口水……切肉间隙,姥姥会把一块块肉飞速地塞到我们嘴巴里:“都来解解馋。”

过去,山东宴席上有规矩,哪怕再小的男孩儿在席面上也有一个位子坐,可不管多大岁数的女性都不能上桌。看着那些平时吃不到的肉菜,男孩们能尽情地伸着筷子扫荡,桌子上的爷们儿也会尽情地惯着这些“带把儿”的,而女人、女孩儿们只能在宴席接近尾声的时候,吃他们吃剩下的。

有一年大年初二,大家又聚在姥姥家。大小爷们儿都已经上桌吃饭了,母亲和小姨就打算趁着这个空隙,带着礼物去看叔伯家的一位老太太。表妹们也跟着去了,我独自在灶台下坐着,拿根烧火棍划字玩儿。

这时姥姥走过来,神秘地对我招招手,示意我过去。她在碗厨柜后面摆了个小马扎,让我坐下,然后拿出一个小碗,里面是金黄泛油色的烧猪肠,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足有半碗的样子!见我有点呆,她干脆利索地把碗塞到我怀里,笑眯眯地说:“快吃,你娘肯定把好吃的都给你弟了,可怜缦儿,缺肚子。”

我小口小口地吃着软糯的猪大肠,那烟熏火燎过的香味在嘴巴里萦绕不散。我心里暗暗发誓:“长大以后,我一定要挣很多钱,跟姥姥一起吃诸城烧肉、吃猪肠、猪肝,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吃个够。”

但梦想还没有来得及实现,姥姥就去世了。1997年,60岁的姥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母亲和小姨收拾遗物的时候,在橱柜里层发现了一个精心包着的纸包。她们左一层、右一层地打开纸包,发现里面竟是一小块没有吃完的烧猪肝。

姥爷恍然大悟,说前一阵他数钱,怎么数都少了10块,“这是从来没有的事”。原来,这钱是被姥姥拿走了,她拿钱偷偷买了点自己最喜欢的烧猪肝,偷偷地放在碗柜底层,在忙碌、身不由己的操劳间隙,偶尔偷偷吃上一口。

这位给我生命留下过温柔底色的女人,一生被婆婆、丈夫管得死死的、严严的,她打心眼里惧怕他们。自从嫁入这个家,她每天都过得战战兢兢的,几十年来,手里都没有一分钱。因此,她几乎没有赶过集、上过街、也从来不敢开口向丈夫要钱,更不敢为了一口诸城烧肉开口。

母亲和小姨猜测,大概是姥姥预感到自己快走了,所以才偷钱买一口自己想吃的,然后没有遗憾地走。这大概是一生体面的姥姥干过的最不体面的一件事了。那个下午,舅舅、母亲和小姨坐在橱柜前嚎啕大哭。我父亲也后悔地说:“咱娘老念念叨叨地想吃烧肉,买了几次烧肉,就那么一点,孩子馋,都让她塞到孩子嘴里了。早知道,就多买点,让她痛痛快快地吃一顿。”

办完丧事,母亲从娘家回来,赶着我跟弟弟放学回家。她一边马不停蹄地和面、烧火、做饭,一边哭着说:“我娘没了,我再也没有娘了。”

我母亲出生于1958年,是家里的大女儿,她上头有两个哥哥,下面还有一弟一妹,是典型的“夹层老二”。她出生的第二年就赶上“三年困难期”,依姥姥的话说,“她能活下来,是命强”。

母亲不仅命强,性格也强。较之于裹着小脚、带着大户人家生活痕迹、性格温柔的姥姥,她要粗糙得多。两个哥哥年轻时都玉树临风,小妹更是个苗条白皙的美人,只有她肤色微黑,矮且粗壮,是全家最不起眼的一个。

母亲一天学也没上过,从小就跟在姥姥屁股后面干活,一路踉踉跄跄地长大。她曾凌晨起来推磨碾豆面、碾高粱面、碾地瓜秧面,白天还拎着篮子去河边打猪草。到了十多岁,干活麻利的她就进生产队拿工分了。

母亲上有哥哥,下有弟弟,儿时几乎没有得到过姥爷姥姥太多的偏爱。因为脾气憨直,每次姥爷打姥姥,她都会冲上去挡,“不能打我娘,不能打我娘”。于是她也跟着遭殃,被暴怒的姥爷打到鼻青眼肿。

姥姥虽然有心对母亲好,但她当不得姥爷的家。家里有什么好吃、好用的,只能先紧着儿子们,然后是小女儿。我母亲从骨子里完全地认同了这种不公,甚至从来没有认为这是一种不公。哪怕后来嫁了人,母亲仍在自家餐桌上恪守着姥爷家的“规矩”——有好吃的总先给我弟弟,然后再给我父亲,接着轮到我,她自己从头到尾都没有认认真真吃过一顿好饭。

小时候,隔壁村有个卖烧肉的老头,偶尔会在我家那条街上卖烧鸡背——跟烧肉“先煮后烤”的做法一样,只是用拆掉了鸡腿、鸡胸的鸡架子替换猪下货,穷人家偶尔买它来打牙祭。有时父亲会拎回一只小小的烧鸡背,母亲把鸡架子拿在手里,总会先把两块大些的鸡背肉分给弟弟和父亲,把鸡脖子、内脏分给我,然后说自己不爱吃。父亲分些鸡肉给她尝尝,她就夹到我碗里,说什么也不吃。

就算到了现在,每逢家里做了稍微有点像样的宴席,母亲也总是自觉地避开,在厨房里洗洗涮涮,等待别人吃完然后再吃剩的。就算是被三推四请地带上宴席,她也只拿干粮,小心翼翼地吃自己眼前的那个菜,从来不会放开捡自己喜欢的东西吃。

经过观察,我发现母亲在饭桌上还有个固定的习惯——如果她面前恰好放了一盘好菜,她就会习惯性地向后退;如果桌上有剩的,她绝不吃新的;有孬的,她绝不吃好的;即便和大家一样吃好的,她碗里也只盛别人的半碗。

我感到有些心疼,就问母亲:“你小时候吃过烧肉吗?”

母亲闭上眼睛想了很久:“没有!”

“大舅小舅他们吃过吗?”

母亲肯定地说:“吃过,你姥爷经常带着两个儿子赶大集,他们爷仨会在集上吃”。

看我有些悻悻的样子,母亲连忙兴奋地说:“我小时候就数算着吃饺子,从腊月就开始数,腊月二十三一顿、年除夕一顿、正月初二一顿、正月十五一顿,天天扳着手指头数,等着你姥姥剁肉包饺子吃。”

听到这里,我却突然想起了一件辛酸往事——有一年,我们家好不容易吃一顿饺子,母亲就喊爷爷来吃。可爷爷不仅自己来了,还带来了叔叔家的两个妹妹。人多了,饺子不够,辛苦做饺子的母亲就在一旁啃一个干煎饼。

80年代初,母亲怀了我,一度馋烧肉馋得睡不着觉——她曾在某次宴席的剩菜中尝过一点诸城烧肉,之后就对其中肥厚软糯的猪蹄、特别有嚼头的猪口条念念不忘。

当时,农村家家户户的粮食是不缺了,但手头缺钱,自然舍不得买又贵又不实惠的烧肉。我父亲见她为了一口吃的馋得几天睡不着觉,十分心疼,但他也没有钱——当时他们还没有跟爷爷奶奶分家,父亲赚的钱都得上交,一家子吃大锅饭。

于是,父亲偷偷在石料场加了几天班,赚了几块钱,买了一点烧猪肺、一只烧猪蹄,偷偷摸摸地带回家,关起门来让母亲吃。母亲啃着猪蹄子,享受着丈夫的爱,后来她每每回想起这件事,都会知足地说:“你爸待我还是挺好的。”

可惜这点幸福没有持续几天,父亲偷买烧肉的事就被我奶奶知道了。她醋意大发,捶炕大哭:“娶了媳妇忘了娘”“偷偷买了猪蹄子喂馋嘴媳妇”……奶奶闹得左邻右舍都知道了,村子里的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母亲觉得自己都没脸见人了。她性格好强,不像我姥姥那般任由公婆磋磨,于是一气之下提出要分家。

因着强行分家这件事,母亲没少被村里人诟病,但她也从此掌握了家里的经济大权。然而我们家的生活并没有因分家好转,因为除了种地、去胶南县贩卖点烟草、干货外,我父母并没有别的收入,却还要给读大学的大姑、给读军校的小舅寄钱。

母亲个子小,嗓门大,力气足,是我们村出了名的能干的人。为了挣钱、省钱,她想了各种办法:养鸡、养长毛兔、养猪,每天脚不沾地,忙完了牲畜吃的又忙人吃的。为了省钱,她更是能做到“捏着十块钱,在大集上转三趟,一分也舍不得花”。

有一年腊月二十九的晚上,晚归的父亲神神秘秘地拎回一个袋子,里面装着一块诸城烧肉,有两个馒头攒在一起的大小:“富临叔家里烤了套下货,自家留了一半,剩下一半拿出来卖,给咱们姓孙的一家子(没有出五服、一起祭祖宗)算便宜。这一块才二十多块钱,你跟孩子都爱吃。”

我和弟弟立刻扑了过去,母亲却发火了,直数落父亲不会过日子,浪费钱:“二十多块钱买新鲜猪肉炒菜,过年能招待好多桌客人,这一块顶多切一盘多,够什么用?!”

母亲骂了一晚车轱辘话,父亲烦了,气愤地把烧肉撇在炕上就出去了。母亲看着我和弟弟馋得猴急的样子,只好拿刀在烧肉上细细地切下两片,分了,然后,在我们气鼓鼓地注视中,将剩余的烧肉收了起来。

大年初一,家家拜祖先,那块烧肉被母亲切成片,认真地摆在一个盘子里,放在供祖宗牌位的桌子上。母亲答应好了,拜完祖宗就分给我们吃,可一个错眼照顾不到,那盘烧肉就被叔叔家的一条大狗偷吃了。望着空盘,弟弟嚎啕大哭,全家人也埋怨了母亲一整年。

有年年底,母亲终于大方了一回——家里的老母猪生了三只猪仔,养到枕头大小,其中有一只弱弱的,恹恹的,不爱吃也不爱动,喂药打针也不顶用,眼看要不行了。母亲当机立断,决定杀掉它吃肉。

那天,父亲烧了水,铺了案板,拿着刀比划了几下,愣是不敢下手:“要不,找杀猪的帮帮忙?”

“还不够费工夫的呢!”母亲一把拿过刀,在磨石上磨了几下,按住小猪的脖子,一下就割断了喉咙。猪血放到盆里后,她手起刀落,干脆利落地将小猪大卸八块——那天母亲穿着一双雨鞋,裤脚和袖子高高地卷起来,像个女英雄。

小院里的大锅倒上水,加姜蒜大料,柴火烧将起来,不一会儿,院子里便充满了撩人的肉香。肉煮透凉透,母亲又换了口小锅添上红糖,架上铁篦子,用小火慢慢地烤起了熟肉,浓郁的糖香和肉香不久就满溢了出来。

枕头大小的猪崽肉烤完,切成一块块,只放满了一个中等大小的盆。当天夜里,我们吃到了香喷喷的烧猪肠。剩余的烧肉被母亲收进了一个小坛子里,放在墙根底下。后来,它们被分给姥爷家一块、奶奶家一块,大舅家、小姨家、姑姑家各一块……最后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这点烧肉,母亲每顿饭只给我和弟弟切一小块,我们从年初一直吃到正月十五——那是一个香喷喷的年,只是母亲很少对桌上的烧肉动筷子。

我很早就发现,姥姥和母亲虽然性格迥异,但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自觉抑制自己的欲望。姥姥是因为没有家里的财权,当不得家,做不得主,而母亲完全是从小被一些规矩“驯化”了,她要顾的人实在太多了,卑微的她总是把娘家、婆家、丈夫、孩子这一众人等排在自己的前面。

母亲命强,身强,心却从来不强。因为儿时物质与爱的双重匮乏,她已经习惯退缩、克扣自己,隐忍地过日子。她从来不去直面自己内心的欲望,好像它们并不存在,甚至认为当众表现出自己特别想吃什么、馋什么,是上不得台面的丑事。

只一次,母亲暴露了自己深深掩藏的欲望。

2016年,她多年的老胃病发作得有些厉害,以往吃几粒奥美拉唑就能缓解,那次说啥都不行。我和弟弟都觉得应该到医院去好好检查下,母亲推三阻四拖了半个月,最终还是去了医院,做了胃镜后查出胃部有个息肉,要做手术。

因为母亲提前吃了消炎药,医生没法动手术,就让她空腹3天。我负责陪床,预备空腹前,我打算让母亲先吃顿好的。我问她想吃什么,她大剌剌地说:“有什么吃什么,又不是什么大手术,还讲究吃喝。”

我说:“要不,吃烧肉?”

母亲的眼睛顿时亮了,一脸馋相。她重复了一遍“烧肉”,说:“有一家最好吃,你弟弟以前去买过的,那次来客人,哎呀,我只吃了一口。”

我赶紧打电话让弟弟买来,有猪肺、猪肝,还有口条,弟弟还细心地砸了蒜泥。母亲小口小口地吃着,看起来十分满足。只是没吃多少,护士就赶过来阻止,弟弟只好在母亲的凝视中,悻悻地收起烧肉。

手术之后,母亲的病好了,她很快又恢复了之前风风火火的样子,并绝口不提自己在病中馋烧肉的事了。

我跟弟弟都参加工作之后,家里的经济宽裕了不少,母亲就三天两头地往姥爷家跑——因为惦记着姥姥活着的时候没吃到什么好东西,她总想加倍补偿在姥爷身上。

那些年,矮胖的母亲总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回娘家,压得自行车“咯吱咯吱”地响,上坡下岭,得跑几十里地。家里打了肉火烧,她要送给姥爷;鸡下了新鲜蛋,她要攒着给姥爷;就连弟弟、弟媳妇送的牛奶、水果、糕点,我从北京寄回家的稻香村点心、全聚德烤鸭,去各地买的土特产,最后十有八九都被她送到了姥爷家。

弟弟对这事特别气愤,咬牙道:“姥爷饭量小、又挑食,能吃多少?咱妈给他的东西,他马上拎着转给他儿子了。咱妈就是个傻子,自己舍不得吃一口,全拿给他们了。姥爷呢?咱妈动手术,他问都不问。你可别说他老了不懂,咱舅高血压,他可上心呢……”

都说家里被忽视的那个孩子往往会成为最孝顺的,这一点在我母亲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印证。她克扣自己的肚子,也要掏心掏肺地孝敬姥爷,乞怜似的想从他那里得到点爱和肯定。可在这世上,有些东西一开始没有,那就是没有。

姥爷晚年依然脾气大,舅舅、舅母们不买账,他就憋了一肚子邪火,撒在我母亲身上。一次,母亲骑自行车去看他,中午饭都没吃上一口,就被姥爷臭骂一顿:“一辈子没能耐,给娘家出不上力……”骂到兴奋处,姥爷拿起母亲带去的一箱牛奶,摔得稀巴烂。

那天,母亲是哭着回家的。她一路骑,一路哭,难受狠了,就从自行车上下来,坐在路边的果园子里放声大哭。饶是被这样对待,母亲仍然会往姥爷家跑。后来她岁数大了,腿脚不行,骑不了自行车,就三天两头地打电话给我弟弟,央求他开车送自己过去。这个习惯,她一直坚持到姥爷去世。

我觉得长寿对于姥爷而言,更像是一种惩罚。

姥姥死后,姥爷的家其实就散了。每年正月初二不再是个温暖的日子,虽然我们照常聚在姥爷家,但过去的那种和谐氛围早就没有了。

我的舅舅、姨夫都是毛愣性子,几杯酒下肚,就会互怼起来。姥姥活着的时候,她只要温柔地向桌子上看一眼,劝说几句,大家便没声了,可她走后,就算姥爷发脾气也没有用——没人真怕他,除了姥姥。

一个大年初二,姥爷当着一家老小的面先是大发脾气,接着又嚎啕大哭起来:“我知道你们个个都想你们娘活着、我死。我也想,你们娘死了,我活着有什么意思!”

我冷眼看着他,心里没有太多怜悯。

姥爷比姥姥多活了二十多年,后来舅舅们的经济状况都很好,又有小姨、母亲贴补,他晚年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都不缺。只是没了姥姥,没人再供他发泄心中的不如意了,没人俯首帖耳地伺候他了,也没人知冷知热,按他挑挑拣拣的口味,把各种好吃好喝的送到他嘴边了。

我去看姥爷的时候,他总是恹恹地躺在床上,消瘦的身子蜷缩着像只枯干的大虾。即便如此,他的架子还是有的,因为挑食严重,经常赌气不吃饭,舅母们都不大待见他。

比起姥姥和母亲,同为女性,我的境遇要好得多。

我读高中的时候住校,父亲会时不时地托人给我送去我爱吃的食物,到了高考的前几天,父母还特意开着农用三轮车来给我送油条、烧肉、水果。父亲叮嘱我:“油条夹着烧肉好吃。”他记得我小时候不止一遍地宣告:“我长大了要挣钱、挣大钱,要买烧肉、猪肝、猪肉肠,想吃多少,吃多少,要吃个够。”

确实,因为经年看见姥姥、母亲的匮乏,还有本地餐桌上男尊女卑的规矩,无力感在我身体里挥之不去。我不想走她们的老路,于是努力读书,期望获得某种自由。

那自由的标志是什么呢?小时候的我只能想到把诸城烧肉吃到饱、吃到够。后来,家里的大人老拿这事儿笑话我,我也不羞不臊。我大约是我们家头一个毫无羞愧地把“馋肉”欲望摆在台面上的女性了。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欲望的驱动,2005年大学毕业后,我离开了山东,去北京做地产行业。头几年,在那暗无天日的加班、熬经验和资历的日子里,我总是感到强烈的饥饿。那种饥饿来自于身心,我对浓油赤酱的肉,对金钱,对更好的生活都充满了欲望。我不想来了一趟北京,然后让北京与我无关。

我爱加班,因为加班的时候,公司管饭,管我当时吃不大起的水煮牛肉、肉末粉条、木须肉、剁椒炒鸡蛋……我特别喜欢水煮牛肉,先吃肉,然后把辣汤浇在米饭上,倒进肚子里,那种感觉真的很满足。下了班,我又站在烟火滚滚的烧烤摊前,用热辣的羊肉串把自己的胃塞满。那时的羊肉串1块5一串,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羊肉。

忙的时候,领导会三不五时地带着团队下馆子。我觉得自己干活从不惜力,老板请客,当然要吃个够本。等菜单轮到我手里,我总会毫不客气地点那些自己爱吃的肉:腐乳烧肉、板栗焖猪蹄、糖醋里脊……以至于很久之后,一些老同事依然记得我这个“饭量超大、超爱吃肉”的姑娘。

北京挣钱多,压力也大,项目遇到难关的时候,我习惯把自己“溺死”在各种食物里。有段时间,我甚至爱上了空口吃老干妈——扭开盖子,拿起小勺,一勺勺地将辣酱送到嘴里。那油辣浓香的味道直冲大脑,既清醒又干脆利落,简直像是救了我的命。

年轻的我一往无前地向前冲,后来终于在行业里站稳了脚跟,手头也渐渐宽裕。在天南海北出差的日子里,我开始把姥姥、母亲不敢拿上台面的“馋肉”欲望,堂而皇之搬到桌面上。我近乎放纵、近乎报复性地吃肉:烤鸭、涮羊肉、烤全羊、板鸭、东坡肉、粉蒸肉……除了吃,我还要打包。那时的我不怕发胖,也发不了胖,或许那种内心的匮乏感远远比我想象中更严重。每次吃肉,我都会想起一辈子没有实现“烧肉自由”的姥姥和母亲,心里不禁涌起一阵阵的酸痛。

当然,吃了全国许多地方美味之后,我发现自己最爱的依然还是诸城烧肉。回老家的时候,我跟弟弟一家家店吃过去,然后选一家味道最正宗的,之后就让弟弟一箱一箱地往北京寄。

拆开箱子,打开真空包装,空口吃烧肉最过瘾,顶多再加点蒜泥。后来,我又尝试着变花样吃:隔水蒸,直接切碎,蘸着蒜泥吃;切一下炒菜,在烧肉的衬托下,任何青菜都别有滋味;用烧肉夹馒头、夹烙饼,比任何肉夹馍都香……

有一段时间,我迷上了喝咖啡,然后惊讶地发现,咖啡和烧肉竟是绝配。咖啡的微微苦涩和香浓的烧肉搭配起来,会生出一股奇妙的香,再加一点蒜泥的呛味,更是美妙异常。我把这个吃法称为“大俗大雅的行为艺术”,电话那头的弟弟听了,先愣了一下,然后就爆出了一顿惊讶的粗口。

如今,我40岁了。很多夜深人静,睡不着的时候,我会去想自己是否真的拥有了小时候渴望的那种“自由”。

因为原生家庭的拖累,我在北京买房的自由没了,之后转战青岛,好歹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婚姻的自由,我想我能拿得住,最低限度是我可以选择单身;而吃烧肉的自由,我看似早已实现,但现在也会时不时地感到焦虑——会不会有一天,我手头不宽裕了,只能像姥姥、母亲一样克扣自己、深藏欲望?

尤其是这两年,疫情导致经济下滑,各行各业的人几乎都遭遇了危机。为了保住自己的薪水和位置,我不是在竞标,就是在竞标的路上。很多次竞标,不过是带领着团队做徒劳无益的挣扎而已,然而即便是挣扎,我也要做,至少我目前还有选择努力一下的自由。也许只要跑得足够久,总能等到雨过天晴的那一刻。

每当在这种时候,身处北京的我收到弟弟寄来的诸城烧肉,看到自己银行账户里的存款,心里就会特别有安全感、满足感。就像今夜,窗外有一弯明月,月光清冷。我晚餐喝了咖啡、吃了烧肉,肚子里很满、很饱,嘴巴里还留着那香香糯糯的滋味。

我想,我应该感到满足。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嘉宇   实习 | 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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