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整个世界都疯了，你也要学会发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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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于合集 #人间值得 15个

文｜西坡

理性，似乎越来越成为一项奢侈品。荒诞成了日常。每天一睁眼，今日份的荒诞套餐已经在手机上准备好，立等可取。

“真的，整个世界都疯了。我也不得不发疯，为了顺应潮流。”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赞同这种“以疯制疯”的生存法则。

最近在读张爱玲，很惊讶的一点是，张爱玲笔下的许多人物都抽鸦片。在《白鹿原》里，鸦片是堕落的象征，毁灭的标志。在张爱玲小说里，鸦片大多时候是日常生活的点缀，是上流社会那些富贵闲人打发日子的用具。其实张爱玲的描写更接近历史实录，《白鹿原》则是后世文人的有意加工。

我们都知道中国近代史始于鸦片战争，却不太会意识到，整个中国近现代史（1840-1949）一百年，鸦片都是中华大地上一道刺目的景观。鸦片进入千家万户，甚至演化出非常精致的鸦片文化。鸦片泛滥既是列强侵略的结果，也反映出整个民族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危机。

隔着时间之河，我们自然知道，鸦片对个人、家庭和国家有多么大的危害。但如果把那时候的普通人拉过来，他会不会振振有词地说，灾祸如此频繁，日子如此艰难，我抽两口怎么了？

当环境发疯的时候，个人很难靠自我约束保持健全的精神与生活习惯。老舍先生在《骆驼祥子》的结尾，就宣告了“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的灭亡。

但是在颠倒失序的环境里，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走上穷途末路。就拿民国来说，内忧外患不断，却也涌现出了许多大师。一说起民国的大师，就有人觉得是在给那个时代涂脂抹粉。其实应该这样想，在偌大的国土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年代，那些大师还能够沉下心做学问，是什么精神支撑着他们，这样的精神是从哪里来，后来又怎么看不见了？

现代人通过新闻去认识世界的时候，经常忘记一件事，世界不是现在才发疯，而是一直在发疯。整个人类历史上，不发疯的时间段似乎不多。

我们评判外部环境所使用的理性标准，其实来自于启蒙运动。以赛亚·柏林说，启蒙运动有三个共识：第一，所有的真问题都能得到解答；第二，所有的答案都是可知的；第三，所有的答案必须是兼容的。

当启蒙运动的理性之光燃放的时候，人们以为世界上的黑暗会一点一点被驱逐，人类会逐渐抵达光明美好的乌托邦。可是随着真实历史的演进，人类意识到，启蒙思想家把世界想得太简单，把人类想得太圣明了。

法国大革命是理性主义的一次重大挫折，人权宣言是那么美好，可是随之而来的断头台和罗伯斯庇尔，又是如此的恐怖。没人能够想到，潘多拉魔盒打开之后，会放出怎样的幽灵。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理性主义的又一次重大挫折。当时每个民族的主张似乎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是这些道理放在一起，就变成了无尽的杀戮。

人们发现，世界上很多问题没有答案；即使有答案，可能也在人类的理解范围以外；在终极答案出现之前，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答案，而这些答案是互相不兼容的。甚至一个民族面对外部问题，给出的答案彼此都是不兼容的。

就拿纳粹德国来说，如果真想称霸世界，为什么要迫害犹太科学家？如果好好利用犹太科学家，没准德国会第一个发明核武器。可是这种思想实验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如果希特勒不仇视犹太人，他就不会成为元首，希特勒不成为元首，大战就不会爆发。二战中的德国，就是靠着反犹这根弦重新凝聚起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来自癫狂。所以德国既要迫害犹太科学家，又要称霸世界，既要跟英法美开战，又要跟英国开战。英美这边也不乏悖谬。丘吉尔从十月革命开始就是坚定的反共分子，但是为了跟苏联结盟，丘吉尔说：“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我也会在下院为恶魔说几句好话”。

20世纪是人类科技突飞猛进的世纪，却也是理性之光逐渐暗淡的世纪。到了冷战，全人类的存活都依赖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恐怖平衡”。有个专有名词叫相互确保摧毁战略，英文缩写MAD，是指美苏双方均拥有可靠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即在对方首先实施核打击后，己方仍能生存下来，并具备完全摧毁对方的核报复能力。历史上再疯狂的人都想不到，人类会走到这一步。

我要说的很简单，世界一直在发疯，我们以为的正常，只是一种持续时间比较长的疯狂。

比如在苏联解体之前，人们以为冷战是常态。在俄乌战争之前，人们以为欧洲无战事是常态。

当一种新的疯狂挟势不可挡之力出现之后，旧有的稳定状态就宣告结束了，如果新的疯狂能确立自身的地位，那么它就会成为下一代人的日常。

当1948年英国人从巴勒斯坦撤出的时候，谁能想到2022年巴以冲突还在继续？

我喜欢给文章留一个光明的尾巴，因为我赞同梭罗的观点，他说写作者要传播勇气。我要传播的，是一份发疯指南，个人应该如何发疯，才能在这个疯狂的世界不虚度此生。

灵感来自冯至先生的文章《人的高歌》。文章里记载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乾隆年间昆明有个姓吴的石匠，是个道教徒。出门都会带着他的凿和锤，看见路上或桥上有什么残败的地方，就动手修补。一天他正在修补一座小石桥，对面来了一个人用手指着峭壁对他说，上边有一座石室，只有一条铁锁通上去，人在铁索上走很容易跌下去，你为什么不开凿出一条石路呢？石匠听了，不久就开干，十多年如一日，终于完成了这条路。

冯至抗战期间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任教，和朋友外出游玩，走了这条石路，所以一个朋友讲了这个典故。接着，同游的另一位朋友讲了第二个故事，故事发生在河北滨海的一个县：

在一条航线上，有一块只有三两个渔村的荒岛，附近许多礁石，行船的人经常在那里遇险死亡。有一个人差点在那里死了，侥幸遇救之后，发起一个誓愿，要在岛上建一座灯塔。他和尚一样，到处化缘，说要在一座荒岛上建灯塔，救人性命。但许多人把他当骗子。有一天他觉得这辈子也凑不够钱了，于是想到一个办法，把手指头用布缠起来，浸上菜油，在不肯布施的人面前，把火点燃。他说，那么多无辜的人因为没有灯塔，丧了性命，自己这点痛不算什么。后来他终于凑齐了建灯塔的钱，十个手指头也几乎都烧到了。

这两个故事，我没有办法去查证他们的真实性，但讲故事的人和记录故事的冯至先生显然是相信的。我想，他们相信的不仅是故事真实发生过，更是故事所显示的朴素的真理。面对命运的无常，人要自己创造奇迹，来证实生命的力量。

那个要在悬崖峭壁上修路的石匠，和那个要在荒岛上建灯塔的无名者，不都是发疯了吗？世界固然蛮不讲理，我们也可以蛮不讲理，用自己的坚固存在，从混沌中开出一条路来。

你创造一个杯子、一首歌、一个程序、一个游戏、一篇文章，经营一段友谊、一个家庭、一家公司，都是在为世界提供负熵。薛定谔说，生命就是负熵。

“一个不再创造的人，一个只是单纯接受生活和自然所赐的人，其实已经死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上帝创造人类，焉知不是为了拯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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