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家荡产保住的幺弟，归宿是流水线 | 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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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来到这个世界上，事实证明，他也终究只会是流水线上的一个螺丝钉，一个经济学家眼中的“人口红利”，仅此而已。

配图 | 《乔家的儿女》剧照

前    言

现今的夫妇如果想要一个孩子，往往要提前准备好久。

首先要有房子，再看看自己的收入，是否能养活、且养好一个孩子，还要考虑孩子出生后是否有人帮忙带，在哪上幼儿园、上小学……所有条件都满足后，才开始备孕。万事俱备后，婴儿才在一家人的精心呵护下，来到这个世界。

回头想想我弟弟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过程，则充满了各种偶然性。而且一路坎坷，一路艰险。

我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是个男孩，上面有两个姐姐。我出生的时候，计划生育政策已非常严苛了，我家属于“严重超生”。

为了生我二姐，我爸丢了教师的工作，还被罚没了很多粮食，一家人跟着饿肚子；为了生我，我爸带着我妈东躲西藏，这家亲戚住一周，那家亲戚住半个月，还一起去要过饭，这才把我生下来，最后还被罚了300块。

那时候，5元纸币就算大票子，10元都很少见。每一张“10元钱”摸起来纹路都麻手，农民爱称其为“麻大十”。有人偶尔得了一张麻大十，通常都藏在家里舍不得拿出来花。谁家要掏300块出来，里面都多是一块两块的，听着钱数不多，其实也有厚厚一沓。

我的发小小鹏是他家第二胎，也被罚了300块。我爸说，小鹏他爸缴300元罚款的时候，心疼得手直抖，试了几次才把钱递上去，还扭头苦着脸对我爸说：“真舍不得呀！如果我能从自己身上割下一块肉抵这300块钱，我也愿意。”

收罚款的人听见了，说：“缴完钱就赶紧走，别挡着后面的人缴钱。没人要你的肉哈，你的肉还没有猪肉值钱哩！”

当年，一看我是个男孩，我爸很高兴，就给我取名叫“安”。意思就是安心了，再不用跑着躲超生了。当然，如果我是女孩，他们极有可能还会躲出去再生一个孩子。

我有一个三伯，连着生了4个女儿，就继续在外面躲藏。村干部托熟人给他带话：“再不回来结扎，就把你的房子都扒掉！”他也让熟人给村干部带回一句话，很有挑衅意味：“瓦房平房随便扒，不生个儿子不回家！”

城里人通常无法理解农村人为什么那么执着地想要一个儿子，斥其为：愚昧、没文化。其实，但凡他们能在农村生活几年，就不会这么想了。对于这个问题，我这个农民是这么理解的——

首先，过去农村的活儿都很重，耕田挑担，没有男劳力根本不行；再者，往前很多年，农村邻里打架都是常事。没有儿子，跟人打架就只有挨揍的份。

当年我们生产队有三户没有儿子的人家，被打走了两户，走了20多年，两位男主人早就死在外面了。还有一户没被打，是因为侄子多。有一次，那家女主人去找我爸写状纸，她哭着说，我爸记。说着说着，她突然崩溃了，一把抹下裤子，对我爸说：“你看，你看哪，看看他们把我的屁股打成啥样了！”

我们村的吴老三在计划生育政策最严的时候，还生了5个孩子，前面3个80后都是儿子。他还说了句我们全村人现在都还记得的话——“儿子多就是好，打架有帮手，一人打一拳，别人都招（架）不住。”

当然，到我们这一辈人就不怎么打了，主要的原因是都在外面打工，一年也难见上一次，也就谈不上吵架、打架了。

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没有儿子，女儿出嫁之后就成了孤老。逢年过节，有儿子的人家儿孙满堂，热热闹闹，而嫁出女儿的人家则冷冷清清。更何况，一家若是没儿子，百年之后连宅基地和房子都会被生产队无偿收走，这一户也就永久消亡了。

所以，要想解决农村的重男轻女问题，还得先了解原因，而不只是在墙上挂几条简单粗暴的标语：不准重男轻女！

原本在我出生当年，我爸就去结扎了，我家断无再生孩子的可能。

我爸是我们村唯一一个主动去结扎的男人。我问我爸，以前结扎都是女人去，你一个男的咋想的？我妈就笑着说：“这事儿你得问我。”

那天，我爸回家对我妈说，村干部通知了，让咱们村的妇女明天去结扎。我妈说她不想去，儿子还小，还在吃奶，结扎后要躺在床上半个月动不了，孩子咋办？“你去吧。”

我爸就说，“行，我去就我去。”

我爸高中毕业，又自学过医，知道男女结扎都是怎么回事——女性结扎对身体的损伤要远比男性结扎大，之后要住院一周，还得一名家属伺候；男性结扎随做随走。

第二天一早我爸就出门了，中午也没回来。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时，我妈急了，对我小爹说：“你哥该不会是去结扎了吧，你去卫生所里看看，要是结扎了，就把他拉回来。”我妈在架子车上铺了一床旧被子，小爹就拉着架子车走了。刚走到村口，就看见我爸自己走着回来了。小爹问我爸，你没结扎呀？我爸说结了，没事儿。

我爸说，那天村卫生所总共51个人做结扎手术，只有我爸1个男的。医生说，男的结扎简单，放在后面做，就让我爸一直等着。

一个女的胆小，吓得直哭，她男人安慰她：“没事儿，小手术，你哭啥子？等手术做完了，我杀老母鸡给你吃。”女人说：“你说得轻巧，那你咋不做？”男人就说：“男人不能做，一做就没力气了。家里的田地都指望我呢，我要没力气了，那咱这个家靠谁去？”

那时候，农村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简单地以为男性结扎就跟劁猪骟牛一样，一结扎男人就成了太监了。尽管村干部一直在宣传，说对身体没有大的影响，但根本没几个人相信，也不耽误他们找点乐子。后来，我爸和别人吵架，吵到激烈处，总会被“揭短”：“你没有卵蛋，你是个太监！”这确实让父亲很恼火。

我爸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等着，听到有人在别的房间里议论他。一个说听说今天还来了个男的结扎。另一个就说，“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呀？人家都是女人来。”最后终于轮到我爸了，医生也说：“你咋就一个人来了，家里也没跟个人，他们就恁放心？”

我爸脱了衣服，躺在手术台上，浑身直抖。医生说：“你别害怕，小手术，一会儿就好了。”

我爸说：“我不是害怕，我是冷。你们应该拿被子给我盖一下。”

医生拿过被子盖在我爸身上，说：“是有点冷，对不起哈，我们大意了。”

事实证明，那两个医生确实是马大哈，结扎手术根本没做好。几个月后，我妈就又怀孕了。我爸气地直骂：“他妈吔，这给我做的啥结扎手术！”

后来，我妈又怀孕几次，怕孩子多了养不活，就都去流了。我7岁那年，我妈怀了我弟，原本是打算跟往常一样流掉。那天我爸陪她一起去乡卫生院，去流产的人还挺多，两人就坐着排队。临到我妈的时候，医生中午下班了，让我妈下午再去。

那时候也没有车，步行回家还挺远，我爸就带着我妈去我舅爷家吃饭。舅爷住在卫生院附近，听说他们是来流产的，就力劝他们把孩子生下来，“门户大，不受人家的欺负。养到几岁就能放牛了，长大也是个好劳力。”

我爸妈本就觉得我憨憨傻傻的，长大了极可能娶不上媳妇，舅爷再这么一劝，他们更心动了。于是，在舅爷家吃过午饭，两人没再去卫生院，直接回了家。原本在我出生当年，我爸就去结扎了，我家断无再生孩子的可能。

我爸是我们村唯一一个主动去结扎的男人。我问我爸，以前结扎都是女人去，你一个男的咋想的？我妈就笑着说：“这事儿你得问我。”

那天，我爸回家对我妈说，村干部通知了，让咱们村的妇女明天去结扎。我妈说她不想去，儿子还小，还在吃奶，结扎后要躺在床上半个月动不了，孩子咋办？“你去吧。”

我爸就说，“行，我去就我去。”

我爸高中毕业，又自学了过医，知道男女结扎都是怎么回事——女性结扎对身体的损伤要远比男性结扎大，之后要住院一周，还得一名家属伺候；男性结扎随做随走。

第二天一早我爸就出门了，中午也没回来。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时，我妈急了，对我小爹说：“你哥该不会是去结扎了吧，你去卫生所里看看，要是结扎了，就把他拉回来。”我妈在架子车上铺了一床旧被子，小爹就拉着架子车走了。刚走到村口，就看见我爸自己走着回来了。小爹问我爸，你没结扎呀？我爸说结了，没事儿。

我爸说，那天村卫生所总共51个人做结扎手术，只有我爸1个男的。医生说，男的结扎简单，放在后面做，就让我爸一直等着。

一个女的胆小，吓得直哭，她男人安慰她：“没事儿，小手术，你哭啥子？等手术做完了，我杀老母鸡给你吃。”女人说：“你说得轻巧，那你咋不做？”男人就说：“男人不能做，一做就没力气了。家里的田地都指望我呢，我要没力气了，那咱这个家靠谁去？”

那时候，农村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简单地以为男性结扎就跟劁猪骟牛一样，一结扎男人就成了太监了。尽管村干部一直在宣传，说对身体没有大的影响，但根本没几个人相信，也不耽误他们找点乐子。后来，我爸和别人吵架，吵到激烈处，总会被“揭短”：“你没有卵蛋，你是个太监！”这确实让父亲很恼火。

我爸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等着，听到有人在别的房间里议论他。一个说听说今天还来了个男的结扎。另一个就说，“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呀？人家都是女人来。”最后终于轮到我爸了，医生也说：“你咋就一个人来了，家里也没跟个人，他们就恁放心？”

我爸脱了衣服，躺在手术台上，浑身直抖。医生说：“你别害怕，小手术，一会儿就好了。”

我爸说：“我不是害怕，我是冷。你们应该拿被子给我盖一下。”

医生拿过被子盖在我爸身上，说：“是有点冷，对不起哈，我们大意了。”

事实证明，那两个医生确实是马大哈，结扎手术根本没做好。几个月后，我妈就又怀孕了。我爸气地直骂：“他妈吔，这给我做的啥结扎手术！”

后来，我妈又怀孕几次，怕孩子多了养不活，就都去流了。我7岁那年，我妈怀了我弟，原本是打算跟往常一样流掉。那天我爸陪她一起去乡卫生院，去流产的人还挺多，两人就坐着排队。临到我妈的时候，医生中午下班了，让我妈下午再去。

那时候也没有车，步行回家还挺远，我爸就带着我妈去我舅爷家吃饭。舅爷住在卫生院附近，听说他们是来流产的，就力劝他们把孩子生下来，“门户大，不受人家的欺负。养到几岁就能放牛了，长大也是个好劳力。”

我爸妈本就觉得我憨憨傻傻的，长大了极可能娶不上媳妇，舅爷再这么一劝，他们更心动了。于是，在舅爷家吃过午饭，两人没再去卫生院，直接回了家。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我妈开始慢慢摸索出一种“技能”——能看出孕妇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她曾经给几个孕妇看过，都说中了。她估摸着自己这次怀的是个男孩，但也不能百分百的确定。于是在生产前，她跟我表姨说好了，万一生个女儿，就抱给她，由她找个人家收养——后来生了个男孩，表姨很失望，说收养的人家都找好了。

从这天开始，村干部再让我妈去孕检，我妈就请我小姑去。那时，我小姑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都快成年了，早不打算再要了，孕检当然是没有的。为了稳妥起见，我妈还通过熟人，给负责孕检的医生送过50块钱——在1990年，50块钱也能买不少东西，而且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能通过花钱搞定。

小姑长得比我妈胖，脸也比我妈大一圈，长相差距很大。医生登记身份证的时候，怕旁边的人看出身份证上的照片跟我小姑明显不一样，还用左手盖在身份证上，抄几个字抬起来看一下。

可没过多久，我妈怀孕的消息还是传出去了。

我家和小亮家是邻居，谁家有个什么响动，对方都听得见。小亮的父亲叫元海，很喜欢打听别人家的事。我妈怀我小弟的事，很快就被元海听去了，在村里到处嚷嚷。村妇联主任姓余，是吴队长的老婆，没多久就专程来了趟我家。

那时候伙食不好，我妈营养跟不上，胎儿也小，根本不显怀。余某问我妈：“我听元海说，你怀孕好几个月了，咋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呀？”

我妈笑着说：“根本就没有，你要能看出来才怪呢。我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我都担心养不活，我咋可能还要呢？你就是让我要，我也不要。”

余某又说：“要不是元海说你怀孕了，我也不信。”

我爸也在旁边信誓旦旦：“你别听人家瞎说，根本不可能的事儿，我都结扎了，我老婆怎么可能怀孕呢？谁再造谣，我打烂他的嘴！”

余某想想也是，就走了。

眼瞅着就8个月了，我妈的肚子大了起来，衣服也已经遮不住，只好藏在家里不出门。邻居来串门，她就坐在那织毛衣，肚子上盖着被单。

藏了大半个月，左邻右舍又开始生疑，我爸妈都觉得再这么下去，难逃被拉去强制流产的命运——我看过一个本地的小干部写的回忆录，这个小干部曾被调去干了几个月的计划生育工作。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他们把很多大月份的孕妇强行拉去流产，有的胎儿已经8个多月了，流下来还是活的，哇哇直哭，他们居然都拿去活埋了。小干部后来常做恶梦，实在受不了，就给上级送礼，把他调到了别的地方。

我爸在家考虑良久，决定去医院拿催产针。医生还问我爸：“你用得好吗？”

我爸怕医生不拿给他，说：“我学过医，知道咋用哩。”

的确，我们家姐弟4人，只有我大姐是在医院生的，其他孩子都是我爸接生的。但即便如此，他也不知道催产针要打多少。那天，他共拿了3支催产针，每支2毫升，先给我妈打了1支，等了2个小时，啥反应也没有，就又打了2支。

晚上，我爸让我去跟两个姐姐睡。平时，我都是跟爸妈一起睡在一张破旧的老木床上，我跟我爸睡一头，我妈睡在另一头。有时候半夜醒来，就看见我爸跑到我妈那头去了，两个人在那头哼哼唧唧的。

天冷了，水牛也要牵到屋里来，就拴在我们的床旁边。半夜听到水牛“哗啦哗啦”地撒尿了，我爸或我妈还要披着衣服起来，拿着尿桶给水牛接尿。屋里的地面是泥土的，坑坑洼洼，每次都有不少牛尿撒出来。日积月累，在水牛的后面搞出来一个很大的尿泥坑，骚气满屋。水牛很调皮，有时候还把屁股转过来，对着我们的床边拉屎。有时候早上起来，发现脱在床边的鞋子都被牛屎盖住了。

那天晚上，我跟大姐睡一头，二姐睡在另一头。我爸在那张破旧的老木床上给我母亲接生，而水牛则在旁边自顾自地吃稻草。我们姐弟三人都没睡着，支棱着耳朵听着。

我能听到母亲的喘息声和呻吟声，还有水牛咀嚼稻草的声音。我爸偶尔会在屋子里走动，拉开抽屉翻找东西。我感觉等了好久，终于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很微弱，像只小猫儿在叫。

我爸再次走过来的时候，大姐问：“爸，我妈生了？”

“生了。”

“男孩儿女孩儿？”

“男孩儿。”

如此简陋的条件，我实在难以想象他们是如何做到母子平安的。

后来，我的一个叔叔也学我爸，给我婶子打催产针。也不知是不是剂量没掌握好，婴儿死了，还是个男婴，两口子哭得死去活来。后来听我妈讲，她跟我婶子一起劳动时，看见我婶子的人中上有一条横着的皱纹。农村人都说“人中一条线，有儿不相见”，这样的人命中注定是没有儿子的。当然，也就是迷信的说法。

弟弟出生后的第三天，余某又对我爸说，让我妈去孕检。这次我妈没让小姑代替，是亲自去的。

那天下着小雨，20里土路坑坑洼洼的，到处都是泥水坑，很难走。我妈的身体还很虚弱，我爸想用架子车拉着我妈去医院，可试了试，一个空架子车都拉不动，刚拉了几十米，轮子上就粘满了泥。再说了，用车拉去，又怎么跟卫生院里的人解释呢？没有办法，我爸只好把水牛牵了出来。在水牛背上披了条麻袋，又在麻袋上盖了条旧被单，然后把我妈抱上牛背，把家里仅有的一把油纸伞撑开，递给我妈。

那时候，家里穷得连双雨靴都没有，我爸只好挽起裤筒，赤着脚走在泥泞中。他背上披着一块塑料布，手里牵着水牛，一直把我妈送到离卫生院只有200多米的地方，才把我妈从牛背上抱下来，让我妈自己撑着伞去卫生院，他牵着水牛在那里等着。

那天余某也在，她带着我们村的几个妇女在那里做孕检。等我妈检查完，乡妇联主任就骂余某：“你这个妇联主任咋当的，连点谱儿都没有，人家身上还没干净，你让人家来孕检。你还和人家一个生产队，离得也不远，有没有你都搞不清呀？”

余某也很抱歉，一个劲儿地跟我妈道歉：“你看看这弄得啥事儿，真是太对不住你了，这下雨的天，路也不好走，还让你走恁远。唉呀，我真是……这都怨那个元海……”

几天之后，余某看见元海就责怪他，一个大男人，就知道说瞎话。元海不承认，余某就说：“你还没说瞎话，你说她怀孕了，我前几天亲眼看见她在医院做的孕检，啥也没有。你可把我坑了，因为这件事儿，乡妇联主任把我吷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

元海说：“那肯定没有，要有那才怪呢，人家都已经生下来了，明年都会跑了！”

余某还是不信。后来，越来越多的人说我妈又生了。余某将信将疑，跑到我家一看，果然看见我妈抱着个孩子，气得直抖：“17的把18的骗了，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现在计划生育政策恁严，你们还敢要4个孩子。好好好，你们行，你们就等着处罚吧。”

等余某走了，我爸我妈就赶紧转移财产，把粮食和家具藏到邻居家里。等到天黑，我爸还偷偷地把水牛牵到我小姑家里去。万事具备，就等着“泰山压顶”了。

我们村那时还没通电，晚上也没啥娱乐节目，所有的人是天一黑就睡觉。晚上九点多，我爸我妈都已经睡下了，余某又来了。

她这次不生气了，笑嘻嘻的，跟我爸我妈商量，让他们私下拿500块钱给她，“你们给我500块钱，我保你们没事儿。你们要不拿，就等着吧，非罚你们好几千，罚得你们一辈子爬不起来。”

我爸我妈都觉得不靠谱，任凭余某说得嘴角起白沫子，也没给她钱，她悻悻离去。

我堂弟跟我弟差不多大，幺妈怀我堂弟时，为了堵余某的嘴，我小爹给她送过礼。当然，也是她主动张口要的，我小爹说没钱，她说送别的东西也行。我小爹就给她送了一蛇皮袋黄豆。收了礼，她就睁只眼闭只眼，村干部下来抓孕妇的时候，她就让人提前通知我小爹，带着我幺妈躲出去。

几天之后，余某就带着村干部们杀过来了，让我爸缴1200元罚款。那是1990年，1200元对于一个农民来说，实在不是小数目，要省吃俭用好几年才能攒出来。家里倒是有两头大而不肥的猪，如果能卖掉，可得300多元。可那一年超生的人特别多，到处是卖猪凑罚款的人，我们家的猪根本就卖不出去。

村干部们又来催收的时候，我爸我妈就抱着弟弟跑了。我们家旁边有一棵两人合抱的泡桐树，奶奶准备拿它来做“瞌睡笼”（棺材）的。泡桐树生长迅速，木质松软，用手指甲都能掐个坑，是很次的木材。因价格低廉，我们这里的穷人都好拿它做棺材。

村干部拿着镢头在泡桐树下刨土，说是要把泡桐树放倒运走。奶奶很伤心，当时就哭了。这个可怜的女人呀，当初嫁给我爷爷时，我爷爷家还有30多亩田地，农忙时还要雇短工，日子很过得去。之后田卖房烧，爷爷也早早去世，撇下她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一辈子也没能享上什么福，能睡在一棵泡桐树做的棺材里永远安睡下去，竟成了她最后的念想。村干部本来也只是吓唬吓唬她，让她劝儿子把罚款尽快缴上。见她哭得伤心，也就收手走人了。

第二年，罚款又加了600快滞纳金，变成了1800块。我家没钱缴，村干部就开始砸我们家的房子。

一天我放学回家，正看到他们在砸房子。他们拿着铁锤，顺着木梯爬上房顶，要么把瓦片敲烂，要么把瓦片丢下来摔碎。晚上，躺在床上，我能看到漫天寒星闪闪。那次村干部威胁说，今年再不缴，明年就是2400元。我爸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家里的水牛卖掉，又借了些钱，凑齐了1800块。

水牛是我们家最重要的财产，一家人的生活都指望它。耕田耙地，拉车打场，哪一样活儿都少不了它。我妈感念它，每年过年吃年饭的时候，都会给它盛一盆米饭。卖掉水牛之后，明年的农活儿怎么办？一家人怎么生存下去？不知道。火烧眉毛，只能顾眼前了。

因为要第二个儿子，我家被罚得一贫如洗。

尽管饭都快吃不上了，但我爸妈却很开心，因为这个小儿子长得好看，又聪明伶俐。父亲经常怜爱地抱起弟弟，说：“我的小千八吔，你花了爸爸1800块呀，长大了就给你取名叫张千八。”

我们隔壁村的蒋某二胎是个女儿，跟我弟弟一般大，居然罚了2000块，还有几百斤粮食。他听说我爸只被罚了1800块，很不平：“他们家生了4个才罚1800，我们家刚生二胎就罚了2000块，还有几百斤粮食，难道我们不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吗？”其实他是拖了2年，罚的滞纳金。

余某的侄儿吴老三生了5个孩子，却连一分钱的罚款都没缴。不但没缴，政府还得给他发救济粮。他家离我家也就30多米，家里只有两间泥巴墙草房，草顶年久失修，都露天了。

村干部去他们家的时候，他们早躲起来了。家里仅有的几件旧家具都藏到了邻居家里，门也没有关的必要了，就那样敞开着，省得村干部再踹烂了。村干部进屋看了看，阳光从屋顶漏下来，照亮了每一个犄角旮旯，空空荡荡。村干部很失望，又去厨房看了看，突然眼前一亮，由于他们走得急，还有一口锅没有揭走。有个村干部抱起一块大石头，对着锅砸下去，“啪嚓”一声，就只剩下一个铁圈了。

除此之外，对于他们这样的人，村干部毫无办法。没钱、没房、没工作，你总不能说开除他的农籍，不让他种田了吧？

有了弟弟，我也变得忙碌起来。那年我读小学一年级，家里没有表，我妈也不知道时间。看我放学回来，她就知道该做饭了。她做饭的时候，我就把弟弟接过来抱着。

农忙的时候，我妈让我辍学在家带弟弟。可我情愿放水牛也不愿带弟弟，我说：“你怎么不让我姐在家带弟弟？”

“你姐上四年级，你才上一年级。高年级的课耽误几天就跟不上了，你一年级有什么要紧？”

“那要我带弟弟，我就一直在家带，以后农闲也不上学啦。”

“中，不上就不上。”我妈信誓旦旦地说。

我那时候真是很讨厌上学。每天，我学母亲唱儿歌，哄弟弟入睡，他醒了我就在稀饭里撒上白糖，一勺一勺地喂他，把屎把尿，擦屁股换尿布。

那段时间，我和弟弟又经历了人生中最凶险的一天。

有一天，我让弟弟睡在摇窝里——信阳人管摇篮叫摇窝——这把旧摇窝非常古老，也很大，有一米多长，我爸年轻的时候喜欢蜷着两腿躺在里面睡午觉。

吴老三的母亲和父亲都先后死在这把摇窝里。吴母喝药自杀，急需送医，又没有担架，吴父就借我们家的摇窝，把吴母装在摇窝里往医院抬，结果吴母就死在摇窝里。几年后，大家又用这摇窝把吴父往医院抬，吴父也死在摇窝里了。摇窝送回来后，我妈用刷子洗干净，又把我放在里面。我最初听父母讲这一段时非常震惊，我妈笑着解释：“那有啥办法？人家救命要紧，我能不借吗？送回之后也舍不得扔，也没钱做新的，只好洗洗接着用啰。”

我轻轻地摇着弟弟，想让他入睡，可弟弟总是哭闹不止，怎么也哄不好。那时候，我爸还在外村承包了几亩田，他和我妈在田里插秧，我决定抱着弟弟去找他们。刚走出门，就听见背后轰隆一声，家里那面厚重的土坯隔墙就拍了下来，把那个旧摇窝、还有桌子椅子啥的都拍得粉碎。

日本有一个说法，说是家里上百年的老物件都是有灵性的。难道是我们家这把传了几代人的老摇窝感觉到了危险，从而以我不知道的方式发出了警示，催促我抱着弟弟离开吗？我不知道。

那时天热，弟弟浑身上下只穿着一个小肚兜，身上还有汗，光溜溜的，不好抱，而我太小，没有力气，就抱几十米歇一下，不到2公里的路，我愣是走了一上午，累得满头大汗。

周围有很多乡邻也在插秧，听了我家的事，都夸我能干懂事，小小年纪就会保护弟弟了，我还挺得意。现在想来，那时的我可真悲惨。

弟弟小时候长得很好看，小嘴也会说，无论是亲戚还是邻居，都说他长大了比我有出息。我知道爸妈都认为我笨，上学也是浪费钱。有一天，我甚至听到他们说，让我长大了给弟弟当“大膀儿”——“大膀儿”就是大翅膀的意思，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意义，就只是帮助兄弟活得更好而已。

我们这里，似乎每个村都有一个傻男人，就跟电影《隐入尘烟》中的马有铁类似。他们娶不上媳妇，无法成家立业，年轻的时候就给兄弟帮忙干农活，兄弟施舍他一口饭吃，这样的男人在我们这里就叫“大膀儿”。等到老了，“大膀儿”失去了劳动能力，家里人就给他买张火车票，送到很远的地方去扔掉。大膀儿脑子不够用，找不到回家的路，就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我们这里就有一个“大膀儿”，到老了就突然失踪了，邻居们都说是他的兄弟把他送到外面扔了。

年纪稍大点，我就外出打工了，深知挣钱不易。所以，每年过年回家都会勉励弟弟，让他好好读书，将来考大学，去公司里做办公室，不要像我一样，无论去哪座城市，都干最脏最累的活、拿最少的钱。

可事实证明，“聪明”的弟弟也不是读书的料，读到初中毕业，他也辍学了。

2007年的春天，他跟着姐夫一起到北京打工。那年春节我没回家，姐夫把他送到我的小出租屋，我接过他的行李，叹了口气。下午就带着他去市场买了身衣服，又买了些吃的。几年后，弟弟当着我和大姐的面，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他那时候穿的裤衩都是我买的。我很惊讶，因为自己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当时，我已经在北京服装厂做了3年，每天坐在缝纫机上忙碌近16个小时，身心俱疲，却又找不到其他出路。没想到弟弟现在也要走这条路了，心下怅然。

那是弟弟第一次出门打工，为了方便照顾他，我让他睡在我的上铺。服装厂的伙食很差，清汤寡水，而弟弟的胃口又不好，总是吃不饱。有一天夜里，我听到他说梦话：“妈……妈……我想吃肉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第二天一早，就请假去菜市场买了几斤排骨炖给他吃。

2011年，弟弟谈了个女朋友，2012年春天两个人就结婚了。那年下半年，我爸妈给了他一些钱，加上他自己打工攒的，有10万元左右。他想买一台车，而我力劝他买一套二手房。为此，我还费心费力帮他找好了房子，想让他去看看，可他执意买了车。以后住哪里？靠什么养车？买车有什么用？他全不考虑，只要眼前有了车，已经享受上了，这就够了。

2018年秋天，我跟着弟弟去上海打零工，总是做不长久。终于找到一家，却只做了2天，每天12个小时，每小时18元。而弟弟因为把车停在厂门口，还被贴了一张罚单。也就是说，弟弟忙了两天，只挣了194块钱，还没扣除饭钱。

有一次，我们在中介所找了两天工作，也没能找到合适的。我看到弟弟坐在中介的沙发上，神情憔悴，眼神迷茫。我总觉得很抱歉，作为一个哥哥，我什么也没能帮到他。

2019年，我爸妈拿出全部的积蓄给弟弟买的两层小楼终于装修好了，等着他从上海回来买些家具就可以住了。

腊月，打了一年工的弟弟开着一辆轿车回来了。他衣着光鲜，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外面当了老板，混了好几十万呢。而实际上，他却连一张床都买不起。这绝不是个例，我见过很多和他类似的年轻人，一个个人五人六的，都开着轿车，衣着光鲜，人前显胜，其实口袋比脸还干净。

我原以为弟弟只是没钱，等2021年再次去上海打工时才知道，他还在网上借了5万多块网贷。

2022年3月，上海疫情爆发，很多工厂开始封闭生产，住厂的员工都有补贴。弟弟很走运，他们厂每天补助400元，加上工资200多，每天的收入接近700元，每月能拿2万。2个多月的时间，弟弟就还完了网贷，我也为他松了口气。可我哪里知道，他一缓过劲儿来，又马上把车便宜处理掉，换了台新车，接下来每个月要支付2千多元的车贷。

等疫情过去，他的工资又会恢复到平时的每月5千多元，我妈还在老家帮他带着两个孩子，他每个月也要寄回一点钱，我不知道他那点工资将如何应付。但是，对他来说，似乎都没关系，只要有新车开了，别的事都可以放在一边。

佛家有一句话，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其实只是安慰人的空话，并没有任何的道理。弟弟经历了那么多曲折来到这个世界上，事实证明，他也终究只会是流水线上的一个螺丝钉，一个经济学家眼中的“人口红利”，仅此而已。

编辑  | 沈燕妮  运营 | 嘉宇   实习 | 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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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舍 郎

初中辍学，农民工，

干过缝纫工、泥瓦匠、

水电工、锅炉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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