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词典：谋杀、报应、权力、敌人与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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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差阳错地，过年没离开北京，但怎么也没想到会在家里躲了近四十天。从开始的心存侥幸，继而心神不宁，随后陷入恐慌，到了今天，竟已养成新的生存习性，囤粮、戴口罩、洗手、测体温以及出门前揣上那张薄薄的小纸片，以便回来时向看守出示。

除了有次从一辆停在二环边的急救车旁经过，这场瘟疫于我，就像只发生在视频、图片和文字里，零碎的信息如结晶体拼凑出时刻变幻的多面棱镜。站在镜面前，我经常刻意地压制自己的同理心，以免无法承受平凡弱者的遭遇所引发的联想，但又常常下一秒就要情绪失控，为冷漠、愚蠢和卑劣而感到怒不可遏。

最近一星期，主动看新闻少了，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幸免于难的旁观者，从未置身生死难卜的危险之中，更未遭受病苦、分离和悲恸，有的只是无能为力、哑然失语和惭愧，毫无资格对当下评说些什么。

然而越是空虚，心里越是滋生出种种臆想的可怕与焦虑。这场发生在棱镜中的瘟疫，正于细微和宏观之处显现出一些超越公共卫生灾难的隐喻，诸如谋杀、报应、权力、规训和敌人。

这些胡思乱想源于肺炎，以及消灭肺炎的运动，它们带给我的不安和恐慌，却远远超过这场瘟疫本身。

□ 谋杀

好看的犯罪故事往往要波折起伏，有引导读者观众误入歧途的红鲱鱼角色。你以为是这样，它却竟然是那样，喧闹里空荡荡，无声处却藏了惊雷。

病毒杀人于无形间，正如杀人凶手作案后巧妙逃脱现场，虽留下蛛丝马迹，但却难从中分析出有效信息。

某地发生几起凶案，作案手段都极相似。有警探研究，认为是连环杀手作案，且有可能与多年前一场连环杀人案有关。该假设至关重要，警署不敢大意，邀请经验老道的职业侦探协查，经过多方验证，连环杀人的假设基本无误。

另一方面，仍有案件不断发生，也为该假设提供了佐证。这些案件作案手法凶残，且作案对象呈现随机性，该地警署不敢随意定论，按曾约定的汇报机制，将情况提交上级单位。同时，也把案件资料、分析过程等数据发布在专业的国际推理爱好者论坛。

几名爱好者在论坛看到了资料，吓了一跳，因为其中一名爱好者对多年前那起连环案了解甚多。于是，他们各自告知亲友，当心周遭有杀手出没。

事实上，警方最高级单位已内部确认了连环杀手的存在，并分析出该杀手的功夫和作案习惯，即便和当年那起不同，也极可能师出同门，而所用凶器杀伤力更大。

不过，连环杀手的消息仍在警方内部、职业侦探和深度推理爱好者圈子里流传，并未公之于众，也没任何追凶令下达。其间，警方在照顾公众情绪的考虑下，声明此案并非连环案，那几名好事的推理爱好者也被训诫，并匿名公示，让公众知道他们是传谣。而最早调查此案的地方警署和职业侦探，被要求不准再介入，依法上交案件资料，并销毁已有证据和结论。

此时，距离当地举办例行重要茶话会还有十天。其后，重要茶话会顺利展开，过程中无任何凶案的消息传出。

茶话会结束次日， 凶案再次发生。两天后，又报出最新被害人数，并有确切消息表示，该连环杀手并非单独作案而是团伙行动，已经流窜全国。

更多惨案发生时，有好事者做了统计，发现该地的犯罪学研究和警力均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可是，这些理论和资源非但没有在案件爆发中发挥效用，还使得案子更加扑朔迷离了。

□ 报应

清代文人俞越《右台仙馆笔记》记了一则报应故事。阿毛喜欢吃青蛙，自制二尺长铁针一枚，捉了青蛙就拿铁针穿起来，直到铁针上串满了青蛙，才算罢手，几十年如一日，不知道吃了多少青蛙。有天阿毛走亲戚，夜里附近失火了，阿毛登上屋顶观看，失足跌落。亲戚房屋临河，为防贼特意在屋檐装了数十根刀刃般锋利的铁条，阿毛就掉在铁条丛中，铁条穿进脖子，呼号甚惨，死状宛然如蛙。

一九三一年，这个故事曾被上海佛学书局编入专讲因果报应的读本，以求读到故事者以前人为鉴，深信因果之理。二零零九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编有一本专给中小学生读的《文言文启蒙读本》，也收录了这个故事，肯定不是为宣扬因果报应，但用意其实也差不多。

因果报应的说源于佛家术语，所谓因缘通三世，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德先生赛先生来访中国后，报应一词被视作迷信，但它作为口头语无论如何也不会消失。因为这是最简单的因果律。每个人的存在都是一次次细微选择构成，只是身在此山中，自己无从抽丝剥茧理出什么逻辑，一般只看到简单的关联性，不知不觉间便宁可信其有。尤其在远古时代，尚无昌明的科学，人们信奉交感巫术，将具有相似性和关联性的事物统统视为因果。

西方基督教有耶和华惩罚罪恶之城蛾摩拉和索多玛的故事，也是类似的道理。大概人类对自己的欲望心怀恐惧，知道胡作非为可能引来自我毁灭。

不幸的是，地球食物链顶端的人类确实在不断胡作非为，于是遭到了微生物的强烈反攻，这似乎也可被纳入因果报应逻辑了。宗教与迷信负责讲述因果的故事，而因与果之间的复杂关联交给科学来验证说明。总之，是自作孽。

中国古人又有天人感应的「神学」理论，说日月星辰风水火土变化，都是人事治乱的反应或预示。天指天意，是自然世界的人格化，人主只是受命于天，因此与天斗并不会其乐无穷，反会遭受惩戒，惩戒的对象却是黎民苍生。每逢大灾帝王发罪己诏，阐述自己无德无才，为的是求上天赎罪。

其实，以上所讲的报应说都是陈词滥调，早就没多少人信了，善恶有报在更多时代是会遭人取笑的，如今却在被屡屡提及，是因为传说中的报应似乎真的到了，并每天发生很多遍。

迷信源自无知，更源自恐惧，但有时候，也意味着尚未绝望。

□ 权力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搞运动时，很多「分子」被送去西北农场接受劳动教育，每天在戈壁滩的盐碱地上挖沟。这些人中，其实有些并非「分子」，甚至都不理解左右的含义，但仍被送去了。

谁送的呢？他们的工作单位。为什么送？因为不好好干工作，或作风不正，领导便委托农场帮忙教育。这个过程并不需要复杂法律流程，人送去，签了字就行，以前归单位管，之后归农场管。

年轻人不知道厉害，说去就去，到地方傻了眼。想偷偷逃跑，结果差点死在戈壁上，只能再跑回去，这就犯了「逃跑罪」，有了罪名，就正式算一个「分子」了。

几乎在任何场景下，权力的含义都可以这么理解：即便遭到反对，也可以做想做的事情。

这并非贬义，因为权力是力量，部署和运用中涉及到一些变量：谁，为了什么，何时，如何操作，以及对谁施行。

权力天然存在于国家制度、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中，哪怕只是二人关系。日常的静好时光里，权力往往无形无影感知不到，就像心脏的Power时刻催动血液循环。

当风暴来袭，凶险逼近，权力中心便通过各路动脉输送力量直至各条毛细血管。这本是激发所有力量在风暴中求生，但若循环系统紊乱，难免自损八百。令狐冲重伤不治，桃谷六仙为其注入真气，活是活下来了，但六道真气乱窜，很可能经脉尽断死得更惨。这是力量的变形所致。

权力对应责任，桃谷六仙任着性子给人注入真气了事，死活并不负责。很多时候，乱麻并不需要快刀，权力运用得粗糙，可能是因为害怕担责。

更惨烈的是，若层层赋予的权力和个体欲望相苟且，权力的毛细管尖端就爆了，血光四溅，伤人无数。

讲明末瘟疫的电影《大明劫》结尾有场震撼人的戏，军队要开拔了，军中却还有数百患者，医生决定留下来照顾，将军举杯说，先生言之有理，但今晚咱们只谈诗情，不谈疫情。

当晚，副将带人封闭疫区，一把火全烧死，虫子死了，毒汁就没了。次日将军说，多亏先生您帮我防治军中疫情。医生说，将军您治瘟疫的办法比我高明多了。

将军再次强调，大敌当前，孰轻孰重，必须有人做出决断。医生说看来医道只能治病，却不能救命啊。这其中似乎隐含了权力的另一层含义：何为敌我，何为轻重是由将军说了算，而非医生说了算。

重症下猛药是死马当活马医，但治病不是嗑迷幻药。若人人都有了充当审判者的幻觉 ，便会催生所谓大局为重的不添乱的牺牲哲学。牺牲哲学能唱出感人肺腑的赞歌，也能让人人成为受害者。

这是权力的傲慢。

□ 敌人

治疗肺炎，是清除人体内的病毒，这一过程被比作与病毒的战争看起来非常形象。不过，当从社会国家宏观层面将一次医疗事件比作战争，却让我想起「清除精神毒瘤」的比喻。

人体是一套生态系统，病毒是破坏者，免疫系统与之作你死我活的斗争。自然界是一套生态系统，自有语言起，人类文明打破了这一系统，战胜了猛兽和大部分微生物疾病，不再受束于自然食物链，形成了社会和文化的生态系统。

这一系统里，人的天敌是同类。

这种同类敌对并非仅仅动物性的资源抢夺，而是在制度结构中合法运作，如果偶有不合法，那就颁布一个新法。于是人人都会师出有名，被贴上标签的人，即是敌人。反之，若要想将一个人变成敌人，给他贴标签就好了。

建立筛选标准，找出敌人，孤立，驱逐，消灭。在此时人类需要相互扶助的时候，这种斗争策略阴魂复苏了，无论国族之间还是个体之间，并无差别。

悬赏监督抓贼古已有之，但若仅因为人的身份不同，就鼓励划清界限，那是污名化的攻击。也就是说，你并未犯法，但在脑门被刺了金印，那你肯定就是罪犯，否则为何刺着金印？

有种说法叫「人格谋杀」，当某个群体被有意无意地贴上简单粗暴的污名标签，就是被非人化的第一步，再往后可能就要进行物理打击消灭了。当治病防疫被战争化，互相猜忌、提防、监督的对抗一不小心便被激发。

瘟疫之于每个个体人，是个中滋味，危险、疼痛、恐惧，悲伤、崩溃、死亡。个体体验高于军事化战争化的概念，治病不应该被战争化，就像生产、思想和意识都不应被斗争化。

否则，这一切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精神创伤，很多年也无法愈合，就像真的经历了一场战争。

□ 规训

与「敌人」一样，「规训」也与「权力」密切相关。事实上，掀起全民斗争意识的过程，就是规训的过程。这一段要生硬地套用福柯的理论。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在刑法体系出现之前，监狱其实就以某种形式存在了。

当整个社会处在制定各种程序——分配人员，固定他们的空间位置，对他们进行分类，最大限度地从他们身上榨取时间和力量，训练他们的肉体，把他们的连续动作编入法典，维持他们的彻底可见状态，在他们周围形成一种观察和记录机器，建立一套关于他们的知识并不断积累和集中这种知识——时，监狱已经在法律机构之外形成了。

因此，在他看来，现代社会里，「惩罚的权力从本质上来说，与医疗和教育的权力无异。」医院、学校、工厂等机构都在以监狱管理犯人的范式进行控制，我们生活在一个「监狱群岛」上。

从实用结果来看，这样的现代规训并非完全是惩罚性质的，至少在医疗机构中，大部分时候是在救人——这与监狱和教育很不一样。但是，恰恰是这部分范式管理出了问题，才导致了以更高层级的紧急「规训」来弥补。

一场覆盖如此广阔区域的瘟疫防控，是权力通过某种规定范式和层级监视部署力量，即所谓举全国之力和网格化管理。这就像一次技术推动的群岛链接和融合，快速把微观管理推行到了具体的点。

医院的管理范式普及到全国，所有人的真实信息被收集——或者说，人们发现自己的信息早已入档，且精确到每一个动作，详细到每一秒钟。因此，从控制者的角度讲，这是一次进步，不但记录了更详尽的信息，且拥有了控制机制的正当性。

与此同时，每个人都在默默地假设自己被监视，控制者所谓的正当性，也在变成更多被控者认可的正当性。

当然，以上可能都是过度联想，过度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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