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做我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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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我刚写了一篇虚构的讽刺文，描绘了某国华人接受再教育融入主流文化摈弃中国传统陋习的文章，不出所料，几个小时后就被豆瓣删掉了。我其实并不怨恨豆瓣——人要在恶的环境下坚持做对的事情，是颇高的道德要求，可以求己，不应强人所难。况且要是豆瓣管理员真的厌恶我所持的立场，鄙文《英国，一点也不能少》讽刺并不更少，早该被删了，大概是因为没有那么直白，假设管理员虽然看得懂，却大度地网开一面，说明审查以形式为重，包装得好的思想还是可以允许的。

一位朋友曾经好心教我各种规避关键词的方法，除了用拼音、通假字、外文，还可以发挥换喻、比喻的修辞手法，把某人叫核心，把某地叫试验田，等等。我感谢他的善意和慷慨，但我总觉得修辞手法用多了，叫没经过师傅领进门的人很难看懂，有意无意形成了一个隐秘的俱乐部，本来是要引起思考、传播信息、批判现实的言论，变成了少数人的文字游戏，不禁让我想起雨果在《悲惨世界》里描述的旧王朝的遗老沙龙，变着花样用拿破仑的名字搞各种双关，拿大革命的口号编下流小调，心里面就感到仿佛把历史踩在脚下的满足，而客厅外面的巴黎仍然在风起云涌，滚滚向前。我对在严密监视下希望通过暗语传递信息的友人们毫无不敬之意，但如果我们不是在搞地下工作，只是评论时局，要是希望友邻能看懂，审查者当然也能看懂，滥用修辞对保护自己基本没有意义，反而妨碍了真正有价值的思想流通。这种做法发挥到极致，就是刘仲敬那种神神叨叨的预言式理论，反正都是黑话，都是比喻，没有严谨的定义，不具体到一时一地，他想怎么自圆其说都行，这样的言论可以说基本是没有价值的。

另一位友人对我分享负面消息感到不解。他说：（原话大意）“我不知道你那些消息哪里来的，但以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在中国感到特别安全，晚上在街上走一点也不担心，生活还特别便利，想买什么就有什么，出国旅游想走就走，什么信息都能自由接触，到底中国有哪里不好？”我喜欢这个人，他直接向我提出不同意见，而且并不假设我怀着恶意（比如故意选择有偏见的媒体），还懂得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这些都是诚实和尊重的体现。问题恰恰出在我们讨论的是社会而不是个人品味，一个人不能只从自己的经验和好恶出发去理解社会。我们需要通过自由而多样的信息来源倾听别人的故事，而且从常识和理性，而不是自己的经验对这些信息做判断。像他那样生活在大城市的中产成年汉族男性，如果只选择相信跟自己经历相符的信息，眼光必然是非常狭隘的。他不平于少民在高考中的加分优惠，却不知道少民在就业上遭受的歧视和障碍；他感激于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却不知道有无辜的人因为出身而日夜生活在恐惧之中。

所以为什么我要做我所做的？我最近重读了亚瑟克拉克的《与罗摩相会》，里面有一段（请原谅我剧透）讲到，太阳系人类无法确定异星飞船到来的目的，反复计算飞船造成各种威胁的概率和后果，尽管飞船并没有真正的生命迹象，也没有表明任何入侵的意图。水星的人类城邦发射了一枚导弹，准备把异星飞船炸毁，而最靠近异星飞船的人类飞船船长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任由导弹将其炸毁，还是拆掉导弹？两种都有可能引起战争，危及人类生存。最后船长让他的良心超越了利益算计，把导弹拆掉了。我很羡慕克拉克身处的社会，因为他不需要解释船长的良心或为之辩护，可见他的读者大多数都很清楚良心是什么，良心会怎么做，为什么人会听从良心。你们要是想让我解释这些问题，我做不到。但我知道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听由无辜的人受苦；我的良心告诉我，人应当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并为其负责；我的良心告诉我，不去抗争不公，恶行只会更肆无忌惮。我不能假装听不见自己的良心，所以我做我所做的，而且我会一直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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