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资本论批判 (5)-“不平等基本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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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里根总统为Steve Jobs颁奖

我们知道，法国经济学家Thomas Piketty所著《21世纪资本论》一书提出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核心概念，认为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必然导致经济不平等的不断扩大。而本系列前面几部分已经详细讨论了Piketty在理论论述方面的问题——他并未从经济学理论上证明这种矛盾的存在性。

但是疑问仍然没有消除。难道Piketty不是搜集了海量历史数据证明收入差距确实在不断扩大？而我们平时也经常听到各种有关亿万富翁财富的新闻。例如美国的苹果，谷歌，facebook，中国的阿里巴巴等巨型公司管理层的个人财富总量均已达到普通人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所以，不管未来如何，巨量的社会不平等岂非已经产生并且亟待纠正？

现在已经有很多经济学家对Piketty的数据部分提出各种合理批判，指出他对历史趋势的判断并不如看上去那么可靠。

但是核心问题还不在这里。而在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中的这种“收入不平等”，其实很大程度上，只是没有实际含义的“数字游戏”。这样的说法听起来惊人，但实为很容易理解的逻辑必然。首先，收入不平等，本身的确是货币意义上一个数字的概念。我们之所以关心这个数字，在于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通过消费，确实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品质。钱多的人购买力强，生活品质就高，反之亦然。固定某个时间段（例如当前，去年，1990年等等）来看，生活品质很大程度被拥有货币数量决定。例如月收入5000的生活品质不如收入一万的，更不如两万的，等等。正因为如此，收入这个数字概念，才对我们重要。

但是，上面的逻辑有个要点：时间段的固定。如果我们想考察不平等状态在历史上长期的演变，就会出现逻辑问题。举个例子，假定没有通货膨胀，十年前穷人月工资五千，富人一万。现在穷人月工资还是五千，富人则变成两万。从收入数字上来看，不平等的确扩大了。但生活品质上呢？是否也必然有“相应”的不平等扩大？这大大的不一定。甚至可能正好相反。

早在2009年，美国著名智库卡图研究所的政策报告中就发表了一篇详细论述此事的论文——《清晰认识不平等》（Thinking clearly about inequality by Will Wilkinson）。对应于Piketty的所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篇文章给出的观点可称之为“不平等基本悖论”。

这个基本悖论可以论述为：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条件下，任何人要扩大其个人与大众收入数字上的不平等（通俗的说，发财致富），反而要通过压缩富人与大众生活品质上的不平等而实现。

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全球知名的苹果公司。苹果总裁蒂姆库克在2011年拿到的薪酬总计达3.78亿美元。此事被不少人当作当前不平等已经过份的重要证据（严格的说，这来自对其薪酬结构的误解）。不过，为什么苹果公司有实力发出如此海量的薪酬？在于他们能够让全球普通消费者心甘情愿的购买设计精美，功能众多的苹果手机。今天，哪怕是中国和美国的穷人，往往也持有一部苹果。

思考一下——穷人在用苹果手机，富可敌国的富人，例如蒂姆库克本人，投资大佬巴菲特，或者位高权重的官员，例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用什么手机？也是苹果手机，以及类似的品牌——比如奥巴马的黑莓手机。换句话说，在手机的品质方面，一个穷人和亿万富翁，已经没什么差别——当然，富翁的苹果存储更大，下载的应用程序更值钱，奥巴马的黑莓则具有强大的安全性能，但是这种差别在使用体验上基本无法体现。穷人富人的手机设计完全相同，存储空间到底是32G还是64G，是否有优质的应用程序，在价格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专门为奥巴马准备的拥有强大安全性能的黑莓机也许价格不菲，但这种特性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有和没有并不存在体验上的区别。

所以，智能手机作为当前社会中一件对生活有重要意义的消费品，穷人和富人实在是非常平等。而苹果总裁之所以在2011年拿到如此之高的奖金，原因在于他所领导的公司（以及其他类似的技术公司），促成了这种平等——他们一举将“亿万穷人”的某项消费品质提高到和“亿万富翁”差不多相等的水平。正因为他们的产品能够吸引“亿万穷人”自愿购买，每人送上少量的利润（上百美元量级），才造就了这批“亿万富翁”。他们虽然凭借产品畅销造成了自己和广大穷人的收入数字的高度不平等，但却又通过该产品，使得穷人和富人（包括他们自己）的消费品质大大拉平甚至消失。这正是前面提到的“不平等的基本悖论”所叙述的内容。

把这个案例放进历史的大背景下，会更加看清不平等的真正趋势。

手机发明于80年代，最初中国叫“大哥大”，当时此类产品价格极其昂贵，是普通人绝不敢梦想的，不折不扣的是地位与身份的象征。在美国，普通人用的起的，也只是固定电话而已。九十年代后半期开始，手机才进入普通人的财力范围，那时功能简单的手机和带有比较高级功能（如大彩屏，高存储，照相，游戏功能）的手机价格差别可达10倍以上，从手机品牌区分收入非常容易。当时还没有现在的“智能手机”概念，但有些类似的雏形，例如中国人称为“掌中宝”的PDA等，基本是大富大贵才能染指的范畴。九十年代我印象很深的一大新闻就是，中国的跳水冠军伏明霞嫁给香港财政司长梁锦松，夫君送给她一个PDA。当时感觉这是个极度神奇的东西，压根没敢想象这玩意会和自己有什么联系。

所有这一切产品，和今天的智能手机相比，统统“弱爆了”。科技在进展，人类在进步，所以今天享受的技术比昨天要强，是个很普通的事情。但就像前面指出的，有一个不普通之处——今天手机，早已丧失了20年前那样区分穷富的能力。消费品质大大的平等化了，而不是相反。

从80年代到现在，按照Piketty等经济学家的说法，收入数字的差距在扩大。很多经济学家不同意他们的计算，但的确也没有证据说明收入差距有明显的缩小。但从手机的历史可以看到，生活品质的差距，却有明显的缩小。这说明，仅从收入数字变化来判断不平等在较长期历史过程中的演变，存在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本质，正是“不平等的基本悖论”。

换句话说，收入数字上的差别，造成生活品质实际差别的潜力越来越小。而这种趋势，实际从资本主义诞生那天起，就一直在进行。资本主义推行自由市场，自由交易，要想富，找大众，你必须能让大众主动消费你的产品，达到最广大的用户群，才能致富，这又要求你的产品能够显著的提高广大用户的生活品质。整个工业体系，最终都围绕着这一点展开。专门为极少量富人服务的，的确有，但是不多，而什么东西只要富人消费了之后，会有大量的人为了赚钱，挖空心思，琢磨如何也能推广到穷人。这是巨大的“平等化”力量。

生活中真是充满了类似的例子。拿我们日常消费品来说，富人开的车，是极其昂贵的兰博基尼，穷人开着不起眼的小丰田卡罗拉，但是这二者在效用的差别，实在是没法和其价格上的巨大差别相比。卡罗拉车性能也很稳定，夏天也有空调，内饰材料当然很普通，但是坐在卡罗拉座位上和坐在兰博基尼座位上到底有多大感官上的区别？

再说电视机，穷人的电视小一点，富人高价购买最新款式的各种“巨型”电视，但收看节目时得到的乐趣实在是差不多。而且很快最初看起来高级的电视也迅速进入了穷人的家庭。

既然如此，为何还有人会有动力致富？很大一部分正是来自于人类对这个财富数字的渴望。富人致富之后，不甘心自己的生活看上去和穷人毫无差别，他们在挖空心思制造这种差别。只不过，这种差别，越来越与真正的生活品质脱离关系。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名牌奢侈品。LV，香奈儿的皮包，爱马仕的丝巾等等。这种东西之所以高价，只在于因为历史的原因，他们成为了身份和财富的标志物，和实用的功能几乎没有关系。但甚至连这些都很难被保住。在中国，LV和香奈儿已经被称为“街包”，富人要显示身份必须不断另辟蹊径。看过一张搞笑漫画，对比的是一般“土豪”和真亿万富翁。漫画标出土豪和亿万富翁一身行头的价格，土豪穿着昂贵的衬衫和裤子，价值上千美金。而亿万富翁穿着几十美金的衬衫和裤子——但是带着一只几万美金的手表。那只手表的价值，只在于"身份认证”的功能而已。

早有经济学家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富人对奢侈品的消费和追求，等于对富人施加了天然的高额税赋——富人必须出高得多的价格购买这类商品，而其功能品质和穷人所用的基本等同。

理解了“不平等基本悖论”，我们会立即发现，当前将收入数字不平等当作“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进行的讨论，存在重大问题。首先从纯粹逻辑角度讲，这忽视了收入数字和实际生活品质的区别。但更加严重的是，这种逻辑上的错误可能带来的政策后果。既然收入数字的不平等，往往恰好和生活品质的平等化是同一硬币的两面（资本主义条件下），则人为降低前者的各种经济政策，很可能干扰这一机制。最终导致的是，收入数字看起来更平等，但反而阻碍了生活品质变得更平等。

拿美国两家著名IT业公司微软和苹果来说，他们由两位传奇人物比尔盖茨和乔布斯与70年代创立，并在80和90年代获得高速发展，那个年代也是美国最尊重市场和自由经济的时代。《21世纪资本论》作者Piketty本人对美国的经济成就颇为不屑。比如他指出，从数字上看美国经济增速比起欧洲也没什么了不起。特别的，他不认为个人奋斗积累财富所造成的差距有什么合理的一面。所以他给出的政策建议是：对所有超过一定数值的资产均征收高额的累进资产税。这种资产税不具有其他的经济优化目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控制“不平等”，防止富人的产生。但思考一下，如果80年代的美国执行的是这类政策，比尔盖茨和乔布斯建立的公司早就会在成长的中途夭折。今天普遍使用的视窗系统，office办公软件，苹果手机等等会不会被发明出来将是个很值得怀疑的问题。这种政策下的世界，不仅生活品质远远落后于今天的现实，生活品质方面的不平等也会大大加剧。

其实，仅仅在十几年前，中国人对美国的一项羡慕之处正是：美国的穷人和富人生活品质上没有什么区别。而当时美国的穷富收入差距当然也很大。只是这种差距在衣食住行方面没法有明显的体现。今天很少有中国人羡慕美国这点，因为这种成就中国也部分实现了——通过资本主义与全球化。

理解了这样的逻辑，结论只能是，与其关注收入数字的不平等，不如关注真正的贫穷问题：如何提高那些仍然没有享受到自由市场好处的穷人的生活品质。至于富翁的财富数字进一步上涨，为何要过多的在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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