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我没能成为千万富翁的朋友呆了一整个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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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磅记者自留地”是端传媒新开设的专栏，由来自不同地区的记者轮值书写。这些故事也许并不重磅、也非必要，却是记者生涯中，让我们心痒难耐、不吐不快的片刻。我是本次值班的记者赵其流，这是我的同行兼好友阿刀没有成为千万富翁的故事。

我跟阿刀呆了一整个下午，从中午在客厅吃外卖晒到出汗，到晚上在肉饼店门前风灌进脖子。这在北方的深秋很常见，室内室外、有无阳光都让温差巨大。两个人一直在说话，中间有很多短暂的空白，因为对所说之话突然无话可说，或者停下来一同赞叹屋里植物光影在不同时段的变化，又或是因为他跟女友养的两只可爱猫咪走过。阿刀是一位能自嘲的异性恋男性，一位优秀的摄影记者。我们曾经并肩战斗。

阿刀说干我们这行的神经会拉得像橡皮筋，职业带来的荣誉感和挫败感总会疯狂把它们拉扯。我说，我觉得你被扯大了，好像没以前的弹性了。太松了，他说。但阿刀现在的痛苦很平静。痛苦常见，好故事不常见。他有一个好故事，一个与成为千万富翁失之交臂的故事，一个他自己的故事。所以我们谈话。

其实是再次谈话，他的故事发生在一年多以前。我们在他的故事最焦灼、最混乱、最微妙的时候见过一次，也是在他家。连他自己都知道，自己是个好题。但我连手机录音都没有打开。因为一切还没有尘埃落定，他需要的是朋友，不是又一个企图在他这儿获得点什么的人。现在，阿刀说再回忆才发现，很多都快忘了。我不确定。

一年多以前，阿刀是在一个接近中午、刚醒不久的时刻意识到，他可能要成为千万富翁了。因为一张人物照片。那是他拍摄的一组虚拟货币专题的一张。在刊发第二天，图片开始火爆全网。而将一切推向高潮的是，那张照片不知被谁制作成为一张图画放在了全球最大的NFT（非同质化代币）交易平台上，标价折合美元竟有400多万美元。按当时的汇率计算，约合人民币2000多万元。我告诉阿刀，自己在第二次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还是忍不住觉得，真他妈多。要知道一张普通的新闻图片最多也就几千块钱。阿刀那天晚上想，如果最后能卖2000万元，自己只要一半的话，也有1000万元。“对我来说真的妈的太好了，因为我的烦恼就没有了。”

是的。阿刀说只要1000万元，自己的烦恼就解决了。对于那些有钱人来说，1000万可能真的不算什么。阿刀做这个选题结识的挖币老板就是实实在在的有钱人。“这老板才有钱，我根本不知道他有多少钱说实话。他一天可以赚1000万。我给他算过。”我说对于普通人来说，应该没有一千万解决不了的问题。阿刀和我都是普通人，因为我们都缺钱。阿刀甚至想好了这1000万要怎么花，然后我也才明白，为什么解决他的烦恼要如此昂贵。阿刀这样打算：第一天拿到这1000万元，第二天就结婚，第三天去买房。首先，700多万全款买一个房子，因为他在老家已经在供一个房子，北京要求第二套房首付要80%，而女友在北京还没有交够5年社保没有购房资格。然后，100多万做流动资金再买一辆车。买了车，“周末我可以带你们出去玩一玩”。剩下的钱给家里用。“可能会要一个孩子。”

2017年8月11日，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比特币采矿场地。摄：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那张照片的火爆程度超过所有人的想象。阿刀的两个父亲，一个是在北方的生父，一个是在南方的岳父，虽然一南一北相隔千里，却都知道了这张照片。成批成批的人涌进阿刀的手机，久闻大名的币圈大佬，国内国外的媒体同行，多久没联系过的亲人朋友。还有好多人邀请阿刀线下见面吃饭，但他都拒绝了。有人说他出名了，有人说他发财了。阿刀也成宿成宿无法睡着，翻来覆去。他拼命了解NFT、区块链、币圈的知识，听了很多讲座、问了很多人。阿刀意识到将照片制作成NFT并交易的确是可能而且可行的，但400多万美元应该是热炒后虚高的价格。众多闻声而来者中，有一个做NFT交易的专业机构，对方评估认为这张照片制作成NFT后，起拍价可以定在100万美元。但需要明确著作权和肖像使用权。阿刀拿到了被拍摄者的许可，但却一直没能解决照片的著作权问题。最终，这件事不了了之。

阿刀描述整件事情发展至今的状态时用不了了之做结尾，很平淡。阿刀最终没有迈过那条线，没有从新闻工作者变成新闻当事人。但我现在写下这篇文字，写他的故事，重点不是阿刀与千万富翁失之交臂的故事，是他与千万富翁失之交臂以后的故事。因为那才是一个人常常面对的、一个正常的状态。他说：“现在我回看这个事情就感觉更无所谓了。就是一场妈的挺闹剧的一个事情。”

那是一种对比强烈的荒诞。当阿刀知道自己拍的照片火爆全网并且可能卖到上千万的时候，也是他跟女友要交房租的时候。当时阿刀身上搜罗全部也就几万块钱，一次交清三个月的房租意味着要交出一大半的钱。“我连房租都交不起的时候，突然告诉我有一笔巨款。”阿刀说：“如果有这笔资金，有了房子，我真的可以永远干这个事情，没有压力了。而且我也向女朋友或者家人证明了，我赚到钱了，继续做这个事情就无所顾虑了。”

这个事情就是继续做记者，继续做新闻。这个事情在中国变得更难了。当大环境变差，我们作为个体曾经能够忍受或者不觉所以的问题就都凸显出来。大环境包括两个：媒体和舆论环境，经济形势。

虽然我们并肩作战的时间不过是两三年前，但阿刀却觉得那个时候的媒体环境更好一点。他告诉我，现在以机构的名义出去采访越来越难了，各种被吃闭门羹。官方对于媒体的应对也越来越整齐划一，即使是地方的一个小小县政府都会讲出，请带宣传部的人一起来。如果整个系统对于新闻的定位和态度曾经还像是一个有一定幅度的光谱，现在则已经彻底从兼听则明滑向宣传与训话。

阿刀说，以前他可以非常骄傲地认为，自己不在乎钱，新闻可以做一辈子。但现在他发现，现在好像自己也做不了什么。“如果在新闻价值上实现不了的话，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因为机构付给我们的工资只能让收支基本相抵。而且还只能是比较低的支出。更毁灭的是，阿刀觉得自己被消音了。作为一名记者，他发现自己现在的作品越来越少得到反馈。不论是媒体机构还是大众读者，对热点和流量都甘之如饴。“现在就没有反馈了，所以人就很麻木。”

2020年3月26日武汉市，一名戴著口罩的男子在长江沿岸公园锻炼身体。摄：Stringer/Reuters/达志影像

但阿刀是得到过强烈的正向反馈的。Covid-19疫情在武汉爆发期间，他是最早到达现场的一批记者之一。在那儿几个月的时间里，阿刀拍摄的照片也有过在互联网上被全民传播的时刻。那是这个职业的高光时刻。“是我做这行觉得最被大家需要的时刻，也是觉得干这个职业很值得时刻。”阿刀知道自己很幸运。因为疫情的严重与报道的管制造成双重创伤，很多同行在2020年疫情爆发那年选择永远离开这个行业。各种各样的人也涌入过阿刀的世界，他说自己当时也被抬得很高。但当热度过去，人们的互联网记忆便很快由其他东西填充。“大家的记忆就那一瞬。”所以当第二次超高光时刻到来时，阿刀在人来人往的眩晕中告诉自己，“你他妈现在有多开心，到最后可能PTSD（创伤应激综合征）就有多重”。

大的经济形势不好，再一次走出新闻，发生在又一个身边的朋友身上。经济形势不好突出表现在房地产业的低迷。北京房价依然坚挺，但二三线城市几乎都在狠跌。阿刀打听了一下，他在老家的房子几个月内就跌了20多万元。“赚钱赶不上这个速度。”但月供每个月都不会少，要吃掉他将近三分之一的工资。以前干一单商业拍摄能顶一个月工资的私活也没了。我一直很羡慕他拍摄虽然辛苦但效益还算高。但阿刀说，现在各家都在卡预算，卡的最多的就是他们这个行业。

我没有想到，我的两个互不相识的朋友竟然说出了完全相同的话。大家都感到，经济形势一旦变差了，很多东西都会变得麻烦。自己的钱变少了，身边人的钱也变少了，自己不开心，身边人也是。隐藏的问题会跳出来占据每个人的视线。连钱都赚不到了，那我为什么要这样活着？是谁造成我现在这样的处境？我为什么感到如此焦虑和绝望？

如果阿刀有了那1000万，他每个月一万多块的工资就只用花在油费和饭钱，其他“什么都不用管了，是比较happy的一件事情”。因为对他来说，耳边的社会时钟的嘀嗒声正越来越响。他和女友正步入第七年，都离而立之年的30岁越来越近。阿刀觉得给她一个稳定体面舒适的生活对他来说已经有点急迫。要么结婚要么分手。这是外界对阿刀与女友从未直说但都写在脸上的预判。但没钱结婚。阿刀手上的钱跟一年多以前并没有多多少。他说连礼金都不够。我本想开解他说没钱也能结，但这样太一厢情愿了。他或者她都不这样觉得。“一般不会聊这个东西，太底线了，很容易崩。”所以大家都相互回避着这个话题。

其实按照外界标准，他们是标准的年轻情侣。都在大城市里声誉良好的公司工作，有独立租住的房子，有共同抚养的宠物，有从大学走入社会的感情。但同样按照外界标准，他们似乎很难进入人生的下一阶段，因为高昂的成本。像其他情侣那样，把老家的房产卖掉、掏空两边家庭的钱包凑齐首付在北京买房，然后结婚，换工作，还房贷，生孩子，这样是大多数人的选择。“那有什么意义？就觉得人生太无望了。”

换行业不现实，不换行业换城市也不现实。要不去大理？阿刀告诉我，现在大理古城住着一帮搞NFT的人。我以前不知道，现在也不奇怪。以前就听过有同行辞职去大理开民宿，人生彻底转轨。大理像是一种逃脱的象征，人们在那儿寻求慰藉，希望重获自由。这样的情绪主体显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大城市的人们。阿刀说，大理住着三种人，游客、本地居民、新移民。新移民里除了那些玩虚拟货币的人，还包括失落的中产、寻找开悟的灵修者，以及像一位朋友那样的主动流浪汉。

2022年9月8日，中国云南大理的一座艺术空间。摄：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阿刀到现在还会不时想起那位在大理的朋友。他来自“孔孟之乡”的发源地山东，当过很长时间的兵，还开过一个面馆。但现在，他在大理过着与主流社会几乎隔绝的生活。“一天就活着。”之所以过着隐士一般的生活，是因为朋友在某一天突然开始自我反省主流社会套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以及自己为迎合这套价值所付出的一切。于是，反抗开始了，而且很激烈。他花掉积蓄在大理买了一个烂尾的海景房。小区只有他一个住户和五个保安。除了一辆很破的汽车，家里还有一张床和一个马桶。大理有很多佛寺，朋友会去吃免费斋饭，还有不同的朋友来大理时请他下馆子。他过着极简的生活，一无所有，一事无成，彻底从社会主流价值的套子里钻出来，甚至连鞋子也不爱穿了。

那位朋友让阿刀真切地看到和感受到另外一种人生可能。但他不想要。我问阿刀，他觉得那位朋友的反抗成功了吗。阿刀回答说，可能还是没有。因为他觉得朋友很痛苦，其实没有那么洒脱。朋友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灌醉。所以外人见到的他总是笑眯眯的。“可能我们看到的他永远是喝醉或者吃完大麻的状态。”相聚的时候，他们都很快乐。临别时，朋友还从自己的车里翻出一个编织帽当作礼物送给阿刀。回到北京后，女友在某天从外面捡回来一个半身的塑料人偶，帽子正好能带上去。我国庆去他们家喂猫的时候被吓了一跳，因为就放在一进门的茶几上，不知道的还以为模特和帽子都是特意摆设在那里。诡异又合理。

阿刀还有很多不得不要的东西，很多也是他自己想要的东西。

“可能还是自己要太多，但我觉得我没办法，人往上流的，是这样的。”

“啥叫往上？”

“要过上更好的生活，更多的钱，更高的社会地位。”

中午的时候，太阳高挂在头顶，阳光铺满阿刀在客厅布置的植物园。他说自己以前是连薄荷都养不活的。这是我们不约而同的新爱好，在房子里养满植物。另外，他在家里养了猫，我在家里养了鱼，还有室友的狗。下午的时候，太阳开始西斜，不同植物的叶子开始光影的舞蹈，打在客厅的白墙上。他挑选的植物都是不开花只长叶。“我就想要自然、想要生长。看它们的生长，这也是我的投射。”阿刀说，“我在家没事干就看这些花，就觉得这个环境还挺治愈的，对吧？花、猫陪着你。但动物和植物都解决不到人的问题，你不能变成一个动物，也变不成一个植物。”

“你现在过的生活、处的阶段和状态是以前想过的吗？”

“没有。想象不到的。我之前觉得我会越来越好，我的事业会蒸蒸日上，我能改变很多东西。”

“这是在什么时候？”

“2020年。”

我们呆了一整个下午，直到一起吃完晚饭才各自散去。临分别时，阿刀和女友在嘻嘻哈哈地纠结是去北京南站的24小时核酸检测点做免费的，还是在家附近做自费的。女友的核酸阴性结果到明天就超过72小时了。在他们发展成打情骂俏之前，我带着自己已经第11天的核酸阴性结果和绿码钻进叫来的车。阿刀跟我相约，找一天去逛他最爱的那个绿植市场。

2022年9月19日，北京，人们在核酸检测站前排队。摄：Thomas Peter/Reuters/达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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