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悖论：我们越能有效地遏制冠状病毒大流行，我们从中得到的教训就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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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奇怪的悖论：我们越能有效地遏制冠状病毒大流行，我们从中得到的教训就越少

作者：马尔滕·布德里　　（根特大学科学哲学博士后研究员）

译者：李明一

每一个灾难预言家，除非他也恰好是一个精神变态者，都希望他的预言不会得到证实。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流行病学家和病毒学家，他们自1月份以来就一直在发出警告说，新型SARS-CoV-2病毒对全世界公共卫生构成严重威胁。从那以后，这些悲观主义者一直与一群怀疑论者或“极简主义者”对峙，后者向我们保证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恐慌比病毒更危险，COVID-19的死亡率被严重夸大了，再说了，每年流感还杀死数十万人呢，那为什么还要大惊小怪？

但是，在过去的几天和几周里，随着一个又一个国家“被现实伏击”，悲观主义者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抬头。欧洲民意的转移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意大利，在指数增长曲线上意大利发生的事件恰好比其他欧洲国家早了10天，因此起到了一种水晶球的作用，从中我们可以窥见自己的近期未来。

随着意大利北部的形势不断升级，有关指数增长、病死率和ICU容量系数等这些抽象的流行病争论变成了令人恐惧的故事和情景：弱者和老年人的战时分诊，火化场跟不上尸体堆积的速度，哭泣的医生和濒临崩溃的护士，以及老人孤独地死去而没有机会与亲人道别。

令人恐惧的故事

每一个有道德良知的灾难预言家，不但热切希望自己的预测会被证明是错误的，而且还将竭尽全力实现这一目标。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谈一谈“自我毁灭的预言”，这是“自我实现的预言”鲜为人知的表亲。哎，这种预言的一个主要缺点是怀疑论者会不可避免地站出来说：“你瞧，我们对你说过，情况不会那么糟糕的。”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人们正在犯这种逻辑谬误。

以帝国理工学院COVID-19应对小组于3月16日发布的令人震惊的报告为例。在这份由英国一个顶级流行病学家团队撰写的文件中，作者模拟了不同措施对COVID-19流行病的影响，从轻度“缓解”政策（例如隔离老年人、禁止大型活动和关闭学校）到更严格的“抑制”政策（全体人民社交疏离、病例居家隔离以及家人隔离）。在允许病毒失控传播的基准情景中，英国ICU病床的容量将有30倍的缺口，有50万人会死亡。

如果采取缓解措施的最优组合（当时英国政府赞成该策略），医院的服务能力仍将有八倍的缺口，病毒大流行将导致估计25万人丧生（在美国则要超过100万人）。作者指出，这些数字甚至没有把医疗系统崩溃后由于其他病因造成的间接死亡考虑进去。

科学家本质上是一群保守而谨慎的人，尤其是当他们必须拿出意见一致的文件时。数十万人会死亡的预测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出的，因此幸运的是，研究人员的惨烈警告获得了关注。

短短几天内，英国抛弃了最初的缓解策略——该策略是对“群体免疫”概念的鲁莽赌博——转而采纳了我们在欧洲其他地区见到的同一套抑制措施。

英国脱欧积极分子迈克尔·戈夫在2016年全民公投之前有一个臭名昭著的断言，“这个国家的人民受够了专家”，真的吗？幸运的是，他们还没有完全厌倦所有专家。通过预测数十万人会死亡，帝国学院的科学家迫使约翰逊政府采取新的政策措施，但愿这些措施将阻止他们的预测变为现实。

不用说，由于某些有缺陷的假设或建模误差，这些预测可能是错误的。但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一逻辑要点：如果你批评英国当前的封锁政策，那么你就不应该看COVID-19的实际致死人数，而应看看在没有抑制措施的情况下可能会死亡的人数。

这恰恰是许多淡化冠状病毒威胁的人所忘记的。当帝国理工学院报告的主要作者尼尔·弗格森最近降低了他对英国COVID-19致死人数的预测时，许多怀疑论者立即欢呼胜利，因为在他们看来首席研究员现在“承认错误”了。

但是，就像弗格森接着所澄清的那样，他降低了自己的预测，恰恰是因为自报告发表以来英国政府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弗格森坚称，没有这些控制措施，冠状病毒的预计致死人数将保持不变。

怀疑论者

最近，荷兰拉德布德大学安全与治安管理教授伊拉·赫尔斯洛特写了一篇关于此次大流行病的评论文章。文章借助把200名冠状病毒致死人数放在一个合适的视角，提到那一周在荷兰有2800人死于和冠状病毒无关的原因。然后他说，即使在意大利，普通流感每年造成的死亡也比COVID-19多。结论是，世界正遭受“冠状病毒炒作”之苦，这是一种非理性的恐慌，激发了比疾病更糟糕的治疗方法。

但是赫尔斯洛特没有考虑到的是，如果不采取他所谴责的抑制政策，更多的意大利人将会丧生。此外，即使意大利采取了严厉的全国封锁措施，冠状病毒也远未受到控制。季节性流感不会像雪崩一样攻击我们，但冠状病毒会，这主要是因为普通人群完全没有免疫力。

我非常赞赏柏林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杰德·吉格伦泽对风险和不确定性所做的出色研究，但连他在一篇题为“不会杀死我们的东西会使我们恐慌”的相当漫不经心和极其简略的文章中也未能考虑到自我证伪的预言现象。

早前发生的流行病（如2009年暴发的猪流感）没有导致当局预测在最坏的情况下会有那么多人丧命的结果。吉格伦泽在对这些流行病的概述中没有停笔想一想被那些当局采取以阻止他们最坏预测实现的行动所产生的效果。

再举一个例子。胡佛研究所的理查德·爱泼斯坦等极简主义者指出，韩国和新加坡的COVID-19病死率很低，而这恰恰是对这种病毒进行最广泛检测的两个地方。这难道不能证明我们高估了冠状病毒的致命性而无事瞎恐慌吗？不行，因为这种说法忽略了韩国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冠状病毒的威胁这一事实，这很可能是因为韩国人早先在和引起萨斯和中东呼吸综合征的病毒打交道的痛苦经历中学乖了。

韩国和新加坡成功地将死亡率保持在较低水平，恰恰是因为采取了迅速而严厉的措施，阻止了本国的疫情暴发，并将医院的压力维持在可以承受的水平。可悲的是，这些措施对于大多数西方国家而言现在很可能为时已晚。

尽管存在普遍误解，但病毒导致的病例死亡率（CFR）并不是某种生物学常数或固有特征，而是场合与环境的因变量。如果所有可用的机械呼吸机已被占用，那么接下来需要呼吸机的每一位患者很可能都会死亡。这也是为什么在钻石公主号游轮疫情暴发初期根据观察到的死亡率进行推断会产生误导的原因，就连世界著名的流行病学家约翰·约阿尼迪斯在一篇被大量引用的文章中也犯了同样的错误。（顺便说一句，自他撰写该文以后，又有五名乘客死亡，致死率增加了70％以上。）

更多无形的敌人在埋伏着

不能理解自我证伪预言的实质是令人担忧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次不会是人类遭受的最后一场疫病大流行。我们是一个联系高度紧密的世界，而在其他哺乳动物的身上存有数量巨大的病毒株（仅蝙蝠就有1,200个物种，其中一种可能把SARS-CoV-2传染给了我们），在这样的世界上，下一次疫病大流行的到来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

巨大的病毒株库存

我们目前这个看不见的敌人具有好几个危险特征：高传染性，较长的潜伏期，无症状传播以及相对较高的致死率，但它绝不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坏的病原体。如果下一次基因彩票开出的号码更糟糕，那么出现比SARS-CoV-2危险得多的病毒完全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在这种情况下，当前的大流行也许只是超级暴发前的一次“彩排”。

哲学家托比·奥德在其最近出版的《悬崖》一书中讨论了种种全球性灾难风险的可能性，他把疫病大流行（包括天然和人造的）列为对人类未来的最大威胁，远远超过了诸如气候变化等众所周知的全球性问题。

正如小说家弗兰克·赫伯特曾经说过的那样：“科幻小说的功能不是预测未来，而是预防未来。”这使我们陷入了一个奇怪的悖论：我们越能有效地遏制这次疫病大流行，我们从中吸取的教训就越少。因为我们可以料定有一件事情会发生：一旦整个危机平息下去，同一群极简主义者就会站出来宣称，这并不像“恐惧贩子”告诉我们的那样糟糕嘛。确实，其中一些人已经在急急忙忙犯下的正是这种谬误。　　http://theconversation.com/a-strange-paradox-the-better-we-manage-to-contain-the-coronavirus-pandemic-the-less-we-will-learn-from-it-135268　　A strange paradox: the better we manage to contain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he less we will learn from it　　April 2, 2020　　Maarten Boudry,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Ghent University

(XYS2020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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