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敌忽友三十年：中国示好塔利班背后，民族国家的冷战与阿国国民的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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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美国和北约部队开始撤离阿富汗。不消两个月，塔利班武装已经迅速控制了大片领土，多地放弃反抗。发稿前一日，塔利班已经拿下了阿富汗所有省会城市，从四面兵临首都喀布尔。塔利班表示将等待阿富汗政府“和平转移权力”，武装组织暂不进城，同时阿富汗总统加尼（Mohammad Ashraf Ghani）辞职并逃往塔吉克斯坦。美国此番撤军如此难堪，势必在国内引起共和党的舆论反弹，此外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多国批评美军在阿二十年，尤其是最后撤退不负责任，引起民主制度植入再次失败的国际讨论。

与此同时，塔利班也在一边谋求和中国政府对话、一边不断迫近中国和阿富汗边境。其实，在美军撤离前，尤其是2014年之后，中方和塔利班代表已经多次举行了公开或不公开会面。2021年7月，塔利班发言人沙欣（Suhail Shaheen）在接受《本周亚洲》访谈时表示欢迎中国参与阿富汗重建进程，随即，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于7月28日在天津会见了塔利班创始人之一巴拉达尔（Mullah Abdul Ghani Baradar），考虑到塔利班尚未正式获得政权，此次公开会面可以说规格很高。

眼下，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大陆主流媒体对阿富汗局势的报导比较克制，而对中国和塔利班关系的进展则措辞积极。《人民日报》引用王毅的说法，称“阿塔是阿富汗举足轻重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有望在阿和平和解和重建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一向持鲜明反美立场的《环球时报》则在《阿富汗是中美善恶的一面镜子》中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信条贯彻到底，称“塔利班一直视中国为朋友。”

当下阿富汗问题的局势走向，可以参见《端传媒》另一篇文章，《美国撤军后阿富汗局势解析：塔利班重新占领国家？中亚变为新冷战牺牲品？》本文则将简单回溯塔利班在殖民统治和冷战对垒中形成的历史，并分析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中的立场变迁。恐怖主义是由什么来定义的？在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框架内，阿富汗又如何成为了一个具有双重讽刺味道的案例？我们将提供一种历史化的视角，呈现民族国家的行动逻辑，以及非民族国家势力给民族国家体系带来的挑战。

2021年7月28日，外交部长王毅在天津会见塔利班代表。图：Twitter@Ahmer Khan

塔利班：殖民占领和美苏冷战的遗腹子

概括地说，在1980-1990年代，美国给反苏武装提供钱，中国提供武器，巴基斯坦提供组织动员。沙特阿拉伯、埃及等国也以各种形式参与其中。在冷战思维框架下，这些资助国对圣战者的建国目标未必认同甚至未必了解，但反苏的第一要务足以遮蔽其他分歧。

塔利班是援引了伊斯兰教逊尼派中的原教旨主义宗教思想的组织，但真正催生这一组织的是美苏在阿富汗地区的争霸，以及印巴一带的殖民历史。可以说，塔利班问题从一开始就是全球问题，阿富汗本国在其中扮演的甚至不是主导性角色——或者说，被外部和内部政治集团掏空的阿富汗，根本没有作为一个有效的政治主体出现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历史上。

阿富汗在地理上位于中亚南部，毗邻前苏联各中亚成员国、中国、巴基斯坦、伊朗，距离印度和阿拉伯海亦很近，既是沟通亚洲的“中亚十字路口”，也被认为是亚洲大国之间的“缓冲区”。兴都库什山脉将阿富汗分为南北两侧，南部居民以逊尼派普什图人为主，塔利班就是一支普什图人的武装，在宗教信仰之外，还认同普什图的部落家长统治；北部则以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哈扎拉等民族为主。北方人大多反对塔利班统治，结成“北方联盟”与塔利班抗衡，曾在2001年击溃塔利班。此次，塔利班吸取教训，首先集中兵力强攻北方，北方军阀或投降或溃败，大量北方难民逃亡首都和外国。

由于民族、语言、宗教信仰多有重合，阿富汗北部地区和中亚五国联系紧密，因此苏联一直很担心阿富汗的任何动荡会波及中亚这块苏联“最柔软的腹部”。此外，苏联一直试图对印度洋周边国家，尤其是伊朗和巴基斯坦施加影响来获得出海口，阿富汗是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跳板。因此苏联从1950年代起一直将阿富汗控制在势力范围内，70年代末更是直接入侵阿富汗，亲手扶植亲苏政府。

苏联的间接统治对此前长期控制国家的普什图部落首领、军阀和大小地主不利，傀儡政府以塔吉克人卡迈勒为首脑，更引起了普什图上层的不满。在兴都库什山地的掩护下，普什图族军阀四起，一面以游击战形式打击苏联，一面互相攻击争夺地盘。苏联只将阿富汗视为一条通往海洋的道路，对这个附属国的社会建设漠不关心。军阀更是掠夺、倒卖能获得的一切，包括城市电缆、桥梁钢筋和压路机，普通人只能在持续饥荒中勉强求生，年死亡率超过2%，几乎是当时世界最高。

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在阿富汗大力扶植反苏的传统军阀和新兴“圣战”组织，为他们提供训练和资金。已经跟苏联交恶的中国同样有反苏诉求，因此向圣战组织出售步兵武器，如冲锋枪、地雷、火箭和防空导弹等。这些武器经由巴基斯坦运到阿富汗。

1988年5月15日，阿富汗喀布尔，在最后的苏联军队撤军仪式上，苏联陆军士兵接受阿富汗士兵的花圈。摄：Robert Nickelsberg/Getty Images

概括地说，在1980-1990年代，美国给反苏武装提供钱，中国提供武器，巴基斯坦提供组织动员。沙特阿拉伯、埃及等国也以各种形式参与其中。在冷战思维框架下，这些资助国对圣战者的建国目标未必认同甚至未必了解，但反苏的第一要务足以遮蔽其他分歧。

同时，求生无门的阿富汗人大量逃往巴基斯坦——1893年的英国殖民者在阿巴之间划了一条杜兰线（Durand Line），普什图聚居区被分在两边，跨境往来频繁。阿富汗难民或投亲靠友，融入巴基斯坦社会；或住在边境俾路支等省份难民营。巴基斯坦政府和民间力量为难民营提供大量宗教学校。宗教学校多数传授逊尼派原教旨主义德奥班德（Deoband）思想，这一派别兴起于18世纪印度，最初意在对抗扶持印度教、打压伊斯兰教的英国殖民政府和亲西方的中产阶级穆斯林，有很强民粹色彩。

在随着印巴分治流入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的过程中，德奥班德思想吸收了沙特地区的瓦哈比思想和普什图严格的部落制度而日趋激进。这种思想鼓舞宗教学生们反抗红色苏联的统治，因此无论是美国还是亲美的瓦哈比派沙特都支持这些宗教学校的开办。

而巴基斯坦一边，民间的普什图认同和德奥班德派的办学传道热情，都意味着对阿富汗事务的关心，政府则务实地希望能扶植一个亲巴基斯坦的阿富汗政府作为和印度对峙的后方。多方鼓励下，巴基斯坦边境的宗教学校成为阿富汗反苏武装的培养皿。

塔利班的字面意义是（宗教）学生，他们就来自这些宗教学校，成员包括阿富汗难民和巴基斯坦人。在美、中等国支持和巴基斯坦帮助下，1994年他们以学生起义的形式打回阿富汗，起初他们打苏联也打军阀，获得一定民心。但和上一代圣战者不同，这些学生兵大部分出生在巴基斯坦（甚至就是当兵求生的巴基斯坦人），怀揣抽象的建国理想回到阿富汗，既对阿富汗的土地和人民缺少感情，也完全不了解城市生活，他们的“统治”比军阀占领有过之无不及：掠夺、清洗、炸为废墟……此外，塔利班建立纯洁伊斯兰政权、拒绝任何妥协的主张也和美国的利益冲突，逐渐失去了美国的支持。

如端传媒上一篇分析所指，在如今新冷战的阴云和美国的印太战略下，尽快从中亚撤出力量，再部署到台海、南海和西太平洋，是美国的优先考虑。另有分析指，美印关系近年走近，反之巴俄关系也见好，俄罗斯也不反对塔利班掌权，因为塔利班控制阿富汗北部可以减少中亚五国的不稳定因素，有利于俄罗斯国内的安全。

1996年，身份不明的武装塔利班士兵在阿富汗喀布尔郊外乘坐一辆皮卡车。图：Getty Images

中塔关系：数次变化，但无关塔利班自身

改革开放前，中国在阿富汗没有边境安全之外的明显利益，至多受中国和巴基斯坦日渐密切的关系影响。

中国和阿富汗虽然是邻国，但两国仅以狭窄的瓦罕走廊相连，出于安全考虑，中国没有修建通往边境的道路，对待这个被称为“帝国坟场”的邻国态度总体比较谨慎，甚至被部分外国分析者称之为“消极”。中国在1950年代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绝大部分时间适用于中阿关系，1949年后，阿富汗政权反复变革，除了苏联扶植的卡迈勒政权，多数都立刻获得了中国的承认。但“和平共处”不等于被动接纳，而是在不直接武力干涉的情况下积极接触——不仅和合法政府，也和包括塔利班在内的其他能造成威胁的力量，以确保无论是谁当权、无论他做什么，至少不会对中国怀有敌意。

改革开放前，中国在阿富汗没有边境安全之外的明显利益，至多受中国和巴基斯坦日渐密切的关系影响。1970年代末，苏联直接出兵让中国有被苏联势力包围之虞，因此中国虽然不支持伊斯兰信仰，但仍然支持反苏圣战——在当时的国际舆论中，“圣战”还是比较中性的词，“恐怖主义”也没和伊斯兰极端主义挂钩，而通常和激进左翼联系在一起（美国今天仍使用这一用法）。1981年，刚刚裁撤六年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紧急重建，陈兵在中国和阿富汗、中亚五国边境，同时中国向圣战组织出售武器。

中国对阿富汗境内反政府武装的友善态度延续到了塔利班时期。2021年中国和塔利班的密切往来让很多大陆网友接受无能，但对1990年代媒体宣传有印象的人会记得，最初新闻中的塔利班形象就是中性乃至正面的。这支武装被塑造为不追求政权、不贪图名利的反苏学生兵，与他们势如破竹的进攻相比，腐朽的军阀杂牌军和苏联的残余势力不堪一击。

例如，潘毅和龚敏1995年为《瞭望新闻周刊》写的报导以“揭竿而起”为题，称塔利班“铲除军阀、重建国家”，以少胜多，背后没有外国势力，一路敌人多不战而降。崔燕生的文章则介绍塔利班“以荡平各派、拯救国家为己任，纪律严明，作战英勇，很得广大人民群众拥戴”……至于塔利班取消娱乐活动、鼓励私刑、焚毁外国和非宗教图书、禁止妇女工作和出门等做法，媒体则往往用“塔利班实行伊斯兰教法”、“一切被认为有伤风化的行为都被禁止”一笔带过。

这种将当地政权的一切行为都视为当地文化一部分，加以中性乃至积极描述的做法，既带有1990年代流行的后殖民主义色彩，也是中国对待各式各样第三世界国家“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原则的一部分，是“主权高于人权”的体现，曾经深受欢迎。

直到塔利班不顾各方劝阻炸毁阿富汗1500年文物巴米扬大佛（其实同时还有数百名巴米扬难民被杀，但国际媒体甚少关注此事），全世界共同谴责其行径时，中国大陆的官媒报导才开始转向，但中国也从未公开谴责过塔利班的行为，仅在《人民日报》中简单引用了中国佛学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谴责。

随后，9·11袭击挑明了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台译：盖达组织）的关系，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曾经是塔利班成员，袭击后又受到塔利班庇护。此时，中美关系已经因为大使馆轰炸、南海撞机等一系列事件降到冰点，中国官媒第一时间采取的是隔岸观火的态度，虽不会正面评价基地组织，但乐见有人惩戒自负的帝国主义，“给美国上一课”，在反恐合作上反应缓慢。民间舆论则甚至会称塔利班为反美英雄。

2001年9月11日，911事件，纽约市的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子塔倒塌后，在灾场的纽约市消防员。图：Getty Images

2002年，中国公安部发布了第一批正式认定的“东突”恐怖组织、恐怖分子名单。中国无论如何已经意识到了塔利班的跨国性质、它对中国政权的潜在威胁，因而正式将本国的恐怖主义/分裂力量和塔利班/阿富汗局势，乃至伊斯兰世界的广泛问题相关联。

中国对塔利班态度的真正转变发生于不久之后。2002年，中国公安部发布了第一批正式认定的“东突”恐怖组织、恐怖分子名单。根据中方调查，其中“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突解放组织”等，从90年代到2001年一直在塔利班的帮助下在阿富汗接受培训。中国无论如何已经意识到了塔利班的跨国性质、它对中国政权的潜在威胁，以及面对恐怖主义，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唯一对象的策略的失效；因而正式将本国的恐怖主义/分裂力量和塔利班/阿富汗局势，乃至伊斯兰世界的广泛问题相关联。

在外交上，中国积极开启了“反恐外交”。中国同意加入国际反恐联盟，对美国反恐战争提供后勤支援；做为美国在2002年9·11袭击一周年正式承认“东伊运”为恐怖组织（美国后于2020年撤销这一认定）的回报，这一外交成果次日由外交部发言人公开确认。同时，中国先后与中亚五国（通过刚刚组建的上海合作组织SCO）、俄罗斯、埃及，甚至印度等国建立了反恐合作联系。尽管这些国家此前在阿富汗的利益互相冲突，并且多数都参与扶植了阿富汗地方武装，与如今的局面不能说毫无干系，但此时他们有共同的核心诉求：希望阿富汗内战不会波及自身、塔利班不会向周边国家输送反政府武装。对于长期战略伙伴巴基斯坦，中国也屡次申明援建的前提是巴方不支持东突。

在宣传上，中国强调反“东突”、反分裂是国际反恐的重要部分，斥责美国在东突问题上持“双重标准”，反复表示“必须摒弃冷战期间西方国家推行的所谓‘一个国家的恐怖分子是另一个国家的自由战士’的错误政策，坚持‘一个国家的恐怖分子是所有国家的恐怖分子’的正确立场，决不能给任何恐怖分子，特别是民族分裂主义恐怖分子和宗教极端主义恐怖分子以逃避法律制裁的政治避难和难民地位。”

忽敌忽友

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恐怖主义行动态度暧昧、立场多变，但直到1980年代，中国的宣传也符合“西方国家推行的”冷战意识形态：类型相似的武力行动，如果由对立阵营国家主导则形容为恐怖主义，如果由“亚非拉兄弟”主导，则形容为合法斗争。

的确，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恐怖主义行动态度暧昧、立场多变，但直到1980年代，中国的宣传也符合“西方国家推行的”冷战意识形态：类型相似的武力行动，如果由对立阵营国家主导则形容为恐怖主义，如果由“亚非拉兄弟”主导，则形容为合法斗争。（例如1982年巴以冲突时，《人民日报》发表《谁是恐怖分子》称：“贝京把为争取民族生存而斗争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说成是恐怖主义组织，完全是诬蔑……它为了数百万流离失所过着悲惨生活的同胞重返家园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何罪之有？”）

同时，“恐怖主义离中国并不遥远”成为关于“恐怖主义”报导的主调，在阿的中国公民受到袭击的恶性事件受到大量关注，塔利班的媒体形象也从年轻精干、战无不胜的学生兵变成了左手冲锋枪、右手拎人头的杀人魔，其形象和7·5之后的东突分子迅速趋同。被招募为人弹的儿童、被鞭打、处以石刑的妇女、被抢劫和绞死的男人、被绑架勒索的外国人都被揭露出来，阿富汗的人权问题也重新得到了审视——对人权的践踏一直在发生，审视是绝对必要的，但考虑到塔利班并非此时才展露爪牙，甚至因为丢失了全国政权已经有所收敛，审视无疑也是迟到的。

大陆媒体的另一种常见的声音是，“恐怖主义是美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将恐怖主义回潮和美国绑定在了一起。这种非常辛辣的批评也一度得到了官媒的背书（参见《人民日报》2005年评论文章《“恐怖主义”的老师是谁》），并且在军事爱好者和国际关系关注者之中已经成为了常识——这当然也是事实，但不是全部的事实。尽管大半个20世纪和整个21世纪各方代表都在呼吁停止干涉阿富汗局势，但实际上阿富汗周边的邻国没有一个未曾染指阿富汗内政。

2001年10月1日，数千名塔利班支持者在巴基斯坦集会。摄：Paula Bronstein/Getty Images

更微妙的一点是，尽管塔利班显著威胁到了美国和中国的利益，并且也符合两国各自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注1），但两个国家都没有将其真正列入恐怖组织名单。美国一方主要是因为美国政府的关切限于显著反美的基地组织，而阿富汗塔利班的目的主要是建立国家。只要塔利班交出基地组织成员，鉴于前苏联也早已解体，阿富汗本身局势就“不值得”关注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国法律规定政府不能与恐怖组织谈判，不将塔利班列为恐怖组织也是为了谈判便利。

此前的大陆舆论一直延续2002年以来的反恐调性，认为塔利班属于恐怖主义，而在现今再度灼热的反美情绪下，越来越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示：“真正代表阿富汗人民，与我方交好的是塔利班。”

而中国一边，中国明确表示只认定针对中国的恐怖组织，并且在21世纪，随着中国国际贸易总量的增长和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在阿富汗的利益也在逐渐超出单纯的反恐和安全，这使得与塔利班合作的可能性逐渐清晰。多方统计表明，中国是阿富汗最大的援助国和投资国，2002年中国承诺5年内向阿富汗提供1.5亿美元援助，中国公司分别在2008年和2011年对阿富汗的世界第二大铜矿艾娜克铜矿（Aynak copper mine）和阿姆河盆地油田 （Amu Darya oil exploration）进行投资，在基础设施领域也有规模较小的投入。2018年，中国推动成立了“中国阿富汗经济共同体”，构建了民间商业合作和物资交易平台。

然而，阿富汗的混乱局面阻止了中国政府和公司的进一步资金注入，也让已经存在的项目面临很大安全威胁，中方工程人员遭到杀害和绑架的案件不断增加，已经开展的铜矿项目也在不断延期。中国和阿富汗合法政府为了多个项目屡次接洽，希望两国可以拷贝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合作方式，但都因为安全问题以及基础设施被破坏殆尽而不了了之。

考虑到阿富汗丰富的铜、煤、铁、天然气、钴、汞等矿产，中国显然有理由期待更稳定的投资环境和畅通的全境交通。军阀时期的阿富汗不能提供这种稳定和畅通，失去美国军事支持的阿政府也被证明不能。因此，与塔利班交好似乎是唯一“明智”的选择。当然，塔利班当时已经占据了半数领土，与塔利班提前接洽，也是为了确保新政府不会对中国有太大敌意。而大陆的官方宣传，也一再强调：阿富汗塔利班不等于巴基斯坦塔利班，前者不属于恐怖组织而后者属于，根本原因是因为阿富汗塔利班对在阿富汗之外建立政权并不关心，而巴基斯坦塔利班具有建立跨国伊斯兰政权野心，不仅威胁到了中国的战略伙伴巴基斯坦，还威胁到了中国自身。

因此，理解中塔关系和宣传调性的转变，需要明确：在貌似一致的全球反恐立场中，中国和其他国家关注的“恐怖主义”都有明确宾语。实际操作中，谁是“恐怖组织”不是由该组织对非军事目标的攻击行为决定，而是由敌我关系决定的。

最生动的注脚来自五月以来大陆网民对塔利班的评价。此前的大陆舆论一直延续2002年以来的反恐调性，认为塔利班属于恐怖主义，而在现今再度灼热的反美情绪下，越来越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示：“真正代表阿富汗人民，与我方交好的是塔利班。您这是屁股坐歪了，还是精美分子？你希望阿富汗永远美化，永远扮演围堵我们的排头兵？”这些网民对塔利班的评价完全基于塔利班对中国的态度，与外交部宣称“阿富汗塔利班不是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塔利班是恐怖组织”的腔调如出一辙——鉴于塔利班绑架阿富汗华商的频率之高，塔利班对具体中国人的态度并没纳入考虑范围。

双重讽刺：苦果自尝的国家和消失的国民

过去，各国的阿富汗政策都从民族国家的安全利益出发，这种利益结构既是冷战美苏对立格局的产物，也是冷战的“非友即敌”逻辑在之后由强大民族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中的延续，然而之后，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塔利班及其培植的其他组织的回火。

随著阿富汗局势急转直下，中国的下一步也开始举棋不定。8月6日，会见塔利班领导人9天之后，中国外交部涉外安全事务专员程国平又会见了阿富汗合法政府的驻华大使，就“反恐安全合作”交换了意见。此后直到塔利班兵临喀布尔，中国方面再未就阿富汗局势表态。不只是中国，其他国家的态度也出现了暧昧和反复，俄罗斯在7月份获得塔利班“不会染指中亚五国”保证、而表示“愿意改善与塔利班阿富汗的关系”后，又向边境派出4架轰炸机作为警告，此后更是联合中国进行了旨在威慑的大规模军演；此前一贯坚决反对塔利班的伊朗政府，意识到塔利班可能会当权，立刻改变立场推动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的和谈，并在舆论中宣传塔利班“不会伤害什叶派人民”； 美国则直接紧急遣返已经撤离阿富汗的轰炸机进行大规模空袭。

从上文的历史回顾中，我们其实可以发现，这种不免尴尬的犹豫和摇摆曾出现在塔利班组建以来的每一时刻，只不过伴随塔利班性质的明朗和力量的提升而显得愈发有讽刺性。

过去，各国的阿富汗政策都从民族国家的安全利益出发，这种利益结构既是冷战美苏对立格局的产物，也是冷战的“非友即敌”逻辑在之后由强大民族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中的延续——美国帮助塔利班是为了遏制苏联；中国接纳塔利班最初是为了遏制苏联，后来则有了制衡美国的考虑；沙特支持塔利班是为了迎合美国、对付伊朗；巴基斯坦帮助塔利班则是为了抵挡印度——这些历史完美诠释了当代国际政治的“不是朋友就是敌人，但没有永远的敌人或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逻辑。

然而之后，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塔利班及其培植的其他组织的回火，对阿塔援助最多的巴基斯坦损失最为惨重，前总理贝·布托遇刺身亡，其他政府首脑也都遭遇过多次刺杀。

2021年 8月15日，美国驻阿富汗喀布尔大使馆附近冒出浓烟。摄：Rahmat Gul／AP／达志影像

如今，各国试图以类似的“敌人/朋友”逻辑重新理顺和塔利班的关系，但不确定性却较30年前极大增强。虽然阿富汗塔利班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伊斯兰的国家——这个理想很大程度上是一战后的民族主义浪潮留在中西亚的“礼物”，但它现在不是作为民族国家在行动，而有更大的不确定性。阿富汗塔利班和类似的组织（其中巴基斯坦塔利班、ISIS尤其明显）一样，以跨国民族、宗教信仰、部落为单位，缺乏一具民族国家的肉身：它既没有稳定的经济利益、对外关系、控制人口、社会责任（或者负担），也没有民族国家的边界，一旦被铁腕打击就会迅速化整为零，向周边国家开枝散叶——它缺乏可以被打击和威胁的身体，也就不能代替各国都需要的“阿富汗”，被吸纳进民族国家的体系。

正因为此，阿富汗局势以非民族国家势力“创造性地”复制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个20-21世纪常见的国家外交叙事。然而，民族国家的逻辑受到挑战，却并没被撼动。相反，恐怖组织和其他跨国力量挑战着民族国家，又同时被吸纳进民族国家的博弈，成为棋子——经常发生的是：民族国家利用非民族国家的势力互相削弱，非民族国家势力则依靠民族国家的鹬蚌相争培植力量。在很多军事爱好者眼中，这种游戏迄今为止还算精彩，也没有什么不合理。黑暗森林中，大国博弈本就是一场没有公理的罗生门。

残酷的事实就是，站在民族国家视角上，只能看到民族国家。很多国家关心阿富汗，没有国家关心阿富汗人。只有在主权的框架中，其他的层次，从跨国恐怖组织，到普通的族群、组织、个人，才会显形、获得意义。

如果说民族国家的游戏规则遭到非民族国家的挑战属于一种讽刺，那么民族国家将非民族国家纳入自己的大国博弈规则则带来了另一重更沉痛的讽刺：“民族国家”成为政治想像中的唯一单位、民族国家的利益成为游戏的唯一准绳，非民族国家因素只在可以削弱/增强某民族国家力量时才具有工具价值。国家之外/之下的单位，其行为不被评价、其诉求不被看见。

在大陆知乎平台上关于“为什么最近部分网络舆论存在支持塔利班的倾向？”的提问下，一个回答道破了这种剧变的思想逻辑：“……很多中国人讨厌恐怖主义，憎恨美国，但是喜爱对付美国的恐怖主义。”

与此同时，美国则有很多人认为从阿富汗撤军有利于向台湾集中力量遏制中国，因此是明智之举。彭博社的一篇评论的标题很有代表性：“从阿富汗抽身不是灾难（除了对阿富汗人来说），抛弃台湾将会是历史错误”（Pulling out of Afghanistan won‘t be a disaster (except for the Afghans). Abandoning Taiwan would be a monumental error）一切在阿富汗发生，而阿富汗人的安危只配出现在括号里。

阿富汗人即将面临什么？虽然各国都表示“尚不明朗”，但其实2001年前塔利班的统治已经给出过答案。诚然，塔利班刚刚表态“将允许妇女出门上学、工作”，但这种口头保证在1990年代就做过好多次，每次都以“阿富汗缺少基础设施、不能保证妇女安全”为由变卦。

处境更为危急的是阿富汗60%的非普什图人口，尤其是至少10%的什叶派穆斯林。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不完全统计，从5月末塔利班发动进攻以来，已有250万阿富汗人流离失所，其中80%为妇女和儿童，这个数字还在呈指数级增长。战火让农业活动几乎停摆，目前境内有1/2的儿童处于严重的营养不良中。这还不是全部，在上一轮统治中塔利班有大肆屠杀被占领城市的平民的记录，而本轮进攻虽然注意国际舆论影响，但也已经有数起针对曾与政府合作的阿富汗人、什叶派以及女学生的爆炸袭击。

塔利班在战斗中不会刻意回避平民目标，横死街头的人更无法统计。很多阿富汗人通过媒体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阿富汗即将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联合国也要求各国向塔利班施压、并对难民开放边境。然而作为回答，为了应对可能涌入的难民潮，奥地利、德国、丹麦、比利时、荷兰、希腊等国立刻收紧了移民政策，甚至开始驱逐已经在境内的阿富汗难民。

残酷的事实就是，站在民族国家视角上，只能看到民族国家。很多国家关心阿富汗，没有国家关心阿富汗人。

只有在主权的框架中，其他的层次，从跨国恐怖组织，到普通的族群、组织、个人，才会显形、获得意义。国家作为几乎唯一的政治主体，出兵干涉其他国家是有勇气主动出击维护自身权利，不干涉则是尊重另一个政治主体所有权的美德，也是避免打破游戏规则的审慎。这些勇气、美德和审慎都只在民族国家之间成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与勇气、美德、审慎无关。他们只有作为某个主权的人口、财产和生产力才值得保护，同时也值得故意的伤害和摆弄，因为他们的所有权属于国家。

阿富汗局势再多变、“你方唱罢我登场”再热闹，诸神之战中也并没有普通人，而只有“美国”“中国”“巴基斯坦”“俄罗斯”等一个个人格化了的国家和简化的阶段利益。塔利班的极端案例让国际政治中“人”的缺席以一种最讽刺、最灾难的方式呈现，而实际在人格化国家的争斗中，关于人的考量的缺席存在于大国博弈的每一瞬间。

而普通的阿富汗人民，正因为此刻他们不属于任何国家——一个世纪以来的统治者大多数像塔利班一样劫掠而不稳定地占有这块土地，他们从未被放置在一个有完整主权的民族国家的框架下，从未成为过具有生产力的“人口”或有政治意义的“人民”，因此他们从来不够重要、从来不可见，很少被外国力量和本国力量利用。无论军阀、塔利班、苏联还是美国部队，对于不持有武器的普通阿富汗人都表现出极度漠视。塔利班尤甚，一边声讨外国势力在阿富汗境内造成的粮食安全危机，一边炸毁农田，防止百姓为其他势力提供粮食。对粮食的剥夺每天都在发生、对非军事目标的袭击每天都在发生，因为这些目标不是塔利班的人口、不是美国的人口、不是中国的人口、不是任何人的人口。

归根到底，阿富汗局势再多变、“你方唱罢我登场”再热闹，诸神之战中也并没有普通人，而只有“美国”“中国”“巴基斯坦”“俄罗斯”等一个个人格化了的国家和简化的阶段利益。这种人格化，恰恰是为了抹除具体的人和他们不能被结构进大国政治的利益——即便在全球化的经济中，他们的日常生活也不能带来如此花样繁多的敌对和联盟的理由。

塔利班的极端案例让国际政治中“人”的缺席以一种最讽刺、最灾难的方式呈现，而实际在人格化国家的争斗中，关于人的考量的缺席存在于大国博弈的每一瞬间。当我们津津乐道地谈论国际政治、品评阿富汗风云中中美各国的进退得失时，需要不断提醒自己：中国、美国、俄国……尤其是阿富汗的人民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他们从大国博弈中获得过什么？他们未来会受到何种影响？作为主权国家人口一部分的自己，跟被主权世界驱逐的阿富汗人，究竟有什么本质区别？

注1： 中国定义参见此处，由公安部公布。美国定义参见此处，由美国法典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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