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能量”的世界里,更接近真相的是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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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除了突然紧绷的疫情,就是因为两件与孩子和学校教育相关的事件而突然成为争议对象的“正能量”。

第一件事是东北少年钟美美模仿和揶揄老师的搞笑视频在赢得几百万粉丝后突然下架,后传出被学校和地方教育部门要求不要丑化教师形象,多拍些“正能量”视频。

从后来各大媒体对钟美美的访谈和报道来看,这一事态最初引起的争议似乎已经得到了有效化解,并未演变为对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大规模讨伐。但在这起事件中,围绕“正能量”这个平常我们早已司空见惯的词汇所形成的争议和意见分野已经初现端倪。

与那些刻意迎合所谓“正能量”因而显得生气全无的模仿志愿者或售票员的视频相比,这个十几岁的孩子在不需要应付任何成人世界强加的“政治正确”压力的情况下,对教师群体中某些行为的敏锐观察和入木三分的演绎,显然更加深入人心。因为它更真实,更人性,更接近生活,更能唤起我们每个人童年时心目中那个可敬又可畏,只能课后偷偷调侃,给他或她起绰号的“教师”形象。

第二件事则是这两天令舆论哗然的常州五年级小学生缪可馨因为不堪语文老师对自己作文充满“负能量”的批评和惩罚而从教学楼跳下坠亡。与钟美美删视频、接受媒体采访,与这个充满“正能量”的成人世界达成“和解”相比,缪可馨却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以极其惨烈的方式,与这个容不得半点“负能量”的成人世界以死相抗。

说实话,我瞪大了眼睛仔细反复阅读了网上流传的那篇被老师批改得体无全肤据说充满“负能量”的作文,却发现这个平日里活泼开朗、语文成绩一向优异的孩子只不过是如实描述了《三打白骨精》原著里的情节,并加了几句自己的感想:

不要被表面的样子,虚情假意伪善的一面所蒙骗。在如今的社会里,有人表面看着善良,可内心却是阴暗的。他们会利用各种各样的卑鄙手段和阴谋诡计,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而在那位“正能量”爆棚的老师看来,如果说在作文里通篇如实描述白骨精为了害唐僧而设计的阴暗诡计,已经算得上是满纸“负能量”的话,那么在文末竟然以如此直白的方式对这个成人世界中某些人的伪善大加鞭挞,就更是一种不可原谅了的“罪”了。

我们甚至可以从那几个大大的红色的“传递正能量”的批语中感受到这位老师的愤怒和捍卫“正道”的使命感。只有把这种使命感理解为一种宗教化的道德优越感,我们才能解释为何这位老师不仅对一个孩子施加了导致其自杀的严厉惩罚,而且在其自杀后毫无歉疚之感。

当然,与这位教师的行为相比,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其他学生家长们在群里为老师捍卫“正能量”的行为点赞的举动。或许在他们看来,反正死的不是自己的孩子,即便他们私底下并不见得都赞同老师眼中的“正能量”,但为了一个“别人家孩子的生命”而得罪了事关自己孩子前途的老师,当然是不值得的。

然而,最大的讽刺是,无论是那位用“正能量”杀人的老师,还是这些为了自己的那点利益而蝇营狗苟的家长,恰恰活成了缪可馨笔下的那些“虚情假意”的人——为了一个宏大的道德目标或自己的利益算盘,他们可以无情到对一个年轻生命的消逝和他人的痛苦视而不见的地步。

无论是钟美美对教师行为惟妙惟肖的模仿和反讽,还是缪可馨从西游记的故事里所看到的伪善者的真实面目,都是一个孩子对自己所看到的世界不加伪饰的直白描述。他们只不过还没有学会成人世界的文过饰非,不会顾左右而言他,更不会指鹿为马。

而所谓强加给他们的“正能量”,只不过是要求他们在自己所看到的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面前闭上眼睛,学会像伪善者那样昧着良心“睁眼说瞎话”而已。

只是如实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成为他们的“罪”。

2

作为一个能让钟美美不再有趣,让缪可馨不堪受辱而纵身一跃的神圣词汇,“正能量”显然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词那么简单。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伟大标记。

它不只是权力话语中一个被反复征用的标签,更投射出弥漫在我们社会每个角落里被内化为普遍社会人格的一种心态和意识结构。换言之,它已经成为人们在面对“负面”意见时的一种本能回应方式,成为人们在对自身的公共表达进行约束、剪裁和规范时的一种自我暗示和衡量尺度。

原本作为一个成功学意义上的心灵鸡汤话术,“正能量”指的是一个人应当积极看待自己的生活,避免消极悲观,以勇敢的姿态和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挑战,战胜困难,从而实现自我的超越,走向成功。

显然,这种话术并没有否认现实生活的不完美性,更没有否认问题和挑战是客观存在的。“正能量”成功学的逻辑之所以成立,也恰恰是以确认人应当认识到和承认到自己所面临的挑战、不足、缺陷为前提的,否则所谓的积极心态也就成为一个无的放矢、自相矛盾的空洞表达。

吊诡的是,一旦“正能量”从一个大众心理学术语转化为一个政治性的大众意识形态术语之后,原本那种对困难、问题、不足的承认、反思和理性认知,却变成了一种单纯的对社会现实中所谓积极向上、阳光和正面的事物的单向度的赞颂,彷佛这个世界不再有任何的不足和缺憾。一个原本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的多维世界,被置换为一个只需赞美而无需批评和反思的单维的美好新世界。

由此可见,与我所谓“建设性意见”一脉相承,“正能量”这个表达同样属于一个对“现实为何”进行片面化界定的特定政治话语谱系之中。但相比之下,后者有过之而无不及。

关于前者,我曾指出:

建设性意见……暗含着另一个需要被压抑的维度,那就是所谓“破坏性意见”。之所以需要强调“建设性”的重要性……关键在于在建构出它的对立面,并从日常语言的意识形态上将其妖魔化:凡是违背前述“建设性”要求的意见都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因为它只是纯粹的“意见”,呈现为以各种纯粹否定性的方式出现的在权力者看来“不具有建设性”的言语形式,比如讽刺、挖苦、嘲讽、斥责、揭露和批评。这样的意见不仅没有考虑到权力者的切实需要,而且会造成后者的不舒服和权威的丧失,故而是“非建设性的”,“破坏性的”。由此,对“非建设性”意见的系统而持久的压制也就被合法化了。

而这种合法化

不仅在制度层面以刚性的专断手段贯彻,更在平庸的日常言语实践中被意识形态化为一种天经地义的“常识”,故而形成了一种上下联动、制度和话语对应的对“纯粹批评意见”的系统化灭绝。

显然,与“建设性意见”对“批评”的有限度的容忍相比,“正能量”甚至意味着只能有赞美和讴歌,连建设性或善意的“批评”都不再被允许存在。因为只要提及任何“不完美”的事物都是对“正能量”所要求的不容任何瑕疵的神学化的现实版本的一种亵渎。

换言之,“建设性意见”这个说法意味着在“维护大局”的前提下可以提出不同看法,而“正能量”则意味着对任何不同看法的系统性的彻底灭绝,意味着用压倒性的肯定性思维来彻底取消任何否定性思维存在的可能性。

这就是钟美美不再搞笑,缪可馨犯下“负能量”罪的根源。

记得今年六一儿童节那一天,一位豆瓣网友给我发来了自己在某个摄影展上看到的一幕:

照片里,河边,白色连衣裙女子紧闭双眼,被一红衣男子压在身下。带着孩子路过这幅照片的家长惊慌失措,催促孩子赶紧离开。

乍看之下,照片里展示的似乎是一个性侵的犯罪现场。

然而懵懂的孩子一脸疑惑,他们并没有因为大人们的惊慌失措和催促而立即离开,而是仔细观察起这幅照片,并阅读起照片下面的文字说明:“《楚天金报》2009年5月7日,《出狱第九天,小伙勇救轻生女》”。

真相大白了,孩子们欢呼着雀跃起来:这不是犯罪,而是好人好事!

看完这则小故事,我写下这段话:在这个充满“正能量”的世界里,更接近真相的往往是孩子。希望大人们夜以继日制造的尘埃永远不会彻底湮灭这天赐的赤子之心。

而那些当了父母或做了老师就以为真理在握的成年人,倘若能在一个不假思索诉诸虚伪“正能量”的世界里,尚留有最起码的良心、诚实、勇气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也绝不至于在孩子们纯澈眼光的审视中,落得如此不堪的境地,以至于需要挥舞着权威的大棒让他们臣服,才能保全自己那点可悲的颜面。

这难道不是这个社会的悲哀,时代的悲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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