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非洲國家的政治轉型與中國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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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慶民

突尼斯革命與民主轉型對中國未來變革的啟示

在突尼斯爆發“茉莉花革命”後不久，在中文互聯網上也有人號召發起“中國茉莉花革命”。甚至在北京王府井等地，有人持茉莉花上街聚集。但無論網上還是線下，參與人數和範圍都相當有限，更沒有形成組成抗議的規模。在中共政權的鎮壓下，“中國茉莉花革命”被迅即扼殺於萌芽之中。後來，維穩體制日漸強化，在習近平上臺約壹年後，中國邁入高度極權的黑暗時代。

突尼斯的革命成功了，中國民間的反抗失敗了。不同結果的原因何在？簡單來說有以下幾點。

第壹，兩國專制政權的控制力不同。在突尼斯，反對派勢力雖遭打壓，但始終頑強存在（也可以說是因當局有條件有限度的容忍），且高度組織化和規模化。本·阿裏政權僅僅控制著最核心的政治權力，社會各領域的民間力量有生長和反抗的空間。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也得到壹定的保障。而在中國，以列寧式政黨和斯大林式官僚體制武裝起來的中共政權，壟斷了幾乎壹切權力和資源，不允許任何民間政治反抗力量生長，有著嚴密而強悍的維穩體系。所有媒體均在政權的掌控之下，文字獄牢籠囚禁了知識分子的靈魂，奴化教育更強化了多數國民的臣民心理。最重要的是，中共確保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將槍桿子牢牢抓在手裏，這是本·阿裏政權完全無法做到的。

第二，兩國的經濟社會狀況不同。革命前的突尼斯處於經濟下行之中，失業率高企，國民中彌漫著對政府的不信任。而十年前左右的中國，經濟還處於較快增長中，失業率較低，又有戶籍制度將農民工等群體捆綁在土地上避免大量流動人口造成動蕩。相較於突尼斯，中國的公共服務體系和基礎設施也較完備，哪怕存在著嚴重的不均衡不平等。

中共政權在經濟社會建設和政權建構中，還培養了龐大的（至少上億）依附於體制的精英階層/中產階級/既得利益者，這些人享受著良好的公共服務和較優越的物質條件，成為政權的可靠支持者。而突尼斯經濟貧弱、國家狹小，生活優渥的既得利益階層無論從人數還是比例，均無法與中國相比擬。

第三，兩國的文化和歷史傳統、國民的價值觀有明顯差異。突尼斯雖為伊斯蘭國家，但深受僅壹海之隔的法國等西歐國家進步思想的影響，自由主義和民主思潮流行，國民有著高漲的政治熱情和變革意願。而中國長期受儒家法家等專制主義文化浸染，又在清代及中共統治時期飽受高強度奴化教育和洗腦宣傳，國民普遍對政治冷淡，缺乏公共意識和變革欲望。

此外，本·阿裏政權與中共在統治面臨極大危機時的應對態度也不同。突尼斯“茉莉花革命”開始後，本·阿裏壹度選擇“胡蘿蔔加大棒”，壹邊安撫壹邊鎮壓，但鎮壓過程多有猶豫，未狠毒到不惜壹切代價，最終其政權還是放棄了抵抗，其本人也流亡海外；而中共在六四時以鐵腕手段堅定而血腥的鎮壓了民運。此後三十年，中共也始終以暴力手段將壹切反抗扼殺於萌芽狀態，出手幾乎毫不猶豫、毫不手軟。

由於以上原因，2010年代的兩國，壹個在民主化道路上高歌猛進，另壹個走向近乎登峰造極的專制極權。

固然兩國壹些客觀的歷史和現實差異難以改變，但突尼斯革命與民主化的諸多經驗及壹些教訓，仍非常值得中國的有識之士加以參考借鑒。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政治轉型更是如此。這些經驗教訓前文已或多或少提及，在此只做些簡明扼要的總結和補充。

第壹，政治反對力量高度組織化、體系化，公民組織和行會發達且活躍，各組織規模龐大、群眾基礎深厚。如前所述，突尼斯總工會等組織在革命和民主轉型中出力頗多，是革命成功和和平轉型的主要功臣。壹盤散沙永遠不能成事，高度組織化和強高效的集體行動能力是社會運動、民主運動走向成功的前提。

突尼斯這些組織和政黨，在專制時代即有龐大的群眾基礎，民間無人不曉，有著充分的現實影響力與廣泛知名度。所以，革命時反對派才能動員起大量民眾起而抗爭，轉型時才能實現全民的普遍參與。政治不能小圈子化，啟蒙和吸納大量平民大眾參與，日常就在群眾中紮根，才能推動實際的變革。

相對於突尼斯，中國海內外政治反對力量極為分散，有限的組織也規模甚小，且結構松散、缺乏凝聚力，各派系之間還爭鬥不休。在中國民間，很少有人具體知曉這些反對派人士及組織。雖然這有中共政權激烈打壓組織化公民運動、實行嚴密信息封鎖等因素，但反對派自身對組織建設和擴大影響缺乏重視，缺乏在民間的深耕細織，也是原因之壹。沒有組織，即便14億國民中能夠有上億願意以行動抗爭者，也因為各自孤立無援、缺乏相互聯通，被政權“以少制多”。

不可否認的是，由於政權的鎮壓和破壞等客觀原因，各國反對派都存在組織化困難、集體行動受阻的情況，但中國反對力量壹盤散沙、集體行動力差的情況相對最為突出，且和中共執政集團超強的組織性、強烈的對外壹致性、高效的行動力形成尷尬的鮮明對比。相對於中國14億人的龐大規模，參與政治反抗運動的人數少得可憐，比例更不用提。而如波蘭、南非、巴西、西班牙、韓國、緬甸等國曾有過的專制時代，民間都有極具影響力、人數眾多的政治反抗組織，如波蘭的“團結工會”、南非的非國大及“民族之矛”、韓國的新民黨及“民推協”、緬甸的民盟等。這些組織在其國家走向民主化過程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對中國政治反對派來說，強化組織、促進整合、擴大群眾基礎，勢在必行。首先，需要將反對派成員之間松散的聯系變為牢固的組織，將集體行動常態化；第二，不同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奮鬥目標的組織，無論左中右和階層地域，應該在堅持“共同的底線”，求同存異，並在必要時聯合行動、共同發聲；第三，政治反對力量不能局限於小圈子和個別人，而應該積極發動群眾、拓展宣傳途徑、啟蒙和招納各階層人士，盡可能擴大規模（當然也不是寧濫勿缺），達到可以發動具有廣泛影響力運動的程度。

囿於目前中國高壓專制無孔不入的狀況，想較快做到這些當然不可能。但應該向這樣的方向努力，並在有發展空間時積極抓住機會、紮穩樁角。

第二，公民社會成熟、思想啟蒙有力、公民政治參與行動力強。自法屬突尼斯時期，突尼斯的公民社會就已萌芽，在布爾吉巴和本·阿裏專制時代也未被摧毀，民間反抗力量規模可觀且強韌。而公民社會所依賴的思想基礎，即思想啟蒙，也根植於百年以來的突尼斯民間。而思想又驅使了行動，讓突尼斯國民廣泛投入到“茉莉花革命”和民主轉型的過程中。

恰恰相反的是，當今中國國民普遍受信息封鎖和洗腦教育，缺乏權利和義務意識、奴化和臣民思想泛濫。這樣的國民心態和輿論環境下，人們根本沒有改變現狀的意識和參與變革應具備的基本常識。這繼而加劇了公民抗命的衰敗以致消失。而且，自從中共建政起，中國大陸民間的、獨立的政治力量很快被摧毀殆盡，公民社會長期處於空白狀態，今日自然不可能平地而起。

另壹個重要因素是，理應積極推動中國民主進程的政治反對人士、社會活動人士中，有壹部分人並未全力以赴去引導、組織公民社會的建設和公民運動的開展。這既有外因（政權打壓），也有內因（未盡力而為）；既有方式問題，也有理念問題。或出於愛惜羽毛，或由於被迫害的恐懼，許多人的政治反對停留在口頭，而未付諸實踐；只在意氣相投的圈子中相互附和，而沒有走入大眾社會裏傾聽、理解、加入、引導，甚至並沒有起碼的同情心同理心，更做不到以人民的苦痛為自己的苦痛。中國民間處處都有體制性受害者，不乏希望推翻專制的百姓，但政治反對人士卻沒有與他們建立良好的連接。有部分政治活動人士雖經常發聲、介入熱點問題，但言論誇張離譜、與中國的現實明顯脫節，經常轉發壹些不加辨別的謠言，語言缺乏真誠和理性。這樣從事實到情感都有問題的言論很難打動國人。

中國的政治反對派現在需要做的，是利用壹切可資利用的條件，推動國民啟蒙、牽引維權運動，見縫插針、穿針引線式的構建公民社會的基底。面對打壓，既要敢於抗爭又要勇於妥協，逐步維護和拓展公民運動的空間，將政治抗爭目標與民眾關心的微觀問題結合起來，引導民眾的覺醒和維權抗爭政治化（有時為了策略也可反過來，目的為政治變革但以非政治問題為突破口），提高抗爭運動的動員能力，必要時積極與中共統治集團中的開明派合作，為民主變革做鋪墊、為變革後的民主轉型打下基礎、為未來社會的良性運轉提供預備。

雖然同樣由於如今嚴酷的環境，以上需做的實踐起來並不容易。但只要有決心和意誌，善用技巧，利用壹切條件傳播啟蒙和擴大影響，利用專制下的各種統治空隙，盡可能的做事，正心誠意（當然這個需要靠自覺自律自省），並不會壹事無成。在政治環境好轉時，更要全力促進公民社會的發育和進步公民的培養，為徹底變革奠基。

第三，革命綱領進步、民主轉型方向正確、社會主流思潮切合先進文明。如前所述，突尼斯深受歐陸文明尤其法國的影響，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思潮興盛，平等、自由、博愛等價值觀深入人心。正是因此，突尼斯革命中左翼進步力量在革命中貢獻甚大，在新政權中占據半壁，也讓民主轉型走向世俗進步主義。維護和發展勞工權利、婦女權利，成為革命和轉型中的重要目標和關鍵組成部分。而著重於法治建設和促進收入分配公平，體現了革命後突尼斯各界對公正和平等的強烈追求。

值得再次提及、特別強調的，是突尼斯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的相對興盛。前述的突尼斯總工會、“勞工與爭取自由民主論壇”、突尼斯工人黨等組織與政黨，都在突國內有著很大影響力，並助推了革命結果的成功與革命方向的左傾。他們代表工人、農民、婦女、少數群體等相對弱勢的普羅大眾，積極發動工運、學運與婦女解放運動，維護勞動者、被侮辱與被損害最嚴重者的利益，是民主轉型中捍衛平等公正的最堅定力量。

中國的政治反對派主流則與突尼斯恰恰相反，絕大多數人是右翼分子，受英美保守主義影響大，信奉大市場小政府，崇尚所謂的“自發秩序”，主張自由高於平等、秩序又高於自由。客觀的說，持這種信仰也無可厚非，其聚焦於對過度集權、官僚主義、“政治掛帥”的批判也很有意義，但其意識形態的傾向顯然是不利於改變中國貧富差距懸殊、權利義務極為不對等、社會極大不公的現實的。如果壹場變革不能足夠惠及大多數國民，那變革還有多大意義呢？甚至還有許多反對派人士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主張弱肉強食、完全的自由放任。他們蔑視平等、反對再分配、反對平權，忽視工農大眾等弱勢群體權益；在價值判斷上則往往反對科學理性，反智狹隘。這樣的就不是無可厚非，而是很惡劣了。

與突尼斯民主力量中社會主義者眾多完全相反，中國政治反對派普遍仇視社會主義。他們將形左實右、只是名義上信奉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中共，和大多數國家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民主社會主義者混為壹談，逢“共”必反。而事實上，無論西方發達國家還是亞非拉民主國家，其信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政黨及成員，許多都是極具正義感與獻身精神、關懷弱勢、強烈追求社會公平的（當然也不乏虛偽、腐敗者，但這存在於任何政治信仰者之中，比例高低和所在國政治體制和社會環境有關，並不是政治信仰導致）。而且他們大多都堅持以和平的議會鬥爭和社會運動爭取目標，承認政治多元化，而不是訴諸暴力、主張壹黨專制。在貧富分化嚴重、到處充滿不公和壓迫的世界，這些左翼乃至極左翼力量往往是被剝削與被壓迫最深重者最堅定的捍衛者（當然這些人也不是聖人，更不是全都是好人，只是相對而已罷了）。正是有了他們，保守反動勢力才受到壹定的制衡，弱勢者才有了壹點話語權和地位、沒有被世界完全拋棄。

需要說明的是，並不是所有中國政治反對派均是如此。但從比例上說，無論中國大陸還是海外的中國政治反對派，大多數的確是右傾、保守的，其中頑固、愚昧、冷血的也不在少數。

中國的政治反對派如果真的以民為本、希望建設壹個比當今中共政權統治下的中國更好的國家，就應該摒棄頑固保守、扭曲偏激、無腦仇“左”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向國際上的進步主義思潮靠攏、與各國進步力量聯合，積極參與民權運動、平權運動、維權運動，向結構性不公開戰，致力於促進社會公平、保護弱勢，構建壹個高度文明、每個個體都能不受欺負和自由發展的社會。而且，這也有利於動員平民大眾參與到變革中來，而不是變成少數社會精英的政治遊戲。

第四，較好的處理了宗教問題和調和了宗教與世俗的沖突。如前所述，突尼斯是壹個伊斯蘭國家，國民99%是穆斯林。而包含薩拉菲主義等極端保守力量的主要政黨“復興運動”，也是壹個宗教性質的政黨，在突國內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專制時期，宗教勢力既反專制，卻又傳播保守的宗教教義，試圖建立壹個基於伊斯蘭教法的宗教政權取代世俗專制；革命及革命後，宗教勢力利用政治真空迅速壯大，“復興運動”壹度成為最大政黨，試圖推動國家伊斯蘭化、以“經”治國。這對於突尼斯國家的世俗主義、國民的基本人權是巨大的威脅。

但在世俗勢力堅定的抗爭與宗教勢力中溫和派的克制下，伊斯蘭主義者沒有與世俗主義者爆發大規模的流血沖突，而是通過民主選舉和多方協商的方式達成妥協，在保障宗教勢力在權力分配中占有相當份額、法律系統中保留壹定宗教成分的前提下，頒布了壹部整體上世俗化的新憲法，並建立了壹個非宗教化的、世俗主義的政權。這不僅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宗教恐怖主義肆虐的中東有重大意義，也為世界許多國家樹立了榜樣。

中國在走向民主化過程中，同樣面對著棘手的宗教問題。比較突出的，是中國維吾爾族、回族等民族信仰伊斯蘭教，且與非穆斯林的漢族在歷史和現實中都有過激烈的暴力沖突。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糾纏在壹起，讓問題變得更為復雜嚴峻。與突尼斯類似，來自沙特等國的瓦哈比主義等屬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的境外宗教思潮通過各種途徑滲入中國，也加劇了中國涉伊宗教問題的嚴重性。如果中國開啟民主化進程，不可避免的會導致宗教色彩強烈的民族分離主義勢力趁勢起事，釀成民族悲劇的血雨腥風也難以避免。

而相對隱蔽但越發重要的，是中國基督徒人數的迅速增長、基督教勢力的坐大。雖然由於政治原因等，中國的基督徒人數很難確定。但根據不同途徑估計，中國基督徒大約有2000萬至8000萬人（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等各基督教派別），且每年以10%的速度迅猛增長。相對於佛教徒、道教徒等，基督教徒的信仰更虔誠、委身程度高（經常參加如禮拜等宗教活動）、組織化程度高；相對於穆斯林，更積極對外傳教、發展人員，在中國的分布範圍也更廣。這意味著，未來的中國，基督教勢力將有非常重大的影響力，甚至可能導致中國主流社會基督教化。雖然宗教對人與社會有壹定的積極作用，但其歸根結底帶有保守性、唯心性、排他性，強調神性高於人性、重視傳統排斥革新、崇尚秩序抑制個人自主，並有可能在某些時機制造宗教暴力，甚至建立“以宗教教義為綱”的政權、“以教治國”。

很令人不安的是，中國政治反對派中，有相當比例的基督徒，且大多非為自由派基督徒而是屬於福音派和基要派。這些人正是上個問題中提到的右翼保守主義者、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反智主義者中的主力。他們把宗教價值觀淩駕於普世價值、世俗主義之上，反對政教分離（其美其名曰“政教分立”），蔑視理性和科學，主張以基督教教義為原則治國。這不僅與國際上人文與理性為基礎、政教分離為原則的普世價值相悖，還與歐美基督教主流即自由派化、人權化的宗教革新迥異。

誠然，每個人都有宗教信仰自由，作為政治反對派人士，出於各種原因信仰基督教包括其福音派基要派思想，是其基本權利。而宗教和教徒也可以作為反專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起到獨特而重大的積極作用。但在中國民主變革及轉型中，任何宗教及教徒的價值觀和利益都不能淩駕於全國人民之上，不能通過壹些手段誘導、洗腦，甚至強迫半強迫的讓大多數未信仰基督教的國民皈依、服從。在政治反對派中，個人信仰宗教沒有問題，但不能以壹些方式讓別人也去信仰，更不應拉幫結派排擠其他世俗反對派人士、利用人多勢眾軟硬兼施的將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政治選擇強加於人。而且，宗教保守主義與近300年來世界文明核心理念即人文主義（以人為中心、人權至上）、理性主義（科學的對待壹切、祛魅化）背道而馳，也與政教分離、宗教回歸為個人信仰（而非制度、法律和公共生活的指導原則）的趨勢相逆，不利於發展民主化後國人的權利與自由。中國政治反對派若想真正為人民爭得自由和解放，就應該堅持人權至上、個人自由自主第壹、以科學理性的內容形式建構國家和社會，以最大程度實現國民的自由和幸福。對於宗教，應該發揮其導人向善、社會救濟的作用，抑制其束縛個人自由、損害科學理性的影響，取精去粕，以揚棄的方式待之。

至於中國的涉伊斯蘭問題，與民族問題壹起成為中國民主化時將面臨的局部但棘手的問題。悲觀的說，那時發生流血和動蕩基本無法避免。尤其習近平時代在新疆設置集中營，關押和虐待上百萬維吾爾、哈薩克等民族的穆斯林（還有數量不明的被殺害或虐待致死），種下了極大的民族和宗教仇恨，終究會爆發。未來民主化時期，只能通過追究相關人員責任、平反與補償等方式，盡可能撫平傷痛、實現正義，為更遠的民族和解創造條件。而長遠來說，堅持國家世俗化、民族平等與宗教自由，並強化人權、個人權利觀念，以淡化與超越以民族、宗教區隔的各種群體的排他性權利，是處理相應問題最合適的方式。

突尼斯、中東、中國的未來

雖距革命已近十年，但突尼斯的民主轉型並未結束，成就和失敗並存。成就方面，突尼斯建立了憲政民主體制，實現了普選與多黨制，政黨輪替和政治妥協也標誌著民主政治的成熟化，整體上以和平的方式走上民主道路，避免了宗教勢力與世俗力量的內戰，遏制了宗教極端主義的崛起，將各政治勢力和利益集團的博弈引上非暴力解決的軌道，壹定程度實現了社會公平和分配正義，工人及普通國民的政治經濟權利得到較好保障；失敗方面，經濟始終未得到提振，失業率居高不下，國民貧困率仍很高，治安不容樂觀，社會治理水平較差，宗教與世俗的對抗仍激烈、局部沖突和暗殺時有發生，民粹主義逐漸擡頭。

總之，突尼斯民主轉型成就顯著的同時，問題也很突出。其成功的主要是政治層面，而失敗的多是經濟問題。如前所述，其成敗都有許多客觀原因，但現狀並非不可改變。民生與民權同樣重要，二者缺壹不可。政治民主既可以刺激經濟活力，也容易導致經濟動蕩和政策反復。對政府來說，如何擬定和執行良好的經濟政策，保證政策的連續性和合理性，以及兼顧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非常重要。

在更廣泛的社會治理層面，突尼斯政府需要做的更多。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是壹個國家正常運轉、關系到國民基本生活質量的基石。民主政府需要積極回應國民的訴求，合理制定政策和調配資源，在教育、醫療、就業、治安、養老等領域不遺余力，改善國民生活質量。

但就我個人看來，突尼斯在中短期很難在經濟和社會治理領域取得突破。想要改變，需要清廉高效的政府、完善的法治、公民素養較高的國民、良好的外部環境等，這些都不是壹朝壹夕可以實現的。這近十年的民主轉型，僅僅建立了社會變革的框架，而未深入到更具體更基礎的層面，也不可能在這有限的時間內補齊上百年的貧窮落後。

經濟的疲軟也會反噬政治，民粹主義的興起就是例證。突尼斯推翻了專制，但民主也可能帶來民粹。民粹主義的典型特征包括短視、狹隘、極端，往往以損人來利己，理智被沖動取代，導致不同群體的國民相互仇視，各種矛盾激化，國家動蕩不安。這樣的國家，是不可能實現跨越式發展、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尼斯如今政治和經濟還都很不發達，民粹的破壞力會給脆弱的國家更大傷害。

總之，突尼斯的前景是復雜的、混沌的，還沒有形成壹種較為固定的政治風格和經濟特色。2019年，突尼斯人均GDP僅3287美元，排世界第124位。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下，突尼斯距成為壹個體制完善、經濟繁榮、人民權利得到充分保障的國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但對於專制蹂躪或/和戰火肆虐的中東來說，突尼斯的民主轉型已是很成功的、足以作為榜樣的。如本文開頭所述，“阿拉伯之春”後絕大多數中東國家都未走向民主與和平，專制的王室、暴力的軍人寡頭、極端的原教旨主義分子瓜分了中東政治版圖，溫和中道的世俗化力量被邊緣化，基於各統治集團私利、民族和宗教紛爭、地緣政治博弈、域外列強幹涉產生的暴力沖突與利益勾兌盛行，人民飽受戕害。因此，突尼斯的民主轉型，哪怕粗枝大葉、局限明顯，也足令中東各國民眾羨慕。

不過，在中東各國專制力量強大、宗教保守與極端主義根基深厚、族群矛盾復雜、政治暴力傳統悠久的狀況下，突尼斯的成功很難復制。例如沙特、阿聯酋等海灣君主制國家，因盛產石油，統治集團有足夠的資本軟硬兼施的壓服民眾；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等國教派與民族矛盾嚴重，各方互不相讓，民主化被分離主義綁架，族群利益壓倒了國家利益，各勢力無法取得共識，動輒暴力相向；埃及、利比亞、阿爾及利亞等國軍人長期幹政，尾大不掉，文人政府不是遙遙無期就是脆弱和傀儡化。而美歐和俄羅斯等域外大國出於自身在中東的利益，各自扶植不同勢力明爭暗鬥，往往並不管其扶植的政權多麽骯臟。美歐雖標榜人權，但現實裏還是把自己的國家利益甚至黨派利益放在第壹位，人權只是次之又次的考量（如為石油和地緣政治姑息沙特的政教合壹君主專制，為打壓反美宗教勢力默許埃及軍人集團重新上臺）。這樣的內外環境下，中東各國想建立真實的現代民主體制，難上加難。

自二戰以後，中東各國都在現代化的道路上探尋。民主，理應是現代化的基本組成部分。可是，除以色列這個猶太人為主的國家外，其他各國要麽沒有民主，要麽其民主有嚴重缺陷。這幾十年來，大多數中東國家也未變得相對更加民主，甚至如土耳其等國還發生了民主倒退。有些國家政局的劇變，只是軍人掌權取代君主獨裁、神權政體取代世俗專制之類罷了。目前看來，前幾十年沒有解決的問題，後幾十年也沒有大幅改變的可能。中東各國還要在走向民主的道路上長期跋涉。

突尼斯民主轉型可以告訴中東的，是和平、妥協的重要性，是世俗化與多元化的意義，是讓抗爭走上合理方向的路徑，以及各方勇敢追求民主、用心捍衛民主的精神品質和價值選擇。這些只能作為壹種借鑒參考，每個國家自己的路還要自己走。

突尼斯民主轉型對於中國的啟示，前面已做了詳細分析和闡述。其實，我非常明白中國和突尼斯政治環境的巨大差別，也理解中國政治反對派及潛在反對派（即內心支持政治變革但無公開透露和表明觀點者）的現實困境。突尼斯政治反對力量的許多作為，想在中國復制可謂難上加難。尤其涉及組織和行動的方面，如今的中國幾乎沒有任何空間。我所說的借鑒，並不是立即的、完全的復制突尼斯，更多是壹種遠景和大致的指向，以及壹種與現實有不小距離的希冀。對於中國能否早日走上民主化道路並較好的實現民主轉型，我是比較悲觀的。

但我們總得思考、行動，在絕望中尋找希望。如果灰心喪氣，那更改變不了現實。而如果只等待“天下有變”，不僅不切實際，還不負責任。假設壹百年後中國民主了、民生幸福了，而我們這些人、這代人卻並未為那時的民主貢獻任何實際力量、沒有付出任何代價，那我們不配面對未來的國人。當然，那樣我們更對不起現在的、民主化未實現前的國人。我們怎麽能坐視專制、弱肉強食、暴力、謊言、黑暗繼續長期存在、荼毒許多代累計數十億人呢？

假設我們等壹百年後“自然”變民主了，那這壹百年間有多少受害者？其中多少因沒有民權、民生貧乏而受盡屈辱乃至家破人亡？多少人在欺淩和虐待別人，又有多少人被欺淩虐待？多少孩子、成人在國家和社會的謊言中生存、被從小到大欺騙，自己也成為說謊者之壹？歷史和現實的真相還要被扭曲、塗改多久？弱勢群體還要怎樣被折磨、被剝奪權利和自由？有權力和權利者無義務，承擔義務者沒有對應的權利，勞動付出與收入嚴重不對稱，到處是不公平，囂張跋扈趾高氣揚、忍氣吞聲和麻木不仁的情形還要存在多久？有壹些反對派自己有能力置身事外，可絕大多數人民不可能都隱居避世、與世無爭啊。

何況，如果壹直沒有人、很少人去奮鬥抗爭，壹百年後中國就壹定“自動”民主了嗎？即便表面上變民主了，民權和民生就真能得到保障了嗎？從古到今、無論中外，無論由奴隸制走入自耕農經濟的相對進步，還是由隨意驅使勞動、毫無保障的野蠻資本主義時代到今日八小時工作制與同工同酬、廢除童工和實行義務教育、設置養老保障和退休金的現代經濟社會體系，以及由被異族壓迫殖民到民族解放、種族民族平等，哪有沒有抗爭、無人推動而達成的目標、實現的權利？

我們這代人、現在活著的人不去改變，那只有未來的人承受犧牲。如果未來的人效仿我們，那以此類推，壹代代推卸責任，那民主自由壹直都無法實現，我們都將是歷史的罪人。誰都不當先行者，都等著摘桃子，這樣的民族不可恥嗎？如果說那些沒有身份地位、知識、尊嚴感被摧毀殆盡的弱者、百姓，因為沒有意識和能力抗爭，還情有可原，我們這些哪怕有些資源、受過教育、有著壹定知識水平和生存自由的人，有什麽理由不去改變這不公不義的現狀呢？至於社會地位、個人權利、生活水平上優於大多數人，位於既得利益者甚至特權階層行列的，就更有義務改變現實了，不僅在於權大責大，還在於這些人是在專制叢林社會中大量得利，有原罪，是靠直接和間接損人利己、擠壓他人利益而“優勝”的。

我們絕不能坐等，每個人都應該投入到改變中國的現實中來，在歷史進程中貢獻自己的壹份正面的力量。我們還要知道，與突尼斯及許多國家壹樣，推翻專制、建立民主體制，僅僅是完成了民主轉型、社會進步的壹個階段，此後還有更漫長的路要走、有更復雜的問題要解決、更細碎但硬實的阻力要克服。例如民主與經濟發展就非正相關，甚至會因陣痛導致經濟衰弱；民主和自由化會讓壹些曾經被專制強壓而塵封的仇恨與沖突重新被激發，不同群體矛盾公開化並加劇對立；特權集團成員利用專制時期的“原始積累”，在民主法治體制的“合法途徑”下繼續當“人上人”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下，我們也會清楚看到民主社會到處是難以根治的社會痼疾和醜惡現實、了解到人性多麽復雜和陰暗。但不能因此就否定民主、唱衰民主。民主本就不能解決壹切問題，只能為壹切問題的解決提供壹塊關鍵的踏板，前面還有無數激流和荊棘。反過來說，不實現民主，千千萬萬的問題都被專制極權阻礙而不能有根本的改觀。

只有行動，才有希望，才有改變，才有值得千秋萬代永續生活的未來。

品葱用户 反共左派 评论于 2020-08-30

突尼斯的民主化證明沒有龐大的偏右的中產階級與資本家的參與，沒有對哈耶克主義的普遍認同，依靠偏左的藍領工人與民主社會主義以及社會民主主義的認同，可以成功的讓一個國家民主化。

品葱用户 反共左派 评论于 2020-08-31

雖然中國的環境比突尼斯民主化之前惡劣很多，但是突尼斯的民主運動的方式值得中國民運人士借鑒，突尼斯的政治轉型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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