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轻人提桶跑路的第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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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岁的曾浅石靠做日结工为生,全国各地的廉租房是他的落脚点。他出身贫困,未能完成初中学业,又长得瘦小,在有限的体力劳动中辗转谋生。

在当代社会做一个游民,看似拥有了世人眼中最奢侈的自由,却要为此承受贫穷和不安,以及与社会维持微弱连结的飘摇。

四处游荡

围绕着一条流水线,十几个工人对坐一圈。一瓶瓶没有封盖的卸妆水排着队来到他们眼前。

桌椅的高度完全契合矮个男人的身材,曾浅石如同融为了机器的一部分,力臂一样的胳膊重复着精准的动作,一手扶住瓶身,一手拿起瓶盖,大拇指和食指发力,把瓶盖紧紧拧上。

从上午8点到晚上8点,除了两次吃饭和两次上厕所的时间,传送带一刻不停地运转着,曾浅石不断重复同样的动作。一天下来手指开始酸痛,如小虫在皮下爬行啃食。

走出工厂天已透黑。那是2023年1月12日,离过年还有将近10天。曾浅石当下决定辞职,直到过年都不再找活干。

33岁的曾浅石过了五年“做一休三”的日结生活。提桶跑路是他的生活常态。他游走于全国各地的劳务市场,四处打短工。做的大多是一日一结的工作,干一天就结束,长的也不过连续五天。超过10天的工作绝不考虑。

曾浅石生长于江西遂川县一个山村,初中没读完就跟叔叔去外地打工了。2017年,他还在一个工厂做长期工。有天领班安排他下周上夜班,周一白天他便没去上班。结果领班怒气冲冲地打来电话,说没有正式通知他上夜班,以旷工为由把他开除了。

这件事让他对打长期工厌恶至极。他决定摆脱这种遭人拿捏的状态,只做随时可以跑路的短工。

在这之后的五年,他几乎做遍了所有形式的体力劳动,包括快递分拣员、仓库打包员、五金厂操作员、医疗厂打包工、景区保安,也送过外卖、摆过地摊。仅2022年,他就做了15种不同的工作。

出于对稳定工作的厌倦,曾浅石靠日结工作享受着世人都艳羡却不敢追求的自由,同时也承受着常人最难以接受的漂泊和贫困。

他喜欢干轻松一点的活。比如在路上拦电瓶车给它们上牌照,在社区做防疫保安,或是在电商园扫描快递面单。这些活儿往往只招临时工,干个两三天,岗位就自动解散。有次他找到一个工厂,工资高,宿舍洁净舒适,到了那里得知要干45天,便毫不犹豫地离开了。

去年十月,他在苏州市找到一个在物流园装车的工作,密密麻麻的大包货物快速从传送带上滚落,他要及时把它们装上。不到10分钟,堆积的货物就快把他埋了。他实在扛不住,把工作服还给领班,当下就不干了。

从物流园出来,他打了个车到火车站,又花了16块钱买了张高铁票,从苏州逃回昆山。忙乱了一晚上,没赚到钱,反倒搭进去一些车费。

图 | 在物流厂工作

有人说曾浅石执着于提桶跑路的生活,是因为吃不了苦。他身材瘦小,个头只有1米63,这在劳动力市场上是个缺憾,甚至招保安的岗位会直接刷掉他。倒是他自己怕被人看扁,很是在意自己的面貌,每天出门前,曾浅石都会花个五六分钟把头发吹出造型,再打上发胶,还会定期把眉毛修剪齐整。

清爽的形象还给曾浅石带来过一段演艺生涯。他曾在横店、宁波象山影视城跑过龙套,因为相貌端正,打扮得精神,有时他能在一众群演中被提拔成有台词的路人,有次在一个古装戏里他还被安排跟男二号对话。

图 | 在影视基地

游荡中的年轻人在不同城市间随意切换。夏天在南方打工酷热难耐,他便跑去北方找活儿干,北方的食物吃不习惯,待不了几天他就又回到南方。

没有稳定的收入,曾浅石常年维持着低水准的消费,吃快餐,住三四十块一晚的房间。有的房间比储藏室还狭窄,有的就是在厨房里放了张板床。除了吃住,他的消费只有喝饮料和去网吧,这两项爱好他戒不掉。

他所有的行李装在一个背包里,里面有两件外套,一件轻薄的羽绒服,一件毛衣,裤子两条,还有两件 t 恤,全是耐脏的黑色。此外还有十几双袜子,一双拖鞋,一个吹风机,一个电热水杯。

最拮据的时候兜里只有10块钱。他买了桶泡面,两瓶矿泉水,分文不剩后急迫地寻找工作。没钱的时候,他曾在火车站大厅的按摩椅上睡了一晚。他还住过公共厕所,在一个宽敞的隔间铺了块布就躺下睡了。

一个问题青年

最初决定外出打工,始于曾浅石对美好生活的简单想象。一个在学校成绩垫底的孩子,尝到的只有学习的枯燥和老师的批评,打工生活带给他一丝挣脱痛苦的希望。在更难和更容易的选择面前,他毫不犹豫地押注了后者,等待他的却是一条更加曲折的道路。

曾浅石念初一时,班主任天天苦口婆心地劝差生好好学习,说这是穷孩子日后能出头的唯一路子。曾浅石却有了辍学的想法。

每年过年,他都看到外出打工的哥哥们穿着新衣服回村,用着那个年代正流行的天线手机。曾浅石家里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一年吃不上几回肉。外出打工带来的财富给了他直观的冲击与诱惑。

那些人还告诉他,在外面打工很有意思,能认识很多女孩,还能看到海,去大海里游泳。他日思夜想,脑子里只剩一个念头:走出去。

2006年,退学后的曾浅石跟着叔叔去了福建的鞋厂打工。如愿看到了海,也尝到了那些哥哥没有告诉他的苦味。打工的日子,要忍受从身到心的折磨。

在车间做活同样会饱受挫败与恶语批评,程度比在学校更甚。组长见到他就要骂他几句,说他笨、学得太慢。鞋面上有一针没缝好,就要被退回来返工。比学校更残酷的是,即使他做好了,也不会得到褒扬。

那时,他有个表哥也在鞋厂工作。表哥有大专文凭,在鞋厂做销售,平时在办公室工作。曾浅石去过几次他的办公室,发现那里的一切都是车间的反面。

巨大的车间被机器与工人占满,工作时几十台缝纫机在耳边哒哒哒地交响。单调重复的声音连续扰人近十个小时,有时甚至要响彻通宵。车间的窗子对着走廊,白天几乎没有光照进来。

那是曾浅石第一次意识到学历给人带来的差距,悔意涌了上来。表哥建议他去学学编程和鞋样开发,可一想到自己念书时就什么都学不好,这次更不知道学多久才能成事,他还没开始尝试就退缩了。

日子变得没有盼头。被组长骂得太烦的时候,他就翘班去网吧打游戏,或是去海边玩。6个月以后,他离开了工厂,先后去了KTV和酒吧做了服务员。性格开朗又会来事的他在酒吧有过小高光,一路做到了领班。只是后来生意下滑,压力之下他没能在那一行进阶。

图 | 曾浅石在酒吧工作时

一步步地被推到稳定的边缘,最终他轻轻地迈过那条线,过上了彻底放弃安定的游民生活。选择做游民,在很大程度上是抛却长期发展、积累财富的可能,这源于他难以想象自己能够拥有富足美好的生活。

更加轻松的游民生活令他上瘾,稍不顺心便可以转头离开,免于忍耐。他曾经吃海鲜过敏,差点死于窒息,之后更加坚定现有的生活方式,觉得人总是要死,与其长久地在一个地方忍耐、受苦,不如随性轻松些。

广东惠州是曾浅石的一个据点,那里物价低廉,气候和饮食都适宜,劳务中介也很多。在别的城市混不下去时,他就会回惠州呆着。他常去同一家网吧上网,那里蛰居着很多和曾浅石类似的日结族。

网吧进门的阶梯上,放着一溜行李箱、编织袋和水桶,没活干时日结工们就来这里消遣。日结族大多只有小学或初中学历,干一天活挣一天钱,钱花完了再继续找活干。住所也游移不定,有时是每月一两百元的短租房,有时是每日几十块的日租房。

东南沿海城市密集的工厂滋养了日结族。曾浅石发现,很多小型工厂几乎完全依靠日结工做活,长期工则成为监督者。影视行业的勃兴一度让“做群演”也成为日结工作的主流。而近年随着短视频的兴盛,游荡在四处的人们开始在互联网上展示自己的生活,以此谋求到一份生存补贴。

这些年来,曾浅石遇到过不少在全国各地漂流的日结族。每个人选择做游民的时间各不相同,原因却大抵相似。他们都厌恶进厂打工,不想像机器一样在流水线上劳作。在内心深处,他们不认同既定的社会程式,不相信按劳分配的存在,对于积累财富、进而置业结婚不抱有希望,认为自己“没有这个命”。

面对他们认识的不公,游民唯一的抵抗就是削弱与社会的联结,游离在体系之外,自我放逐。‍‍‍‍‍‍‍

回不去的家

春节前几天,曾浅石回到江西吉安。吉安离他老家只有100多公里,从火车站出来后,他犹豫了整晚,还是没有回家。

他已经将近8年没回家了。他想回去看看,尤其在过年的时候。去年过年,他和朋友在工厂附近找了一家小馆子,点了一个辣椒炒肉,一个蒜苗炒肉,算是年夜饭。

他怀念小时候过年的热闹,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丰盛的饭菜,整夜都是鞭炮声。他听说近年村前还修了新的公路。他想去看看,也想再上山挖一次冬笋。

只是家之于他已经不再是家了。

童年时,曾浅石对父亲的印象模模糊糊,这个撑起一家的男人只在过年时回家。看到儿子倒数第一的成绩单,他只苦笑着摇头说“怎么就考这么点分。”在曾浅石的记忆里,父亲从未对他流露关爱。

随着他长大后退学、四处飘荡,父子间的矛盾逐渐激化。在父亲眼里,老老实实在厂里打工才是唯一的出路。曾浅石无力扮演父亲期许的家庭与社会角色,一个走在稳定轨道上的成年男人。每次与父亲对话,他总能感受到刺痛。

父亲常把他和别的孩子比较,说别人都买房买车了,而曾浅石“连个车轮子都买不起”。他成了家里晚辈的负面榜样。在家庭群里,父亲对曾浅石的弟弟妹妹们说:“你们要是不好好读书,就看看你石哥。”屏幕另一头,曾浅石心里很不舒服。他未发一语,默默退了群。

只有一次,父亲对他很满意,那是在2011年。22岁的曾浅石给父亲打去电话,说他找到一个女朋友,两人打算订婚,希望父亲能转给他6600元。父亲丝毫没有犹豫就把钱转了过去。

梦幻的泡泡终究还是被戳破了。曾浅石的哥哥发现了真相,根本没有订婚的女友,而是曾浅石被朋友忽悠去搞传销,有人教唆他跟父亲要钱。

这件事让父子关系降到冰点。最近几年,他们联系越来越少,如今已形同陌路。

曾浅石时常想象,如果他现在回家会是什么光景。家人和亲戚一定会揶揄他一把年纪了也没多少钱,更别提买车买房了。一想到这,他感到浑身尴尬,想回家的心被退堂鼓击得粉碎。

游民生活满足了曾浅石的个人欲望,却无法满足家人对他的期待。随心所欲地游荡了五年后,他发现自己成了一个不被社会接纳的人。现实压力以另一种方式紧追着他不放。

图 | 曾浅石居住过的日租房

作为游民,曾浅石无法拥有建立家庭的勇气与底气。他曾和一个网上认识的大姐一起摆地摊卖鸡爪,大姐经常问他,“老弟,你这样飘来飘去,我看着都累,你就不能稳定下来吗?”他告诉女人,也许交了女朋友后会考虑稳定下来。

2020年他在宁波交往过一个女友。亲密的关系没有维系很久,疫情渐缓后,曾浅石又想去外地了。他不是没想过在宁波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最终还是败给了没有耐性,觉得五六千的工资会挣得很不痛快。后来他执意了去外地,与女友渐渐不联系了,成了彼此好友列表里的陌生人。

对于建立稳定的社会联系,他陷入了一种死循环。如果到了结婚的地步,他愿意稳定下来。然而以他不稳定的状态又很难与人建立亲密关系。

2022年底,曾浅石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人。女人在服装店工作,两人越聊越热络,彼此产生了好感。他们在珠海见了面,一起在海边闲逛,女人送了他一件T恤和一瓶香水。那瓶香水成了他的背包里一件特别的东西,唯一不为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物品。

有天两人在微信上聊天,曾浅石问女人的理想男友是什么样的。“要有房有车吧”,女人说。他的心立刻凉了,知道这段关系不能发展下去了。再一次地,他与“落地”的机会擦身而过。

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开始意识到人总要在社会中寻到一处具体的位置。他身边的游民朋友们很多都是在漂泊间找到了落脚点。‍‍‍‍‍‍‍‍‍‍‍‍‍‍‍‍‍‍‍‍‍‍‍

有一个朋友去年五月起跟着他一同在各个城市间游荡,寻觅短工,经常提桶跑路。到了8月,朋友提前感知到为过年攒钱的紧迫,选择停在广东中山,找到了一份搬运货物的长期工。如今,他每月有了大几千的收入。还有一个朋友已经长住在广州,考了焊工证,能凭此找到薪水较高的工作。有次曾浅石听到他和家里人打电话吵架,但他也知道,朋友靠工作每月能给家里打去2000多元。‍‍‍‍‍‍‍‍‍‍‍‍‍

曾浅石想起了自己的父亲。60岁的父亲目前身体康健,再过几年,他总要给父亲养老。他需要开始攒钱了。过完年,他搬出60元一天的日租房,换到一间40元一天的。

他仍不想找稳定的工作,也不确定到底做什么能让自己攒到钱。他计划开春后搞个二手面包车拉货,继续在路上跑着。‍‍‍‍

- END -

撰文 | 佟   畅‍‍

编辑 | 孙雅兰‍‍‍‍

** 往期回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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