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教授的网络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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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疫情初期，难以解决所有患者和疑似病例患者的需求，病患及其家属开始在社交媒体求助。1月31日起，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童之伟，开始在微博转发相关求助信息，参与了一场网络救援。

除了住不进院的患者，童之伟还关注无人照料的儿童、买菜难的老人……每一条消息，或多或少包含了一个人、一个家庭的故事，汇集起来，成为他在疫情中参与记录的一份特殊报告。

文 | 王彦入 

编辑 | 王珊

老伴感染去世后，77岁的邹先生无人照料。

他患有帕金森病，生活不能自理。儿子和儿媳妇相继感染新冠病毒，去世的去世，隔离的隔离，唯一没有染病的二儿子跑船不在家。

他独自一人窝在武汉硚口区的家里，连续几天，没人送饭。

童之伟早上在私信里翻到了这则消息，简单判断后，他更新到了微博，“接到下列求助信息，我不太相信今天还有这样的情况，希望有关机构关注”。这一天是2月16日，武汉“封城”的第25天，童之伟开始发救助微博的第16天。这条信息随后上了热门，至今已有3000多转发，700多条评论。

童之伟是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武汉人。春节前，因为疫情，他临时退票，没能回武汉。在八百多公里外的上海，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他参与了一场网络救援。每天都有十几到几十条的求助信。每一条消息，或多或少记录了一个人、一个家庭的故事。

经过童之伟的转发，志愿者的关注、呼吁，有的患者拿到了核酸检测盒，有的顺利住进了方舱医院，还有的得到了有效治疗。

网络救助

第一条求助私信的具体内容，童之伟已经记不清。武汉“封城”后，一些病人家属在网上寻求救援，患者故事、病历遍布于豆瓣、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平台，其中几条，传到了童之伟的微博私信。

他很早便开始关注武汉疫情。一月初，看到新加坡、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针对疫情有所反应后，他就有些担心，怕出现SARS那种情况。但那时，武汉还“没有什么像样的动作”，他感觉有些奇怪。

随后的新闻印证了他的担心。1月20日，武汉卫健委通报，过去两日总计新增136名确诊患者。同日，钟南山接受央视采访时确认，新冠肺炎可以人传人。

童之伟做出一个重要决定。

他与夫人早已购买了1月21日上海飞武汉的机票，准备回乡过年。飞机起飞前十个小时，他退掉机票，留守上海。

之后，武汉“封城”，上海也启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随后的那些天，童之伟与大多数市民一样，戴上口罩。有时候出门逛超市，一路上，也碰不到几个人。

作为华东政法大学的教授，童之伟已有《宪法与部门法关系管窥》《国家结构形式论》等著作，困在家里，也还在看书写文章。

但一月底，那几条私信，改变了他的计划。“感觉大家都在‘抗疫’，我自己作为一个武汉人，没有别的什么（可以帮助），但自己微博粉丝群还比较大，关注我的记者、官员、知识分子也比较多。”

1月31日，他更新了一条微博：湖北求医无门的疑似病患，可以将姓名、地址、联系电话、病情、请求内容等私信或电邮给他，由他在微博统一代发，“我愿通过本微博公布发来的信息，借以推动当地相关公共组织或医疗机构予以关注。”当时，他的微博粉丝数为32万。

随后几日，求助信息陆续涌入。一位网友，家里三位老人感染，没床位；一位女士，家里两位老人患上新冠肺炎，紧接着，哥哥也感染，没多久，父亲去世，母亲、哥哥还在等待收治。童之伟也很无力，安慰几句，不忍心追问后续。

那段时间，类似求助如雪片散落于豆瓣、微博、朋友圈，网友还发起了“肺炎患者求助”超话。

参与网络救助后，童之伟要花大量的时间待在微博上。他一般八点起床，处理事务，不时翻会儿微博，整理、发布信息。有人发来信息截图，他将截图里的信息整理成文字，有的信息不全，他挨个提醒求助者补全必要资料。有一回，他一睡醒，打开手机，微博冒出6万多消息提醒，除了求助的私信，还有微博被转发的通知。最久的一次，他断断续续刷了十小时以上的手机。

来不及每条细看，童之伟只能快速浏览前几页。他有一套自己的判断标准。涉及弱势群体的、情况特别严重的案例，他会优先发布。一位清洁工，从外地来武汉，人生地不熟，被感染后求医无门。另一个孩子，12岁，家里大人都感染了肺炎。童之伟看到他们的经历，立马将俩人的信息置顶。

他尽力规避个人隐私泄露风险。删掉身份证号，但个人地址、联系方式可以保留——“因为你写清了详细地址，公布出去以后，那个地方的社区领导，就会有压力，所以公布地址是有必要的。电话是联络的常见渠道，也是必要的。”他说。

“发了”“遗憾”“请节哀”

最早的求助内容大多关于“一床难求”。确诊的、疑似的、发烧未检测的，许多人被要求居家隔离，与未有症状的家人共处一室。那几天，童之伟的微博，多是“请帮帮我，让我家人入院”。

求助在2月4日达到高峰。当天，在与病人家属私信沟通过程中，他先后听闻了五个死亡案例。那几日，他把手头正在做的事停下来，参与这场超出他事先预料的网络救援。

他一般接近凌晨才休息。最晚的一次，夜里12点20分，他还在更新微博。后来几天，关于肺炎的次生问题陆续见诸报道。除了肺炎患者，他也开始呼吁关注非肺炎病患治疗问题、滞留武汉的异乡人以及武汉城中老人的衣食住行。

这位法学教授很少在转发中流露出个人情绪。他与求助者的对话很简单，一般几个字，“好”“发了”“遗憾”。碰到特别揪心的案例，他才在转发时加一句“特别糟糕的情况！”“很不一般的情况！”“虽然我得到了不少回复，但求助患者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我的心里也没有底。”童之伟说。

也有质疑声。童之伟收到过一条私信，质疑他为何要帮80岁的老人求救，“年轻的好多病人还没床位等着化验呢，肯定要年轻病者优先……83岁也抢夺床位，你在扰乱社会吧。”

童之伟能理解对方作为年轻人的焦虑，他只能在对话框打下几个字让年轻人明白：“老人的命也是一条命啊！”

还有人看到童之伟的微博后，冒充基金会工作人员给病人家属打电话，说已联系好协和医院，可协助送医治疗。患者特意从武昌家里赶到汉口，对方却说要交钱。“这个就是骗子”，童之伟有些自责，“不能说完全跟我没关系，骗子是根据我转发的信息打给患者的。”

那之后，童之伟谨慎了许多。

当然，他也收到了很多有效反馈。一位男士，家中两位老人，在网络的关注下，顺利送医救治。另一个家庭，舅舅去世，舅妈感染，发出求助后，社区通知可去方舱医院就诊。类似的反馈大概有三十多例。“他（患者）本来就在排队，方方面面也都在关心他，我只不过是参与其中。”

反馈里也夹杂着少数心碎。一位老人好不容易等来床位，入院两天后，走了。家属发来信息，感谢童之伟提供的帮助，他也只能简单安慰，“请节哀”。还有一位网友，头天，童之伟帮她转完信息，次日，她又敲来一段留言：“童老师，我爷爷已经走了，太绝望了……”

一位网友说，童之伟发的每一条求助他都看了，甚至用软件查看了求助者所住小区的房价，他发现，不管是有钱人还是没钱人，住高档小区还是别墅，这个时候，只分在医院有床位或没床位的。

一份记忆和纪念

童之伟算是微博的深度用户。从2010年注册起，至今已更博7000多条。往日里，他的微博多是行程记录。去欧洲文化交流，到高校参与学术分享。现在，连续近一个月，他的微博只剩一个主题：求助。

童之伟的微博只是疫情期间，众多救助渠道中的一个。《人民日报》开通了“征集新冠肺炎求助者信息”的求助平台，可填写确诊、疑似、密切接触者、无法排除的发热者等人群的求助信息。国务院办公厅也在微信小程序里征集疫情问题线索。在童之伟看来，官民两条救助渠道都是必要的，不能单纯依赖一条。

2月8日，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督导湖北、武汉要做到“应收尽收”，不漏一人。之后，入院难的问题缓解，他每天在微博上停留的时间从十几个小时，减少到五六个小时，后来又缩短为三小时。

尽管有人希望他能保留这些微博，作为“一份记忆和纪念”，但2月13日，童之伟更新了一条微博：求助减少，为避免披露的信息给当事人造成困扰，他将删去2月12日之前转发或发布的全部求助信息。2月14日，他仅发了三条求助信息。之后几天，零星更新了几条。他回到书桌前，继续未完成的研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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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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