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不让留,机票不好买,中国在美留学生去留两彷徨
这41万人的担忧、无奈和恐惧,他们对生活的思索和理解都因隔着太平洋而变得缓慢而抽象。但他们是一个个真实的个体,当新冠病毒在不同的城市落脚时,他们想逃离却又有重重障碍 文 |**《财经》特派记者 金焱 发自华盛顿 ** 编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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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西班牙瓦伦西亚后,93岁的姥姥给我发来一条微信:“你们走得很及时,孩子终于可以出去玩儿了。”
半个月后,瓦伦西亚的朋友告诉我:“看新闻了吗?瓦伦有确诊的了。你可能入坑了。”
截至4月5日上午,西班牙累计确诊124736例,累计死亡11814例,是继美国后,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排名第二的国家。
我曾经想象过无数种告别的方式,却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种。
2015年夏天,我和老公租了一辆车,开始了西班牙14天自驾之旅。旅行让我们不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国家,热情,慢节奏,热爱生活。而那一年,为了孩子的教育,我们认识的两个中国家庭都移民到了西班牙。我们自己,也对这种生活充满了向往。
■阿尔汉布拉宫外,我最喜欢的街头艺人,至今还留着他弹奏的录音。
2016年初,我们报了西语班,周末两个半天都用来上课。伴随着西语胎教,女儿出生了。我们开始考虑她的教育问题,不期待她成为精英,但我们看重语言的学习,多一门语言就能多一个视角去认识这个世界。
我们决定移民去西班牙。西班牙的基础教育有时会被批评懒散,但私立学校幼儿园西英双语教育,加上小学阶段开始的第三门外语,正是我们想要的。
“搬家”计划正式启动。权衡再三,我决定辞职先带女儿走,老公则留在国内继续工作养家。
瓦伦西亚的朋友帮了很大的忙,2019年秋天,我和女儿顺利拿到了签证。签证要求2020年3月前必须入境,于是我们在今年1月给女儿联系好了幼儿园,买了2月21日北京飞往瓦伦西亚的机票,家人办了旅游签证随行,一切安排妥当,只等着和国内亲友一一道别后启程。
■临走前几天,老公用手机偷偷拍下了在北京家中楼下放风的我们。
眼看各国入境和航空公司政策一天天收紧,航班越来越少,一旦航班取消,我们无法按约定的日期入境,这几年的努力就白费了。我们决定提前出发,将机票改签到2月6日,只有我和女儿。
家人很理解我们的决定。整个春节,除了除夕全家吃了一顿外卖年夜饭后,我们一家三口再没见过父母和亲友。去成都的计划也全部取消,尽管这是我们期待了很久的一次旅行。
庚子鼠年,我的本命年。让所有人猝不及防的春节就这么过完了。在北京大雪的深夜,空无一人的T2航站楼,我和小小的她,就这样在匆忙中提前告别了北京。
飞机上所有乘客无一例外地戴着口罩,包括外国人。我们在莫斯科转机,除了填写了健康状况申报卡,落地后,所有乘客被要求在机舱内等待,一个穿着防护服全副武装的俄罗斯姑娘走进来,给每个人测量体温。莫斯科机场戴口罩的人是少数,其中大部分是中国人。
安全抵达瓦伦西亚后,收到老公给我的留言:“下了一天的雪,空旷的街道,逃难似的奔向机场,在显示各类取消航班的指示牌下相拥告别,目送你们在眼前越走越远,这是我这几年做的最艰难的决定。我站在机场里哭……”
飞机上都是回国过年又返回瓦伦西亚的同胞,我们旁边坐着一家三口,像是生意人,飞机落地后,爸爸打了一通电话,跟对方说:“你把车开到店里就走吧,我们自己开车回家。”听起来是要自我隔离了。
西班牙当时并没有对入境的华人有任何限制,瓦伦机场也没有任何防疫措施,一切如常。
老公拜托了朋友来机场接我们,嘱咐我们坐人家的车一定要戴好口罩,别给人家添麻烦。这位朋友在瓦伦30多年了,机场碰面,她让我们摘下戴了十几个小时的口罩,说西班牙人没有戴口罩的习惯,看到我们这样会以为得了重病,会吓到别人。
送我们到家后,她又帮忙去超市买了食物和生活用品。
至此,我们的自我隔离生活正式开始。
进家门没多久,女儿兴奋地叫我,说家里有一只小鸟,还有一个蛋。我过去一看,在客厅落地窗和遮阳窗的夹缝里,有一个制作精良的鸟窝,里面缩着一只粉色的、闭着眼睛哆嗦的小鸟,和一个还没破壳的蛋。没多久,小鸟的父母来了,原来是鸽子。这样的邻居陪伴着我们,女儿的隔离生活应该不会太无聊。
■窗外的小鸽子。
在看小鸽子的同时,女儿发现了楼下的滑梯和飞奔玩耍的小朋友们。“妈妈,我想去滑滑梯,我想和小朋友一起玩儿滑滑梯!”射手座女儿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和同龄人社交了。我说现在还不行,过两个星期就可以了,两周就可以确定病毒没有跟来。女儿问:“病毒也是坐大飞机来的吗?”我说是的。
出门倒垃圾是难得的放风时间,为了减少和邻居接触的几率,我们都从地下车库出入。偶尔看到滑梯上没人,女儿会去滑一会儿。有一次她不小心在滑梯旁摔倒哭了起来,一个路过的西班牙爸爸和小女儿凑过来安慰她。还有一次我们从地库回家,门卫大哥忽然从一个黑暗的角落里走出来,热情地和我们打了个招呼,吓出我一身冷汗。超市的送货小哥热心帮我把东西搬进屋里,安装网络的工人耐心地帮我连接好家里所有移动设备,还留了电话让我有问题随时找他。
他们并没有把华人和新冠划上等号。
第14天的早上,窗外的小鸽子死了。
我戴上口罩和橡胶手套,喷了半瓶消毒水,把一切都清理干净了。
女儿起床后看到屋里阳光灿烂的样子很兴奋,问我小鸽子去哪儿了?我说它翅膀硬了,飞走了。
我们自由了。
女儿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驰骋在各种滑梯上,和小朋友拉手拥抱,虽然她说中文,他们说西语。我开始期待她3月2号背着书包上学的样子。
这时手机响了,朋友发问我:看新闻了吗?瓦伦有确诊的了,你好像入坑了。
而那个周末,瓦伦人民已经开始为法雅节预热,走街串巷的盛装游行,工程车挨个路口安装灯饰,鞭炮声震耳欲聋,一点儿不输中国的春节。
■街道上的法雅节灯饰。
■盛装游行的人群。
女儿将在3月2日上幼儿园。**学校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只告诉家长要注意孩子的健康状况。**我们想,只要学校没有确诊病例,就还按原计划让女儿入学。
约好了2月27号去递交入学材料,买校服。一大早,忽然听到传闻说学校高年级的少年足球队刚去意大利看了欧冠。纠结,忐忑,最后还是带着女儿去了学校。我们去的时候正赶上放学,和国内一样,接孩子的私家车把校门口的路堵得严严实实,大家有说有笑,氛围欢乐。见到老师,我就问了足球队去意大利的事,老师说那是误传,学校运行一切正常,没有确诊也没有疑似。真是虚惊一场。
3月2号,女儿正式入园。出家门走2分钟就是校车站,我们是第一个,校车到站前5分钟,家长和孩子们陆续都到了,大约有六七个家庭,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有,大家热情地互相问候聊天。一个高中男生剧烈地咳嗽了几声,只有我,拉着女儿往旁边躲了几步。
■女儿在盛开的橘子树下等校车。
送走女儿,我在家一直紧握着手机,怕有什么情况,同时关注疫情。**意大利眼看控制不住了,瓦伦西亚一个去意大利报道欧冠的体育记者确诊,又感染了好几个人。**终于到了下午5点,女儿回家。
**接下来的几天,瓦伦的确诊数字很快从个位数到了十位数。大部分华人已经给孩子请了长假,而我每天在校车站看到谈笑风生的西班牙家长,仿佛又是另一个世界,分裂的感觉如此强烈。我可能是唯一还在坚持让孩子上学的华人妈妈。**老师问我3月11号有没有时间去学校开新生家长见面会,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
那个周末,我们没敢出门。家门口的街道被封锁,摆上了充气城堡,支起了啤酒摊儿,瓦伦人开始庆祝法雅节了,人潮汹涌。
■楼下临时搭建的游乐设施。
周六夜里1点半,女儿被震耳欲聋的迪曲声吵醒了。窗外的马路中央,灯火通明的临时舞台,黑压压的人群在疯狂跳舞。周日,各家各户在马路上架起大铁锅,烧柴火制作海鲜饭,那是将近一整天的大型露天聚餐。
这里,会是第二个意大利吗?
■在街道上制作海鲜饭聚餐的人们。
西班牙疫情爆发是迟早的事,万一有什么意外发生,我至少需要一辆车。
女儿上学的第二天,我打开地图,搜索方圆3公里以内的车行,锁定了三家,挨家逛起来。第一家4S店,销售小哥梳着油亮的大背头,递给我宣传册时,先亲了一大口,让我一定好好考虑。拿着被他吻过的宣传册,我后悔没有随身带着酒精。
第二家是一个二手车销售店,店里很冷清,只有一个不懂英文的大叔在值班,他按照我的要求在系统里搜索符合条件的车,期间对着我干咳了两次,我赶紧站起来,找了个借口离开了。
最后一家离我家只有400米,也销售二手车,之前和女儿路过,女儿指着里面一辆小车说好看。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留着胡子的大哥从后面的修车车间里走出来,努力跟我交流,仔细问我买车的用途,推荐了一款不贵且适合我的车。女儿喜欢红色,他在系统里搜到一辆,说晚上把车开到店里来,让我第二天再来看。
第二天见面,我准备了很多关于过户手续、保险、验车的问题,大哥的英语水平已经无法给我解释清楚了,他说你等一下,我表妹在中国好多年,我叫她来帮忙。
遇到救世主一般,5分钟之后,一头金色长发的贝莎走进店里,用熟练的英文跟我打招呼。她是青岛大学的西语老师,刚结婚不久,老公是黎巴嫩人,在青岛开公司。2019年底,她和老公分别回到西班牙和黎巴嫩过圣诞节和新年,没想到这一休假,就回不了中国了。
眼看国内形势缓和下来,欧洲又即将沦陷,机票买不到,即使有票,贝莎也不愿意冒风险,更何况还要度过14天的隔离期。她说她和我一样,孤零零地待在西班牙,不知道何时才能和老公团聚,她妈妈倒是很高兴,多年不回家的女儿可以天天见到了。
连续三天,贝莎都来她表哥的店里帮我做翻译,选车、确定手续流程、陪我试驾,最后我买下了一辆二手红色小车。去银行做付款转账,我怕沟通不清楚,问贝莎能不能陪我去,她爽快地答应了。说反正天天闲着在家不知道做什么。
闲聊时,贝莎的表哥问我,为什么很多中国餐厅和商店都关门了,我说因为疫情呀,好多中国人春节回家过年,回来就自觉隔离14天。表哥摇摇头说,他们车行对面的中国餐厅已经停业两个月了,到现在还没有营业。我在心里默默地回答,中国人更早地预料到疫情的严重,在提前做准备了。表哥又说,自己的女儿两天前忽然高烧40度,连夜去了医院。我压制了一下内心的惊恐,问他是不是新冠,表哥淡定地说,检测了,不是,只是普通流感,吃了退烧药已经退烧了。
两天后,3月11号,我把车开回了家。到家刚掏出钥匙,手机响了,学校打来的,说我女儿又吐了,怀疑是细菌感染,让我马上去学校把她接回来,下午的新生家长会先取消。我觉得这辆车命中注定是我的,1分钟都没闲置,立刻派上用场。12分钟后,我到了学校前台,生活老师把哇哇哭的女儿送出来。
回家后女儿说要吃饭,在等我给她煮面的时间里,她自己去厨房吃了一根香蕉,又开始啃牛角面包。番茄肉酱面也都吃了。我问她是不是因为学校的饭不好吃才哭,她说是。
我给老师发邮件说了她的情况,明天可以正常上学,家长会随时可以开。老师回复很快,说太好了,那就明天早上9:30在学校见吧。
3月12日早上9:30,我准时到校,班主任在门口迎接,一看到我就冲上来给了一个大大的拥抱,如果不是有疫情,应该是贴面礼吧。接下来的1个小时,我和包括班主任在内的三个老师坐在一个封闭的小会议室里聊着女儿的情况。
没想到,下午,学校的邮件来了,所有法雅节庆祝活动取消,停课两周,在线上课。
3月13日,周五,最后一个上学日。等车的除了我们,只剩下一个小学部的女孩子。终于,不只是华人,西班牙人也怕了。
这天下午2点半,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遏制新冠病毒的蔓延。
学校停课,超市也开始抢购了。人们疯狂抢购厕纸,肉也快被抢空了。
■家里没来得及买画纸,我们找了一张皱皱的包装纸画了一幅彩虹。
宣布紧急状态后,小区里好多人家的窗户上贴出了画着彩虹的画。下楼倒垃圾时仔细看了一眼二楼窗户上彩虹画上的文字:一切都会好起来。我拉着女儿也画了一副,贴在了她卧室的窗户上。
3月14号晚上10点,窗外响起了掌声和欢呼声。难道这是最后的狂欢?后来在社交媒体上看才知道,大家是约定好为医护人员加油,为战胜病毒而相互鼓励。从周日开始,阳台聚会改在了每天晚上8点,各家各户站在阳台上互相问候,有人大声放着音乐,女儿也兴奋地加入其中,这是每天宝贵的5分钟简单社交。
3月22号,西班牙政府宣布紧急状态再延续两周。阳台聚会更加热烈了。各种颜色的气球、彩旗、毛绒玩具都走上了阳台。我问女儿要不要也把家里的气球挂出去,她说不,因为怕被风吹走。此时,对面一户人家的气球正在越飘越远。
■ 阳台聚会。
我们又回到除了倒垃圾完全不出门的状态。那天,我一共买了211欧的东西,刷新了我在超市购物的记录。送货小哥推着两个平板车,摞着几乎和他一样高的货箱,货品堆满了楼道,冰箱和储物柜满的要爆炸了。过了几天,窗外飘着雨,我又看到那个送货小哥,推着三个摞了一人多高货箱的平板车往隔壁单元走,没有雨伞,实在太多了,最上面的一个货箱还翻倒在地。
原来我买的并不是最多的。西班牙人也需要通过囤货寻找安全感。
进入紧急状态的第14天,女儿问了我好几次,为什么还不能去滑滑梯。我说病毒还没有走。晚上躺在床上,女儿说:妈妈,等病毒走了你带我去滑滑梯吧。我说一定的。女儿接着说:妈妈,你手机里有我滑滑梯的照片,你把它贴在天上(天花板),我睡觉的时候就能看到了。
夜深人静,我打开购物app,开始搜索可以在家滑的滑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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