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饥荒时候人们不捕鱼吃?
知乎用户 窦宪 发表 第一 三年困难时期农民公社不是摆设 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去那里 产量实打实 只不过因为虚报产量而导致公社的粮被大量上交国家 第二 别忘了大练钢 除了农活 还有国家分配的任务 比如说吴芝圃 为了搞浮夸 就让农民没事在家土法制 …
有句话叫 “隔代修史”,不知题主听过否。
谢谢邀请,让我看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也很好奇,如果是讨论大跃进造成非正常死亡到底是谁的责任,那还可以争论一二,比如到底是浮夸带来的高征购造成的,还是工业指标占用了农业劳动力造成的(参考这两个回答 chenqin:如何理解「 1961 年全国精简 2000 万工人」? 以及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1572944/answer/118188249)。
但连死亡人数都有所谓的「争论」,那就很奇怪了。因为前者毕竟还有很多材料没有完全解密,有质疑的空间,但死亡人数,30 多年前已经在学术层面上已经形成了共识,到底是怎么形成争论的呢?
带着这个疑问,读完这个问题下的另外一些回答后,我感觉似乎找到了这个问题竟然会形成争论的可能原因。
第一,是彻底抛开学术层面的讨论,把大跃进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学术讨论,变成一个笼统的,毫无根据的「传言」。
大跃进期间中国非正常死亡大概三千万上下,是 30 多年来整个学术界的学术共识,在严肃研究中,比较极端的数字,下至 1600 万,上至 4500 万。这个观点头一次出现,是在 1981 年的人口学顶尖期刊_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_,Population Trends, Population Policy, and Population Studies in China,作者是美国著名的人口学家 Coale。
这篇论文的写作背景,是中国从解放后到 70 年代末的人口数据,在 80 年代初才第一次被公布出来,
1980 年 10 月,北京召开了国际人口学年会,中国人民大学的人口学家以及中国人口学会的第一届副会长,刘铮,在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The recent sel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population》。这篇论文在很多地方只画了图,没有给出数字,但却引发了国际人口学家们的注意。
Coale 便是从这些图开始,对数据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整理。从下图中可以看到,Coale 计算时使用的人口数字基本上都来自刘铮宣读的论文,有些数字没有准确值,还是通过「读图」来判断的。
Coale 的这篇论文重点并不是研究大饥荒,而是对这批快要公布的人口数据能产生的研究话题做了一个简单的预判,主要包括历史人口数据的特点、毛时代的生育控制、未来人口的预测几个部分。对于大跃进期间的人口变化,他仅用这一小段来给出了自己的粗略计算,发现大约 1650 万人在 1957 到 1962 年间「超趋势」地死亡了:
随后几年,具体的数字逐年公开,1982 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和妇女生育回顾调查也完成后,人口学家开始有更多的数据来对新中国建国后人口的方方面面进行研究。有看生育状况,有看健康状况的,当然也有对大跃进期间的人口变动进行研究的。这样就有了 Ashton 在 1984 年的第二篇论文 Famine in China, 1958-61,同样发表在_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_上。
这篇论文先说了 80 年代以来数据公开逐渐变好的情况。
接下来给出了使用新的数据(包括人口普查和生育回顾调查)修正了统计局数字后给出的结果,大约 3000 万人在 1958 到 1962 年间「提前」死亡了。具体计算可以看他的论文。
接下来还有非常多的论文,下表列出了所有比较有代表性的严肃研究,他们要么发表在非常顶尖的国际人口学期刊上,要么刊发在《中国人口年鉴》等人口学专业数据年鉴上。
在上面的表格里面,发表在 PDR 等顶尖人口学期刊上的论文,大都已经有了成百上千的引用,而且并不是只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才有引用。比如前面说到的这篇 Famine in China, 1958-61,从 Google Scholar 上看,2013 年之后一共有 109 个引用,公共卫生学,人口学,心理学,经济学,所有学科的学者们都在引证这一系列的文章:
在引用这些论文的时候,学者们一般是这么写的:
这么写:
或者这么写:
出现在 introduction 的第一部分,甚至出现在脚注里面,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作者此时的想法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大家都已经接受了的学术背景,相关论文我都看过了,该引用的都已经引用了,别在这里浪费时间,让我们开始本文的研究吧」
讲完了学术界对于大饥荒死亡人数的共识,再回到这个问题下看看,就很有趣了。看起来大家完全不知道这些论文的存在,大饥荒死亡人数都是这么听来的:
比如来自一个闲汉。
再比如来自一些毫无数据统计的来源。
再比如来自一个胡搅蛮缠甚至是有一点那么傲娇的人。
就这样,学术共识被阉割成了网络传言。不知道是故意看不见,还是确实不知道,这些看法清一色地认为「大跃进期间的死亡人数,根本就是毫无来源嘛!」
持续不断地向大家灌输「这个数字毫无来源,基本上就是瞎编的」这样的观念后,大跃进期间的非正常死亡就变得荒诞不经了起来,毕竟,三千万这个数字听起来真的有点儿大。一些人开始想,啊,这个数字流传了那么久,原来根本是来源不明!那说不定是一个谣言呢?
然后争论就产生了。「既然是谣言,这么有正义感的我,还不得帮着辟个谣?」
第二,是主动出击,将死亡的数字向上加码,然后推倒「谣言」的头上,让「辟谣」变得更加师出有名。
比如在很多答案的评论区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
好吧,我承认看的论坛不够多,那就来搜搜看好了,看看到底是谁「不承认一亿就是五毛」了。
搜索结果显示,所有非正常死亡在 5000 万以上的说法,基本上都是「有人说」,或者是对论文的曲解。更有趣的是,这些数字又毫无例外地出现在那些准备要「辟谣」的文章里面。
当然,可能我的搜索水平比较差,请各位也去搜搜看,给我个链接,看看到底是谁在认认真真而不是语带讽刺地把大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数字提高到一亿的?他的来源是哪里?
所以,这个争论的产生的原因也就跃然纸上了。
比如学术界现在有一个观点,
XX 剂量以下的电磁辐射不会对人体造成影响。这个观点发表在了 XX 刊物上,获得了 XX 次引用,十多年来没有对这个观点进行质疑的论文发表。
只是这样,看起来是不会有争论的对吧?但没那么简单,现在有一批人在网络上不断地重复这样的话:
XX 公众号竟然说,无论多少电磁辐射都不会对人体造成影响,阅读量 10 万 +!
来源不是学术刊物,而是公众号;原文的「一定剂量」被删除,变成了「无论多少」;然后再加上一个 10 万 +,以示谣言传播的广泛性和后果的严重性。
等这样的说法被重复无数遍之后,怀疑就来了,争论也来了。这时,他们自己再摇身一变,成为「辟谣义士」,将这个子虚乌有的「公众号」写的「10 万 +」来一个畅快淋漓的辟谣,将原本的学术共识从学术界割裂,变成毫无根据,急需辟谣的网络传言,目的就达到啦。
当然,这其中的很多人,其实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当一些诸如「微波炉加热过的食品是不是致癌」、「PX 的毒性到底大不大」、「吃了转基因农产品到底会不会断子绝孙」的谣言出现时,他们手拿论文辟谣可是毫不含糊的,而碰到不信论文的人,也会毫不留情地嘲笑对方的学术素养。
而等到大跃进的非正常死亡这个话题时,优秀的论文搜索功夫和优秀的科学素养突然全部消失了。他们反驳的方式,从手拿论文挥舞,变成了「反正我家没有,我也没听说过」或者是「按常理判断,如果饿死三千万,那么怎么会没出现 XXX」或者是「这个毫无来源的数字其实具有政治目的,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古人诚不余欺焉」,仿佛这个话题上根本没有也不需要进行学术讨论似的,为了自己的屁股位置,一切都成了需要被辟谣的「网络传言」。
作为总结,举一个例子。
这个答案做了几项我在上面提到的歪曲:
第一,跳过所有的学术讨论,把《墓碑》这一报告文学后的计算认作是非正常死亡计算来源。对此我有一个疑问,如果想要证明或者否定哥德巴赫猜想,这批人会不会拿出徐迟记录陈景润的那本报告文学来做来源?
第二,杨继绳在《墓碑》中计算死亡数字时,用的也是「非正常死亡」这个概念,并不是「饿死」,可在这个答案找靶子的动机下,「非正常死亡」全都变成了更加惨烈也更难以在医学或者统计学上定义的「饿死」。
第三,将死亡数字上调到「够大够吓人就行」的帽子扣在一个假想敌头上。拜托,能不能举一个实例,让我们看看,到底是谁把数字弄得够大够吓人了?看到现在,似乎全都是「辟谣」者在这么做,毕竟把数字弄到足够吓人,才方便你们反过来「辟谣」嘛。
对一些可能会提出的问题的回答:
1,如果真的出现了饿死 3000 万人,那么家家应该都有死亡的,可我从来没听说过我家饿死人,我亲戚也没饿死!
答:
并不是饿死,而是「非正常死亡」。这其实又是一个被曲解概念的例子。前面已经说到,即使是杨继绳的报告文学《墓碑》,在提到最后计算死亡数字时,用的也是「非正常死亡」这个概念,并没有使用「饿死」。非正常死亡,并不是可以轻易用自身感受来判断的数字。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一群人原本的死亡率是 1%,某年提高到了 2%,随后几年又变成 1%,那么这个「某年」中,可以粗略地认为有 1% 人口是「非正常死亡」。而非正常死亡很多情况下根本不会表现成「饿死」这样惨烈和让人印象深刻。
除了饥荒特别严重的地区,健康的人生了病,小病患者因为营养不良拖成大病,本来能挺过大病的人病逝了,这一切都可以发生在不知不觉间,更别说被记下来,或者是全国大范围内导致大规模疫病之类的后果了。
2,学术界的共识毫无意义,根据美国 CIA 的调查,中国在大跃进期间根本没有出现饥荒!CIA 在当时和中国是什么关系?他会往好里说中国吗?从这个逻辑判断,中国当然没有出现饥荒啦。
答:参考这个回答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4082417/answer/35042124
3,研究论文和大量引用也不一定代表了真相,而且,并不是没有学术上的挑战,孙经先教授就有论文对三千万这个数字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反驳。
孙经先对大跃进期间非正常死亡数字的反驳,分别发表在《经济纵横》、《中华魂》、《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及《红旗文稿》上,这四本期刊,没有一个是专业人口学期刊,只有《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双向匿名审稿的,当然,我对这本期刊能否在人口学问题上找到合适的审稿人表示审慎的怀疑。
对孙经先的论文的质疑,在知乎上我就写过两篇,苍蝇不打不会自己死掉还有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2694393/answer/91215445。当然,这些文章也没有经过人口学专家的匿名审稿,看看就行。
孙经先的质疑,打个比方,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学术界的共识认为猴子在下午吃了 3 个桃子。
孙经先认为,并不是这样的,根据「桃子普查」,猴子是在上午吃了 1 个桃子,下午吃了 1 个桃子,晚上也吃了一个桃子,但由于上午漏报了一个,下午补报;下午多报了一个,晚上就没报,我们才错误地认为猴子下午吃了 3 个桃子。
而孙经先的「反驳」错误也很容易找。他在这个研究里面大量使用了「桃子普查」作为自己的研究建模基准,可是他「竟然」就是没发现,根据他不断引用的「桃子普查」,这一天里面被吃掉的桃子共有 6 个,而不是 3 个。
这就,有点搞笑了。
4,人口学的研究可能是严谨的,但目前的研究论文全部使用的是 80 年代之后公布的数字,这些数字会不会因为政治上的目的被修改了呢?
答:
首先,来看看 80 年代之后公布的数字,下表来自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8 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 1949-1985》,很多研究大饥荒的论文都会引用这个资料。
从图中可以看到,河南省 1960 年的出生率是千分之 13.86,死亡率千分之 39.21,自然增长率为负的千分之 25.35。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可怕是吧,会不会被修改了呢?再看看下一个资料。
1974 年 7 月由河南省革命委员会计划委员会整理撰写的《河南省国民经济统计提要》,在当时是绝密资料。这类资料由于其绝密性质,很难找全,省一级的,我这里也只有河南,恰好河南一般来说被认为是大跃进期间的严重饥荒地区,那么我们来看看,74 年的数据里面,河南是啥样的呢?
内页上还有这样的字样:
翻到第七页:
出生率千分之 13.86,死亡率千分之 39.21%,自然增长率为负的千分之 25.59。
嗯,74 年的绝密资料,在 80 年代经历了可怕的「政治修改」后,自然增长率从负的千分之 25.59 提高到了负的千分之 25.35。真是可怕的政治修改呢。
这种话题,以后不要邀了。
1、如果我们认为人类社会发展也是一个数据系统的话,研究以往的数据,就能判断未来的发展方向。
2、做过试验的人都知道,有些时候,有些没有科学精神的试验者,为了得出希望的结果,往往修改数据,甚至编造数据。
3、1911 年以来,中国历史发生过两次剧变,对应三段历史。
4、统治阶级豢养的社科类学者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豢养他们,你懂的。
5、这个话题是个政治敏感的话题,所以的内容后面,自己去想吧。
古代的饥荒,剥离了枪杆子的干扰,研究起来没有禁区,事实清晰,立场也清晰,所以根本就没有多少争论的必要。
现代的饥荒,如果是自然灾害,也不会有太多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到底几分天灾几分人祸。如果档案能够公开、媒体可以自由讨论,也不会有太多争议,争议的存在,恰恰说明有太多信息被人为控制,有太多记忆被人为扭曲。
关于饥荒,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认为,工业化时代和民主社会,除非出现冰河期这样的巨变,否则根本不会出现大范围的饥荒,即使出现,也能得到遏制。原因之一,市场可以通过价格调节粮食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政府也可以通过全国力量进行统筹,再加上存在民主和舆论的压力,任何政府都不会视饥荒如无物。
所以农业时代的饥荒与工业时代的完全不同,战争时期的饥荒也与和平时期的饥荒不同,大规模自然灾害下的也与正常年景不同。
为什么古代饥荒没争论呢?
因为那时候没有共产党,没有争的价值。
网上喜欢玩三年的,并不是真的人性爆发,心疼百姓。
民国常态化饥荒几十年,决堤淹死几十万都可以洗地,难道真在乎三年饥荒吗?不可能的。如果不黑共,他们谁在乎这个,饿的又不是他们自己。
关于 1960 饥荒的数字并不严谨,这不重要,够大够吓人就行。
对于当时的旱、涝、虫灾等信息,很重要,必须加以掩盖,最好描述成风调雨顺。
比如杨继绳的 3600 万,是通过王维志数字加码实现的。
而王维志呢?怀疑同事造假,于是把 1961 年年末人口减掉 1500 万,再把 1959-1961 年三年的自然增长人口减掉 1361 万。
全手动操作,跟着感觉走,这样上千万的加加减减。
再代入死亡人口 = 出生人口 -(年末人口 - 年末人口)计算出 3378 万。这个数字应该是死亡人口,老死、病死、上吊、溺水的都包含在内,不管了,当饿死用吧。
杨继绳为什么凑了 3600 万而不是 3400 万就不得而知了,可能是 6 比较吉利?
那三年肯定饥荒了,肯定饿死了人,但是流行的数字,没法信。
另外茅于轼在《抵抗饥荒最有力的武器是自由》一文中写道:
市场对于防止现代饥荒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抵抗饥荒最有力的武器是自由,而不是增产粮食。
也无法认同。毕竟出了乱子他老人家一拍屁股就可飞去米国,我却只能逃到河北省去。
评论中有人提到电视剧《老农民》,并且强调是央视大戏,反映了一段历史。
首先,这个电视剧不是央视大戏,而是山东影视集团制作的。
然后,这部剧属于假悲情,假沧桑的娱乐产品,不适合作为学历史的东西。
比如剧中 43 集,描述 1977 年之后,麦香村不许养母猪的情节,基本属于编造:
《中共中央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业的通知》中发 [1975]20 号文件为证(摘要):
二、正确贯彻养猪方针
“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养猪” 的方针,这是毛主席批准的现阶段发展养猪业的正确方针,不能改变。
社员养猪,是党的现行政策所允许的。它也是养猪业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集体经济的补充。社员养猪,肥料交给集体,对集体生产有好处;肥猪卖给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利的。**现在,全国平均每个农户只有一点三头猪,发展潜力很大,要大力发展,不能加以限制。**社员饲养公、母猪,应当允许。只能用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的办法提高集体养猪的比例,决不能用限制社员养猪的办法来提高这个比例。不能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倾向去批判。鼓励社员养猪的政策和奖励办法不要随意变动。使社员养猪继续得到发展。
三,以养猪为中心,全面发展畜牧业 要在搞好养猪业的同时,抓好养牛、养羊、养驴、养骡、养马、养鸡、养鸭、养鹅、养兔等饲养业。要积极发展国营和集体的饲养业,同时也要鼓励社员养羊、养鸡、养鸭、养鹅、养兔。
这个文件于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发至生产大队一级,作为生产大队队长的牛大胆难道不知道?
还 “舍了脑袋养母猪”,舍猪脑袋还差不多。
1955 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新高潮》的按语一文中,提出:
养猪是关系肥料、肉食和出口换取外汇的大问题,一切合作社都要将养猪一事放在自己计划内,当然省、专、县、区都应有自己的计划。
猪的饲料是容易解决的,某些青草,某些树叶,番薯藤叶和番薯都是饲料,不一定要精料,尤其不一定要用很多精料。
除合作社公养外,每个农家都要劝他们养一口至几口猪,分作几年达到这个目的。
某些少数民族禁止养猪的和某些个别家庭因为宗教习惯不愿养猪的,当然不在此内。
发展养猪事业要有一套奖励办法,浙江省上华合作社的经验可供各地参考。
(毛选第五卷 252 页)
不但鼓励养,还要奖励养。剧中却成了不许养。这样完全彻底的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很多人还信以为真。
1977 年狗儿要考大学,牛大胆儿说:学费我包了。看看编导多么无知。
1950-1985 年间的学费:这个时期上大学基本上是国家全包干,对于家庭差的学生来说,每月还可以享受到 17 到 23 元不等的助学金。
1977 年 12 月 10 日高考恢复:当年报考人数最终达到 570 万,录取人数是 27.297 万人,考试录取比例只有 29∶1。1978 年,又有 610 万人参加了刚刚恢复的高考,两次总计 1180 余万人的招考创下了中国乃至世界考试史上的纪录。
1983 年定向招生,定向分配:规定在中央部门或国防科工委系统所属的某些院校,按一定比例实行面向农村或农场、牧场、矿区、油田等艰苦行业的定向招生。
1985 年高校开始计划外招生:从此,开始实行高等教育收费双轨制,只对部分自费生、委培生和定向生收取学费。 1989 年高等教育实行收费:象征性地只收 200 元,迈出了高等教育收费的关键性一步。
1993 年收费并轨试点:国家教委考试中心在多次讨论和试验后,规定标准分数制度由省级常模量表分数、等值量表分数和等级量表分数组成。
1994 年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 :高校 “缴费的标准由教育行政部门按生均培养成本的一定比例和社会及学生家长的承受能力,因地、因校(或专业) 确定”。
1996—2000 年并轨招生推进:高校学费开始增加。1997 年高校全面并轨,学费年增长幅度达到了 30%,甚至 50%。2000 年,一直由国家 “全包” 的师范专业也实行了收费上学,标志着招生并轨改革的落幕。各地高校收费标准猛涨,普遍提高 15% 左右,有的地区提高 20%,学费超过 4000 元。
什么叫洗脑啊,什么是《1984》啊?这就是。
号召多种经营、家庭副业,早就有了,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不让养牛,不让养母猪,养羊不能超过三只全是瞎编。
剧中 “偷着借地种粮”,玩儿 “消息树”,是在 1978 年前后,(即后文革时期)。
这个时候是全国人民热火朝天,大干快上建设大寨县的时候,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深翻整平土地,兴修水利,大搞村庄规划的时期。几年时间基本把土地深翻整平一遍,现在的村庄格局,也都是文革时候规划打下的基础。还大搞副业生产,有一副对联叫:发展农林牧副渔,丰收稻麦棉蔬果。
如今各种倒车,各种五档逆行,你看不惯,难道在历史问题上他们会对你诚实吗?
这部电视剧播出前,编导都在北京台做过节目,给电视剧宣传造势,我也看了。
他们说自己常年下乡,是农民的儿子,煽情很到位,眼里还有些许泪花。但是看完了电视剧,我认为编导主创人员的演技已经不输于陈宝国、冯远征等大腕。真的把戏演到了生活中,睁着眼说瞎话面不改色心不跳,厉害。
你根本无法确定这个电视剧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幻想。
有一些人总想着扣政治帽子,五毛、小粉红、美分的帽子满天飞你们累不累?其实理由很简单,这就是我们父辈最多是我们祖辈经历过的事情。相比史书上对于古代饥荒的一行文字或是民国的一组数据。那三年是父辈口口相传的三年所有人会觉得离自己无比的近的三年,是在饭桌上闲聊不经意就会流露出来的三年。再加上人祸大于天灾和很多人身边的近亲就有在这场灾难中遭遇苦难的这个前提所以显得格外血淋淋和生动所以这才是大家为什么关注他的重点(洗这个的你们要点脸,现在所有的文件提到这个事都改叫三年困难时期,如果要真是灾害导致的为什么要改?)
看到高票答案下结尾一句话 “嗯,74 年的绝密资料,在 80 年代经历了可怕的「政治修改」后,自然增长率从负的千分之 25.59 提高到了负的千分之 25.35。真是可怕的政治修改呢。“
感到奇怪,这两个数字相差不大,怎么会是可怕的政治修改?可能作者想表达的意思是可怕的政治修改是不存在的吧。把两张图点开来看了下。
除了第一张图下注里的文字,好像也没什么可注意的了。
那么注里写的是什么呢?
注:部分地区误将一九五九年冬季的死亡人口计入了一九六零年,至影响一九五九年死亡率偏低,而一九六零年死亡率偏高。
而这个注里表明这个误计是河南部分地区出现的。并没有进一步资料表明在全国普遍存在这种误计情况。那么我们在第二张表格里发现了有针对这种特殊情况的相关提示信息了吗?答案是起码截图里我是没找到的。
那么这种遮蔽重要数据差别的统计方式算不算是可怕的政治修改呢?
现在我所担心的是吴之圃这类人被平反后,中国离下一次大饥荒的一个必要条件已经具备了。
因为 1960 年饥荒有一个以上亡灵传奇法师参与,他们神奇的法力造成人忽死忽活,就像薛定谔的猫一般不能确定。
比如,按照 83 年的统计数据,1960 年应该出生一千三百九十万人。
但是根据 2000 年的统计,1960 年生人现存 1440 万。
设一个亡灵法师可以复活十万人,则起码需要五个亡灵大法师才能做到这一点
因为有人带。
手法很简单,其实当年我也部分参与了(当时未成年~)
1:锚:说出个大的不切实际的数字,你感觉都有点可笑,然后做逐步的让步。
比如说饿死 80 亿,但是回头和你发个长文,说饿死了 2 亿,已经有很多人信,到了 1 亿,大部分人信,最低一般不会低于 8500 万。
而且关键之处在于,虽然你最后可能只接收了 8500 万这个数字,但是你的震惊等级会停留在几十亿的指标,也就是不共戴天,我马上要被杀的水平。
当然那会儿我们还不知道这些个东西,但是只知道这么做以后,可以区分客户分类,认可 2 亿的是傻逼最好忽悠,1 亿的要谈谈才能忽悠,8500 万的要多来几次才能忽悠
忽悠是为了铺垫替代医疗(也就是各种神医,当时主要就是这个盈利模式)。
所以说你如果接触过的话,就能发现人家聊着聊着就聊到中国医学去了,然后开始推荐各种神医中药。
2:修改评论,把需要的拉上去。
这种网易做的事儿,那些肯定做了,早年还出钱让网易那么做(那会儿还有网页代理,vpn 比现在方便多了),那会儿网易收费老便宜了,而且都是和编辑的私底下交易。
现在网易毕竟大了,这种生意他自己赚了,不过说不定还有一些大户合作,鬼知道。
基本上是为了卖书或者直接诈骗。
3:搞点例子,占据道德高地
和知乎女权差不多,这个简单,大家随处可见。
古代饥荒为什么不被关注很简单,因为那件事儿是同一个制政体的,所以说通过这件事儿能识别智商,激发恐慌。
关注这玩意儿,就是个生意,至少也是生意衍生品。和什么道理啊正义啊实际情况啊,都没有屁蛋关系。
这不河南人偷井盖传言不就是无中生有的么…… 那还真是我全盘操作,那篇文章也是一个高赞回答,但是被敏感了。
60 年这件事儿仅仅是因为没底气(当时大多数人对瞎编能力有点不在行,后来是逼的没题材了,大家竞争激烈只好造假),而且太近的事儿太复杂说不清楚,而且大家太熟悉有自己的看法。
60 年刚刚好,没什么描述门槛,也不是太近大家不熟悉不容易有专家,不容易被打脸,另外人家没有自己原本看法的时候也比较好说服。
这么说吧,等 90 后和 00 后长大了,那么 60 年的事儿就太远了,他们会觉得不好
所以随着新一代人长大,他们更关注的是职业问题,所以自然大灾害话题要转向国企改制下岗问题,这样能够更好的激发恐惧,同时这帮人也不了解,方便游说。
经历过 60 年代饥荒的人还没有死光,不趁着现在让饿死三千万/八千万这个数字深入人心,以后就再也无法让人出来 “证明” 了。
而古代的饥荒,留下的资料也基本上只有一两份,你翻了案又怎么样,难度皇帝还能从棺材板里爬出来,给你发活动经费?
有啥争论的?古代有的三年全有啊。
饥荒,人吃人,暴乱等
科普一下历史事实
洛阳人民感谢纪副总!!
纪登奎困难时期为何洛阳基本没饿死人:做两本账
核心提示:“大跃进” 期间,仅信阳一地非正常死亡就逾百万,而洛阳地区基本上没有饿死人的现象。1960 年冬天,在河南考察的陈云听说这个情况,问纪登奎这是怎么一回事。纪登奎说,我这个办法叫两本账,上边布置那个往下压的高指标、高征购啊,我没有办法,我也接收,但是我得弄清楚实际情况,这是另一本账。我得安排群众生活啊。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2 年第 11 期,作者:彭劲秀,原题:《毛泽东的 “老朋友” 纪登奎》
回到列车上的召见。据纪登奎晚年回忆,这样的召见有 13 次之多。不少人据此认为纪之所以获得毛的赏识,主要是由于纪幸运地到了专列。但是,光有机遇显然不够。毛泽东在河南曾同时召见纪登奎和路宪文,但两人的表现和结果迥然不同——
“大跃进” 期间,毛泽东南下的专列从郑州开向信阳,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也曾应召登车汇报工作,但他总是说不到点子上。毛泽东兴味索然,很快就让他下车。而这时本该下车的许昌地委书记纪登奎,毛却不让下车。路宪文事后埋怨办公室的秘书们 “不会弄材料,还是人家老纪会说,毛主席听得不让走”。
原来,毛泽东问路宪文:你所管辖的地方既然有一个上蔡县,理当还有一个下蔡喽?路宪文紧张地说:报告毛主席,我学习得不好,不知道有没有下蔡。
毛泽东又问:你那个信阳州里,宋士杰告状的文庙还在不在?路宪文又赶紧答道:报告毛主席,我学习得不好,不知道。毛泽东说,好了,你谈谈工作吧!路宪文就赶紧汇报说怎么发动群众,怎么发明创造,过去蒸着吃的红薯,现在可以蒸馍馍、包饺子、做点心…… 毛泽东终于不耐烦地说:你说了半天,不就是一块红薯么?!
后来,地委秘书们告诉路宪文:新蔡建县时间晚于上蔡,地势较低,应该就是 “下蔡” 了;地委办公室后面的老古董房子,就是过去的文庙。路宪文恼羞成怒地说:你们给我准备的材料上有这些吗?就是这个路宪文,在担任信阳地委书记期间,急功近利,虚报浮夸,在 1959 年闹出了震惊中外、饿死百万民众的“信阳事件”,被撤职查办,落了个身败名裂。
纪登奎就完全不同了。他工作比较深入、务实,掌握实际情况,善于搞群众运动。早在 1943 年 4 月,冀鲁豫边区党委书记黄敬主持召开大会,总结几个月来的群众运动。
会议期间,二地委向黄敬汇报了纪登奎在鄄北搞群众运动的做法,引起了黄敬的重视。他当即派人通知纪登奎参加会议,并要他在大会上介绍经验。纪登奎从访贫问苦、同吃同住、扎根串连、申冤诉苦,讲到建立农会、成立支部、民选村长、整顿民兵、分半减息、二五减租,等等,讲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与会听众称誉他为冀鲁豫边区的 “群运专家”。会后,边区各地县纷纷派人到鄄北参观学习。黄敬对纪登奎倍加重视,经常通知这位年仅 20 岁的小伙子参加区党委的有关重要会议。
在 “大跃进” 运动中,各地争先恐后地 “放卫星”,虚报浮夸盛行,造成严重后果。1959 年庐山会议后,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使“大跃进” 中的错误更加严重。纪登奎害怕把农村搞乱,但又顶不住上面的压力,在不得不贯彻上级指示、集中各级干部开动员大会时,他采取迟迟不散会的办法,以延缓反右倾会议的精神传达到基层。
“大跃进” 期间,仅信阳一地非正常死亡就逾百万,而洛阳地区基本上没有饿死人的现象。1960 年冬天,在河南考察的陈云听说这个情况,问纪登奎这是怎么一回事。纪登奎说,我这个办法叫两本账,上边布置那个往下压的高指标、高征购啊,我没有办法,我也接收,但是我得弄清楚实际情况,这是另一本账。我得安排群众生活啊。
除了工作实力,更重要的是纪登奎往往能准确地按毛的心理和思想回答提问。如 1967 年 9 月 22 日的专列召见。当时正是 “文革” 高潮,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受到冲击,纪登奎也不例外。
刘建勋对毛泽东说:登奎同志在河南可受锻炼了,他在运动中被关了四个多月,挨批斗,坐 “喷气式飞机”……
毛泽东看着纪登奎说:啊,真是多灾多难。你说,这一点好处都没有吗?此时,精明过人的纪登奎没有大诉其苦,发泄不满,而是颇为轻松地说:大有好处,能够锻炼人。
毛泽东问:你挨了多少次斗?坐 “喷气式飞机” 是什么样子?纪登奎回答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 “喷气式飞机” 就跟割麦子差不多,还可以锻炼身体呢!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他从椅子上站起身,学着坐 “喷气式飞机” 的样子,弯腰,低头,把两只胳膊朝身后高高抬起,大家见状都笑了起来。
这样的气氛,在毛和下属的谈话经验里,应当是不多见的,也是受欢迎的吧。
历史人物任由人评说!!岂能盖棺定论!!!请注意文中某些关键人物我不能标粗!!
赵树凯:纪登奎的 “左” 与“右”
为了更多地了解纪登奎,这些年我曾经访谈过一些人。这些被我访谈的人,有省部级官员,也有基层官员,还有学者; 有的在中央部门工作,也有的在地方政府工作,都从不同角度对纪登奎有观察和了解。在回忆纪登奎的过程中,自然要有所评论。我发现,凡发出评论者,其评论视角无不牵涉一个思想特点或者政治标准,即 “左” 和“右”。
有的说:“纪登奎的问题,是文革中执行了左的路线”; 还有的说:“从纪登奎的表现看,他既左也右,既反左,也反右,他自己似乎无所谓左右,更像是一个忽左忽右的风派”; 也有的说,“如果客观地看待纪登奎,这个人并不左,甚至还有些右,或者说,他的思想本来比较右”。显然,“左右” 问题成为众多人士观察纪登奎重要视角。
从历史背景来说,“左右” 问题是文革中的核心政治标准,不仅如此,从更宽广的历史时段来看,“左”“右” 争执贯穿了新中国历史的全部,包括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议论政策倾向或者高层领导人,也往往在用左右作为标尺或光谱。本文试图通过考察纪登奎在农村工作中的表现,来观察政治人物或者政策过程中的左与右。
(一)
通常,人们观察和讨论农村工作中的左右问题,是从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态度和立场出发的。这里所谓农业经营体制,核心是用什么组织形式和管理办法来处理农民的生产活动。或者说,一般理解的政策意见左右之分,主要是看怎样对待农民的自主权力,怎样组织和管理农民。
1959 年春天,纪登奎出任洛阳地委书记不久,即通过调查试点,在农村开始推行了所谓 “三包”“四固定” 的农业政策。“三包”是包工、包产、包投资;“四固定”是固定土地、劳力、牲畜、农具。还需要提到的是,1959 年春夏,在纪登奎主政的洛阳地区出现了早期的 “包产到户” 和“借地度荒”。当时的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慧智,以正式工作报告形式向地委提出,实行“包工包产到户,三年不变”,并规定“土地、牲口、农具、劳力固定到生产小组使用,不经小组同意,生产队不得调动”。这个意见经地委同意后实行。
新华社记者陈大斌在《从合作化到公社化》一书中记载,这个办法推行了前后只有一个月,在全洛阳地区却有 800 多个生产组实行了这个办法,1000 多个公共食堂散伙。(陈大斌著《从合作化到公社化》,新华出版社,2011 年一月,第 224 页)。遗憾的是,这种包产到户的做法很快遭到上级批评指责,成为右倾错误标志。当时洛阳地区和新乡地区的包产到户道路被堵塞。显然,这是当年纪登奎主政地方时,走 “右倾路线” 的重要例证。
1961 年初,纪登奎来到灵宝县大王公社的小南朝大队蹲点,在 “三包”“四固定” 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出 “三包、一奖、四固定” 的政策措施。其中新推出的 “一奖”,是对生产队实行超产奖励,规定:粮食超产的百分之三十奖励给生产队,百分之五十奖励给社员个人; 还规定:每繁殖一头骡马和牛分别给以饲养员、使役员一百元和五十元的金钱奖励。他主导探索的这种办法,被河南省委作为农业生产管理的重要经验,以省委文件转发并推行到全省。显然,这属于政策思路的“右倾” 举措。
1961 年 12 月,纪登奎到偃师县山张、李窑大队和群众座谈,随后,提出八条政策意见,其中两条规定:允许社员开荒,社员开荒的生地五年内不顶口粮,熟荒地三年不顶口粮,并且每人再分一至二分自留地; 土地承包到户。(纪登奎与毛泽东 (下),《党史文汇》2010 年第 4 期,程秀龙)。1962 年春天,纪登奎在洛阳大范围推进“借地” 给农民的政策措施,
这种借地其实相当于变相的包产到户。根据河南省委党史办贺明洲从省委有关文献中查阅的资料,这年春天洛阳地区共借地 127 万亩,另外分给农民自留地 80.8 万亩,两项合计占耕地总数的将近 20%,一部分困难队借地占耕地总数的 30%。虽然 “借地” 在河南并非纪登奎在洛阳独创,但是,纪登奎的推行力度之大却超乎其他地方。可见,纪登奎在人民公社的体制调整问题中,基本政策主张是农民取向的,主张给以农民更多的经济自由和权利。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河南是浮夸风、共产风尤为严重的省份,1960 年前后发生了大量饿死人情况。
其中 “信阳事件” 最为著名。一定程度上,纪登奎属于信阳事件的当事人。河南发生信阳事件时,纪登奎是洛阳地委书记。从对于信阳事件的认识和反思来看,纪登奎对于 “左”“右” 有着自己的独立理解。这种理解,显示了他对于 “左” 倾政策思想一定程度的抵制。
当年信阳地区饿死人的准确数字难以统计。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被迫三次向中央检讨,他承认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是 100 多万人,承认自己 “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也有说法指信阳地区饿死人超过 200 万。根据中央派员实地考察,有些村庄甚至大部分人被饿死,出现十室九空的惨烈场面。
从信阳事件看,饿死人的基本发生机制是:本来粮食减产却报告大丰收,在产量减少的同时,粮食征购数量却在增加; 农民没有那么多粮食上交,政府动用警力挨门挨户搜查所谓 “隐瞒”、“私藏” 粮食,逮捕了很多农民,劫掠了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以完成征购任务; 农民为了活命外出逃荒,政府又到处设卡拦截收容,把逃荒者当做 “阶级敌人” 和“流窜犯”来对待,不少人被打死和饿死在收容所内; 有的人饥饿所迫偷杀了牲畜和盗窃粮食,一律按破坏生产定罪; 政府还责令邮局对发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查出的寄信人都受到了残酷惩罚。由于 “公社化” 剥夺了农民的一切,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都被集体控制,维持生命的口粮也掌握在公社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大量饿死是势所必然。
从全国而言,1960 年前后饿死人在很多地方都不同程度存在。河南的情况在全国比较突出,各个地区都发生了饿死人情况。根据当时河南省委党史办贺明洲查阅的资料,河南省委常委会议记录听取各地区灾情汇报,与全省其他地区相比,纪登奎主政的洛阳地区,发生浮肿病和饿死人口最少。
根据纪登奎在闲谈中的解释,洛阳地区所以饿死人最少,是因为地委的政策比较灵活,核心是对于农民生产生活控制不像其他地区那么严密。他在村里蹲点时,曾经制定了 “土” 政策保护农民,很受农民欢迎。他也曾向省委写信反映,认为政府对于农民的控制太紧,建议适当放宽,但是受到了省委领导的批评,被指责为“右倾”。在他个人的权力范围内,一方面农业政策上适当放松,另一方面粮食征购上不太过分。纪登奎聊天时说到,发生大饥荒的时候,他曾经自己擅自决定打开国家粮库向农民发放救济粮。
说到这件事,是因为我们闲谈时说到当时有一篇短篇小说,故事是一个村书记在眼看村里很多人频临饿死,率领村民以借粮为名抢了国家的粮库。纪登奎就讲他当时擅自决定打开了一个粮库,给农民发放了救济。后来,河南省委党史办贺明洲先生曾对我介绍,他在研究工作中访谈有关当事人的时候,有当年洛阳地委干部说纪登奎曾经擅自决定打开粮库救济灾民。
毛泽东对 “信阳事件” 的批示精神是:这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在实行阶级报复。刘少奇主持了当时对信阳事件的处理,提出了对基层干部的处理原则,“思想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并没有受到严重处分,只是平级调动到中南局工作。信阳的一些县、公社的干部被打成了“国民党”、“阶级敌人”,受到了严厉惩罚。
1961 年 1 月 25 日到 2 月 12 日,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总结 1958 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根据会议议程,会议先安排省领导发言,在轮到各地市委书记发言时,纪登奎第一个发言。关于 “信阳事件”,纪登奎认为省委是掩盖的,他说:“有一次省委开会讨论给中央的报告,会议阴森森的,地委书记们没有人发表意见。我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不是路线上的错误? 如果是政策、思想方法上的问题怎样解释? 另一个问题,说路宪文是右倾实质,“左” 倾表现怎样讲呢? 省委
本来应该找我们扯一扯,但省委不让大家扯。不让大家报死人数字了,也不叫地委检讨了,这是什么意思?” 路宪文是当时的信阳地委书记,信阳事件后受到了撤职处理。
纪登奎还说:“省委对如此天大的事情不给党内讲,地委书记也只是知道一些例子,对敌人是要保密的,但是对地委书记也不说,甚至省委的副部长都不能参加会议,总是支支吾吾,掩掩盖盖,结果背后有人骂街”。
从这次会上的地委书记们发言来看,纪登奎对于河南省委的批评是很激烈的,提出的意见比其他地委书记尖锐。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信阳地委书记的错误不是 “右倾”,而是“左倾”。因为右倾的主要论点,就是对于所谓“阶级敌人” 的破坏缺乏警惕和认识,或者说是上了阶级敌人的当,其逻辑结果是要把大量饿死人的责任算到 “阶级敌人” 头上,并且强化抓阶级斗争。
纪登奎委婉第提出用左倾错误来解释 “信阳事件”,实际上是把饿死人归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具体“路线”“政策” 问题。从这个事情看,纪登奎思想深处不认同毛泽东和河南省委的解释。今天看来,显然纪登奎的看法是正确的,而将责任归结为阶级敌人报复,即便不是故意为错误狡辩,也可以说是一种糊涂认识。可见,虽然总体上纪登奎在追随毛泽东的思想路线,但是,因为对农村情况有比较切实的了解,纪登奎实际上有自己的看法。这对于判断纪登奎和毛泽东的关系,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二)
1963 年春天,纪登奎被提拔为河南省委常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任省委秘书长。建国初期以来,他先做了许昌地委书记五年,然后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厂长四年半,然后又做洛阳地委书记四年半。用现在的观点看,他已经在正地 (厅) 级岗位上工作 13 年,且业绩突出,即便不考虑毛泽东对他的特殊赏识,这个提拔也来得不快。闲聊时我曾经问他:“毛泽东对您那么赏识,你怎么做了那么多年地委书记才提拔到副省级”。
他呵呵一乐:“主席那是让我在基层替他当观察员,离开基层怎么观察。再说了,那个年代,我们也很少想提拔的事情。我到省里工作几个月,就又做地委书记去了。”
1963 年夏季,河南全省先旱后涝,出现建国以来第一次大水灾,其中商丘地区灾情最重。为了避免 “信阳事件” 再演,省委决定派一名省委常委到商丘地区工作。
于是,纪登奎主动要求到商丘工作,并承诺三年解决商丘问题。10 月,纪登奎到商丘兼任地委第一书记,一上任就召集县级以上干部开会,宣布:“如果下边有群众患了浮肿病,饿死了人,哪个县委书记不向我们报告,查出来,就一定要追究他的责任。请把这些话,一直传达到支部,由支书向群众宣布。” 并一再强调:“决不能饿死一个人。“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叫群众吃饱肚子,就是马列主义。”
纪登奎在商丘地区抓救灾工作业绩突出,受到省里和群众的肯定。尤其受到商丘公众称赞的是,纪登奎利用自己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为商丘解决了长期以来的河道水患。淮河从商丘流过,但是下游安徽的几个县修筑了很多小型蓄水工程,每到汛期,下游排水不畅,商丘往往出现洪涝。
为此,豫皖两省领导和水利部曾经协调多次。当时分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到商丘考察时,纪登奎曾请他督促安徽方面尽快拆除边界阻水堤坝,仍然没有得到解决。随后,纪登奎利用毛泽东到郑州的机会,专程到郑州求见。毛泽东听了汇报,当即指令让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保华来郑州见他。李保华到郑州后,不知道毛泽东召见所为何事,先找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再与纪登奎等人商量好解决办法,然后才一起去向毛泽东禀报。边界水利纠纷可以说自古而然,纪登奎因为毛泽东的关系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河南人看来是一大德政。
纪登奎原来提出在商丘工作三年,并提出了三年工作目标,实际上只有一年多。在商丘,他的前期工作重点是救灾和水利,后期工作重点则是 “四清”。如果说“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是毛泽东在农村主导的经济运动,那么,“四清”和 “社教” 则是持续进行的政治运动。从后续发展看,这场政治运动也是 “文化大革命” 的预演。因为发动文革的基本理论
依据是从农村 “社教” 中提炼出来的,即 “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的理论,在 “社教” 中已经基本成型。“四清”和 “社教” 本身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最初,四清运动的内容是具体的,意识形态色彩不浓,主要直接针对基层干部的特权腐败问题,内容是 “清工分,清财务,清账目,清实物”,基本上不具体涉及“资本主义” 和“社会主义”的 “道路” 问题; 但是后来演变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运动。
在此过程中的纪登奎,虽然通常被认为是毛泽东路线的积极追随者,甚至说是亦步亦趋的追随者,但是,考察纪登奎在整个五六十年代地方主政的所作所为,本人认为,在 1964 年底离开商丘地委书记岗位之前,纪登奎没有明显的 “左倾” 倾向,相反,“右倾”特点明显。
在这里,我把农村工作中的 “左倾” 和“右倾”理解为:主张更多地顺应尊重农民发展个体经济的要求,或者说主张给予农民较多自由者,即为右倾; 主张更多地用集体化体制改造农民行为,或者说是用所谓社会主义理念来规制农村生活者,即为左倾。这种左右之分,与西方思想领域中的左右之分,既有重要区别,也有某种相通。
纪登奎的变化也许是发生在离开商丘回到省里的时候。1964 年 12 月,纪登奎即将离任商丘地委书记,省委通知:中央来电让纪登奎火速赴京。纪登奎当夜出发到北京,很快被毛泽东召见。毛泽东先听了纪登奎关于河南 “四清” 运动,特别是纪登奎蹲点抓 “四清” 的具体情况。然后告诉他,最近几个月来的 “社教” 运动出现一些问题,中央准备发个文件纠正这些问题,想听听纪登奎的意见。
纪登奎被留在北京,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系列会议,主要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的讨论修改。这个文件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标志毛泽东发动 “文革” 的理论基本形成。
这个文件的发表,实际上标志 “文革” 首先在农村拉开了序幕。这个文件明确规定: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纪登奎从北京回来后,在此后的省委分工中负责社教和农业。由此开始,在纪登奎的直接领导下,河南的 “社教” 运动迅速升级和扩展,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政治氛围日益紧张。
纪登奎抓 “社教” 运动的主要办法,一方面是在全省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高潮,树立了很多学习毛著的典型,另一方面是大抓阶级斗争,要求各地下功夫揪阶级敌人。
1966 年 4 月,纪登奎在全省 “四清” 先行点座谈会上讲话。他说:“从揭发出来的大量材料看,地富反坏互相勾结的情况很严重。我们搞阶级斗争的人,必须对阶级斗争有正确的认识,搞政治要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不坦白者是活靶子,坦白者是活典型。
要充分发挥这些反面教员的作用,大反和平演变,大反资本主义,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根子挖掉。“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要大张旗鼓地在一个公社搞它一、二、三个,把这些当权派狠狠整一下,彻底批判,搞深搞透,用毛主席的思想来批判这些活典型,使群众懂得 “和平演变” 是怎么回事。贪污 8900 元还不是“和平演变”? 搞 12 个女人还不是法西斯? 要组织几场像样的斗争、批判大会,把活靶子、活典型用够,使大家懂得毛主席所讲的阶级斗争”。
这是纪登奎在执行文革路线,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他在前边大讲一番阶级斗争和和平演变的严峻性后,举出的和平演变现象,却是 “贪污 8900 元” 和“搞 12 个女人”(贺明洲,1998)。他试图将社教运动理解为反腐败。这说明纪登奎并没有把阶级斗争往 “集体化” 等道路问题上去联系。他并不认为在对于人民公社的态度可以构成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这似乎也从一个新的角度展示,纪登奎在积极追随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时候,对于所谓 “阶级斗争” 有自己的不同理解。
(三)
纪登奎在担任洛阳地委书记期间,受到人们诟病的事情,主要是 “反右倾” 运动中对于地委第二书记王智慧的处理。在一些人看来,这似乎是纪登奎在左右之间摇摆和骑墙的佐证。
在 1959 年春夏,洛阳地区曾经在较大范围推行包产到户,但是,在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中,地委第二书记王智慧因为推行包产到户被定为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受到组织处理。纪登奎作为地委一把手却全身而退。从中共体制下政策过程特点来说,地委二把手提出的政策意见,不经过地委一把手的同意,是不可能作为政策推行的。
更何况,王智慧的意见是先以书面形式报告地委,然后获得地委批准。还可以设想,是纪登奎先同意才会有书面意见,甚至是纪登奎的政策意见让二把手来写出书面意见。无论如何,纪登奎作为地委一把手,显然对于包产到户的推行负有更高的政治责任。但是,当包产到户被上层打压后,王智慧被处理了,纪登奎却安然无恙。从这个意义上,人们就此提出质疑是有道理的。
通观纪登奎在地方主政期间的基本表现,可以说,纪登奎对于农村工作相当熟悉,对于农民的需求也相当了解,在政策思路上比较务实。公社化运动以来,整个河南省的左倾问题很严重,共产风和浮夸风甚烈,灾难性后果令人震撼。但是,就纪登奎的个人表现而言,在推进左倾政策中,他没有走在前面,而在纠正左的错误方面,却走在了前面。
在我们的日常闲谈中,纪登奎经常会聊到一些农村政策问题,但是,他谈农村政策通常不是从马列主义理论出发,不是从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假定与想象出发,具体说,他并不喜欢用 “马列主义”、“社会主义” 作为标准来评价农村政策。河南省委党史办贺明洲,曾经专门研究纪登奎在河南农村工作中的表现,他对纪登奎的看法是:“反右不甘落后,纠左比反右劲头更大”。从我本人的接触了解看,纪登奎在思想上不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人。虽然读过不少马列的书,但是他似乎对于马列理论教条并没有特别爱好,否则,他不会说出 “吃饱饭就是马列主义” 之类的话。
但是,说纪登奎在政策思路上并不左,并不意味着他就是农业领域改革支持者。从农村改革的表现来看,纪登奎的基本政策立场,介乎僵化地坚持人民公社体制和明确地反对人民公社体制两者之间。纪登奎在主管农业的后两年,虽然明确反对陈永贵的左倾政策主张,但是,也还没有从根本上否认人民公社体制。
1982 年 4 月,纪登奎到安徽凤阳县考察。凤阳是 “大包干” 的发源地。当时的滁县地委副书记陆子修陪同纪登奎看了两天。临离开时滁县时,纪登奎对陆子修说:“在农业问题上,我是犯过错误的。在河南工作时,我也鼓吹过七里营公社; 在中央工作后期,我反对过包产到户。我所以反对,是因为意识形态出了问题,认为包产到户违背了社会主义。所以,我必须检讨”。
2013 年 9 月,陆子修在一次与本人的闲谈中,回忆了纪登奎当年滁县考察的情景,说:“纪登奎的话给我很大震动,觉得他承认错误很坦率。特别在当时,强烈反对包产到户的高级干部还有很多,但是,很快能这样承认错误的人太少了,如农业部的有位领导,别说当时不承认错误,就是二十年后也不肯承认错误”。
分析评价政治人物,是一个十分困难的事情,标签化的做法会失之偏颇。尤其高层政治人物,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情形下,说过很多话,做过很多决策,如果全面考察其言论表现,“左”的和 “右” 的踪迹都很容易扑捉。就纪登奎来看,虽然思想底色偏右,但总体而言,是个 “亦左亦右” 的人物。
否则,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他无法在毛泽东面前自立。这种 “左右” 逢源,其实是时代造就的政治人物特色。不仅纪登奎如此,而且很多领导人都如此。即便是一些后来引领了改革开放的领导人,历史上在 “左”、“右” 之间的表现也相当复杂。
古代是私有制,私有制里人的积极性高得没有顶,能饿死人吗?3000 年前就温饱了,最差的也得喝肉糜。所以题主说的古代饿死人是瞎话。不要和改革主旋律唱反调。如果单干也能饿死人,那我们搞改革还有什么理由?都不许说古代饿死人。
什么,民国饿死人了?怎么可能,别听一些人造谣。民国只有黄金十年,哪有什么大饥荒。我告诉你,私有制里积极性都高得很,绝对不可能饿死人。民国即使有一两个饿死的,也是因为战争,因为战争,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只有公有制,大锅饭,都是懒汉,所以才能饿死人。。大家都要热爱私有制,跟我走在私有制的光明大道上,走向到处流着奶和蜜的天堂。
谢邀!
1960 年的饥荒之所以会有争论乃是人为因素。哦不,我说错了,那些掩盖或篡改历史真相的都是畜生。为饥荒洗地的诸位也是。
好巧,最近天气热,一直在研究县志,且取一县人口数据变化(造假)来说明这个问题。
取上图 1952 年的人口统计数据,可以得出本县有户 153395+3214 户,有口 595920+24769 人,共计 620689 人。
1962 年(三年饥荒已经过去)的人口则为 790341 人。
好,再来看图
这张图里的数据是男女比例,我们取 1952 年、1962 年两个年份和第一张图作个对比会发现,人口数据分毫不差。恩,很严谨。
再来看图:
由于本县志自 1955 年开始才有出生和死亡率统计,那么我们从 1955 年开始好了。
由第二张图的统计数据可以得知,男 344485,女 330182,共计 674667 人。
那么 1954 年是多少人呢?第二张图显示为男 331103,女 324702,共计 655805 人。
那么 674667 人减去 655805 人 = 17800 人。再看上图给出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以及自然增长率,明显是有问题的,55 年 12500 人,56 年 11500 人,无论怎么算,这两个年份的人口数据都是有问题的。
我们已经知道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里的人口数据是分毫不差的,很严谨,那么为什么这里又不严谨了呢?
于是我来了兴趣,又仔细看了一遍第三张图。
此图给出的人口增长数据为:
56 年,11500 人。
57 年,9000 人。
58 年,16100 人。
59 年,16200 人。
60 年,5000 人。
61 年,18800 人。
62 年,28800 人。
恩,一共是 93900 人。
1963 年是多少人口呢?第二张图给出的数据是男 402484 人,女 395383 人,共计 797867 人。
然而我们已经由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知道 1962 年人口总数为 790341 人,由第三张图知道当年人口增长数为 28800 人。那么,按数据来算,1963 年的人口总数应该是 819141 人才对。
恩,按第三图算出的人口为 819171 人减去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的统计数据 790341 人,等于 28830 人。
两三万人居然凭空就消失了。
为什么会消失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58 年、59 年以及 1960 年和其后两年的人口增长数量的微妙变化,想必就能猜出这是要干什么了。
人口数据造假的目的其实不言而喻。
那么,为什么会有争论呢?想必题主已经明白了吧?
其实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饿死三千万” 这个说法是很有讲究的。
第一,有没有天灾?
一开始叫三年自然灾害,后来改成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变成三年困难时期,不提天灾,也不提人祸,毕竟提了天灾就显得情有可原,提了人祸稻上飞就非常尴尬。
第二,全国饿死三千万。
有没有饥荒,我觉得肯定有。有没有饿死人?我觉得应该也有。毕竟改开盛世下的二十一世纪都有人能活活饿死,遑论前三十年。
全国都饥荒,而且都是能饿死人的饥荒吗?
难度有点大,先不说全国这么大的范围全部都饥荒的难度有多大,真是全国范围能饿死人的饥荒,就解释不了 1960 年到 1965 年,全国人口从 6.6 亿到 7.2 亿的增长,毕竟在能饿死人这种程度的饥荒下,男人没力气啪啪啪,女人就算生下娃,大概也没有奶水养的活吧。
全中国,在那三年 “困难时期” 里,有些地方发生了能饿死人的饥荒。
但是不能说某某县,某某地区或者某某省,三年饿死三千万。
因为这么说的话,追责你最多追到省一级。
浙江强拆碾死钱云会,你追责追不到 H。天津化工爆炸,你追责也追不到 X。
只有说 “全国” 饿死三千万,追责才能追到毛泽东。
1960 年的饥荒的危害按 49 之前的饥荒标准看,也就属于轻度饥荒 在历史上看根本排不上号。之所以产生所谓争论,就是因为它是 49 之后的中国唯一的一次全国范围的饥荒 所有也就成了一些人手里工具。**有些人要用他来否定前 30 年,有些人要用他来否定社会主义。**为了达到此目的,就要 造谣夸大这场饥荒的严重程度和死亡人数。而这样的造谣和夸大就自然会引起能够独立思考问题人们的质疑,也就出现了争论。
饿死三千万?quora 上已经在问是否饿死六千万了,我觉得等哪天我老了,会有人问是不是饿死了 13 亿人。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饿死三千万这种说法我在十多年前路边听一个闲汉跟身边人闲扯时就提到过,张口就说老毛饿死三千万,说的眉飞色舞,一副朝里有人的模样。我想那时还没有任何媒体说老毛饿死三千万吧!但为何一个街边闲汉就能得出这个结论?说白了有些人有意把水搅浑深藏水底浑水摸鱼,有朝一日鱼摸光了,众人问起来,摸鱼的人不说谁把鱼摸光了,只说这些日子看见主席一直在水里游泳。何其阴险也!
当年农村人确实挨饿了,这个没啥好反驳的,我也听家里老辈人说过,有段时间吃糠咽菜,其实最吃亏的是妇女,因为男人干的重体力活,所以干的好吃的先尽他们吃,如果夫妻互相体谅还好,如果男人自私点,女的又软弱,就只能吃点残羹剩汤。那时候农村人小孩多,少的四五口人,普遍七八口人,多的十几口人都有,干的人少,吃的人多,吃饭确实是个大问题,但饿死人还是很少见的,我问过老辈人,他们都没见过,只是听说过其他地方有一起,远没有网上某些人说的那么普遍骇人。
我有时想,为什么三千万这个事时不时炒的纷纷扬扬的?真的是一帮良心人士为农民疾苦呐喊吗?农民负担沉重的九十年代他们貌似就有三千万这个说法了,农民背井离乡打工血汗钱时不时打水漂的年代他们还在拿三千万说事,农民的姐妹女儿沦为金钱的玩物时他们还是揪着三千万不放,现在几千万的农村留守儿童老人问题解决不了,他们依然关心的是六十年代的农民。他们真的是关心农民吗?以史为鉴,研究历史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吗?放着农村的现实问题看不见偏偏揪着三千万不放是何目的?要知道这些问题在毛时代都不是问题。呵呵,三千万只是他们反毛的工具罢了,何况真的有三千万?顺便说一声,不只是三千万是他们的工具,解放前的地主也是他们的工具,那些地主早化成灰了,为那些地主翻案不过是赋予新时代权贵合法性罢了。
饿死人当然不应该,但历史上到底怎么回事?我看百家讲坛说史也好,看网上一些牛人谈史也好,他们对一件历史事件的考证事无巨细,不遗余力,精益求精。从史料记载到出土文物,从民间传说到年代逻辑,从主角性格到行事动机,从人物关系到时代背景,可以说是各方论证,以求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这说明人们对历史事件的定性要经得起推敲,就要从各方面论证。至少用这样的思维方法才能更接近真相。
但为何突然就冒出个三千万?然后这个锅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栽在主席头上了呢?
看了前置位的一些回答,我做一个总结:所谓 1960 年大饥荒饿死三千万是没有的,这年头谁家不饿死人呢?就像南京大屠杀从不存在一样,那年月谁家不死人呢?
你把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探索的一个小曲折和万恶的旧社会的饥荒联系在一起是什么居心?
还饥荒?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完成以后以后不许有饥荒!就是有死人,那也是大多是正常死亡,哪年不死人啊?
怀疑答主是看到某党派钦定的某些说法才故意如此提问,记住了,那些人都是从建国就潜伏在我国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阴谋分子的继承者,不论是 “饥荒” 还是别的什么坏事,都是这些阴谋分子(及其继承人)一手造成的,所有你看到的某一类诬蔑性言论都是他们伪造的!
记住,真理在知乎!
还是觉得题主别有用心,举报了。(坚毅的眼神,自信的微笑)
因为这是中美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主要战场。所以美国投入大量宣传力量,自然这个话题就有很大热度和争议性了。随便说几点想法。
1. 不理解 3000 万人口有大就瞎传谣的人,才是对生命的漠视和侮辱。3000 万这个人数是什么概念?将近当时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然后你告诉我没有军队暴动,没有流民流窜,大家还安分守己老实吃土?
2. 为了圆谎,再说是因为村里不让出村,省里不让出省。真牛逼,中原地区一个村少说上千人,谁来阻止百姓出村?吕布附体的村长?1942 年兵荒马乱,到处还有日本人都挡不住流民,和平年代的流民就被莫名其妙的神秘力量封锁在村里等死?我觉得再辟谣他们就要开始污蔑解放军了。
3. 所有所谓香港的美国的学者关于这个 topic 的 “研究”,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值得相信。拜托,考虑一下美国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斗争好不好。何况他们好多研究漏洞百出,什么不考虑减少的出生人口等等(见 Wiki 三年困难时期词条),滚蛋好吗。
4. 1958 年中国开始实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把曾经允许自由迁徙的人口制度改为户籍制。第一次大规模统计全国总人口,把曾经两地都有登记的人口只登记一处,销户很多不存在的人口。对,然后这些千万级的人口消失量都算在了所谓的饿死 3000 万里。
5. 1957 年广西出现了饿死三百人的事件,这事已经算天大的事了,直接上报到了中央,毛主席亲自做了指示,说生产指标要降下来,决不能出现饿死人的情况。不否认之后生产指标并没有降下来,还是出现了大跃进。但是,如果真有饿死了 3000 万中央就不知道也不管?地方官员敢隐瞒?我觉得不可能。
批评共产党应该对那场大饥荒负责,是因为共产党将老百姓的生死当作了自己的责任。
无视 1949 年之前的饥荒,是因为 1949 年之前没有哪个政府愿意将老百姓当人。
如果没有人在意那场饥荒了,就说明没有人在意共产党了
因为自从人权,公民意识的诞生,政府服务人民已经是现代人类文明的共识,在这种思想下,出现这么大的人祸,当然会产生争议,因为政府是要为他的所作所为负责,哪怕是简单的失误都要向国民给予交代,更何况这完全是脱离现实导致的灾难,甚至发生灾难的时候做出很多不人道的命令导致更多的人饿死,这是必须要有人承担责任的,可是最后却几乎没人为这个荒唐的决策而付出代价,在现代社会发生这种事,这当然会引起争议,这是文明进步的表现。古代文明水平落后,科技水平低下,饥荒犹如喝水一样频繁,而且古人的思想和我们完全不一样,你不能拿现代的标准去衡量古代,而是以当时的环境去评判。
而且古代的生产力根本没办法和现代比,运输和交通就不用说了,马车的货运量和速度和火车比差多少?水泥地和土路差多少?如果碰上高山古代只能靠人力爬,而现代可以打隧道建立环山道,更何况还有飞机,发生灾情如果情况危急,物质最快一天之内就可以就位。行政能力更是差的十万里,现代官僚体系哪里发生灾情立马就可以做出相应的反应,无论是人才还是制度的先进性甩古代 n 条街。化肥的诞生和粮食的培育技术,基因技术让粮食产量提升 n 倍,现代科技提升产量的同时,也提升了粮食所蕴含的营养,并且扩大了粮食生产的范围,甚至现在已经可以做到在盐碱地生产粮食,在这种现代的环境下,你觉得饿死那么多人正常吗?
让我们看看毛泽东当时是如何 看待的 以下是武昌会议的讲话
贴不上来 自己去找
因为太多 “精英” 式的人存在了,为配合西方抹黑中国而不遗余力,真是吃多了。我就没见过所谓 “人口学术界” 有研究 “美国 1929 年大萧条非正常死亡 800 万人” 问题的。
知乎上很多人被这类 “精英” 带节奏,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们回答中挟带的私货。
(对比看这个问题可知:
http://www.zhihu.com/question/36572255)
最高票
说 “大跃进期间中国非正常死亡大概三千万上下,是 30 多年来整个学术界的学术共识,在严肃研究中,比较极端的数字,下至 1600 万,上至 4500 万”,是比较典型的这类人。
首先,断言 “大跃进中国非正常死亡三千万上下” 这一说法是学术界共识,是比较搞笑的说法,西方所谓学术界研究出来的结论,怎么就成了中国学术界的共识了?(中国政府也不支持此说法,所以你到底是想黑过去政府还是黑现在政府?)
其次,断言 “非正常死亡 3000 万” 时说是 1600 万~4500 万之间,看似取了数值的折衷,实际上具体引用论文时,却只有 1650 万~3250 万的论文,怎么结论时数值偏偏就取了上限?
再次,“非正常死亡 3000 万” 准确地说其实是 “1958 年~1962 年,推测中国有 3000 万人口过早死亡”(出自 chenqin 引用论文),英文单词是 premature death,这个角度取的有点意思(不是坏,就是蠢),为什么不说 “1958~1962 年期间,中国平均每年比预期死亡年龄死得早的人有 600 万人”(这个才是统计结论),非要强调 “大饥荒期间中国非正常死亡 3000 万人”?
(论文地址:https://www.jstor.org/stable/1973284)
再再次,普通网友说 “饿死 3000 万人是村口吹牛皮人的人爱说的”,怎么到 chenqi 口中就变成了毫无根据的造谣式辟谣了?注意网友用的是“饿死” 这个词,非正常死亡的人都是饿死的?如果不是的话,网友说的没错啊,你凭什么说别人是造谣?
为什么要挑这种含糊的 “非正常死亡 3000 万人”,而不用更准确的 premature death(提前死亡)?或者更严格地考证“饿死” 多少人?
我发现知乎真的是精英社区啊
诸位好像对于死人这件事只看一个冷冰冰的数字
为了拿美分已经丧失思维能力了吗?
饿死过人是有的,饿死三千万人?
你们真的不知道三千万人是个什么概念吗?
1942 年河南全省 3200 万人
2019 年陕西全省 3700 万人
我不知道当年饥荒最严重的山东,河北,河南,安徽等几个省现在的人口
是从 TMD 地里长出来的吗?
造谣也要讲基本法啊。
我有时候真的搞不明白你们左翼 在你们眼里公有制不是天下第一嘛 居然和落后的封建王朝和国民党反动派比起来了 他们饿死了老百姓 你们也饿死了嘛 这不就说明你们一样垃圾嘛 还有说历史记载的 说得好像你们清白一样 不也是用三年自然灾害粉饰嘛
1、关于 3000 万这个数据,主要是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数值偏差这个角度估算出来的,低到 1600 万、高到 4000 万的计算结果都有。且不讨论这些数据,采用哪种方法角度计算的结果更准确,但都说的是 “非正常死亡人数”。
2、自然灾害是主因,苏联撕毁条约、大跃进的人祸是次因,官方也从没否认,也有数据认为的确有饿死人数估算 600 万、800 万的数据都有,这是两种因素共同导致!
3、美国 CIA 当年有过一个调查报告,现在其官方网站仍然能下载到 pdf 文件,原文有一句话说的是 “有大量人口营养不良,但未出现大面积饥荒”。有兴趣的可以去搜索一下。
但是,有人对天灾和其它因素全都闭口不谈,张口就说 “大跃进导致大饥荒、导致饿死 3000 万”!其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才是导致争论的根源!
1960 年饥荒,父辈、祖辈的饥饿、呻吟、浮肿,依稀可见。那是人祸,恰逢天灾的结果。
而古代的饥荒、留下的只是渐行渐远的传说。
因为公信力差,狼来了的故事听多了,宁愿相信坊间传闻也不愿意相信执政机构,这是件值得反思的事情。
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不清楚,但是 2011 年出版的《中共党史第二卷》公开承认了:“1960 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 1000 万”。
古代历史已成万古流,但是,我们现在还活在…… 当中。
资治通鉴上随便翻两页,或十年八年,或三五十年,总会有场 “人相食”,或由水旱,或由蝗灾,或由瘟疫,或由战乱,或由苛条峻法,早就司空见惯不以为怪了
现实跟题主说的恰恰相反,越有据可考才越引发争论,越知之甚少才越流于无视;上古三代,书都烧了,谁知道发生了什么,那还有什么好争呢
抛开意识形态,还有两个最直接原因:资料多,资料质量参差不齐。意识形态原因提供动机,资料取舍和解释提供战场。因为当时各种登记统计制度还在建立中,各种数据含混矛盾。
另外,古代甚至近代饥荒研究的并不多,比如近代,农民起义记录非常多,但是配套的饥荒统计呢?比如清朝这么多饥民流民记录,明治以来大量农民起义,对应的饥荒灾情记录充分么?更别说东亚密集人口地区,残酷的农村生存竞争环境里,几家几户饿死,整个村子还稳稳的情况多了。
所以对饥荒的研究,本来就是比较薄弱的,因为落后农业经济地区,行政统计大部分极不发达,没争论很可能就是没材料没啥好争的。
因为古代的饥荒太多了,基本上饥饿和贫穷是常态,找到一个标志性事件很难
但是
你看看对秦始皇的评价
对曹操的评价
对明宋和元清经济水平的评价
对冉闵的评价
对刘邦朱元璋和项羽的评价
对张居正的评价
对李鸿章的评价
对商鞅的评价
等等对发生在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比较尖锐的历史时期的历史事件以及相应的历史人物的评价
那个话题底下不是撕得七荤八素的
有一句话说的好啊
阶级矛盾,那是不可调和的
马克思有一段话又要搬出来了
49 年以前,劳动人民被三座大山压迫。三座大山本来就不管劳动人民死活,只管自己利益的。灾荒饿死那么多人,是三座大山腐朽的表现——要不然为啥要推翻他们呢?所以觉醒的劳动人民要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自己当家做主人。
49 年以后,无产阶级的人民共和国成立了。56 年以后,三大改造完成了。现在中国是劳动人民自己的了。新中国站在了阳光大道上,在党的领导下,农民和工人将一起战斗,三年超英五年赶美!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将带领人们一起走向辉煌又灿烂的明天!
谁 tm 知道来了个 “三年自然灾害” 把人们的美梦砸个稀巴烂
为什么没有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纪念馆,
但是有 “南京大屠杀” 纪念馆?
因为从理论上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不会再发生了,
而 “南京大屠杀” 有可能再发生。
(虽然可能性极低,但是低不代表没有。)
(当然了,其中一大波原因是政治因素。)
62 年因为天灾 (可疑) 和人祸,全国粮食欠收,基本上不够吃。但因为大锅饭的存在,所以没人吃饱,但都有一口吃的(可能就是一口粥,或一天一顿饭)。对所有那个年代的人都是刻骨铭心的全体记忆,也是现在老年人忆苦思甜的主要来源。我的母亲因为饿怕了,现在还有存粮的习惯, 常年家里都有几袋面和几袋米。
但关于饥荒之年的描述,我听到都是父母当年怎么想尽办法度过的,打鱼,抓蛤蟆,撸榆树钱… 但没有听他们说过谁家的谁饿死了!
俗话说,预备,齐…
我父母是经历者,实实在在的饿过,但也没有见过被饿死的。
别人请举例。
49 年前,每年都饿死人,丰年都会饿死几千万人,更何况灾年。49 年以后,58 年消灭麻雀后,就三年粮食产量比较低。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TG 的黑点就那么多,抓住一个死命的黑。这事情 TG 都承认了,因为政策失误,造成的。哪个国家没有政策失误的时候。
几个原因,第一,越近的越好考察,因为信息资料好统计保存。
第二,时间近,见证人多,就更容易有指证的。
第三,大部分人思想接近金鱼,十分健忘,远一点就无所谓了。
至于损害的程度,死人数量不能作为标准,因为时代变迁人口本身就逐渐增加,按比例计算才准确。如果按后者算,三年饥荒并不是最惨的。
当然是和你越近的事你越关心啊,是邻居被早上车撞了和你邻居二大爷 30 年被车撞了哪件事你更关心一点。古代那么多,大大小小的饥荒在当时的社会上难道没有争议吗?但隔个几代大家就该干嘛干嘛去了,难道一件事要从秦朝天天争议到现在吗?
唯一一点很不明白:那三年,为什么不允许农民逃荒?就牢牢的把村民困在村子里饿死?不可思议!不敢相信!我也不懂,历史,看电视剧古代都是逃荒啊闯关东啊!可是~~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争论本朝的饥荒比较有价值,而争论古代的意义不大
因为新中国之前的饥荒跟执政党政权无关。大可光明正大实事求是添油加醋,甚至有人洗白都没人太当回事。
而新中国成立后的饥荒,一方面是没有正面描述,将之简单的归纳化,让有一票人借此夸大数据,有夸大数据就有人修正数据,也有人缩小甚至否认。因此产生争议是必然。
目前为止,争议分两类:
一类是以历史考据的专业角度出发,力求接近符合逻辑的数据。这类人群对死亡人数的求证是基于专业需求而考证。
另一类就是各种非专业人士,他们本着一种神经病的病理特征,非要夸大或缩小死亡人数来侧面证明某党的罪恶或无辜。或者说更多的人是瞎凑热闹。
其实我党对这个时期产生的种种问题都是有定性,也明确该时期存在着不足,只是回避了具体细节,然而并不是刻意隐瞒,而是从普及上挑出重点说明。
关于这一时期的事,任何夸大是没有意义的,同样回避或是否认也是没有意义的。毕竟 5,60 年代生人还现存于世。
我小时候就有问过爷爷奶奶关于那时期的饥荒问题。不可逃避,对他们来说是段经历,甚至回忆起来都没有痛苦可言,而对我来说只是一段有趣的故事。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新中国之前的饥荒普通人没什么争议,你看,我和我爷爷才隔几代,对我而言已经是故事了,何况更远的事。
顺便简单的说下我爷爷那时候的事,城里没吃的了,都路边都有饿死的人了,举家徒步前往乡下一个山沟沟的穷亲戚(至今还是在山沟沟里,总共就十来户人家,间隔还挺远),好歹没饿死,也没正经粮食,但番薯野果野味还能弄点。(现在还有野猪麂子打)
以至于以后每年至今家里都会寄点钱下去,说是要感恩!
最后我想正儿八经的说个我的观点
抛开那些带路党的说法。
普通的老百姓一旦受到伤害,是会有有偏执的警惕性,比如爷爷辈的饥荒,父母辈的下岗,强拆。对经历过的人而言足以让他们铭记于心一辈子,对政府对社会的警惕与不信任是不会减少的。
对没经历过的人而言,只是一段无关痛痒的破故事。
有意思的是,经历过各种运动直至文革的长辈,他们谈及这些事反而没有明显流露出恨意,轻描淡写的说出来,一方面是他们经历太多了,一方面是已经到了将死的年龄了,很多事都淡了。
而经历过下岗政府拆迁的稍微小一辈的长辈,一说到这些事就破口大骂。
补充一下,2000 年三线城市的拆迁可不是今天的商业拆迁哈,能拆出个拆二代来。
短短 10 几年,有少儿成为少年,有少年成为中年。同一个拆迁,2 代人却有截然相反的概念。
最后,看到有人说问过身边的朋友都说没有听说家里有饿死人。
我建议直接询问老人家。要特别注意的是,老人家经历过各种运动,你不问,他们一般没事不提这茬,别说这茬,很多生活的普通痛苦经历,我认识的长辈几乎不和小孩提及。在长辈眼里,小孩没事知道这些干嘛?
长大点后问,他们才告诉我一些事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舆论的阵地 你不去占领 敌人就去占领
舆论又是和平年代政治战争的第一武器
而任人打扮的历史又是这武器最有力的子弹
乡贤 女德班 果粉 美分 地主洗地 美名私有化 剥削有功论 包括这个大饥荒的争论 一脉相承
都是舆论战场上的枪林弹雨
当然
也许是 zhihu 小职员为了 kpi 月底泡面加个蛋的欲望
whatever 小心误伤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因为你得看人们是为什么而争论●
1960 的饥荒【有很多可以黑的地方】,而老拿出来争论,主要也是为了黑,而不一定是对饿死的人有多么同情。
●而以前的饥荒,都不知道以前啥时候发生过饥荒,并且【可以黑谁?】【争论有什么用?】
●现在争论 1960 饥荒,也主要是一种【道路之争】。【具体的事实仍然有点扑朔迷离,可能是因为档案没有解密?】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不吐不快。。看到这个问题撕的惨烈。。
不能理解。。总感觉是一种因为三年饿死的不如以前多所以就没问题的态度。。毕竟对于很多人来说死个几万几十万根本不叫事。。都是一串数字。。但是很不幸。。无论是 3000 万还是 300 万。。我的长辈就是你们争论中的几个数字。。说的夸张的那是别有用心。。但是那些嘲笑所谓 3000 万党的人在我看来也是毫不尊重历史的垃圾。。对。。就是垃圾。。
之前回答过一个类似的问题。。说了我长辈的一些事情。。难道有人不知道那些所谓的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个活生生血淋淋的人么。。他们也有自己的故事。。但是在一群垃圾看来。。只是用来打击对手树立自己思想无比正确的工具而已。。呵呵。。
我家里老人没有记得有人饿死过,所以没有人饿死过。
大概想一下,应该是饥荒出现了,是不是允许逃荒的区别吧。
电影 1942 里,当时的饥荒年景下,管理者是允许逃荒的。
那些饥荒年景下,管理者不允许逃荒的,当然会出现争论,甚至永远地唾弃了。
几个原因吧
1. 古代是否发生了饥荒,最多是个学术问题,一般人并不会关心唐朝某次灾荒会饿死多少人。而五十多年前的不完全是个学术问题。
2. 就史料和统计数据的丰富程度而言,两者之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还是拿古代作比较,比如史书记载三国时期户口十不存一,现在两千年过后你如何去做论证。
3. 政治因素。。。。
正是因为有这些因素,三年困难时期才会有争论的可能。不过还是奉劝自干五、小粉红、工业党和毛左们不要乱洗了,这个事真没得洗,以往出现灾荒了完全可以甩锅给老天,这个真没法甩。当然如果你们愿意去当人民公社时代挣工分的贫下中农,自然也没有问题。
原因在于经历过 60 饥荒的人很多还都健在,他们能有第一手资料,但问题也在这,人多嘴杂,听谁的不听谁的,所以争论开始了。
觉得有 3000 万人额外死亡的说法一点是认为从 59 年到 61 年的出生率是作假了,不符合常理,因为前后年分的出生率都在 30-35 左右,所以这些年份并没有少生而是统计错误,所以死出 3000 万人。
人可以自主少生,但人想自主多生就难了。
如果因为缺少粮食减少生育是不可能的话,为何一挺过 3 年困难,人口出生从前面的 37%-34%,中间段的 29% 下滑到 18%,然后就直接飞升到 37%,然后达到 43% 和 39%。最后又回归了 37%-33% 之间呢?我猜测这是地方有预谋的瞒报户口躲避征粮,然后在危机过去后用出生率暴增做搪塞。当然也有许多耿直的地方没有瞒报,这些人是这六年中诡异数据里真正的牺牲者。
这只是不负责任的猜想而已。
从父辈口中得知,我们那地方最惨的是日本打进来的时候,封海,加上天灾年导致大量人饿死,30 万人北上去江西,饿死剩下 3W。至于父母辈在 3 年困难的时候,当然是没有什么困难,到下乡的时候,有人饿的半死,啥都吃,身边的人倒是没真的饿死。
古代的饥荒也有很大的争议,就如汉武帝作为导致的所谓天下之众亦减半矣。这里的减半并不是说这些人都死了,而是逃荒,变成流民,亦或者选择投入豪族里当佃农,躲避收税和兵役。而汉武帝通过酷吏和各种告发政策,花式的征收富人的财产,使得富人不得不将生产效率更低的农民驱逐,将土地交付给那些效率更高的佃农。
个人觉得,应该是我朝的事的事吧,离得又近所以大家关心
根本原因还是有部分势力在作祟。若允许各种言论存在,自然只有纯学术争论和街头热议,但如果用行政力量不允许某一方的争议,那就会造成反抗。
行政力量不一定初衷是坏的,他应该成为不偏袒的一方,但是争论中的各方一旦想利用行政力量压制另一方的声音并成功实现后,话题就会继续发酵甚至走向不可收拾。
在一些地区还有个更致命的问题。
因为古代和近代的饥荒多为天灾和战乱原因导致的,而新中国在一统天下后举国太平没有自然灾害的环境下,人为共产主义实验致死上千万人,人神共愤!为了大跃进的指标数字,强行夸大亩产量过度征收农民粮食,饥荒发生后没有第一时间赈灾反而派民兵搜查余粮,禁止饥民外出逃荒,其行径和黑社会无异!
按理越近的历史应该越清晰,但是实际上 1900 年以前的历史可能更加真实清晰。原因是为什么呢?我也说不清楚。
政清吏明的新时代,又不是过去兵荒马乱通讯落后的乱世,那些年里到底不正常地死了多少人,难道就不能精确真实地统计好每月各地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吗?我也挺疑惑的!!!
唯一的解释,真相已经被模糊化处理了,出于某些稳定现行的目的。
史料越多,争论越多这是很正常的,越是古代的越好研究就是因为史料太少,所以分歧少。所以能说的了秦汉历史的多,说的了明清历史的少
中国数千年以来,人口数量是一直受限于较低生产力发展水平 (相对于今天),历史上多次饥荒的发生也是类似于自然环境的稳态调节一般 (贪腐、叛乱等大事件只是相当于导火索)。也就是说,在生产力近乎于没有进步的平稳发展阶段,饥荒的原因和过程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当前的粮食牛羊,只能养这么多人。
中国人口爆发式增长,差不多始于生产力大发展的清末。但是数次战争和军阀剥削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建国前死于饥荒的人口。
建国后,处于生产力极速变革阶段的和平中的中国,则是彻底地将饥荒这个问题暴露了出来。总的说来,是生产力进步能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当然,小的层面是政治经济决策、基础设施、国际环境等方面上正或负的作用。
所以这个问题,简单来说就是: 历史的远近是与生产力的高低相重合的。
因为这是无上神明的时代. 你以为神明无所不能.
因为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统计数字精确度比过去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前几天在黄泛区问题讨论下边学了个新词儿叫 “一次性死亡”
5758 年死亡率多少,59——61 死亡率多少,两者相减就是多死的人。
不要说争论了,光是提到就会让 60 年黯然失色的饥荒怎么会被拿来讨论
盖棺定论。
古代不管饥荒如何,那个朝代已经死亡,争论也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差异,数据也不一定真实,但是在乎的人除了真正的史学家,基本没人讨论。
而发生在本朝的事件才有带节奏的需求,才能成为普通人的谈资,不管是意识形态的需求还是为了显示自己对政治秘闻的了解的优越感,信与不信没有那么重要,甚至说过我也忘了,反正你也找不到确凿证据反驳我,找到了我的可以说那是假的。
有没有饥荒,有,饿死多少人,谁知道呢?真相重不重要?who care!一面旗帜而已,苏北路过,根据老人回忆,饿死过人,每个村子都有个把个,仅做参考
这种大事问知乎显然不合理。除非你只想获得观点。
因为没有人去调查,没有准确的数字,只是听闻
因为这是当朝发生的,前边历史问题他们才不会去想
不是都能翻牆麼?翻出去看看資料不就都清楚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5%B9%B4%E5%9B%B0%E9%9A%BE%E6%97%B6%E6%9C%9F
因为这是人祸,
在知乎唐山大地震,汶川大地震,湖南发洪水都是
还是匿了
说的不就是那几千万嘛!正常人用脑子想想都知道,当时全国大概四万万人吧,死几千万,平均十个人死一个,那么 “你”“我们” 是怎么被生出来的?这么高的死亡率还需要后面的计划生育吗?不要被那些阴谋恐怖分子洗脑了!
因为以前饥荒只算死多少人,这次还要把少生的加上。
其实 60 年代的也没什么好争论的,认为需要争论的不是蠢就是坏
当时的重灾区为河南、安徽、四川的农村地区,尤其以河南信阳最为惨烈;其它回答已经有列举数据,冰冷的数据背后是痛彻心扉的现实。
实际上以当时全国的情况看,饥荒不至于如此惨烈,但农民连逃荒的自由都没有,再加上农业供养工业等,造成即使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对那段历史的看法也有很大的差异。对上述三地的农民意外的人口而言,饥荒的确是不存在的。
可能,在某些人眼里人口只是数据,至于人性?可能也并不存在
因为有用!
不仅是知乎,从 bbs 时代到现在到将来,这个话题都将是一个网络热门话题。
考证这个数量,可以用来打击异见者。
全国情况我不清楚,我就说我老家江西的情况。几年前亲问家里爷爷辈和曾爷爷辈的老人,回答都是那时候确实挨饿过,有刚出生的小婴儿夭折但那个年代新生儿夭折率本来就高。至于大人饿死我老家附近没怎么听说过,老人们只是说听说其他地方有饿死的。所以我也一直很怀疑这 3000 万的真实性。
我奉劝为三年饥荒洗地的人,还是再隐忍二十年左右再跳出来,亲历者现在还没死绝呢,岂能轮得到你们玩弄是非颠倒黑白?你们的洗地根本站不住脚,我不相信你们的 “推论,判断,猜测,逻辑”,我只相信爷爷奶奶口中亲历的那个时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争论?当然是因为亲历者还活着,这个朝代还没灭亡,还有大批或拿钱或愚蠢的洗地者,想用他们臆想的六十年代,去替代亲历者回忆中的六十年代,而亲历者回忆过于惨痛,不愿意就这样闭嘴罢了。
等到二十年后亲历者都一一仙去了,而本朝还在,那么自然争议就少了,洗地者就会逐渐占上风,直到下一朝,甚至隔代为本朝修史的时候,一切才会真相大白,历朝历代都是如此。
古代饥荒更多的在战乱和大灾时出现,象这种建国初期的还真不多。60 年代的饥荒七分人祸还是客气的,象这种因为人为造成的饥荒按古代的道统观念来说,皇帝下个罪己诏是起码的要求,哪有现在这种只有民间记录的。
先回答题主的问题,因为时间近,以及政治因素。
第二,吐槽一下某些比较厉害的人,只要民主和工业化就没有饥荒,这我倒是基本同意,但自由派和西方国家有这脸没?敢情爱尔兰人就不是人,一个个表示代议制就是民主,那我大英不民主了?
请管理员不要删我答案好吗?
质疑历史的可以看看下面这段解密内参
引用的是人民出版社的正式出版读物《告别饥饿 1978》,京东都可以买到,算什么政治敏感?
节选不贴了
争论的有很多,三反五反,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这些事实都是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捏造出来的,他输出了西方反动势力,企图发动颜色革命,和平演化。这些人猪狗不如抹黑中国,向西方取媚,代表人物有余华,崔健,杨继绳。这些人会被打入历史的耻辱柱。
孙经教授,名族栋梁,开创性的解决了三年自然灾害的人口问题,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发明了营养性死亡等专业术语,获得了与诺贝尔奖齐名社科类奖项
“感动中国”。
按人口五普数据,灾害之前三年出生的活到 21 世纪的平均每年 1783 万人,之后三年平均每年 2431 万人。除非有其他理由来解释,不然看这个数据很容易联想到灾害之前出生的儿童在灾害中减少。
1. 因为根本不止 3000 万,三千万是中央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给出的数据,而据 CNM 给出的数据,整个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有 1.2 个亿,比较中肯的数据是 43838438 人。
2. 再者是责任划分问题,二共,小粉红认定为全是毛的责任。美分认定为 ZG 的责任。毛左认定为刘邓的责任。
3. 将饥荒与大跃进混为一谈,用饥荒来全盘否定大跃进成功的事实。
其实当年饥荒哪有那么多饿死的,听老人讲也是说吃番薯叶最多,真要饿死人?根本没提过,真饿死了,能有你我?或者那些说饿死的,有人祖辈是从哪逃荒过来?真饿死没有逃荒的?我姥姥活到 90 多,一辈子住在祖屋,从来没搬过,我们地道的农村人,换个角度,我家人丁兴旺,祖父有 6 兄弟,如今健在 5 人,要真饥荒能养这么多?又不是没男的,6 兄弟哪。要我说,老一辈个个都是小粉红,都是坚决跟毛主席走的,听他们说,我要没学过都不知道闹过饥荒。讲当年的事,都只是说说,比网上和教科书里客观太多,现在一提到人民公社,生产队,什么吃不饱啦,什么出工不出力啦,打压农民积极性啦 blbl 一大堆,老人只是说到社里吃饭,和我们说到食堂里吃一个口气,然后我说奶奶,吃得饱吗,是不是会饿死人?老人说,人,也饿得死?大家都吃一样的东西,不都好好的?听得我想给自己一嘴巴。但老一辈的话不可尽信,我也非常确定他们确是生活在一个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非常深刻的认识到人民公社的错误,但错误就是错误,它不应该被掩盖或者夸大。老一辈有几句话,我是很有感触的,“有啊,那时什么没有,油条啦,虾饼啦,豆腐啦,番薯啦……"“以前的人谁不是吃得饱饱的,饭大口大口的扒,哪像现在鸡鹅鸭,饭都不吃两三碗。” 现在的人都说忆苦思甜,老一辈他们的回忆,却鲜少提到苦难,对于如今也没有多少赞扬和抱怨。在我看来,苦难已经渗入他们骨子里,然后他们面带微笑,挺胸抬头。PS: 真的是有感而发,写得这么长,后面有点偏题了,但还是想说,不要太小看了老一辈。一只可爱的小粉红,哈哈。
我认为争论这个问题的分两种人
一、因为官方没有确论而好奇的
二、找黑历史借此充当 “民主斗士” 秀优越
我认为第二种比例较大
争论 60 年代的饥荒和争论古代的本质上是不一样 争论 60 年代的饥荒政治性更强 并且可以更好的含沙射影
你看,民国的饥荒关注的人明显少于 60 年代
就像台湾讨论的是白色恐怖 大陆则是 “文革”
源于执政者不同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
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
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
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六——二七页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
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
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
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
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七页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
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
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
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
——《在中国共产党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九——二零页
●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
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
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
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
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
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
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的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人民出版社版第二零——二十一页
●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
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 “教条主义”。
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
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
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
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
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争议在于很多人没有一点历史常识。他们对于历史的认知又受到初高中历史教材很大影响,而初高中教材显然很多事实没有讲清楚。
官修教材《中国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王桧林主编,2016 版,描述如下:
“1960 年农村人口比上一年减少 1702 万”,仅仅是 1960 年哟。
多少人并不重要
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已
最近打扮成艰辛探索了
恨不能持三尺剑
1960 年的数字争议无法回避,但饿死 3000 万一说已经基本被否定了。
2011 年 1 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以下简称《党史第二卷》)正式出版。《党史第二卷》所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 29 年的历史,涉及诸多重大事件与人物,如土改、反右、文革、毛泽东、刘少奇、林彪等。关于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人物臧否,学界与媒体一向争讼纷纭。诸多热点中,尤其令我感兴趣的是书中对 1958 年至 1961 年,即俗称的 “大跃进” 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据的表述。
在《党史第二卷》中,有关 “大跃进” 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据是这样的:“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 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 1000 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 年有 9 个县死亡率超过 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有报道称这是 “首次披露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死亡人数为 1000 多万的官方统计数据”。此说遭到多位参与撰写此书专家的批驳。《党史第二卷》出版后,北京大学法学院巩献田教授即在互联网发表文章,援引孙景泽等人的说法,认为《党史第二卷》中关于“大跃进” 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据严重夸大,1960 年我国真实人口比 1959 年甚至还“增加 115 万”。
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 1997 年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 “‘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 一文,详细介绍了美国著名人口学家 A.J. 科尔(CoaleA.J.)教授、中国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教授的研究。两人以我国公布的相关年份人口普查资料和生育率为基础,科尔采用线性公式估算认为我国 1958 至 1963 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 2680 万,蒋正华则采用以历年生命表为中心,通过参数估计模型估算认为此时段非正常死亡人口为 1697 万。李成瑞认为科尔计算的个别重要数字与有关数字间存在着难以理解的矛盾,对其进行技术性修订后,按其计算方法,非正常死亡人口应为 2158 万,但两者相比,蒋正华教授的研究科学性更高一些。
所谓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 “饿死三千万” 的传言或许很多人都不陌生,在中国的一些自由派学者的大力推动下,该观点在中国学术界和舆论界流传甚广。这个问题之所以是重大历史是非问题,源于宣传此历史观的人欲借此否定毛泽东以及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的合法性,并进而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多年来,学术界和舆论界一直存在交锋,但近两年,“饿死三千万”的说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数学家孙经先经过扎扎实实的研究证明所谓 “饿死三千万” 只是谣言,在学术界和舆论界引发强烈反响。就连重要的历史见证人、93 岁高龄的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同志也为孙经先编著《还历史以真相》一书作序:《有力揭批 “饿死三千万人” 谎言科学研究 “三年困难时期” 人口真相》。
[巩献田:“饿死三千万” 是泼向中国共产党的一盆污水 - 乌有之乡网刊www.wyzxwk.com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3A//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3/05/301812.html)[李成瑞:支持批驳 “饿死三千万” 谣言 为孙经先《还历史以真相》一书所作序言www.szhgh.com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3A//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17-02-17/1310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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