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外嫁女，决心和村庄讨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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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农村，女性因婚姻关系变动而失去村民待遇的现象屡见不鲜，出嫁女长期遭受不平等的利益分配。她们无法享受社保补贴，被剔除股权分红的福利，甚至连土地和工作机会也被剥夺。

据统计，全国失地妇女占农业户口女性的21%，其中因婚姻变动而失地的人数超过2600万。张蕾与周鼎英所在的柏枝村，有两百位多女性及其子女失去村民待遇，他们中一部分选择争回身份资格。

出嫁后失去村民待遇

作为柏枝村土生土长的村民，张蕾却觉得自己活得像个“黑户”。

自从村里成立股份合作社后，每人每年的年终分红从200元提升至1000元，独生子女甚至可以分到1500元，但直到现在，张蕾和女儿一分钱都没拿到过。不仅如此，其他村民都具有的权益，张蕾一样也没有。她的社保挂靠在村里，但费用都由自己全额承担，村里的社保补贴（每年补贴40%，仅限一户一人），她也无缘享受。

张蕾曾细数这些年丢失的权益：适龄妇女的免费体检，独生子女的优惠政策，村委会的换届选举权……新冠疫情爆发那年，村里给家家户户都分了口罩，唯独她家没有。她无法参与村里任何权益的分配，也没有人通知她任何村里的事情，仿佛一个被遗忘的人。

位于湖北洪湖市的柏枝村，地处湖北第一大湖洪湖的岸边，作为历史悠久的鱼米之乡，其现代化的水产养殖业发展迅速，年生产总值与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也相当可观。出生于1969年的张蕾见证了家乡的崛起，自己却一点点被甩出这个集体，长期以“黑户”的身份在这里生活。

在张蕾的记忆里，乡村的童年生活足够美满。白天她和小伙伴一起放牛、游泳、挑水，晚上和哥哥姐姐一起玩“官兵捉强盗”。张蕾的父母都以种田为生，她从小便习惯了干农活，春天插秧，秋天收稻。小时候她曾以为，自己会永远属于柏枝村，柏枝村也会永远接纳自己。

图｜张蕾小时候戏水的地方，如今已经大变样

基于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地理条件，柏枝村很快不再满足于春种秋收的小农生活，这里开始大力兴办企业，大量田地被征收用于开办工厂，村民就是村办企业雇佣的第一批人。1986年，17岁的张蕾通过考试赢得了工作机会，去一家村办纺织厂从事行政工作，升任行政主管后，她管理着车间里的100多号人。

七年后，张蕾和另一位厂里的年轻人相恋结婚，老公是城镇户口，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张蕾的农村户口无法迁至城里，由于两人都在柏枝村工作和生活，她的户口便继续留在村里。张蕾没想到，结婚后一切都变了，除了户口，她不再拥有任何作为村民的权益。嫁出去的农村女人，突然间丢失了村民的资格。

结婚前，张蕾和其他村民一样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村委会换届选举权、医疗补贴、年终分配的物资等。但结婚后的第二年，这些都没有她的份了。去询问村干部，得到的回复是：“嫁出去的都没有分了，不只你一家。”以前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张蕾每次都参加，但婚后再没有人邀请她参加。

按照村里规定，只有男性可以分到宅基地，张蕾只能和老公租房子，一住就是三年。后来父亲出面替张蕾买了一块宅基地，只买到男性村民所分房屋的一半面积，房子位于村子边缘，是一般村民都不愿意住的地方。张蕾一家还是借钱把房子盖了起来。

失去权益和福利只是前奏，真正击垮张蕾的，是突然失去工作。2000年，村里有人提出村企行政岗位待遇高，应该由村民的儿子和媳妇担任，一个月内，所有行政岗位上的外嫁女全部下岗。张蕾感到既气愤又失落，“ 这么多年的努力都白费了。”

工作的十几年里，纺织厂并未替张蕾等人缴纳社保，开人也未给出补偿方案。张蕾联合其他几位下岗人员寻求补偿。最终，通过劳动局的仲裁，厂里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和下岗人员的工作年限，补偿了张蕾3600多元。

农村女性权益的流失，通常发生在婚姻关系变动之后，例如出嫁、离婚、丧偶，在许多地区的村规民约中，这类女性都被剥夺了村民待遇，男性却很少遇到类似的问题。据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统计，过去18年里，他们接到有关农村出嫁女权益受侵害的投诉达3000多起，涉及超过10万人。

比张蕾年长13岁的周鼎英，也是柏枝村村民。虽然从未离开过柏枝村，外嫁的周鼎英依然无法享有同村人的待遇，一家人仿佛是村里的“边缘人群”，“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却不是村民。”

自2007年开始，村里每一户都有一个集体补助社保的指标，但周鼎英家里始终没有。后来国家政策更改，周鼎英的年龄超标，无法自己购买社保，直到现在她也没有养老保险。周鼎英感到很委屈，“我活得还有尊严吗？一辈子一无所有。”

周鼎英无法理解，为何出嫁后自己身份就变了：“我小时候在村里上小学，长大之后在生产队劳动，嫁人之后还是留在村里做事，为什么现在不是村民了？”

2011年，柏枝村成立股份合作社，每个村民都能分配相应的股权，根据村里的经济收益，每年村民可以获得一定额度的分红，方案将外嫁女一律排除在外。周鼎英听说消息后，告诉了张蕾，两人都很不服气：“为什么连这也要把我们排除在外？”

柏枝村里长期遭受不公的七八位外嫁女相约，前去质问村书记：“男女平等是基本国策，为什么儿子有，女儿就没有？”对方回应：“这个不是我说了算的，是村里决定的。股份量化的方案一定要执行下去，你们怎么吵闹都没用。”

走投无路的张蕾一行人，决定求助司法局的法律援助中心。她们找到村里有相似处境的外嫁女及其子女，共有两百多人，最后真正参与行动的只有38位。

离开土地自谋生路

被迫从工作14年的岗位上离职时，张蕾31岁。后来，老公所在的工厂也由国营单位改制为个人承包，收入只够维持基本生活开支。家里盖房子欠下的两万多元债务还没还完，女儿读书也需要学费，以后的日子怎么办？张蕾不敢多想。

为了生存，张蕾尝试过卖保险、开麻将馆，都难以为继。最困难的时候，她连参加婚礼随礼的红包都只能找人借，每到月末家里经常只剩20多元，需要精打细算过完一周。一年除夕夜，哥哥给了张蕾300块钱，她当场哭了，“我怎么都到落这个地步了？”

留在村里没有出路。张蕾心一横，决定和老公去深圳打工，将9岁的女儿交给婆婆。在深圳，张蕾做过餐厅服务员，也做过百货公司的售货员，老公则在电器公司工作。刚去的那年，两人没钱回老家过年，就托开车的朋友将女儿带到深圳，过完年再请朋友将女儿送回老家。第二年夏天，张蕾回了趟老家，发现女儿长高了许多，常年缺席女儿的成长，令她感到十分愧疚。返回深圳的路上，张蕾一直在哭。

2009年女儿读初三，成绩从年级第一名直线下降。张蕾知道后非常着急，立马辞掉工作，回乡陪伴女儿。回到柏枝村需要自谋生路，张蕾找了份销售床上用品的工作，比在深圳的收入低了不少，一直做到女儿高考结束。

图｜张蕾现在住的地方，路面狭窄

自1986年耕地被集体收回后，周鼎英也开始离开土地寻找出路。她去服装厂打零工，后来服装厂倒闭了。跟人合伙开过干洗店，后来房子被拆迁了。她甚至尝试了开荒种地，地又被村里收回用来建房。

失去村民的待遇后，周鼎英一直没有社保，也无法申请低保，只能靠做小工赚取微薄的收入。一次在骑自行车去工地的路上，周鼎英不慎摔到，导致左手骨折，她向亲戚借了两千块做完手术，仍然落下残疾。近几年，周鼎英的类风湿越发严重，右手肿胀变形，连水都提不起来，几乎丧失劳动能力。老公在做零工时，也不慎被搅拌机搅断了三根手指。

图｜周顶英变形的手

夫妻俩勉力拉扯大两个儿子，一直没有存款，如今，周鼎英靠收废品维持生活。去年五月，她的大儿子患上肝管细胞癌，他们找遍所有亲戚，总算凑够了30万治疗费。想到自己经济上无力帮助儿子，周鼎英常常默默流泪。

事实上，失去权益的不只是外嫁女，也包括她们的家人。一位外嫁女的儿子虽然在村里工作，到了结婚的年龄，却被人嫌弃“没有村里的待遇”。即便不是为了自己，外嫁女们也想为了后代去争取村民资格。

争取村民资格

长期得不到村集体的回应，柏枝村的外嫁女们决定求助法律。请律师的费用大家共同承担，资金由专人保管，还有人负责记账，大家各司其职，纪律严明。

外嫁女们普遍只有小学学历，张蕾是初中学历，又去深圳打过工，见过世面，渐渐成为这群人的主心骨。她开始学习电脑以及相关法律知识，将一些成功案例跟大家一起分享，等女儿高考结束后，她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法院很快驳回了她们的申请，“这件事立不了案，全国都是这样子。”几人只好调整计划，去找相关部门解决问题。

图｜出嫁女在相关部门申诉

四处奔忙的过程中，张蕾发现，全国范围内失去村民待遇的出嫁女并不少。根据全国妇联每十年对妇女社会地位的调查数据，2010年失地妇女占农业户口女性的21%，较2000年提升11.8%，其中因婚姻变动而失地的占27.7%，人数超过2600万。

外嫁女的行动成了柏枝村的大新闻，村民对她们的态度也随之发生转变。一些以前见了张蕾会打招呼的人，现在看见她转身就走。村民在背后的议论也传进她的耳朵：“不要脸，嫁出去了还找娘家要东西。”张蕾听了很难过，整晚整晚地失眠。就连父亲一度也不支持她，说“容易得罪人”，张蕾却不服气，“宪法规定了男女平等的原则。”

每次找完相关部门，张蕾得到的回复都是“村民自治不能干预”。2013年冬天，她们决定去北京，结伴上路的总共7个人。到了北京，她们住在50元一晚的地下室，当晚聊起多年的境遇，大家抱作一团，哭了很久。几人在北京找到了信访局，但问题又回到原点：“这个事情我们管不了，你们去找当地的法院。”

求助无门，张蕾等人找到了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千千律师事务所从2004年开始代理这类案件，至今仍每天接到求助电话，该律所代理了其中200多起案件，近九成遭遇败诉或是不予受理。

“法院往往以村民自治为由，将问题推回给村集体解决，导致‘ 外嫁女’的问题进入死循环。”该律所的律师林丽霞表示，“由于国内缺乏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法规，集体成员身份问题已成为解决此类纠纷的最大障碍。”林丽霞根据自己多年来帮助农村妇女土地维权的实践，对成员资格认定的法定条件提出建议：“户籍应作为唯一的必要条件。”

2015年6月，柏枝村外嫁女案正式立案。庭审前，张蕾骑着自行车去附近的村子拜访各地的外嫁女，一方面了解她们的近况，一方面鼓励她们维权。那段时间，张蕾经常忙到凌晨3点，其他人都陪着她，“这时候真的是姐妹同心。” 三个月后案子开庭，柏枝村的许多村民也来到法院，当庭谩骂外嫁女，其中很多都是村里的媳妇。

官司打了四年，最后的判决是：由政府解决。外嫁女们心灰意冷，有三分之一的成员选择退出。如今，柏枝村里还在坚持行动的外嫁女只剩11人。张蕾至今仍未放弃，她拿着法院的判决书，重复着从前的流程，从村集体、街道办一直找到市领导，但总是等不来明确的结果。

最近，一向支持张蕾的老公突然对她说，“你们该走的路都走了，还是算了吧，不值得。”张蕾说，“我不会放弃。”

*文中部分受访者信息有模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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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蒲潇

编辑 | 孙雅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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